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共12篇）

金庸小说 篇1

金庸喜欢在文章中玩小把戏, 乐在其中,无伤大雅。

《 碧血剑 》 中有温家五兄弟, 所谓温家五老,名字分别是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 温方施、 温方悟。 看似文雅, 第一个谐音“大”,后面四个,也不过是数字的谐音。 五老之外,还有一个温方禄。

高级一点的玩笑或能暗示更多。 读《笑傲江湖》,一开始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对小师妹岳灵珊一往情深的痴爱, 但自洛阳绿竹巷起,另一位姑娘出现,身份高,本事大,救助令狐冲,好比观音下凡。 待到这位神秘女子的芳名揭出,你立马明白,岳灵珊这姑娘再好,也没戏了,人家任大小姐才是令狐冲的“真命天女”。 即使不借助让碍事人物突然死掉的俗套,岳灵珊也肯定玩完。要说玄机,却很简单。 金庸先生用《老子》中的文句给人物取名,令狐冲和任盈盈,出自《老子》第四章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冲和盈,一虚一实,本是一体———人家是天生的两口子。 《笑傲江湖》的这个大悬念,算是给我一早破了。

金庸命名人物,有两个常用手段。 一是把现成的古代人名换个姓,听上去就非常典雅。 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殷野王,用野王为名,绝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 顾野王是南朝著名的文字学家,《玉篇》的作者。 同理,《侠客行》里有个武功很高的怪人谢烟客,“烟客”是清初大画家王时敏的号。 芥川龙之介改写中国故事《秋山图》,一开头就是“王烟客”。 张无忌的“无忌”二字大名鼎鼎,先有魏国公子无忌,后有唐朝的长孙无忌。 古人的人名对联说:“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魏无忌,长孙无忌,你无忌,我也无忌。 ”金庸先生当然是百无禁忌的。 《神雕侠侣》里还有一个李莫愁,情形类似。 莫愁作为女孩的名字,历来为文人所喜欢,林语堂的小说里,就有一位姚莫愁。 更为人所知的是杨过,借用了南宋词人刘过之名。 刘过字改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这是《左传》里的金言。 《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给杨过取名的时候,就娓娓动听地讲了一番改过的道理。

换姓是最简单又绝对讨好的方法,近现代的人物,但凡名字比较讲究的,多半能在古代找到同名同姓的。 最近的一个发现是,宋代有个男子,叫凌叔华。 唐朝诗人高适字达夫,胡适得其名,郁达夫得其字,各得其所。 钱锺书学问渊博,《围城》两大男主角,名字也是这么来的:方鸿渐,唐朝有茶圣陆鸿渐,《聊斋》里有张鸿渐;赵辛楣,清代有大学者钱辛楣。

第二种情形是名字虽普通,故意用少见的复姓,也能造成古色古香的效果。公孙谷主叫公孙止,女儿叫公孙绿萼。 换为常见的姓,唤作张止、刘绿萼,光彩顿时消失。 当然,《射雕英雄传》等书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人物,他们用复姓理所当然。 而且金庸的小说并不靠这个立足,不过添些助兴的小道具罢了。 不像末流的武侠小说,人物竟然全都是这种姓, 真是“姓不惊人死不休”了,也可见如何的黔驴技穷。

金庸早期的小说,手法略显生涩,人名也不那么讲究。 《碧血剑》的男主角叫袁承志, 女主角叫青青,太普通,太像今天的人名。 蛮夷女子一直是金庸喜欢拿来添加奇情异景的道具,从《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到《笑傲江湖》里的蓝凤凰,越写越生动。 蓝凤凰的名字, 有声有色,闻名如见其人。 但何铁手不好,过于直白,不像女人的名字。 后来袁承志嫌它不雅,改为谐音的何惕守,更加迂腐,难看又难听。

《天龙八部》中的人名都简单清爽,段誉萧峰,一文弱一刚勇,名字的音调亦然。 钟灵和钟万仇,钟是专注汇集之意。 钟氏父女的名字可就好玩了:钟灵,集灵秀于一身;钟万仇,所有倒霉事都让他摊上了。 阿碧、阿朱、阿紫,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是地道的江南风味,而且是南朝乐府中的江南风味,清秀无匹。 木婉清,“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但因为姓木,脾气有点儿怪(书中段誉初闻其名,称赞道:“水木清华,婉兮清扬。”为了扯上“木” 字,杂凑出两句,其实上下句不相干)。 王语嫣是“嫣然一笑”变成了“语笑嫣然”,她虽然漂亮,却不苟言笑,反而像个老学究。 《笑傲江湖》中的人名无一字无来历:岳不群用《论语》典故,向问天直接搬用屈原的篇名,任我行含赞赏之意,左冷禅则全是讽刺———又左又冷,偏说是禅。 左冷禅送到华山派当卧底的劳德诺,人既不堪,名字也古怪得很,念之绕口,像翻译过来的洋名。

不过,《笑傲江湖》里的人名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疏漏。 武当派的掌门,叫作冲虚道长。 “冲虚”二字,自然还是出自《老子》,出在令狐冲、任盈盈得名的同一章。 “冲”的意思就是虚。俞樾解释说:“‘道盅而用之’,‘盅’训‘虚’,与‘盈’正相对,作‘冲’者,假字也。”道教人物,用冲虚为名,可以说再好不过了。 但有一个问题:冲虚这个好名字,已经被征用了。 占有它的人,是道家的大人物———列子。 唐朝崇尚道教,认老子为祖宗。 天宝元年, 唐玄宗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被尊称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人,《列子》被尊称为《冲虚真经》。 后代的道士,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好冒用祖师的尊号。 金庸先生好像特别喜欢这两个字,《侠客行》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石清夫妇的同门,上清观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道士,也叫冲虚。

这个问题,就像宋人吃辣椒一样,大概被金庸先生忽略了。

(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金庸小说 篇2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正气凌然，英雄本色，但人一旦凭自己的来判定他人的善恶，那将使社会形态陷于危机。

一言既出，死马难追。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一见尼姑，逢赌必输。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为甚么你就甘心受我棍骗？因为你心中喜欢我，是不是。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金庸小说里的成长 篇3

这个激动的情绪持续到“传剑”一节，仿佛激流之中忽又翻出一层巨浪，一个注定的高潮时刻到了，惊喜的感觉席卷而来。我至今清楚地记着读到这节文字时的情形—当时我躺在床上，正为令狐冲被罚上玉女峰愤愤不平，因岳灵珊移情别恋而耿耿于怀。情境转移，田伯光的出场引出风清扬，令狐冲进入习武的高峰体验。写作此节时，金庸仿佛神灵凭附，在恩怨纠葛的世情之外另辟出一片天地，成长的环节丝丝入扣，清冽的气息在书中流荡。此前的心理阴霾一扫而空，一个明亮的世界铺展在眼前。读完之后，我从床上爬了起来，一边振奋地重读，一边把风清扬的话抄写下来。后来翻看抄写记录，发现我把“放他妈的狗臭屁”之类的话也郑重地写在了本子上。

这真是阅读中难得的惬意时光，此前储备的经验和知识似乎全部调动了起来，在跌宕的情节中贯穿为一体，世界如同被清洗过一遍，街道山川历历分明，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很幸运，我跟着金庸笔下的令狐冲经历了这样一次神奇的旅程，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金庸小说里人物的成长。

不算没有列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越女剑》，除去人物出场时武功级别即已定型、以江湖恩怨为故事核心的《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和《连城诀》，金庸十五部小说的其余九部，都有人物成长的线索，写作也有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

开始写成长，金庸走的是典型“气宗”路线，讲究内功为主，招式为辅，走逐步提高之路。表现在作品里，则是人物先把武功基础全部打好，为未来准备好一个完满的自我，才去江湖历险。《碧血剑》的主角袁承志，天资卓绝，拜“神剑仙猿”穆人清为师，修内功，练剑术，同时随木桑道人博习暗器及其他杂项。又偶得金蛇郎君所留秘籍，习而有成，武功正邪兼备。十年后学成下山，江湖几无对手。大概嫌作品连载时为袁承志准备的武功还不够周全，在他遇到困难时，金庸还顺手把此前疏漏的部分补充进来：“当年穆人清传艺之余，还将当世各家武功向承志细加分拆解说，因此承志熟悉各家各派的技法招式。”“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如此预先设置充分的成长，颇有“先学养子而后嫁”的味道，缺了先进于礼乐的洪荒气息，显得太过精巧。

与《碧血剑》相似，《飞狐外传》、《侠客行》里的成长，依然单线直进，缺少曲折。胡斐聪明颖悟，凭一本刀谱，练成其父胡一刀留下的“胡家刀法”；石破天性情淳厚，凡事逢凶化吉，最终因不识字而练成奇功“侠客行”。主角或凭禀赋，或因天性，得逢奇遇，心想功成，成长看不出层次，吸引人的，是作者把“弱而强，愚而智”的传统智慧用在小说里的巧思。

这三个作品篇幅都嫌不够长，以超长篇擅场的金庸，还未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见识，小说已匆匆结束。要到那些长篇巨制，金庸小说里的成长故事才几乎个个精彩。

成长的魅力在金庸作品里初试啼声，是《射雕英雄传》，武林人物不断递进的技艺层级，第一次在金庸小说里充分展现，原先以混沌整体面貌出现的江湖，也变得层次分明，仿佛白光经过三棱镜折射，一旦异彩纷呈。出场各具异相的江南七怪，至丘处机出现，顿时相形见绌；而当桃花岛逐徒梅超风登场，仙风道骨的丘处机，光彩便为之一暗；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渐次亮相，大匠宗风，渊渟岳峙，此前登场的人物，立刻风神尽失，整个江湖的景深也随之变化。郭靖的成长，就是在这样一个层级不断递进的江湖中。

郭靖天性淳厚类乎石破天，却并不总能得无心之福。长于大漠，天生神力，随哲别（蒙语“神箭手”）学箭术，迅速成就，转而习武，却扞格难入。各怀绝技的“江南七怪”倾囊相授，但六人（七怪中一人早逝）武功花样繁多，且多有奇技淫巧，郭靖心思单纯、性格拙诚，恰与此路数背反，不免动辄得咎。幸遇全真首子马珏，根据郭靖性格，授以正宗内功。内功培植获益虽慢，但勤于练习，不陵节而施，总能不断进步，郭靖得以踏上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

此后，机灵的黄蓉半逼半诱，明睿的洪七公半推半就，蒙在鼓里的郭靖糊里糊涂学了“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思想根源是儒家，内则至刚至阳，外则大开大阖，正与郭靖偏于儒家的朴实诚笃性情相投，因而习焉有成，得以进入武林高手之列。再之后，郭靖去桃花岛，与“老顽童”周伯通结为兄弟，学得“双手互搏”—一种心思单纯的人才容易学会的武功。又因周伯通逼迫，阴差阳错地背熟武林秘籍《九阴真经》，日就月将，终于在《神雕侠侣》中练成，卓然成一代武学宗师。

郭靖的进步路线，是气宗式成长的完美体现，自内而外，先基础后提高，先理论后操练，由累土而至于九层之台，法度森严，气象郁勃。金庸在小说里把武功层级、人物性情交叉组合，也产生了炫目的效果，故事跌宕起伏，高手各有风度，成长光彩夺目。这样的成长方式并无不妥，甚至是诸多躁急之人的良药，只是一个人未必总有可以逐步前进的条件和机缘，“一宅而寓于不得已”恐怕更是成长的常态。对这个常态的体察，要到《神雕侠侣》里的“剑宗”式成长，才缓缓浮出水面。

《神雕》主角杨过聪明绝顶，不但娴于古墓派剑法，且旁学各类武功，很快江湖秀出。不过，他真正步入顶尖高手行列，是在被郭芙斩掉一臂，得到“剑魔”独孤求败的异代传授之后。这个独孤大侠，也正是《笑傲江湖》中剑宗高手所习“独孤九剑”的创始者。

独孤求败无敌于天下，遂埋剑“剑冢”，刻字于石：“纵横江湖三十余载，杀尽仇寇奸人，败尽英雄豪杰，天下更无抗手，无可奈何，唯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剑魔”持四柄剑驰骋江湖，第一把“长约四尺，青光闪闪”，“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第二把“紫薇软剑”，因“误伤义士”，被“弃之深谷”。持第一、二把剑时，独孤求败血气方刚，争勇斗狠，终因误伤义士，发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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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悔有吉，独孤求败得以四十岁前练到第三把剑的程度。这柄伴随独孤纵横天下的怪剑，“两边剑锋都是钝口，剑尖更圆圆的似是个半球”，与轻锋利刃的寻常宝剑截然不同。独孤对此剑的提示，也极为奇特，“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剑术向重灵快，独孤于此翻转，大有“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之概。这真是奇怪的指导，即使杨过“想怀昔贤，不禁神驰久之”，也不免略略生疑：“想世间剑术，不论那一门那一派的变化如何不同，总以轻灵迅疾为尚，古墓派玉女剑法尤重轻巧，这柄重剑却与常理相反。”

机缘巧合，大雕开始引导杨过习练独孤剑术。这次修习，实在大违常规，不是教授内功，不是指示剑招，只是大雕不断与杨过拆招。练习过程中，杨过功力渐长，“越来越觉以前所学剑术变化太繁，花巧太多，想到独孤求败在青石上所留‘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其中境界，实远胜世上诸般最巧妙的剑招”。杨过心领神会，终于由博返约，转巧为拙，自轻灵上窥朴厚，认识上更新一层。在这进步的兴奋时刻，小说却斜出一笔，写杨过因上窥而爽然若失，多少体会了独孤求败的寂寥之感，也道出无数高手达至孤峰绝顶时的心理状态：“武功到此地步，便似登泰山而小天下，回想昔日所学，颇有渺不足道之感。”

虽然武功不断进步，但杨过对武林、人世及自身的认识却始终未变，“向来极重恩怨，胸襟殊不宽宏”。武功境界的提高，并未促进他对人世和自身的深入认知，也导致其命运略显悲苦。看到技艺程度与心性本然的背反，洞察人心的复杂，故有此冷冽一笔。

所遗之剑，尚有第四把，木剑，已“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独孤求败于四十岁后用之。飞花掷叶，皆是高明剑招，却仍不是最高境界，需“自此精修”，才能“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武功，甚至任何一门技艺，达至一定程度，此种技艺本身就是局限。在一个局限里“唯精唯一”，开出自己的特色，并不断进步，在达至最高时，轻轻一动，破除技艺本身可能带来的局限，从而脱颖而出，才见识到最为动人的景致。面对这一至高境界，心高气傲的杨过也只能感叹，“前辈神技，令人难以想象”，并“将木剑恭恭敬敬地放于原处”。这真是引人深思的一笔。“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如武功修习达至木剑的程度，后天的修习是否会改变人的先天格局，杨过的心理图景是否会有所改变，器宇是否会由此而趋于宽宏？这问题，大概永远不会有答案了。独孤大侠指示的至高剑术，只好仍遗憾地处于孤独之地。

杨过的成长，已全然不同于郭靖的循序渐进，而是剑宗的跃升式进步，教者只指示出武功的各种境界，并给出关键性提点。这种窍要性的指导，在《天龙八部》中扫地僧点化萧远山、慕容博一段，又别有一番巧妙。

萧远山是萧峰之父，辽国高手，为中原群豪忌羡，截击于雁门关，妻死子失，于是潜入少林，偷学绝技，伺机报仇。慕容博是鲜卑燕国皇裔，图谋复兴，也偷入少林，暗盗武功。正当萧远山、慕容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扫地僧突然现身，“窗外长廊之上，一个身穿青袍的枯瘦僧人拿着一把扫帚，正在弓身扫地。这僧人年纪不少，稀稀疏疏的几根长须已然全白，行动迟缓，有气没力，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样”。这不起眼的老和尚，却是挫锐解纷、晦名遁世的顶级高手，不免谈言微中：

本寺七十二绝技，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取人性命，凌厉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项绝技，均须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这道理本寺僧人倒也并非人人皆知，只是一人练到四五项绝技之后，在禅理上的领悟，自然而然地会受到障碍。在我少林派，那便叫作“武学障”，与别宗别派的“知见障”道理相同。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制约。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扫地僧指出慕容博、萧远山从少林偷学的诸般绝技，告诫道：“本派上乘武功，例如拈花指、多罗叶指、般若掌之类，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调和化解，则戾气深入脏腑，愈隐愈深，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厉害百倍。”随后说出两人隐疾。二者性格有异，反应也自不同。萧远山犷悍豪迈，经老僧说明病况，“全身一凛”，道：“神僧明见，正是这般。”但仍朗然不惧：“老夫自知受伤，但已过六旬，有子成人，纵然顷刻间便死，亦复何憾？”慕容博阴沉尖刻，受伤更深，被老僧点中心病，“脸色大变，不由得全身微微颤动”。

救治萧远山与慕容博，老僧于施治前后反复指点，武功越高，越要用佛法化解，如此才能消除戾气，对人身有益。扫地僧并告诉两人，“佛由心生，佛即是觉”，“旁人只能指点，却不能代劳”，修习之责在己，终须在自己身上解决。得此指点，萧远山与慕容博望峰息心，枯杨生稊，重得生生不息的力量。成长不为年龄和走过的弯路所限，能在绝境中触动关键，把此前的错误和问题一一收拾干净，剑宗式成长崭露锋芒。而金庸将佛法移入武侠，任其层层聚变，种种裂变，顿显威力无穷。

抛开身世，只论武功的进步，《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成长要幸运得多，年少时即得以亲炙无数绝顶高手。大概为了塑造张无忌绾合正邪的形象，金庸几乎又要回到写袁承志的老路上去，把张无忌写成身通诸多武林奇技的妖人，什么“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太极剑法”……无数高手往往穷一生之力也练不精其中一项，张无忌却都福至心灵，一学就会。如此特殊机缘，世间或许是有的吧，但写在小说里，毕竟少了抽丝剥茧的韵味，让人意犹未尽。

不过，《倚天》中张三丰临危授张无忌剑法一段，仍有其翩翩风姿。张三丰不但在教授太极剑时，两次示意的剑招完全不同，且不问张无忌记下多少，而是关心他忘了几成。直至张无忌满脸喜色地叫道，“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才允许他下场比试。原来张三丰传授的是“剑意”，而非“剑招”，“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临敌时以意驭剑，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不干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危急之下授受，于险境中横出一路，正是剑宗所长，也是人被逼至绝境时的不得不然。而遗形取意，学剑术在招法套路之外，于忘中约束心思至于专注纯粹，正是剑宗式成长动人的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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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终于要讲到《笑傲江湖》那个激动人心的成长故事了。令狐冲的性情与其师岳不群大相径庭，岳不群号称“君子剑”，行事似恂恂儒者，强调武功之道内力为先，一切需按部就班，不能躐等而进，乃“气宗”嫡传。令狐冲放浪跳脱，临大事不拘小节，在《笑傲江湖》中甫一出现，便是戏弄“青城四秀”，“坐斗”田伯光，举手投足，放浪笑谑，更像道家人物。岳不群因其肆心，惩其玉女峰面壁。

令狐冲面壁时，田伯光受人之迫邀其下山，令狐冲坚拒不出，遂至二人动手比武。令狐冲不敌，“剑宗”前辈风清扬出面指点。他们刚开始的对话，差不多是性情测试。风清扬让令狐冲行剑时“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要多所变通，不能“拘泥不化”。不袭成法，率性而为，正是“剑宗”心要之一。令狐冲依言而行，因与自己活泼的心性相投，“感到说不出的欢喜”。

风清扬指点令狐冲华山剑法，谓“招数虽妙，一招招地分开来使，终究能给旁人破了”，令狐冲“隐隐想到了一层剑术的至理，不由得脸现狂喜之色”。风清扬于令狐冲自己悟解之时，借机传授剑术之要：“活学活使，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出手无招，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你说‘各招浑成，敌人便无法可破’，这句话还只说对了一小半。不是‘浑成’，而是根本无招。”不及事先安排，无法提前准备，临战当机而断，直取要害，这才是剑宗所长。心思活泛的令狐冲，只听得“一颗心怦怦乱跳，手心发热”，“陡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

令狐冲越练越振奋，“他从师练剑十余年，每一次练习，总是全心全意地打起了精神，不敢有丝毫怠忽。岳不群课徒极严，众弟子练拳使剑，举手提足间只要稍离了尺寸法度，他便立加纠正，每一个招式总要练得十全十美，没半点错误，方能得到他点头认可……不料风清扬教剑全然相反，要他越随便越好，这正投其所好，使剑时心中畅美难言，只觉比之痛饮数十年的美酒还要滋味无穷”。《史记·货殖列传》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岳不群的教法，类似后世儒家的教诲整齐，有其长，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风清扬的指导，仿佛菩提老祖不教孙悟空“跌足”，而是根据他会“丢连扯”的本性，直接教授“筋斗云”，是道家高明的因之之道。

“独孤九剑”的窍要，是“料敌先机”，“这四个字，正是这剑法的精要所在”。东汉黄宪《机论》，或可笺此：“善弈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贪，先机而后战，是以势完而难制。”随后，风清扬借机对剑法细加解说，令狐冲“只听得心旷神怡，便如一个乡下少年忽地置身于皇宫内院，目之所接，耳之所闻，莫不新奇万端”，正是进入高一层境界的身心振拔之感。为争取时间多加学习，令狐冲用计谋骗取了一日一夜的时间。此时，书里有段非常有意味的对话，其中就有我抄下来的那句粗话：

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令狐冲一怔，道：“正人君子？”一时答不出话来。风清扬双目炯炯，瞪视着令狐冲，森然问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那便怎样？”令狐冲道：“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朗声道：“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至，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逼问虽以风清扬的大喜结束，但此后极长一段时间，令狐冲就一直纠结在正邪之争里。而这段动人的成长经历，也并未就此结束，在洋洋盈耳的急管繁弦之中，金庸忽又冷峭地宕开一笔。令狐冲击败此前武功高出自己极多的田伯光，有意随风清扬继续学习。这时，风清扬忽然问道：“你要学独孤九剑，将来不会懊悔么？”令狐冲确信不会，风清扬便不再问，将九剑倾囊以授。风清扬上面的一番话和这句问话，仿佛起于青萍之末的一丝不祥微颤，预言了令狐冲的来日大难。学成独孤九剑后，令狐冲更是诸事不顺—内力失调，师父嫉恨，师妹他顾，师母惨死……武林中的深层激荡，随着他的进步，不可避免地展现在眼前。一次阶段性成长，几乎涵盖了此人日后的命运，而进步的方式与程度，竟与进步者的命运反复纠缠在一起。剑宗式成长，显露出自己极为真实果决的一面，从不许诺一劳永逸，也没有什么可以预先准备充足，即使准备充足也无济于事。一个人的成长之路，或许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趔趔趄趄走出来的。令狐冲后来武功盖世，与美丽聪慧的任盈盈结为眷属，回首往事，他是不是真的并不懊悔呢？

《笑傲江湖》是金庸小说里成长故事的顶峰，很遗憾，也是结束。封笔之作《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是江湖混混，不识字，武功也不甚高，一点也看不出成长轨迹，却总能凭极高的情商逆境上扬。这是绝妙的社会写照，也是不少聪明人的成长实情，遗憾的是，那些激动人心的复杂成长故事，也在此书中消失殆尽，我们讲述的金庸小说里的成长，也就方便地到这里结束了。

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管窥 篇4

一.金庸小说民族意识的概况分析

金庸的小说里,既真实的描绘了宋辽、元明、明清之际将近三十个民族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又用爱憎分明的态度歌颂了捍卫民族利益的如火如荼的起义斗争;还用激浊扬清的口吻痛斥了倚强凌弱的民族侵略扩张;更用掷地有声的呐喊挖掘出义薄云天的民族英雄儿女;同时还不忘痛定思痛,反求诸己地对民族弊端进行反思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与推崇[2]。此外,他还充分探讨影响民族关系的本质因素,通过多姿多彩的民族习俗风貌文化的展现讴歌了善良淳朴的民族部落和血统。从这些内容和寄托上分析,在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方面,金庸是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经过时间的演变,最后殊途同归于民族大融合这一归宿,彰显了政治平等、文化平等、人格平等的民族观。当然,金庸的民族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经过了长期的流变逐渐过渡生成的。

二.金庸小说民族意识的流变过程

1.以汉为本,攘夷排外

在金庸最初的创作中,虽然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也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思索,但是仍处于狭隘的民族心理阶段。典型的代表作是《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在这两部书里,以“反清复明”为主线,体现了绝对的“汉本位”思想。敢作敢当,英勇盖世的大侠都是汉人群体,哪怕是最后失败了,也是光荣犹存。而外来民族即使是坐稳了天下,再怎么有才有德,也是落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结局。例如陈家洛在成立红花会时的立场大概是,行侠仗义,决不能对满清鞑子去卑躬屈膝,做鹰犬,而是用实际斗争来驱除异族统治。用书中原文来说就是“恢复汉家山河,那是咱们每个炎黄子孙万死不辞之事。”袁承志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背负着“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的使命,于是武艺工成之后,刺杀皇太极,协助李闯王抗击清兵[3]。此外,还有《飞狐外传》中的乾隆皇帝处处成为众人嬉戏的对象;《射雕英雄传》里的灵智上人、《连城诀》里的血刀淫僧、《神雕侠侣》里的笨拙的蒙古人和作恶的女真人等都是以反衬和凸显汉民族主角英雄人物的配角。其中塑造了很多中原的名门正派都是拥有超强民族气节的人。峨眉派、武当派、全真教自不必说,甚至是心狠手辣如梅超风也有自己明确的底线,就是万万不会做“有损于民族大义”的事情。更有甚者,用汉族本位观来施展自己的阴谋诡计,达到了变态畸形的程度。如《天龙八部》里的康敏因为得不到乔峰的垂青,就用乔峰的身世为把柄,策划报复计划。另外还体现在,当汉夷两者发生对立时,永远都是以夷方的妥协收场,例如郭靖为了苦守襄阳城就要牺牲当蒙古的华筝驸马的机会,背弃大汗的知遇之恩[4]。

2.天下之大,汉夷并存

随着自身阅历的丰富和对民族现状的思考的加深,金庸走出了固有的成见,开始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去对比审视汉夷之间的关系。对除了汉以外的其他民族有了新的认识,也慢慢肯定和接受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且也加重了对汉民族自身发展的反思,渐渐明白汉民族也不全然是最正义、最优秀、最无私的民族,有很多时候也会仗着强大的物力财力去欺压周边的弱势民族。因此,基于这样的转变,金庸塑造了很多出色的、值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少数民族角色。例如在1975年改写的《碧血剑》中,重新穿插安排了一个袁承志刺杀皇太极的情节,大致是他将要行刺时在房顶上听到皇帝一段对话,对话重点是皇帝与众臣商议打下南朝江山之后,制定出计划整顿军纪、减轻赋税、要让天下百姓有衣穿有饭吃。见到这样励精图治的皇太极,袁承志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甚至有了放弃行刺的念头,怀疑自己当初的理想[5]。而《白马啸西风》则是一部完全描写回族人民的小说,尽管知名度不算广,但呈现出了全方位的观察角度。不再是简单的好坏两极分化的模式,而是生动刻画,且不掺和过多的主观情绪。里面既有热情奔放的男子,又有倔强僵化的老者,还有开朗活泼的少女,亦有以牙还牙的勇士。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金庸作品里用比较冷静客观的笔调状写着少数民族的历史,同样是外族皇帝,蒙古大汗残暴冷酷,而康熙乾隆年轻有为。正邪的分野在此刻不是由民族的疆界划分来确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优势互补的方式在广袤的四海天地同时存在着。

3.平等尊重,民族融合

互相平等、彼此尊重是民族融合的前提。金庸的作品在后期越来越意识到对生命个体尊重的可贵,因此,他彻底放下了对少数民族的不对等歧视,打破思想的局限,将民族融合倾注到字里行间中。这体现在他对斗争本质的重新定义,即斗争的发生与民族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即使发生了看似民族间的矛盾,也是少部分的野心和强权在作祟。然而要维系和争取世界的和平,始终是离不开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且要客观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不必再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激思想。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推动作用,因此要一视同仁,互敬互爱。在《鹿鼎记》和《天龙八部》这两本小说中,这种思想意识达到了最完美的呈现。乔峰虽然因为自己的契丹人身份不为世俗所容,但是这丝毫不能磨灭他的英雄光环。最后在辽宋交战现场舍身取义更是对乔峰民族大义和不屈灵魂的升华;在《鹿鼎记》中,金庸破天荒的用了大量的笔墨塑造了圣主明君的康熙皇帝的形象,这在他以往所有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不曾涉及。虽然仍然是以“反清复明”为历史背景,但是在对立的角色选择上,却一改常态和写作风格,甚至完全颠倒过来:被反的皇帝是可敬可亲的,反清的大侠却是插科打诨的小市民。再看康熙的自评,实际上也是金庸的态度的写照:“我做中国皇帝,虽然比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又不敢来犯边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们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由此,对民族融合的期盼可见一斑。

三.金庸小说民族意识观念转变的原因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的演变即受到自身思考深化的影响,同时也是所处环境的“衍生品”。具体说来,有这样两个方面:

1.香港特殊的殖民文化状况

金庸创作初期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比较激化的时期,这个时候金庸的民族感情最为强烈。因此刻骨铭心的感受加上深切的忧思共同凝聚在胸中,借用文字一朝喷薄而出。这就造成了金庸作品惯用多民族错综复杂的冲突为发展支线,同时前期“汉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6]。而在后期渐渐不再锋芒毕露地强调满汉之间的区别,究其原因,与后来香港华人地位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系。从小生活在英属殖民地的金庸,耳濡目染了香港的变迁和所承受的文化入侵。进入现代,就要加强归属感,抵抗强权。因此,他要在作品中呼唤民族大义和民族团结,从而传承大一统的中华文明。

2.个人阅历的丰富和综合素养的提升

俗语云:言为心声。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气质修养和知识底蕴。当金庸的年龄和接受的文化积淀增长了以后,对事物的认知更加趋于辨证、全面和理智。民族意识也是如此,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激情澎湃,当然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血统。时间一长,心境发生转变,再加上前后期的跨度时间长,外部因素对自己思维上的触动,使得金庸后期的作品更有张力,更符合历史客观规律。例如金庸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特殊时期的动荡,民族观的转折比较明显。此外,还应该看注意到的是,金庸从小深受儒释道等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和感染,金庸比一般人多了一层“海阔天空”的胸襟,所以他不只写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还写国仇家恨、复兴中华等宏大命题,引人深思更为之动容。

综上所述,金庸通过各式立体人物形象的塑造、曲折婉转的故事情节的记叙,将自己的民族意识贯穿于作品始末。随着时代的向前推移,金庸的民族意识观念也不断更新发展,逐渐突破狭隘的认知范围,站在全新的高度视角上,从而凝练出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平等融合的民族观。“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金庸小说这种极具创新意味和现代进步色彩的民族意识对我国的民族关系的处理,甚至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郝军海.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国家意识[D].河北师范大学,2011.

[2]牛芳芳.论金庸小说的民族国家意识[D].安徽师范大学,2014.

[3]朱寿桐.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2):81-87.

[4]王建伟.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D].延安大学,2013.

[5]杨联开.金庸小说文化内涵浅议[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6):11-11.

金庸小说经典语录 篇5

《射雕英雄传》

当时郭靖在牛家村见到了南下寻他的华筝，念及大丈夫不可言而无信，故而虽然心里只爱着黄蓉，却依旧答应要回大漠娶华筝。黄蓉心碎欲绝，如此说道，“靖哥哥，我懂啦，她跟你是一路人。你们俩是大漠上的一对白雕，我只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只小燕儿罢啦。”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令人心疼不已。

黄药师要黄蓉离开无情的郭靖，注定无法在一起的话，又何必要跟着郭靖呢。黄蓉却说道，“我跟他多呆一天，便多欢喜一天。”明明已经知道，自己最爱的人最终要为了那曾经的誓言离开自己，回到大漠，心中凄苦，只能如此说道。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蓉儿，如何让人不心疼。

龙彼德：探询金庸小说奇迹 篇6

20多年来，文艺评论家龙彼德凭着对金庸小说的极度喜爱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热情，对金庸小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金庸小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怕读，因为诱惑力太大

龙彼德关注金庸小说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掀起一股“金庸热”，盛况可用“洛阳纸贵”四个字来形容。其时，龙彼德在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担任主任，对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奇景自然不会放过，理所当然地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龙彼德回忆：“我最早接触的金庸小说是《连城诀》，它的开篇写道‘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三间小小瓦屋之前，晒谷场上，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正在比试……’我就想，湘西沅陵不是我的家乡吗？金庸何时去过？他怎会选择这个地点？其人物原型是谁？进而又想到他的这些作品价值何在？由亲切感而引发的好奇心，在细细读了作品之后，又转变为对他小说整体的关注和喜爱。”

当时想要获全金庸小说还是有些难度的，但龙彼德通过各种途径予以集齐，不同的版本也悉数收拢。随着研读的深入，随着被金庸小说那曲折的情节、跌宕的人物命运、深刻的人性所打动，他竟痴迷到了“一卷在手，一切不顾，日夜颠倒，百事俱废”的地步，这对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已数十年的他是绝无仅有的。“有一段时间，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写作，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我还产生了怕读金庸小说的心理，这说明这些作品的诱惑力太大。”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从作品欣赏入手，从小说整体着眼，这是龙彼德金庸研究的鲜明特色。

把金庸小说中的部分篇章当成美文来读，撰写艺术赏析，成为龙彼德研究金庸小说的最初路径和主要方式。龙彼德认为，无论叙事艺术或是想象方式，无论形象塑造或是细节描写，无论语言特色或是审美境界，相当一部分金庸小说当得起“美文”之誉，其对散文与诗的借鉴异乎寻常的成功。金庸本人也说过：“写小说是追求美。”正因如此，龙彼德愿意以撰写作品赏析的方式，撷取金庸小说之精华，介绍给广大读者，以激发联想，参与互动。显然，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他，竟“放下身段”去撰写相对浅近的赏析类小文，正是他极度痴迷金庸小说的由衷表现。

折服，小说中的民族特征

由于金庸小说的影响力巨大，对于他的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龙彼德始终抱着自己的研究目的，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他从作品欣赏的角度切入，结合自身的阅读感受，开展文本分析和评述，这样的方法显然更接“地气”、更见本质。

“发掘和分析金庸小说中的民族特征，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可以说，金庸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光大。”龙彼德认为，金庸小说的魅力之一，是艺术地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现民族精神。无论琴棋书画还是饮食起居，尤其是对重情重义、爱好和平、忍辱负重、追求自由等言行描摹，都是在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基础上作集中展示，连作品的文体都借鉴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

龙彼德认为，金庸小说创作的一大成果，是正确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人类、超现实与现实这三大关系。“像《天龙八部》中的和平主义思想、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在别人的武侠乃至纯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书剑恩仇录》与《鹿鼎记》都嘲笑了‘反清复明’者的狭隘和愚蠢，特别是《鹿鼎记》还提出了各民族乃至各国和睦相处的思想，显示了作者不一般的境界。而在《侠客行》《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中，多处发出‘我是谁’这一探询，探及人的本质，提出人类根本性的哲学命题。当然，金庸在小说中所描绘的铁血飞溅的江湖、神奇无比的武功、离奇巧合的人物、重新组装的历史……都有着强烈的超现实性，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色。”

在金庸小说研究领域，有人认定金庸堪称中国20世纪最重要作家，有人则视金庸小说为“俗物”，使文学沦为粗糙浅薄的通俗故事。治学严谨的龙彼德认为，过高或过低地评价金庸小说都是不恰当的，但无视金庸小说中的民族品格、艺术价值和批判精神，绝对是不公允的。“金庸小说打破了‘雅’与‘俗’的界限，弥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缺乏想象力的缺陷，雄辩地证明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同为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从这一点来分析，说他的创作提高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毫不为过。”

感受，德善和侠义之气

2008年秋，金庸应邀回故乡浙江海宁参加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龙彼德将自己历年来发表的金庸小说研究论文的题目写在纸上，利用开幕式前的空隙，拿给金庸看，并向金庸叙述了自己的研究历程。金庸说：“龙先生，我知道你的水平，你的研究很有成效，谢谢你！”

就在这共同与会的几天里，龙彼德不仅感受到金庸儒雅、谦逊、宽厚的风采，也由人及文，细细体悟金庸何以缔造出“文学奇迹”的原委。在海宁盐官观潮楼，金庸沉醉于江潮奔涌的壮景，有这番沉醉，才会写出《书剑恩仇录》中有关海宁大潮的壮美文字：“……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坐在金庸身边的龙彼德，对金庸小说本质的理解，自然又深邃了几分。

在海宁宏达学校，金庸为学校题词：“宏道宏文，达德达善。”为上海同济大学浙江学院题词：“同施同济，猛进如潮。”尽管均应景而写，字句中仍洋溢着德善和侠义之气度。龙彼德说，晚年的金庸仍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作品，自称为“修订工程”，并认为这是从鲁迅那儿学习来的。“自己的文章，我主张改，多改一次总好过一次。主张不改的小说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曾对金庸的这一说法持不同意见，认为反复修改可能会损害已有的优点，具体作品的具体修改也多有争议，但亲耳听着金庸如此真心表达，知道金庸力主修订的用意，龙彼德极为感佩，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是与他精益求精、严谨负责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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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龙彼德多次寻访金庸旧踪，并两次来到海宁袁花镇第一小学做讲座，指导阅读方法，传播金庸小说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照海宁乃至江浙一带的历史人文发展，且把它融入金庸小说研究之中，这又大大拓展了我的理论视阈。”龙彼德坦承这对他的金庸小说研究助力不小。

研究，没有止境

2015年8月，龙彼德专著《二十世纪的奇迹：金庸小说》出版，里面收录10篇研究文章，其中有两篇依据金庸第三次修改版小说而撰写的评论——《金庸小说中的情爱描写》《金庸小说之美文赏析》，可见他的研究脉络极为清晰。

多年来，龙彼德先后参加了在杭州、北京、嘉兴、海宁、舟山桃花岛等地召开的金庸小说研讨会，每次都能提交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与他认真做学问的态度、深入扎实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例如为了写《辩证与诗意——论金庸小说的武功艺术》，他揣摩一招一式，比比划划到深夜，惊动了家人，误以为他走火入魔。为了把握金庸小说的总体精神，他去舟山桃花岛三次，对桃花寨、桃花峪、桃花港、神雕英雄城等景点十分迷恋。有次开会，他不知所踪。当人们找到他时，他正盯着一块桃花石纹路出神，满脑子都是《射雕英雄传》的故事。

龙彼德的金庸小说研究在学界反响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炯说：“龙彼德的研究抓住金庸小说的侠义之思，从生命意识、民族特征、悲剧精神、喜剧特色、想象方式、叙事艺术等九个方面阐述了‘奇迹’的产生与延展，对于传播金庸小说和传统文化很有价值，也对‘武侠小说’这一文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评价道：“金庸作品之海内外研究者众多，其中以龙彼德先生最为勤奋，评论文章既多且好，深得金学三昧。”而海宁金庸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敬三认为：“近二十年来，他出手不凡，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金庸小说评论。纵谈横议，新鲜纷呈；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文字如行云流水，给人以美的享受。”

如今，龙彼德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研究的执着一如既往。龙彼德说：“金庸小说……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提炼为各种理念，并进一步意象化，上升到诗意人生与理想境界，进入精神的最高层次。以金庸小说为典型范例，剖析中国类型文学的发展成因和未来趋向，是一件饶有趣味又充满价值的事情。哪怕金庸小说没有以前那样‘热’了，可这项研究是无止境的。”

（本文照片由龙彼德提供）

Critic Explores the Depth of Louis Cha’s Kungfu Novels

By Sun Kan

Over the past 20 plus years， literary critic Long Bide has studied Louis Cha’s Kungfu novels systematically. He considers them as literary masterpieces that embrac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Louis Cha’s penname is Jin Yong and not so many people in China know his real name. His kungfu novels， which were mostly written in the 1950 and the 1960s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ecame blockbusters on the mainlan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 novels touched off a reading craze for years. Back then， Long worked for the Zhejiang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s director of art and literature studies. He was fascinated by the phenomenal novels and read them enthusiastically.

was the first Jin Yong novel he read. The story opens with a scene set in Yuanlin in China’s central Hunan Province. Yuanlin is Long’s birthplace and this brought him very close to the novel. He became curious， began wondering when Jin Yong visited Yuanlin， how he picked the place to start a legendary story， who the prototypes were and then he wondered what was in the novel for him， a literary critic. He got hooke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novel， he found he liked it and began to examine the author and the novel from a critic’s perspective.

Back then， it was not so easy to buy the Kungfu novelist’s blockbusters on the mainland. Long managed to get a full complete set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He read them all. Sometimes， he just forgot to eat and sleep. He had never encountered novels that would totally get him over the past decades as a critic. For a while， he even dreaded reading Jin Yong for they derailed his work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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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e designed an essential rule for his exploration of the novels by Jin Yong： appreciate the works from a perspective of a common reader and try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Long considers some parts of the novels as essays， believing they are worth exploring aesthetically and literarily in terms of narration， imagination， characterization， description，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In a few papers， he pres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beauty of these essayistic parts. These papers showcase his obsession with Jin Yong’s novels.

“Explor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ong’s kungfu novels is my focus，” remarks Long. Jin emphasizes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al essence in his novels. The novelist writes about Confucius behavioral code in everyday life a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ve， brotherhood， kindness， pacifism， sacrifice， fortitude， pursuit of freedom. The choices he makes and the sublimation he achieves in the novels are all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ovels are styl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novels， which presents each chapter with a couplet giving the gist of its content.

In Long Bide’s evaluation， one feature stands out in Jin Yong’s novels. The writer correctly handl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ethnicity and humanity， reality and fiction. The pacifism and compassion in are rarely seen in other literary works—kungfu novels or otherwise. Both and lampoon the stupidity of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and ， the author asks the quintessenti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 Who am I？ The martial arts， the characters， the kungfu world， and the restructured history are all fiction.

His ten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August 2015 in a new collection titled “The 20th-Century Miracle： Jin Yong’s Novels”. This collection includes two of his new papers based on the two third-edition novels revised by Jin Yong.

Long Bide 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scholar of Jin Yong. He has attended key symposiums on Jin Yong and his novels in Hangzhou， Beijing， Hangzhou， Haining， and Peach Island of Zhoushan. He has kept a record of presenting a high-quality paper at every symposium. And his research is widely recognized for its academic broadness and depth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Even Jin Yong has recognized Long Bide’s studies. In the autumn of 2008， Jin Yong attende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 kungfu novels in his hometown Haining in Zhejiang. Long met with Jin， presenting a list of his research papers on Jin’s novels and how he had conducted his studies over decades. Jin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of Long’s study and said he knew the achievements Long had accomplished in his studies.

浅析金庸小说的国民文化与批判 篇7

一、国民文化

金庸小说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 同时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其小说从文化角度上确定了中国民族国家形象, 建立了一个气势宏伟的“中国文化圈”, 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是金庸小说吸引众多华人的重要原因。金庸小说从两方面描写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融汇性, 综合性, 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 精巧性和艺术性。同时, 广泛的涉及到中国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层面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

《书剑恩仇录》 (1) 和《碧血剑》 (2) 中, 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 为民除奸的正义行为大加赞赏, 宣扬。很明显是受到儒家的“仁礼”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在《射雕英雄传》中对第一主人公“儒侠”郭靖的描写则把儒家的“大爱”思想推向顶峰。《神雕侠侣》中对杨过的描写, 杨过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形象, 与封建礼教, “三纲五常”相抗争, 追求自由, 个性解放, 则表现作者开始放弃儒家而偏向于道家的仙游思想。而《天龙八部》 (3) 中, 三大主人公都与佛家有着数不清的渊源, 同时书中还描写了很多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的情节, 这样作者又把佛家宣扬的“因果, 轮回”等思想发挥到另一个高度。

二是其小说从地域文化描写出中国东南西北, 不同地域, 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

金庸小说几乎涉及到中国所有的文化分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金庸小说每一部都描写了中国非常多的胜地。从《天龙八部》中的范山洱海到《雪天飞狐》 (4) 中的雪天极顶, 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天山到《笑傲江湖》中的闽地风俗, 从《神雕侠侣》 (5) 中的峡谷风光到《射雕英雄传》 (6) 中的大漠景象等等, 我们经常可以从金庸小说中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旅游, 令你身临其境, 回味无穷, 感受着中国独有的文化魅力, 感受着祖国的江山多娇。同时金庸小说还根据地域生长环境决定了人物性格, 例如, 郭靖生长于蒙古大漠, 他的心胸就像大漠那样宽广无垠。萧峰生长于中原武林, 使他与身具备着一身截然正气。而韦小宝生于扬州妓院, 他性格则圆滑, 他们的生长环境则决定了自身不同的人物性格。

二、精神批判

金庸小说中与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相辅相成的是对一些现象的批判, 当然是一些不好的现象。他的批判通过朴实的文字显得更加犀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庸就是武侠界的鲁迅。前无古人, 也许后无来者。

《书剑恩仇录》中的主人公陈家洛, 表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英雄形象, 年轻有为, 满腹才华。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受封建思想文化所侵蚀的知识分子, 这就决定了自身的性格缺陷。他表面潇洒大度, 内心却斤斤计较, 当他发现霍青桐和一少年亲密时, 自己便有意疏远霍青桐, 当他知道那少年是女扮男装, 却不肯放下面子找霍青桐道歉, 是霍青桐伤心成疾。该爱不能爱, 该恨不能恨, 他本可以和香香公主长相厮守, 但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把香香公主献给了乾隆皇帝。这么的小人!本可以杀死自己的仇人, 却优柔寡断, 浪费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种性格使他在事业上不仅一事无成, 在爱情上也一无所获, 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爱着谁。金先生通过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表达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 独特而有深刻的批判。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萧峰可以说是金庸小说15部作品男主人公中最顶天立地的形象, 也是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他年轻有为, 有勇有谋, 忠肝义胆, 义薄云天。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 结局却是为天下太平气壮山河的一死。作者为什么会安排这种结局?我想他是在批判多数人存在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想。《鹿鼎记》 (7) 中的韦小宝, 韦小宝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生于扬州妓院, 缺乏必备的家庭教育, 且不识丁, 只会溜须拍马, 这样一个人物却能官运亨通, 飞黄腾达, 一举还娶了七个老婆, 甚至还跑到俄罗斯风光, 这与文武双全却一事无成的陈近南形成鲜明对比, 使作者的批判更具讽刺意义。他所批判的就是中国封建体制的落后。同时韦小宝他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 他身上的缺点正是受封建思想所熏陶的市井人民的集中体现, 韦小宝使人不得不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 而书中的结尾, 明末清初的几大思想家黄宗羲, 顾炎武等要拥立韦小宝做皇帝。这样的结局, 是韦小宝比阿Q更具讽刺意义。不得不佩服金庸先生的笔法是那样的深刻, 犀利。

同时金庸的著作中还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 典型的是人物代表是《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和《连城诀》 (8) 中的花铁干, 这两个人物, 一个是反面人物, 一个是正面的代表, 两人的结局却令人深思。南海鳄神是四大恶人中的老三, 凶狠之极, 可就是这样一个坏的那么彻底的人物却一心一意的护着段誉, 对段誉言听计从, 只因为段誉是他“名义”上的师傅。南海鳄神心中的等级观念非常强, 他什么都敢干, 却不敢乱了辈分, 所以他最后也是因为段誉而死, 这样一个令江湖所不齿的恶人, 却保持着心灵上的一点纯洁, 真让人大跌眼镜, 而花铁干是一个英雄, 在江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和几个人组成了英雄团体“落花流水”, 为了替江湖除害, “落花流水”追杀书中第一恶人血刀老祖, 但是, 血刀老祖用计杀死了其他几个人, 但也受了伤, 他用气势骗过了花铁干竟然屈服了。这样一个光辉的英雄形象彻底发生了转折, 他为了生存, 吃了几十年兄弟的肉, 为了维护自己数十年的名誉, 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 去陷害书中的男女主角。金先生对两个人刻画不多, 但是这两个小人物引发了我们对人性的思考, 人性是那样的复杂, 那样的令人捉摸不透。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对星宿派及星宿老仙丁春秋和《鹿鼎记》中神龙教及洪教主的刻画, 则表达了作者对个人崇拜的深刻批判.

通过上文所提,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从深度上, 广度上, 还是文学价值上, 都是值得一看的。金庸小说并不缺乏美, 缺少的只是我们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纯洁的心灵。

摘要：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深受广大读者喜欢。读者喜欢他的作品, 不仅仅是喜欢他那细腻的文笔, 更多的是喜欢他小说中内在的文化与精神。作为一个纯粹的金庸迷, 我对金庸先生“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的15部作品及《越女剑》均有所涉及, 以下我就他小说中的国民文化及其批判发表一下我的想法。

关键词：金庸,小说,国民文化,批判

参考文献

[1].《书剑恩仇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碧血剑》, 海峡文艺出版社

[3].《天龙八部》, 安徽文艺出版社

[4].《雪山飞狐》, 广州出版社

[5].《神雕侠侣》, 三联出版社

[6].《射雕英雄传》, 广州出版社

[7].《鹿鼎记》, 三联出版社

金庸小说 篇8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首次公布了小学图书馆图书基本配备书目, 其中所列900本图书, 所有小学必须配齐。除了《苏菲的世界》等经典国内外少儿读物外, 《射雕英雄传》等被成年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武侠小说, 也列入了书单当中。参与书目制定的学生阅读研究专家王林认为, 《射雕英雄传》受到诸多名家的认可和赞誉, 不失为阅读经典。令王林担心的并非孩子们读书杂, 而是读得太少。他认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是造成读书少的原因之一;此外家长不重视也是另一大原因, 现在家长更关注给孩子报补习班, 却不愿意花时间和金钱鼓励孩子阅读课外书。根据“全国小学生阅读状况在线调查”显示:小学生课外阅读率达84%, 人均每学期阅读课外书为11.76本。互联网和手机已经成为小学生的重要阅读渠道, 阅读功利化和网络阅读娱乐化倾向明显。有46.7%的学生把“看书、看报、看期刊”作为自己的主要网络活动之一, 小学生的手机阅读率为31.3%。

金庸小说 篇9

一、亦正亦邪、至情至性的杨过

“亦正亦邪”是杨过性格的最佳概括, 敏感和偏激是杨过少年成长时期性格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杨过是一个孤儿, 在他出生前, 父亲便“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儿童时母亲也离他而去, 所以他的世界是没有爱的现实体验的, 而存现在他心里的仅仅是对爱的些许幻想。儿童时期的杨过作为一个生命个体, 对生存有着不可否认的强烈欲望, 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受到漠视、嘲笑, 甚至愚弄是极其合理的, 于是在其混世思想中, “谁对我好, 我便对谁好”便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得以生存的唯一保护工具, 其性格中自然而然地多了几分油滑之气。第一次见到古墓派的孙婆婆时, 杨过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对她产生了无比的信任, 正是因为他从她那张核桃般的丑脸上发现了一缕慈祥的眼光。杨过的生命过程是反叛与抗争的集合, 至情至狂而命途多舛, 是杨过生命历程的最佳概括。

但他机智潇洒, 偏激孤傲, 大胆任性, 追求自由与洒脱;他正义中带有几分反叛, 孤独中带有几分自卑和敏感, 他为情而奔走, 唱出了一段绝世的恋情之歌, 他努力追求自我, 任性而动;他不为世俗所羁绊, 做心中想做之事, 他是道中之豪侠, 他生性冷傲, 不为他人所看重, 但他至情至性, 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去追求, 从不放弃;“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他敢为别人所不敢为, 他轻浮狂放、自卑自傲、聪明狡黠, 他是深情狂放的代表, 他更是反叛世俗的代表, 勇于反叛, 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是他的人生写照。

二、杨过的性格发展历程

郭靖做事一向只问大是大非, 讲礼、讲理、讲义;杨过做事只问自己的好恶, 率性而为, 不顾一切。例如杨过认了欧阳锋为义父, 他只是觉得欧阳锋真心对他好, 不管他是正是邪。反而是黄蓉因为杨过之父杨康的原因, 对杨过严加防范, 这固然没什么不对, 但对聪明而敏感、自卑又自傲的杨过来说, 无疑使其大受伤害。杨过最终没有成为坏人, 却成了一个任性偏激的个人主义大侠。

他的性格前后有着明显的超越, 而这种性格的突变更值得我们品味。而其性格真正转变的原因, 是受三个事件的影响:

1、华山见证, 使其性格更显张力

华山之顶见证了大侠洪七公和大恶欧阳锋恶战之后又相拥大笑而逝的情景, 一个是为民呼号、惩强扶弱的大善洪七公, 一个是江湖上人皆骂之的大毒大恶欧阳锋, 两人都在五大高手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被人们咏颂为“北丐”, 而另一个被称为“西毒”。北丐西毒数十年来反复恶斗, 互不相下, 岂知竟同时在华山绝顶归天, 两人毕生怨愤纠结, 临死之际却相抱大笑。数十年的深仇大恨, 却在一笑之间化解, 此时杨过的心中更是陷入了一种沉思:这番下山, 仍是信步而行, 也不辨东西南北, 心想大地茫茫, 就只我孤身一人, 任我四海飘零, 待得寿数尽了, 随处躺下也就死了。在这华山顶上不满一月, 他却似已度过了好几年一般。上山时自伤遭人轻贱, 满腔怒愤。下山时却觉世事只如浮云, 别人看重也好, 轻视也好, 于我又有什么干系。

2、面对亡国之痛, 杨过在个人恩怨中的突破

当他见识了郭靖坦诚磊落的英雄气度和为国为民的大侠胸怀, 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信念的依据和行为的典范, 所以他一再出尔反尔, 非但不想再杀郭靖, 反而宁愿为保卫郭靖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与以前所不同的是, 杨过完全打消了心里复仇的念头, 因为他从内心改变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且看杨过心理转变的过程:第二十回“侠之大者”中杨过完全可以杀了熟睡的郭靖, 但此时的杨过心中极是矛盾, 在他举起匕首时猛地记起日前在大路上所见之景:一名蒙古武士用长矛挑破婴儿肚皮, 高举半空为戏, 那婴儿尚未死绝, 兀自惨叫, 其悲惨之状令他矛盾。杨过的复仇计划开始动摇了, 他想到的是郭靖一死, 襄阳难守, “城中成千成万婴儿, 岂非尽被蒙古兵卒残杀为乐?我为了报一己之仇, 却害了无数百姓性命, 岂非大大不该”。第二十二回“危城女婴”中杨过的报仇之路彻底走完了, 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此时即便郭靖是他的杀父仇人, 杨过也放弃了报仇一事。当二人竭力突围蒙古大营后, 昏迷中的杨过更让人增加了十倍的崇敬。

3、十六年江湖漫游, 使杨过性格更加超然洒脱

在绝情谷的断肠崖前, 杨过知道小龙女又一次离去之后, 痛不欲生, 在黄蓉的善意欺骗下, 杨过怀着将信将疑的期望坚守。在失去小龙女的绝望中, 黯然销魂地到处漫游。重游故地, 杨过在父亲丧命的铁枪庙, 遇到了柯镇恶、沙通天等三十年前的知情人。从这些人的回忆里, 杨过第一次把父亲杨康认定为“恶人”, 并且在漫游途中, 惩强除恶、布施侠义之道。中年的杨过在经历了人生中的大喜大悲之后, 锋芒便慢慢隐藏了起来, 他的性格与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再是以前那个年少轻狂而又充满邪气的少年, 也不再是那个念念不忘复仇的青年受伤者, 有的只是那种很沉静的等待, 他鄙视名利, 以一种淡泊的心态来应对世人的猜测。与小龙女相会后, 在完成了保卫襄阳的“为国”侠义行为后, 杨过毅然选择了归隐。杨过在向江湖正派靠拢的进程中不断地受到阻挠, 而在另一种全新的世界中成就了一代让世人瞩目的西狂“神雕侠”, 这种变化与其性格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回归路径。

三、杨过形象的人性光芒

杨过的侠义在郭靖的大气凛然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面前是不能并提的。但是, “杨过比郭靖朝‘人化’与‘人性’是方向更靠近了一步,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看到郭靖这一人物形象还是有些理想化, 甚至可以说他是一种理想化人格的化身, 从而他的故事在一定的程度上更像是一部精彩的‘童话’。而杨过与之相比则人情味更浓些, 人生经历、感受更加深刻而真实, 如果说郭靖是‘神侠’的话, 那么杨过就是‘半神半人’或者‘半邪半侠’, 在他的身上真实的人类性情表现得更为充分与明显。”显然杨过更会令人为他而悲, 为他而叹, 为他而泣, 他在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更为充实, 更接近我们现实的人, 他的一生是英雄爱情的悲歌, 是追求自由与爱情的悲歌。

特别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是《神雕侠侣》中“问世间情是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绝情悲歌代表。这个热情冲动、机智敏感、至情至性的人物, 无疑是小说中最令人欢迎的形象。他至情敏感, 孤独之中有些许傲慢, 自卑之中又有几分孤傲, 正是由于他的孤傲, 他的爽朗, 他的潇洒风流, 他以机智多变征服了陆无双, 以爽朗重义征服了程英, 以机智过人征服了完颜萍, 以潇洒倜傥征服了公孙绿萼——以至于凡是见到过他的姑娘都会不知不觉中爱上他, 正印证了香港女作家林燕妮的一句话:“一见杨过终生误”。杨过是“情”的代表, 他不但自己为情而奔走, 也让别人为了他而心惊胆颤, 虽然他在对待别人时虽然不知觉中表现了他的爽朗与潇洒, 让其他女孩子为他心动, 但是在他的内心中, 只有小龙女一人占据了他的空间, 为了小龙女, 他不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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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历来为学术界关注, 其中“射雕三部曲”中的男性形象塑造的最为典型, 也最为丰满, 也是为人们所关注的原因之一。有的是武林侠士、江湖怪客, 有的却是让人嗤之以鼻的世间败类;他们中有的为义而忙, 有的为情而走, 有的为利而奔。本文试对一生漂泊、至情至性的杨过形象进行分析, 以追寻人物形象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金庸,神雕侠侣,杨过,形象

参考文献

[1]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M].香港:明窗出版社, 1995.

[2]金庸.射雕英雄传[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

[3]林燕妮.金庸茶馆、一见杨过终生误[A].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金庸小说 篇10

一、“悲剧性”命运

《一个天真的人》, 是二十七岁的武者小路实笃, 根据自己与生命中“第三个女人” (第三の女) [1]的恋爱经历, 写于明治四十三年二月的初登文坛之作。吉田精一这样评价道:“虽然文体朴素, 却能不可思议地给人们的心灵赋予愉悦和力量。”[2]其实,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小说的奇特的人物塑造手法和一场“自言自语”明明失恋却从未言败的“一人恋爱”情节。

在小说中, 主人公始终以第一人称“自己” (自分) 自称, 这位曾在贵族学校学习过的二十六岁男青年, 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一个从未在一起说过一句话的女学生鹤, 从那时起, 历时五年, 数次托人做媒都无果而终, 但却自始至终都相信, 鹤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女性, 直到得到鹤的婚讯, 主人公“自己”仍旧相信这个从没有过言语交流的鹤, 是爱着自己的。 (鶴は自分を恋している) [3]正如山本健吉指出的:“这篇小说的全部就是一个人的相扑比赛。” (一人相撲がこの小説のすべてなのである) [4]《一个天真的人》换言之, 是“独语的世界”。[7]山本昌一指出:“鹤并不是作为鹤本人的存在, 而是作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反映而登场。” (鶴は鶴として存在するのではなく、主人公の心の反映として登場する。) [1]“独语”的恋爱小说《一个天真的人》, 在主人公的一次次“空想”中, 得以继续。理想化了的恋爱对象鹤, 想象的“恋爱过程”, 这就注定那个了这场“恋爱”很难成为现实, 主人公必然“失恋”的悲剧性。

无独有偶, 在沈从文于1933年完成的《边城》中, 天保这个人物的不幸遭遇和《一个天真的人》如出一辙。故事讲述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两兄弟同时爱上了善良、淳朴、美丽的少女翠翠, 情窦初开的翠翠暗暗思慕着弟弟傩送, 因此拒绝了哥哥天保两次的求婚。失恋的天保变得心灰意冷, 沉默寡语, 为了使弟弟傩送和心爱的翠翠有情人终成眷属, 也为了忘记翠翠, 他选择驾船远行。可就是这样一个历来被誉为“水鸭子”的游水好手, 却在这次远行中溺水而死。弟弟傩送因为哥哥的死而万分自责, 加之来自家庭的压力, 原本就已痛苦异常的他, 选择了带着对翠翠深深的思恋, 无奈地离开了家乡, 踏上了遥无归期的旅程。小说最后一幕, 是孤苦无依的翠翠等待着那个“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的人———弟弟傩送的凄凉画面。

两次无果的求婚, 一个比自己擅长唱山歌的情敌———弟弟傩送。天保在“单恋”与“失恋”的爱情悲剧里, 所经历的与《一个天真的人》中的“自己”竟然如此相似。但是, 在读者脑海里浮现的人物形象, 却有质的差异, 《一个天真的人》是以“勇者”的形象被接受, 而天保则是以一个让读者不禁产生同情心的弱者形象为我们所认识。为什么相似的命运, 却造就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我认为, 这种差异的根源, 最终归结于这两个人物对人生态度的不同。

二、“悲剧”与悲剧

大家眼中的天保是“豪放豁达, 不拘常套小节”, [8]可是就是这个本应刚强的人, 在面对情感问题时, 却显得异常脆弱。和他在一起的水夫回忆道, 在落水之前, “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8]从这一句话, 就能窥测出天保在失恋时内心极度的烦闷、痛苦, 不难想象他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世界中, 被失恋的痛苦久久折磨, 备受煎熬而又到不能自拔的情景。由于极度的精神痛苦, 他终于选择了“解脱”, 于是造成了“可是那只水鸭子仍然有那么一次被淹坏了”[8]的结局。天保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他短暂的人生划上了休止符。同样是失恋, 有的人被命运所左右, 有的人却不懈地与命运斗争。毋庸置疑, 天保正属于前者, 在面对失恋的痛苦时, 彻底地倒下去了, 他选择了逃避。仔细思考, 我们会发现正因为天保的消沉, 使本不该成为悲剧的命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其实正是选择逃避的同时, 注定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原本宁愿自己痛苦却也期待弟弟与翠翠幸福的他, 实际却成为引起他们不幸的导火索;原本一个人的失恋, 却无可奈何地成为三个人的爱情悲剧。

与此相对, 《一个天真的人》中的“自己”正视了失恋的“悲剧”, 他始终相信“我是一个勇士”, 也始终以此为精神动力, 终于从失恋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我们相信这个“勇士”一定会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 展开人生崭新的一页。同样的境遇, 上演着不同的人生。如前所述, 当失恋的痛苦侵袭而来, “自己”也并非是铁石心肠, 一样撕心裂肺般痛苦过, “自己”甚至可能比一般人更痛苦, 更受煎熬。即使如此, 由失恋的悲剧而跌入人生谷底的“自己”凭借超人的意志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意志力, 使失恋的“悲剧”没有成为人生永远的悲剧, 却转化成让“自己”成长的动力所在。然而天保却在同样的打击面前, 再也无法重新站起来, 他在将自己陷入精神地狱的同时, 也将他并不想伤害的, 深深爱着的人们推向了无尽的痛苦深渊。

一样“悲剧性”命运, 一个以跌入人生谷底主人公重新踏上漫漫人生征程而落下发人深省的幕布, 另一个则成为真正的悲剧, 令人不禁扼腕而叹。其实这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分不开的。“不可思议的恋爱小说”的作者武者小路实笃, 并不想让悲伤的情绪弥漫在作品中, 他的重点所在并不是失恋的悲剧, 甚至不是恋爱本身。从全文内容来看, 面对失恋的“悲剧”, 不屈于命运的安排, 不沉浸在悲观失望之中, 不失去理想与追求, 这样一个主人公形象成为作者想要表达的重心所在。而典型的恋爱小说《边城》的作者沈从文, 更注重的是小说情节本身, 天保命运的曲折, 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情节的曲折, 于是天保失恋的“悲剧”也就必然演变成一个悲剧。

三、两个极端———“乐天主义”与“恋爱至上主义”

如果将《一个天真的人》的主人公思想称之为乐天主义, 那么《边城》中天保的思想则可概括为恋爱至上主义。一般的人, 失恋之时, 一定是介于“乐天主义”与“恋爱至上主义”之间痛苦着、烦恼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无论是《边城》天保的恋爱至上主义, 还是《一个天真的人》流露出的乐天主义, 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另外, 从人物塑造手法上来看, 一个《天真的人》全篇都由主人公“自己”的思想、情绪覆盖而成, 准确地说全篇只刻画了主人公“自己”一个人。试想, 这篇小说如果没有主人公的“空想”, 则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因此, “空想”成为整个小说的支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 通过空想, 终于达成。这也许是对武者小路实笃“空想中的理想主义者”的最佳诠释。在空想世界中, 打造出的恋爱对象“鹤”早已不是鹤, 而是武者小路实笃“空想的理想主义”的最佳代言人。

在这一点上《边城》客观地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是拥有曲折故事性的“悲情恋爱小说”。将意中人让给弟弟, 自己背负不能承受之重的天保;对哥哥的死始终无法释怀的弟弟傩送;天真无邪、憧憬纯洁爱情的少女翠翠, 等等, 通过塑造这一个个朴素却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 使人性之美、人性的纯真与正直跃然纸上。山水之美, 翠翠之美, 民情之美, 这一切一切美丽的人或事, 共同构成了这一凄美的爱情小说。阅读了《边城》就如同遍览了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它宛如一幅流露淡淡哀愁的纯美画卷, 展现出最真最美人性的小说。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翠翠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更是巧妙到了难以言喻的地步。文章并未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翠翠的美貌、天真、纯朴与善良, 而是很好地利用他人之口, 生动传神地将翠翠展现在读者面前。恰恰与其相反, 《一个天真的人》中“鹤”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 却完全在“自己”的“空想”中完成, 对其描写之不足, 缺乏具体性。

不能否认, 相对于随着主人公“自己”思维而跳跃, 插入众多与恋爱无关冗长无趣情节的小说《一个天真的人》来说, 《边城》更易激起读者阅读热情, 不失为一部使人为之感动, 为之倾倒而留下深刻印象的恋爱小说。单就恋爱小说来评价, 实属无可非议的优秀作品。但若就其思想性而言, 不可思议的恋爱小说《一个天真的人》则无疑更胜一筹。在《一个天真的人》这部作品中, 与恋爱相较, 更受重视的是主人公的思想, 作品中出场的人物也都是武者小路实笃思想的体现。

四、思想性

我们不必反复强调《一个天真的人》这部作品赋予读者的精神力量, 仅仅是小说命名本身就已有相当的深意。题目《一个天真的人》实际上就是武者小路实笃思想的浓缩。无论世俗看到的主人公是有多愚傻, 主人公自始至终无所顾虑, 只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武者小路实笃自身的决心在这里也成功地诠释了出来。面对生田长江对武者小路的评价“胆大包天的天真”, 武者小路实笃自己却回应道:“正是我太过天真, 才能真正走上属于自己的道路。”毫无遮掩地展示了自己在文学事业上的自负。[5]《一个天真的人》树立了反世俗、反社会陈旧观念的崭新生活方式。简而言之, 人是作为一个人而独立存在的, 理应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要活在别人的言论与目光下, 而要勇敢聆听“自己的心”的声音, 以“自己的心”来判定究竟是幸福抑或是不幸。正是因为如此, 无论从旁人看来, 这“天真的人”是多么的不幸, 是多么的天真, 只要“自己”认为“我是幸福的”, 那么,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武者小路实笃向读者传递的是生活的智慧———“活出自己来”。除此之外, 尚处明治时代的作者, 敢于将“我渴望女人”这句话反复使用近二十回, 这恐怕也需要相当的勇气。这在当时赋予了小说更深刻的内涵。

《边城》在思想性上较之《一个天真的人》略显欠缺了一些, 但是绝对不能因为思想上的局限性而从根本上否定《边城》。《边城》的悲剧, 是善良的人与善良的人之间的悲剧。作品闪耀着永不泯灭的人性的魅力之光, 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娓娓道来一个带着淡淡孤寂和悲伤的故事, 耐人寻味。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边城》与《一个天真的人》的比较, 并不是优劣的比较, 而是通过典型的恋爱小说与不可思议的恋爱小说的对比, 起到凸显后者的空想性、“悲剧性”, 以及更清晰地看到潜伏在作品之下, 武者小路实笃思想的作用。

中村光夫曾对小说《一个天真的人》赞不绝口:“文风自由奔放, 突破了以往所有小说的常套, 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它的标新立异给众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不乏有人对这部小说持否定态度, 即便这样, 它也是当之无愧的划时代小说。” (その書き方の奔放自在さ、いわゆる小説の型を破っているという点で人々を驚かし、新しいものがここに生まれたという印象を多くの読者に与えました。無論けなした人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点では画期的な小説で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もいいかと思います。) [6]哪怕是今天的读者, 在重读这部小说时, 也一定会深切感受到那令人称奇的新鲜感与武者小路实笃如执着的勇士一般的生活态度。

当不可思议的恋爱小说遇到典型恋爱小说的时候, 不难发现, 我们在为沈从文笔下天保命运而感伤的同时, 原本难以理解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 也变得清晰明了, 感谢这两部文学作品相遇的奇迹。

参考文献

[1]山本昌一.『お目出たき人』ノート―私小説の系譜[J].国文学論輯, 1981.12:28.

[2]武者小路実篤.友情[M].偕成社版, 1968.9.25:1.

[3]武者小路実篤.お目出たき人[M].新潮社, 2000.1.1.

[4]山本健吉.武者小路実篤の女性観―『お目出たき人』の「自分」[J].新潮社, 2000:160.

[5]外尾登志.『お目出たき人』―自己の可能性追求の意欲[J].至文堂, 1999.2:61.

[6]中村光夫.近代文学と文学[M].朝日新聞社, 1978.1.20:267.

[7]吴鲁鄂.日本文学教程[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126.

金庸小说 篇11

关键词：小说评价；语言；人物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6-0101-02

小说语言与小说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与基石，小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叙事文学，而叙事就要与人物密切相关，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把创造人物形象作为重要的艺术使命，在小说的发展历程中，作家对它们在一定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不管小说如何变化，理论如何界定小说，小说语言和小说人物依然会是评价小说的重要尺度。

小说语言对小说至关重要，小说批评至今仍把小说语言作为评价小说的一个重要元素，然而，作家关于小说语言的观念会发生变迁，促使小说批评在运用这一元素时尺度发生变化。西方小说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然，这三个阶段在时间和类型上会有重合，现代主义小说流行的时候，会有现实主义的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流行的时候，也会有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作家深信语言是可靠、有用的工具，它可以描述世界的“真实”；现代主义作家则怀疑语言的这种功能，认为现实世界不可捉摸、难以言说，感到语言不能尽其所欲，他们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在小说中进行语言实验；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怀疑语言的描述“真实”的可能，怀疑语言与现实之间一对一的指称功能，而且将这种怀疑置于小说创作中。他们认为不是作者掌握语言，而是语言掌握着作者，作者并非先存于小说，作者和书同时诞生。

随着小说创作中语言观念的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的根本特性在于“文学性”起，对文学中语言的运用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文学进行语言学研究。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性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语言的运用和修辞的安排，后来的英美新批评也同样关注“文学性”所具有的语言形式内容，他们都把文学看作语言的一种特殊运用，能够以生动新奇的方式传达一种经验。后来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更是把文学的语言提高到本体论的角度，对小说语言的关注也无以复加。

文学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与语言本身对文学的作用密切相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词汇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1]186语言是小说的基础，是小说的所有元素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其它的元素，不管是人物、故事、情节、还是主题、思想，都是通过语言叙述所产生的。卡尔维诺说，小说“一切'现实'与'幻想'，都只能通过文字才能获得自己的形式。在文字之中，外部与内部、世界与我、经验与幻想，都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眼睛看到的形象与头脑想象的形象，都包含在大些、小写、句号、逗号、括号等组成的一行行文字之中；由排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符号构成的书页，代表了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景象。”^[2]227汪曾祺提出，“语言应该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3]218基于这样的观念，汪曾祺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小说的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将小说语言的价值提高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小说史上，凡是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狄更斯的幽默，海明威的简洁，托尔斯泰的厚重，艾特玛托夫的诗意……汪曾祺说：“一个作家算不算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4]109

小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叙事文学，小说家应该有清醒的语言意识。语言构成了小说家创作风格的重要部分。重视小说语言的审美性，将小说创作视为语言的艺术，这是小说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把小说语言作为评价小说的元素和尺度的意义所在。

人物是小说艺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小说的基石。赛·米利安认为，“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5]138“不朽的文学作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新的人物形象，创造出新的堂吉诃德，新的哈姆雷特，新的巴扎洛夫，新的巴比特。”^[5]141特别在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之前，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把创造人物形象作为重要的艺术使命，小说批评也把人物是否典型、逼真、饱满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来衡量一部小说的价值，“无疑，对一部作品的批评——不是对作品的人物，不是对作者的性格，而是对作品的批评——是不可能的。”^[6]9

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之后，不再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关注外在的人，现代主义小说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心现实，伍尔芙认为，小说如果向人物的内心去看的话，生活就远非现实主义所描绘的样子了：“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7]153

以意识流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革新了描写生活、描写人物的方法，但并未否定人物对小说的重要性。伍尔芙说，“我看所有的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正是为了表现性格……小说的形式才发展起来的。”^[7]165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是人的话，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人格，它不像前者那样具有一致的性格特征，我们熟悉安娜，我们熟悉米考伯先生，我们熟悉包法利夫人，但是我们却不熟悉达洛维夫人、布卢姆、斯蒂芬，他们身上的性格特征难能一致，因为他身上的性格特征太多，多得难说他们是好人或坏人，高尚的人或卑贱的人。现代主义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消失了，人物不是典型的人，而是人格。

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对这种小说要塑造人物的观念进行了颠覆。萨洛特说：“从各种迹象看来，不仅是小说家已不再相信自己虚构的人物，甚至连读者也不相信了。本来，在作者和读者的信心支持下，小说人物宽阔的肩膀在掮起故事结构的重负后，还能挺然直立，毫不动摇。现在，失去了两方面的信心支持，人物已经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了。”^[7]238

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此更是推波助澜，罗兰·巴特认为当今小说里被逐渐废弃的正是人物，费德曼说小说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他或她将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新小说中的生灵将变得多变、虚幻、无史、不可名、诡诈不可预测，就像构成这些人物的话语。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批评界在对小说进行批评时也敏锐地发现小说人物的“死亡”，在批评实践中也开始用其它名词，诸如“人影”、“卡通”、“密码”等来替代“人物”，因为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具有碎片性、多重性，人物只是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一个符号、一种能指，有的小说甚至让人搞不清所写的是人还是物。对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这种人物观，也有人不认同，索尔·贝娄针对罗伯—格里耶提出的传统小说人物观已经陈腐的观点，反问道：“……但我阅读伟大的小说家们的作品却百读不厌。该怎样处置他们书中的角色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那些最最生动的东西，已经丧失其生命力？难道人已走到死寂的终点？”^[8]620他认为如果一个小说家出于写作上的策略而放弃人物的塑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因为理论上认为个性之上的时代已过去而那样做，那就太荒唐了。

索尔·贝娄正确地看到了小说人物对于小说创作、小说阅读的重要性，小说因为它特殊的体裁，必然的要与“人”发生关系。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小说应该探索人的生存状态，描述人与世界的冲突，追问人存在的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蕴含着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普遍性，作家也往往通过人物来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关于人生的态度，因而人物具有了重大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所以，即便是极力否认小说人物的罗伯-格里耶也承认“新小说关心的是人和人在世界中的处境”，“书中的每一页、每一行、每一个字中都有人”。

小说人物是重要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使得将小说人物作为评价小说价值尺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困境，一个小说它不塑造个性化的、具有完整自足形象的人物，它就是要让读者搞不清到底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具有怎样性格的人，甚至让人迷惑小说家所写的是人还是物。对这样的小说，小说人物这一评价小说的元素就显得不合时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理论的说服力。同时，后现代主义小说也并非没有人物，只是它创造出来的人物缺少了统一自足性，呈现出碎片化、模糊化、矛盾性。

伊丽莎白·鲍温说的好：“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人'是小说所最关切的，小说要写的将永远是人，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因时间和表现方法的相应改变，小说将写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将扮演什么角色也可能发生变化。”^[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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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 篇12

中国的现代小说作品普遍带有文化的地方特质。从描写地方风物到刻画地方人物性格 ;从作家的价值判断到艺术追求,往往表现出地方的鲜明特点。湖南的现代小说创作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精神特质,简而言之,是‘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湖湘文化在文学表达形式上的具有鲜明的气质,即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特有的空灵、幻美的美学品格和朴素、自然的艺术追求。湖湘这种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学意义之一,是湖湘作家特有的“桃花源”情结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即在创作中总是很自然的自然风物、山水情怀和人文景观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哪怕是表达政治性主题的时候。废名作为湖北作家,必然在创作文学的过程中受到这些文学理论和文化方式的影响,他早期的小说表面上看似刻意追求一种安于自然,闲适宁静的乡土田园世界,内部却深蕴一种对现实苦难、命运无奈的悲凉情怀,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废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有着自己独特的体认方式。随着个人体验的深入,废名后期的作品更多渗入了作者对禅宗哲学及现实生活的个人体悟和感怀。浅析废名从《竹林的故事》到《莫须有先生》等前后期小说的创作历程,可看到其小说创作的现代化转变实际上就是禅宗哲学思想在小说作品中逐渐渗透的过程。小说文本所透出的禅宗玄学意味,实现了从“田园小说”到“玄想小说”的转变,在意境营造,语言的创新变异等方面给后来的小说家汪曾祺、沈从文等提供了借鉴的机会。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是儒家文化,其次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又渗入了许多儒家文化的成分。在中国民间社会,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文化倾向。中国现代小说通过描绘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角,从小说创作的本体意义上反映了儒佛道的文化内涵,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废名出身于湖北黄梅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从小就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经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此同时,他自幼也受到佛道文化的浸染,他出生成长的黄梅是禅宗圣地,民间拜佛礼道的气氛非常浓厚。废名记得小时候经常有和尚、道士做法事,作为小孩子,从中获得不少乐趣。大人们也常去寺庙烧香敬佛,带回喇叭、木鱼,使他幼稚的心灵对四祖寺、五祖寺十分向往。从此,废名与儒道佛结下了不解缘分,他的文化修养、人生阅历、生活道路等都与儒道佛思想密切关联。

在早期乡土小说的创作中,废名的小说明显带有楚文化色彩,楚文化的浪漫情调给予了作者丰富的创作灵感。他笔下那片楚文化虽然“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炫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他的文化世界体现了楚人对自然的崇拜,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擅长幻想型思维的特点。因此,对自然与人性的推崇,是废名乡土小说的灵魂,也是废名早期作品的主要特点。

废名早期的乡土小说,对于“乡土”的描述大多集中在儿时生活和见闻,所采取的背景也多是小乡村方面,譬如小溪河、破庙、塔、老人、小孩,都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展现了一个自然安逸、令人神往的乌托邦世界。这些小说更注重对自然的留恋和“桃花源”式世界的向往,描写自然美景的笔墨较多,甚至很多时候超过了情节的安排。

废名的早期作品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下,《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奏响着天人和谐、人际和美的牧歌。杨义在其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废名只是一只脚迈进现实主义的门坎便退缩回去了,接着出现的小说,逐渐远离现实的人生和当代的社会问题,……这种艺术转变的临界点,出现在他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于1925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之时。”作品对农家女阿三从童年到结婚的几个生活片段,关注的是乡村儿女的纯真、民间乡情的淳朴,然而作者在赏玩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寄寓了对三姑娘一家人的同情和怜惜。三姑娘纯朴、勤劳、清新,与大自然中青翠的竹林、朴素的茅屋、清亮的河水和谐地共处于天地之间,从外表到心灵天然无饰,生机勃勃。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姑娘渐渐长大,从天真的小女孩变成了“妇人”,“我”还是认出了她,“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了波皱。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透过竹林,作者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三姑娘的清纯圣洁,更是在平淡的语气中所隐含着的淡淡哀伤。

周作人认为,“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悲哀的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竹林的故事》表露的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情怀实际上是废名早期乡土小说的一大特色。废名的乡土小说几乎都产生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后期,与大多数乡土作家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不同的是,他在摒弃了物欲诱惑的同时,将自己沉潜到古朴、宁静的境界中,悠然绘出自己理想的家园。像此类的作品还有《菱荡》、《火神庙》、《枣》、《浣衣母》、《柚子》、《河上柳》等,即使有些作品在平淡的叙述中含着些悲悯的情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废名早期作品的审美性。

不仅如此 , 废名笔下的乡土还渗透着道家哲学意味,充满淡淡的仙气。在道家哲学中,道是自然规律,宇宙万物的本原是“道法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也。道家文化的着眼点是放在生命个体的意义上,主张无拘无束、自由超脱的生活。事实上,《竹林的故事》是作者在深刻领会儒家文化精神,并深受其精神影响的同时,用自己的小说对儒家的和谐意识做得完美诠释,并在其中渗透着和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

从道家的纯净自然向禅宗的主观唯心论过渡的作品是其长篇小说《桥》。此时的作者开始追求佛教中“心”可以包万物,生万境,世事沧桑,山河日月无非我心幻化所致的精神理念,追求人超脱自然的永恒境界。

废名的《桥》分为两卷,上卷主要写小林和一群孩子童年时代的乡塾生活以及他同琴子两小无猜、天真烂漫的情状。下卷则描写了小林弃学归乡后,与琴子、细竹桃源般的生活,虽然三人的爱情关系极具悲剧性,但作者却极力避免三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尽力表现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人性和情感,与上卷相比,显得更加空灵超脱。小说中小林、琴子、狗姐姐、史家奶奶、长工三哑叔、大千和小千两姐妹等等,叙述中没有人性的复杂,生活简单恬静,这种自然适意的生活方式恰恰与禅宗思想中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相契合。小说中描写的多是羸弱的小儿女和遭受苦难的老人,譬如孤独凄惨却始终保持从容和慈爱的史家奶奶 ;命运苦难却勤劳勇敢、任劳任怨的长工三哑叔。

小说多处出现坟、莲花、灯、塔等颇具佛禅色彩的意象,作者极力渲染黄昏时万物瞬息即逝、人生犹如沧海一栗的景象,正与禅宗“凡有所相、皆是虚妄”的观念相契合。废名的《桥》中多出写到“桥”,作为一个重要的自然意象,对理解作者的禅宗理念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桥·桥》一章中写道 :“这个东西,在他记忆里是渡不过的,而且是一个奇迹,一记起他来,也记得他自己的畏缩的影子,永远站在桥的这一边。”此外,小林、琴子、细竹去游东城外二里路的百丈亭时,要先过一架木桥。小林说,“这个东西,在他的记忆里是渡不过的”,于是,他要两位姑娘先走,“我站在那里看她们过桥”。且看文章的一段描述 :

“过了桥,站在一棵树底下,回头看一看,这一下又是非同小可,望见对岸一棵树,树顶上也还有一个鸟窝,简直是20年前的样子,程小林站在这边望它想攀上去!于是他开口道 :

‘这个桥我并没有过。’

说的有一点伤感。

‘那棵树还是和我隔了一个桥。’”

废名在《桥》自序中写道,原想用给书命名为“塔”,后来听说这名字已经被其他书所用,于是才确定把书名定为《桥》。“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在作者心中,《桥》中的桥实际上具有塔的象征意义。佛教中的塔象征着人世与天界的联系,因此这里“过桥”就有了从此岸过到彼岸之意。佛教中的此岸是现实世界,有着入世的烦恼和执迷,而彼岸是理想世界,即涅槃后的解脱和自由。在小林看来,这桥是渡不过的,它既是眼前现实的桥,又是意念的桥。禅宗认为,人要真正达到涅槃的境界,就需要抛开一切的烦恼。此刻的小林领悟到了只有了无牵挂才能真正过桥,因此作为一个“入世”的人,小林说“这个桥我并没有过。”

由此可见,废名早期的作品,天人合一,具有浓厚的桃源情调,带有湖北黄梅地域特色的“禅佛之境”,古代文人隐逸之气荡漾其中,哲学意味逐渐加重。

废名后期的作品,禅宗文化在其中的表达从最初受地域文化影响的朦胧意识开始逐渐成为创作意识上的自觉,流露和表现出一种更明确的、主动的艺术追求。

40年代的作品《莫须有先生传》(1932)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作者给予了更多谐趣和理趣。在“莫须有先生”系列中,尽管依旧营造小说的意境,但废名所受的佛教和禅宗的影响却体现的日益鲜明,透着禅学和理趣。废名创作这两部小说时似乎带着“涉笔成书”的游戏态度 :“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装痴卖傻,随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并列。”“莫须有先生是一个戏剧人物,作者借助这个虚构的“莫须有先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哲理和玄想,使小说主人公成为废名的观念代言人。”有评论者认为,“莫须有先生”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小说”或“玄想小说”的类型。这一评论确有几分道理。

其实在这两部小说里,废名的玄想并非指向具体而明晰的观念形态,他执迷的更是一种观念化的氛围和思考的意向。多年后作者在《〈废名小说选〉序》中也说 :“就《桥》与《莫须有先生传》说,英国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是我的老师,西班牙的伟大小说《吉诃德先生》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气。”因此,《莫须有先生传》的创作受到《堂吉诃德》的深刻影响,是作者的精神传,写的是废名自己(即莫须有先生)的参悟行为,反映了莫须有先生由参悟而彻悟,与本体同化,归于无限的精神升华过程。在《莫须有先生传》前面的章节中,莫须有先生不肯沉溺于现实生活,而在超越其上的美的境界流连忘返,就像第四章中所写 :

“莫须有先生不进,贪看风景,笑的是人世最有意思的一个笑,很可以绘一幅画了。”此时他感到 :“我站在这里我丰富极了。”

又如 :“庭院深深深几许?老太婆啊,世界实在同一块玻璃一样的不是空虚。我常常喜欢一个人绕弯儿,走一个人家的门前过,过门而不入,因为我知道那里头有着个可人儿。然而那也要工作得意的时候,否则我也很容易三魂渺渺,气魄茫茫,简直站不住了。哎,在天之父,什么时候把你的儿子平安地接回去,不要罚我受苦。”

佛教讲“人生是苦”,认为广宇悠宙,不外苦集之场,众生沉浮其间,由于“无明”,不能自主,所以受尽烦恼痛苦的折磨,命运不可捉摸。道家则认为人因为欲望而带来苦难,“祸莫大于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此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还认为“有生于无”,万物齐一与物论齐一是因为本于虚无。佛道中这些思想的启发,加上废名所面临的现实生活的困顿和艰苦,导致了他人生悲苦、宿命无逃、世事虚幻的人生观。在废名看来,人生充满着困顿、痛苦和悲衰。他的作品大多描述的是平凡人生活的面影,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宿命感和悲苦,里面的人生无一是圆满的。柚子家道陵落,无依无靠 ;李妈守寡丧子,几经风霜 ;阿妹受痨病折磨而悄然死去 ;三姑娘丧父,菱荡陈老爹是个聋子……所以莫须有先生不时感叹 :“世间是地狱”,“人生是受苦”,他想追求的是一种能忘记日子概念的像在“山上”的生活 :那里是“四时不循序”,“山上的岁月同我们的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生活,生活于摆布之中,有幸与不幸,这便叫做命运。这一只大手摆在什么地方呢 ? 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以莫须有先生之高明,有时尚摆脱不开,即是说纳闷于其中也,想挣扎也。”【6】在《莫须有先生传》的第十章中有云 :“莫须有先生只好自分是一个世外人。抱膝而乐其所乐道,我倒不管闲事,有时也有点好奇而已,然而好奇就是说这里无奇,我也并不就望到恒星以外去了。我虽然也不免忿忿,但我就舍不得我这块白圭之玷,不稀罕天上掉下一块完璧,你听说那里另外有一个地球你也并不怎样思家不是?只有这个仇敌与友爱所在之处谁也不肯走掉。”这时候的莫须有先生开始由艺术家进而成为哲学家的阶段。莫须有先生遁世而不离世,不在现实层面而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思考问题,他所寻求的是一己之道,也是世界之道,人类之道。

抗战的爆发,废名在被迫脱离其特定地域环境,在小说作品中渗入了自身的战争体验所带来的一些思考,开始了自己新的文学创作实践。面对40年代充满灾难的现实,废名不断的寻觅着拯救与解脱之道,借着对战争生活的观察,开始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忧虑着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这种社会忧患意识既高远又有些偏执,《莫须有先生》似乎是一部作者的“避难记”但作者真正的理想还是遁向虚无,向往回归自然的原始情趣。废名曾经研习唯识宗,他与黄梅同乡著名佛学家熊十力经常辩论,思想游走于儒佛之间,“半是儒家半释家”。卞之琳在评论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时说道,“废名喜欢魏晋文士风度,人却不会像他们中一些人的狂放,所以就在笔下放肆。”在《莫须有先生传》里,作者的“禅”,更加的强调佛性即“平常心”,“著衣吃饭,屙屎送尿,尽观道心”。也就是说“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关键在你是否顿悟。禅家的态度应是生于尘世而不拘于尘网,“但吃肉边菜”,是以出世的精神而又人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准则,是一种少私寡欲而知足常乐的生活观。隐居京郊的莫须有先生于闲暇之余,经常与俗人房东太太和邻居们斗嘴逗趣。事实上,他并不关注和倾听他人的内心,而是将他们的举动和言语作为参禅的材料,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可又超然得不能再超然,且看小说里面一段有趣的描写 :

“莫须有先生来回踱步。踱到北极,地球是个圆的,莫须有先生又仰而大笑,我是一个禅宗大弟子!而我不用惊叹符号。而低头错应人天天来掏茅司的叫莫须有先生让开羊肠他要过路了。而英须有先生之家犬狺狺而向背粪捅者池吠,把莫须有先生乃吓糊涂了。于是莫须有先生赶紧过来同世人好生招呼了。

‘列位都喜欢在这树荫下凉快一惊快?’

列位一时聚在莫须有先生门前偶语诗书,而莫须有先生全听不懂。背粪桶的还是背粪桶,曩子行,今子止,挑水的可以扁担坐禅,卖烧饼的连忙却曰,某在斯某在斯,盖有一位老太太抱了孙儿携了外孙女出来买烧饼。”

这里,莫须有先生得道了,他在禅悟的状态中将客观的时空与主观的时空想转化,他身在此地,又能够踱到北极,达到了佛教中“于相离相,于境离境”的境界,真正体验到“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永恒,此时的废名也在这平凡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找到了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

纵观30年代起直到整个40年代,废名的创作风格由此前的空灵静寂转向了自由洒脱,现实性得到大大的加强。究其原因,这无不与其禅学思想的转变有很大关系,此时的废名开始向往六祖慧能提出的“无相无念无往”的自由境界。他的自传式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既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和时代的缩影,也在文字中更加深切的感受到社会残酷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此时的作品开始努力摆脱前期小说的美丽虚无,自觉的追求真实性和自然之境,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思辨和理趣的表达。“他的创作有明显的‘还俗’倾向,无论是表现的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再那么清虚奇险,而是现实多了,亲切多了。”也许因为他把社会残酷的现实淡化了,反而让作品更具有独特的审美效应。实际上,这是作者用艺术想象的方式来超越现实,来回避现实的苦难。

三

综上所述,从废名的早期小说创作来看,《竹林的故事》、《桃园》、《河上柳》、《浣衣母》更多的是田园牧歌般的清新自然,后来的作品《桥》,作者开始由道家的纯净自然转向禅宗的主观唯心论过渡。40年代创作的“莫须有先生”系列作品其实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是作者在平凡的现实世界中找到精神家园的一个归宿点,也是禅宗哲学真正的渗入到小说的一个顶峰,此时的莫须有先生成了作者的思想代言人和行动执行者。从而,禅宗哲学在废名作品中的不断渗透也使作者的作品从田园式走向现实,参悟此岸即彼岸的佛禅意义,在思想、语言意境的表达和构建上实现了现代化转变。

摘要：废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在二十年代,虽是新文学作家,但由于受地域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禅宗哲学意味,从《竹林的故事》描写乡土的自然和谐,《桥》的亦道亦禅,再到后期的《莫须有先生》参悟禅宗玄学,禅宗文化在作品中的渗透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禅宗哲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在思想、语言意境的表达和构建上实现了现代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