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

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共6篇）

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 篇1

摘要：2014年10月14日,国家标准委在2014世界标准日中国宣传周主题活动上透露,我国将推进强制性标准信息公开、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试点和组织机构代码制度改革等标准化三项改革举措。上海、山东、福建等7省市作为试点地区开展了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尝试,这次试水的成败,将决定着推行了二十余年的企业标准备案制的终结或延续。这是中国标准化界的大事,是政府质量监督管理理念改革的大事,是企业发挥市场主体责任的重要体现。本刊将持续关注这一改革的进程,并努力将这项试点工作中的进展、思考、突破和经验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展现给读者。

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20号)文中明确提出“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同年10月,国家标准委决定在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重庆市、深圳市、成都市等7个省、市开展“探索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试点工作。2015年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允许企业自主制定实施产品和服务标准,建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

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是一次在自上而下指导下,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进行的创新性改革。那么参加试点的省、市相关改革的工作情况如何?我们于2015年2月采访了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刘绍文,管窥《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的出台与执行情况。

企业回归主体政府回归监督

“从个人角度而言,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简政放权的有效手段。通过制度的推行,可以让企业回归市场主体地位,而政府回归市场监督地位”,刘绍文表示:“在企业标准备案制时期,企业本应承担的责任由政府(质监局)承担了。当消费者(或职业打假人)与企业发生纠纷时,由于政府(质监局)为企业备的案,会首先被消费者(或职业打假人)质疑,成为相关责任的第一承担者,而市场监督的作用被忽略(或质疑)。而政府(质监局)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对实际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也不能实现全面监督,实际监管中存在漏洞。”

2104年,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展过一场企业产品标准监督检查活动,对2013年度福建省各市、县备案的1,028项企业产品标准进行抽查。本着抽查量不低于2013年度市县备案总数30%的要求,抽查了309项。被抽查的每份标准文本均由两名专家进行技术审查。经统计,两位专家审查一致认为“完全有效”的标准为46项,“有效但建议修改”的标准为237项,“无效”的标准26项,分别占抽检总量的14.89%、76.70%和8.41%。通过分析,26项无效标准共存在51个问题,企业产品标准无效的原因包括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引用作废标准、标准要素不完整、技术内容不科学、技术内容较国家或行业标准低甚至属于落后淘汰产品标准等。

也就是说,经过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完全有效的在实际中占比也并不高,而且旧有的标准化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的设置等也不合理,提高了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的门槛,增设了企业产品标准备案条件。而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减轻了政府(质监局)相关部门的工作量,能更多地节约政府公共资源与力量专注于监督责任。

理顺法律规范全面大胆尝试

将《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规定》变成《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首先面临的就是相关的法理问题。

颁布于1988年12月29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历经27年没有修订,其中第六条规定:“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国务院发布于1990年4月6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也长期未能与时俱进,其十七条规定:“企业标准由企业组织制定(农业企业标准制定办法另定),并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备案。”;而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0年8月24日发布的《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中在第三章具体规定了:“企业产品标准,应在发布后30日内办理备案。一般按企业的隶属关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所属企业的企业产品标准,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双重领导的企业,企业产品标准还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首先从法理上就与老旧但仍在执行的法律相冲突。

以刘绍文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系统内部从上到下征求意见,会同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法规处和福建省政府法制办就制度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入交流。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梳理出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制度的发展体系图(如图所示),决定打破旧约束、适应新形势、结合工作实际,对《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规定》规范文件进行修订,通过福建省政府法制办合法性审查后,再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公布执行,形成《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新规定主要从3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取消了行业主管部门以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备案材料进行技术性指标和文本格式的双重符合性审查;二是取消了福建省13大类企业产品标准省级备案目录管理;三是取消了标准化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企业心存顾虑监管政策疏导

刘绍文说,实行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对企业的好处是明显的:让企业对自己的产品标准更上心,让企业更有责任担当,也方便了企业的常规性申报工作,减少工作负担。但是,企业对此还是有一定顾虑的:首先,企业担心产品标准在公开的同时泄露了企业技术秘密、暴露企业专利与核心技术,给企业造成损失;其次,担心完全暴露在社会目光下,有漏洞或问题被消费者(或职业打假人)发现;再次,担心试点工作不可持续和不会全面推广,那么先公开产品标准的企业会处在行业的劣势。同时,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实行后,试点地区企业本有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证明取消,在参加非试点地区的招投标等正常活动中受限……

为了打消企业的顾虑,也为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到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建设上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起草新规定时绞尽脑汁。

首先,为了促进企业积极参与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建设,增加了“企业产品标准经复审为继续有效且备案有效期即将届满的,企业应当在该标准备案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重新办理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预期未声明公开的,前次备案注销。企业产品标准经复审为修订的,企业有权对公开信息进行修改、更新。企业生产的产品应符合相应时段内声明公开的产品标准要求。企业产品标准经审核为废止的,应当在全国统一开放的标准公共服务平台上声明”的内容。

其次,新规定要求福建省范围内的企业实行企业产品标准全文公示制度,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要求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了企业相关标准在对应指标上的可比性。

再次,为了更好地方便、服务企业,满足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招投标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新规定中特别设计了《福建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证明书》有关内容及模板。企业在做出自我声明公开后,企业需要已备案证明的,可向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及时获得相关证明。

第四,新规定中新增了“企业凡申报名牌产品、标准贡献奖、政府质量奖、龙头企业等良好行为的,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负责评选的单位须查验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情况”的内容。一方面更好地实施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让有较深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良好行为企业起到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各界监督相关的企业,督促企业更好地承担起主体及社会责任。

最后,针对企业自我声明公开产品标准后的监督检查情况,新规定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查、处理对企业产品标准的投诉或举报,负责对企业自我声明公开的标准信息进行监督抽查”。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企业的反馈很好,比我们预想的要好。消除了我们事先的一些顾虑和担忧。这项改革措施既符合简政放权的政府管理思路,也满足了企业做为标准化实施主体的实际需要,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热烈欢迎。”刘绍文说。我们结束采访的时候,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展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建设的工作才开展两个月,刘绍文和他的同事依然在密切关注这一制度的实施过程。我们将会不断带来关于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建设最新进展的报道。

企业亟需补危机管理课 篇2

2006年以来, 中国的巨能钙、创维集团、中航油等一系列企业都遭受到危机的重创;宝洁、肯德基、麦当劳、立顿红茶一大批洋品牌也遭遇到了危机的“黑三月”。

这些频频发生的危机事件, 分明预示着中国企业“危机多发期”已经提前到来。众多的企业在危机中倒下, 只有少数企业能摆脱危机而变得更加强大。

民间研究机构、零点调查曾经公布的《京沪两地企业危机管理现状研究报告》显示, 京沪两地半数企业处于危机状态。这项报告还显示, 我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危机识别和处理能力薄弱。有72.2%的被访者属于低危机识别能力者, 仅有18%属于较高危机识别能力者。

企业危机有两大类:一类是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危机;二类是企业问题的自行爆发或被暴露所引起的危机。第一类危机基本属于市场和经营方面的危机, 这些危机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可预测、可控制的, 企业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成熟应对方案, 一般采取正面的、公开的、市场化的应对方式。第二类危机, 即企业自身问题引起的危机, 如产品质量问题、不规范操作问题、人事问题、资金问题、信用问题、甚至违规违法等, 近几年来正成为危及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如安然财务丑闻直接导致安然倒塌, “苏丹红”事件使众多企业包括肯德基这样的国际企业受到很大影响。

任何企业都不敢说自己没有问题, 现在没有过去有, 过去没有将来也会有。别人的危机也可能导致你的危机。一个企业如果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那么它必定只剩死路一条。对比一下登陆中国的洋品牌和我们国产品牌的危机意识, 首先单凭各自的危机管理系统, 跨国公司通常比我们要健全得多;可由于他们来到了一个企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危机管理也相对落后的中国, 往往就产生一种轻视懈怠的心理。

笔者认为:危机处理无非“疏”、“堵”、“沉默”三种对策。不论是哪种对策, 危机处理者首先必须及时发现危机爆发点, 并控制好爆发点, 为危机处理留出余地, 为改进工作留出时间, 给“亡羊补牢”提供机会。如何发现和控制爆发点?关键在于敏感、迅速和平时资源积累。敏感反应:对任何可能引起危机的蛛丝马迹要保持敏感, 麻痹是危机管理的大敌。保持敏感性的关键在于全员危机意识、信息感知网络、穷尽列举所有危机。迅速行动:一旦发现苗头, 马上采取措施, 尽可能把火苗消灭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避免火势蔓延、减少损失和处理成本。平时积累资源。

危机处理需要动用各种关系渠道, 危机爆发时,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但平时却不做任何资源积累。对外学习。每个企业遇到的危机, 几乎都有前车之鉴。但悲剧总在不同的企业反复重演, 原因在于大部分企业不重视, 不研究, 不善于从其他企业的危机中吸取教训, 认为大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其实, 别的企业的危机就是本企业最及时的预警, 他人处理危机的办法就是本企业最好的借鉴。企业不可“以身试危”, 要善于对外学习。遇到危机时应制定化害为利、化大灾为小难的对策, 通过发言人制度等对外公告, 消除不利影响, 而不是“装聋作哑或闪烁其词”, 以重新赢得用户的信任。几乎所有的危机都会对企业造成伤害, 没有危机管理战略的企业也许能逃过一两次危机, 但只有制定并实施了危机管理战略的企业, 才能减少和战胜所有危机, 使企业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

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的危机管理只停留在产品、服务和品牌传播等单一环节阶段, 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中国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表现出的官僚色彩是解决问题的大敌,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对新市场调查不充足的问题, 这点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国际企业成功往往靠的并不是价格优势、甚至不是质量优势, 而是对产品和消费者的理解。

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 篇3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专家葛察忠说,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 中国企业在环境评估、保护所在国生物多样性、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措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它不仅事关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还会影响企业的后期是否盈利。

根据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组织编写的《“走出去”———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和援助现状及环境社会挑战》, 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投资有很多都涉及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的开发, 它们在社会责任意识上的短板带来了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而因为公众咨询及媒体沟通上的缺位导致问题逐渐积累, 成为海外投资发展壮大的隐患。

根据商务部今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 中国2013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 同比增长16.8%。

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协调人任鹏就此表示, 中国对外投资增量巨大, 但存量较发达国家仍然很低, 中国仍是直接投资市场的初来乍到者, 仍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学习的地方, 而环境和民生领域就是经常出问题的地方。

一位长期研究厄瓜多尔矿业问题的台湾中山大学教授Adam Chimienti认为, 欧美国家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同样会出现破坏当地环境的问题, 有些针对中国企业的新闻报道确实有夸张, 但中国企业确实有对当地了解不够深入的地方。

而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认为,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的表现跟在国内是一致的, 很多企业在国内牺牲环境来追求利益, 到了国外也一样。

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 篇4

移动生产力带动企业级整合管理服务

众所周知, 移动技术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已经从消费类向企业级全面渗透, 企业业务的各个层面都在释放移动的需求;与此同时, 中国企业的移动平台建设日趋成熟, 移动在企业中的角色也演变为提升业务价值的生产力工具。

数字化时代企业部署移动应用是提升生产力的必然选择。IDC 2012年最新调研数据显示, 提升生产力与加速决策制定是企业将应用转移到移动平台最重要的两大驱动力。

IDC白皮书指出, 企业向移动平台的转型为IT基础架构的前端和后端都会带来新变化, 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要从整体上通盘考虑, 重新构建移动基因, 并且需要服务商开发具有企业和行业特征的专属、专有、专用的移动生产力工具, 提供端到端的整合式管理服务解决方案。

对此, IDC高级研究经理杨挺告诉记者:“中国企业要顺利实现向移动平台的转型, 不仅需要制定符合企业自身和行业特征的移动战略规划, 而且需要将整合管理服务能力作为选择移动战略合作伙伴的核心考量。”

中国企业顺势而为电信行业前景广阔

针对IDC报告指出企业移动化的趋势, 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行动。

日前, 身兼专业服务提供商和智能设备制造商的联想首先在企业移动化上发力, 并且以“定制终端+数据管理+运维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在金融、快速消费品等行业中获得了成功。

例如在交通银行信用卡e办卡2.0项目中, 通过提供一套“定制终端+数据管理+运维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令交行得到的不是一套设备, 而是融合了诸多元素的以服务为主体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据记者了解, 通过“e办卡2.0项目”, 交行信用卡营销人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提交数据, 平均办卡时间缩短到3天左右, 最快25分钟就能审核通过。另外, 通过“e办卡”系统受理的信用卡申请量较以前提升了13%, 客户从申请到领卡时间较以前缩短了30%, 全流程无纸化为交行每年节约3000万张A4纸。

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 篇5

为完善境外安全风险控制体系, 指导境外中资企业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防范, 作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的重要配套文件, 2010年8月26日, 商务部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 对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的程序、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规定, 实质上对中资企业境外安全风险情报收集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为什么亟需加强安全风险情报收集工作?又如何有效开展这项工作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安全风险管理与安全风险情报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 安全风险管理有3个基本环节:探测、延迟与响应:

探测:是指识别和评估安全风险事件, 即事先感知显性和隐性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 对安全风险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发出不同级别的警报, 启动相应的安全风险控制预案;

延迟:是指通过对安全风险事件的第一响应, 即利用常规、常备的安全风险控制力量, 第一时间实施既定的安全风险控制预案, 延长和迟滞安全风险事件发生、发展和造成后果的进程, 从而为后续响应争取有效时间;

响应:是指对安全风险事件的后续响应, 即组织与安全风险事件相匹配的预备力量, 采取与安全事件相匹配的专门措施, 预防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 遏制安全风险事件的发展, 阻止或减轻安全风险事件的后果。

在延迟和响应环节, 还要继续对显性和隐性的风险事件进行识别、评估, 并根据识别情况随时调整、修正延迟和响应的具体安排。由此, 探测、延迟、响应这三个环节组成安全风险管理的闭合环, 其中, 探测环节的广度和深度, 决定着延迟环节、响应环节的成本与效率。

安全风险情报收集是探测环节的核心内容。所谓安全风险情报, 是指能够帮助中资企业事先识别、研判特定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可能造成后果情况, 并据此确定应对措施的知识和信息。安全风险情报是否及时、准确、全面, 决定着探测环节的广度和深度, 从而决定着整个安全风险管理的成本和效率。

越是复杂多变的安全风险环境, 越是需要对安全风险诸要素进行事先认知和研判, 从而为安全风险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为安全风险管控预备必要资源。因此, 越是复杂多变的安全风险环境, 安全风险情报的重要性就越是突出。

安全风险情报收集工作的重要性与现状

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多数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属于高风险或较高风险地区, 存在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政局不稳、政策多变、法律陌生、社会动荡、犯罪多发、贫富分化严重、民族与宗教矛盾突出、反政府武装活跃、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频发等安全问题或隐患。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安全风险环境下, 没有安全风险情报工作的有力支撑, 仅仅依靠事后的被动防御和应急响应, 是无法有效防范和规避风险的。只有加强安全风险情报工作, 才能变被动的事后应对为主动的事先筹谋, 事先识别、评估和预测到安全风险, 为预案制定、资源预备、预警启动预留充足的时间, 在安全威胁尚未真正发生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 从而真正实现对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

遗憾的是, 许多中资企业长期习惯于国内低风险的环境, 在“走出去”之后不能迅速树立应有的安全风险意识, 因地制宜地加强安全风险的管控工作, 特别是疏于安全风险情报工作, 有些企业甚至存在“不出事算赚到, 出事算不走运”的投机心态, 从而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乃至项目停滞、经营亏损。

2007年4月下旬, 某中资企业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工地遭到武装袭击。约200名持有火箭筒和火炮等武器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发动突袭, 与负责保卫工地的约100名埃政府军士兵交火, 枪战持续大约50 min, 保卫工地的士兵因不敌武装分子而溃散, 武装分子一度占据工地。袭击事件共造成9名中国工人丧生, 65名当地工人被杀, 另有7名中国工人被掳走, 8台小车、1台面包车、20余台重型汽车被抢, 所有的设备被焚毁, 损失惨重。事后, 经我外交部门的全力斡旋, 埃政府大力协助, 历经重重困难, 7名被掳走的中国工人方获得解救。

分析这次事件, 从表面上看袭击是不可避免的, 实则不然。

任何恐怖组织、反政府武装组织或犯罪团伙在发动袭击或犯罪行动之前一定会进行大量的相关准备工作, 行动规模越大, 准备工作就会越多, 准备时间就会越长, 如:目标选择、现场侦查、行动策划、人员准备、武器准备、物资准备等等, 这些都会以某种方式暴露出破绽, 留下蛛丝马迹, 从而形成情报线索。

某中资企业进行国际安全形势研讨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这次事件中, 在反政府武装发动袭击之前数周, 该项目已经出现很多反常现象, 如:工地突然出现招不到当地工人、埃政府军突然向工地增兵加强保卫力量。如果该项目有专业情报人员搜集、捕获事发前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 并进行分析研判, 就可以在受袭之前发现袭击征兆而发出预警, 进行相应准备, 将人员伤亡和项目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2012年1月, 某中资企业在苏丹的项目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由于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 项目部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 称反政府武装有可能袭击该项目部, 40余名项目部中国工人在袭击发生之前及时撤离, 所以袭击发生时并未发生人员伤亡。应当说, 及时、准确的安全风险情报在确保人员安全撤离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中不足的是, 袭击未遂后, 已安全撤离的中国工人误认为武装分子已全部撤离, 警报解除, 于第二天贸然返回项目现场, 与留守现场的武装分子遭遇并遭到绑架。当然, 警报误解除, 主要应该不是情报环节的问题, 而是应急响应环节的问题, 具体情况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如何展开安全风险情报收集工作

一般来讲, 对包括“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而言, 安全风险情报主要包括以下3种:

基础情报:是指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特定或不特定国家、地区、族群、组织的军事、政治、宗教、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最新风险事件的全天候即时通报, 并提出安全建议, 也称全天候风险警报。

战术情报:是指针对就特定行业、企业或项目而言具有局部性、具体性影响的安全风险, 进行风险预警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建议。

战略情报:是指针对就特定行业、企业或项目而言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影响的安全风险, 进行历史渊源探究、行为特征分析以及发展趋势预测。

3种情报是依次递进的关系, 即前一种情报为后一种情报提供即时的信息更新和累积的历史数据, 后一种情报为前一种情报提供收集、研判和建议的方向、原则和方法。

安全风险情报的收集手段包括公开和秘密2种:

公开手段:是指在境外所在国, 与所在国政府、军警、媒体以及当地的部落、族群、社区搞好关系, 定期与各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沟通活动, 利用对方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 为我们提供安全风险情报线索和信息, 并协助研判有关风险情况。

秘密手段:是指在当地部落、族群、社区人群中秘密物色、培养安全风险情报收集人员, 甚至在反政府武装等敌对组织内部建立眼线, 为我们提供安全风险情报线索和信息, 并协助研判有关风险情况。

2种手段相比, 秘密手段收集情报信息比公开手段收集情报信息难度大, 但往往更加及时和准确。同时, 2种手段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即秘密手段为公开手段的分析研判提供一手数据, 公开手段为秘密手段的一手数据提供分析研判。

安全风险情报的收集渠道包括政府、企业自身和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等3种。

政府渠道:既包括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等中央部委, 以及驻外使领馆、驻外经商机构、各地商务主管部门, 也包括境外所在国的政府、军警机构和情报机关。无论是中国政府方面, 还是所在国政府方面, 情报工作都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如何与企业之间形成高效的情报信息共享共研机制, 以更好地为境外中资企业服务, 尚需假以时日。

企业自身:企业自身需要在中国总部、所在国公司、项目等各个层级建立安全风险情报工作制度, 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情报责任人, 建立及时、流畅的情报信息内外共享、上下共享、项目间共享机制, 建立情报信息的即时汇总、分析、研判和预警机制。许多境外中资企业在这方面或缺乏自主意识, 没有建章立制, 更没有配备专门资源, 亟待加强。

第三方专业安全风险咨询机构:安全风险情报的收集 (特别是通过秘密手段收集安全风险情报) 、研判和建议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 需要一批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具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来组织实施, 具体包括情报人员的物色、培养、管理, 情报网络的搭建、协调和运营管理, 对收集上来的安全风险情报的分析和研判等等, 以及丰富的当地资源。这绝非境外中资企业凭自身能力就能够完全办到, 企业也不应该花费主要精力在这些非主营业务的事情上。建议境外中资企业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第三方专业安全风险咨询机构获取自身所关注的基础情报、战术情报和战略情报。事实上, 这也是许多全球500强跨国企业的惯常做法。

3种渠道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相互之间应当遵循“政府保障, 企业自主、专业到位”的原则。

企业家亟需回归自我 篇6

走入光博会展区, 一眼望去, 国内光通信厂商展台占据80%, 数量众多的民族企业为我国的光通信产业增添了诸多生机。除烽火通信等少数国有企业之外, 绝大多数企业均是白手起家, 通过自主创业才获得今日规模。回顾近十年来我国光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 这一批光通信企业发展至今实属不易, 他们也是我国民族企业的典型代表。放眼各家所展出的光器件产品, 从光纤光缆、光器件、光模块到ODN网络、FTTx解决方案等, 基本覆盖了光通信领域各个环节的各种产品, 然而产品的同质化较为明显, 尤其是目前广泛应用的GPON/EPON光器件、10Gbit/s光模块以及光纤连接器、光分路器等基础产品, 很多厂商所展示的产品大同小异, 甚至在产品的品质、性能方面都无太大差异。

目前国内的市场环境仍然不佳, 低价竞争依然层出不穷, 而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则将这种恶性竞争模式推向又一个高潮。这也是目前我国光通信产业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

差异化竞争的首选

我国的光通信产业近几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而光通信相关的企业也随之快速兴起, 一些公司的发展时间仍然不长, 这直接导致了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则缺乏足够的技术积累, 目前仍有很多企业仅做下游的加工, 技术含量不高, 没有向上游核心技术渗透。一开始的落后, 直接导致了我国光通信产业较日韩等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随着同质化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部分规模较大的光通信厂商开始转型, 投入较大精力去攻克上游技术, 如光纤预制棒等, 并取得了较大成效, 不仅显著提升了公司的技术实力, 同时也拉开了与行业其他公司的距离, 实现了差异化竞争, 缩减成本, 利润率亦得到显著提升。在这一背景下, 有更多的民族企业开始加入到自主创新的行列中来。

据了解, 目前绝大多数光通信厂商都意识到了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对此毫无顾虑。实施技术创新, 要求企业的资金、人才等投入加大, 尤其是资金层面, 中小型企业难以投入大量资金用以研发, 目前仅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有这个实力。据了解, 目前光通信企业在技术研发的投入普遍不高, 远低于海外企业的投入比重, 大多数国外企业都较重视技术创新, 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全年总营收的20%左右, 而国内光通信企业的投入比例在5%~10%之间。

资金投入比重需加大

在本届光博会上, 广受关注的一大技术亮点就在于河南仕佳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仕佳光子) 、杭州天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天野) 、尚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相继宣布已突破PLC芯片晶圆的核心工艺, 成品率达到85%以上, 年内即将实现量产。三家企业在PLC晶圆的研发上均投入了较高的成本, 历时几年时间, 方实现了这一工艺的突破, 打破了日韩等企业的垄断, 填补了国内空白。

据了解, 国内PLC晶圆一直通过进口来满足市场需求, 国内很多厂商考虑研发投入过高, 且短期内难以收到成效, 一直对此投入非常慎重。一位线缆厂商的高层此前透露, 要做PLC的自主芯片, 资金投入将达1亿元 (人民币, 下同) , 这对于企业的资金压力很大。杭州天野董事长陆昇告诉记者, PLC芯片的研发难度很大, 韩国在得到日本NTT docomo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耗时10年才成功研发出PLC芯片, 其难度集中在工艺层面, 目前中国尚无一套PLC芯片的完整半导体工艺。杭州天野在PLC芯片上的投入已达6000万元, 下一步随着扩大化生产, 其投入还将进一步加大。而仕佳光子研发总监安俊明则告诉记者, 仕佳光子在PLC芯片的累计投入已达几亿元。由此可见, 该项技术资金投入之大。

据了解, 几家厂商在研发投入的比重非常大。仕佳光子借助于中科院半导体所的国家项目资金, 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对PLC芯片的研发;而杭州天野在该项目的投入则较为“偏激”, 陆昇在介绍过程中指出, “我们是拼上了身家性命来研发PLC芯片”, 杭州天野的年收入水平仅在2000万元, 与其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民族企业家的战略思维

我国的光通信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 企业的发展规模与企业家的战略思维有极大的关系。目前很多民族企业尚处于创业期, 非常重视企业的盈利水平, 多数通过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等方式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对于技术创新并不重视。与此同时, 对于部分企业规模已实现突破的企业依然保持其创业期的发展思路, 一味地通过规模扩张来实现利润增长, 这并不适用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发展, 甚至会对其后续发展产生制约。对于光通信企业而言, 技术创新应融入到企业家的战略思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