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式合作创新（精选10篇）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1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实施以来, 全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各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保护农民经济利益, 促进农民增收,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农村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发展层次较低, 无法拓展产业链的更多环节。
当前,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范围多数仍只集中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即使在流通环节方面, 也只是完成一些低层次的工作, 而在下游附加值较高的加工环节,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涉及很少。
(二) 管理较为松散, 尚未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无论从功能上看的投入型和服务型, 还是从产业种类上看的种植型、养殖型和农机及其他型, 其组织方式多是“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大户或能人牵头) +农户”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这种数量的宏观聚合, 体现了农民一定的组织化程度, 但在实际运行中, 农户还是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 农户与大户和企业之间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 利益关系并不紧密。同时在农产品附加值的分配上, 也普遍存在着农户对市场信息的缺失, 农民仍处于一种被动、弱势地位。“三农”问题的症结, 小农经济和大市场经济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 融资渠道少, 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 使得农户很难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合作组织;普遍存在的贷款难现象, 使得合作组织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农产品的低利润, 无法有效吸引社会资金;国家补贴更多投向超市、龙头企业而非合作组织等。融资渠道少, 资金匮乏, 造成了合作组织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难以发展壮大。
(四) 经营管理人才匮乏, 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牵头人, 一般是农村能人或专业户, 多数属于传统农民, 缺乏专业知识和创新意识, 经营管理往往并不在行;农村的发展和生活环境, 使得合作组织难以吸引经营管理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的缺乏, 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难以在新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品牌树立上取得突破, 直接影响了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良莠不齐的发展, 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 导致无法真正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以土地要素为纽带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
党的十八大后, 在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一) 土地要素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
从经济学角度看, 无论是传统农业或是现代农业, 其生产都需要以生产要素为基础 (或支撑) , 因此, 农业生产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如何配置问题, 农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生产三要素的优化配置。然而, 由于受价值观念、进城务工收益的绝对优势、农产品回报率低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本连续大幅度流出农村, 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土地由于其位置的不可动性特征保持了相对稳定, 因而, 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土地价值最大化实现提供平台与载体。
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具有聚集功能的组织载体, 能够把零星的土地集中起来连接成片, 按照效率原则重新整合配置, 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具体可以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组织 (或+龙头企业) ”的模式实现。即在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 把土地量化为股份, 通过入股的形式, 把农民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农民成为股份合作组织的股东, 收益按股分红。这种模式, 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促进农业新技术和新机械的推广应用, 解决土地分散化、土地利用率低和土地闲置等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土地由分散经营的传统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方向转变, 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收益率;同时农民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工人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取得薪金收入。
三、健全运行机制和强化政府引导, 确保合作组织模式顺利实施
(一) 健全、规范土地股份合作组织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一个组织的核心, 运行机制是否健全、规范, 直接影响着组织是否能顺利发展。按照股份合作理论, 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产权运行机制、组织与管理机制、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1、产权运行机制。
该模式中, 合作组织成员以量化土地资产入股, 并以其为限对合作组织承担相应责任, 合作组织以全部土地资产对其债务承担相应责任。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权责任机制。
2、组织与管理机制。
合作组织要设立组织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来实现对组织内部权力、利益、责任等的控制与制衡。成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由全体成员组成, 行使决定组织重大事项的权力。理事会由成员大会选举产生, 负责合作组织日常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为保证组织的有效运营, 理事会必须下设专职、专业的管理机构, 如市场部、技术部、财务部等。同时合作组织可以聘请经理等专门管理人员。监事会由成员大会选举产生, 负责监督和检查理事会的工作。
3、决策机制。
要建立体现“公平”原则的“一人一票”与体现“效率”原则的“一股一票”相结合的重大事项决策机制。
4、利益分配机制。
建立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原则的按股分红机制。同时建立以优先雇用组织成员为农业产业工人的用工制度, 确保酬薪收入。
(二) 强化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作用。
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 虽然有助于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益, 但相对于市场风险下高低难定的入股分红, 农民则更愿意选择保底的土地租金收益, 因此, 要调动农民入股参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 必须强化政府的支持与引导。
1、加大财政资金扶持。
一方面为鼓励农民积极入股参与, 在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模式推广实施初期, 针对农民承担风险能力弱的现实, 政府直接将资金补贴给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再以分红的方式支付给入股农民。然后逐年减少, 待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对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模式认识不足, 缺乏相关知识和经营管理能力, 这都制约着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模式的顺利实施, 因此政府要加大宣传与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
2、实行税收、信贷优惠。
税收方面实行不同于一般性营利企业法人税的“减税措施”, 对合作组织用税后利润进行投资的部分免征所得税等。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 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提供优惠金融服务, 拓展融资渠道。
摘要：近年来,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 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发展规模小、层次低、管理松散等制约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等问题, 因此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农业生产三要素分析, 对以土地资源为纽带的股份合作组织模式及其运行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开发土地资源,创新模式,健全机制,强化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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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晓山, 苑鹏.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实践[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3]胡卓红.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实证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4]禚蕾云.浅析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土地流转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导刊, 2009.12.
[5]张恒赫.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武汉工业学院学报, 2011.3.
[6]胡振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研究——基于组织绩效的视角.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2.2.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2
方程是表示两个数学式(如两个数、函数、量、计算)之间相等关系的一种等式，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通常在两者之间有一等号“=”。方程不用按逆向思维摸索，可直接列出等式并含有未知数。它具有多种形式，如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等。广泛应用于数学、物理等理科应用题运算。
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
第一将含有未知量的.一项放在方程的一侧，常数放在方程的另一侧，使其为X=a(常数)的形式，需要主要注意的是移项时，根据等式的性质要进行符号的变换。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3
【摘要】证明不等式是导数应用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一个不等式的证明入手，给出了四中不同的证明方法，同时通过这四中证明方法给出了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原有知识进行新加工是创新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切入点。
【关键词】不等式的证明 创新思维 切入点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3-0244-02
不等式证明的方法各种各样，千奇百怪，要根据不等式本身的结构特征，通过观察、猜想、联想等选择特定的方法，正因为其证明方法的多样性、灵活性、多变性等特征使得不等式的证明成为在数学课堂上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怎样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值得我们不停的深思和研究的。
综上，通过一个不等式的四中证明方法给出了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原有知识进行新加工是创新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切入点，这种一题多解的方式可以很好的帮助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而在高等数学教学中，一题多解比比皆是，所以在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引导和培养，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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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国志. 大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7.6.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4
关键词：永久性地理邻近,临时性地理邻近,合作创新,动态影响
1 引言
地理邻近作为空间科学始终关注的核心一直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从20世纪初马歇尔笔下的“弥漫在空气中的秘密”[1] (Marshall,1890)之观点,至80年代众多区域科学研究者论及的“本地知识溢出”论(Local Knowledge Spillover,简称LKS)[2,3],都强调一个基本观点,即企业位居邻近(永久性地理邻近)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劳动力市场和中间投入品的共享,以及显著的本地知识溢出;(永久性)地理邻近是获取本地知识溢出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的充分与必要条件。
但是随着信息通讯技术(ICT)的快速发展,远程交流技术不断提高,并且逐渐广泛应用于企业合作中。以前基于地理空间距离的合作障碍问题(如会谈交流)被ICT逐渐破解[4]。同时,企业集聚程度过高引发的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重[5]。于是有学者质疑地理邻近性存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距离对于知识的获取和传递已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ICT的应用同样能实现“LKS”[6],更有学者甚至提出“地理死亡论”[7]。当西方学界为地理邻近在合作创新中的作用争论不休时,法国多维邻近动力学派(French School of Proximity Dynamics)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一种基于ICT的地理邻近的全新概念,即“临时性地理邻近”(Temporary Geographical Proximity),以别于传统视角下的永久性地理邻近(Permanent Geographical Proximity)。临时性地理邻近以个体频繁出差的方式来满足合作创新过程中面对面交流的需要。这种地理上的邻近是由人员流动产生的,它是随时间不同而变化的。根据“临时地理邻近”论观点,知识溢出效应的获取、企业合作创新中面对面交流的需要都可通过个体的流动来实现,因此,地理位置的邻近不会成为合作伙伴选择的首要条件,也不一定是合作创新过程中实现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条件[8]。
临时地理邻近概念的提出对于拓展空间经济学在地理邻近论题的研究视角无疑有重要意义。国内对于地理邻近的研究仅局限于永久性地理邻近视角[9,10,11],尚未有文献涉及“临时地理邻近”。本文在梳理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将多维邻近学派的地理邻近性的二维分析视角引入到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中,重点探析了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 “永久性地理邻近”和“临时性地理邻近”的动态影响机制。旨在为促进国内学术界对地理邻近与创新论题的深入研究作些努力。
2 “LKS”视角下的永久性地理邻近及其局限性
2.1 “LKS”视角下的地理邻近及其局限
传统的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地理邻近意指企业选址在空间上的邻近,即众多企业倾向位居于某一特定区域内形成永久性地理邻近,并认为地理集聚能让集聚区内经济主体无成本地获取本地知识溢出效应(“LKS”效应)。其基本逻辑假设是:地理位置越接近,越易于行为主体间频繁的面对面交流及信任关系的形成,进而有利于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递和溢出知识效应的获取[12]。隐性知识的传递有助于构建企业间共同的背景知识平台,有效地降低协调成本,从而促使交互学习和技术创新。
“LKS”视角下的地理邻近论还认为,众多企业的空间集聚使企业能受益于丰富的专用人力资本资源,并且以这些人力资源为载体,许多企业就能建立起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使得学习和创新变得更容易[13]。这就是为什么已经位居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企业不愿意再轻易迁离,其原因是地理上的邻近有助于企业在创新网络体系中获得正外部性(Saxenian,1994)[14]。
然而,随着ICT的迅猛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基于“LKS”视角的地理邻近效应[5][6]。他们认为ICT的发展和应用使得知识的远程可交流性和可编码程度都大大增加,这样就构成了虚拟世界的邻近,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物理空间中的邻近。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无疑可以增加隐性知识的可编码程度,使得部分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而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视频会议等通讯手段能把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企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合作企业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等远程通讯技术有效安排灵活的会谈日程,进而实现频繁的短暂性面对面交流,这样企业间就能形成 “临时性地理邻近”[7],从而对传统意义的永久性地理邻近的依赖性减弱。
“LKS”视角下的永久性地理邻近强调集群区内企业可以无成本地获取本地知识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合作创新。但是这种知识溢出的扩散机制却被视为“黑箱”。同时,也忽略了永久地理邻近对合作创新的负面效应—“锁定效应”。即一个区域如果变得过分的邻近,区域内主体的知识存量趋同一致,学习能力减弱,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降低,进而阻碍创新的产生。正如Malmberg和Maskell所言,过于地理邻近和本地化程度过高会导致区域锁定状况,即本地结构狭隘的嵌入于特定类型的经济活动,从而无法转换和升级至新的发展轨道[15]。当众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集聚时,它们间的联系合作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在从中享受本地知识溢出效应的同时,这个网络也容易逐步变成紧密的和刚性的。这个网络对外界而言几乎是封闭的,或者说对外界新知识的接受度和应变能力很低。如果地理邻近过强,网络内部的成员主体共享的背景知识往往高度隐性化,形成对外部很强的排他性,这很不利于该网络和外界的交流和学习[16]。因此,以“LKS”为基础的集群经济最终可能会被慢慢侵蚀,而非集群区内企业也许对新的发展状况能保持更好的适应性,因为它们不会被区域锁定效应所羁绊(Pouder和Stjohn,1996)[17]。
2.2 临时性地理邻近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ICT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经济主体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面对面交流的实现对企业间彼此位居邻近的依赖性即对永久性地理邻近的依赖性降低了。但并不意味着地理邻近的作用已经消失或可以忽略。相反,它意味着对地理邻近的需要已经从两个基本方面发生了的变化:①它变得越来越暂时;②它的临时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人员流动来满足。这就是法国多维邻近学派提出的“临时性地理邻近”。所谓“临时性地理邻近”,是指以ICT为支持的以人员流动为依托而建立的临时性面对面的交流合作空间[18]。临时地理邻近不需要合作企业聚集在相同的区域内,因而在公共资源的使用上合作企业不会相互竞争,这无疑有助于缓解城市日益短缺的资源和严重的拥堵问题。ICT为临时地理邻近提供了技术保证,更多的企业开始接受视频会议,并且借助远程技术开始解决更多的合作上的实际问题。知识的可编码程度增加,几乎所有的资料数据都可以经过处理后进行远距离传送。
临时性地理邻近的提出,使传统的单一、静止的地理邻近效应视角拓展到二维、动态的分析视角。下面我们将这种新的分析视角应用于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尝试着探讨永久地理邻近和临时地理邻近在集群合作创新的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
3 永久性地理邻近与临时地理邻近对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动态影响
3.1 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阶段性分析
在产业集群内,同类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极大地提升了集群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合作创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研发前期阶段
这一阶段企业搜索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出于对技术外部性的考虑,企业要搜寻在技术上互补或者比自己更成熟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这样,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才更明显。确定合适对象后,进行有关具体合作形式、内容等方面的会谈,确定合作协议框架,包括管理权责制度、财务控制明细、产权分配方案等。以便确保企业实质性的研发合作顺畅进行,能分担研究开发成本,分散风险。
(2)研发阶段
具体有可分为三个实施阶段。首先是开发探索过程,合作双方交流分享彼此的创新想法,进行理论上的可行性分析和探讨;然后是试验过程,在实验室里进行具体的试验或模拟,对新理论或新产品进行检验;最后是应用过程,将试验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开始投入实际生产应用中。
(3)研发后期阶段
企业进行合作的相关后续工作:财务明细账目汇总并进行成本分摊以及处理固定资产,编纂合作知识成果并制定今后的再次合作计划。合作双方进行不定期的会谈,对生产应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修正研发阶段作出的有偏差的结论。
企业合作创新的整个过程伴有知识的流动和传递、组织网络结构的协调和重建,空间上的邻近无疑会对其有重要的影响。
3.2 永久性与临时性地理邻近对企业合作创新不同阶段的动态影响
无可否认,面对面的关系在合作创新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然而,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强度是随合作创新阶段不同而变化的。在合作创新初期,企业要广泛的甄选合作对象,频繁参加各种展览会议,积极接触集群内的企业,掌握最新发展动向。当企业之间的面对面交换知识是在同一区域内进行时,互动可以不断的重复。而如果不是在同一区域,他们之间的互动频率就会降低。这是因为距离导致的交流成本的增加,这些成本包括交通费用、时间成本等。正因为面对面的交流在合作初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合作框架的制定需要大量的协商议价工作,而单单依靠电子视频会议等远程交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位居同区域或邻近区域就能体现出更大的优势,即体现出明显的永久性地理邻近效应。永久性地理邻近能有效降低创新研发的前期调查费用以及减少构建合作网络的固定成本,这在不同行业的企业参与组建技术联盟等类似的合作中显得尤为突出(Richardson, 1972) [19]。
当合作框架完成之后进入实质性的合作研发阶段时,开发探索以及繁琐的实验过程,由于未知的技术世界,合作各方需要在一起共同探究,共享彼此的技术基础,传递隐性知识,构建完整的合作平台。重新组合原有知识以寻求创造新的知识成果,这些都严格要求技术人员之间需面对面的交流,并且是长时间的、频繁连续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永久性的地理邻近,不然很难产生新的知识成果和技术突破。
而一旦研发实验形成实质性成果,即进入应用阶段以后,在合作组织间需要传递和分享的更多的是编码知识,这些知识无疑可以进行远距离传输。同时,合作企业也为了防止不必要的信息被泄露给竞争对手而选择开始恢复或保持适当的距离。可见,永久性地理邻近的需要强度迅速下降,视频会议或中短期的访问等临时性地理邻近方式就足够提供合作伙伴交流所需的信息了。
在研发的后期阶段,由于签订合作协议时就规定了合作企业之间临时邻近行为的频率,以至于研发成果形成后,面对面交流的频率和时间都是为大家所明了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合作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主要通过远程通讯技术来实现(电话、传真、网络),并且彼此牢记他们合作初期制定的协议,尽量通过远程交流来解决问题。每次他们面对面会谈时会重申他们的约定,讨论未解决的问题,并且制定他们远距离合作主要阶段的时间计划表。
因此,永久地理邻近和临时地理邻近动态影响着企业间的交互学习和合作。一般而言,在合作过程的开始阶段,永久性地理邻近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规则确立与流程和项目的设计达成一致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而在合作的后期,当隐性知识交汇形成了新的可编码知识时,需要的就是临时性地理邻近,它们依赖于通讯技术的使用以及临时地理邻近计划安排表的建立。也就是说在合作后期,起主导作用的地理邻近由永久性地理邻近转换为临时性地理邻近。由于长期的永久性地理邻近会形成邻近性的“锁定效应”,对合作创新产生负效应。及时的转向临时性地理邻近能使集群内企业摆脱这种局限性,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创新(见表1)。需要指出的是,地理邻近性的主导作用 (永久性,临时性)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20]。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调整自己的本地化程度以满足不同强度的地理邻近的需要。因为在合作初期大企业可以在特定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让一部分人员完全本地化,与该区域内的合作对象形成永久性的地理邻近。当合作进行到后期,只需要临时性地理邻近时,可以撤出相关工作人员甚至是整个分支机构,这些解决方案由于其强有力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行之有效。然而,对于小企业而言,在起初的研发与探索阶段对永久性地理邻近的需要经常成为其选址定位的决定性因素,他们不得不靠近其他大公司或实验室,即使他们只是在某一阶段的研发工作需要永久性地理邻近。而在邻近性强度过大或者本地知识溢出效应逐步减弱消退时,小企业由于人力、财力等资源有限而被迫继续留在该区域,继续维持永久性地理邻近关系。这种情况经常是约束小企业本地化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小规模企业的创新网络高度本地化的原因,而大企业却不尽然。
3.3 案例分析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法国从一个农产品进口国发展成为农产品出口第二大国。法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受益于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但是法国从事农业相关研究的私人机构非常少,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公共研究机构。其中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INRA)是全法国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也是法国农业领域中唯一从事科学研究的公立机构。它成立于1946年,在全法国各地设有21个研究中心。法国有300多家生物技术中小企业,其中有近2/3的企业主要从事农业食品行业,它们集聚在这21个研究中心周围,主要分布在阿尔萨斯、奥弗涅、阿基坦、布列塔尼等地区,形成了典型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这些中小企业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只有同研究中心合作才能实现产品的创新,或者获得研发成果的代理权。这些合作创新在初期都需要高强度的地理邻近,才能实现频繁的面对面交流和隐性知识的转移;另一方面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都是单一专业化的,为了保证市场份额,必须要不断的推出新产品。因此也就必须频繁的和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创新。综合上述两点原因,这些中小企业选择与研发中心保持永久性的地理邻近,集聚在研究中心周围。
而对于那些涉足农业食品加工的大型生物技术企业,如安万特公司、梅里埃集团等在企业选址上就很少约束于永久性地理邻近,一方面这些公司内部拥有研发中心,与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合作相对比较少。更重要的是,大型企业可以在国家研究院所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当有合作项目时,它们通常是会选择派送技术人员前往,从而形成永久地理邻近的关系。到合作创新的后期,不再需要永久地理邻近时,这些派遣的技术人员可以撤出,借助发达的通讯手段交流编码知识,通过临时性的会谈实现合作创新后期所需要的信息交流。
通过这个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合作创新的案例分析可知,随着合作创新过程的推进,永久性地理邻近所起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减弱。永久性地理邻近与组织邻近在双方合作基础和合作默契建立阶段以及新知识产生阶段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在科学研发阶段,从知识的吸收利用到生产过程,作用重心从永久性地理邻近逐步向临时性地理邻近转移;最后,在原型与临床试验的设计或研究成果的组织编纂阶段,永久性地理邻近往往被临时性地理邻近和组织邻近性完全取代。
对一类构造基本不等式的解题反思 篇5
关键词：基本不等式；构造思想；解题；反思
数学的美丽不仅在于它的逻辑性，而且在于它的渐变性. 一道难的问题，往往隐含着一个非常简单的本质. 基本不等式常作为高考填空题的压轴选项，而难倒了各路“英雄”. 在这类题目中有一类关涉构造基本不等式的题型，常见于各大调研考试的试卷或各省的高考试卷中，对于它的归纳与总结有利于学生掌握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
调研试题，引发反思
众所周知，基本不等式中有最值定理，简单点讲即和为定值积有最大值；积为定值和有最小值. 但作为高考和各大市压轴的填空题出现的基本不等式，往往就不是最值定理的运用那么简单.它需要挑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往往会有构造思维在其中的运用. 苏州市2015届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一道有关基本不等式的压轴填空题，引发了笔者对构造定值类的基本不等式的解题反思.
例1 已知a，b为正实数，且a+b=2，则+的最小值为__________.
解析：从表达式直观看来，并不存在和为定值或积为定值的形式，因此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对表达进行相关处理.根据分式的性质可知，当分子项的最高次数大于等于分母的最高次数时，可以采用常数分离的数学方法处理. 化简后表达式为1++，根据基本不等式的最值定理可知，表达式有最小值，必须存在积为定值. 因此解题的关键转化为构造表达式中积为定值.
反思：在求解最小值的整个过程中，由于两式分母之和a+b+1=3，所以将+乘以a+b+1再除以3，跟原表达式等价，展开后可得到2+，两式这积为定值，根据基本不等式的最值定理，可求最小值. 能够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两式分母之和为常数，因此，在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可研究表达式的分母是否为常数，若为常数即可做乘以分母之和这样的处理，以构造积为定值.
寻找源头，探究根本
对于这类构造基本不等式的题型，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最本质的题目源头；它有理论根据可依，有规律可循，因此可按照规律总结根本的解题策略和步骤.
1. 寻找题目源头，发现解题理论依据
重新审视上述问题解决的关键步骤：1++=1+
（a+b）=2++，通过这1的代换来构造+的形式. +这种形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两项之积为定值，对于积为定值的情况，可用基本不等式的最值定理求解最小值. 可以说上述调研试题是这种1的代换逐步演变过来的，1的代换是上述调研试题的原型. 两者所不同的是课本的例题是1的直接代换，而这道调研试题需要利用题设所给条件构造1. 因此，利用1的代换，构造和为定值或积为定值是突破这类问题的关键点.
在基本不等式中存在两类最值定理，即和为定值时积有最大值；积为定值时和有最小值.所谓和为定值时积有最大值是指“若正数x，y满足x+y=p，则xy有最大值”；所谓积为定值时和有最小值是指“若正数x，y满足xy=p，则x+y有最小值2”. 反思这整个解题过程，不难发现解决这类问题最终的步骤都脱离不了基本不等式的最值定理，因此如果将1的代换看成是这类问题解决的突破口，那么最值定理就可以看成解决这类问题的最终的手段.
窥视问题本质，总结解题策略方法
透过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形如调研试题的问题的本质就是1的代换，我们的策略就是通过给目标表达乘以一个代表1的数学表达式，从而将目标表达式转化成乘積为定值的两个式子这和. 对于这种本质的认识可以将其抽象成这样的数学语言：“正数x，y满足x+y=k，那么形如+的最小值可通过如下构造的方式来求解，即+=
针对上述有关问题本质方面的认识，可以将这类问题的解题步骤具体归纳为如下几步：首先，对待求表达式，进行变形，常用的处理方式有常数分离、利用分式的性质将分子的表达式除到分母上；第二，观察变形后的表达式的两项的分母之和是否为常数，若不是常数，则根据分母的式子，调整题设中所给的定值表达式；第三，将变形后的待求表达式与调整后的定值表达式相乘，并调整系数；第四，利用基本不等式的最值定理求解待求表达式的最小值.
能力拓展，知识迁移
理论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解决问题，但它也仅仅是抽象出了一种简易的模型，真实的问题是多变的，它或多或少与抽象的数学模型有些差距，要真正掌握处理这类问题的技能，需要用实际问题来锻炼自己思维.
1. 变式一：定值表达式为分式
例2 （镇江市2015届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已知正数x，y，满足+=1，则+的最小值是_______.
解析：从题设上看所给定值表达式由整式多项式变成分式多项式，但本质上仍然为两个整体之和为定值，因此需要做的处理是将待求表达式中的分母变成关于和的式子.
将多项式分子除到分母上，则+=+，易知分母和：1-+1-=1；所以原式=
反思：无论定值表达式是整式之和还是分式之和，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在待求表达式的分母中再现定值表达式中的元素，以便能够做1的代换并调整系数.
2. 变式二：“定值”表达式为不等式
例3 （苏锡常镇宿五市调研一）已知实数x，y，且x+y≤2，则+的最小值是_______.
解析：通常情况下，基本不等式给出的定值表达式是等式，思维的定式，会让学生在遇到给出“定值”表达式为不等式时，有些不知所措，但问题中1的代换的本质并未改变，所不同的仅仅是将原来的等量关系变成不等关系而已.
待求表达式中分母之和为x+3y+x-y=2（x+y），因为x+y≤2，则2（x+y）≤4；
在构造积为定值时，需要调整系数，即+≥
反思：当定值表达式为不等式时，在问题的本质上并未改变，问题在于学生能否转变思维的定式，从定值为等式的思维走出.
回顾整个解题心得，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来再度认识这类问题. 从理论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类构造基本不等式的问题，其实质乃1的代换的变形，它比最简单的1的代换要灵活，因为这类问题在构造1的过程中需要调整表达式的系数；从实际的问题来审视这类问题，有一个通性：待求多项式的每一项的分母都含有题设所给定值表达中的元素. 因此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当把握两个突破口：其一，对待求表达式的变形与处理的方向应当是：使表达式的每一项的分母中带有定值表达式中的元素；其二，正如文章第二部分数学模型总结的那样，在进行1的代换操作步骤时应当注意系数的调整，保证表达式与原表达式是等价的.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6
我国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既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在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了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
农业“第一个飞跃”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有效创新,是我国土地制度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维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剥离出来交给农户,确立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第一个飞跃”的促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它的成功实践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也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设想。
2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
改革的实践证明,“第一个飞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只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我国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这也成为他所构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基本内容。
2.1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成本较高,生产效率较低,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阻碍了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中日趋走入弱势行列,已经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适度规模为载体,优化组合农业资源———土地、资金、劳动力、科学技术等。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联结起来,扩大农业产业聚合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的整体规模效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2 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不可动摇的基础。
集体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实现形式,是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也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同时,集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集体经济强大了,才有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维护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保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两个飞跃”奠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实践基础
3.1“两个飞跃”突破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化的局限,为公有
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实践经验“两个飞跃”的实践促使农村集体资产突破了单一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模式的禁锢,公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由实物形态向价值(货币)形态转变,集体资产向各种灵活的资本运营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农村已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结合,公有制经济组织依托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各种形式竞相涌现,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3.2“两个飞跃”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中,广大农民探索出多种多样的规模经营方式。
农村呈现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出现了村办农场、专业技术协会等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这些经营形式发挥了较好的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都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有益尝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 新型农业合作是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的有效手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起源于农村,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农业市场化的逐步完善和提高。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处于初级状态,产业化程度较低,市场化道路漫长而艰巨,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同时需要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把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这一过程需要创新农业合作的模式,以新型农业合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近几年,我国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将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可以获得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又可以从国家争取财政补助、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产生合力效应,迅速发展壮大,直接或间接地壮大了集体经济。这既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措施。
总之,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与改革的根本指针,它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郑有贵.“两个飞跃”: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农业发展战略[J].教学与研究,2000,(2).
[3]林卿.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99,(5).
[4]宋阳春.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点[J].岭南学刊,2006,(4).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7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影响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展开研究,如Teece[1]最早提出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包括企业知识转移的经验,转移的成本,技术年龄和使用同样技术的公司数量等。Szulanski[2]认为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发送方与接受方的关系和知识的模糊性三个因素在知识转移中起重要作用。杨洪涛、吴想[3]提出知识粘性(内隐性、可表达性),知识源(转移意愿、转移能力),知识受体(吸收意愿、吸收能力),知识转移情境(双方信任度、沟通)对知识转移成效产生的影响。潘杰义[4]等从四个方面研究影响校企联盟知识转移的因素,有:合作共享情境(校企文化兼容性、双方共享愿景、双方情感距离、信任、成员冲突)、知识源(转移意愿、转移能力)、企业内部情境(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吸收能力)和知识特性(内嵌性、可表达性)。
同时也有很多学者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如陈昌柏等[5]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信息利用能力、创新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和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胡翼琼[6]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指标主要包括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生产制造能力、价值实现能力、创新核心能力、创新环境影响。马建新[7]认为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主要包括资源投入能力、研发能力、技术转移能力、技术整合能力等。
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学者还比较少,研究的深度尚不够,而且在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基于产学合作知识转移方式的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缺少从大学、高新技术企业、政府三个方面的对策探讨。
综上所述,研究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高新技术企业产学合作知识转移模式,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大学、高新技术企业、政府三个方面研究基于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
1 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总结现有文献,本文提炼出影响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因素有:大学知识转移能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知识特性以及界面管理水平。下面从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主体、知识特性和界面管理水平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1.1 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主体因素
大学作为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主体之一,往往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源,其知识转移能力将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杨秀芬[8]提出在学术界的动机与利益方面,包含了提升科技发展的知识、获得研发经费的来源等,产学合作必须对产学双方都能产生效益,才能持续不断的办下去。徐作圣[9]指出有无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经验,将直接影响高等院校的产学合作知识转移机制建立,政策规范和跨组织、跨领域合作人才的培养。王健全[10]认为学界缺乏跨组织、跨领域合作之人才,是导致产学合作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白小龙[11]提出高校作为知识源,其参与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人员,具备的素质与能力将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Sulanski[2]提出,知识源害怕失去对知识的所有权,或是担心知识转移后不能得到平等的回报,因此有些企业为了限制知识的共享和泄露,制定了严格的程序、政策和条例。
而作为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另一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作为知识受体往往是处于知识需求或知识弱势的一方。知识受体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接收意愿和接收能力。吴想[12]等认为吸收意愿主要是指知识受体参与知识转移的主动性,即知识受体是否存在明确的从知识源吸取知识的意图。Duanmu J L和Fai F M[13]提出,考察知识转移最终效果的重点就是知识接受者对知识的吸收、理解及创新。
根据学者研究可以发现,在产学合作知识转移过程中,大学的知识转移能力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接收能力,都将直接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在参与产学合作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对象都是知识,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最终影响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绩效和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大学知识转移能力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H2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接收能力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1.2 知识特性
庄亚明、李金生[14]认为影响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是由于知识的模糊性、隐形、特殊性、复杂性等特性。Zander[15]指出转移知识的性质,它的隐性与显性,对于知识转移影响很大,知识的可表达性指知识可以通过口头、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程度。Cummings J.L[16]认为知识的结构越复杂、信息含量越大、技术原理越深奥、专业性越强,知识就越难以被表达,导致能理解该知识的人也越少。知识的可表达性越差,知识转移就越难。
为了探究知识特性如何对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将知识特性分为可表达性和复杂性。根据文献研究可以看到,因为知识特性的不同,导致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假如知识的可表达性强,则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也会提高,有助于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顺利发生;知识的可表达性弱,必然将影响大学对知识的传授和企业对知识的理解。同理,知识的复杂性高,通过知识转移获得的知识和技术能使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更高竞争优势,大学的知识转移能力与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也将因此而发生变化,所以知识的特性在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对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两个主体能力发生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知识特性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正相关
H3a知识特性与大学知识转化能力正相关
H3a知识特性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正相关
1.3 界面管理能力
界面是指事物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的状态。界面管理可定义为:为某一任务或解决某一问题的解决所涉及的企业之间、各组织部门之间、各有关成员之间或各种设备、硬件软件、工序流程之间在信息、物资、资金等要素交流、联系方面的交互作用状况。
本文将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界面管理维度分为信任、合作机制和沟通三个方面。因为信任程度的不同、沟通方式的改变,将影响知识转移主体的意愿,组织的投入,因此界面管理维度,也将影响大学方的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方的知识吸收能力,同时考虑到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中的界面管理维度因素,已经直接影响到产学合作的最终效果,如合作机制中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因此针对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界面管理,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界面管理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正相关
H4a界面管理与大学知识转化能力正相关
H4b界面管理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正相关
H5界面管理与产学合作效果正相关
1.4 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结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将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分为学习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学习能力主要包含根据产学合作知识转移是否使企业技术人员工作技能得到提高,对新技术和发展趋势的理解提高,对个人学习的重视程度得到提高等;产品开发能力主要从新产品开发速度、企业生产成本、产品质量三个角度考量;技术水平则通过企业核心技术水平,生产流程,以及新知识的产生三个维度衡量。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效果的检验,也可以体现产学合作知识转移是否有成效,因而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以下假设:
H6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产学合作效果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实证研究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是在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文构建的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机理模型进行设计的。问卷由6个潜变量构成,各变量的测量问项如下: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分为转移意愿和知识转移情境两个维度,共6个问项来测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由组织支持、硬件支持和知识吸收情境三个维度构成,共9个问项来测量;知识特性分为知识的可表达性和复杂性两个维度,共6个问项测量;界面管理水平分为信任、合作机制和沟通三个维度,共9个问项测量;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三个维度构成,共9个问项测量;产学合作效果分为无形效果和有形效果两个维度,共6个问项测量。本问卷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法,5分代表非常符合,1分代表不符合。
2.2 研究样本
问卷发放的对象为西安市部分高校和高新技术企业参与过产学合作知识转移项目的人员。本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实地走访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34份,回收率为78%,有效率为65%。
2.3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的内容效度,对6个潜变量分别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s Tes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高于最低标准0.5;其次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各变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或接近60%,说明测量数据适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且问卷的选项具有较好的效度、设计较合理。
最后使用SPSS18.0分析问卷各变量的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以检验问卷信度,结果表明各变量的α系数均高于0.6,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收敛效度。
2.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首先运用Amos20.0软件,对大学知识转移能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知识特性、界面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学合作效果六个变量进行测量。第一步计算的是测量问题的因子载荷,各因子载荷大于0.4,表示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第二步测量模型的拟合度,六个变量的拟合优度指数(GFI)、本特勒与波内特正态化拟合指数(NFI)、本特勒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指数(TLI)均大于或接近0.9,说明模型各变量拟合的较好。
接着运用Amos20.0软件对整个模型进行综合结构分析,经过在观测变量之间建立关联误差来修正模型后,整个模型的拟合指标如表1所示,最终各假设的验证结果以及各变量间具体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西安部分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参与过产学合作项目的人员的调研,分析了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研究结论如下:
(1)主体因素: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0.87,显著高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通过调研发现,众多参与者认为大学所掌握的新知识、新技术非常丰富,关键在于大学方是否有意愿或有能力将其通过正确的方式转移至高新技术企业。而且企业方一般都对新的知识、技术都有较强的学习意愿,考虑到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新知识、新技术的引进,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尤为突出。因此在主体因素中,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即转移意愿和知识转移情境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更为突出。所以,今后的研究要更关注如何提高大学知识转移能力,比如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大学核心知识保密制度等。
(2)知识特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特性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0.27,远低于其对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知识特性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间接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都要增强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进行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界面管理能力: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同知识特性一样,界面管理能力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间接影响更加突出。界面管理主要研究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主体之间的联系,从主体之间的关系、合作机制以及沟通的角度考虑,更多的是通过对产学合作知识转移主体的影响,进而影响产学合作知识转移效果和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大学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通过界面管理相联系,共同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学合作效果产生影响。
(4)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产学合作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正向作用,而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又反过来作用于产学合作效果,形成正向循环影响,所以产学合作知识转移和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3.2 对策与建议
3.2.1 提高大学的知识转移能力。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可知,为提高大学知识转移能力,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的前提是共同的利益;其次大学方作为知识持有者,要能够根据企业的需求将抽象的知识具象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使知识更易被企业方吸收,进而促进大学方的知识转移能力。
3.2.2 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进而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本身来看,企业管理层要重视产学合作,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来激励技术人员从产学合作中获取新知识新技术,需要为企业在产学合作中顺利吸收知识提供相应的设备和资金支持,需要积累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经验来提高其知识吸收能力;从知识特性角度看,企业需要提高理解复杂知识、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知识吸收能力;从界面管理角度看,企业要与大学相互信任,合理分配利益,以保证产学合作顺利进行,并且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大学充分了解企业需求,向企业提供有用的知识与技术,促进知识有效吸收。
3.2.3 加强政府的作用。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8
4月8日,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与部分企业的育种战略合作2014年工作会议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 进一步研究如何建立科企协同创新机制, 快速提升我国玉米育种创新能力和水平, 发展现代玉米种业。第三批合作企业代表与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签署了玉米育种创新战略合作协议, 目前合作企业已经发展到60家。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的加盟, 为体系内种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生物技术育种平台, 也将为应对抗虫、抗除草剂等转基因玉米商业化提供技术支持。
▲背景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1]8号) 的出台, 是我国种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这标志着我国农作物育种研发由科研机构为主真正向企业为主转变,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 是大势所趋。经过十几年的种业市场化经营, 我国民营企业已初具规模, 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与国外种业相比, 民营企业在产品研发投入、产品自主创新、种子生产能力、质量控制能力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相差甚远。为推进我国种子企业加速提升育种研发和技术水平, 实现育种创新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现代种业集团的目标,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先后与60家企业在提升玉米育种创新能力等方面建立了相互支持、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宗旨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与60家种业企业施行育种战略合作计划, 是提高企业育种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现代种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破解科研与生产脱节、资源分散、创新效率低、信息封闭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提出了“集团对集团”的合作模式, 即以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育种岗位专家和育种实力较强的综合试验站为核心, 面向国内优势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旨在协同创新机制, 整合科技资源, 提高商业育种效率和种业创新能力, 同时促进国有科研机构的育种创新目标和动力, 推动我国玉米育种和种业科技进步, 发展现代种业。
▲案例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在种质发放、人才培养、育种技术路线的顶层设计、种子加工、栽培与植保技术、信息交流、材料交换、测试平台建设等方面向企业提供帮助, 使企业初步建立商业化育种机制。如北大荒垦丰种业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育种岗位专家曹靖生研究员及依托单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的帮助下, 按照商业化育种要求, 组建了科研团队, 采用新的技术路线和新种质, 初步创建了一批耐密、抗倒、适于机械化作业的育种新材料, 为企业的商业化育种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些企业与试验站依托单位的合作也取得了明显效果。新疆九禾种业有限公司是第二批加入科企联盟的企业, 但却是最早受益于科企合作和国家玉米产业体系支持的企业之一。九禾种业自2003年成立起, 就与新疆农科院开展科企合作, 通过合作开发农科院培育的小麦新品种起家, 又在与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乌鲁木齐试验站深入的玉米育种合作中, 开启了九禾科企合作全新的局面。
对于科企合作带给企业的诸多益处, 九禾种业副总经理王长海欣悦地讲述:“新疆九禾种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是科企合作的成果, 也是企业尊重科学、尊重专家、诚实守信的结果。在与新疆农科院以及产业体系的长期合作中, 九禾种业得到了更多的资源、人才、技术上的回馈和支持, 从而补齐了企业发展的短板, 并且在企业购并、国内国际合作、自主研发平台的搭建以及生产加工技术的升级换代中, 得到了产业体系无私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张世煌、郭庆法、李明顺等专家及乌鲁木齐试验站的梁晓玲研究员, 每年都要多次深入企业一线, 现场指导、田间培训, 为公司出谋划策, 解决技术难题, 在品种和技术上支持, 方向上引导, 使九禾种业得以跨越发展。一个又一个的合作成果, 充分显示了科企联合在资源、人才与市场、资金优势互补后带来的高效率, 达到了合作双赢的目标。”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批战略合作企业。“自加入体系以来, 金海无论在种质资源创新还是种质资源库建设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和调整。体系专家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对金海的科研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帮助我们建立起商业化育种体系, 使公司对商业化育种日渐娴熟, 选育出一批骨干材料, 组配出金海227、1152、3055等早熟、丰产、抗逆性好、适于机械化收获的优秀组合, 顺利进入各省区域试验和审定, 在体系的联合试验中崭露头角。很感谢体系为金海带来的帮助和支持, 通过种质资源创新以及对公司商业化育种的顶层设计、跟踪指导, 使金海的科技研发处于强有力的智力保障和技术支撑之下。”金海执行董事邓秀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科企合作的认可溢于言表。
▲思考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 科企合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及教训了。“我们要把育种研究室与企业的合作模式逐步扩展到体系的其他研究室和相关领域, 请植保、栽培、土壤、农机、农学等各领域的专家都要帮助种子产业的发展。各个研究室都要研究科企合作的需求、目标与合作方式, 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当前, 我国种业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涉及到每个企业和每一位科研人员, 主要差距不是我们能力低, 也不是缺乏资源, 而是科技资源整合不到位。科企应该联合起来, 讨论更深层次的原因, 抱团取暖, 提高能力建设, 但不能急于求成, 要建立一个稳妥的可持续机制才是正道。”张世煌认为, 建立科企合作联盟的目标是形成符合国际潮流的新型种业利益集团。
张世煌强调,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要坚持公益性, 针对种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开展相关研究, 建立健全品种测试系统与试验网络, 使体系成为中国玉米种业迫切需要的前沿育种研发中心。向合作企业发放育种材料, 包括改良种质后选育二环选系的早代和高代系谱群体, 帮助解决企业对人才、技术、种质资源和信息的需求。
专家认为, 企业要越来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例如品种审定、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的后续管理等问题。张世煌表示:“这三大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种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企业的声音至关重要, 企业一定要把想法和需求讲出来, 经过多方交流与合作, 探寻解决途径。”
▲2013年8月,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与合作企业在东北区的育种考察和田间开放日活动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9
由于全球变暖与能源危机的日益加剧,世界各国纷纷将注重点放在“低碳经济”上,把开发新能源和支持节能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展点和提高点,以追求绿色GDP。交通动力的来源是21世纪能源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以非常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的新能源汽车备受人们的关注,已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得到了国家能源战略的强力引导与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较晚,目前国内市场上研发技术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缺乏主流的发展方向,以电力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并没有真正做到环保。为解决这一问题,“十二五”时期,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大力倡导产学研合作,以加快企业技术研发进度,“十三五”时期更是提出市场主导、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协调发展的理念,将被动发展转为主动创新,研发下一代技术,努力提高新能源汽车创新成果,以使创新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见,如何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
然而独立创新将会面临较高的成本和巨大的风险,创新成果也不容乐观,而如果选择与其他企业或机构合作将会大大减少创新过程中的困难[1]。目前随着创新环境的日益复杂化,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融入到创新活动中,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等,形成了一种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新型合作模式———合作创新网络模式[2,3]。因此,本文选择在新形势下探讨合作创新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理论研究与假设模型
Freeman于1911年初次提出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s)的概念,他指出创新网络是一种用来处理系统性创新的基本制度协议,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市场和组织形式[4]。此后,创新网络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研究领域也扩展到网络结构、网络合作与管理绩效、企业创新关系的层面[2,3]。目前学术界关于合作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1)从关系特征角度研究网络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5,6];(2)从结构特征角度研究网络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7,8]。本文选取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以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为视角,在合作创新和社会网络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网络结构特征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并通过多元回归进行验证,为新能源汽车企业以后合作创新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1.1 创新网络的个体结构特征
网络结构反映了处于网络中的成员在信息交流、协同合作、知识学习等方面的动态行为,对成员之间的交流促进、资源利用以及知识流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社会学家对网络结构的特征进行了研究,Freeman(1991)阐述了网络成员的“中心性”,主要包括网络成员的中心势和中间中心度两个变量[9]。Burt(1992)将结构洞的概念定义为一个节点联结网络中的两个无联系成员的非冗余关系[10]。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网络结构特征来研究网络中各节点在网络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示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合作协同程度,主要从网络结构的节点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个体特征分析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节点度(Node Degree)是在网络中刻画节点中心性(Node Centrality)的最直接指标,它指的是网络中与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目,实际反映的是企业节点所拥有的子网络规模的大小。网络中一个节点的节点度越大,说明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越高,地位越重要。
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指网络中节点通过控制或处于其他组织机构合作途径的中间,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如果删除了该节点,则阻碍了其他节点相互交流的路径。如果一个节点的中介中心度很低,则表明其对任何两个组织机构的合作价值很低,则这样的节点一般处于网络的边缘;如果其值比较大,则说明该节点处于网络的中心。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是指网络中节点处于其他两个节点之间的唯一联结途径上形成的类似“洞”的合作形态,对企业获得新观念和新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存在结构洞,某些具有异质性的松散型的网络结构可以相互联结起来,从而为合作网络中的各企业节点的成长提供有利的外部资源。
1.2 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绩效是指企业与其他组织机构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相互协作进行一系列创新活动之后带给企业的创新成果。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其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内外学者对创新绩效指标的衡量主要包括单一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以及多种综合评判指标。John D(2001)等从产品销售量的增长情况、收益和成本分析等财务指标来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11];吴亚桃(2006)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角度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12];赵波(2011)认为创新绩效涵盖了产品创新绩效、技术创新绩效和生态创新绩效[13]。对于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其经济绩效是衡量企业经营成果最直观的指标,其对社会的贡献力量是企业持续经营的隐形推动力。在我国,汽车产业受到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发展,可替代燃料和可替代动力成为发展汽车产业的一个突破点,对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等生态因素的考虑是衡量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14]。在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研究对象为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考虑到其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发展都有重大贡献,所以本文将创新绩效衡量指标定义为经济、社会和生态绩效这3个方面。
1.3 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
1.3.1 节点度与创新绩效
在当前新经济形态下,企业能否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是否很好地与外部网络成员相互沟通和信息交流,充分利用外部创新网络资源。创新网络中,创新企业的节点度越大,表明其在创新过程中能够直接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创新活动的途径越多,与网络中其他组织机构进行信息和知识交流的机会越多,接触到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对产业内最新的创新动态能够及时更新,同时也增加了对抗风险的途径和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15],尤其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其创新绩效受网络外部创新因素的正向影响最大[16]。合作对象越多的主体越能够从外部获得已存在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减少创新研发成本、降低创新活动的风险,减少经济利益的流出,而当企业获得新兴技术成果时,合作者越多,受益群体越大,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力越大。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证实了这一点,Victor Gilsing(2008)通过路径长度、节点中心性和网络密度分析了联盟网络中企业的创新潜力[17];张华(2013)认为网络中心性与知识创新正相关[18]。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如果拥有更多渠道来获得可再生能源,则可以减缓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开发和破坏。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H1:企业的节点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11:企业的节点度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12:企业的节点度对企业社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13:企业的节点度对企业生态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1.3.2 中介中心度与创新绩效
中介中心度反映了网络中节点对创新资源的控制程度,中介性较高的节点拥有对知识和创新成果扩散的控制能力,可以影响信息、知识等创新资源在网络中的流动,不仅能够在技术和产品研发的获取方面占据一定的先导性,而且对于创新成果在市场中的扩散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其创新成果对相关行业发展动态有一定的话语权。赵炎(2013)认为个体中介中心度对嵌入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赵爽(2014)通过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网络结构数据得出中介中心度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0]。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处于知识和信息传播媒介的企业相比其他企业来说更有机会获得新产品、新技术来减少对高消耗、高污染汽车的生产和使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也有保护作用。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H2:企业的中介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21:企业的中介中心度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22:企业的中介中心度对企业社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23:企业的中介中心度对企业生态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1.3.3 结构洞与创新绩效
在创新网络中,企业拥有的结构洞越多,表明其处于多对网络成员的唯一联结途径位置上,相对来说占据着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其可获取信息、知识等创新资源的概率越大,越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扩散和知识流动,创新成果越显著[21]。樊群林(2011)以四川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证明结构嵌入性变量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的解释有效[22];Fausto Di Vincenzo(2012)研究认为结构洞的存在能增加员工之间的合作程度,但超过一定限度后其效果会随着结构洞的增加而减少[23]。所以说,相比一般企业来说,拥有结构洞越多的企业更有机会接触到与一定程度上与本企业相互隔断的关系网络,从而获取并利用有别于本网络的异质资源,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取创新资源,其创新成果更容易扩散到其他组织网络中,对不同群体中创新性产品和技术成果扩散具有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H3:企业的结构洞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31:企业的结构洞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32:企业的结构洞对企业社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33:企业的结构洞对企业生态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1.4 研究假设模型
基于以上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网络结构特征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该模型能更清楚地展示出创新网络中不同结构特征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2 实证数据说明
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新能源汽车企业合作现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本文通过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表,借鉴前人的经验提取合理的指标等方法,并且以实地调研和电子邮件发放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保证了研究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2.1 数据来源与分析
为真实有效地反映新能源汽车合作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以北京、上海、天津、安徽、陕西、江苏、广东、辽宁新能源汽车发展较为领先的省份为创新网络的边界来进行统计,研究对象为新能源汽车(包括汽车、客车、商用车等)产业链中的企业,对此进行重点选取和随机抽样并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企业基本情况、合作创新对象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情况。重点调研样本为65家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龙头企业,进行逐户走访并选取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填写,其次,随机抽取235家中小型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调研。由于逐户走访能对问卷填写者进行筛选,在调研过程中能够对不理解的问题进行阐述,其问卷收回率达到100%,电子邮件调研回复132份,收回率达到56.17%。
2.2 企业合作对象的确定与问卷设计
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中主要合作对象有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等,为了更好地展示和分析企业合作活动过程,本文将企业合作网络分为三大类: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企业与政府、金融和科技等中介机构的合作。根据不同的合作对象,本文在设计问卷时也会根据其特性来进行设计。
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合作企业包括处于企业供应链上的企业、供应商和客户、与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同质企业,合作形式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所以对于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基于合同形式还是与技术人员的交流都算入到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
目前产学研形式的合作创新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于企业来说,高校、科研院所具有更多的创新资源,企业与之合作形式包括签订合同、引进人才、共建基地、访问学习等。
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部门可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上的支持,金融机构解决资金问题,科技中介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协会组织增加了信息来源的渠道。因此,本文在设计问卷时对于中介机构主要分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技术中介、行业协会,企业在创新环节得到其中一种支持都算入与中介机构的合作。
2.3 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由于企业合作创新网络的客观存在性,企业社会网络结构的数据无法用Cronbach’s Alpha和KMO值来检验其信度和效度[24],所以为了保证网络合作数据问卷的信度,在问卷设计时,尤其对于企业间的非正式合作时,应该尽量避免直接询问两个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而是采用“有过交流和见面”、“在技术方面咨询过”等问题来获得企业间合作数据,有利于调研数据的详尽。对于网络合作绩效问卷的效度,在每个题项上选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打分制,从低到高依次赋予值1(完全不同意)、2、3、4、5(完全同意),尽可能剔除无效问卷。
3 实证过程及结论分析
为了研究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前面的假设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结果进行分析。
3.1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测度
3.1.1 解释变量的测度
本文研究的是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故选用节点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这3个维度来测量,并考虑了企业之间、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之间的连接,从企业与这些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中运用Ucinet6.0可以计算出每个企业节点的3个维度。
3.1.2 被解释变量的测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创新绩效,主要包括企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绩效。经济绩效的特征是少投入、多产出为特征,其目的是尽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新能源汽车企业中可用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新产品给企业带来的利润这3个指标来衡量[25,26,27];社会绩效是指企业处于社会群体中为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可以用新技术、新产品对社会相关产品的带动作用、企业对社会就业的作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28];针对当前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以及污染物等非期望产出超标现状,节能和减排都应受到重视[29],新能源汽车能降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环保效益,所以在生态绩效方面可以用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来衡量[30]。将最终统计结果运用SPSS计算3个绩效的Cronbach’s Alpha和KMO值来对168份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计算结果分别为0.934、0.861、0.796和0.759、0.878、0.831,其值均大于0.7,说明这个绩效指标选取的信度和效度都满足要求。
3.2 研究假设的验证
对个体节点度的测定,综合考虑了企业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的直接连接,本文采用了企业合作创新综合网络的数据,而对个体节点的中介性和结构洞的测量上,考虑到政府和中介机构对企业合作创新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而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才是创新的主体,本文则主要采用了企业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来分析。从相关系数来看,3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满足要求,见表1,可见节点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与创新绩效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自变量节点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这三者代表不同的网络结构特征,所以对其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予考虑。
注:**p<0.01。
注:***p<0.001,**p<0.01,*p<0.05。
从表2的回归系数来看,节点度对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促进作用是极其显著的(p<0.01),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371、0.642,而节点度对于生态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即H11、H12成立,H13不成立;从中介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来看,其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p<0.01),标准化系数为0.337,假设H21成立,而对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22和H23不成立;从结构洞的角度来看,结构洞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生态绩效的促进作用极其显著(p<0.01),标准化系数为0.908,由此可见结构洞对生态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假设成立,即H31和H32不成立,H33成立。
3.3 假设模型的修正
综合以上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将上文的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假设进行修正,结果见图2。
4 结论与展望
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知识获取、吸收、转化以及应用的过程,故创新网络成员的多样性能够促进不同的知识在企业成员之间的流动与转移,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31]。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在理论研究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合作创新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实证结果检验表明,新能源汽车企业合作创新网络的节点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在企业获取外部资源方面有不同的影响力量,整体上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合作上与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机构等的合作越频繁,对资源的掌控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创新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然而对生态绩效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一定的说服力,可见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创新活动上并没有将其所拥有的资源尽可能地运用于节能和减排的研发创新上,其注重点过多地放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上,而忽视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最初目的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所以目前整个产业发展方向需要调整,诱导企业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关注对生态效益的追求。
在合作网络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创新资源拥有控制权的企业更相信自身能力,倾向于将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影响和控制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而在网络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比较依赖创新给企业带来的经济业务上的突破,由于资源稀缺从而更愿意选择模仿已存在的先进技术。所以,网络中不同地位的企业要合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尽可能发挥资源的利用价值,借助外部网络关系将获得的资源内化为生产力,提高创新绩效的同时利用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给其他创新主体传播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等信息,达到一种合作共赢的局面,促进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新能源汽车企业合作创新网络中,对创新资源具有主导地位的企业在其他无往来组织机构之间起到了“桥”作用,此类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企业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结构洞的增加对企业生态绩效的影响最大,从统计数据来看,企业结构洞增加更多源自于企业与不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合作,说明企业和其他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企业的生态绩效关联性不大,政府与中介机构更加关注新能源汽车节能与环保的效益,这些中介机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企业的创新活动,但为主体层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和服务的支持,减少了企业合作的成本,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扮演了引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通过舆论宣传、政策、经济和法律手段促进企业合作,其产业扶持政策的注重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合作创新网络发展的方向,在未来发展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对等式合作创新 篇10
关键词：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高校,产学研合作,促进作用
产学研合作是指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是高校服务社会、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从少到多, 从弱到强, 逐步优化。但是, 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给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面向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本质是通过高校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推动高校与行业产业的融合, 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这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有相同之处。因此, 中心建设将会对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对中心促进高校产学研合作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以期实现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和高校产学研合作的更好结合。
一、高校产学研合作的现状
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 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2]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高校整体实力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高校产学研合作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 高校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阻碍了高校产学研合作; (2) 高校与企业的交流沟通太少; (3) 缺少能够将高校和企业聚集到一起的机构和平台; (4) 未建立公平合理完善的合作运行机制; (5) 引导支持和配套政策的数量和质量需要提升。
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2011年,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提出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 该计划是针对新时期中国高等学校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形势下的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2011计划”通过高校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国际创新力量等机构合作, 建设一批协同创新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分为面向科学前沿、行业产业、区域发展和文化传承四大类。面向行业产业类的协同创新中心是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 通过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企业, 特别是与大型骨干企业的强强联合, 预期成为支撑我国行业产业发展的核心共性技术研发和转移的重要基地。[3]
三、中心建设对产学研合作的意义
1. 为促进产学研合作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面向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纳入到同一个合作体内, 在此创新体内, 原有的机构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 各种创新要素之间的合作更加直接、快捷, 相比以往高校与企业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等合作方式, 中心内的合作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加。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中心内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机制, 打破束缚合作的体制机制, 实现各创新要素的有效融合, 使各创新体之间的合作更加顺畅, 将能够极大地提高合作的效率。可以说,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提升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2. 中心的目标和定位与促进产学研合作吻合
教育部文件当中指出, 面向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是以“支撑传统、引领新兴、产学融合、贡献重大”为建设宗旨, 经过改革发展, 使面向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成为我国行业产业前瞻与共性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 推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转化平台, 高端行业产业人才的培养摇篮。促进产学研合作在中心的发展目标当中得到了明确体现。[4]
面向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 顾名思义, 其定位就在于服务行业产业的发展。在中心内, 技术的研发可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完成, 产业化生产需要在企业进行, 研发和生产需要紧密联系。这与产学研合作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
四、中心对高校产学研合作的促进作用
1. 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行业要发展, 关键在“人”, 只有“人”的发展, 才能更好地为行业服务。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 同时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怪像。在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 可以加大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力度, 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1) 设置一些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 让学生多参加一些研究和生产实践,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设置一些与实际应用相符的学生考核标准, 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2) 将中心内的企业和企业家纳入到教育力量当中, 一方面能够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更多的接触企业、了解企业, 更好的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心通过输送大量优秀人才进入企业, 服务企业来促进产学研合作。
2. 确立科研团队和科研方向
中心根据发展目标组建科研团队, 确定科研方向, 所有的团队和方向都为行业的发展服务。高校将最优秀的科研团队聚集到中心内, 根据中心内行业企业的技术需求, 设置研究团队和方向, 实行反向研发, 研究成果再应用到企业中去, 这就促进了产学研的互相融合。
3. 发挥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
当前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主要以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这一标准用于面向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显然是不合适的。根据发展目标和定位, 中心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应以应用性科研成果为主要内容, 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数量, 成果开发的工程化水平, 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服务行业企业发展等情况。以此为标准, 引导高校和企业将科研与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既能推动行业产业水平提升又能促进高校的产学研合作。
4. 高校与企业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中心整合参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资源,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和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生产需求都会反馈给资源平台, 这样中心科研人员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平台内寻找到所需的资源。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一方面解决了原来高校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另一方面打破原来各单位之间合作存在的条条框框。
高校通过协同创新中心的这种模式和体制机制, 提升行业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促进高校的产学研合作, 是双赢的好事。本文结合高校产学研合作现状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情况, 浅析了协同中心对产学研的促进作用, 对于两者的结合方式, 在以后的实践当中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 逐步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1]马卫华, 许治.我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现状与特点[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23) :109—113.
[2]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3]胡冬云, 陶丹.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 2012 (11) :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