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和冲突

文化差异和冲突（精选12篇）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1

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 跨文化传播成为世界性话题。由于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度不同, 跨文化传播, 在一段时间内难免表现为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单向流动。虽然跨文化传播,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着诸多挑战和考验, 但是, 我们还是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接受跨文化传播的事实, 并努力在跨文化传播中转变成一个主动者, 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文化吸收者。

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表现

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 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常有两种媒介集团, 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 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

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表现。

美国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于1996年10月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 在上海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 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体最高层会议, 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 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 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 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

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 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 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 经MTV国际化包装, 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这一系列行为显示着国际传媒集团对中国的重视和对中国市场的更大期待。

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交往如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并彰显着它勃勃的生机, 但是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运行手段, 我国的一些学者还是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前段时间, 美国好莱坞将我国民间传说《花木兰》改编成电影, 让花木兰从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打杀、热衷寻找男朋友的新女子;日本人也积极利用中国文化资源, 将《西游记》进行了近乎改头换面的包装, 改编后的《西游记》在日本市场掀起一片《西游记》热, 但同时也在中国民众中掀起了极大的讨论热潮。

有学者认为, 像《花木兰》、《西游记》这样的“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文化认同的节点和标志, 是维系民族社会存在的底线。”对此, 笔者十分赞同。但是接下来该学者又说“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毁坏, 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 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着落点, 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

对此, 我们怎么看?当然, 对于美国或日本在没有征得我国相关群体的许可, 并且没有给予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我国文化资源, 笔者和这位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 即坚决反对。抛开这个问题不讲, 他国使用我国文化资源, 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这是否会引起学者的极大反感呢?

谈到这个问题, 笔者联想到了近两年在国内十分红火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这档节目基本就是针对中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学者的解读。其讲解的内容基本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由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由于某些商业运作的需要, 一些学者在“遗产”讲解中, 对于本已“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了些许修改。这让台下的学者们便有些坐立不安了, 有的更是在《环球时报》等媒体发表对于“歪”讲“文化遗产”的担忧。

笔者认为, 台下的学者不必对台上学者“歪”的评说表示担心。试想, 在台上学者讲解文化遗产之前, 都是哪些人在关注这些文化遗产?他们都关注到什么程度?但凡对文化遗产有所关注的人, 难道会因为台上学者的只言片语就改变自己曾经的认识方向吗?而对于之前根本就不曾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来说, 台上的学者, 至少起到了知识启蒙的作用, 尽管台上学者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 极大地考验了中国广大学者的智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她的解说至少让那些整天只关注英语发音的孩子们知道了中国原来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一句古话。于丹讲《论语》后, 书店里《论语》的销售热潮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笔者在这里啰嗦于丹和《论语》, 其目的还是想说明跨文化传播问题。抛开“跨文化”这个大框架不谈, 其实美国之于《花木兰》不正像于丹之于《论语》吗?如果真的把地球看成“村子”, 很多学者便不会那么紧张了。

面对中国文化, “他文化”采取了如上的使用方式, 而面对“他文化”, 中国本土又是怎样的反应呢?麦当劳、肯德基的标志, 成为全球所有城市瞩目的标志, 也成为中国百姓奖励孩子和众多青年男女约会的首选;中国特色的饼干竟然也宣称:“真正的美国口味, 我爱吃!”流行歌曲、摇滚、肥皂剧、好莱坞影片等让西方人如痴如醉, 也让中国人乐不思蜀, 其实这与中国人的崇洋媚外都关系不大。谈到这儿让笔者想起了在2006年网络上十分流行的美国电视剧《越狱》, 其因环环相扣的情节和主人公超乎常人的智谋以及影片中俊男靓女的组合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眼球, 在网络中红极一时。而令笔者哭笑不得的是, 最近某电视台居然推出了一部电视剧, 其故事情节甚至与《越狱》如出一辙。笔者并非一个崇洋媚外之徒, 但是面对这样的剧作者, 令笔者实在是感到可悲, 如此没有创意的“创作”其价值何在?既然没有创意, 其剧作者何不游说买其电视剧播放的电视台直接播放《越狱》岂不更加省力?笔者不反对学习, 而且还鼓励支持学习, 有学习才有进步嘛, 然而面对如此近乎照搬的模仿, 倒不如照搬了。

下面我们用数字再直观地看一下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 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 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中国媒体产业的贸易逆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究其原因, 从上文中, 我们也可见一斑。如此的差距, 其原因何在?又该如何处理呢?需要引起业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怎样看待跨文化传播

就我国来说, 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 “在任何正常的一天, 大约会有报刊读者5亿, 广播听众7亿, 电视观众8亿, 网民1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 受众队伍日益扩大, 且受众对媒介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他国家都企图在中国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们在中国的声音越大, 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吸引了中国的受众,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力量越大。所以, 某些国家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就此, 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 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 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 (指跨文化传播在当下具有更多积极的作用) 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 认为跨国传媒集团主要的争夺目标就是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而这一点正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对于这样的观点, 笔者认为其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

西方的大众文化往往有两面性。

一方面因为西方率先进入全球化, 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挖掘要远远早于我们, 也远远深刻于我们, 正是由于其对于人性深刻而更加准确地把握, 才使得其创作的作品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所谓: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另一方面, 西方人以自己的全球化想象去制作大众文化, 显然会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因为出发点不同, 难免会有接触中的误差和碰撞, 但我们不必就此放弃交流和沟通, 甚至产生了认为对方动机不纯的心理负担。哪怕是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想象令人遗憾, 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一切只是戏说, 不必过于认真。

我们在打开国门迎接“客人”的同时, 也要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思想认识。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赞同文化交流的同时, 也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

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应有的态度

在所有的态度中, 首先需要的便是一个理解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的要求, 也是对他国的要求, 所谓相互理解才能和谐相处。

首先, 通过国际谈判, 确立国际文化交流原则, 确保中国利益。前文中, 我们虽然提到不反对外国传媒机构对于中国文化的采用和改编, 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 即保证中国利益。这一点坚决不容置疑。之前的损失我们可以原谅, 但是之后的对策, 笔者还是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尽早采取行动, 在国际社会中与相关机构和国家进行谈判, 维护我国应有的利益。

其次, 以积极的态度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科技和信息技术都相对落后的国家, 虽然在跨文化传播中, 我国基本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但是, 我们也万万不可坐以待毙, 而是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 着力于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 着力于中华文化对世人的影响。当晓得, 中华文明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 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虽然目前看来科技不如人, 但我们在历史文化领域也绝对有足够的自信和骄傲做文化先行者。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2

而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定义二者对企业的作用和意义时，还是从二者的建设过程来看，或者是就二者达成的结果而言，企业战略都应该遵从于企业文化的选择。即，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保证企业文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除非企业承认企业文化的选择是错误的)。

从源头来看

企业文化通常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哲学，是对企业如何生存、经营、发展，走向何处的最根本的回答，目的在于找到企业持续经营、永恒发展的根本原则。而战略是企业在当前条件下，面对即时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的前提可能是一两年就会发生变化的，也可能是五年、十年才会变化的，但肯定是会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变化的。所以一旦战略的选择与文化取向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企业的终极目标为准绳来判断和决定我们的取舍。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企业的持续赚取合理利润。

从过程来看

一个文化氛围的养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文化氛围的养成需要首先得到人们的内心认同。一个新的信念能够植根于人们的内心，需要一个从信念激发情绪，由情绪推动行为，再通过环境对行动的反映而增强或削弱人们对这个信念的认识；经过多次这样的循环才可能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中逐步形成一个文化信念，从而在人们的行动中反映出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一般的企业文化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后才提出一个理念或建设的目标，并且要求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来实践和达成，不能够经常进行大的调整，有的甚至在企业中传承数百年。而战略却是根据企业面临的不同环境与条件制定的一个相对短期的，并不断调整的一个计划。是一个相对较短的过程。一个企业的战略多则五年、十年，少则一年、两年。所以通常是企业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而文化却刚刚扎下了浅浅的根基。因此，如果文化总是为了支持战略而作出大的改变，那恐怕任何企业也难建立起一个真正实在的文化。

从结果来看

很多企业家都希望文化能够支持战略，许多顾问也因此而喊出企业文化就是用来支持战略的这样的定义。诚然，一个良好、正确的企业文化应该是符合企业战略达成的。但判断一个企业文化是否良好和正确，却应该先来看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商业规律？是否符合社会群体，特别是目标客户群和员工的综合价值取向？如果不能符合这些的话，即便这个文化能够支持战略，那也是不可取的。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及企业的战略都是违背了企业所在的生存环境的价值取向的。一个违背自己生存环境需要的企业，又怎么可能获得长久、持续的发展呢？这样的文化取向与战略带给企业的一定是个悲惨的结局。

例外的出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坚持是一种美德，被人们称颂为“坚韧”；而不坚持也是一种美德，被人们赞誉为“不拘泥、不墨守”。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在执行的过程中通常会“随机而变”，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给自己的选择加上“坚持、坚韧”或“不拘泥、不墨守”的标签。尤其是在企业发展中面临巨大困难和巨大利诱时，人们就更容易以“不拘泥”和“求变”来放弃企业遵守或应该遵守的信条。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人们通常会被这种“成功”和“胜利”带来的幸福所击倒，从而在此之后，更加乐此不疲地采取“求变”和“突破”。

殊不知，这种收获在企业的持续之路上，一定会让企业付出代价，而且往往这会是一种比当时的收益更高的成本，甚至让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直接的，即反映在了市场、销售层面上；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成本。直接的代价通常会引起企业的重视和反思，但在文化建设、人员价值取向等无形成本上的损失通常会被企业所忽视，最终造成企业的巨大消耗、损失，乃至彻底的失败。

所以，中国企业在追赶国际先进企业时、在成长为世界优秀企业的道路上，更多的不是缺乏～远瞩的眼光和对形势的判断，而是无法辨认什么是企业应该牢牢遵守的底线，从而无法建立和培养能够在员工中代代相传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企业的力量总是不能够凝聚在应有的焦点上，企业总会消耗大量的成本在人员的招聘、选择、流失、犯错上，企业总会花费巨资来开发新的客户却又很轻易地失去他们……

而与此同时，世界级的优秀企业们却始终在进行着我们似乎怎么努力也学不到手的战略布局、战略执行、能力培养、击中目标、获得丰收……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3

2014年岁末，著名学者冉云飞的最新著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出版，书中荟萃了他十余年来有关巴蜀历史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作者根据历代野史笔记，参以正史，辅以诗文，饶有趣味地爬梳巴蜀历史文化。在整部著作中，作者以文化学者的视野，列举种种案例，沉思家国历史，追忆和探寻沉潜的文化，唤醒人们对故乡的怜惜与保护之情。

在著名学者冉云飞心中，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则是一种双重的不幸。“在经济利益至上的风气席卷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唯有对文化家园有所坚持的文人，用笔墨复活了自己心中的故乡。”

面对故乡的文物被毁、古器被盗、老屋被拆、江河被污染等逐渐“沦陷”的现象，冉云飞先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查阅大量史籍，足迹遍布巴蜀大地，去追寻文化兴废，重新梳理巴蜀文化的历史钩沉，其著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问世，再度让人们看到了那些渐行渐远的文化。

面对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冉云飞说：“既然我无法阻止那些破坏与变迁，但我可以凭借地下古物、纸上文献、自我经历，来建构那过去或即将消失的故乡，聊以慰藉众多像我一样的受伤者。”

“我的故乡已沦陷”

无法还原的吊脚楼和龚滩古镇

在有识之士看来，那些旧的历史遗存，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传统——但若以社会的发展来看，许多我们想保留的东西，却又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冉云飞的老家在重庆的酉阳，深藏在渝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是神秘的北纬30度线穿过的武陵山区。作为诗人，他用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黑人诉说河流》的名句，来称颂故乡那条约一千二百里的河流酉水：“我知道河流像这世界一般古老/比人类血脉中的血流还要久远……”

“任何一个民族的定居，在对水源的选择上都是十分慎重而考究的，逐水草而居原非游牧民族的专利，围绕武陵山区而言，对我们土家民族来说，鄂渝湘的酉水流域是永远的故乡。”

重庆境内古老的历史文化名镇——龚滩，是冉云飞家乡的骄傲。古镇坐落在乌江与阿蓬江交汇处的凤凰山麓，拥有1700多年历史。这里蕴藏着土家族的许多精神及物质文明，历史悠久的冉家院子、西秦会馆及不少寺庙，都是难得的活着的文物。

古镇中最典型的文物，莫过于举目可见的吊脚楼。吊脚楼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杜甫入蜀时曾写道：“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古巴蜀地区多是瘴疠沮洳之地，且森林茂密，气候比现在还炎热，因此必须有底层房屋架空的巢居，才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当时的环境对身体的伤害。后来，随着平原地区气候日趋干燥，人口越来越稠密，森林砍伐得厉害，巢居的形式便渐渐式微、衰落，只有在山区或一些需要人们爬坡上坎的大城市，还残留有巢居的影子——这便是今日之吊脚楼。

在重庆、涪陵、万州等长江沿线城市，以及乌江沿线的小镇如龚滩等地，尚有吊脚楼的余韵风采。但随着建筑材料的变更，建筑式样的西化，大城市偶存吊脚楼样式，与原来的吊脚楼韵味已经相去甚远。只有在渝东南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才多少保留了吊脚楼这种“建筑活化石”。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堪称“活着的土家族建筑博物馆”的古镇，在现代化的建设大潮面前竟然毫无抵抗之力——在下游修建的一座水电站，注定了原来的龚滩古镇被淹没的命运。早在2006年，龚滩古镇就已经被拆迁，并在下游3公里处进行了复建。虽然有关部门宣称“修建水电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并且古镇会按照原样进行复建”——但那1700多年累积起来的神韵，只怕早已在搬迁过程中损失殆尽。

为搜集家乡那些即将消失的人间爱物，冉云飞曾跑遍了这里的山路，“无法阻止，真有追之莫及的伤怀之痛。”冉云飞痛心地说，如今像这样喊着‘大开发’的口号，冠冕堂皇地“为了发展经济”，而罔顾保护传统文化的行为，并不鲜见。在有识之士看来，那些旧的历史遗存，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传统——但若以社会的发展来看，许多我们想保留的东西，却又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成都的“病态”

我们的精神家园怎么了？

“曾接纳穷困杜甫的草堂门票愈来愈贵，草堂也愈来愈豪华，甚至还有人准备在草堂里建商业地产，名曰草堂二号……”

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沉沦》一书中，从众多的例子可以看到，在当今的巴蜀大地，但凡可贴上“历史文化”标签的元素，似乎都已被开发打造出来，成为吸引一拨又一拨观光客的噱头，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明积淀，也在指缝间悄然溜走。

冉云飞认为，作为四川乃至大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近年来也逐渐走上了文化“沦陷”的道路。作为2000多年来城址都没有多少变动的城市，成都以山水之胜、风景之美而驰名天下，历来吸引着各路人马频繁出入，他们在或短或长的羁旅中，不忘将他们所看到的蜀中景致传达给友人，展示予读者。但纵观如今来到成都的各路旅行者，似乎都得到了统一指令，那就是导游们手中小旗子的指挥。一大帮人闹哄哄地跟着导游，纯粹是走马观花看热闹，那简单的三言两语，短短的十多分钟游览时间，怎能体会那些古老的建筑、书画甚至草木里记载的岁月风华？

更令人痛心的是，成都这些年的改造，悄无声息之间就毁坏了许多好东西。太多的打造、开发，让这座原本纯粹、安逸的天府之国，到处充满了铜臭，那些慢悠悠的休闲时光，也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里变得一塌糊涂。

冉云飞把著名的宽窄巷子称为“成都最后的孤儿”，曾几何时，这“孤儿”作为有百年多历史的孑遗而如此沧桑多难，身历数朝，愈发显其不可多得的风致。人们行走其间，旧日风物、人物掌故联袂而来，动人心怀。可是如今，这“最后的孤儿”也被狠心的父母给典当、卖掉而拆毁了。各色商铺、各种酒吧会所五光十色的浮华，让那最后一丝沧桑的味道也荡然无存……

冉云飞在书中还重现了杜甫草堂的兴衰：“公元759年冬，杜甫从甘肃同谷出发来到蓉城。第一次看见繁华的成都，冬天里还有绿树，一个逃难的穷人，得到当时成都要员严武的扶助，在离市中心远点的地方安身，于是他在浣花溪筑茅屋数间，成就了后世天下闻名的草堂。老杜在浣花溪写下了他穷愁一生中最快乐的诗篇……但如今，曾接纳穷困杜甫的草堂门票愈来愈贵，草堂也愈来愈豪华，甚至还有人准备在草堂里建商业地产，名曰‘草堂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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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的窘境

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冲突

“我们必须天然地利用现有环境，进行科学而适度的开发，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头等要事。”

中国的旅游胜地大多位于西部，而西部的旅游核心地非阿坝州莫属。从上世纪1990年开始，冉云飞就开始探访阿坝，这里是他最钟情的地方——神奇的九寨、上天的黄龙、醉人的米亚罗、自然之子牟尼沟、生物天堂卧龙、雪山女儿四姑娘、赏心悦目的黄龙大草原、“羌族生活博物馆”桃坪羌寨等，无不闪耀着令人称奇的魅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些令人心醉的风光与人情，让我此生不忘。”

然而，到了新世纪后的2011年冬天，当冉云飞再一次深度探访九寨沟，却发现与十几年前的记忆大相径庭：沟口再也不是简单清净的山与水，而是绵延数里的宾馆、饭店，河边的山坡上，树木被砍伐得厉害，郁郁葱葱的原生态样貌已大不如前……说到这里，他笑道：“幸好当年的冬天人少，九寨沟没有人山人海，否则，我那大包小包的九寨之行就真的太‘造孽’了。”

冉云飞调查后发现，对景区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在西部真可谓举目皆是，其狂热程度让人伤心，不少人在商业面前沦为毁我山川的“旅游疯子”。比如黄龙大草原、红原大草原声名在外的丰茂草场，如今不仅面临过度放牧、严重沙化、鼠害严重的危险，而且在每年的七、八月，密集的游人还会带来植被破坏、垃圾污染等问题，那满目疮痍更令人忧心。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会使西部的人文地理、山川风物、民族风情、宗教文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慢慢遭到侵蚀而逐渐消亡。20年后，在西部广阔的土地上，这些上天的恩赐、人间的爱物，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实在令人不堪设想。

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提出了对众多开发项目的质疑，也提出了许多解答方式。冉云飞表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是勒在西部人民身上的绳索，但要去掉绳索，不是随意乱剪绳索的某个地方，而是剪掉绳索本身打结甚至是死结之处。从根本上来讲，剪掉贫穷这根绳索的死结，不是以人们丧失祖祖辈辈赖以立足的精神和物质的故乡为代价，来让他们吃饱饭。这个过程，不能全盘仿效东部发达地区，更不能成为某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搞的所谓“经济大跃进”——“我们必须天然地利用现有环境，进行科学而适度的开发，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应该是头等要事。”

试论跨国企业的文化冲突和管理 篇4

1. 不同国家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一部分, 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 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不同企业的员工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员工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冲突。荷兰著名跨国企业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特德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 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 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对权利距离的态度、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以及性别差异。研究表明,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2. 管理者对于文化的认识的偏差。

企业管理者在跨国企业文化差异的认识上, 往往存在一些认识偏差。比如:缺少对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了解、忽视各国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中心观点等。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够正确认识文化差异, 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跨国企业文化管理, 不仅能消除文化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且还会充分利用文化差异, 有效地实施管理。

3. 基于不同类型的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的具体表征。世界著名管理咨询专家理查德·刘易斯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 即单线活动型、多线活动型、反应型。这三类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取信息, 单线活动型主要依靠数据, 多线活动型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 反应型综合上述两种方法。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 不同的行为模式造成企业经营方式的差异, 同时也造成了经营中的文化冲突。

此外, 由于不同语言造成的沟通障碍, 不同民族特有的性格, 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不同的生活态度都会导致跨国企业文化冲突。只有基于对不同文化的深刻认识, 才能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法。

二、跨国企业文化冲突的管理

1. 从不同维度识别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 决定了人们持有不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要管理好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 就必须了解他们的不同需求、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行为模式, 也就是对企业中存在的两种或多种文化进行分析, 找出文化特质, 以便在管理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减少文化冲突和矛盾, 推进文化融合。文化维度分析有利于从各个侧面把握文化的特点, 从而找出解决文化冲突和矛盾的有效方法。

2. 建立跨国企业文化沟通机制。

跨国企业文化沟通是指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形成互动的行为过程。跨国企业文化沟通的实质, 是对彼此尊重和理解。尊重的含义是指对相互间文化差异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 是确保信息畅通、保障有效沟通的基础, 也是确保跨国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成功的关键之一, 同时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沟通才能产生理解和信任, 形成文化整合。

3. 加强跨国企业文化培训。跨国企业文化培训是解决跨国企

业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当前很多企业偏重员工的纯技术培训, 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国企业文化培训。培训内容一般包括:认识和了解对方民族文化和母公司文化的;学习对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开展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训练;进行语言沟通、风俗习惯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等。通过全面系统地讲授对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 提高员工对对方文化的认识和文化敏感性, 引导员工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 减少文化冲突以及提高文化冲突的解决能力。同时, 跨国企业文化培训还包括培养和发展员工的观察能力和面对面交流的能力, 使员工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理解和学习对方的文化。

4. 营造学习型组织氛围。

除培训外, 鼓励员工自主学习, 能够通过学习, 深入体会文化的差异以及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只有员工获得了内生的自主学习的力量, 员工才能真正从行动上有所改变。同时, 企业还需要建立团队学习机制, 鼓励员工彼此交流学习心得, 互相询问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团队学习机制, 可以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 进一步鼓励员工的学习热情, 同时还可以集中集体智慧, 解决跨国企业文化冲突带来的问题。对于管理者来说, 鼓励员工学习, 当然更要自己带头学习, 认真研究, 上行下效, 才能保证良好的学习效果。

5. 谋划跨国企业文化的融合。

文化冲突的一般解决方法有三种:一是凌驾, 即组织内的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而成为统治文化, 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企业内部文化的一致, 避免纷争, 但从长远看来, 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成员长期积压的反感, 可能会导致最终更加严重的冲突。二是折衷, 即不同文化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 有意回避文化差异, 从而实现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 由于这种回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客观存在的冲突, 实际上仍然潜藏着危机。三是融合, 即不同的文化在承认、重视彼此差异的基础上, 融合而形成全新的企业文化。这是一个较为复杂、困难和漫长的过程, 但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 这又是必需的, 只有建立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通过文化的引导使每个员工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同公司的战略和宗旨相结合, 才能增强企业文化的跨国适应能力。通过这种文化的融合, 将形成跨国企业文化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 并逐步形成跨国公司的管理文化, 最终建立起以公司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马晶梅: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策略研究[J].北方经贸, 2006, (02)

[2]孟宁:企业全球化经营与跨文化管理[J].中国外资, 2006, (04)

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篇5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6 来源: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五个文明形态

在这样的五个文明形态中，按照今天已有的考古学的资料，最早的文明应该还是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出现了城市，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这一系列都有了，我们说就是到了文明了。到公元前350年左右，在两河之间就出现了文明。这是最早的。

第二个稍晚一点的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说是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是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很多埃及文明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兽结合体。爱琴文明是深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

第四个是克拉达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也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2600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在英国的考古家在死者的坟墓的地方发掘出了很多水平很高的文化遗体，被证明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出现的古代文明。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帝的后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伪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炎黄嫡系，我们有自己的传说，大家就喜欢当真了，炎黄王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部落中的人物，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个部落。我们说是炎黄子孙，真正的编年史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不是正史，现在翻开历史学的辞典，《汉语大辞典》后面的中国编年史也都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都是传说，真正的开始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商周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它认为中国的文明史要从商代开始，而不是夏代开始，知道的理由是三代文字现在没有确证，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被承认，一种专门用于记事的文字，没有记事的文字的文明就不被承认。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清朝末年，明朝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是商朝中期的文字，商朝早年的文字都找不到了，更别说是夏代了。如果是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是从商朝算起只有3500多年的文化史。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最初是在人类的亚欧大陆上，这样的五个文明是非常有意思，一字摆开正好是同样的纬度，可能是这个纬度的气候、雨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在纬度上整个五个文明上下，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三十五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所在的纬度是一个都达不到，是很小的，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最早的夏商周的城市就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到黄河入海口，这样的区域，珠江流域最早虽然也有原始的文化，但是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有的狭长的地带中，北纬是可以统一的，经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文明所占的经纬度都没有小。在它们的周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五个文明的南边往往不是大海就是一些蛮荒之地，而在这样的五个文明的北边，那是草场，是很多游牧民族。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发展是没有规律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在定居的农耕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们都没有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有农耕民族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在五个文明的北边，也包括在他们的中间，经度中间有很大的孔隙，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农耕的文明。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南边是有大量的剩余产业，而北边的经济是发达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性的，他们的整个经济水平是比较贫穷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为什么呢？北边是长期吃肉形成的彪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体力比较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是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看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好的佐证，都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商周时代开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都是入侵者，都是从北边来的。刚才举的例子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冲击南方的民族。

入侵效应和酵母效应 这样的冲击的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总结。这个效益从时间上的效益，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重的来看就是形态的蜕变，就有点像是春蚕了。大家注意到一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就是不断蜕皮，然后吐丝、结茧，然后再成蛾吐丝再成茧，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条蚕，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这个文明也是如此的。爱琴文明由于当时有一批原始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文明发展成为了希腊罗马，而两河文明发展成为波斯文明，克里克文明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文明。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经过了混杂的春秋战国，秦国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开始养马再开始富裕，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的效应称之为“春蚕效应”，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化，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

还有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变化“酵母效应”，以前蒸馒头要用酵母，包裹起来的面团用了酵母，留一段酵母下一次再发面。农耕被游牧民族入侵，就导致了文明的发酵，看起来是游牧民族包围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掉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农耕民族以柔克刚，反过来把游牧民族消灭掉了，本来最初的五个文明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入侵，一次次的扩大了农耕民族的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便成了农耕民族的世界，游牧民族变了，没有了。三代以来，夏商周以来，一次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始的游牧民族呢？这些游牧民族都不见了，满族人今天都没有了，而华夏文明不断的向世界扩展，今天来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上到黑龙江下到珠江地区，都是农耕民族的世界了。

两个效应，一个是文明时代时间上的突变，还有空间地域上的扩张，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之前，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15世纪之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结合图表就简单的把这个过程拉一个线，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刚才说的是一般性原则，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开始，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00为止，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大入侵，入侵之后统治了农耕民族，被农耕民族潜移默化同化了，看起来是征服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被农耕民族同化了，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发展的。游牧民族是很彪悍的，久而久之是接受了你的文明生活方式，改变了野蛮的原始文化，而接受了你的文明。满人的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久而久之，基本上就变成了文人了，多尔衮那些子弟兵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各大文明圈都是这样的，彪悍的民族来了，几百年之后，全部没有了，都被弱化了。文明的发展过程

简单的对于几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讲解。在3500年的时间中，一共是发起了三次大入侵，第一次是一批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到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西方的语言学家就吃惊地发现，从西班牙语到法语、英语，包括了波斯语、拉丁语这些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同源性，具有共同的词根，相似的语法变化规格。有学家就假想了，最早这些语言有一个母体，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地区，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亚历安那地区，就把这个地方的语言称之为亚利安语。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首先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向三个方面大入侵。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西南这一支入侵之后，就冲入了西欧的半岛，后来我们说的希腊人，意大利的祖先罗马人，西班牙的祖先高卢人，都是这一支向西南冲入的雅利安人。所以第二个文明，希腊的罗马文明本身就是由一批最早的入侵者，当时原始的爱琴文明创始人融合的，本来这些都是入侵人，希腊人最早就是荷马诗史中所描写的，这是一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西欧人的祖先，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凯尔特人，都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于文明世界冲击时来到的。经过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创建了新时代的罗马文明。往正南的一批，包括了波斯人，他们在入侵之后，和两河流域相结合，最后开创了波斯文明，这是最后的文明，但是最强大的，这是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波斯文明。

往东南的这一支往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一批人被征服了，沦为了奴隶。印度语中这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征服者都是鼻子比较高的，当地人说是没有鼻子，其实是鼻子比较扁平，就被称为印度的贱民，有身份的人的四大种姓，其他的都是贱民，这样的四大种姓是征服者，在古代的印度文明，是他们的宗教文明，印度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万花筒，和民族的杂交和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三支分别的向西南、正南、东南入侵，导致了前面的两个文明，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应运而生，完成的这种嬗变。

刚才说到了秦就是西南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混杂进入了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时代，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强悍时代，唐汉是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代有博大的胸怀，是一种繁盛，而汉代是雄兵重武轻文，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经过雅利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时代的入侵之后，引起了文明的蜕变。古希腊的文明是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那时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好的，北边有地中海，游牧民族往北边来的时候，往往是侵入不到它，一碰到水他们就傻眼了，不会划船，埃及文明在当时是比较幸运的，在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中幸免遇难，他们没有发生文化的毁灭。

一个生物学中一个生物过于纯种系是不太容易生存的，这个埃及文明的命运就是太“纯洁”了，埃及文明的两个象征，一个木乃伊和金字塔，文明成为了木乃伊和金字塔了，那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叫做埃及而已，先后被波斯化、罗马化，伊斯兰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已经没有了文明了。已经绝后了，没有了传承，古代的文明经过了第一次入侵之后，就变成了四大文明了。波斯帝国也是非常不得了，喜欢打仗，发起了三次战争，始终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谁来征服它都不能改变它的信仰，这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冲击之后导致的结果。紧接着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入侵了，这次是由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是冲击的发起人，匈奴自从汉高祖的时候就开始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威胁，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的山脚，对当时的匈奴王四十万大军围困了，当时贿赂了单于的妻子才放了刘邦一命，后来就有了和亲的策划。当时就开始打匈奴了，打到了后汉的时期，由于汉朝主动的打匈奴，打匈奴他们就往西跑，平静的游牧民族被挤压着草原上的其他的人往西跑，逼迫这些人打不过匈奴人，他们是形成了比较大的部落集团，就逼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南跑往西跑了，这些人跑到南方的农耕世界，就导致了第二次的大入侵。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日耳曼人虽然是凶悍，但是打不过匈奴人，所以不得不去打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被一批日尔曼蛮族，一直进入到罗马帝国，把这个罗马帝国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在西边，东边的秦汉帝国灭亡的时候，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因为匈奴等五支游牧民族来了，把整个中原占领了，建立了蛮族政权，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结果。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一直到隋朝的崛起才开始统一，到了唐代这个时候开始文明了。第二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这几个民族的改变，罗马帝国，秦汉时期，还有唐宋元明清，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印度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受到大的入侵，但是也是受到了北匈奴的影响，还有阿拉伯人，这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进行入侵的奠基，这是一支在沙漠中崛起的帝国，对周围的农耕世界进行了大入侵，结果是对波斯王国进行入侵，出现了一种大的改变，成为了统治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四大宗教文明

这样的四个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这样的四大文明，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产生的，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儒家的文明是从孔子的地方算起，这是春秋时代，但是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的时候，独尊儒术，都是第二个文明出现了，第三个文明时代才形成了气候，因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伦理体系，被官方所接受，到深入民心，成为所有这个地区人民自觉加以奉行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基督教真正的成为普遍的宗教，是在蛮族大入侵之后，公元前7世纪之后，成为了自己的安生的原则，全部都接受了基督教。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西欧的所有的文明都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影响，欧洲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中世纪有很多个国家，德国还有几百个国家，是无法用国家的形态来解释那时候的状态，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德国、北欧还是南欧，不管是哪一个贵族的领地，你从生到死都是基督教的教民。东汉之后就乱了，佛教也是顺势而来了，唐宋之后，儒家思想才真正的深入。唐宋之前，这个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儒家、佛、道，三教互补合一，在唐宋之后，才形成了新的儒学，真正的深入人心，从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你要成为人上人，就要读儒家的思想，只要把儒家的思想参悟透了，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走上仕途。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真正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思想。阿拉伯帝国出现的问题，我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到哪里，我的阿拉伯人就到哪里，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印度有一种宗教思想，婆罗门教，印度人坚决相信的是印度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教产生之后，很多的游牧民族来入侵，特别是阿拉伯人一次次的占领和控制了印度，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人的基本信仰印度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四大宗教，中国是伦理，并不是宗教，儒家是一种伦理。四大伦理确立之后，意味着各大文明圈的人有了自己不倒的精神脊梁，从此以后，不管是暴力入侵还是和平渗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以后，差不多近1000多年的时间，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西方人都是在基督教的理念支持之下，开始发展的。启蒙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高涨，告诉大家，基督教在西方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地位？美国人有70%的人是基督徒，在全体的人数中，这是占了很大的分量。尽管是科技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到周末都要去做礼拜，因为是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我是渺小的，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到今天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前推100年，1910年的时候，西方基督徒是95%以上都是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自由化的时代，美国是80%，西欧是70%，而北欧是80%都是基督徒，到今天经过了启蒙运动，仍然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去教堂做礼拜祈祷，尽管可能是科学家，学问家，但是仍然会去向基督祈求。一天是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室中的做科学实验，但是星期天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要由上帝来解决，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就是基督教。而伊斯兰教，今天中东所有的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教民，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不是穆斯林的话，那么你的命运就很难说了。这是国家立法规定的。印度教世界，虽然说佛教是由印度教产生的，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宗教，已经有3亿7千人的佛教徒了，这个佛教不容易统计，这个组织化不强。印度教在公元四世纪产生的，有多少印度教徒呢？有8.5亿印度教徒，印度有10亿人。上一届的印度总理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要以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相似。

文明的冲击 中国儒家的文明就不多说了，这一百多年是受到了多次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认为的批得很臭了。现在主要是倡导了儒家文明，儒家是主干，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000多年，儒家文化是深入人心的，从唐代开始，更不要从秦汉和春秋了，真正的有影响，是从唐宋到五四运动，1000多年的时间，儒家的思想是深深的深入到中国人的心脉之中，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这四大宗教，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样的世界，文明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基本的依托和纽带，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看，紧接着后面的第三次的大入侵，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由中国西北部的蒙古人开始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整个中亚、西亚，一直到了小亚细亚和俄罗斯的南边的中亚，建立了四大王国，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所有的文明就全部的占领了，这样的时候，四大宗教已经确立了，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只能是昙花一现。蒙古人为什么很快就完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拒不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当时忽必烈是比较开放的，之后的接班者就不一样了，希望在马背上打天下，也要马背上治天下，这是行不通的，金国之后就是汉人，还有偏南方的南人，这里的南人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是南宋子民，这个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沪、宁、杭这个地方，上海是不算的，是洋鬼子来了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发展起来的就是金陵、杭州这个地方，是在南宋时代发展起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金陵、杭州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把南人列为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多尔衮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汉治，一系列的用汉人的字，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在其他的四大蛮国，不是被伊斯兰教改造就是被基督教改造，不然就完蛋了。这样的四大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两百间，这些国家是昙花一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对于西方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黄祸，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人。当时是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把基督教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之后，就成功了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一次次入侵，1453年终于被土耳其人打下来了，这样一下子就退缩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就成为了抵制土耳其人的前线，最后一次围攻维尔纳的时候没有成功，一个新兴的西北欧开始崛起了，然后很快的开始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殖民化浪潮。把所有的非西方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阿拉伯地区全部被法国人、意大利人占领了，印度成为了殖民地，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这样的全世界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系统，这样的分野就被掩盖住了，这里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东方和非东方，这是一个工业世界将传统的农耕世界一下子抹掉了。农耕文明的底盘拿过来之后，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已经不能构成自己的世界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观赏的对象了。紧接着从18世纪开始，第二次的殖民化，亚非拉所有的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工业世界。工业世界征服农耕世界的故事，现代化就是殖民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殖民化中开始的，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就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个主题就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还有政治形态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借助全世界的舞台来展开，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两大阵营的冲突，是西方内部冲突的地域扩大化，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内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从近代以来，18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海洋途径，在全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传统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像印度，和中国香港都变成了殖民地了，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还包括中东，通过海洋的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变成了殖民地国家。西方用一只手抱着半个世界，另一只手抱着另外半个世界，然后两只手打假，这是西方世界自己的事情。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前殖民地的地区纷纷获得了政权，文化一定会复苏，这个文化的保守就是回到自己的根，建设现代化的根基。一个方式就是像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这些地方由于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前，这些地方还是蛮荒状态，南美洲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明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来了之后进行了殖民化，灌输了西方的文化，最代表西方的并不是西欧，而是美国，美国最早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殖民地，今天却成为了西方的带头人。成功的进行了西方的殖民改造，来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文明，所以很容易被同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长大之后的举止思想都是美国式的了。这些地区当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好像西方的殖民者已经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殖民化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已经改造了，但是到一定时候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生机。文明的回归

所以你看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地区，一旦获得了独立，国家的政治独立，马上向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今天了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教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呼声。当代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是西方造成的，本来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西方分割成了一个个酋长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这个矛盾是西方制造的。在亚洲，比如说美国的意义很清楚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不宜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讲功利的国家，不相信别人的道义承诺，所以大力的扶持日本和印度来牵制中国，形成了一个制衡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大，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半径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向北回归线回归，印度总理的本身就宣扬了用印度教的教义来发展印度。在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老百姓说是印度语，俨然就是英国的风格的印度官员。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迈克先生写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在印度正在培养这样的一批人，除了肤色和血缘之外，其他的都是英国人，把印度的上流社会改造成了英国社会。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圣雄甘地恢复印度教传统，印度总理本人就是大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印度的发现》，到今天来说，印度教是在印度全部的复兴，占了整个人口的85%都是信印度教的，在公开的场合都不穿西服了，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了，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然后提出了我们两岸三地放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讲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文化，现在还不好公然的说复兴儒家文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恢复是需要批判，批判是需要批判地，还是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原理，不可能被同化，其情况就好像，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很快就变成了美国人，把我这样的人送去美国，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儒家世界，不管是暴力的入侵还是渗透，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四大文明之间的分野肯定会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分野也会出现的，会导致冲突也会导致和平的分野。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6

【关键词】文化 冲突 融合 《喜福会》

一、谭恩美与影片《喜福会》

谭恩美（Amy Tan，1952- ），出生于加州奥克兰，祖籍广东台山，是美国当代最为知名的华裔作家之一，自从1989年发表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以来，先后创作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2013）等五部长篇小说，同时也发表出版了两本儿童文学作品《月亮夫人》（The Moon Lady，1992）和《中国暹罗猫》（Sagwa，the Chinese Siamese Cat，1994）以及自传体散文集《命运的另一面》（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2003）。譚恩美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不仅在美国赢得如潮好评，而且在中国也是拥有众多读者，并成为学术界争相研究的对象。在其长篇小说中，处女作《喜福会》最为成功，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不仅在出版当年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九个月，而且先后荣获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协会奖、海湾区书评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并在1993年以同名形式被成功搬上荧幕。

《喜福会》是取材于小说原著，由谭恩美和罗纳德·巴斯（Ronald Bass）担当编剧，王颖执导，温明娜、邬君梅、俞飞鸿、奚美娟等主演的一部影片。影片以吴精美的视角讲述了包括自己母亲吴素云在内的四位母亲在解放前夕移居美国后与“美国女儿”的情感纠葛故事，既描绘了解放前中国的战乱与落后局面，也描绘了战后美国的和平民主自由局面。不同的时空背景记述了迥然不同的人生命运：饱受旧中国战乱困苦经历的母亲们渴望到美国过上全新的生活，而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渴望摆脱“中国母亲”的束缚过上自由的生活。正是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四对儿母女之间产生了激烈摩擦和冲突，其中文化差异的影响固然重大，但是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还是在情感交流中走向融合。本文拟从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的视角对影片中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行简要分析，并试以解析影片的主题。

二、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阐释

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1914-2009）在谈及文化的重要性时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从交际和感知的角度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即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通过全面深入的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注重传统习俗，而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注重理性逻辑。这两种语境的文化还有一些具体的差异：高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社会结构相对紧密严格、人们之间注重情感关系、思维方式倾向于直觉、言语方面显得有所保留；而低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社会结构相对松散、人际关系较为平淡冷漠、思维方式注重逻辑分析、言语方面倾向于直来直去等。

三、《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影片中出生于旧中国的几个母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历经千辛万苦远隔重洋地来到美国后，不仅渴望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更是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望寄托于出生在美国的女儿身上，因此她们依然按照旧中国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去塑造女儿们；女儿们尽管生活在中式教育的家庭氛围中，但是她们同时也是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即已经习惯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母女冲突的实质是中美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

1.家庭伦理观念。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家庭中，忠孝观念很重要，长幼尊卑很明显，即孩子的生命是父母赐予，其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浸透着父母的心血，因此孩子一定要尊听父母教诲以示忠孝；而在美国家庭中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立关系，即无论长幼，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处理个人事务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他人不能随意干涉。这在吴精美小时候练琴时与母亲吴素云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强迫女儿练琴，吴精美说只有听话的女儿才可以待在家里，而女儿气愤地反驳说“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在中国”。女儿吴精美在通过拒绝母亲“控制”抵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同时，已经接受了美国独立自主的家庭伦理观念，这与露丝的白人男友特德因为母亲婉拒其婚姻而当面训斥母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儿女的独立自主权利已经超越了家庭亲情。

2.文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注重集体归属感，崇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等群体观念，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体奋斗，崇尚独立意识，因此吴素云为了给女儿提供一个优越的教育环境，不惜免费为钢琴教师做清洁工，同时也渴望通过女儿的成才给自己带来荣耀，同样龚琳达也是借女儿下棋的成功处处炫耀从而显示育儿的成功，而女儿韦弗莱却对母亲借自己之名处处炫耀的举动异常反感，于是在深信“我就是自己”的同时质问母亲“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很明显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3.言语交际方式。中国文化造就了内向隐蔽的性格气质，人们往往提倡含蓄的言语表达方式，崇尚谦和，对别人的夸耀往往礼节性地否认，更不会直接夸耀自己；而美国文化则截然相反，造就了外向直爽的性格气质，人们往往提倡直率的言语表达方式，不仅欣然接受别人的夸赞并直接表达谢意，而且能够很坦率地展示自己的成绩。这种完全相对的言语交际方式也是影片中冲突迭起的原因之一，比如韦弗莱为了迎合母亲，特意在吃饭前对男友瑞奇进行了“中国餐桌礼仪文化辅导”，但是在母亲出于谦和礼仪习惯性地说出“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时，瑞奇全然忘记了“叮嘱”，不仅没有进行顺水推舟式的夸赞，反倒是直接在菜肴上浇上了酱油增加咸味，终于酿成“祸端”。

四、《喜福会》中的文化融合

影片中的文化冲突不仅仅限于家庭伦理、文化价值观念、言语交际方式，这只是几个典型的方面而已，事实上文化冲突已经渗透到吳精美、吴素云等几对儿母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冲突的范围多么广泛，也不管冲突的程度多么深入，这种冲突终于在时光流逝中伴随着母女的沟通而走向和解，而和解的根本在于母女之间博大深沉的母爱。母女所属异质文化的融合自然有着母亲为了儿女做出 “忍让妥协”的功劳，但是从其本质上说“香蕉人”女儿们骨子里毕竟流淌着携带着“谦虚、温顺、孝顺、服从”等中国文化基因的血液，这正是造成彼此冲突即使再激烈而依然不会“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种“混杂”的血液一旦融合在中国母体之中必将流淌出汩汩清泉。吴精美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而彼此的热情相拥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这不仅仅是亲情的感动，而是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尽管吴精美并没有机会与母亲吴素云紧紧相拥诉说隐藏已久的心结，但是却用中国之行告慰母亲，实现了情感的真正和解。

电影《喜福会》的成功在于从母女关系这样一个平淡的切入点，探讨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并置引发的冲突，同时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了两者的融合，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高语境文化，还是低语境文化，只要有“爱之真情”，以中美文化为代表的异质文化必定会在不断的碰撞交流找到融合的支点，实现文化的大融合局面。

参考文献：

[1]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7（4）：92-94.

[2]焦圣华.浅谈跨文化交际中英语和汉语聊天话题的差异——以电影《喜福会》为例[J].海外英语（上），2013，08：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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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向辉.《接骨师之女》中母爱的颠覆与回归[J].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21：71-72.

[5]李艳，蔡忠元.《喜福会》中的母女冲突——从高低文化语境的理论解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5）：26-29.

[6]杨亚丽，杨帆.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跨文化视角解读《喜福会》[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6）.

[7]Hall，Edward.T.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1976.

[8]Lusting Mw， J.Koester.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7

尽管《邻居们》很有名, 但并没有很多评论家深入研究这部短篇作品。胡健 (2008) 从历史观和美学标准来分析《邻居们》, 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继承了澳大利亚传统短篇的风格。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部作品描述了澳大利亚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状况, 反映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而杨娟 (2009) 着重抓住了四季变化的主线, 进一步讨论了这对年轻夫妇怎样融入到多元文化背景的社区中。另外, 曹丽华 (2012) 阐述了《邻居们》中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 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 要实现不同文化共同发展, 文化冲击是必然的, 但融合仍然是主流。此外, 玛丽·罗德 (2000) 从社会认知感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他认为在澳大利亚社会认知感在日益缺失, 并强调这份认知感对于移民群体格外重要和宝贵 (p.19) 。

本篇论文将从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两方面进行构思, 来阐述多元文化的主题。更深层次讨论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如何能够在新环境中和平相处的。此外, 新婚夫妇孩子的出生无疑象征着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这部短篇小说的开头, 蒂姆描述了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夫妻搬入了一个新社区, 与周围邻居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无法融入到新环境中。蒂姆在文中写道:“当他们刚搬进小区中, 这对年轻夫妇对新社区始终保持着戒备之心。”他将这对夫妻刻画成傲慢自大的形象, 对周围欧洲移民不屑一顾。但其实这对年轻夫妇是澳大利亚人, 刚从一个清静而又安宁的郊外社区搬来。蒂姆在文中是这么描述的:“他们一直生活在高档的社区, 那里的邻里间不会互相串门或拉家常, 甚至很少看见邻居的身影。” (p.299) 然而, 在这个社区居住的都是欧洲移民, 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澳大利亚人截然不同。在澳大利亚这个多民族, 多种族组成的国家里,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传统的偏见, 民族的差异以及文化的碰撞。因此, 最初的时候这对夫妇很难适应社区的生活, 甚至是无法忍受, 尤其是看见邻居们的怪异行为, 听见隔壁马其顿人制造出的声响。邻居们的“洗漱声, 吐痰声, 大呼大叫声, 小孩的当街大小便等等”都使这对夫妻感到极度厌恶 (p.299) , 他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明白邻居们的大吵大嚷并不是打架, 只不过是交谈而已。年轻人很疑惑为什么“波兰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将钉子敲进木头中, 之后又拔了出来” (p.299) 。与此同时, 邻居们对于他们夫妻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难以理解。马其顿人看见年轻夫妇每天很早起床, 就颇不以为然。另外, 邻居们对于年轻人整日呆在家里写论文, 妻子却始终忙忙碌碌而大为吃惊和不赞同。因而, 这对年轻夫妇和邻居们的紧张关系持续了数月, 不可否认, 在他们之间存在很明显的文化差异和冲突。

不过随着故事的推进, 邻居们之间通过相互沟通, 理解和尊重, 渐渐消除了多元文化冲突。几个月之后, 尽管年轻人还不习惯与周围邻居交流, 但是这对夫妻还是尝试着与邻居们接触。到了秋天, 小夫妻俩清扫了后院的垃圾, 给土壤施肥, 准备种些蔬菜。周围的邻居们走到篱笆前观望并给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年轻男人并不喜欢他们的干涉, 可仍旧记下了邻居们的忠告。没过多久, 这对新婚夫妇搭了一个鸡棚。丧偶的波兰邻居看见鸡棚倒塌后, 就自顾自地帮他们重新搭建好。这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心和帮助, 使得这对年轻夫妇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微笑面对邻居了。蒂姆在文中写过“逐渐转入冬季, 年轻夫妇给邻居们送卷心菜, 邻居们则给他们送格拉巴酒和柴火” (p.300) 。很明显, 从秋天到冬天, 新婚夫妇被邻居们的友善所打动, 便主动与邻居们交谈, 并一步一步适应了邻里关系。

在这部短篇小说中, 妻子的怀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夫妻俩还没计划要孩子, 但是年轻的妻子却在春天里怀孕了。没过多久, 社区里的邻居们似乎察觉到了年轻妻子怀孕的事情, 人们对他们友好地微笑, 开始准备礼物并给与温馨提示, 每个人都给准爸爸妈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夏天到了, 意大利妇女热心地给即将出生的宝宝起名字。希腊妇女在大街上看见年轻妻子, 停下了脚步摸摸她的肚子, 说一定会是个男孩。到了夏末, 隔壁的妇女为孩子织好了小衣服和帽子。无庸置疑, 这对夫妻已经融入进了多元文化的氛围里, 同时, 邻里间也相处得很愉快。

新生命的降临为小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分娩来得很突然, 整个生产过程既漫长又揪心。在年轻妻子临产的时候, 邻居们焦急地守在篱笆外面, 为即将出生的婴儿祈福, 他们就一直坚守到深夜。当听见新生婴儿哇哇的啼哭声时,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邻居们喝彩不仅仅是庆祝这对年轻夫妇喜得贵子, 更是对新生命的礼赞, 因为他给整个社区带来了希望和未来。年轻人看到自己孩子的那一刻, 望见篱笆外邻居们激动的脸庞, 令刚刚做父亲的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感动, 落下了幸福的热泪。在这部短篇中, 新生婴儿的诞生其实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整个分娩过程正是年轻夫妇如何融入到新社区的缩影。尽管刚开始会很痛苦, 可是结局却令人欣慰。最初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但是渐渐地, 新婚夫妇开始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当他们真正接纳了这个新社区, 夫妻俩很讶异自己的邻居们并没有那么糟糕, 学着接受他们, 并喜欢和他们一起生活。孩子的降临更是充分体现了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宝宝已经完全和邻居们融为一体, 他们彼此之间已经实现了良好的文化融合。

结语:

由蒂姆·温顿的短篇小说《邻居们》, 虽然短小却十分打动读者, 吸引读者的心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而进入小说情境。起初, 一对新婚夫妇感到在新社区中处处不自在, 与小区邻居们的生活格格不入, 甚至无法忍受这些欧洲移民们的生活习惯。事实上, 由于多元文化的冲突, 他们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庆幸的是, 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 这对新婚夫妻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 慢慢融入到这个充满多元文化色彩的社区。最终, 孩子的诞生寄予整个小区新的生命和希望, 象征着多元文化融合。因此,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和谐地居住在一个社区。

参考文献

[1]Winton, T. (1990) .Neighbors.In Mary Lord (Ed.) .The Penguin best Australian short stories (pp299-303) .Victoria:Pen-guin Books Australia

[2]曹丽华 (, 2012)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im Winton’s Neighbors.Overseas English.6, 174-175.

[3]胡健 (, 2008) .于细微处见精神.蒂姆·温顿的短片小说《邻居们》赏析.宿州学院学报, 6, 75-77.

[4]黄源深, (1997) .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8

关键词：《喜福会》,中美文化,母女,冲突,融合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品。她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血管里却流着中国人的血, 她不仅对美国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独特的出身和经历注定了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她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在书中展现了两种文化的交织和冲突, 两代华人妇女的不同遭遇和欢乐痛苦, 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喜福会》是一部表现中美文化隔阂、冲突与融合的小说, 通过对四位移民母亲及其四位女儿两代人之间的误解、冲突到沟通、理解的描写, 艺术地展现了中美两种文化。

在小说中, 她呈现给读者的是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女儿之间的故事。这四位母亲都有着自己的世界观, 她们的世界观又是立足于她们的中国生活经历。她们想把自己的经历一一讲述给女儿, 并努力通过母爱的表达在她们与女儿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从本质上说, 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就是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 起初女儿们不能理解她们的母亲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女儿们开始理解她们的母亲, 同情她们母亲的悲惨过去并最终接受了她们的母亲, 两种文化在这些特殊的家庭中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融合, 事实上, 正是《喜福会》中母亲给予女儿们无微不至的母爱才最终使得女儿们理解了她们的母亲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因而, 《喜福会》中的母爱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母女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而且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母亲的困扰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都来自解放前的中国, 她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 但当她们踏上美国这片新大陆时都怀有着相同的梦想:脱离过去的苦难, 开始全新的生活。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她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但是新的、完全陌生的环境和蹩脚的英语却使她们感到困扰和迷惑, 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喜福会的成立, 一个四个家庭每月一次的聚会, 而主要内容就是打麻将和聊天。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误解和矛盾贯穿整部小说, 她们之间相距并不遥远, 她们也都深爱着对方, 但是她们却彼此无法理解。因此, 母亲总是惊讶于女儿如此的回答:“你根本不了解我。”这种思想上的隔阂和感情上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代沟,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母亲们生长在中国, 传统的中国式的思维不是一朝一夕能磨灭的, 在她们看来, 孩子们应该随时随刻表现出顺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儿女是父母的附属品, 当然后者给予前者的爱也是无处不在, 但是, 他们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的思想和感情, 往往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 为了赢得所谓的快乐, 母亲们可以做到一切;然而这些ABC (在美国出生的华人) 们却不欣赏甚至不能理解她们母亲的所作所为, 在左右中国母亲的眼里, 孩子就分为两种:“孝顺的和不孝顺的”, 但是在这些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孩子们的眼中, 这中想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美国社会教给他们的是美国式的伦理和道德, 四周的空气中也充斥着民主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 两代人之间经常为了不同的价值观而发生争吵,

1. 母亲是无私的。

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愿意付出一切。但是Suyuan却在抗日战争中, 在逃亡到重庆要与丈夫团聚的路途中, 抛弃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女儿。当时她自己身染重病, 把身上所有的财物放在了襁褓中, 祈望好心人能够养活这两个孩子。没有想到她意外地得救了, 但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都在深深的愧疚和忏悔中度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她把自己全部的爱, 也包括对那两个被她遗弃的孩子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女儿的身上。

2. 母亲是智慧的。

母亲能在昏暗的世界中, 用自己微弱而仅有的力量, 力求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份幸福。Lindo的母亲是这样做的, 同样Lindo也这样努力为自己的女儿这样做。Lindo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女儿生活得好, 让她嫁入了富人家里, 可是现实不是如她母亲所料想的那样。然而Lindo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凭借自己的智慧逃脱了。当她面对自己任性的女儿时, 她用自己的智慧, 让她的女儿自己意识到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3. 母亲是冷静的。

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要争取, 什么时候要放弃。Ying年轻的时候为爱痴狂, 但却不想自己的丈夫是个负心汉。在痛苦的折磨中她企图以忍耐换回爱人的顾盼。终于在恍惚中她铸下了大错———由于自己的失误, 亲手断送了自己孩子的性命。此后的生活, 她总有一个人静坐流泪的时候。经过悲伤, 她学会了冷静, 知道了什么时候要放弃, 什么时候要争取。也正是如此, 她让自己的女儿在历经不幸的婚姻之后又获甜蜜。

4. 母亲是勇敢的。

母亲敢于用自己的一切来捍卫自己的孩子, 以及自己的尊严。An的母亲在冷酷的世界里是如此的柔弱, 即使是自己母亲也没同情她的不幸, 还对她落井下石。但是她没有怨恨, 对母亲却愿意用自己的血肉来呵护, 对自己的女儿却敢用生命来守护。An也从她的母亲身上学到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真正价值的重要性。当她的女儿遭遇到婚姻的不幸的时候, 她让女儿知道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幸福。

二、女儿的迷惑

和母亲一样, 女儿们也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从一个方面来讲, 她们深陷与母亲的“斗争”中无法自拔, 身上背负着双重的文化, 这就使她们很难像普通的儿女般和母亲相处, 在一场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中, 她们两代人相互折磨着对方, 母女间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在小说中随处可见, 这是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间的冲突, 是中国母亲的期望和美国女儿的自由之间的冲突, 当然也是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

从另一个方面看, 除了和她们的母亲之间的矛盾外, 自身也是一个个矛盾的综合体, 她们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美国人, 但社会却不能完全接受她们, 最好的例子就是Rose和Ted的婚姻, Rose的母亲An-mei反对这桩婚姻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Ted是一个美国人, 尽管Rose一再强调她也是美国人, 但在她母亲的眼里和思想中, 像她这样的ABC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还是异类, 很难摆脱社会的偏见, 也很难获的母亲的理解, 她们一方面想做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 一方面又改变不了自己黄皮肤、黑眼睛的事实。在女儿们的眼中, 结婚或离婚完全可以由她们自己决定, 没有必要事先通知和取得父母的同意,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麻烦或困难, 她们第一想到寻求帮助的对象是心理医生, 而不是自己的母亲, 因为在美国, 隐私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把这一切与外人讲似乎更加安全些。但是, 她们的这些行为是绝对不能被自己的母亲接受的, 而且还会深深伤害到她们的感情。

Jing-Mei, Waverly, Lena, Rose这四位母亲的四个女儿, 与一般人的母女关系没什么不同, 她们也与自己的母亲有着种种的矛盾, 也有我们所经常提到的“代沟”。她们都自认为自己很坚强, 也都对自己的母亲有着许多的不理解。Jing-Mei认为自己的母亲对自己没有寄托期望, 没有给她以足够的信任。Waverly认为:“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能让她开心。可是她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开心过。”Lena对自己母亲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偶尔独自呆坐回忆痛苦的往事。Rose则从没有发现自己的母亲有着那么多不为她所知的故事。当她们一天发现了母亲的秘密, 了解了自己母亲的过去;当她们的母亲利用自己的冷静、勇敢和智慧使她们从困惑中摆脱出来的时候, 她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

三、从冲突到融合

毫无疑问, 正是这种文化差异和冲突所营造出的与众不同的感觉使得《喜福会》这部小说登上了1989年全美书籍销售榜首的位置, 事实上作者想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让每个读者知道化解这一切矛盾的最终力量是爱, 是母女之间与生俱来的爱。

《喜福会》中的母女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是由她们的年龄、生长环境等因素造成的, 但是她们之间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也正是这种爱将两代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Jing-Mei直到母亲去世才体会到母亲给她的关心和爱护, 当她重新打开那一架被她认为是毁掉她童年快乐的钢琴的时候,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具备母亲所说的音乐方面的天赋。

美国尽管只有短短200年的历史, 却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身博采众长的文化;中国, 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无疑拥有独具魅力的文化, 谭恩美, 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用她独特的视野在她的代表作《喜福会》中发掘了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 而能够填补空缺, 抚平创伤, 架起沟通桥梁的力量是来自世间最原始、最淳朴也同时是最伟大的母女间的亲情和爱, 尽管这两代人之间不断出现误解、矛盾和冲突, 但是爱化解了一切, 她们最终理解和包容了对方, 使得两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和谐和统一。

参考文献

[1]谭恩美著.程乃珊, 严晓薇译.喜福会.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2]王恩铭.口译知识.美国文化习俗杂谈.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9

关键词：多元文化,公民价值观,冲突,社会稳定

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势必对公民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冲击愈加明显,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发展局面。因为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

一、多元文化对公民价值观的冲击

30年对外开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汇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同时也引发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差异,不同文化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冲突。”[1]当前我国公民价值观的冲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对立

一元价值观,就是“一统”的、“单一”的、“纯粹”的、“绝对”的等类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又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封闭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一元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所谓的“正统观念”、“经典意识”、“思想定于一尊”等等,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仍然根深蒂固。而多元价值观是指社会上有两种以上的价值观,它所反映的是独立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多元价值观的实质是人们适应时代的发展,打开地区和国界的狭隘眼界,把自己的发展纳入到现代社会共同的发展道路中去,使自己的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特别是经济、文化多样化的趋势,价值观也呈现多样化特征。

2.个人主体本位与社会主体本位的价值观冲突

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社会价值重于个体价值,社会利益重于个体利益,个体对社会的义务重于权利。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个体作为整体的部分,只能依附且无条件地服从整体,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只能通过整体来实现。当二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体利益绝对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在群体意识和整体价值观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内凝聚力,因而能够继承几千年文明而不衰。但是,它也有沉重的负面影响,诱发了宗族主义、王权主义、家长主义以及平均主义、专制主义等等,严重压抑与束缚了人的个性与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和谐发展。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唤醒了人们的个人主体意识,凸现出个人的主体性。但由于受利益机制的驱使,很容易滋长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而可能滑向个人主体本位的深渊。

3.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价值冲突

在价值观的目标上,中国传统社会重道德而轻物欲,强调义重于利,主张寡欲,反对奢侈,把人对幸福的追求道德化,认为通过修身养性,提高道德素质,就能寡欲,就能使人感到快乐和幸福,“最高层次的需要就是道德的需要,最大的价值就是道德价值。”[2]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主体作为经济主体的性质日益凸现。个体经济主体的角色的获得使功利性与实用性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尺度。当义与利相悖时,取利而忘义成为部分人行动的基本价值取向。

利益取向的价值观念有其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效应。积极效应是:提倡个人本位,突出个人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宣扬个人独立,个人生活价值的发展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当今,人的生存权利、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个人合法追求自身利益得到了充分肯定。消极效应是: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产生。极端个人主义即唯“我”主义,个人利益、价值至高无上,不可冒犯。

二、多元文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1.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的实现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意识形态工作相对弱化,但意识形态对执政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价值并没有丧失。国家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内涵的发展和创新,“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仍然起到保护政权的作用。”[3]实践真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政治文明论、和谐社会论以及科学发展观成为当前意识形态的主要内涵。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主体逐渐阶层化和个体化趋势,使人们日益脱离了整体性的利益,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利益阶层的分化带来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意味着人们思想观念选择的多样性,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了选择中的一种,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改革的受益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高,反之,利益受损者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低。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可能会导致民众心理上的涣散,民众意识的涣散。

2.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对政治民主化形成巨大的压力

“多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主要表现为文化上的多元主义以及由文化多元主义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4]构建成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应当看到:一方面,公民社会的价值多元性,各种信仰、观念以及利益倾向自由共存,各种团体组织要求平等对待、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多元主义促进社会职能分散到整个社会,由公民个人、社团、机构以及其他各种志愿性组织分担社会的职能。他们依法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并且是相对独立的自由体,不愿受其他实体,包括政府的随意介入。

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势必导致社会阶层分化,这在理论上应该更能够推进政治民主化。但阶层分化也会导致潜在的社会政治矛盾与冲突:一些弱势阶层的民主意识被分化和流动激发出来,新兴的强势阶层对民主的要求更为强烈。而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是法治化渐进式模式,加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一致,民主化进程缓慢,于是就形成各阶层日益膨胀的民主需求与目前民主体系供给不足的矛盾,当各阶层日益膨胀的民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势必形成对民主化进程的压力。民主化的阻力和动力的博弈,将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3.社会利益分化将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5]在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各个阶层之间关系的协调和互动所形成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政治稳定与发展面临挑战和风险,从而加重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当前中国的社会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必然产生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推进,个人、组织、群体的独立利益意识以及现存利益主体的地位迅速强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导致不同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利益主体向多元转化的同时,也使得利益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并对政治稳定的维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二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距拉大。不同利益主体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获得程度出现了全面分化。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当前政治稳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化造成部分人心理失衡,危及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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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建伟,张平.公民社会理论之困境[J].学术月刊,2007,(7).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10

喜福会, 如同电影开头陈述的那样, 是四个身在美国的中年妇女在一起的聚会的名称, 其实, 聚会的内涵与其说是“喜”、“福”, 倒不如说是这四个身在异国的中国母亲们的一种“希望”。四个中国母亲——吴素云 (Suyuan Woo) 、钟林东 (Lindo Jong) 、莺莺 (Ying-ying St.Clair) 和许安美 (An-mei Hsu) 在若干年前为了摆脱旧中国封建制度的摧残, 带着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只身来到了美国, 然而她们身上的中国烙印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下一代们之间的格格不入却越来越突出。

精美 (June) 、韦弗利 (Waverly) 、莉娜 (Lena) 和罗斯 (Rose) 分别是吴素云、钟林东、莺莺和许安美的女儿, 她们自幼在美国长大, 只会讲英文, 学习的是美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影片讲述了这几位母亲在旧中国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和她们的女儿们面临的婚姻、家庭等的人生烦恼以及母女们在相处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挫折, 最后母女们相互理解、支持、学习和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影射了中美文化交流时碰撞的火花、摩擦, 而母女之间的相互理解暗示了作者对中美文化最终能够得以融合的期望。正是由于该影片体现了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转变过程, 一直以来备受广大影迷和跨文化交流研究者的关注和好评。

2《喜福会》中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冲突

霍尔 (Edward Twitchell Hall) , 美国人类学家并致力于跨文化交流的研究, 认为文化有着语境的特征,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 语境对于言语交流理解的影响也不同。霍尔认为, 任何一个事件都处在相应的语境中, 与该事件的内涵不可避免的联系在一起。高语境文化中的言语交流, 其大部分信息都蕴含在交流的语境当中, 只有很少的信息来自于纯粹语言文字编码的本身;人与人的顺利交流基本是通过肢体语言和语境中的信息达成的, 不是单纯靠语言文字这种“代码”形式就能完全理解对方说话的涵义, 达成沟通的。也就是说说话双方都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这是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相反, 低语境文化中人们的言语交流, 其大部分信息都是靠说话者的语言“代码”本身传达的, 言语本身即代表说话者的本意,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对“单纯”。在高语境文化中, 蕴含在交际语境中的诸多要素成为听话者理解交际“规则”的工具, 来帮助听话者了解说话者的本意。久而久之, 这些交际“规则”被处在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视为“理所当然”, 能听出说话者字面背后的意思。然而这对低语境文化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困难的, 他们不了解这些“理所当然”的交际“规则”, 交际语境中的元素也无法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些字面背后的“规则”。

中国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的国家, 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着一些“同质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意识, 能够体会出限定的语言代码下面较为深层次的言语内涵即说话者的本意, 言语的语境反映了某种社会关系和这一社会关系中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同的“预设”。美国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的国家, 受这一文化背景熏陶的人们没有那么多的“同质的”观念、意识, 信息的传递更多地包含着话语文字本身, 通常不太“潜伏”在交际的语境或交际的任何参与者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显得更加“明确”、“直接”, 对于高语境文化里的人们那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暗藏玄机”的交流实在是觉得浪费时间, 难以理解。

《喜福会》片段脚本一:

Lindo Jong:I ask my daughter...

"Help me carry grocery."

She think this too much ask.

All day long she play chess.

I dust off all her trophy.

Appreciate me?No.

You lucky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roblem.

对于钟林东“谦虚”地吹嘘自己女儿的才能, 吴素云心知肚明, 用同样的方式回敬她:

Suyuan Woo:My problem worser than yours.If I tell June time to wash dish...she hear nothing but music.It's like you can't stop this natural talent.

生活在美国的钟林东和吴素云用英文交流, 但交流的格调却是典型的“中式的”, 两个人在言辞表面上都是在责备女儿不帮自己干家务, 只顾“下棋”、“弹琴”, 实际是向对方夸耀自己女儿的才能和天赋:钟林东的女儿是下棋冠军, 吴素云的女儿在弹琴上有所造诣。这是典型的“中式”夸耀自己的方式:言辞和本意的相悖。两个中国太太在吹嘘女儿的同时, 话语里又带着针锋相对的意味, 因为表面上在“责备”自己的女儿两耳不闻窗外事, 不能为自己分担家务, 实际上暗地里又嘲讽对方“没有这样的操心”:女儿没有才艺, 不会埋头于此, 自然不会让大人“操心”, 所以钟林东说:“Appreciate me?No.You lucky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roblem.” (你怎么会羡慕我呢?我该羡慕你才是啊, 你不会有我这样的麻烦。) , 言下之意是讽刺吴素云的女儿没有这种出类拔萃的才能, 然而吴太太用同样的方式回敬她:“My problem worser than yours.” (我头疼的事比你更多呢。)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种方式火药味十足。虽然生活在异国他乡, 已经习惯了英语的交流, 但是民族文化沉淀下的烙印是难以改变的。

《喜福会》片段脚本二:

Waverly Jong:As is the Chinese cook's custom, my mother always insults her own cooking, but only with the dishes she serves with special pride.

Lindo Jong:This dish not salty enough.No flavor.It's too bad to eat, but please.

Waverly Jong:That was our cue to eat some and proclaim it the best she'd ever made.

中国人说话喜欢旁敲侧击, “绕弯子”, 这一点与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非常不一样。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贬低自己”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大部分时候他们更愿意“实事求是”,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赞美, 话语本身即是他们的本意, 但中国人很多时候是希望别人听出自己的话语里暗含的意思, 如果对方不能通过语境得到这层含义, 交流就会受阻, 冲突就会显现出来。比如电影里钟林东的女儿韦弗利 (Waverly) 的男朋友是一个美国人, 尽管韦弗利也经常“灌输”他一些中式的思想、习惯, 常常提醒他, 但美国文化背景的主导作用还是会“迫使”他展现出“本能”的一面:去钟家做客时, 面对钟太太对自己做的“饭菜”的贬低信以为真, 不识时务地“批评”起钟太太端上来的菜, 还真的去添加调味料, 搞得气氛尴尬, 本来就对女儿的男朋友没有好感的钟林东对这个美国男人更加烦感了。

所以, 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人们的言语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当来自不同语境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不能体会对方所处的文化背景时, 交际的冲突就会很容易显现出来, 交际就会受挫。在跨文化交际当中, 对于这两种语境文化的了解十分必要。

3《喜福会》中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冲突

权力距离作为一种文化的特征之一, 表明了在社会组织中低权力的人接受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并把它视为正常的程度。它是荷兰著名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 (Hofstate) 的文化维度理论之一, 是指的一个人对各种组织、机构中不平等的权力分布的态度, 即对于等级组织结构的观点。一种文化的权力距离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父母和孩子、老师和学生、上级和下级等的关系上。高权力距离文化下的人们把这种权力高低的分配视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权力关系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权力关系来调整自己的言行, 比如, 在家里, 对父母孝顺、遵从的孩子被认为是好孩子;在学校里, 尊敬师长, 听老师的话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等等。而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 人们试图缩小这种权力的不平等性,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希望打破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比如,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朋友间的关系, 孩子不一定认同父母的决定或观点。与美国比起来, 中国应该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的代表。

很多时候, 电影《喜福会》中的每个主要角色都表现出了身上的中华民族“天然”的特征与自己生活的美国环境的冲突。韦弗利 (Waverly) 、莉娜 (Lena) 和罗斯 (Rose) 都结交了美国白人男友, 每段婚姻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她们母亲的不满, 在她们看来, 母亲的很多中国式的习俗和方式非常落后、甚至可笑。出生在美国, 接受了美国思想的年轻一代总想设法摆脱自己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束缚。

吴素云的女儿精美 (June) 对于妈妈不断地批评苛责觉得不满, 认为是妈妈不爱她的体现, 可是信奉“子不教, 父之过”的妈妈觉得对女儿的严格恰恰是母爱的一种体现, 是期望女儿将来有所建树。这种冲突某种程度上源于中西方教育文化观念的不同。

《喜福会》片段脚本三:

Suyuan Woo:Practice piano time.

Jing-Mei Woo:I couldn't believe what she was saying.But I supposed to go through the same torture again.Forget it.

Suyuan Woo:What I say?Four o’clock.

Jing-Mei Woo:I'm not going to play any more.Why should I?

Suyuan Woo:What did you say?

Jing-Mei Woo:I'm not your slave.This isn't China.You can't make me.

Suyuan Woo:Get up!

Jing-Mei Woo:No!No, I won't.No!No!No, I won't.You want me to be someone I'm not!I'll never be the kind of daughter that you want me to be!

Suyuan Woo:There be two kinds of daughter:obedient or follow own mind.

Only one kind of daughter could live in this house:obedient kind.

Jing-Mei Woo:Then I wish I wasn't your daughter!I wish you weren't my mom!

Suyuan Woo:Too late to change this.

与精美对妈妈约束自己练琴时间的反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中的另一片段:旧中国, 少女时的钟林东得知妈妈在自己两岁时就为自己订了一桩亲事时并未反对, 为了解决家境的困难, “懂事”的钟林东等着长大了嫁给黄太太的儿子 (妈妈给她挑的“丈夫”) 。

《喜福会》片段脚本四:

Huang'son:哈!吓死你吧!我是丈夫, 是当家的, 一切由我说了算!你可以在地上睡。去吧, 去吧!

Lindo Jong:The next few years, I tried to accept my life...to act like an obedient wife.Every night I made Huang Tai Tai special soup...good for mother-in-laws.Still, she was not pleased.

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很少把“爱”字挂在嘴边, 当父母期望孩子成功的时候, 这种爱大部分时候转化成一种批评指正,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进而严苛;而孩子对待父母, 以“孝”为先, 这种权力距离是明确的, 不能打破的, 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讲求孝道, 孩子不能顶撞父母是必然的, 旧社会中的钟林东甚至要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来遵从父母订的“娃娃亲”, 这也是顺从父母、尽孝的体现, 是被大家所称赞的。而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权力距离没有被如此明确地体现, 父母不是绝对的权威, 处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观念当中, 孩子希望与父母平等地对话, 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尊重和重视, 渴望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因此当这两种文化观念交流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精美早就无法忍受素云“命令”自己做这做那, 当妈妈警告练琴的时间到了时, 摆出一副置之不理的态度:“I couldn't believe what she was saying.But I supposed to go through the same torture again.Forget it.”认为自己又要遭受“折磨 (torture) ”, 而素云在遭到女儿的反抗之后, 态度更加强硬:“There be two kinds of daughter:obedient or follow own mind.Only one kind of daughter could live in this house:obedient kind.”警告女儿这个家里只容许一种孩子:就是听话的孩子。这段对话展现了两种文化理念碰撞在一起时无法支持更无法相容的火花。

4 对于跨文化交际的正确态度和结论

20世纪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发展加速了世界范围的移民迁徙。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 许多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觉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正在淡出世界舞台, 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们距离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更是越来越远, 不会了解自己家族里离自己遥远的长辈亲属们, 甚至不能理解自己的父辈母辈们以及他们讲述的祖辈们的“传奇”故事, 把本来应该与自己的形象、身份相一致的文化符号都丢失了, 像《喜福会》的女儿们一样, 本电影的同名小说旅美作者谭恩美 (Amy Tan) 以及其他许多的旅美华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种与自己的形象、身份不符的尴尬。

尽管在世界化的进程中, 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 但是正是在这种进程中,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每种文化有着其自身的特色和优缺点, 这也正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的原因。中华文化有着不可遗弃的价值内涵, 只有在历史进程中, 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 继承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 又接纳外来文化好的方面, 与时俱进, 才能更加闪光, 更富有魅力。

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任何一个关于文化的方面都不能简单地舍弃或忽视, 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是值得花心思去了解和研究的, 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 中华文化在与异族文化交流的时候要虚心接受外来文化的闪光点, 了解其特征, 也要把自己的特色传递给对方, 这样才能在交际过程中减少障碍。

电影《喜福会》描述的是母女之间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的出发点就是不同的文化背景、观念、经历之间的矛盾, 值得欣喜的是影片最后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得以化解, 交流沟通得以体现, 电影由冲突到理解以及结尾精美来到中国找到自己的亲眷, 圆了母亲的梦想的圆满结局都体现了文化之间能够理解、沟通、融合的美好期望。

一个人如果忘却了过去、忘却了历史, 那么他会被现实所抛弃, 无法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社会立足, 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中华文化面临着现今全球化发展背景的各种挑战, 接受和学习各种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精髓是必要的, 但传承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是立足之本。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 都有它存在、发展的历史必然属性, 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正是影片中的母亲们努力把自己的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理念与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相融合并试图把它传承下去的根本原因。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回顾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将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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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新煌, 关哲.试析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跨文化视角[J].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8 (4) :57-61.

从《边城》看文化冲突 篇11

关键词：文化冲突 《边城》

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冲突。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即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沈从文的一生极富喜剧色彩，从边远的湘西到大都市北京，经历了乡下人和绅士鬼的痛苦抉择。因而他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冲突。

当初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者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提道：“……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个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由此看来，作者写《边城》的初衷在于针对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说明，事实上，他在作品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他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细读《边城》，发现里面包含着两种文化冲突：苗汉文化冲突；城乡文化冲突。

凌宇老师指出：“《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边城》故事发生地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些。溪州铜柱，南方长城都是历史上民族隔离的见证，自明清以来，沿袭不成文的规定：“民不入峒，苗不出境”。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边城》中是如此描述的：“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这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年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恨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为认识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人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由此可见，唱歌在翠翠父母的结合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歌声惹的祸。翠翠的父亲是一个军人，绿营里的军人，因此他应该是一个汉人。汉人的身份使得他害怕处罚，羞于向苗女求婚，宁愿选择了双双赴死。大老和二老通过对歌来竞争爱情。对歌求爱的方式虽不是苗族所特有，但是在苗族最为盛行。老船夫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该由大老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二老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明媒正娶的走“车路”，是汉族的传统婚嫁方式，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走“马路”定终身是少数民族（苗族）的择偶方式，做长辈的尊重儿女的意愿，对儿女的对象，不大注意身份，地位，财产，因而更注重爱情的价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众所周知，湘西是一个苗民聚居的地方，民风古蛮，强悍，在婚恋形式上，苗族人民一直保持着原始的自由形态。他们不兴礼金，不讲门第，一切以情爱为上。男女之间的结识与相爱，对以对歌形式进行“湘西苗族，每逢佳节良宵，有跳约之风，童男处女，纷至森林山巅，唱歌跳舞，此唱彼和，虽不相识，可相约订婚”可见，苗族青年男女是以唱歌为媒，才相识、相悦、相择、相爱的。翠翠是在父母歌声中唱出来的，所以难免重蹈覆辙。异族的婚姻悲剧在两代人的身上上演，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多半是苗汉文化冲突使然。

一向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用饱蘸心血的笔，构筑了一座美丽而忧伤的《边城》。美丽，来自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忧伤来自现代城市文化与之发生的冲突。在《边城》里面，作者唱着一曲凄美的挽歌，为着那无从抗拒的乡下人的悲凄的命运歌咏。

作者本人和读者们都认为《边城》是他的代表作。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注入作者的人生观，就算不得代表作。《边城》浓缩了沈从文的人生观，翠翠则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作者的一生都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游离在城市绅士之间。翠翠的人生悲剧，道出了作者与城市文化不协和的哀音。王团总以一座新碾坊做陪嫁，让自己女儿横梗在翠翠与二佬之间，迫使他们爱情破灭，造成翠翠的悲剧命运。王团总是地方权势的代表，碾坊则是物质文明的象征。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新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他生长在湘西的小乡村，带着那种浓浓的眷恋，以至于始终无法融入大都市的氛围。他曾经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你们少数中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醉心于描写乡风乡貌，展现乡下人的真善美。《边城》中白塔的坍塌和重建，象征着理想之城的重建。

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他所拥有的现代理性，使他实现了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乡下人的超越。是他当年独自离开湘西、进入都市寻求知识和理性的必然结果。

1934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这是沈从文最满意的创作状态，将功利、世俗、嘈杂屏闭在外，在一个“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中”写出优秀的作品。他在大都市遭遇挫折后产生深深的文化自卑感，但他从内心排斥城市的喧闹呵纷扰，而崇尚乡下的宁静的风景。对他个人而言，二十年城市里的生活，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因而他更向往于湘西的风俗人情：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看龙舟竞赛和赛后水中捉鸭子，中秋节男女对歌传情，新年锣鼓喧天，舞狮子龙灯，燃烟花爆竹……这些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乡村画面，凝聚着作者的牧歌情结。在他的眼里，湘西人有着“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人”，为了寻求一点理想，他离开了湘西，走进了现代都市，但他看到的是病态的灵魂，沉落的背影，萎缩的人生，不禁深深怀念那个遥远的乡村。那里溪水清澈见底，岸边幽篁虫鸣，吊脚楼上歌声清越婉转；边城人淳朴，善良，热情，正直以及显示出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傩送对爱情的执着，他选择了走马路，为翠翠唱清歌，而面对团总家里陪嫁的碾坊一点都不动心。表现出对都市物质文化的拒绝。作者在《边城》里，不但写了爱情，也写了亲情。这里的人们相亲相爱，亲如手足，患难与共，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非常感人肺腑：祖孙两相濡以沫，兄弟对翠翠的爱情，老船夫和杨马兵的友情，山民们对老船夫祖孙两的照顾，船总顺顺对孤儿翠翠的关爱等。

年老的船夫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连同白塔一同逝去，作品中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气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与自然不应该是相互隔绝，相互敌对，而是能够并且应该彼此渗透，和谐同一。翠翠的名字由来也说明了这一点。与此雷同的还有翠翠受窘跑到竹林等意象，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对于自然的酷爱。他对自然的亲近与挚爱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湘西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性已经异化失落，而且昔日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几乎要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为实为利的庸俗人生观，于是他试图用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角，傩送和天保从小就被父亲派遣“各处旅行”“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城市商业文化，都放弃了碾坊——农村文化的象征。宁愿选择渡船，浪漫而不受拘束的生活。

湘西世界是一个对现代人有着无穷魅力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与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下人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不受人为的道德观念及其他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他们健康的欲念和行动，表现他们在情欲上的热情、粗犷和勇敢。绝无“想说爱你并不容易”的扭扭捏捏，也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遮遮掩掩，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繁文缛节，也无有气无力的缠绵悱恻，有的是轰轰烈烈，有的是生命活力。

文化差异和冲突 篇12

一、中西方集体与个体的冲突

最早存在于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文明以海上殖民、贸易和海盗掠夺等方式逐步发展出了个体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关系, 土地的私有和商品的私有创造了个人经济独立的条件, 使得个人从集体的脐带上脱离出来。而中国先民以男耕女织、刀耕火种的形式发展出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大面积的农业劳作有赖于多人协作、共同配合, “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 经营各种事业, 变成氏族性。”以血缘人伦为纽带保持凝聚力。“除了国家财富, 另一个个体主义指数相关的因素是各国所处的地理纬度”, 这些因素的合力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中国人“重集体”, 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

《慢船去中国》中的王氏家族从祖父到孙儿辈都流露出一种几近“病态”的移民美国倾向, 书中反复提及的一句话是“你要在美国站住脚跟, 然后接应全家”。从奶奶到美国而后失踪, 到大女儿范妮患抑郁症, 父亲因大女儿范妮抑郁症而签证到美国, 又撞向汽车以换取二女儿简妮的签证。每一个被送往美国的人都背负着“全家人”移民重任, 但是“全家人”为了圆“美国梦”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祖父母、父母、叔公、范妮、简妮没有一个人不是压抑的、抑郁的, 是不得志而又与现实社会跳脱的。王氏家族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扩展型家庭”, 每一个成员之间形成了强大而紧密结合的“内群体”, “内群体”为成员提供移民的途径和资金以及终身的保护, 换取的是个人意志的妥协, 是对这个“内群体”的绝对忠诚。这样一个有着传统买办身份的家族, 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而前赴后继, 却以一种中国最传统的“人伦纽带”的方式去实现“美国梦”, 颇具戏剧性色彩。

《虎妈战歌》中, 虎妈蔡美儿已经是第二代移民, 但却始终提及着“蔡氏家族”曾经的荣耀, 蔡氏姐妹在美国的成就, 以及为了破除“富不过三代”的谚语而拼力培养“第三代移民”。可见, 虎妈也未能完全被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所同化, 仍然固守着“家族”的观念。中西父母都会关注子女的教育和成长, 但西方父母更会以“独立的个性”、“自由人”的角度去教养子女, 而虎妈则早早规划、过于严苛, 并非顺应孩子的天性、尊重独立的个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 虎妈对孩子的培养, 是“内群体”中个体的互依, 甚至是基于一种维护“内群体”荣誉的考虑。

二、中西方人伦与自由的冲突

古希腊自由民和新兴工商阶级在商品私有制的条件下催生出了推翻氏族贵族制统治的力量, “用明确的私有制和自由独立个人的新的政治联合体来取代它”, 因而形成了“城邦民主制”。城邦间松散的离合孕育了“独立”、“平等”和“自由”的空气。而中国先民们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基础上, 君权、家长、父权、夫权至上, 形成了从上到下等级森严的“宗法人伦”制度, “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以此来维护“共同体”的团结统一。

《慢船去中国》中的范妮与同处一室的美国人鲁发生了关系而偶然怀孕, 在彷徨无助之时回到上海老家打胎, 家族长祖父仔细打探了鲁的个人信息, 并问询为何鲁没有陪同回家。最后, 全家人一致劝范妮“把孩子生下来, 拖住鲁, 和他组成一个家庭”。无奈之下, 范妮遵从家长的意愿回到了美国。然而美国人鲁却从得知范妮怀孕开始一直到离开, 始终抱着冷淡的、怀疑的、戒备的态度, 认为现阶段不适合养育孩子, 自己不确定爱上范妮, 更不想因此而失去了自由。“重人伦”的范妮听从父命没有打胎, 而“爱自由”的鲁执意要求范妮打胎。在这种尖锐的中西方人论冲突之下, 范妮终于承受不住两者的矛盾, 左右为难而罹患了抑郁症。与其说这是范妮个人偶然的悲剧, 不如说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人论冲突促成的必然悲剧。

《虎妈战歌》中两个女儿可谓“少年天才”, 学业拔尖, 特长优异。然而, 在培养二女儿露露的过程中, 蔡美儿强迫三岁的露露听从自己的命令, 还曾以残酷的方式强迫露露不停练琴, 直到满意为止。此外, 虎妈蔡美儿开篇便言, 绝对不允许涉足的事是“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可见, 中国人“重人伦”思想, 家族长的权威和人伦秩序还牢牢地扎根于移民的意识中, 无法和其他美国家庭一样, 以平等的视角看待子女, 尊重子女。“重人伦”、“重自由”的观念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息息相关, 自由是个体主义者的理想, 而对集体主义者来说, “平等”更为重要, 但这所谓“平等”是“相对平等”、“爱有差等”, 同一层级的人要“平等”, 不同层级的人要伦理分明、秩序井然。

三、中西方外在与实际的冲突

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 来源于《圣经》创世纪亚当夏娃偷尝禁果, 而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 将日本人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称之为“耻感文化”, 一衣带水的中国文化亦是如此, “耻”作为一种伦理互动与道德回应, 他律性较明显。伦理实体常常被“集体”这个概念所表述, 因而耻感总是以集体为价值皈依。当个体及其行为与他所处的那个具有现实性的伦理实体的公共本质或伦理普遍性相悖时, 就是“耻”, 就会产生“耻感”。

《慢船去中国》中, 范妮是一个执着向往美国的女孩, 但到美国之后, 并不能踏踏实实的完成学业, 而是极其敏感的在意老师的评价、同学的眼光。当老师对她有较低评价的时候, 范妮就升起了极大的“屈辱感”、“耻辱感”, 仿佛其他人故意与她作对, 将她排斥在这个共同体外。她没有及时反思自己, 心生愤恨, “别人知道违法行为比违法行为本身更让人觉得羞耻”。她的妹妹简妮, 被教授请到办公室批评她的论文有抄袭的时候, 简妮的态度截然不同, 没有回避、辩白和耻辱感, 而是坦诚的剖析自己, 诚实的认错、真诚的改错, 没有因“面子”纠结。

《虎妈战歌》中的蔡美儿被译者评价为“中国式妈妈”取得“美国式成功”, 笔者并不苟同。诚然, 蔡美儿的教育方式的确比“中国式妈妈”的教育方式更为严厉, 但未必获得“美国式成功”, 未必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一个常见特点, 就是一种本能的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因而通过学习并精通一门技术, 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这反映出, 虽然移民者在行为方式上与美国人是“同化”的, 但心理上却是“分离”的。移民者本身存在自卑感, 抱定“外来者”的身份, 要在美国取得值得骄傲的地位, 以此来换取“满足感”、“荣誉感”。这种思维, 不利于和美国本土文化以及主流价值观的融合,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文化交际适应。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