国际教育资本（精选5篇）
国际教育资本 篇1
由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日益高涨, 海外资金呈现从中国撤离迹象, 中国的本土资金也在不断在海外寻找投资机会, 并且频频得手。
一个中国的财团买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农场——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卡比农场。卡比农场占地9.3万公顷, 面积相当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位于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交界处。支持方表示, 这项交易将确保澳大利亚最具有标志性农场的前途。可是批评人士担心, 这将是向外国人变卖澳大利亚农业瑰宝的开端。
中国对澳大利亚农业, 包括奶制品工业的兴趣越来越大, 以确保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食品供应。澳大利亚南部的岛州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曾经表示, 欢迎中国的农业投资。
在批评人士哀叹向外国出售卡比农场的同时, 卡比集团前总裁、曾经管理昆士兰资产的基思·德拉齐表示, 人们应该更多地支持外国投资。北京和堪培拉都在想办法让富有的中国投资商来参与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农业开发。
国际投机资本搅动中国 篇2
货币的贬值压力可以引来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升值压力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国际投机资本最偏爱、最熟悉、最方便运作的领域。
近三年来，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价格的猛涨让不少人开始怀疑可能有外资进入房地产领域兴风作浪；最近一年，中国股票市场迅速攀升，让人们再次对外资流入股市产生联想；而通过分析最近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也可以窥见某些外资流入的端倪。
国际投机资本是赤裸裸的逐利资本
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的专用名词，本来是描述货币与资产之间转化的方便程度。完全的流动性自然就是指现金了，因为它可以最方便地转化为任何一种资产而且不会受到任何价值损失。因此，当我们说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性过剩时，讲的就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充满了迫切寻找最大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这就好像一旦我们把钱投入股市，我们最迫切的就是要找到一只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股票一样。当然，在广义的国际资本市场上，投机资本的投资范围更大，而且由于这些资本难于统计，行踪诡秘，常常让人难以察觉其流向。至今，人们只能从上个世纪末美国的新经济股票泡沫、到此后的石油价格飞涨中隐约揣测到它们的行踪。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依然以最典型的资本特征呈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惟利是图，不计后果！在它们身上，货币资本流动性强的特点也表现得最突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今天，它们可以迅速涌入一个国家，在获得最高回报后又冷酷无情地迅速离开，哪怕给当地留下一片狼藉和灾难。因此，这些投机资本又常常被形象地称为“热钱”，迅速投机获利并完成倒手撤离。从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3年摩根斯坦利在香港股票市场的疯狂炒做、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无一不是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灾难。尽管在危机发生以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就已经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但毫无疑问的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冲击，这些问题和隐患可能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凸现而造成巨大的波动，甚至还有可能在此后的发展中被逐渐化解。
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资本与跨国公司的实业资本在投资项目选择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行业范围。尽管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实业资本投资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实业资本对行业外的投资一般都非常谨慎，前期一般会做比较深入的行业市场调研，而且决策以后投资的相对规模较小，一般属于直接投资，投资期限也比较长，其目标往往是提高在资本流入国某一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因此在投资初期，为了在当地市场树立品牌，建立营销网点，往往有承担亏损的准备，而市场占有率的目标达到以后，与资本流入国经济的融合程度相对也比较高，常常可以带动当地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提高。相比之下，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虽然在进行投资前也会进行长期的宏观形势判断和跟踪，但是一般属于大规模的间接投资，由于投资目标是以短期金融市场盈利为主，相对简单，而且要把握市场时间，因此决策比较迅速，投资期限短。由于投机资本是以追逐短期市场盈利为主，因此对资本流入国实质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投机资本兑现之后的迅速撤离，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和损害远远大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
当前国际资本的可能动向
敏锐捕捉东道国金融市场机会是投机资本的核心，因此尽管它们的事前分析重点也离不开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但是其盈利点却在于短期的市场波动。1992年的英镑危机如此，1994年和1997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世纪之交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和近年来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价格波动也是如此。而且，出于资本不断追逐利益的本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热钱也会不断寻找新的投机机会。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失衡、美元不断贬值、欧洲经济增长依然相对乏力的背景衬托下，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的调整，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逐渐引人注目，良好的经济增长预期空间和投资机会也开始吸引国际投资者的注意。尽管与欧洲快速发展、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亚洲资本市场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恰是这种预期收益和风险也提供了诱人的机会。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使得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已经成为一种市场预期，似乎也为投资亚洲资本市场提供一定的保险系数。因此，如果说从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到欧洲的资金主要是以稳健投资为主的话，那么流到亚洲的资金则更多地具有投机性。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亚洲国家的货币也真的开始升值了。市场预期的迅速兑现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本身又是与市场投机密切相关的。
尽管当前亚洲货币面临的是升值而不是贬值的压力，但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普遍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贬值压力可以引来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升值压力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看好经济增长而大量流入，导致国内出现经济泡沫、货币升值打击出口，从而最终使经济基本面因素恶化，外资抽逃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国际投机资本与跨国公司实业投资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明确的行业范围。作为赤裸裸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它们以股权投资为主，只要发现某国存在可以盈利的行业，就会大规模涌入。一般来说，由于房地产项目以银行贷款为主，不需要全额的资金投入，具有明显的财务杠杆效应，使得实际资本收益率一般很高；而且，房地产供给相对有限，经济增长以后往往可以导致房地产价格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上涨，因此，房地产投机虽然期限比较长，但投资收益相当可观。从新兴市场的经验看，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的形势以后，股票市场就会随之上涨，而且相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国际投机资本在股票市场上进出更加方便，炒做由公司预期收益决定的股票价格也更具有想像空间，上涨也更容易。因此，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国际投机资本最偏爱、最熟悉、最方便运作的领域。
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中国的渠道
显然，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是以资本项目开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资本流入国允许国际资本以直接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的名义流入国内，这些国际投机资本才可能方便地流入流出，完成投机性投资的全部过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不少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解除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1992年英镑危机前的英国、1993年的香港、1994年的墨西哥情况也大体类似。
国际资本大鳄来华当菜贩 篇3
继养猪的高盛、产奶的软银之后，来我国农产品市场投资的国际资本大鳄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卖菜的黑石。
日前，以黑石牵头的国际私募财团已经向地利控股投资6亿美元。而成立地利控股的目的就是以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等批发市场为依托，构建一个遍布全国的蔬菜及农产品批发物流网络。
黑石的这番动作，不由得让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德钧竖起了大拇指。“国际资本大鳄的眼光真准，真毒。”6月24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实际上，中国农产品流通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农产品物流与批发市场建设都急需投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类农产品市场已经发展到4.5万多个，其中批发市场4500多个，年交易额近2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粮食、蔬菜类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超过30%，畜产品、水产品超过50%，水果近90%，40%以上农产品实现跨省消费。
看似辉煌的背后，却存在着巨大隐忧。在我国, 初级农产品上市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加工产品与非加工产品的比值非常低，仅有0.5∶1，而发达国家为3.5∶1。日本、欧美90%以上的蔬菜都是经过商品化加工后才进入流通领域的。
“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已从数量快速扩张阶段转变到稳定数量、提升功能、创新方式的新阶段，此时正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如今国家已经开始对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予以资金等多方面的扶持。海外资金的投入可以说是正当其时。”黄德均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在接受采访时则指出，外资投资中国蔬菜业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农产品行业的投融资困局。国内风险投资者不但数量少，而且大都目光狭隘，只盯着眼前利益，对房地产等短期获得暴利的产业投资过多，而对蔬菜等农产品长线产业缺乏洞察力。
相比之下，外资投行拥有国际专业人才，从国际经验与发达国家产业成长规律中更容易判断哪些产业值得投入，重视长线投资与产业培育。
外资的大范围进入还表明了一点，农产品市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价值洼地了。“虽然分散经营农业利润低，但规模性投资利润很高，投1元可以赚到0.6元。”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曾通过媒体表示。
“两亿多的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生产规模很小，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售地产业链十分漫长，导致批发商从农民田间收购的蔬菜价格极低，城市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又十分高昂，批发、运输等环节存在暴利。比如，去年曾出现广西蕉农被迫几分钱一斤出售香蕉，而北京等销售地的市场价格还是每斤2至3元。”郑风田说。
“希望‘黑石们’的进局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带动我国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黄德均如是说。他还表示，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门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资和外资都可以尝试进入。
国际教育资本 篇4
（一）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复苏，发达国家的FDI主导地位有所加强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了16%，为1.23万亿美元。2015年FDI流入总量跃升了38%，达1.76万亿美元，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猛增至2015年的7210亿美元，是2015年全球FDI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已公布绿地投资项目也达到7660亿美元的较高水平。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FDI流入量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962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比重从2014年的41%猛增到2015年的55%。欧洲的FDI流入量增长强劲，美国则在2014年的历史低位基础上翻了两番。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总量增长了9%，达到7650亿美元的新高。在全球FDI流入量排名中，前10大东道国中发展中经济体继续占据半壁江山。2015年，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增长了33%，达到1.1万亿美元，但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40%。主要发达区域的表现有所不同：欧洲的对外投资增至5760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北美的对外投资量与2014年基本持平。
（二）全球FDI的行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服务业FDI进一步上升，国际生产继续扩张
第一产业FDI大幅减少，制造业FDI有所增长，服务业FDI增长趋势仍在继续。受2014年中期以来初级商品价格大跌的影响，石油和采矿行业的跨国公司大幅消减资本开支，而盈利的减少则影响了其利润再投资的规模，因此，第一产业的FDI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由于制药等行业一些大规模交易的出现，制造业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金额的比重提高到了50%以上。
从全球FDI存量看，服务业占比继续保持在60%以上。2001年，服务业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重为58%。2012年，服务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63%，几乎是制造业的占比（26%）的2.5倍，是第一产业的占比（7%）的9倍。由于服务业占全球附加值的70%，因此，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
尽管全球经济复苏仍有不确定性，国际生产趋势在2015年继续加强，多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的国际生产有所扩张，销售额和附加值分别上涨7.4%和6.5%，就业人数达到7950万人。外国子公司在东道经济体的经济业绩有所恶化，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从2014年的6.7%降低到2015年的6.0%。排名前100位的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因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所下滑，但就业人数仍在增加。受影响的行业有石油、天然气和采矿业。货币波动和需求减弱也使相关企业受到影响。2015年，排名前100强的非金融类企业的外国资产下降了4.9%，超过2014年的1.8%，销售额下降14.9%，尽管就业增加6.4%。由于跨国公司国内业务运营良好，海外份额在总资产、销售额以及就业中的比重降幅在1.4%—1.7%之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表现出更多活力。每年，退出和加入前100强的企业数量呈动态变化，石油企业竞争力仍显不足。2014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海外经营活动日益扩张，其海外资产、销售额和就业分别增长11.2%，6.6%和2.2%。2015年的数据（未出）可能显示出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趋势一致。
（三）主要发展中区域吸引外资在2015年出现分化
亚洲的FDI流入量增长16%至541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主要是由东亚（如中国和中国香港）和南亚（如印度）的强劲表现所推动；非洲的FDI流入量在2015年下降7%至540亿美元。北非FDI出现增长，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特别是西非和中非）FDI大幅下降。初级商品价格暴跌使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非洲国家在贸易、投资和国际收支等方面都面临严重冲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FDI流入为1680亿美元，与2014年基本持平；南美洲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不景气等原因FDI下降；相比之下，制造业外资增长使中美洲FDI流入表现良好；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量进一步下降到约10年前的低水平，初级商品价格下跌、国内市场不景气、限制性的政策措施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都对外资流入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经历2015年的低迷后，预计FDI将小幅增长。
（四）全球FDI将于2016年下降10%—15%，之后恢复增长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总需求持续疲弱，初级商品出口国经济面临困难，跨国公司利润水平下滑，以及政府出于反避税目的对反转交易采取更严格的政策措施。中期看，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回升，全球FDI有望于2017年恢复增长，在2018年达到超过1.8万亿美元的水平。贸发组织2016年的调研显示，跨国公司高管对2016年国际投资的整体预期并不乐观，之后两年则有所改善。2016年前4个月，全球跨国并购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2%，预示了全球FDI的下降。跨国并购下降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部为限制反转交易所采取政策措施的影响，该措施已经使得美国辉瑞制药与爱尔兰Allergan不得不取消了两者间高达1600亿美元的合并。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了4%，达127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在大规模海外并购浪潮推动下，中国已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的主要外资来源国。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加速，对外投资存量排名有望上升到第6或第7位。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产能合作在“投资合作”层面高度关联，但二者内涵并不具有很多重叠性、重合性和关联性。国际资本流动考察全球、地区以及双边投资政策、制度和投资者身份识别等宏观、中观层面的共性问题及其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旨在研究制定新一轮全球统一的投资协定，虽然涉及微观企业发展问题，但着眼于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国际产能合作与上述问题相关，但更多关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运作为特征，以生产网络建设为核心、以提升地区和全球价值链、重塑贸易投资格局为目标的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研究的是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相关的宏观、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问题。从规则层面看，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关注全球层面的议题和规则，国际产能合作更多从双边和区域规则入手，服务和完善全球投资规则。
（一）从政策维度看，趋势性开放与适度保护兼而有之
大多数新的投资政策措施都致力于推动开放和促进投资，与我国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相向而行，但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涉案比例提高，显示了其加强保护、自建后花园的利己主义，对我国向发达国家转移优势产能或可形成壁垒。2015年，85%的政策措施旨在扩大开放、促进投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新引入的限制性措施和规定主要反映了对战略行业中外国所有权的担忧。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仲裁案数量继续增长。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涉案比例提高，达到了40%，反映出发达国家一方面极力倡导排他性的TTP/TTIP的投资自由化，又在成员选择、议题设置及投资冲裁方面嵌入保护其跨国公司利益、自建利己后花园的新态势，为我国向发达国家转移优势产能增加了制度壁垒。
（二）从国家安全审查维度看，概念的模糊性隐含了执行的“随意性”
各国对“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具体立法和政策实践不同，涉及的措施从明确的投资限制到复杂的审查机制，有时则涉及宽泛的定义和广泛的适用范围，审查的内容不同，其要求潜在投资者提供的相关信息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不同，执行时具有“随意性”。上述不一致带来的结果是，对于从事相似甚至相同的经济活动，外国投资者可能在不同的国家面临完全不同的准入待遇。另外，行业方面的准入条件一般是清晰、明确的，但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限制则往往具有不可预见性，从而为投资保护主义提供了可能。在投资自由化盛行的当下，各国对待资本流入及其投资合作，似有开大门关小门的倾向，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以深化投资合作为主的国际产能合作平添很多变数。
（三）从国际投资体制改革进程看，需要产生多方受益的贸易投资新规则
各国已就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领域和方法达成共识，审查了各自的国际投资政策以及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制定了新的投资协定范本，并开始就签订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各国继续签订新的高标准投资协定，同时也梳理、修订或重新谈判现有的数量庞大的国际投资协定，提高协定的质量和水平。国际投资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区域投资政策及规则的协调与整合，着手解决当前国际投资体制日益碎片化的倾向，推动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逐步形成。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恰逢历史机遇，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参与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利他全球化进程，书写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人口成长及贸易投资政策和制度建设，丰富和完善为多方受益的贸易投资新规则。
（四）投资者的国籍身份识别重要且复杂，专业化精细化管理不可或缺
国别及国际投资政策经常需要区别对待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在国家政策层面，对外资企业的最大持股权进行限制的投资政策相当普遍。80%的国家至少在一个产业对外资有股权限制，发达国家为90%，发展中国家为76%。服务业，特别是传媒、交通运输、通信、公共设施、金融以及商业服务业，对外资的股权限制相对更多。在国际投资政策层面，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一般都对来自协定成员国及非协定成员国的企业区别对待，即协定在投资者保护及其他方面提供的好处，理论上仅限于协定成员国企业。在国际投资所有权结构日益复杂、投资者国籍日益模糊，以及所有权和控制权背离更加普遍的情况下，一些政策和法规在执行和操作中缺乏实效，对产能合作提出了专业化、精细化管理要求。
（五）对中国资本走出去影响最大的是各国的安全审查政策
中国企业大规模增加对外投资，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强化了其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政策。在正常情况下，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仅仅需要常规审批，不会引致安全审查。美国的安全审查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海尔并购美国家电生产商美泰克，西北有色并购美国优金公司，及沸沸扬扬的华为案，等等。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相对开放，但最近也收紧了对矿业投资的市场准入。澳大利亚希望外资占股比例下降，对澳大利亚主要矿业公司的投资比例应低于15%，对新的矿业投资项目也不能超过50%。
三、思考和建议
（一）研究投资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特点、重点，为产业资本走出去提供精准服务
近些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部分出于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疑虑，纷纷调整了有关政策，加紧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这在当前给中国的对外投资带来了一定困扰。为促进以投资合作为重点的国际产能合作，各国政府需要在国家安全审查的政策空间与审查程序的透明度及公正性方面作出恰当平衡，降低各种形式的投资保护主义对资本流动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不利影响。国别投资政策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成为我推动投资合作的重要考量和实施依据。
（二）签署更多高水平的投资协定，促进投资便利化
目前，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体系尚未建成。未来既是全球投资体系面临重大改革时期，又是中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全球投资协议谈判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提高议题设计和参与谈判的能力，不仅要更加注意保护中国对外投资的当前利益，而且要统筹兼顾，制定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具有动态优势的投资规则，保障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在国家层面吸引外资的政策体系中，应更加重视投资便利化，使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与完善国际投资协定内容中的投资便利化相向而行。
（三）在投资自由化及监管之间寻求适度平衡，确保外资流入得到保护
从平衡投资自由化和投资监管角度建议：一是提高信息披露要求，更好地掌握投资的最终所有者。二是重新评估基于所有权的国内及国际投资政策的作用及效果，在可行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其他政策，如竞争、税收、产业发展政策等，代替对外资企业股权进行限制的政策。三是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引入新的条款，如“利益拒绝条款”、“实质性商业活动条款”等，防止通过外国投资者利用空壳公司或复杂的所有权结构滥用获取国际协定给予的权利。四是加强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有关“实际控制”、构成实质性商业活动的标准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在甄别投资者最终所有者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四）关注国别投资政策取向、行业和地区要求，为产业资本走出去提供市场准入和行业指导
青岛银行成功登陆国际资本市场 篇5
青岛银行本次全球共发售9.9亿股，其中9亿股为新股；每股发行价为4.75港元，公司集资总额为42.75亿港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推动该行业务持续增长。按集资净额计，青岛银行是青岛市融资规模最大的IPO，为山东省有史以来融资规模前三位，青岛银行也成为山东省首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银行。
此次上市，青岛银行已引入瓴睿一带一路投资公司、Keystone Group LTD.、济南滨河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6名基石投资者，共认购总额约32.23亿港元的发售股份，约相当于68.5%的发售股份。基石投资者中包括互联网借贷平台LendingClub的联合创始人苏海德，其所持合资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20.2%，或2亿股。
作为山东省最大的城商行，青岛银行经过19年的探索与努力，以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依托，转变粗放的经营模式，提升资本管理水平，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扎根半岛蓝色经济区，辐射山东，加快特色化经营、跨区域经营，探索出新时期城商行创新发展的新思路。目前，青岛银行已在济南、东营、威海、淄博、德州、枣庄、烟台、滨州等地设有8家异地分行、近90家网点。截至2015年9月30日，青岛银行的总资产近1，800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达至36.25亿元人民币，相比上年同期增长8.6%，资本充足率为13.15%。2012年至2014年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23.0%，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27.5%，不良贷款率为1.27%，核心监管指标均表现优异。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15年公布的世界千家银行排名，青岛银行按2014年末总资产规模排名第434位，连续两年入围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银行500强，连续4年荣获“金融奥斯卡”一金龙奖，连续8年被中国银监会评为全国最好的银行（监管评级二级），先后两次荣获金蝉奖、金钻奖等奖项。
招行并购金融三方向齐发力
“中国也已进入并购时代。”招商银行副行长唐志宏在近期举行的“新常态新并购”2015投资银行高峰论坛上指出，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招商银行副行长赵驹在论坛上也指出，从全球看，今年并购业务规模已经有4万亿美元，超过了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水平。从国内看，无论是中概股回归还是跨境并购，今年国内的并购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超历年。
基于此背景，招行正加紧发力并购金融，特别是近期火热的中概股回归业务。
今年并购行为在资本市场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多的动能，尤其是受境内外市场估值差异、境内人民币贬值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特点更加明显。
招行并购金融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并购、国企改制、跨境收购三大业务方向。据招商银行投资银行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招行并购金融经过6年积累，已由单一的并购贷款业务发展为三大业务方向、十大业务模式的成熟体系，通过境内外一体、股债式混合的创新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结合境内外资本市场不同的融资特点，针对性地满足上市公司的横向并购、纵向整合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企业“走出去”和“退回来”等大型复杂跨境交易的融资需求。
2013年，招行承做了全国首单私募基金SPV并购贷款，开始建立并购创新型银行的市场口碑；2014年，上市公司等各类并购基金兴起，招商银行快速响应市场，分别建立了表内与表外承诺式并购基金模式。而2015年则发力于中概股回归业务。
据介绍，招行总行目前设有专门团队贴身服务于并购核心客户，并协助客户境内外联动搜寻标的，量身订制收购、融资一系列配套服务方案，并快速高效推动项目实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