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精选10篇）

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篇1

一、福建南音二弦的起源与形制特点

福建南音又称南曲、弦管、南管、郎君乐等，南音音乐由指、谱、曲三大部分组成。它是流传于福建南部的泉州、厦门、漳州及其所属各县以及台湾省各地、香港闽南籍居民中的一个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古老乐种，并随着华侨足迹也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南音古朴幽雅、深沉柔美，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在闽南一带，南音习者人数众多，传播广泛，城镇乡村常可闻丝竹管乐之声。福建南音二弦是南音上四管 (又称洞管) 中唯一的拉弦乐器，它与横抱弹奏的琵琶、吹管乐器尺八(洞箫)、小三弦构成南音上四管乐制。南音乐器演奏有其规矩，琵琶是先生，起指挥乐队的作用;三弦和之，犹如“琴瑟和鸣”;而洞箫与二弦的关系，洞箫为主，二弦为辅，“箫咬弦，弦入箫”，另有拍板和之，即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与汉相和歌的表演形态极为相似。南音素有弦管、南管之称，从龙彼得先生的《明刊三种》中可知，南音在明代就被称为“弦管”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弦管”一词被做为乐种的指代的只有福建南音，从《精选新锦曲》的扉页图片上有一副插图，图中有三位仕女，分别在吹箫、弹曲项琵琶、拉二弦，说明弦管在明代的主要乐器有箫、琵琶、二弦，因此可以说南音是继承了相和歌的汉时建制。[1]在“上四管”﹙简称“四管”﹚的演奏中，琵琶、三弦主要弹骨干音，二弦与洞箫则必须在琵琶、三弦弹奏的骨干音基础上加花装饰，使骨干音演化为起伏有序、优美的旋律。南音二弦音色柔和、甜美，总是以一种含蓄幽雅、平静柔和的形象来烘托潇洒流动自如的洞箫，即所谓“二弦入箫”，它与其它三样乐器相辅相成烘托唱腔，因此历代南音弦友有句薪传不息的古训：“二弦入箫，箫入唱”，这是南音二弦以及其他南音器乐演奏与伴奏的金科玉律，短短的七个字，形象地勾勒了乐队与演唱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南音二弦只有在琵琶、洞箫、三弦共同演奏下，才能完美地表现其艺术特性，而南音音乐也是在四大件共同参与和乐之下才能充分显现出其丰富的艺术魅力。

福建南音二弦除之加用千斤和马尾弓毛外，其形制与唐、宋之奚琴，几乎完全一致，特别是两轴置于琴杆右侧，可能是遗制，为全国汉族地区仅见。而其乐器的样式也正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戒坛圆柱上端的木雕飞天所持的二弦，泉州开元寺建筑于唐朝垂拱二年 (明代又重建) ，由此可见南音二弦之古老、珍贵。有关奚琴的由来，刘再生在《中国音乐史简述》中曾写道：“奚族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原居辽水上游，汉时称乌恒，北魏时自号库真奚，隋唐时称奚。奚琴即由奚族传入中原。它的形制特征是圆形琴筒，有两根琴弦，以竹片为弓夹于两弦间，奚琴后来也叫嵇琴，后世胡琴的形制特征与它基本相仿”。陈旸《乐书》记有：“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鼓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宴荣山人池亭诗》中写道：“竹引嵇琴入，花邀载客过。”在宋代欧阳修的诗中也曾对奚琴有相似的描述“奚梦水皿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落”。(欧阳修所说的奚琴是弹拨乐器，可能是当时奚琴泛指奚部乐器，包括弹拨和拉弦。)奚琴的特点是擅长演奏表现抒情的曲调和长章，因此，自它出现后逐渐被乐队吸收而成为乐队的一员。宋代奚琴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一定演奏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在教坊中演奏奚琴的人数己超过了演奏琵琶的人数。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奚琴演奏家，如徐衍，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乐律》中对他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徐衍在琴弦断了一根的情况下，还能有仅存的另一弦奏完全曲，可见其技艺高超，已掌握了拉弦乐器的换把演奏技术，也说明了当时奚琴的演奏技法之成熟。黄忠钊教授在其《福建南音二弦的形制及其演奏特色》一文中也引用了“奚琴在唐代已出现在我国北方，宋代流传于民间”之论点[2]他在文中还谈到了“自南宋以来，由于中原战事不断，一些唐宋时期的音乐及其古乐器无法得以保存，逐渐销声匿迹。而随着宋都南迁，作为陪都的泉州，以其繁荣的经济，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兴盛，使得唐宋时期的部分音乐及古乐器，有幸在南国故都泉州得以完好地保留”。根据北宋陈旸《乐书》之所载，许多专家也认为南音二弦是由宋代传入泉州，至今仍保留其原貌，宋代存在着用竹片轧及用弓擦的两种奚琴，是我国弹奏乐器经过从轧到弓擦的一种过渡时代，南音二弦的价值就在于它保留了这个过渡时代的实物，可能是我国古代某种弹拨乐器向弓擦拉弦乐器演变过渡的证明，它为研究中国乐器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3)此外，从宋代传入朝鲜的奚琴，据《乐学轨范》的图片看来近于《乐书》所绘。从其琴杆的竹节数量和马尾弓子的使用以及琴码的位置来看，朝鲜的奚琴与现在的福建南音二弦的形制结构更加接近，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有待深入探讨。

从之前谈及的福建南音二弦的历史渊源中可以得知二弦源于古代奚琴，而根据有关奚琴记载的史料、图片分析，中国胡琴类乐器可能和福建南音二弦一样源于奚琴，他们都是拉弦乐器，形制上很相近，发声原理也相近。南音二弦与中国胡琴类乐器形制上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琴轴用红木或乌木等质地坚硬的材料制成，琴轴细端从右往左插入琴杆，即转动琴轴的把手在琴杆的右方，弦友们认为只有这样，装上琴弦后，弦对面板才有足够的压力，这种琴轴的装置与现在所有其他胡琴类的琴轴一律是由细的一端从左向右插入琴杆、转动琴轴的把手在琴杆的左方正好相反。此外，二弦的琴弦装置的方向也同样与其它胡琴类相反，在琴轴的右方粗的一端转手之凹槽处。装置琴弦时，上轴系内弦，下轴系外弦(此点与二胡相同)，绕弦方向上轴下轴一致，均为逆时针由外向内绕。调弦时，上轴下轴均为顺时针向外转动。上述南音二弦独特的琴轴、琴弦装置，正是二弦千百年来一直保留着古代奚琴形制的最重要特征之所在。[3]

二、福建南音二弦的发展及现状

从上述可知唐代出现的轧筝和奚琴(即宋代的蓁和嵇琴)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拉弦乐器，之后的一千多年来源于同脉的福建南音二弦和中国二胡都是在演变中形成、发展，只是南音二弦在传承中更为遵循遗制、恪守古训，至今仍保留着古代音乐的诸多信息，以其历史之悠久、形制之独特、技法之巧异吸引着人们。目前也有部分南音弦友对南音二弦进行改革，比如向现代二胡学习、借鉴，如：因为传统南音二弦选用的丝弦存在易跑弦、低音区音质难控制等不足，所以目前部分二弦琴弦选用了二胡采用的金属弦;目前有些南音二弦为了调弦便利，也像二胡那样装上了铜制微调，只是与二胡不同的是二弦把微调装置在琴筒上的琴码下方的弦上，而二胡一般把微调装在千斤与琴轴之间的弦上;南音二弦的千斤宽度比二胡大，目前有些吸收现代二胡按弦法(用指尖按弦)的弦友，他们就喜欢把二弦的千斤宽度调窄一些，便于按弦;还有人把二弦琴弓做成像二胡弓那样的长度，目前有些二弦弦友也对演奏姿势进行改良，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持琴法，而像二胡持琴法一样，把二弦琴筒移到左腿仅靠腹部的位置上，琴杆略向前倾;还有他们认为用指肚按弦取音也有一定弊端，因此他们将食指、中指、无名指自然弯曲呈半握拳状置于琴弦上方，按弦时以食指弯曲最大，其余逐个递减，这样的做法应该是介于二胡与原来二弦的按弦法之间。这些改良也改变了原来南音二弦的特有的持琴法、按弦法。这些改变、创新也许为演奏提高了方便，但这是否有利于福建南音二弦的传承、是否有利于福建南音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呢?这种改制在我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南音二弦正是具有那么独特的形制、技法，才会有它独具的艺术魅力，如果对它各方面加以改良，甚至越来越靠近二胡的特点，那么它的特殊魅力慢慢就会消失，也许就变成和二胡一样了，那它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而且像为求得明亮音色把丝弦改成金属弦的做法，可能会影响二弦柔美含蓄的韵味、影响二弦在南音乐队中与其他乐器相辅相成、烘托唱腔的本色。当前，福建泉州南音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应该珍惜、保护这些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文化传统、和先人进行对话的珍贵遗产，对它们的改变、改革应该慎之又慎，尽可能不要轻易改动。南音二弦做为一种区域性的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古乐器，包含着大量的当地文化、风土人情的信息，为考古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提供了实据。它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历经千年能保留遗制至今，委实不易，这是历代弦友遵循古制、严格恪守古训才能保存如此完好，使它始终保留着古朴幽雅、深沉柔美的韵味。为了完整保存南音这份丰富而又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及对它进行研究，已经有无数“弦管忠臣”贡献了毕生精力。我认为不应该在我们手上遗失它，而应负有历史使命感，更好的去保存、爱护，使它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竞争激烈、工作、生活的压力加大，人们在情感上有回归传统、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慰藉、舒缓身心的需要，而且保护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群体都加大力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相信在这种共识之下，经过全社会的努力，通过对福建南音二弦等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究，遵循着“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的原则，使他们继续得以良好的传承，这样才能留给我们的后代一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泉州南音二弦教程》 (吴璟瑜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2) 、 (3) 福建民间音乐简论》刘春曙王耀华编著p589,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上海第1版

(4) 《福建南音二弦的形制及其演奏特色》 (黄忠钊著《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2期

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篇2

一、最早类

1.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粟的国家(半坡原始居民)。2.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河姆渡原始居民)。3.商朝的司(后)母戊鼎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西汉早期)之一。5.东汉华佗在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方法(麻沸散)。

6.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北魏时期)。7.隋朝李春设计、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8.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9.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10.唐朝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11.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12.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约400年。13.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14.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

15.明朝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学著作。

二、“开始”类

1.北京人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火，还会保存火种。2.我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牛耕。

3.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4.西域都护的设置是今新疆地区正式隶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开始(公元前60年)。5.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宋元时期，火药在军事上得到广泛使用。6.北宋时，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事业。7.元朝时，回族开始形成。

8.元朝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事务，西藏开始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域。9.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第一”类

1.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

2.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3.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4.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时期)。

5.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正式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1689年，康熙)。6.鸦片战争是近代西方列强第一次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1840—1842年)。7.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8.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9.第一次攻占北京的西方列强是英法联军(1860年)。

10.曾国藩开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军事工业(1861年)。11.李鸿章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1872年)。12.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1862年)。13.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1894年)。14.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15.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6.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1918年)。

17.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1921年)。18.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7年)。19.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2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1928年)。

21.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1935年)。

22.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1937—1945年)。23.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1909年)。24.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国家建立的高等学府(1898年)。25.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初步基础(1953—1957年)。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27.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1955年)。28.尼克松是历史上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1972年)。29.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

30.东方红一号是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

四、“标志”类

1.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

2.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进一步加深的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

3.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的标志：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

4.中国社会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5.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洋务运动。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7.揭开维新变法运动序幕的标志：1895年“公车上书”。8.辛亥革命开始的标志：1911年的武昌起义。

9.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10.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11.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的标志：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12.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1927年南昌起义。

13.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正确领导。

14.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15.中国十四年抗战开始的标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7.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18.抗日战争结束的标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全面内战爆发和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标志：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20.揭开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序幕的标志：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21.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标志：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22.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或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

23.中国现代史开端的标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4.彻底废除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标志：1952年底，土地改革的完成。25.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标志：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26.“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27.新中国外交政策成熟的标志：1953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28.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五、人物类(一)民族英雄类

1.抗击倭寇：戚继光。2.收复台湾：郑成功。3.抗击沙俄：康熙帝。4.虎门销烟：林则徐。5.黄海海战：邓世昌。(二)代表、领导类

1.洋务派：①中央代表：奕；②地方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2.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3.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

4.新文化运动的代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5.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13位。

6.黄埔军校的领导：蒋介石(校长)、周恩来(政治部主任)。7.南昌起义的领导：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领导：朱德(军长)、毛泽东(党代表)。

9.西安事变的领导：张学良、杨虎城。

10.辽沈战役的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等。

11.淮海战役的前线指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12.中国近代科技专家：詹天佑。

13.文学艺术巨匠：鲁迅、徐悲鸿、聂耳、冼星海。

14.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人物代表：石油工人——王进喜(铁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两弹元勋——邓稼先。15.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6.“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六、转折类

1.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2.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七、中共会议类

1.中共一大：1921年7月，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遵义会议：1935年1月，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4.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八、事变类 1.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进攻东北军，占领东三省，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开始。

2.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

3.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九、口号类

1.《海国图志》编写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2.洋务运动旗号：以“自强”为口号创办军事工业企业；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企业。

3.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民主”“科学”。

4.五四运动的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在对德“和约” 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等人。

十、战争类(一)侵华战争类

1.1840—1842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2.1856—1860年，英国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3.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4.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5.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

(二)战役类

1.抗日战争的著名战役：台儿庄大捷——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百团大战——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2.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开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3.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4.解放南京战役：渡江战役。

十一、数字类

1.中国古代史经历的三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2.三国鼎立：魏、蜀、吴。

3.中国古代四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秦的统一、西晋的统一、隋的统一、元的统一。4.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5.中国近代史上三大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6.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国共决战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7.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953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完成。

8.近现代史上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9.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10.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改变中国命运的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实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2.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三件大事：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日建交(1972年)、中美建交(1979年)。

世界历史

一、“第一”类

1.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的古代世界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2.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是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1776年7月4日)。3.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1807年)。4.英国工程师史蒂芬孙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1814年)。5.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从英国的棉纺织业开始。

6.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1871年)。7.德国人卡尔·本茨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1885年)。

8.美国的莱特兄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成功试飞的飞机(1903年)。

9.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1月)。

二、“最大”类

欧洲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三、“标志”类

1.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大化改新(646年)。

2.英国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的标志：《权利法案》的颁布(1689年)。3.北美独立战争开始的标志：来克星顿的枪声(1775年4月)。

4.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5.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珍妮”纺纱机的发明。6.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的标志：瓦特改进蒸汽机的出现。7.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蒸汽机的广泛运用。8.贝多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成熟的标志：《英雄交响曲》。9.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年2月)。10.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电力的广泛运用。

11.世界现代史开始的标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

12.斯大林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或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标志：苏联新宪法的制定(1936年)。

13.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标志：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14.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达到最大规模)的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15.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的标志：《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1942年1月1日)。16.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的标志：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1945年5月8日)。1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标志：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1945年9月2日)。18.“冷战”开始的标志：杜鲁门主义的出台(1947年3月)。

19.两极格局形成的标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20.“冷战”结束的标志：苏联解体(1991年)。

21.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四、数字类

1.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2.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颁布的三部重要文献：《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3.三国同盟：德、意、奥；三国协约：英、法、俄。4.巴黎和会三巨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

5.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三大特点：波及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比较长、破坏性特别大。

6.三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德国、日本。

7.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局面：欧共体、日本、美国。

8.美国冷战政策三个方面的表现：政治上“杜鲁门主义。出台、经济上推行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9.20世纪国际格局的三次变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两极格局；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

五、转折类

1.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萨拉托加大捷(1776年)。

2.美国南北战争(或美国内战)的转折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成为北方扭转战局并迅速获胜的关键。

3.俄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或俄国1861年改革)。4.日本由封建社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5.苏联由传统的农业国变为强盛的工业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1928—1937年)的完成。6.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

六、战争类(一)重大战争类

1.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战争。2.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战争。

(二)战役类

1.萨拉托加大捷(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2.凡尔登战役(1916年)：德军由进攻转为防御。

3.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

七、法律纲领类

1.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英国确立起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2.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3.美国《1787年宪法》：确立美国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4.法国《人权宣言》：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本质。5.《拿破仑法典》：将法国大革命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典范。

6.《共产党宣言》(1848年)：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八、国际组织类

1.联合国：1945年10月成立，二战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八大商帮的赚钱秘诀 篇3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八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广东商帮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陕西商帮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八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晋商学而优则贾

八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教训 篇4

关键词：福建水师,张佩纶,孤拔,历史教训

据马江昭忠祠碑文记载:“七月初三日,潮暴涨而风雨骤至。敌艇先发,我军失利,将士赴难者逾千人。”[1]276中法马江之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与外敌入侵进行的海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马江之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以及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就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教训,从全新的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切忌“中央”决策战和不定

在马江之战进行过程中,有大量前线大吏与朝廷来往的奏折和电报,经查阅发现,前线指挥大臣对清政府的“迁延不决”、“战和不定”非常无奈和愤慨。

据《涧于集》书牍卷三中的记载,张佩纶对安圃姪不满地说道:“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译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鄙见台北之捷,本属夸饰,见机而作,即可转圜。孤拔意疲,了事甚易,失此而复张皇言战,舍船舍炮而惟陆军乡圑之是恃,直欲以耰锄棘矜而与坚甲利兵相搏,真笑谈也。”[2]385张佩纶在这里把他的牢骚发泄了出来,朝廷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和谈,实在是愚昧之至。

于此问题,李岳瑞也称:“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过会办耳,书生素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其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3]115清政府于战和之间,给处于前线的封疆大吏带来了巨大包袱。

二、清政府海军实力过于薄弱

清政府的海军起步比较晚,福建海军应该说是中国海军的摇篮。“楚军”的领袖左宗棠牵手组建的福州船政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海军学堂和福建水师。

与海军势力强大的法国相比较而言,福建水师要逊色多了。法国当时的海军号称世界第二,而清政府的海军从舰船到武器上都要低很多级别。在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既没有装甲舰,也没有鱼雷艇。现场观战的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也指出:“突有一大铁甲舰,自下流蹴波涛而上,如摩云盘空,不可逼视……已轰发快射炮,向一华舰发射命中,使之忽然沉水矣。”不仅如此继而进一步记录道:“忽闻船政局方位之处一大爆声,不解其故,及烟雾稍收而见之,则法第四十六号水雷艇,用水雷轰沉华舰扬武也。”[1]137池仲祐也称:“法舰御炮则有铁甲,冲锋则有雷艇,桅盘悉置机关炮,两船通语时有旗号。我船均无之。”[4]303

清政府的海军实力过于薄弱可见一斑,马尾交战中我方的舰船被敌人几炮就轰沉没了。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认为:“比较两军兵力,法舰之坚甲利兵,固夐乎超绝华军。然此客彼主,其劳逸又无俟多言。若华军欲将水雷沉于江口以为防御之资,则法舰虽强,又岂能易入哉。”[1]141美国军官的记录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但他认为我方没事先安放水雷,他未必知道我方的军事实力,苦无一水雷艇。

曾实地报道马江战役的大型报刊《申报》,于1884 年8月26 日刊发评论文章更是指出“:法船较华船为坚,法炮较华炮为巨,华军力不能支以致败北。此则非战之罪实船炮不敌之故也……法人之所以能横行与欧西者,以其船舰炮火之利,实有可恃者。再也,据某西人言法国之水师,英国且不能逮,而况其他。”[5]足见我们务必要加强海军的建设力度。

三、张佩纶“纸上谈兵”终无实用

张佩纶只是经过了朝廷严格的科举选拔制度产生出来的“书呆子”,虽然他一再认为“越南之兵锋果交,则法既外争北圻,又当内守西贡,其分偏师以扰内地,则力薄不足畏;欲用兵以攻中国,则法之财力、兵力亦必不能办此也”[2]346,但事实证明,张佩纶在弹劾大臣上面以及写作文章方面是一位“高手”,而在残酷的战役指挥中确实是位庸才。

张佩纶在发现法海军聚泊马尾之际,就提出了一个馊主意,即受人非议的“敌我杂泊”,一直以来这个策略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好的策略,有人认为是不好的,在此笔者认为“敌我杂泊”是错误的战术决策,直接导致了福建海军在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

反观法军的统帅,孤拔在开战的前一晚召集所有舰长前往旗舰,并对所有舰长作出指示如下:“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约近两点)当退潮移转船身的时候……提督在桅杆顶上升起第一号旗。这个信号发出时,两支水雷艇应立即出动,攻击碇泊在提督上游的两艘中国战船。当第一号旗收回时,全线立即开火。窝尔达号一方面以它左舷的大炮和步枪支援两支水雷艇的攻击,另一方面从右舷以师船们为主要目标,向它们开炮。同时,野猫、益士弼和蝮蛇三号炮艇,从右舷离开提督,迅速驶至船厂的附近,攻击那里的三支炮艇和三支通讯艇。”[3]548两军统帅一对比,便可以轻易发现其中有何不同,指挥战役可谓是一门艺术。足见选择统帅时切忌不要选择那些只会“说”而不会“做”的将领。

四、“敌我杂泊”是一大败笔

孤拔在战役爆发一个月前就已进驻闽江马尾之地,中法双方一直都处于相持的境地,张佩纶认为敌人舰船先进,用福建水师的舰船将法舰包围起来,即使打不过也可以用清舰船身撞击法舰,遂将中方舰船也一字排开,就列在法舰的上游不远处,还有三艘分列在法舰的下游处,呈现出包围法舰的态势。于是,不顾各位福建水师舰长发对的意见,对法舰实行“敌我杂泊”的方略。

据时任闽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贾雅阁在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描绘中法战事的布阵境况时称:“永保和琛航碇泊在造船厂旁。福胜、艺新、建胜、伏波在稍下游、近江中流处停泊。扬武泊于马尾角,福星在扬武后舷稍远处停泊。伏尔他号……则在扬武下面约三百码处停泊,所以福星正在伏尔他号左舷之前,伏尔他号左舷后方是两只法国鱼雷艇。伏尔他号的后面顺序依次是阿斯皮克号、维皮爱号和豺狼号,豺狼号差不多与罗星塔小马礁木春相并。济安停泊在海关前面,它的下面是飞云和振威。”[6]217

他还称“:法军舰共十一艘,炮七七门(几乎都是重金属的),还有每分钟可以发射炮弹60 发的霍乞开司机关枪,各船将兵共1830 名。”[6]215他继续指出中方“共计军舰11 艘,炮45 门(仅有少数是重金属),各船共将兵1190 名”。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这里“,法国的舰艇是现代造船技术的产物,他们的炮是机械技巧的结晶,他们的人是精选的战士,而挂龙旗的船,除去扬武、福胜和建胜,都是轻装备的船只,主要系为了镇压海盗和巡卫沿海而建造的,完全不能够抵挡在近距离内对准他们释放的压倒火力”[6]216。中方舰队与法方舰队的差距不小,而张佩纶没有深度考察战场形势就下令“敌我杂泊”,轻率作出如此重大决定,实在是令人发指。

五、孤拔于退潮之际发动进攻

战时孤拔在闽江的一个多月里,经常探查马尾的天气状况还有地形地势的特点,以及闽江潮起潮落的自然规律。这些都为接下来法军要进行的马江海战铺平了道路。而此时,张佩纶却完全蒙在鼓里。

据法海军上尉军官罗亚尔记录:“提督决定于退潮移转船身时……沃尔达号、三艘炮舰和两支水雷艇,对中国舰队的关系是在水流之下,得以船头威胁它。中国方面则相反,他们把船尾向着法舰。船尾是船最弱的部分。中国船要做整个半圆形的回转,即一度把船侧转向我们的炮火之后,它们才能攻击法国船。当然,停在下游海关附近的三支中国通讯舰,对于停在上游的法国战舰,有上述的优势,但三艘大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以强大的炮队控制它们;威力正足以震慑它们,阻挡它们开行。”[3]从孤拔对闽江的潮水涨落就可发现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量了。

六、李鸿章与曾国荃携舰船见死不救

清政府“前饬南北洋发船助闽”,但是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曾国荃的南洋海军显然是只顾保存实力,“非曰恐为被抢,即曰难敌铁舰”[7]1793,根本不顾福建海军的“死活”,不考虑福建海军已经岌岌可危的现状,没有团结一致对敌。

李鸿章在马江之战中体现出其保存自身实力的思想,其不愿派兵舰往援可以从侧面观之,缘何有此一说?一方面,面对张佩纶对李鸿章的苦苦哀求“:船能来否?”[2]401李鸿章回复“:切勿孟浪……不以决战为是。”[2]404另一方面,清廷在此之前曾从德国购买两艘大铁舰,当时闽地急需使用舰船,清政府向李鸿章提出要求开回大铁舰,但李鸿章回禀称“:两铁舰势难开行,所雇员匠应暂辞回。”[2]187可见李鸿章最终没能破解“畛域”之见,在临敌时过于自私,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没能全力援救张佩纶,终究落得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此外,清军岸上驻军虽经张佩纶临时招募数量可观,但大多都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战斗中清军从统帅到军官和士兵大多数四处逃散,还对马尾船厂进行了一番洗劫。可见海战中清军毫无纪律可言,更别提团结一致一心对敌了。

清朝甲申年间中法马江之战,至今已过一百余年光阴。研究此战的教训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之处。战后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给清政府以震惊,继而对法正式宣战。战争也给当地的人民以极大的愤怒,特别是马尾沿岸的老百姓整日人心惶惶,夜不能寐。我们对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进行了系统的教训分析,就是希望在将来不要再发生这凄惨的一幕,还给人民以友好、和平、自由与安逸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林萱治.福州马尾港图志[Z].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

[2]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张侠.清末海军史料[Z].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申报[N],1884-08-26(1).[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Z].中华书局,1983.

参观福建省历史博物馆心得体会 篇5

五月的天气是燥热的，但是我们的心情却比这炙热的天气更来得热情。我们预备党员一起到福建省历史博物馆参观展厅，心情就像是澎湃的海浪无比的激动。

怀着好奇与无比激动的心情，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位于福州市区风景如画的西湖公园与左海公园之间。这里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是集文化保护、文物考古、历史、自然标本、艺术为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内设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宣传教育、考古研究、业务交流、自然馆等众多场馆。这里拥有馆藏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独具特色的福建历史文化风貌。而参观博物馆也正是外省的同学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一个最方便、重要的途径。

福建历史博物馆馆区由陈列馆、自然馆、综合楼、文博培训中心四座建筑组成。整体建筑独具海洋文化特色，同时又融合了闽南石文化和福建古代建筑风格。新馆同时设有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影像厅、贵宾厅、会议会、“博园”文博培训中心、“易安居”茶艺室等设施，是一座设备较齐全、功能较完善的现代化博物馆。

福建历史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和自然标本近17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3万余件。展厅面积1、2万平方米，其中在临时展厅有6个，面积3000平方米。现推出《福建古代文明之光》、《福建近代风云》、《福建古代外销瓷》、《工艺藏珍》、《福建戏曲大观》、《恐龙世界》、《动物万象》以及《馆藏中国历代书画展》等9个基本陈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独具特色的福建历史文化风貌。珍贵藏品有：青铜大铙 西周。高76.8厘米、甬长29.8厘米，重100.35千克。20世纪70年代出土。大铙为双范合铸，两面各有18个乳突状枚。器体布满以云雷纹为主的纹饰，甬的上半部两面各饰有兽目一对，与云雷纹组成变体兽面纹。旋带以细云雷纹为地，饰突出的勾连C形纹。舞面饰对称的粗云雷纹四组。钟面饰粗大深刻的云雷纹，只鼓部中央的隧部略高起，上饰浅细的图案化兽面纹。该铙形体之巨大，纹饰之精美，在国内都属罕见。德化窑文昌坐像 明代。坐像背有阴文“何朝宗印”篆书款，胎质洁白细腻，釉色乳白。文昌正面端坐，眉目清秀、神情庄重。其右手执如意，左手扶膝藏于袖内，外穿宽袖袍，腰束带，衣褶线条清晰流畅。该藏品是德化白瓷中的精品。吕纪《梅花天鹅图轴》 明代。纵240厘米、横151.5厘米。绢本，无款。以细笔作八哥、蝴蝶、天鹅与梅花等，以粗笔画树干、顽石。画风古朴淳厚，设色艳丽，幅面宽阔，为明代花鸟画大家吕纪之传世巨作。高髻拱手女俑 五代。高102厘米，泥质灰陶。福州市新店刘华墓出土。俑面庞丰满，神情端庄。头梳高髻，穿对襟广袖过膝外衣，袒胸，双手拱于胸前广袖内，着如意鞋。

此刻，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大门。苍劲有力的“福建省博物馆”六个字以及宽阔的场地、庄严的石狮无不蕴藏了身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当步入博物馆的大门那一刻起我们就如同进入了时光隧道，把我们带入那远古的洪荒时代。站在那古朴、泛着铜锈的青铜器前，我欣赏的已不是它的外形与它所刻的文字。我只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它似一种气场，凝缩了中华几千年前的气息向我们展示着它的风采。当我仰视着那些精美的字画以及陈列的相片。我已不再仅仅是去了解其中的内容，而是站在远处看。我似乎感觉到画中的人物翩翩向我走来，那字里行间，急似飞流瀑布，缓似行云，给人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当我俯视那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玉器，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古人琢玉的场面，过去人们形容大自然的造化是鬼斧神工，看到了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器，我就理解了什么是巧夺天工了。

当我凝视着那些发黄的巨型骨架，我为这群史前的巨大生物所震撼，也为它们的灭绝感到惋惜。霸王龙的霸气，翼龙的灵巧，甲骨龙的厚实。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深埋土地下的王者是不甘寂寞，凭庞大的骨架向世人展示它昔日的风采。

我的心情如潮水般大起大落。最后趋于平静。走出博物馆大门。我还在回味着那福建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以及对老祖先的敬畏。一切都随风儿去了，我的思绪也融入了滚滚的历史长河，激荡起一滴小小的浪花，而水面又平静了。历史的洋流又再次拍打舵船，缓缓前行。我们的时代又将继续。博物馆之旅，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的思想和情感再次奋发。

通过此次社会实践，我明白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知晓社会的良好形式。也是促进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培养锻炼自己的才干的良好渠道，提升自身的思想与修养，树立服务社会的良好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提高素质。

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篇6

1.认真分析研究全国卷考试大纲、说明和试卷, 调整备考观念和策略。

要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全国卷的考试大纲及说明, 特别是与福建卷考试说明进行深入对比分析, 研究教学内容和能力要求, 明确已考什么、怎么考, 进一步思考和分析还能怎么考、还会考哪些内容。 加强对考点研究, 分清主次, 理清条理, 研究每一考点可能的切入点。 教师依据“考核目标与要求”对复习设定教学复习的难度, 重视学生专业素养, 提高学生学科能力, 实施“能力立意”“发展素养”的高三课堂教学, 提高复习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机械性。 对一些历史问题分析, 程度好的学校可适当拓宽、加深, 程度一般的学校掌握基本知识、基本要求即可。 在历史能力要求方面, 程度一般的学校重点训练“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应用知识”这两项能力;程度好的学校侧重于“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两项能力目标要求。

2.根据全国卷试题的能力要求和特点, 调整备考目标和训练方法。

由于全国卷和福建卷试题考题型情境素材、 问题设计特点等的不同, 因此要求考生所具备的历史基本知识结构和历史思维能力不同。 全国卷试题的专业性非常突出, 突出了“历史的学科性和完整性, 强调了学科能力和素养的考查”。 因此, 在备考中要加强历史思维能力的训练, 对学生进行应试能力训练和指导。 专题复习教学是知识与能力系统化、深刻化和规律化的过程, 要通过专题复习教学总结专题规律, 做到精选精练, 拒绝题海战术;经典试题, 反复训练;核心内容, 多角度、多形式训练;具体题型, 专项训练。 教师通过剖析例题、点拨思路、提炼方法、总结规律, 帮助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解题思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答题习惯, 包括思维方法、答题顺序、答题速度、答题规范化等。

历史论证题是全国卷的压轴题, 在复习中要加强对此种题型的解题指导。主要有历史阐释题和历史探讨题。 历史阐释题是对历史观点结论的说明, 需要考生选用具体的史实进行解释。 这类试题是对历史结论的阐释说明, 只要对观点进行解释和支撑性的说明, 能自圆其说即可。 历史探讨题是对材料和题目中所呈现的观点进行评论、探究, 既需要学生指出观点是什么, 更需要对观点进行论证和评价, 思维和论证含量要高于历史阐释题。 做此类型题目要提炼和确立观点, 作答时要深刻揭示材料的观点; 观点的确立与选择的论据是与观点关系最为密切、最能支撑观点的那些史实。 答案要体现“论证性”的特点, 做到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论证层次清晰, 逐级深入阐释, 实现抽象概括、理论升华。 教师在平时历史教学中要用多种史观解读历史, 将新的史学观点和成果渗透于历史教学之中, 强化学生的历史意识, 提升认识水平。

3.夯实基础, 突出三基。

基本史实、 概念和观点, 是历史学习和高考命题的着眼点, 也是历史学科能力的主要载体。 因此, 牢牢把握基本史实和概念, 理解基本历史观点, 才能奠定决胜高考的基础。

第一阶段复习, 专题史复习, 实现基于教材专题的 “纵通”, 梳理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高考不强调覆盖面, 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中做到全、准、细。“全”即复习要全面, 全面地理解毎个知识点、考点, 以课本为依据, 对课本上的每一个知识点进行地毯式清理, 在此基础上强化重点;“准”即对知识的识记、理解、阐释要准确, 按照《考试说明》的要求, 对各考点进行细化和落实;“细”即注重细节, 历史现象、历史概念的本质内涵, 教材本身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的知识结构, 等等。 复习中始终突出主干, 同时立足教材、依托教材、透析教材。 在历史知识复习时要注意知识体系的整合:①必修内容之间横向整合。②不同版本之间整合。③必修与选修内容整合。

第二阶段复习, 断代通史复习, 实现基于一定主题的“横通”, 包括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等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 也包括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 概括出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 整合历史线索, 疏通历史脉络, 把握时代特征, 引导和帮助学生形成一个立体的历史知识体系, 构筑整体认识。

4.加强时政、史观教学, 开阔学生视野。

适应全国卷历史试题的特点和要求, 主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学以致用。 关注前沿研究动态与成果, 挖掘和利用其与教学内容的联系, 拓宽复习视野。

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新课程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 在复习中要重视史观渗透, 重视培养学生的“史论结合”的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运用正确史观解读历史现象的能力和意识。 让学生学会思考历史, 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 做到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

高三复习中要注重对新学术观点的学习和理解, 要用新视角和理念备考, 整合知识。 以“文明史”为总纲, 以“近现代化”为主线, 以“全球化”为导向, 结合近年来历史学术研究和学术观点的新变化, 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不同历史事件的实际, 用几种不同的范式从多角度诠释同一历史阶段和同历史事件, 对教材知识从新的角度构建新的体系, 对重大历史问题运用新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1) 运用不同史观评价同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 (2) 运用同一史观评价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 这样通过运用同一史观评价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 达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

5.增强选修模块复习的针对性。

选修内容考查能力要求较高, 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境而设计新问题, 考查学生提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及概括分析能力。 据统计分析, 四个选做题, 按照考生选作率和平均得分率由高到低的排序均是:第48题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第45题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第47题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46题 (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 针对选考内容及选考题的要求, 从选考指定的四个模块中选择一个模块。复习中要明确高考对必修、选修考查的内容和方式不同, 明确考查的方向和训练方式。 必修部分既要训练选择题, 又要训练材料解析题。 选修部分突出训练材料解析题, 重视培养学生的材料解读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注重总结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

摘要：自2016年起福建省普通高考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全国卷, 高考试卷特点不同, 提出2016年高考文综历史教学建议。

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篇7

2009年和2010年的福建高考选考题和必考题可谓“泾渭分明”, 必考题不会超纲考选修史的内容, 选考题只要依托选修课本和所选材料就能回答得好。但2011年和2012年的选考题就不一样了, 除了立足选修教材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所提供的材料, 还渗透了必修教材的相关知识及中外联系等相关内容。有鉴于这种命题特点和趋势, 笔者以近两年福建高考选考题A (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高考题) 为例, 试作探析, 以求教于同行和助力于历史学科的教学和复习。

一

(一) 2011年福建省高考文综试卷第Ⅱ卷第41题A题:

(1) 根据材料一、二, 概括日本仿效普鲁士确立近代宪政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 比较日本与英国的君主在近代宪政中的权利差异。

此题的第一问侧重考查学生阅读和概括材料的能力, 只要对材料一、二进行比较, 就不难归纳出两者的共同点:日本仿效普鲁士确立近现代宪政的主要内容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在议会协助下行使立法权, 统帅陆海军。第二问“结合所学知识, 比较日本与英国的君主在近代宪政中的权利差异”渗透了必修一专题七第一节英国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的内容, 通过对选修和必修史相关内容的比较, 可知两国政体的差异在于君主的实际权力不同:日本天皇权力至高无上, 英国王权受限制。

同样是比较, 一问以材料及选修史为基础即可;一问则要联系必修史的相关内容才能回答得完整。

(二) 2012年福建省高考文综试卷第Ⅱ卷第41题A题:

(1) 据材料一指出马丁·路德的主张。为什么材料二所述“公开书”销售这么大?

此题的第一个问项主要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依据材料不难得出马丁·路德的主张:建立民族教会;司法权实行政教分离。第二个问项主要考查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由材料二“公开书”可联系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背景之一——改革史第58页第一段末行“德国社会各个阶层对都会普遍不满, 整个德国与都会的矛盾非常尖锐”得出原因之一: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迫切要求;而原因之二:“印刷技术的应用”则必须联系必修三专题二第一课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第26页末二行:“印刷术传到欧洲后, 为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以及27页的资料卡片:“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才能得出。这就既需要选修与必修史相关知识的联系, 又需要中外相关知识的联系才能答好问题。

(2) 如何理解材料三中“他划着一支火柴本来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 却点燃了整片森林”?推动“点燃了整片森林”的力量还有哪些?

此题的第一个问项主要考查学生描述和阐释历史事物的能力, “他划着一支火柴本来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 联系改革史所学可知引发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导火线是:罗马教会兜售赎罪券。由此得出理解之一:路德原本反对罗马教会兜售赎罪券。“却点燃了整片森林”则要联系必修三专题六第二课人性的复苏95页倒数第二段最后二行:路德的思想和主张引发了德国和欧洲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得出结论:引发了西欧宗教和世俗社会的改革。而这在选修课本上根本就没有提及。第二个问项其他力量可联系选修课本中马丁·路德改革的作用去发散思维:国王、诸侯等;人民群众;卡尔文 (加尔文) 等教会人士。

二

由上述两年高考历史选考题的参考答案不难看出, 其命制的答案不仅依托所引材料及选修本教材, 还联系必修本教材及中外相关知识, 且有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趋向。这不仅体现了高考考纲“获取和解读信息”, “调动和运用知识”, “描述和阐释事物”等方面能力的考核目标和要求, 同时也符合新课程三维目标中提出的“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这里, 多种途径可理解为既包含选修的, 又包含必修的, 还要联系中外的史实。

因此, 我们在教学和复习时就要注意选修和必修教材中同类相关知识的综合、渗透、和中外联系, 而这也正是学生的薄弱之处。如在学习选修改革史专题一“梭伦改革”时, 注意联系必修一专题六第二节“卓尔不群的雅典”中的“梭伦改革”的相关内容, 全面、细致地把握其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影响。同时将其与同时代的中国的“商鞅变法”相比较, 以及与必修一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大的方面相比较。又如在学习改革史专题五“欧洲宗教改革”时, 注意联系必修三专题六第二节“人性的复苏”中“宗教改革”的相关内容, 以及联系必修三专题二第一节“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中的四大发明的成熟及外传对世界的贡献这些知识点, 这样才能对宗教改革有一个全方位的把握, 考试时才能融会贯通, 有备而来, 灵活应变。再如学习改革史专题九“戊戌变法”时, 与必修三专题三“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中的“维新变法”相联系, 以及与必修一专题七“近代西方民主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相比较, 全面把握相关知识。

略论忻州商帮崛起的条件 篇8

早在宋元时期, 忻州便有了商贸活动, 当时, 忻州一带设有若干交易市, 州人常与夏、辽展开互市交易。到明朝, 忻州从事商务的人数剧增, 至清朝中期, 忻商融入整个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 并称雄于中国商界。忻商的崛起有着多种促进因素:

第一, 明初北方边镇市场的形成, 为忻州商帮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明朝初年, 瓦刺和鞑靼是北方塞外的劲敌, 也是南北商路的最大障碍, 因此, 明政府在边境地区由西向东依次建立了几个军事重镇, 历史上称作“九边”, 山西的太原和大同即其中之二。明政府特派80万大军加以驻守, 保卫安全。设镇就要驻兵和配备军马, 仅明永乐年间, 九镇驻兵863135名, 配马342004匹。近百万驻兵和30多万军马, 岁支粮饷仅粮食需153万余石和各项银587万多两, 无疑对明王朝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据《明武宗实录》载:明王朝为了解决军饷起见, 先则“皆取给屯田, 边储始民运是赖”, 继则“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谓之商屯”, 商贩把粮食运向边境和偏远缺粮地, 然后领取盐引作为执照, 再到盐场支取食盐在指定范围推销, 这当中因有利可图, 所以一时成了热门, 竞相经营。忻州商人在晋商中“近水楼台先得月”, 或赶驮、或车载、或拉运, 往返在前。长城内外, 阴山两麓, 从南至北, 摊豆成串, 店铺列阵, 人畜辗转, 盛况空前。这样一种异地贩运, 以销联产, 运销一体的经商方式便从此形成。

第二, 北方边境地区延续历史悠久的与少数民族茶马互市贸易, 为忻州商帮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明王朝未能实现对元朝曾统治的一些地区的管理, 在明朝自辽东到甘肃沿着长城设立边镇驻扎重兵后, 就使汉民族与女真族、蒙古族等民族已经建立的经济联系中断了。但是地区间物产的差异使汉族和边外民族仍需建立经济联系。海西女真族等民族, 生产力还很落后, 他们需要用马匹或采集狩猎得到的人参、貂皮等特产与汉族交换铁锅、农具、耕牛、盐、布等生活用品, 以维持再生产。蒙古族散处漠北, 以畜牧为业, 无城郭之分, 逐水草而止。因此, 日用的缎布、茶叶、米盐、铁器以及针线等, 一向依赖汉族地区供给。在西域, “番人嗜乳酪, 不得茶, 则困以病, 故唐宋以来, 行以茶马法”。边外民族需要汉族地区供给多种物产, 汉族地区所需牛马 (特别是军马) 及皮毛也有依赖边外地区民族供给。于是, 明王朝依据边外民族的要求和需要, 东设马市, 西设茶市, 以代替元朝正常的贸易方式, 继续维持汉民族与边外民族的经济联系。忻州位居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和中原汉民族地区之间, 便成为南北物资交流之要冲。

第三, 优越的地理位置, 为忻州商帮的经营活动带来了便利。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贸易的媒介主要靠陆路交通车马运输, 除著名的丝绸之路外, 还存在着另一条商路。即从广州北上, 经长沙、汉口、开封、太原、忻州、雁门、大同、丰镇、内蒙的归化 (今呼和浩特市) 、包头、外蒙的库伦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 再经过恰克图、新西伯利亚直至莫斯科。载运到南方江海及海口者叫“粮船帮”, 跋涉北上至大漠者叫“骆驼帮”。忻州是太原的北大门, 也是这条商路的必经之地, 而且还处在北方游牧区和中原农业区进行产品交换的中介地带, 它背靠蒙古、北出大同, 经绥、归可达恰克图;南接太原, 过风陵渡可直通南方诸地;西与陕西隔河相连, 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东壤河北, 经张家口可通京、津, 可谓位扼通衢, 连南接北, 承东启西。可见, 内地和塞外的物资交流, 大都要经过忻州, 因此, 无论是北路还是西路, 忻州的商人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并逐年增多。

第四, 忻州特殊生态条件, 促使许多人弃本从末投入经商大军。

忻州境内山多川少, 风沙剧烈, 十年九旱, 粗放的耕作方式所需要的劳力极其有限, 因而一大批剩余劳动力只得另谋生计, 其中为数不少的人, 便被迫踏上了背井离乡的从商之路。正如《晋乘嵬略》所记载:“山西土瘠天寒, 生物鲜少, 故禹贡冀州无贡物......, 太原以北, 岗岭邱阜, 硗薄难耕, 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坡, 汗牛痛仆, 仰天待命, 无平地沃土之饶, 无水泉灌溉之益, 无舟车渔民之利。兼拙于远营, 终年不出里门, 甘食蔬粝, 亦势之使然, 而或厌其嗜利, 或病其带蔷, 皆未深悉西人之苦, 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忻州地区贫困的现实, 促使人们把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唯一的出路。“商业乃忻州经济之重要来源, 商业不昌, 忻民之源泉枯竭矣!各村之失业者, 所在皆有既不堪为农, 复不为公。此实忻人不能不引为隐忧也”。的确, 州人之贫富, 生活水平之高低, 处境之优劣, 甚至精神之盛衰, 当时同商业的关系至关重要, “清前忻人尽管困瘠, 然少有人外行乞, 必以学商经商立足, 白手起家者不胜枚举”。

江右商帮消隐的制度成因分析 篇9

关键词：江右商帮,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0 引言

江右商帮的鼎盛时代发端于明初, 延续到清代前中期, 终结于清末民初, 活跃了五百余年。据史料记载, 至清代中叶, 一些本由江西商人垄断或控制的行业和市场, 逐渐让位于徽商、晋商、陕商、闽粤商、两浙商等其他地域性商帮。例如, 明前期在河南活动的主要是江西商人。明天顺、成化时李贤说, “四方之贾人归焉, 西江来者尤众”。到清乾隆初, 河南巡抚雅尔图则奏称“豫省每有山西等处民人及本省富户, 专以放债为事。”说明这此时的河南、山西及本地商人的势力已超出了江西商人。在江西商人最为集中的云南, 明末是“抚人居十五六”, 而至清代, 则已是“楚居其七”, 而江右仅“居其三”。虽然在“楚”商中有大量的江右商后裔, 但毕竟已不是江右商而是楚商。又如江西本地产茶, 明代主要由江右商经销, 而至明末清初, 浮梁茶已由徽商垄断;清后期, 武夷茶则操纵在晋商之手。赣南各府县颇多苎麻, 农户资以为生, 而其贸易获利亦多让于福建等地商人, “赣州各邑皆业苎, 闽贾于二月时放苎钱, 夏秋收苎, 归而造布。”

江右商帮的消隐如果仅从交通格局的变化、小本经营以及江右商人儒家个性出发来找原因, 就显得很落俗套, 笔者以为应该从封建制度本身的根子上找原因。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 商帮迟早都要衰落, 只是时间的早晚不同而已。如果经营的是和国家命脉紧密相联的行业, 如经营钱庄和盐的晋商和徽商就衰落得晚一些, 否则就早一些。诚如江右商帮的兴起可以从制度及制度变迁上找到成因, 江右商帮的衰落和消隐也同样缘于制度及其变迁。本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角度分析江右商帮消隐的原因。

1 正式制度分析

1.1 中国封建制国家经济制度的劣根性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引用欧洲历史学划分的方法应该叫做“宗法专制社会”,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 其特征是地主占有土地, 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全无土地, 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 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剥夺。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步, 农民可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 但终身依附土地, 实际上仍无人身自由。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土地是封建制国家的命根子, 重农抑末的思想根深蒂固, 封建制国家是不情愿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的, 只有把农民牢牢地捆在土地上, 封建统治才会固若金汤。之所以会让商品经济有发展的空间, 那只是为了保障封建制国家皇室的无节制开销以及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的巨额税赋有稳定来源。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像一个早熟的婴孩, 在政治上过早地发展进入中央集权制度, 而经济上远远落后, 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国两千年的发展, 使中国的前进自秦以后就走进了“死胡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过三次高潮:秦汉、唐宋、明清, 封建制度对商业的打压是紧一阵松一阵。商业发展是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曲折前行的, 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 只要有一线阳光就要破土而出, 可是最后还是像烟头一样被捻灭了。

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国蓄》中说:“利出一孔者, 其国无敌;出二孔者, 其兵半屈;出三孔者, 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 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羡 (多余的钱财) , 隘 (限制) 其利途, 故予之在君, 夺之在君, 贫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 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封建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 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利出一孔”是指人民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 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 控制一切谋生渠道, 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 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 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 (国家) 的恩赐, 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 恰恰与集权的封建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 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 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 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 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 (贫) 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 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 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 势必威胁封建制度的根基, 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1.2 中国封建制国家“重本抑末”商业制度的发展轨迹

1.2.1 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对市场和商贸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朝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具体有效的措施为当时商品流通的广泛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当然, 秦朝作为商鞅改革的直接受益国, 秦王朝建立后在商贸方面继承了商鞅的“重本抑末”政策, 在抑商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实际上又大大限制了商贸的发展。

西汉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 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贸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和贩运贸易迅速发展, 开始出现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商贸都市的兴起及城市市场繁盛, 民间自由贸易广泛发展。但东汉商贸的发展程度始终没有超出西汉的最高水平。

1.2.2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

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 南方战祸较少, 故南方经济的发展较快, 商贸相对繁荣。北方由于长期战乱, 商贸兴衰不定, 更多的时候呈现出一派萧条, 几乎陷于停顿。官僚经商现象特别多,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 有些农民不得不弃农经商, 增加了城市商贸人口, 也助长了城市的虚假繁荣, 谷帛货币盛行, 金属货币在一些地区退出了交换, 表明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倒退。商品交换虽然在国内国际间依然进行, 但并不发达, 国家专卖的商贸有较大发展, 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 而不是繁荣市场。

1.2.3 隋唐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

公元581年, 杨坚建立隋朝, 中国历史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统一阶段。此后的300多年间, 中国历史进入繁荣时期, 社会经济比起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 国内贸易、国外贸易也较前期更为频繁和发达。统治阶级也不像以前一味地重本抑末, 限制商贸的发展。隋唐政府从促进商贸流通的角度出发, 改革经济体制, 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重新统一货币, 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商贸活动, 商贸活动较之前朝有了明显的增加。

隋朝时, 城市商贸繁荣, 较大的商贸都市已达10余座, 以东西两京为最。

唐朝时期, 重农的思想虽然仍居统治地位, 但不少封建官吏士大夫、理财家对商人及工商贸的认识已有进步, 轻商思想日趋淡薄, 对手工业、商贸及工商贸者的限制得到部分取消, 手工业商贸得到某些发展, 产品大量增加, 工商贸者的地位也得到提高。这些都有利于商贸的发展。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 扬州、洛阳等都是著名的工商贸经济城市。在这些著名的工商贸城市中除了大量的本国商人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

1.2.4 宋元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

宋代的商贸达到了封建社会商贸的发达形态。那时, 商品交易活动已不限于特定的市区以内, 城乡内外都有商贩叫卖。交易时间也没有限制, 商人白天黑夜通宵都在营业, 农村集市贸易也很发达, 有的集市的商税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县城。宋城商贸分工更细, 宋代商品品种的构成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 种类十分丰富。宋代商贸行会组织比以前更加发达, 商贸的发达, 使纸币的产生成为可能。北宋每年铸造大量钢铁钱, 但仍不能满足流通需要, 以致四川地区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代海外贸易发达。和两宋贸易往来的国家很多, 南宋外贸最发达时, 来往国家多达50多国。进出口货物一般都由中国海船担任运输, 中国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是广州和泉州。为了管理对外贸易, 政府还在一些沿海港口城市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船舶、征收舶税、低价收买舶货。通过加强管理, 宋代外贸收入相当可观。

元代政治上的大统一,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发达的国际国内交通, 为元代商贸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元代最值得注意的商品是棉纺织品。棉花很早以前就传入中国, 但棉花的广泛种植和棉纺织业的推广都在元朝取得较大的成就。元代的奴隶贸易也很盛行, 反映了元代商贸的畸形发展。

元代的城市商贸基本上保持了发达状态。北方的大都和南方的杭州, 都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工商贸城市。《马可波罗行记》中的记载, 是大都、杭州经济繁荣的写照。与元代城市商贸发达相适应, 商贸行业组织也多, 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应付官府勒索和维护同行利益。从总体生产水平来看, 元代没有超过南宋, 但外贸在有的方面却比南宋发达。元代海上贸易范围更广, 东到日本、朝鲜, 西到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沿海等地区。南海诸国与中国通商的有20多国。进出口的商口大致和宋代相同, 不同之处是元代奴隶贸易具有相当规模, 奴隶已成为国际性商品。

宋元时期的商贸思想也是比较丰富的。沈括非常赞赏扩大消费借以刺激生产与就业的观念。其次, 他拟定了一个较客观的谷米采购价格, 以避免价格波动的影响。沈括还分析了当时出现钱荒的原因并暗示其解决办法, 即主张采用经济方式以阻止外货进口, 从而减少铜币外流。

1.2.5 明清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

明清之际, 中国商贸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朝中叶至清朝前中期 (鸦片战争前) , 代表尚在生长的商人阶层利益的商贸思想家, 开展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的批判运动, 由此形成了本时期较为进步的商贸经济思想。同时, 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思想仍有很广阔的市场, 而且在社会现实经济政策与措施方面得到较全面的体现。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封建法令强力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并运用财政税收、货币制度等经济的手段来保障其意愿的贯彻。与旧的传统思想相比, 新的商贸思想显得十分微弱。

清朝时期, 统治者虽然仍然比较重视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束缚, 在商贸方面采取了许多不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做法, 导致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商贸经济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商贸方面仍然固守中国的传统, 与西方国家开始兴起的近现代商贸思想相比, 中国已明显落后。

康熙时期的经济政策, 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康熙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创人, 在位期间尤其是统治前期, 千方百计地维护封建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尽力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秩序。康熙在国内外经济政策方面, 仍旧遵循着原来的封建关系, 对待工商贸仍旧采用传统的轻视压抑政策, 首先是实行有限制的海外贸易政策。但康熙晚期, 在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影响下, 于公元1717年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 完全否定了他前期的通商政策。在国内商品流通方面, 则采取种种措施, 限制国内商贸的发展。

雍正在位时推行的商贸经济政策和措施基本上沿袭康熙时期的原样, 其商贸思想甚少。雍正时期, 国内工商贸经济虽有一定增长, 但由于雍正崇本抑末, 其发展规模、速度受到很大限制。不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雍正对商品流通的态度有时也较宽容。在对外贸易方面, 雍正基本上仍袭康熙之制。

乾隆沿袭先辈们所推崇的重本抑末思想, 也将打击工商贸、压抑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这些抑商措施, 打击了商贾政策。在工商贸者的强烈要求下, 乾隆虽然有时也采用有限度的松弛政策, 但与其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相比, 显得微不足道。在对外贸易方面, 乾隆基本上采用康熙以来的外贸政策和措施。乾隆基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反映, 认为中国无需外国商品, 倒是外国很需要中国的商品。

1.3 交通格局的变化

1.3.1 水土流失导致水运发生困难

从北宋到清朝前期, 中国的水运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运输方式。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 它对于促进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清中期, 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 水土流失严重, 赣江水运发生困难。与此同时, 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 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 为江右商帮发展提供重大机遇的水运优势从此丧失。

1.3.2 清末修建铁路成为清政府自强的方针之一, 并被提升为国策

鸦片战争后, 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中心的中国近代经济体系发展的持续需求下, 于19世纪末展开了现代交通体系的建设, 以铁路建设为中心, 以华北、东北区域为重心渐次展开, 不仅加快了现代交通技术的应用, 促进了现代化交通体系的初成, 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与经济变动的重要特征之一。

清政府对于修建铁路经历了坚决抵制、态度松动, 到主动制定铁路政策和规划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清政府中许多人, 特别是决策者开始认识到, 修筑铁路不仅对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 而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于是修建铁路成为清政府自强的方针之一, 并被提升为国策。设立专门的铁路机构, 制订详明的铁路章程, 最终形成明确的铁路政策。比如1889年4月1日, 张之洞上了著名的《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折》, 其中他提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 经行河南, 达于湖北的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 干路之始基, 而中国大利之所萃。”折中陈其有七利而无一害, 如不近海口, 敌不可资;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嘈铜之运;有利军队调动等等。在清政府时期, 从1876—1911年, 总计修筑铁路9618.1公里, 奠定了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 这样才有了以后中国铁路的更加广泛的延伸。由此才使国内外先进的经济、文化等因素随着铁路的延伸而向更广泛范围内渗透, 从而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近代化。

令人遗憾的是, 江西并没有从全国兴建铁路的过程中受益, 反而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 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 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 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 整个赣中、赣南特别是构成江右商主体的吉安、抚州、建昌三府, 因远离交通线, 物质流通艰难, 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 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 或沿广东、湖南、湖北, 或沿上海、江苏、安徽, 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 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 然后再反射到江西, 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 不仅落后于沿海, 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2 非正式制度分析

2.1 交易成本的上升

2.1.1 江西士大夫淡出中央决策圈提升了江右商人的交易成本

在明代世宗朝, 江西士人非常活跃, 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明代政局的发展方向。《明史》载:“世宗朝, (张) 璁、 (桂) 萼、 (夏) 言、 (严) 嵩相继用事。”四位宰辅中, 除张璁是浙江永嘉人外, 其余三位皆江西人。……有的官员甚至想方设法附籍江西, ……尤其是严嵩任首辅时期, “政事一归嵩”, 而“江右士大夫往往号嵩为父”。

但是, 就在江西籍官员的极盛之时, 却出现了内部斗争。先是严嵩构陷夏言, 夺得内阁首辅之位, 后是夏言的同乡、道士蓝道行构陷严嵩。严嵩的倒台, 大批江西籍官员受到牵连;随着对严嵩攻击的升级, 江西士人大体上退出中央决策圈。

江西士大夫集团集体淡出中央决策圈, 对于江右商帮的发展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由此失去大量的商机, 并且较之以前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2.1.2 明代江西“讼风”的盛行也增加了江右商帮的交易成本

江西“讼风”的盛行初衷是正面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和影响却是负面的, 对江右商帮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对明代江西“讼风”的发生与盛行, 时人进行了各种解释,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 生存环境的严峻, 养成了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既然一饭一粟、一分一厘的获得都要通过艰辛的劳动, 自然不愿任意挥霍, 更不容他人侵夺, 由此而使江西人不惜破家费财, 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二, 讲究气节, 好论是非曲直, 其流弊则为“健讼”。常常一桩诉讼案要牵扯到众多的人员和花费大量的时间, 少则十几人、几十人, 多则几百人、上千人, 这样反而耗费了江右商人的元气, 致使商业发展每况愈下。

“讼风”盛行之后, 江右商人在官府和民间的口碑也每况愈下, 直接影响到经商的信誉, 很多的行当都渐渐被别的商帮所取代。比如洪武时定制, 苏州、松江二府及浙江、江西二省之人不得在户部任职, 舆论即认为, 这是因为苏松、浙江为财赋之地, 而“江西士风诡谲”。由于江西商人在河南经商放债、累起词讼, 河南邓州籍的新科进士李贤竟然拒见江西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 并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将河南民众的贫困归之于江西商人的盘剥。由于江西籍官员卷入派系斗争, 明宗武便将其原因归之于“江西土俗, 自来多玩法者”。“讼风”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不仅使江右商帮名声扫地, 江西籍官员也因此受到连累。

2.2 小本经营

谢肇制在比较徽商与赣商时遗“然新安多富, 而江右多贫者, 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 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由于赣商大多出身贫寒, 以借贷经商而致富, 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是偿还借贷资金, 然后便是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 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 这就决定了江右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强。

由于受“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影响, 江右商帮往往在竞争中丧失市场。即便如抚州的李宜民那样的大盐商, 也认同“物聚必散, 天道然也”的“散财”理论, 不利于资本的积累, 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投向。

2.3 江右商人儒家个性

“知足常乐”:不少商人在稍致赢余、略有成功之后, 往往不思进取, 不愿再冒风险去拓展经营行业和范围。南昌刘善萃尝贾汉口, “家计饶裕”后, “不复出门”。金溪徐延辉十七岁赴滇经商, 积赀“稍裕, 遂绝意远贾”。抚州赵雪涛贾滇黔, “多技能”, 但其习惯则是“计所谋足一日之费, 即闭门赋诗书”, 不假外慕。鄱阳吴士孔也是“治产不求盈余”。由此不难看出, 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在江西商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能聚能散”:如雍、乾时期的著名官商、临川人李宜民, 以盐业起家后, 居常仍然是“刻苦如贫时”, 常言“物聚必散, 天道然也。且物之聚, 愁之丛也。苟不善散, 必有非理以散之者。”卒以俭淡终其生。万安严致祥经商致富后, 常训导其子“吾勤俭起家, 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 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之, 宜勉为之。创与守不在封殖, 宜知散财也”。

“息事宁人”:新城商人邓兆龄, “尝置产, 某绅居间, 为所绐, 空费千金。或劝之讼, 辞曰‘吾但破钞而已, 讼即累某绅名也’”。同邑涂肇新晚年家居, 不轻易出, “尝付巨金与伙某往吴营贩。某荡其资, 买二妾回。或嗾肇新械某送官。新笑曰‘彼虽不义, 但取我之财, 而致彼败名丧命, 何忍乎?’竟置不理”。其后, 复“有闽盐商某逋负巨万, 诸索者邀新”, 肇新复居间为闽商排解调停。这些都是宁愿自己荡产破财, 也不愿告官滋事、但求息事宁人的典型例子。此外, 出贷而不责偿、焚券还质的例子, 在江西商人也时时可见。他们这样做, 不少也正是“无为后人留争端”。

“父母在, 不远游”:一方面, 许多商人经年累月于外经营, 穷壤远域在所不计, 至抛家不顾、老死不归;而另一方面, 也有大量商人惮于远行, 故经营活动范围十分狭窄。

江右商人的儒家性格使得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报复, 没有更加开阔的视野, 江右商帮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他的前途和终将消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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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篇10

这是一个隐秘的商帮。

过去的20多年里，从东北兴安岭到中国西南的林区，再到俄罗斯、东南亚、非洲和北美，他们把木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垄断了全国90%的木材交易。

他们来自福建莆田秀屿海滨一个叫忠门的小镇，这个镇子几乎家家户户和木材有关。在这个同样由南方式草根资本支撑的行业，他们干得和东庄镇走出的游医群体一样出色。他们有自己的家族网络和生意信仰;他们正在向产业链上游及国际化延伸。

一座边城和一个商帮

绥芬河号称“中国木业之都”，也是忠门人最早经营从俄罗斯进口木材的口岸，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忠门人来来去去。在这个小城，曾有“十个人中有一个福建人”的说法。

故事要从黑龙江太平岭东麓的边城绥芬河说起。

10月17日，绥芬河下了2011年第一场小雪。晚上7时许，住在火车站北侧货物小区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向站内密密麻麻的铁轨线。火车的轰隆声已经迫近，几分钟里，铁轨线间已经聚集了五六十个人。

火车满载从俄罗斯那边运来的原木。当火车开到跟前，人们忙不迭地用手电筒扫射装满原木的车厢。很快，当火车在站内停稳，人们却又开始陆续散去。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十来分钟。

不过，这晚的场景远不是一年中最壮观的。年头抢货的时候，站内不到300米长的路段，挤了四五百人，黑压压的。大家抢着打火车皮上的电话，把货主的电话都打爆了。至于最后木材的交易，就像日本海鲜市场里拍卖金枪鱼，谁出价高谁成交。有所不同的是，货主只需坐在家里，从电话那头听木商们竞价。

从凌晨5点开始，这是张国林伯侄两人当天第16次进站看货。“火车快到的时候，火车站的服务台会用飞信通知我们。如果有我们订的货，飞信会告知车厢号，在哪个货站卸货。”侄子张建东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订货物到站的准确时间。“有时候五六天就到了，有时候十多天也没到。”通常，这样一列从西伯利亚始发的火车，要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游荡十天左右，逐站加挂载原木或木方的车厢。到绥芬河车站时，已经攒到长长的30多节，要用3个火车头才拉得动。由于列车收货的时间弹性较大，不太准时是正常的。但一年到头，张家伯侄不会错过任何一趟车。

进入10月份，对木材尤其是建筑用木材的销售来说已经是淡季。因为冬天将至，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往往都临近停工了。不过，这时候却是木材商们囤积木材的好时候。冬天是俄罗斯的伐木季，木材货源最丰富，价格也更低。看了10多年木头，张国林对俄罗斯来的“好料”还是忍不住啧啧称赞。

第二天上午，张国林在车站货场教记者辨认白松、白桦，什么是落叶松、水曲柳、柞木、榆木，指着大水曲柳断面上的年轮对记者说：“这样的木头起码有六七十年了，在兴安岭都找不到了。从俄罗斯过来的，真是要什么料有什么料。”俄罗斯木材大部分是建筑用材，但水曲柳属硬柞木，是做家具的材料。

今年49岁的张国林不识字，更不会发短信。联系他时，浓浓的莆田口音让记者只能根据发音，请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帮忙找到他。不过，读写能力显然没有成为他做生意的障碍，“大伯之前在北京朝阳四季青的货场里看了10年锯台。对木材比谁都懂。火车上的木头好不好，他老远就能看出来。”说话的侄子张建东是去年初来绥芬河的，在北京和莆田老家念完了初中，他的学识足够帮助伯父解决生意中涉及的书面问题。

关于语言，怎样和俄罗斯人沟通的问题。木商们需要在绥芬河当地雇俄语翻译。说到翻译，张国林马上感叹“老板不好当”，一方面，是因为翻译公司的收费不低，到今年，业务季的翻译月薪比去年高了近2000元，达到了近7000元。“他们去俄罗斯，除了工资，吃住都由我们管。平时用不着他们的时候，照样也得开每月3000块的工资。”张国林说。另一方面，无法鉴别翻译的好坏也让他有点头疼。随行的翻译往往是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在俄语方面也是“二把刀”，“他们表达不好我们就完蛋。”张国林说。

和1995年就到绥芬河的二弟张国泰相比，张国林做进口贸易并不算老手，他所经营的聚鑫木业公司是2005年和三四个股东合开的。大股东是一个叫潘文春的莆田忠门镇同乡。张国林说他手头只有几百万元，占的股份很少。股份制是忠门木商们基本的组织形式。

除了贸易公司，张国林还在绥芬河和同乡合资开了木材加工厂。他领记者参观了锯房和烘干房，“大家都有股份，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拼命地干，赚到钱就可以找人搭伙做别的。”

张国林一共雇了七八个固定员工，其中的骨干大都是莆田来的亲戚朋友或忠门镇同乡。他们往往从事的是一些带有专业性的岗位，比如叉车、抱车司机、锯手和烘干房主管。这样的工作是同乡们进入这个木材行当的起点。员工吃住由公司负责，另外可以拿到每月3000多元的净工资。其他岗位，比如发货时则临时雇东北当地人来干。

近几年，随着其他对俄贸易口岸的开放，原驻绥芬河的忠门人开始分散到满洲里、黑河、二连浩特以及新疆的阿拉山口。绥芬河的木材商的人数也从前几年的几千人锐减到了几百人。不过，随着资本的扩大，人数的减少并没有削弱这里的木材交易，根据当地的数据资料显示，这里的木材进口量目前仍占全国的1/3。每天从俄罗斯开来的列车绝大部分装的是木材，只有夹挂的少量装矿沙和化肥的车厢。

张建东说，和“占车站贸易80%”的木材相比，绥芬河的街店生意“不叫生意”。在许多当地人的眼里，木材也的确是绥芬河的主业。带记者找到张国林的那位出租车司机沈全海，在绥芬河开了20多年出租车，对绥芬河每一家木业公司的位置了如指掌，能说出许多莆田木材商的姓名。在他看来，莆田人之所以能垄断当地的木材贸易，在于两条：一是比当地人更能吃苦，二是有资本。

实际上，资本也是在吃苦中积累的，“他们刚来的时候，城市还没开发，很艰苦。”沈全海说。绥芬河市容的巨变是近两年的事，从牡丹江到绥芬河的高速公路也是前不久刚刚通车——公路运输对木材商很重要，“汽车两天就到北京了，火车还要订车皮，前后要七八天。”张国林说。

忠门人这种彻底的行商精神的确少见。张国林给记者的印象是精力旺盛。他不会开车，每天在火车站和货场之间走来走去;声量大，胃口极好，晚饭时规律性地喝上一瓶半斤装的“牡丹江”白酒。而张国林伯侄偶尔去打打麻将的春雷货运站里，那个叫潘木英的老板也是个小小奇迹。她每天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一边打“八十分”，一边用电话调配车辆，做着木材联运生意。她今年39岁，是5个孩子的母亲。和张国林一样不识字，带在身边的11岁的小儿子是她的助手，每当要签合同的时候，就由小儿子代笔。她对记者说，住在绥芬河比住老家还习惯，因为这里的冬天有暖气，老家没有。

木商家族和垄断生意

从1990年以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木材的需求进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随着各地城市发展的步伐，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在绥芬河车站附近的一家沙县小吃，刚刚18岁的张建东用向大伯临时要的100元钱请记者吃了一顿早餐。

关于童年，张建东对在北京石景山黄庄度过的那一年印象最深。那里的木材厂规模很大，乌泱泱都是说莆田话的人，他常常在厂里的大圆木和木方垛上爬。一年后，他跟着大伯搬去了海淀的西北旺，在那里开始上学。

张建东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套锯，不像现在，公司的每个锯房都有三套。他把北京本地的同学称为“千金、少爷，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从小就有自食其力的想法。”从小学3年级起，他都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然后跟大人一起干活，“原木我还搬不动，就搬木方，天天码来码去。”跟妯娌们一起去北京的母亲几乎不监督他做作业，只说，不好好上学就得干活。“莆田人的孩子从小就懂木头，看树皮，看结疤就知道木头好不好。”

上完初中，他的父母和叔伯帮他做出了抉择：“学习成绩不算太好，可能考不上重点大学，就直接去做生意。”张家是莆田典型的靠木材起家的商业家族，以家族为单位，上下游联动。

如今，张家的生意已经向下一代延伸，且不提刚刚上道的小侄子张建东，大女婿是张国林的骄傲：“他在北京做钢材生意，有6辆好车。”

从北京发家，北京堪称莆田木材帮在北方的大本营，尽管如今的很多木商去了山东、天津或者内蒙、新疆，他们的家眷往往大都住北京。“我妈妈、老婆、孩子、小孙子都在北京，我们只有到年底才会一起回莆田过年。”张国林说，“莆田的元宵节是全国最热闹的，去湄洲岛拜妈祖，初六开始到处搭台唱莆仙戏。”

这种乡情在莆仙话里有一句话概括得很熨帖：“长安虽好不如旧居。”这话是潘文春对记者说的。在北京朝阳管庄的一处院子里，记者见到了45岁的潘文春，他就是被张国林称为公司幕后“大老板”的人。说起木材帮的来龙去脉，他比张家伯侄追溯得更远。

木材帮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门乡下的蒸笼生意。

而通过做蒸笼，忠门人和毛竹、木材打起了交道。而在全国各地找到毛竹和木材的货源后，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建筑工地，开始贩卖竹胶板和木头。不过，木材属于国家控制的资源，在各地的砍伐和交易需要指标，莆田人的办法是，花钱以各种机关、单位的名义，找林业局买指标。

潘文春是1984年到北京的。这年中秋后，他揣着父亲从信用社贷的500块钱，到福州上了去北京的火车。“44块钱买了一张站票，到北京已经花掉了100多元。冬天快到了，我根本买不起毛衣毛裤。”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是朝阳东面的老八里桥，住在三堂哥潘文龙租的当地老百姓的一处菜窖。

“我来的时候，在北京做各种生意的莆田人顶多有一两万人，到现在，连家属在内，已经有15万人。”潘文春说。

对于初来乍到的穷小伙来说，完全没有资金门槛的工作就是跑业务，他开始跟着堂哥一起跑工地和机关单位，兜售同乡的加工厂里生产的竹夹板、工地防护栏和木花盆。如此一干两年。到1986年，手头有了三五万块钱的潘文春开始正式进入木材行业。

潘文春家有兄弟4个，另外还有3个堂哥，全都在做木材生意，和张国林家一样，潘家的7兄弟也是个联合体。“大堂哥比我大20岁，他名声好，在老家一个包工头那里帮我借了点钱，当时是三分息。”就这样他和堂哥潘文龙搭伙，两人一起凑了二三十万元，就往东北跑。

那时候的兴安岭木材资源很丰富，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塔河的加格达奇在当时是莆田人在兴安岭的据点。从那里开始，潘家兄弟坐上林区火车，差不多把兴安岭的每个县林业局都跑遍了。当时的桦木、落叶松的价格远比现在便宜，是三四百块钱1立方米，1个车皮装50至70立方米，两三万块钱。潘文春说，当时，他们1个月也就是发三五个车皮，而不像现在，1个月有二三十个车皮的量。他的第1桶金来自1988年起和北京东城古建公司的合作。在当推销员时他认识了其中的一个经理，双方生意开始的第一年，他赚了二三十万元。

1992年，潘文春在管庄跟那里的村委会租了6亩地，接连盖了3个平房院子，用做办公室和木材样品堆场。最初是4000元一亩，现在则涨到了1万元一亩。近20年来，房子没有翻建过，只是在里面改装修。

记者见到潘文春是在一个早晨，他刚刚在办公室旁的佛堂做完早课。他的法名叫长青，拜深圳弘法寺主持释本焕为师。“佛家说广结善缘，我们做生意也是要广交朋友。按照我的佛门观念，钱要去赚，但不能看得太重。”

生意归生意，更大的机会需要资金实力做支撑。潘文春说，在1990年，很多项目也还是几个人搭帮做。“有的工地需要五六百万的木头，我一个人都能拿下;但卖钢材给工地，人家一天就要几百吨，就要有一两千万元资金，我一个人吃不下。而且，我客户很多，不止一个项目要运作。”

潘文春说，在建材这一行里，找不到不需要“扎帐” (垫资) 的生意。“地产项目大的时候，一个盘几十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几千万元就垫进去了。如果找不到合作，你做不了。”客户的竞争是资金实力的竞争，“几百万元你都扎不住，对方看你没实力，你就被淘汰。客户关系自然也慢慢疏远了。”

合资的各方往往是清一色的莆田同乡，“我们很抱团。我做生意20多年，没有和哪个同乡闹过矛盾。”潘文春说。采访中，潘文春频频提及的一个词是“做人”，所谓“做人”，实际上是一种公关模式，“你不去蒙骗，朋友和客户对你放心。否则，搞木材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别人有钱也可以做。”

按莆田当地的统计，常年在外做木材生意的人近20万，经营着8万多家企业。北京的莆商组织做过估算，目前，莆田人已经控制了国内90%的木材贸易。

莆田木材帮在全国各地的行业上下游逐步形成了垄断。

薄利和暴利

由于莆田木材帮对进口木材从上游伐木、国际贸易到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掌控，所谓暴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可能的。

从根源上说，促使莆田人外出经商的原动力，是当地糟糕的农业条件。潘文春记得少年时，一大家子十几个人靠5亩地过活，根本吃不饱，地瓜干是主食，米面则是一种奢侈。“我们不出来经商，能把地下树根都挖来吃掉。”

经商最初是为求生存，因此，那种野性而坚韧的沿海农民性格也体现在了生意上。说到借钱，张国林很有一股子豪气：“我到北京的时候，在家里不要说三分息，五分息都借过，不冒点险我怎么发财?”同时，在外地的木材商之间借贷利率，也沿袭了老家的标准，三分息属于“很公道”。

好消息是，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在北京，由北京福建总商会牵头成立了两家融资担保公司，包括2006年成立的闽商投资担保公司。到今年上半年，这两家公司至今共为115家企业贷出了12.52亿元。记者在采访潘文春时，正赶上担保公司来拜访，“以前银行都不相信小企业，现在，连老家的房产都可以拿来做担保。”

融资成本下降，普通木材的利润也在降。特别是2011年，随着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对建筑用木材的需求也减少了。“卖木头的账面利润看起来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刨掉利息、工资和其他开支，就不多了。如果“扎账”时间太长，利息都挣不回来也有可能。”潘文春说。

要赚钱得尽量从上游起精打细算。一部分木材商做到了产业链的最上游。

张国林跟记者说起一个叫张文顺的木材商，今年44岁，1995年就去俄罗斯承包了山头。俄罗斯欢迎中国人去投资伐木。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伐木商找俄罗斯当局审批一个砍伐量，然后带自己组织的伐木队上山作业。张文顺因此在俄罗斯兼做批发商。在绥芬河的贸易商尽管在国际结算方面必须开美元账户，但实际上，在俄罗斯和自己打交道的批发商也往往是莆田同乡。

伐木是莆田木材帮生意中更隐秘的层面，也是最暴利的一块生意。北京奥斯迪尔家具公司的总经理郑功强对记者说：“在东南亚、非洲，甚至加拿大、新西兰，都有由莆田木商组织的伐木队。”

随着木材帮的国际化，在木材进口贸易方面也出现了行业巨头。“有的一年能走几十亿元甚至更多。木头批发商玩得大的，从海外一船就是好几万立方米。”潘文春说。

和俄罗斯进口的大部分建筑木材相比，莆田人从东南亚、非洲等地进口的，则大部分属于名贵木材，这是一个利润高得多的领域。但需要的资金量自然也大得多。

在木材帮中，北京永辉木业的老板陈雪峰是最早实现转型的人之一。1995年，民航总局要建一个五星级酒店京瑞大厦，开发商的总承包商找到了陈雪峰，使他获得了一个涉及资金上亿元的项目。当时，陈雪峰和其他同乡一样，经营的都是国内木材，但酒店的后期装修需要大量的高档进口木材。当时进口高档木材国内需求量小，需要的资金量也大，少有人问津。

拿了这个单后，陈雪峰几乎放弃了低端的国内木材。他的永辉木业成为了当时北京三家专营进口木材的企业之一。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名贵木材市场内，陈雪峰的永辉木业有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展厅，每年从那里出去的流水大概是4个亿。东坝市场是华北和东北最大的名贵木材市场，一年的销售额超过200亿元，而1000多户商家中，大部分是莆田人。

在这个市场中，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国内外名贵木材。其中不乏被市场称为红木的品种。红木是现在木材市场的大热门，它已经成为了奢侈品甚至金融工具。其中虽有炒作的成分，但全球范围内红木资源的枯竭则是事实。

像其他行业的投资热一样，有着30多年经营史的木材帮，其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商家已经实现了从木材经营到投资的跨越。作为北京福建木业商会的会长，陈雪峰的生意是一个风向标，除了木材贸易，他还是北京中腾时代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经营房地产业和钢材的企业;另外，他还成立了瑞祥安古典家具公司，进军红木家具生产领域。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家，在30多年的经营里，上游资源到下游的销售网络，莆田木材帮的行业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外人已经很难插足。潘文春说，莆田木材帮的故事就像滤去了水分的锯木，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