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分析

宪法司法化分析（共3篇）

宪法司法化分析 篇1

摘要：宪法司法化的探索从2000年以后步入高潮,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 具有法律的所有特征, 并且具备自己的独特地方, 然而现实状况却频频向我们表明宪法是不能司法化的。然而众所周知, 宪法是根本法, 是母法, 从现行的各种法律、政策中并不能看到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领域的相关解释。文章基于理论上相关分析并在立足我国国情结合西方国家宪法司法化的模式来证实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并尝试提出一种新型的宪法司法化模式, 从而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可行性,违宪审查,宪法诉讼

一、宪法司法化概念的界定

宪法司法化, 顾名思义就是宪法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法院直接以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将宪法直接适用于公民权利侵害的案件, 包括政府侵害和私人侵害;另一种情形则是指法院直接依据宪法对有争议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 亦即违宪审查。

然而, 以上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自然并无不妥, 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普通法院并不能进行违宪审查的情况下则需要对其概念进行具体的界定。即违宪审查 (即审查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 和宪法适用。

二、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与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到现行的宪法, 中间历经多次修改, 尽管具体内容有诸多变化,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宪法始终宣称自己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 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抵触, 一切违背宪法的行为都应当追究其责任, 切实保障宪法的实施。

既然宪法一直声称自己是根本法, 并且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 那么宪法是不是法律呢?这个问题或许会有些困惑, 但是可以肯定没有人能说宪法不是法。

既然宪法是法, 而且《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诚然人民法院也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也就是说宪法并没有规定不能依照其来审判案件。

当然有人会说宪法太过于抽象、原则化, 不具备操作性, 因此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如果说纲领、抽象、原则, 宪法的确具备这些特点, 但是作为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发起国———美国的宪法只有几千字而中国宪法却有一万三千多字 (包括宪法修正案) , 那如果这样说, 美国宪法就更加抽象了, 更不能作为司法化了。因此, 宪法自身特征并不能成为宪法不能进行司法化的理由。

其次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作为制约国家权利的一部法律, 它的目的在与保障公民权利, 控制国家权利, 宪法规定的权利大多是公民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权利, 如果没有宪法权利的话, 那么一个人也很难说他有什么作为人的权利了, 此外, 宪法的某些权利通过具体的部门法得到了贯彻与体现, 然而还有许多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比如男女平等权就经常在现实生活中被侵犯, 却很难得到具体法律的保护, 宪法作为根本法正因为原则性, 所以才得以弥补具体法律的漏洞与不足。这时只有通过宪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试想如果宪法不能得以司法化, 那么该会上演多少不合情不合理的悲剧呢?

再次, 中国共产党一直提倡依法治国,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党一直表示“我们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的权威, 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又是依宪治国, 那么宪法更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了, 而宪法要想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就不得不走向司法化。

然后, 宪法司法化绝对不是说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三权分立。西方国家三权分立, 由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使得西方国家的行政效率较为低下, 我们固然不能加以提倡, 但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践却不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 而我国也一直以实现宪政、法制为自己的使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加没有理由对宪法司法化说“不”。

最后, 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 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 在此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 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 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 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 往往无法为这种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 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 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 将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 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 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三、宪法司法化存在的有利条件

尽管宪法司法化目前困难重重, 但是也不乏有利条件的存在。

首先, 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受理与宪法有关的案件, 虽然这与宪法司法化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法院却在积极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批复。”这个批复可以说是最高人民法院尝试着把宪法作为其断案的依据, 无疑对于宪法司法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次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首次把一些抽象的行政行为列入其审查的范围。这也进一步表明最高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这两个批复或说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也进一步表明了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方面, 法院都具备审查权。再次就是一些地方法院的个别法官也尝试着进行违宪审查如河南省的种子案便是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尝试着进行对违法的地方法规进行审查的表现。最后就是在香港回归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发生几次与宪法和《基本法》相关的诉讼, 并且香港特别行政区多次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 并没有因为宪法过于抽象而拒绝门外, 这不仅表明宪法不仅可以进入诉讼而且也有必要进入诉讼, 当然宪法进入诉讼也正是宪法司法化的题中之义。这些宪法进入诉讼的现象也为宪法司法化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依据。

其次, 目前很多学者都开始纷纷研究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的相关问题, 目前学者们纷纷主张推进宪法的司法化, 主要观点主要有这几种组成:美国式普通法院的宪法司法化, 德国式宪法法院式的宪法司法化, 还有法国式宪法委员会式的宪法司法化, 当然还有学者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提出中国式的宪法司法化:在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案件的处理。虽然这些观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 但是还是有其价值与意义的, 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推动。

当然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 多起关于宪法的相关案件都是从民间引起的, 说明他们的法律意识, 尤其是宪法意识的不断增强。

再次,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年来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备案办公室, 专门行使对抽象行为的违宪审查。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初步意识到了对于法律法规的审查, 避免其违背上位法和宪法, 这一点也可喜可贺, 当然这与宪法司法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最后, 理论与实践再次向我们证明抽象行政行为并非不可审查。如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复议机关附带提出审查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 (不包括法规、规章) , 这充分说明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是无依据的, 那么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有着类似的精神, 如果赋予司法机关以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似乎也不是问题。

四、宪法司法化模式的构建

宪法司法化, 作为宪政的重要内容,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相应的途径和方式。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 大多数法治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宪法委员会或者违宪审查机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更应该充分显示依法治国的决心, 那就更有必要在借鉴西方国家违宪审查模式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关。

最高法院作为违宪审查机关。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全国人大负责, 因此纯粹按照美国普通法院模式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和受理宪法诉讼, 难免会使现在的人大权威受到限制或者说有很大的阻力。这样的违宪审查模式在我国行不通。

设立专门违宪审查机关。在法国, 违宪审查的任务主要是由宪法委员会承担的, 当然法国作为有着三权分立传统的国家, 采取此种方式并无不妥。但是作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 如果采取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外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的话, 那么又会陷入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受到其制约。

综合借鉴各类宪法司法化模式, 结合中国国情, 中国宪法司法化适合采用复合式机构。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 (其地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平级, 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 只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 闭会期间, 独立行使相关权限) 。该委员会事宜采取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方式。主要审查非全国人大制定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规章是否违背宪法及组织法。当然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则按照被动审查原则也即不告不理的原则, 如果需要对其进行撤销或废除, 则需要向全国人大备案, 由全国人大表决, 从而实现违宪审查的有效化、权威化。

当然, 最高法院则受理相关违背宪法造成公民具体损害的案件, 也就是说宪法诉讼, 如果出现需要审查须由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抽象行为或者涉及对宪法理解问题, 则需要向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进行咨询, 由其定夺, 对于非法律渊源的抽象行政行为则具备审查权, 以减少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压力。

综上所述, 建立复合式的宪法司法化机构不但在理论上可行, 在实践上也有支撑其依据, 不仅不违背当前政治制度, 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全国人大的作用并且推进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进程, 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

参考文献

[1]李虹.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分析———从公民宪法权利案件说起[J].甘肃高师学报, 2008, 13 (1) :128-130.

[2]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J].中国法学, 2008, (6) :22-48.

[3]潘佳铭.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J].文史哲, 2004, (3) :144-149.

[4]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J].现代法学, 2008, 30 (2) :3-16.

[5]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J].中国法学, 2008, (3) :110-116.

[6]王超, 周菁.实现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机遇与困境———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J].东南学术, 2002, (4) :74-77.

[7]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169-199.

宪法司法化分析 篇2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 篇3

宪法的属性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其与普通的法律是不同的, 一般司法的程序是依据普通法律进行裁判的, 而宪法是普通法律的实施依据。在目前社会不同的学者对宪法司法化持有不同的观点, 其一, 部分学者认为: 宪法可以同其他法律、法规一样在司法程序中应用, 可以对案件直接进行裁判, 可以在裁判书中直接进行引用, 如此, 可以使宪法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其二, 另外有部分学者则认为: 宪法的司法化不是在审理案件中将宪法直接引用到司法程序中, 宪法不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在判案中使用, 而是起到对普通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作用。其实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第一点, 宪法司法化可以作为准据法对个案进行审理, 第二点, 宪法也是公法上是否违宪的评判依据, 在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可以对存在违宪疑议的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 并予以判断是否进行纠正。

二、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宪法是我国的母法, 也确立了宪法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地位最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 宪法也可以理解为宪政和法治, 其对我国政府行政机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都具备约束力, 特别是公民受到国家行政权利机构的侵害时, 宪法更能够体现出根本大法高于一切的权威性。如果宪法被动摇, 其他一切法律都会形同虚设, 宪法司法化正是具备这些特点, 才能够被人们认可, 同时宪法司法化对于一般法律无法解释或者不完善的法律条款具备根本的指导性。因此, 宪法司法化对于法制社会的发展是具备推动作用的, 也是必要的。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探索

当前在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很少将宪法直接作为法律适用, 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 宪法虽是法律的基础, 但其并不适宜引用在具体的法律文案中, 宪法中的条款所规定的范畴十分抽象, 虽然具备一定的约束力, 但是在实际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只有少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法律依据适用在案件中。其二,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 人们对宪法认知的机会较少, 在申诉时因缺乏对宪法的认知, 也会忽略其具体属性, 这也是因宪法长期不在法院审理案件中被适用造成的, 正因如此, 人们在进行申诉或者参与案件的判决时, 都会尽量的在《刑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范畴内需求法律条款的援助, 而对宪法的根本作用是无知的。其三,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界中, 很多执法机构对于宪法的解释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为避免判决的结果出现偏差, 在案件审理中也很少依托于宪法。

本文认为将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应该从违宪审查 ( 政治宪法) 与宪法的引用 ( 社会宪法) 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第一, 要构建我国宪法司法化, 就要实现违宪审查机制, 为能够使宪法适用于我国社会的违宪审查机制, 应该由全国人大通过违宪审查的相关决议, 并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使其发挥违宪审查的职能, 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 当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发现在案件中适用的法规违宪, 可以逐级上报, 直至最高人民法院, 然后根据《立法法》中第90 条第1 款之规定, 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审议, 如果在审议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确实存在同宪法或者法律有相互抵触的情况, 应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审查, 再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至“违宪审查委员”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二, 在违宪审查时, 是离不开宪法解释的, 因此, 在全国人大下设“违宪审查委员会”, 应该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宪法解释、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需要强调的是, “违宪审查委员会”是无法单独完善中国宪政大业的, 这还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进行完善的, 但是通过“违宪审查委员会”机制, 可以将我国释宪机制激活, 有利于推进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第二, 构建我国宪法司法化, 就是要实施宪法引用的政策, 我国任何的法律和政策都没有依据否定宪法可以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同时, 宪法的出现还代表着公民所应该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 公民有权利通过诉讼程序获取法律保障和救济, 因此, 宪法同其他法律一样, 也应该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在裁判书中, 也应该直接将宪法引用在其中。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宪法司法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其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法律, 既能够针对宪政进行监督, 又能够确立和保护公民的基本合法权利, 因此, 宪法司法化是必要的。而目前我国在宪法的适用上仍存在路径和方法的问题, 特别是宪法的条款概念过于抽象, 在直接适用中存在法律定位偏差, 故此目前合宪解释是最佳途径, 我们也期望宪法机制能够在未来不断完善, 使宪法司法化落地生根。

摘要：宪法是我国立国之根本, 也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其保障着国家权力有序的运行, 也对公民的权力和行为起到保障和制约作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宪法司法化成为了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 我国法院在适用法律时, 要求法官能够解释法律, 解释法律的前提就是合宪解释, 通过我国目前司法的案例分析, 合宪解释是最佳运用途径。

关键词：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方法

参考文献

[1]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一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