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共12篇）
中国人民大学 篇1
一、融合课程，衔接知识，满足需求
《中国教师》:王校长您好, 贵校在开设大学先修课程中, 已经有了哪些探索?
王海玲：近年来，我校陆续引进中外办学项目，其中包括开设了系列美国的A P课程。目前开设的课程有微积分、物理、化学、统计学、经济学等课程。
我校开设了国家选修课程，衔接大学基础课程。我校在高中课改中，把大力推进国家选修课程的开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从国家的课程设计角度讲，高中的国家选修课程是高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选修课程也是连接中学必修课程与大学基础课程的桥梁，国家选修课中的很多教学内容属于中学课程向大学课程的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相对于校本选修课程，国家选修课有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和正式出版的教材，有规范的模块考试及学分认定，教学标准更易于科学规范地实施与评价。因此，我校在高中新课改以来，大力推进了国家选修课程的建设。在所开的国家选修课中，不少内容和深度已达到大学的水平。我们希望通过国家选修课，让中学课程与大学课程实现对接。经过高中课改的4年，目前我校已经开出了90%的国家选修课程，例如数学国家选修课有16个模块已经开设了15个，每学期可开设任选国家选修课50—60门。另外学校要求教师们对国家课程进行适当校本化的改造，使它更适合我校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实际需求，并且特别强调，将国家选修课程与大学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进行深度融合与衔接。
我校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及特长发展的需要，在必修、选修课程中不同程度地引入了大学课程的相关学习内容。第一，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需求。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天文等学科的奥林匹克竞赛，这些学科的竞赛都需要学习大学相关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针对这一部分学生的需求，学校为他们增加了大学的相关课程。这类课程的师资来源采用的是本校教师和外聘大学师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学生学习水平的需求。对于不参加学科竞赛的大多数学生，我校也从学生学习水平及个人特长的差异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增加大学先修课程内容：一是在高中必修课中，部分学科加入了大学基础课程的相关内容。例如外语学科。根据我校学生外语水平较高的情况，从高一年级就开设了大学英语听力课程，采用大学听力教材作为必修课教材。二是在高中部分年级的部分班级，针对学生不同学习水平及未来学业发展方向，采用数、理、化的走班教学方式，分成不同类型的课程。其中针对数、理、化方面最优秀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中，教学的内容和进度不受常规教学的限制，学习及讨论的问题完全深入到学科最前沿研究的问题。例如高一数理化的走班教学，在必修和选修课中，已经大量加入了大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高等数学等内容。三是在面向全体学生的选修课程中，开设了“名家讲坛”系列选修课程，该课程全部聘请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著名教授来讲学，教授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同学们介绍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及专业见解，让我校学生亲身感受著名专家的人文精神和学者风范，深受学生欢迎。第三，学生科技项目研究的需求。随着我校科技活动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走进大学及科研院进行科学研究实践。例如参加“翱翔计划”、“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中美科学研究合作项目”等的学生，他们研究的科学项目所需要的知识大多数为大学的学习内容，在这些学生到大学进行科学研究之前，我校为他们开设了必要的大学过渡课程及专业课程，使他们能够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知识与能力。这些课程是采用本校师资和外聘师资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
二、夯实基础，邀请专家，培养师资
《中国教师》：贵校当初选择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的原因有哪些?
王海玲：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从学生的需求来说，我校的优秀学生基础扎实，学习兴趣浓厚，学习能力超强，富有挑战精神，有明确的人生发展目标。在某些学科领域，他们有突出的优势和特长，开设大学的选修课程可以充分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和特长的发展。
第二，学校具备了相关开设条件，包括师资条件、实验室条件、图书文献资料等等。比如师资条件，首先，我校原有师资力量雄厚，近几年大批毕业于北大、清华、人大等综合院校以及重点师范院校毕业的博士、硕士加入教师队伍，明显改变了原有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为开设大学选修课程储备了师资力量。其次，我校地处海淀中关村高校云集之地，与著名高校有多种合作培养创新人才的渠道及合作方式。一方面学校可以邀请专家教授来我校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另一方面高校乐于为我校培养师资，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今年暑期将为我校和部分重点高中创办高中生物教师夏令营培训活动。
三、扩充师资，扩建科室，开放资源
《中国教师》：贵校在发展大学先修课程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
王海玲：刚才说的教师资源虽然很丰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我校学生数量多，班额大，受编制限制，教师数量还不十分充足;我校教师往往身兼数职，有各类选修课、社会实践活动、科技活动、社团活动、研修课程等任务，新增设大学先修课程会进一步增加教师的教学负担和压力;最后是青年教师大多具备硕士、博士学位，但开设系统的大学专业课程还需要进行培训和进修。
另外，目前我校的实验室条件，虽然经过抗震加固的改造，实验条件已经大大提升，并且建设了一些专业化的实验室，但是实验室的数量偏少，仍不能满足教学及学生科学研究的需求;同时开设大学理、化、生的高端实验，现有实验设备也不能满足需要。我校计划在近几年校舍改造当中，扩建专业实验室。目前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只能借助高校和中科院资源单位的实验室。
还有，现在我校图书馆的资料不能满足大学课程学习的需求。一是我校要进行补充和改善，二是我们可以与其他资源单位建立相应的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向我校部分学生开放图书资料文献资源。
四、创造条件，进行试验，拟定方案
《中国教师》：贵校接下来在大学先修课程上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王海玲：我校还是会根据学生需求和学校的自身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将进行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的试验。初步设想是依托大学资源，在几个主要学科领域，每学科开设1—2门大学先修课程。我校各学科教研组召开了近年新入职的博士、硕士及骨干教师会，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学校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目前的师资条件，拟订了本学科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的初步方案。
比如语文教研组“大学先修课程”设置方案。开设原则：第一是学生的需求，第二是开设对于学生现在和将来有用的课程。要考虑“理论的增强”、“知识的拓展”、“内容的专题化”。开设对象：一是在语文学习上有突出兴趣和爱好，并有一定基础，将来或可成为发展方向的。二是将来不会选择文科方向，但对语文的某项能力的提升有要求，比如写作或口头表达、审美能力等。开设类别：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的通识类课程，向广度拓宽;二是面向有兴趣和有专业需求的学生的专题性课程，力争向深度拓展。接下来会开设：通识类课程，包括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美学入门等。还有专题类课程，包括：走近“红楼”、鲁迅作品十五讲、老舍小说研究、魏晋诗歌、古希腊神话选讲、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化经典包括：《老子》导读、《论语》导读、《庄子》导读等;语言文字：《说文解字》等;语言应用：演讲、辩论、应用写作、影视艺术。
五、统一标准，明确师资，解决经费
《中国教师》：您对我国开设大学先修课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海玲：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大学先修课程的统一课程标准，每个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是相对独立的、个性化的。因此，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程需要有一个关于课程名目、课程内容及学习要求的课程标准。我希望由大学或主管部门列出开设的主要学科的先修课程名录，并制订一个被国内各大学校所公认的课程学习内容、范围及课程标准。
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需要统一认识：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激发优秀学生的兴趣与发展特长?还是作为自主考试的参考成绩?或是到大学可以免修相关课程?以美国A P课程为例，A P课程成绩可以在招生、大学发放奖学金时作参考，也可以在大学当中折合一定的学分，还可以减少大学期间选修课程的费用等。因为具有明显的激励和选拔的功能，所以学生选择A P课程的学习动力增强。我希望大学先修课程的开设，能够体现出激励和选拔的功能。课程学习和考核的成绩，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例如可以把大学先修课成绩列入大学自主招生的成绩评价体系中，这样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招生模式的情况下，也能使这些学生表现出他们的学习能力。
我国还没有建立与大学先修课程相对应的考试机构及考试标准。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其评价标准如果各中学自行制订，显然不能得到大学的认可。我建议我国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其评价标准不应该由各中学自己来制定，应该由大学来制定。建议采用大学联考的方式，由大学自主招生相关机构组织进行统一命题和统一考试，成绩可以为大学所公认。并可以在大学自主招生中占一定比例，成绩达到优秀者可以获得大学认可的学分。
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师资是以大学教师为主还是中学教师为主?学校教师编制紧张问题如何解决?担任大学先修课程的教师是否要任职资格认证或进修培训?实验条件、图书条件如何满足?我觉得参照美国的A P课程师资，其来源主要是以中学老师为主比较好。目前让更多的大学老师来中学兼课显然不太现实，因而，我国中学大学先修课程以中学师资教学为主。但是对中学任职的教师应有博士以上的学历要求，并由大学进行培训，取得一定资格方可任教。
经费来源如何解决?涉及经费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师资费用，包括聘用大学的教师的讲课费、大学为中学老师进行培训的培训费以及授课教师的讲课津贴等。第二是教学资源费用，如大学教材，教学仪器，备课的资源，考试的资料等相关的费用。第三是实验室费用，包括中学实验室的扩建，设备的购置，实验材料、软件的购置;使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管理费用。第四是图书文献资料、网络信息资料的查询、专利使用等需要支付的费用。所以，建议经费来源途径一部分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的专项划拨，另外能允许社会企业或个人捐资助教，建立教育基金或奖学金，建立专项实验室或图书馆等。
中国人民大学 篇2
序 言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1954年，被确定为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大学和首批全国重点大学；1960年，被中央确定为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
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以“人民、人本、人文”为理念，以“实事求是”为校训，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办学宗旨，以“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以“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为学科特色，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人才培
养目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依法办学和自主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名称为中国人民大学(英文名称为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RUC)。
学校法定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学校设有中关村校区、通州校区、老校区和苏州校区，学校经举办者批准可视需要设立和调整校区及校址。
第三条 学校由国家设立，是国务院确定由教育部管理，并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的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非营利性组织。
第四条 学校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职能，实施普通高等教育，适当开展继续教育，积极拓展中外合作办学。
第五条 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依法享有以下办学自主权：
(一)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二)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按照国家学位制度的规定授予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
(三)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自主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开展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设施建设；
(四)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五)依法自主开展与海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交流和合作；
(六)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
(七)对国家提供的财产、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
(八)依法获得的其他办学自主权。
第六条 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七条 学校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坚持依法治校，坚持以师生为本，尊重学术自由，实行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和信息公开制度，依法接受监督。
第二章 学生
第八条 学生是指被学校依法录取、取得入学资格，具有学校学籍的受教育者。
第九条 学生享有下列权利：
(一)公平接受学校教育，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平等利用学校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
(二)参加素质拓展、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社团及文化体育等活动；
(三)公平获得在国内外学习深造和参加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
(四)在思想品德、综合素质、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达到学校规定学业标准时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五)按国家及学校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六)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其他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
(七)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对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
(八)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进行陈述、申辩，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学生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尊敬师长，努力学习；
(二)珍惜和维护学校名誉，维护学校利益；
(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四)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
(五)爱护并合理使用教育设备和生活设施；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文化体育设施及相关服务。
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和完善学生权利保护制度，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学校为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十三条 学校对取得突出成绩和为学校争得荣誉的学生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违纪学生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四条 学校鼓励、支持和保障学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支持和保障由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学生会委员会和研究生会委员会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
第十五条 在学校接受培训、成人教育、在职学习等其他类型的无学籍的受教育者，其权利义务由受教育者与学校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依法另行约定。
第三章 教职员工
第十六条 学校教职员工由教师、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等组成。
第十七条 学校对教职员工实行下列任职制度：
(一)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资格认证和岗位聘用制度；
(二)管理人员实行岗位聘用制度；
(三)工勤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岗位聘用制度。
第十八条 学校按照依法制定的人事管理制度对教职员工定期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解聘、晋升、奖励或者处分的依据。
第十九条 教职员工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工作职责使用学校的公共资源；
(二)公平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机会和条件；
(三)在品德、能力和业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
(四)公平获得各种奖励及荣誉称号；
(五)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其他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六)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
(七)就职务聘用、福利待遇、评优评奖、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对学校侵犯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条 学校教职员工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尊重学生，爱护学生；
(二)爱岗敬业，勤奋工作；
(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
(五)未经学校批准，不得在校外兼任实职；
(六)珍惜和维护学校名誉，维护学校利益；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一条 教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力量，学校为教师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第二十二条 学校逐步提高与学校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职员工福利待遇，建立和健全教职员工权利保护机制，维护教职员工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学校建立教职员工发展制度，构建完整的培训体系，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四条 学校建立各类表彰奖励制度，对为国家及学校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五条 学校鼓励和支持教职员工参加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二十六条 讲座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在站博士后、访问学者、进修教师等其他教育工作者，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进修活动期间，依据法律规定、政策规定、学校规定和合同约定，享受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学校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帮助。
第四章 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
第二十七条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并开展工作。学校党委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和决策基本制度。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的决议，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依法治校，依靠全校师生员工推进学校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审议确定学校基本管理制度，讨论决定涉及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以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事项。
(三)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负责人的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考核和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四)加强学校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五)加强党员理论学习，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
(六)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七)领导学校的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
(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学校内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实行政治领导，支持他们依照各自的章程开展活动。支持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参加统一战线相关活动，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其职责由其常务委员会履行。
党委会和党委常委会由党委书记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4/5以上方可召开。党委会和党委常委会采取表决制作出决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1/2方为通过；重大议题或干部人事任免事项的表决采取票决制，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人数的2/3方为通过。
第二十八条 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行政负责人，校长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校长的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学校总体发展规划、整体运行方案和重大改革实施方案；
(二)组织有关学校招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管理运行的各项工作，审定相关规章制度；
(三)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四)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拟订和执行经费预算方案，管理学校资产，积极筹措办学经费；
(六)主持校长办公会议，决策、协调、处理学校行政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七)其他需要由校长决定的重要事项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校长办公会由校长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4/5以上方可召开，会议决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校长认为多数人的意见不正确的，可以决定另行讨论，也可以由其本人最后决定，但多数人的意见应记入会议记录。
第二十九条 学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重大问题，由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第三十条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学校的党内监督机构，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及学校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保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十一条 学校设置人才培养委员会，由人才培养委员会主任主持开展工作。
人才培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问题、重大趋势，并提出决策咨询建议；
(二)依据法律和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审定人才培养规划、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制度设计和重要表彰、处分方案；
(三)指导招生、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组织建设、教学设施建设、教师教学培训和学生管理等工作；
(四)听取和审议人才培养工作计划与质量报告，审阅人才培养状况基本数据，研究讨论人才培养质量改进及保障措施；
(五)其他需要人才培养委员会决策的重大事项。
人才培养委员会会议由委员会主任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2/3以上方可召开，采取表决制作出决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1/2方为通过。
第三十二条 学校依法设置学术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开展工作并依据相关规定和章程组建、运行。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般由不担任行政职务的资深教授担任。
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学校学术发展规划、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二)审议科研计划方案，审议推荐科研项目，审查评定科研成果；
(三)讨论审议校内科研机构设置；
(四)制定学术规范，维护学术道德，处理学术纠纷等事项；
(五)完成校长委托的其他学术事项；
(六)其他需要学术委员会决策的重大事项。
学术委员会会议由委员会主任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2/3以上方可召开，采取表决制作出决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1/2方为通过。
第三十三条 学校设置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主持开展工作。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法律和有关规定审议学校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
(二)作出批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
(三)负责提名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四)制定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标准和办法；
(五)作出撤销已授学位的决定，作出撤销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决定；
(六)其他需要学位评定委员会决策的重大事项。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由委员会主席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2/3以上方可召开，采取表决制作出决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1/2方为通过。
第三十四条 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校长定期或不定期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职权是：
(一)听取学校章程草案的制定和修订情况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二)听取学校发展规划、教职工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校园建设以及其他重大改革和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听取学校工作、财务工作、工会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讨论通过学校提出的与教职工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校内分配实施方案以及相应的教职工聘任、考核、奖惩办法；
(五)审议学校上一届(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办理情况报告；
(六)按照有关工作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领导干部；
(七)通过多种方式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学校章程、规章制度和决策的落实，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八)讨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及学校与学校工会商定的其他事项。
教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是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领导机构，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教职工代表大会由主席团主席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2/3以上方可召开，采取表决制作出决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1/2方为通过。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是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按照各自章程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第三十六条 学校设置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工作的咨议机构，依据其章程就学校重要事项和重大决策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七条 学校董事会是由热心高等教育，关心、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的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的咨议机构，旨在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与合作、筹措学校办学资金，为学校非行政常设机构。
第三十八条 校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依据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活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第三十九条 学校依法设置工会、团委等群众组织，各群众组织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四十条 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变更或者撤销学校的党委和行政部门，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各部门的职能。各部门根据学校的授权，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责，为全校师生员工提供优质服务，构建精细化管理模式。
第四十一条 学校附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依据法律和学校规定实行相对独立的运营与管理。
第四十二条 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与其他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签订协议，联合设立相关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合作研究与技术开发、社会实践等。
第五章 教学科研机构
第四十三条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需要设置若干学院，并根据发展需要适时予以调整。学院可根据学校整体的发展目标和办学思路，提出设立学系、系级研究机构、院属教研室、实验室等机构的方案，报学校审批。
第四十四条 学院在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范围内自主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活动。学校本着事权相宜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在人、财、物等方面规范有序地赋予学院相应的管理权力，指导和监督学院相对独立地自主运行。
第四十五条 学院党委(总支)负责学院思想政治和党的建设工作，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学校的决定在本学院的贯彻执行，支持院长履行其职责。
第四十六条 院长是学院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受校长委托全面负责学院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队伍建设、行政管理、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日常工作。
第四十七条 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对学院的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安排进行集体讨论，表决决定或协商确定。党政联席会是学院最高决策机构，一般由院长主持。
第四十八条 学院设立以教授为主的人才培养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的作用。
第四十九条 校属研究机构是学校依据学科发展规划或重大研究任务需要而设置的、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学校直属机构。校属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按有关程序由校长任命或聘任。
第六章 财务、资产、后勤
第五十条 学校的举办者应完善学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学校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监督管理学校依法合理地使用教育经费、国有资产，提高经费和资产的使用绩效。
第五十一条 学校经费来源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为辅。
学校积极拓展办学经费来源，筹集办学资金，不断加大办学投入。
对校友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的捐赠，学校本着节俭高效的原则加以使用，确保捐赠目的的实现。
第五十二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核算、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学校经济秩序；构建财务监督体系，严格控制和管理财务预算，防范财务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第五十三条 财政拨款、办学收入、社会捐赠等财务信息，学校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公开，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五十四条 学校坚持勤俭办学方针，努力节约支出，建设节约型校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五十五条 学校通过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学校资产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第五十六条 学校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加强对学校无形资产的管理，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和良好形象。
第五十七条 学校后勤工作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服务。
第七章 学校与社会
第五十八条 学校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自主管理学校内部事务，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十九条 学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评价，依法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办学信息。
第六十条 学校利用自身优势和办学条件，通过多种方式服务社会，推动协同创新，并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第六十一条 学校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和多样化办学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高等教育及培训，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优质教育服务。开展非学历教育及培训以不影响学历教育为前提。
第六十二条 学校加强与所在地方、社区的沟通与合作，根据自身条件为所在地方、社区的发展提供服务。
第六十三条 学校根据国家需要和自身能力，积极开展面向老少边穷地区的对口支援。
第六十四条 学校充分发挥教育基金会在吸引社会捐赠、募集资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加办学资源。
第六十五条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包括在中国人民大学(含原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二分校)及前身学习或工作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学校授予各种荣誉学位和荣誉职衔的中外各界人士。
第六十六条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总会是学校依法注册成立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组织。学校建立校友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对校友事务实行专人管理，以多种方式联系和服务校友；优先为校友提供优质的继续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定期向校友通报学校发展情况与发展设想，听取校友的意见和建议。
第八章 学校标识
第六十七条 学校标识主要包括学校徽志和徽章。
学校徽志是圆形篆书人字徽标，以“人大红”为标准色，以三个并列的篆书“人”字图形为基础，寓意“人民、人本、人文”；下方有“1937”字样，代表学校建校时间；外环上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英文大写，下方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题写的校名。
学校徽章为印有学校徽志的圆形证章和题有校名的长方形证章。
第六十八条 学校校旗分为主旗和副旗。主旗为“人大红”色长方形旗帜，副旗为白色长方形旗帜，中央均印有学校徽志、吴玉章题写的校名以及学校英文大写的标准组合。
第六十九条 学校校歌是《中国人民大学之歌》。
第七十条 学校校庆日为10月3日。
第七十一条 学校的网址是http://。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二条 本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需提交教职员工代表大会讨论并征求意见，由校长办公会研究审议，最终由学校党委会讨论审定后，报教育部核准。
第七十三条 本章程由学校党委会负责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接受类别最丰富 篇3
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早已形成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继续教育为辅助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办学格局，成为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该校的留学生教育事业，经历了起步阶段（1952年至1966年）、发展阶段（1982年至1999年）和飞跃阶段（2000年至今）等3个阶段，2012年秋季在校留学生规模已经超过2106人，达到一个历史新高；近年来，在校留学生人数规模增长最快的是全英文硕士和交换生。截至201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已和世界上54个国家的210所大学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拥有来自107个国家与地区的长期留学生1600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接受留学生的类别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和研究学者。学校始终坚持以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招收本科留学生，保证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阳光透明。留学生招生主要包括面试招考、普通招考、全英文硕士生项目、推荐免试硕士生、政府交换来华留学生、“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等方式。
与首都其它高校相比，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的硬件设施并不占优势，住宿条件和数量的相对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留学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然而，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注重扬长避短，尽量改善留学生的生活设施，如2013年10月开始试营业的“1958俄罗斯西餐厅”，即是为学校的外籍老师和留学生提供的一个比较正宗的西式餐厅，作为休闲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学校还主动走出国门招生，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多国举办海外留学招生展，吸引更多优秀应届毕业生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同时还参与了13所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
抢眼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的留学生项目分为学历项目和非学历项目两大类。学历项目包括本科生项目、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中文授课硕士项目、中文授课博士项目等。从学校2014年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来看，招收留学生的有47个本科生专业、8个全英文硕士项目。此外，还有72个硕士专业、87个博士专业向外国留学生开放，所有课程讲授及论文写作均以中文为基础。非学历项目则包括语言进修项目、普通进修项目、高级进修项目、预科项目等。
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每年暑期开始举办的国际小学期成为该校一大亮点。在2013年国际小学期期间（即2013年7月3日至30日），共有3583名学生选修了国际小学期校级核心课程，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436名外校学生。该学期共有26个学院（系、部）开设了128门校级核心课程，包括中国研究、学科通识及学科前沿、中国文化普及和语言培训四大系列。其中，“中国研究”系列课程共28门，包括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等5个小的系列；“学科通识和学科前沿”系列课程共91门，包括人文类、社会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管理类、理工类等6个小的类别；“中国文化普及”系列课程共2门，包括中国书法、太极拳等；“语言培训”系列课程共7门，包括对外汉语培训和本校学生英语强化2个类别，其中，汉语培训类课程6门12个班，英语强化培训类课程1门14个班。
此次国际小学期的校级核心课程由130名教师承担（未包括汉语培训系列课程13名教师）。其中，本校教师29名，国内其他单位教师2名；另有海外教师99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所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此外，各学院在国际小学期期间还积极组织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实习、实践、夏令营、学术会议等活动。
本刊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 篇4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大学》:纪校长, 您好!这些年大家都在讲世界一流大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也再次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 但总体上感觉世界一流大学似乎很遥远、不太好把握。请问您是如何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
纪宝成校长 (以下简称纪校长)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目前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做过认定。其实大学办得好与不好, 在长期教育实践当中我们是有印象的, 名牌大学就是从办学实践中产生的, 而不是评选出来的。大学排行榜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是商业社会搞出来的, 我们过去没讲过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不等于说没有名牌这个说法, 名牌大学这个提法早就有了。我国的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来的。我们是个大国, 应当有世界一流大学, 这不仅是政府部门, 也是教育界的一种愿望。
1990年, 当时国家教委还提出, 中国人民大学 (以下简称人大) 是国家前十名的大学, 应该努力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好像国家教委不这样要求人大了, 而只重视理工科了。那个时候是重理轻文最严重的时期, 因为很多人片面地和错误地理解、解读邓小平同志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把这句话当成了重理轻文的根据。我认为, 小平同志没这个意思, 这是有些人误解了, 误读了。那种认为只有理工科才能建成一流大学的认识是不对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最出名的可能是人文社会科学。所以, 不要仅仅看SCI这类指标。我认为, 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看对本民族、本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杰出贡献首先表现在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上。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不是看一时一事, 而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和观察得出的结论。如果这样看, 在人们心目当中, 中国无疑有若干所名牌大学首先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名师对名校也非常重要。一方面优秀的师资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一方面会有大批的高水平科研成果。优秀的人才培养, 卓越的学术成就, 卓越的大师聚集在这些学校, 这都是中国一流大学最起码的条件。首先要是中国一流, 不是中国一流, 谈什么世界一流?
上述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够不够呢?还是不够的, 一流大学还得有相应的硬件设施、硬件条件和经费投入。没有大楼, 光有大师是不够的。所谓大楼, 就是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除此之外, 软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办学理念, 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关注人类未来、关注人类命运的大学精神, 是振兴国家、服务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大学的学术气氛, 一定是崇尚学术的, 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一定要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自由的学术氛围, 有兼容并蓄, 有容乃大的学术环境, 这样才能够涵养出优秀的人才, 大师也才能留得住。
所以人大提倡大师、大楼、大气, 其中大气更为关键。没有大气, 大师也会跑掉, 留不住的;光有大楼, 没有大师是不行的;但是有了大师, 没有大气, 大师很难存在下去。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大学》:大师、大楼、大气, 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确很重要。那么, 除此之外, 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可以比较的标准?如果没有标准, 我们如何来判定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纪校长:我认为一所大学只要对本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国际上一定会认可你。前年剑桥大学校长访问了人大, 他们过去对人大不是很了解。最近若干年,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 他们感觉人大非常特殊。而在中国访问时, 他们看到中国银行界、金融界, 几乎每一个银行都有人大的毕业生担任领导职务, 这是中国任何大学难以做到的。他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 就感觉人大很厉害, 也从这个侧面了解了人大。所以, 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 别人都是承认的, 并不是说都要看科研论文的数量。
当然, 世界一流大学也有一些可比的指标。如生师比就是个可比的指标。有人说某个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 但它的管理学院生师比是三十几比一;我们人大也一样, 有的学院非常有名, 但学生太多了, 生师比就显得很高。当然, 仅看一个学院的生师比并不科学, 因为共同课程还有其他学院承担。跟世界一流大学比, 我们的差别还很大, 这就是一个问题吧, 这是可比的。再比如人均占有的办学条件, 像人均经费。其实如果按人民币新的汇率算, 过去是把中国低估了。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比, 这两年我们有些高校的经费投入并不比国外少很多。
中国还有些特殊情况。世界上很多标准是欧美中心论搞出来的。现在有些人崇拜欧美, 美国人说的东西马上就成了中国的标准。我对这种状况深表忧虑。为什么老是拿美国的标准来套中国呢?
《大学》:这表明他们先进?
纪校长:那得看他们什么方面先进, 有些方面它先进吗?人文社会科学它就都先进?我可不这样看。人家自己也未必都这样看。有些人说中国这么不行, 那么不行。既然不行, 那么中国怎么保持连续30多年的平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 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
《大学》:不是有人总在说我们吗?说我们的增长是以什么什么为代价的, 成本很高。
纪校长:西方国家也一样, 也有这个过程。他们工业化时期造成的污染也不轻。当然不能说这都是必然的, 我们毕竟是后发的, 有后发优势, 应该避免前面的一些错误的东西。但不可能完全避免, 只能是减轻。而之所以不能避免, 主要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出了问题, 而在我们发展理念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 上出了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 要有价值的引领, 否则科学技术给人类经常带来灾难。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 可以改变世界, 既可以往好的方面改变, 同样也可以把世界向坏的方面改变。
我们国家有些人把“科教兴国”理解成了“技术兴国”, 而且只空谈些大道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 把很多具体的东西给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 有些人只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根本就不讲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小平同志在特定情况下讲的, 从来没有说过可以脱离生产关系, 从来没有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以不受价值的引领, 为人类进步服务。像日本福岛这次事故, 科学技术成了破坏力。为什么?它跟资本结合在一起了, 容易出问题:东京电力公司考虑成本、利润, 它考虑的是自己, 资本的力量很强大, 它甚至跟政府都屏蔽, 都不说真话。这就看出来科学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第一生产力, 什么情况下它是第一破坏力。
《大学》:如果不按照国外的标准来判定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呢?
纪校长:我前面提到过, 首先是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这是公认的标准。你看美国的一些大学, 肯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一些贡献,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肯定给英国做出了贡献, 而不是首先对中国做出了什么贡献。
当然, 可比的指标还是需要的。人家人均经费10000美元, 你的人均经费1000、2000美元, 你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恐怕不行。但是有哪些指标是可比的, 这值得研究。比如生师比, 这是可以参考的。虽然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 但是大体不应相差太多。生师比人家是8∶1, 你是20∶1, 能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吗?再比如小课堂的数量, 30人以下的课堂有多少, 20人以下的课堂有多少。这是精雕细刻、精细培养啊。动不动就是200人、150人的课堂, 甚至给800人一起讲课, 这样的大学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人均仪器设备值, 这个指标体现的是科学研究的能力, 不仅是为教师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还有助于学生的科学研究和科研能力培养。
《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 至少说在后大众化时期, 我们是不是很难做到世界一流大学那种精英教育?
纪校长: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不是矛盾的。既可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也可以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这个话不是现在讲的, 我在教育部当司长的时候就讲了, 我认为中国也应当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当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刚建立不久, 我就对他们讲, 你们千万不要升本科, 你们要办成亚洲一流的、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可惜中国的评价机制不是这样, 他们最后还是专升本了。这可能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毛病, 大家都不安于自己的位置, 有了专科上本科, 上了本科上硕士, 上了硕士上博士, 还冒出来一个什么博士后。所有类型的高校都按这一条道路走, 问题就很大。但是这个问题能光怨学校吗?好像怨不了学校, 中国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大学》:这恐怕都是“文凭社会”造成的。
纪校长:这些因素不是教育部门能够完全控制的, 所以把板子完全打在教育系统的头上, 我们感到愤愤不平,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
《大学》:还涉及用人制度的问题吧?
纪校长:是的, 干部制度、用人制度、社会评价机制上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不能够完全埋怨谁。
和欧美国家相比,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美国和欧洲国家并不像我们这样有庞大的科学院系统。这些国家的基础研究大都放在大学里面。我们这种科技和教育体制的双轨制, 可能造成国家大量的重复建设。我们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 希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科教体制统一考虑, 这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才能够比较经济地、合理地进行, 而且比较容易。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基础研究应该主要放在大学里面, 应用研究可以放在科学院、企业、政府研究部门等机构。
《大学》:日本就是教育与科技统一体制, 设立了文部科学省。
纪校长:日本是科教统一的, 而中国是两条线。中国的科技、科研和教育体制分家, 造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性障碍。
《大学》:如果按照您刚才讲的, 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人才培养, 那么是否表明科教分家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大学更看重人才培养。
纪校长: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不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的。
《大学》:这样不就产生矛盾了吗?
纪校长:不矛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教学、科研交叉在一起的。比如说研究生培养, 同时也是进行科学研究, 两方面一定会集中体现出来。世界上的名牌大学中, 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是导师和研究生一起做出来的。研究生不是大学生, 研究生就是研究生,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就是要搞研究的。当然, 本科生教学也有研究性思维的培养, 但真正搞科研的还是极少数的。到研究生阶段, 应该全部进入研究状态。如果科研和教育两种体制、“两张皮”的状况得到改变, 将会大大加快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一些世界一流大学, 比如东京大学, 就有上百个研究所都是挂在学校名下。有些人讲东京大学如何如何, 非要跟东京大学比较, 那好, 能把中国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变成日本那样吗?所以, 不顾国情, 乱提要求, 乱提口号, 问题其实很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讲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不容易, 因为力量过于分散, 也就是说一些基本的、一流大学必备的东西被人为分割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能成世界一流大学, 研究生院嘛, 它也是大学, 为什么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您认为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应该怎么协调?
纪校长:当然本科教学是基础, 不能光抓研究生教育, 也不能光抓科研。
《大学》:研究型大学似乎是更加偏重研究生教育?
纪校长:研究型大学只讲研究生肯定是不对的, 这也是中国自己造出来的。盲目追求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人大1986年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就达到2.6∶1, 是当时中国研究生比例最高的大学。那一年北京大学4∶1, 清华大学6∶1。但人大从来没有说谁研究生比例高谁就一定是研究型大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 某些大学造这种舆论, 认为谁研究生比例高谁就是研究型大学。盲目追求研究生比例, 这完全是误导。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这么个办法。
《大学》:您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纪校长:为国家服务, 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当然, 学术水准站在世界的前沿, 这也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合理的核心内涵。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对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不管是在人才培养上, 还是在学术繁荣上, 都做出自己杰出的贡献。
《大学》:怎么和其他国家比较呢?
纪校长: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比较方式。自然科学领域, 基本上没有意识形态的东西, 可以直接比较谁高谁低, 谁站在前沿。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主要是拥有学术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 能够在学术前沿上开展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相互交流。你要以你的一流学术水准赢得相应的学术话语权, 人家尊重你、认可你。人大最近这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发展模式等, 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以后得到了认可。不管美国的大学, 还是欧洲的、亚洲的大学, 大家都认识到人大经济学院、法学院的重要性。人大的人口研究毫无疑问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人口学教授长期在联合国人口机构里面进行工作。又比如金融学, 人大老校长黄达获得中国“首届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金融问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金融界的改革也许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但是很多部门只重视科学技术, 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边缘化的倾向仍然很严重。
一般来讲,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科研、一流的人才培养, 这些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还有一个一流的国际学术交流, 这也是很重要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讲到文化传承创新问题。文化传承创新, 既需要继承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需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文化传承创新离不开国际学术文化交流。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不应是单向的, 应该是双向的。没有双向交流, 人家怎么了解你、尊重你呢?你怎么能有话语权呢?一流的国际学术交流, 对自然科学固然重要, 对人文社会科学尤其重要。也就是说,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在学术上进入世界同类同领域的学术前沿, 有话语权, 能够跟别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大学》:您刚才讲到高职高专的一流, 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也要分类吗?
纪校长:最起码分成两类:普通大学和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岗位性技能型人才。普通高等教育原则上要用学科来分专业, 而职业技术教育是按照岗位来设置专业的。所以职业技术学院不是讲学科建设, 应该讲专业建设。他们的专业是多学科交叉来支撑一个岗位, 而不是一个岗位支撑一个学科。当然, 有少量的专业岗位也可能跟学科是一致的。比如酒店管理专业, 怎么可能仅仅掌握管理学的知识就行了呢?
《大学》: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分类与特色的关系?
纪校长:所谓特色, 主要不表现在“人无我有”上, 尽管这方面可能也有一点。多数情况下, 很多专业大家都在办, 这时候特色就体现在办学理念、办学层次、服务面向、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布局、课程设置、培养过程、学风建设等方面。我认为在人才培养上, 理念、思维方式的培养可能比职业技术训练更重要。当然, 社会上对理论型的、应用型的、岗位型的以及复合型的人才可能都需要, 社会实践的检验结果也不会把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特色变成一元化的、“一刀切”的东西。所以, 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主要应该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过程及理念、学风等方面。
《大学》:是不是办学特点鲜明了就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差不远了?
纪校长:不要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是高不可攀的。也不要把国外一流大学进行理想化的想当然的描述。很多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 经不起推敲。比如说中国的学生只会背书、没有创造性, 这种认识至少是以偏概全的, 我很难认可这一点。中国人比较文静一点、低调一点, 不愿意外露。不外露的人不等于没有创造性, 安静的人不等于没有强烈的责任感。我对中国学生的创造性充满信心, 从来不认为中国的学生没什么创造性。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我的最大信心之一就是来自于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他们如孔夫子所说“后生可畏”。另一方面, 也不要说中国的学生最可怜、负担最重, 美国的学生如何自在。他们自在的是初中以下, 到了高中, 美国学生也很苦。美国的本科生要想把学习搞好, 同样要付出辛苦。不像中国这样, 中学很辛苦, 到了大学阶段许多学校的学生反而松了下来。
《大学》:是不是因为培养人才需要很长的过程, 所以您说世界一流大学是自然生成的?
纪校长: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封出来的, 除了有利的宏观环境, 更要靠自身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我个人认为, 我国至少有二三十所或三四十所研究型大学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和可能性, 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了。这个努力包括办学理念、领导水平, 教师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一两所大学身上。我从不认为中国只有一两所大学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而是说中国至少有二三十所或三四十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有一些单科性院校如几所艺术类院校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也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就要创造公平的条件和环境, 让这些学校自身去努力发展。国家当然是要引导的, 也应该有重点投入, 但是重点投入的方向主要应是一些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基础学科。我认为基础学科最重要, 哪个学校基础学科很强, 就要更多地支持它。新兴学科也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 然后让这些学校自身发展, 在竞争当中努力, 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某一两个学校。
每一所大学有两三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就可以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有两三个学科进入一流以后, 在这个氛围当中, 其他学科也不可能太差。一流学科有带动、示范的作用, 而且还有很多学科对这些一流学科形成了支撑、交叉作用。现在真正一流的研究成果往往是跨学科的。所以, 一个学校有那么两三个、三四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话, 肯定有若干个学科在进行支撑, 就好像我们培养世界冠军, 背后一定有大量的教练、陪练, 这些人的水平都不会差。
人大提的学科建设方针是“整体提升, 重点突破, 强化优势”。整体提升是所有的学科都要提升, 不是只搞几个学科, 其他学科不管。但是在整体提升中要重点突破, 因为重点突破的学科水平上去了, 学校整体水平都上去了, 学校形象声誉就很好, 其他学科也会往上走。学校形成这样一个氛围以后, 所有的学科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当中得到提升、向前发展。
作为国家来讲, 不要撒胡椒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重点支持二、三十所名牌大学建世界一流不算多。比如第一批建立研究生院的大学, 当时国家教委的选择是很慎重的, 这些大学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后来也补了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型大学。这些年通过合并调整, 有些后起之秀也很了不起。所以, 从国家的政策来讲, 应当鼓励一批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既有国家的引领和支持, 也有这些学校自身的努力, 这应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完全人为地拔高, 用几个指标往大学身上套, 这怎么办一流大学?其实这几个指标再合理, 也不可能完全科学, 也只能表明一个方面。一流大学内在的有机联系并不是靠几个指标形成的。现在我们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泥淖。
《大学》:为什么会把某所大学称为一流大学?好像评价指标还是应该有的。
纪校长:指标是要有的, 但是不能够按照某几个指标来套, 说这个指标够了, 那个指标够了, 我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这个理解太简单了, 把人文的东西、把价值理性完全取消了。工具理性至上是很害人的。
《大学》:为什么把人大定到十年之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纪校长:应当说人大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1990年。我们本世纪初则更加明确、更加正式地提了出来。我们当时提出, 经过二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到2020年、2025年之前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一流的大学、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再经过本世纪头20年或再稍长一点时间的奋斗还不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当有信心、有雄心。你要说“野心”也未尝不可。
《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
纪校长:当然大, 但也不是很大, 这点主要看国家的体制、机制, 这不是学校所能决定的。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 是会拉建世界一流大学后腿的。就人大而言, 世界上很多一流大学都认可人大, 认为人大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或者可以讨论学术问题的对象。人大在若干学科里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比如法学, 很多世界著名大学都认为人大法学是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人大的经济学也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科点之一。
《大学》:耶鲁大学校长曾说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在二三十年之内是不可能的, 还要更长的时间, 您怎么看?
纪校长:我并不那么同意他的观点, 他当时讲的时候我就不赞同, 尽管他的讲话也值得我们深思。香港某著名大学被国内媒体吹捧得不得了, 我到那儿听过一堂课, 也不过如此。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人的崇洋心理太重了, 把外国人的话太当一回事了。说到差距, 我们在投入方面比国外差了很多, 在机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这倒是我们的政府要着重考虑的。现在下决心实现4%的目标, 希望能有四分之一用在高等教育上。此外, 宏观的办学机制深化改革也非常重要, 希望这类改革要抓到点子上、抓到关键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大学自身的任务, 对于公立大学, 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政府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的思路是对的, 其实跟过去建设重点大学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当然, 现在很多学校有意见, 为什么我不能进入“211”“985”?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但国家抓整体提高, 然后有重点地支持一些基础好的学校, 这是讲得通的。除了经费问题, 政府还要在政策、体制、机制方面下很大的工夫, 消除束缚高等学校发展、向世界一流冲击的体制性障碍、政策性障碍, 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制度环境。
《大学》:也就是大学自主权?
纪校长:有大学自主权的问题, 但也不完全是自主权的问题。比如, 现在大学的教师退休之后比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少很多, 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学教师退休之前感到很光荣、, 但退休之后生活水平相对于公务员下降不少。像这样的政策性问题, 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而且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所应有的吗?再比如, 保持大学教师合理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流动性, 密切关系着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这也需要政府创造相宜的制度环境。要解决这样的制度性问题, 还是要靠政府。学校要努力, 政府也要努力, 要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学校努力当然有大学自主权的问题, 行政主管部门在学校内部事务上应该较少干预。
《大学》:比如加强引导, 开展绩效评价, 等等?
纪校长:要改变工作方法, 要绩效评价。有时候做一个项目, 给你十万块钱。但是评估、中期检查和结项就可能花掉五万块, 你认为需要这样做吗?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有权自主使用国家拨付的经费。当然, 自主使用也不是乱来, 也需要法律、科学的财经纪律的约束和审计监督。总之, 要实现大学依法办学, 政府依法行政。大学不能乱来, 政府机构也不能违法搞出什么行政规定来。
《大学》:有些大学在讲, 现在国家财政拨款项目经费不要太多, 日常经费要增多, 您怎么看?
纪校长:应当说这也是我多年来强烈呼吁的一个内容。我多次提意见, 希望高校常规性的支出要增加。高等学校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 每所高校最清楚自己哪个环节需要多花钱, 在哪个领域能够出研究成果。这些年来, 政府部门往往不太重视人才培养, 重视科研也往往重视有多少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有多少个专利, 对GDP贡献多大等等, 经常忽视基础研究, 因为基础研究不是拿来就能用、立竿见影的, 可能要花五年、十年时间, 甚至花二十年时间。实际上, 真正的发明创造都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 而基础研究主要应放在大学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 大学需要宁静的校园,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那么浮躁, 不能要求大学一年、两年就出什么重大创新成果。只要始终按照正确的思路, 大学就一定能有重大成果出来。急功近利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要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研究的规律, 尊重学校工作的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有的大学很浮躁, 商气太重, 老师整天在外面讲课, 到企业搞开发, 看上去很热闹, 但这个学校一定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真正高水平大学。
《大学》:这不正好体现大学融入社会吗?
纪校长:融入社会不是这样的融入方式, 研究型大学有的时候还得保留点儿“象牙塔”的精神, 没有“象牙塔”精神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什么叫“象牙塔”精神?不是与世隔绝, 而是沉到学术里面去, 深入到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解决这个时代最深层次的科学问题, 必须“坐冷板凳”。大学要崇尚学术, 追求真理, 以此来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为人类的命运服务, 为人类的未来服务。一个大学没有这种崇高的学术理想, 只看到眼前的一些东西, 它还能建世界一流大学?
崇尚学术、追求真理是需要安静的环境的, 需要“坐冷板凳”。这就需要政府、社会提供这样的环境。不要急功近利, 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劳动, 尊重创造。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才定位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研发部关注的是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大学则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起更多的作用。国外的基础研究基本上都放在大学, 跟企业的应用研究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当然, 有些大学也可以多搞一些应用研究, 但是研究型大学一定不会放下基础研究。
所以, 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思想认识和政策环境、制度环境、育人环境, 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职能, 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培养是一定跟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把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理想信念灌输给学生。要让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树立为国家、为民族, 为科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的理想,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 一定要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这种理想信念, 这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手段, 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科学发展, 服务于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 也为世界学术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指标还要不要?要!但是绝对不能陷入工具主义的泥潭, 不讲价值理性、价值导向。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该是全面发展, 整体提升的。首先是高扬人文精神, 没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 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领大学发展, 就不可能建设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一两个学科一时勉强上去了, 也一定会掉下来。
中国高等学校走到今天不容易, 要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困难, 也就不需要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多么艰难了。建设一流大学, 既有理念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 也有大学自身努力的问题、精神状态的问题。在一所学校里面, 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要形成一种人气, 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
《大学》:重理轻文的风气是不是对建设一流大学很有影响?
纪校长:那当然。客观地讲, 重理轻文风气正在逐步得到扭转, 但是路还很长。目前制度性的歧视还没有消除。比如说文科就没有院士, 现在允许评一级教授, 院士自动成为一级教授。文科的一级教授要经过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审批。审批也可以, 但文件公布几年过去了, 却至今未做。那么我们就只好自己试点。再比如自然科学领域有国家级的三大奖,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没有。国家在制度层面设计上就把人文社会科学丢掉了。再比如投入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些人说办文科不需要钱, 这种认识完全过时了。金融工程、统计方面的信息数据库的建设、社会调查、古籍整理等都需要大量经费。当然, 整体来讲,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花的钱不一定比自然科学多, 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项目也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持。
所以, 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常规投入不能有那么大的差距。像这次“985工程”, 某两所学校各拿了三十多亿, 人大只有他们的1/4或1/5, 我很不理解。这是基础性的拨款, 差距如此之大, 有什么根据?我支持国家给那些学校那样多的投入, 但对人大这样的学校也应该相应给予更多支持, 应该按照令人信服的标准拨款。比如, “985工程”根据博士点的数量进行拨款, 这个大家都赞成;工科博士点的拨款标准高一点, 这也是可以的;还可按照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拨款, 等等。总得有一个根据和标准吧。不是讲公平、公开、公正吗?可以有特别拨款, 但一定要与学术、学科相联系, 且应完全公开。
《大学》: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下高校应该怎么做?
纪校长:我希望国家科技体制跟教育体制能够统筹考虑进行体制改革, 把基础研究的主要资源和力量放在高等学校, 应用研究高校也应当是重要的方面军。在做不到的情况下, 那只有高等学校自己孤身奋斗了, 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去努力, 比如尽可能搞好合作研究、协作创新等, 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就达到什么水平。
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说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也很大。治党治国的理论全部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我们的领导人都在应用这些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而且在丰富、发展这些成果。科技政策也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所以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基地之一的人大对国家很重要, 我们还得努力工作, 把人大建设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对我们支持很多。我是人大的校长, 跟其他大学校长一样, 对自己所在的大学负有责任, 人大如果搞不好, 我觉得愧对国家。
《大学》:事实上, 这些年你们是用很少的投入产出了很多成果, 贡献不小。
纪校长:人大投入少, 产出多, 这是人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的结果, 同时我们确实是利用了改革开放的良好政策, 利用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 人大这十年发展成就很大, 既有我们自身的努力, 也是碰上了好的时代。
《大学》:你们准备用十几年、二十几年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纪校长:新世纪之初, 我们提出经过二十年, 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把人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到2020年左右, 最多到2027年——人大建校90周年的时候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说到那时我校能有一两个、两三个学科建成世界一流学科, 这些学科可能寄希望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 也可能在新闻传播、哲学、国学、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等。
《大学》:除此之外, 您在人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上还会进行怎样的描绘?
纪校长:在理工学科上我们要有重要突破。比如我校的物理学, 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进到ESI的1%。虽然我们主张不能完全靠几个指标来判定世界一流大学, 但是我们承认这些指标是有它的用处的。除了物理学之外, 化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能不能进入世界的最前沿还很难说, 但一定是站在中国的前沿。这些学科和我刚才跟你前面讲的大学一样, 东方不亮西方亮, 这个学科没结果, 那个学科可能就结果了。所以, 不能只盯着法学、经济学这两个学科, 这是不行的。
《大学》:除了加强学科建设之外, 还准备做哪些工作?
纪校长:我们要下大力气提升国际性。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性比较低, 这是人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瓶颈之一。2009年, 我们制定了人大全面提升国际性的规划纲要和实施意见, 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应当是很具体的, 已经逐步在实施了。比如创办国际小学期, 今年已是第三次了。国际小学期一个月的全英文环境时间, 全英文教学, 也有外国的学生参加。这是提升国际性的一个重大的措施。在师资队伍建设上, 现在人大教师队伍博士的比例达到77%, 属于中国最高的大学之一, 海外人才也大幅度增加。当然, 我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目标。但是, 提升国际性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 学校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 篇5
您好！
我是甘肃省兰州市兰化中小学总校第三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感谢您能够审阅我的这封自荐信。因为对贵校一直以来的向往和崇敬，我决定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报考贵校，并希望能够通过贵校的自主招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莘莘学子中的光荣一员。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最优秀高等学府之一，拥有历史积淀的厚重底蕴，文化传承的深邃内涵。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的陕北公学到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光辉未来的中国人民大学，贵校一直秉承实事求是的理念，在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求索的步伐。一个甲子，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历经六十余春秋，中国人民大学也不断向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大学迈出自己坚实的步伐。通览贵校几十年来的历史沿革，我真切的感受到作为一名现代青年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感，也看到一名学子所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大有足够的底蕴的文化的传承为我提供一个平台，让我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看得更高，也看得更远。同时，我也渴望能够融入中国人大这样一片广阔的天地之中，更好的汲取知识的养分，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次自主招生的机会，希望能借此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我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在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我已从当初那个稚嫩懵懂的小男孩逐渐成长为一名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意志坚
定，有爱心、责任心、进取心的男生。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成熟的思考方式，面对曾经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我有自己恰当的方法和较强的调节能力，是一名有着健全人格、积极思想、优秀品格的学生。所以，我想我完全有资格参加贵校的自主招生选拔，也有能力成为贵校的一员。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担任班长一职，高二时，参加了校学生会竞选，经200余名学生代表投票后当选校学生会副主席。我对待工作认证负责，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肯定，连续多次被评为总校级学年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并获得“兰州市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在学生会副主席一年的任期内，曾成功组织并举办了包括校园辩论赛在内的多项校园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使得自身能力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发挥的空间。我爱好广泛，从五岁起便开始学习钢琴，获得六级证书，使得我对音乐情有独钟，倾听着从指尖流淌的旋律，我仿佛触摸到了生活中那些不能被遗忘的悲欢离合；感受着在耳际萦绕的音符，我仿佛触摸到了生活中那些只属于我一人的宁静清新；吟唱着在心底回环的曲调，我仿佛触摸到了生活中最柔软的那一抹阳光。能让我沉醉其中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写作。只要有时间，我总会随手写下些或轩昂或柔和的字句，或者把他们融化成一首首记载我成长轨迹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因为对写作的热爱和执着连续多次获得市作文大赛一等奖。我想，我应该感谢父母、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的天赋，培养了我这样的特长，可以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会那么忧郁和彷徨。
我不是一个习惯于拖沓的人，对待自己的学习，能够不断向前，即使面对困难也不会退缩，越大的困难反而会激发我更大的潜力。在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我参加过多项学科竞赛考试，并获得了语文全国能力竞赛二等奖等优秀成绩。同时，我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在高三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仍然能够高质量的完成既定复习计划又保证了良好的作息时间，这与我高效的学习方法和适合我自己的学习方式密不可分。
我倾心于贵校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心理学在本世纪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国内的心理学行业不及国外规范，体制也有待于完善，但也正是这样才蕴藏着更大的机遇。所以我仍愿意在贵校接受心理学专业的教育，为我国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拥有健康和向上的内心世界。
恳请您接受我的申请，相信我绝对会让您的选择体现他的价值，也希望我的申请能让您今天的审阅工作更有收获。
此致
敬礼
申请人：令旗
中国身份·中国角色·中国义务 篇6
即使以上海的发展水平来代替中国整体的发展水平,那么中国能否算作发达国家呢?对于发达国家的划分有多种标准,但公认的是:较高的人均GDP和社会发展水平｡按1995年前后的标准,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义汇率计算)､再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基本上可定义为发达国家｡十年的发展,8000美元这个标准已经落后了,2005年就应提到10000美元左右｡但仅凭较高的人均GDP,像阿联酋､科威特等产油国也算不上发达国家,因为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再有,一些“微型国家”——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也不列入其中;此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荷属安的列斯等不拥有国家地位的经济体也不列入其中｡可见,即使以今天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水平来衡量,中国也算不上发达国家｡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010美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低收入国家为799美元至299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上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统称为中等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无论是使用人均GDP还是人均GNI指标;也不论是用世界银行的标准还是联合国的标准,事实都清楚地表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实,之所以在中国身份的划定上产生分歧,其根源在于有人忽视了中国国情,割裂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混淆了总量与平均量的关系,只从某一个视角孤立地看待或者评价中国,并由此产生对中国身份的“误读”｡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清晰地定位今天中国之身份有相当难度,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集多个角色于一身的复合体,尤其是随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整体实力在突飞猛进,对中国身份的认定就更加困难｡200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有望于2007年超过德国从而跃升至第三位｡中国已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而中国在取得自身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2007年将首次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5%｡
但是,在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后，世界上某些国家不仅故意混淆对中国身份的认定，而且对中国的要求也变得日益增多和苛刻：先是在中国入世时，某些发达国家不希望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来对待中国；之后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又冒出了主要针对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所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细化分类”的声音，妄图抬高发展中国家获得特殊差别待遇的门槛，变相增加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负担；在全球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之时，又将中国列为批判的靶子；在国际油价节节攀升之际，又来指责中国巨大的需求；美国还将其贸易逆差问题主要归咎于人民币低估；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各种“中国威胁论”，如“经济威胁论”、“能源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等轮番登场。对此，有关人士指出：“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做的划分或统计评估，很多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其中夸大的成分居多。这一方面容易抬高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多承担国际义务的期望，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中国获得外部援助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某些特惠待遇，同时还极易被利用来与‘中国威胁论’等相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 篇7
足华时报 消息 ,9月1 1日 ,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写作专业硕士班开学 ,阎连科 、刘震云 、梁鸿等任授课老师。闾连科表示,写作班的自主招生体现在英语和政治不参加全国统考,而报考者需要 具备一定 的写作经验 。报考条件中写道,报考人需“出版过两部以上重要文学作品”或 “获得过全国文学奖或者写出了具 有创造性 价值作品 ” 等。首批学员包括张楚、崔曼莉 、孙频 、郑小驴 、双雪涛 、南飞雁 、杨嵌嵌 、侯磊8位青年作家 。张楚说 :“写作可能是件私人的事 ,对小说技 法 、对小说美 学 、哲学层面意义的认知,可以通过学习使之完整。上学这件事能让一个散漫的写作者变得自律。”据记者了解 ,人大文学院还将与外 国名校展 开合作 ;邀请哈金和托宾等作家来讲学。
中国人民大学 篇8
一、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改善职工住房条件
（一）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
1. 住房制度改革前的职工住房情况
住房制度改革前，中国人民大学职工住房问题历史欠帐严重，住房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十分明显，广大职工，特别是教学、科研、管理骨干住房状况十分恶劣。主要表现是，供需矛盾突出;校内住户户型标准偏低，教职工的居住满意度低，住房条件无法适应正常工作和生活的需求;高层次人员住房面积普遍不达标，副教授、副高职以上职称和副处级以上职务人员未达标准情况最为普遍;住房缺口大，解决问题的困难程度高。
学校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在教育部70多所直属高校中为倒数第一。截至2001年4月，全校共有无房职工915人，占职工总数的17.55%;住房未达标职工2456人，占职工总数的47.1%。简陋、狭小的住房条件已无法使教师做到安居乐业，甚至一大部分职工无房可住，这种状况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吸引人才，已经成为学校事业发展的瓶颈。
2. 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
1998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确定了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目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这标志着国家大规模解决福利分房时机已过去，住房制度进入了货币化分配阶段。
由于历史原因，高等院校职工住房基本上是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中较差的。中国人民大学职工住房与兄弟院校差距较大。同时，由于学校是直属于教育部的全额预算事业单位，经费来源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根本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的专项资金。在国家停止福利分房的背景下，解决职工住房问题难度十分巨大。只有按照国家的房改政策，从学校实际出发，按新思路、新观念、新政策，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好教职工住房问题。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和讨论，学校领导班子做出重大决策：自2001年起，力争在2～3年内大范围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使广大教职工做到安居乐业，维护学校的和谐与稳定。
（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原则
1. 总体思路和目标
学校经过深入研究国家、教育部及北京市有关房改政策，全面分析学校职工住房状况，广泛学习兄弟院校在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学校实施住房制度改革、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目标、原则即要遵循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法规，辅之以学校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特殊政策，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住房制度为目标，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教学科研发展为目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要坚持国家、学校和个人合理负担的原则，教育广大职工转变观念，适应形势，树立符合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要求的住房消费观念。
学校在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过程中，始终把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与学校的长远发展战略相结合，统筹规划校园建设，鼓励职工到校外购房，逐步把原有职工住宅置换出来，作为教学、科研用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校教学科研用地偏小、用房偏少，职工住宅占地过多的问题。以此达到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进而提高办学效益，推进事业全面发展的目的。
2. 基本原则
学校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遵循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法规，辅之以学校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特殊政策。实行“三化”——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消费商品化、住房建设社会化。实施“三不一鼓励”原则，即学校西郊主校园内不再新建职工住宅，不增加新的产权住户，不实行住房面积达标，鼓励职工到校外购房。实施自愿的原则，即职工买不买房、到校外购买什么样的住房，完全自愿。实施合理负担原则，即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要国家、学校和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实施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原则，在普遍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同时，重点解决无房户、住房未达标户和教学科研、党政管理骨干的住房问题;解决好福利分房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好传统住房实物福利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十大关系，即有房与无房、校内与校外、新房与旧房、大房与小房、一般职工与教学科研管理骨干、单职工与双职工、老职工与新职工、达标与未达标、现职与离退休、产权房与非产权房等关系。
（三）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及基本内容
1. 制定系统的政策
实现上述指导思想，达到房改的目标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系统配套的政策文件是关键和前提。政策文件的制定既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又要切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既要解决福利分房遗留的固有问题，又要充分解放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意识;既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又要向教学、科研、管理骨干倾斜;既要在深化改革方面有所突破，又要保持学校工作和职工心态的稳定;既要在宏观的战略决策上开阔思路，又要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细致周密。
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学校一方面以调查研究为先导，在工作启动之后，首先征求了全校各单位负责人的意见，在原则、目标问题上形成一致。同时，在全校范围内广泛宣传国家和北京市的房改政策，通过问卷、访谈、座谈等形式直接征求教职工的意见，使广大教职工了解国家政策，理解学校的工作思路。另一方面，注重倾听专家的意见，专门组成了由房地产、经济管理、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咨询工作组，为学校的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学校组织了住房制度改革文件起草研讨会，研究制定学校住房制度改革系列文件。经过数十次修订，形成了学校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系列文件，并于2001年6月正式通过学校住房制度改革系列文件，[1]宣布正式启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大范围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2.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内容[2]
学校为支持并鼓励无房职工到校外购房，在发放国家住房补贴的基础上，对到校外购房的无房或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校外购房补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国家住房补贴。按照1999年8月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在京中央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执行，国家住房补贴包括一次性住房补贴、月住房补贴、差额补贴和级差补贴。[3]
(2)校外购房补贴。发放对象是中国人民大学纳入事业编制内的、在1998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到校外购房的无房或住房未达标的正式职工;1999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按照国家规定执行。根据方案，中国人民大学把职工分为居住在校园内的住房未达标职工、无房职工、居住在校园外的住房未达标职工、住房已达标职工等几类，每类职工学校校外购房补贴计算方法和发放方式各有特点。
第一，针对居住在校园内的住房未达标的职工。本着自愿的原则，在学校房改政策的前提下，可选择下列方式之一享受国家住房补贴和校外购房补贴：
一是回收。学校回收职工已购住房，退还购房款，职工住房回收后，比照无房老职工发放回收户校外购房综合补贴。[4]二是回购。学校按照当年北京市经济适用房均价加年度调节系数回购已售住房。职工住房回购后，按住房未达标职工计发国家差额补贴和学校校外购房差额补贴。[5]三是置换。学校按当年购房均价将职工已购住房面积置换校外指定新建商品房。[6]其不达标部分按住房未达标职工计发国家差额补贴和学校校外购房差额补贴;继续居住。继续在校园内居住的未达标职工，不实行实物面积达标，按国家房改政策计发货币形式的国家差额补贴。
第二，针对无房职工。1998年12月31日前在册、核定为无房的学校在职职工，一次性计算，逐年发放校外购房补贴。[7]
第三，针对居住在校园外的未达标职工。如在校外购房，其差额部分可按规定计发国家差额补贴和学校校外购房差额补贴。如不在校外购房，计发国家差额补贴。其现有住房可由本人自行处置。
(3)各类补贴执行系数。国家住房补贴按照《在京中央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执行。学校校外购房补贴执行系数包括：校外购房基准补贴额、校外购房级差补贴额、年度调节系数、校外购房工龄补贴额、校外购房校龄补贴额、2001年度校外购房均价、2001年度经济适用房均价等。[8]
（四）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9]
1. 住房制度改革总体情况
截至2002年12月31日，共有1734名职工、1596户到校外购房。其中校园内356户、无房724户(其中周转房住户291户，纯无房户433户)、校外户516户。
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解决了一大批教学科研、党政管理骨干的住房问题，共有565套、4.71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包括筒子楼、周转房)腾退出来，用做扩大招生，满足了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基本达到了政策设计的预期目的。
2. 住房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实施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全校无房职工人数下降幅度为13.62%，全校住房未达标人数下降幅度为17.91%。购房职工中教师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121.6 m2。教授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82.18%。资深教授平均住房面积达173 m2，比房改前提高了约75%。。此次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国家、学校、职工个人负担三者比例分别为19%、38%、43%，体现了国家、学校和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原则。
二、实施校园置换，拓展办学空间
（一）校园置换的背景
2004年起，学校的办学空间已无法满足学生数量逐年剧增的需要，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校园土地不足900亩，职工住宅占地近300亩，原有校园规划布局不合理，可用于教学、科研的土地十分有限，办学条件指标在教育部直属71所高校中均排在倒数第七位。同时，尽管通过前阶段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但居住在校园内的学校职工居住条件还是相对简陋，仍有一大部分职工住房未达标。
学校明确要实现“421”[10]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置换校园，因此确定了置换与建设相结合的学生公寓“421”规划。为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学校决定以置换的方式拓展办学空间，并以此改善校内职工居住条件。
（二）实施校园置换战略的思想和原则
1. 校园置换的目标和思路
政策目标：学校通过实施校园置换战略拓展办学空间，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满足今后的战略性发展;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使职工能够安居乐业。
实施方案：以校园置换方式拓展办学空间，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实现学生公寓“421”的目标。通过与开发商合作，争取北京市优惠政策，整体意向购买世纪城三期商品房住宅，鼓励职工到校外购房，逐步把原有校内职工住宅置换出来，同时拆除部分住宅，将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整合，合理规划、建设教学科研用房，提高办学效益。
2. 校园置换的原则
(1)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兼顾公平的原则。鉴于住房制度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住房政策，校园置换本着尊重历史、承认现实的原则，适当兼顾效率与公平。
(2)适当改善的原则。即参加置换的前提是职工自愿交回校内已购或承租的公有住房和租住的校内周转房。同时腾空、拆除部分住宅，将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整合，合理规划，遵循等户型(居室)、等间数、等面积的原则，通过调整房屋楼层、新旧程度等方式适当改善教职工居住条件。
(3)自愿的原则。广大职工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自愿参加置换，而且置换的地点和方式可由住户自行选择。学校将通过相应政策措施，提倡鼓励职工参加置换，并为愿意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职工做好服务工作。
(4)合理负担的原则。转变观念，适应形势，树立符合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要求的住房消费观念。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置换所需费用按照国家、学校、个人三方合理负担的原则实施，个人应考虑到自己的实际经济条件，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生活质量，以促进教学科研发展。
（三）校园置换政策的基本内容[11]
1. 政策核心内容
(1)校园置换分为先期校园置换与后续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两个部分。
(2)校园置换对象为居住校园内公有住房住户;居住西郊校园公有住房的已故职工遗属、社会户;同时允许并鼓励居住西郊校园周转房的无房老职工和无房新职工购买世纪城三期商品房。
(3)符合置换条件的职工自愿参加置换，即符合置换条件的职工是否参加校园置换完全自愿，其置换的地点和方式完全自愿。在一定时间内，学校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倡鼓励职工置换。
置换后，针对校内空置房源，实施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在西郊校园内确定调整集并区域。调整集并工作遵循等户型(居室)、等间数、等面积原则，通过调整房屋楼层、新旧程度等方式来适当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居住在调整集并区域内的住户，可自主选择利用学校现有空置房源调整集并，或自愿交回校内已购买，或承租公有住房等方式参加调整集并。参加调整集并的住户领取相应的调整集并补贴、国家住房补贴和搬迁综合补助等，最终实现集中居住。
(4)在校园置换实施期间，自愿交回校园内已购买或承租的公有住房的，可按照学校置换政策规定领取学校置换补贴。凡领取学校置换补贴的学校职工、遗属和社会户，可按市场价格合法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及二手房。
2. 置换补贴的计算方法和发放方式
居住学校校园内的学校职工、已故职工遗属、社会户自愿交回校园内已购买或承租的公有住房的，可领取学校置换补贴。学校按置换补贴价格标准和职工已购买或承租校园内公有住房建筑面积计算学校置换补贴。学校置换补贴的计算公式为：
学校置换补贴=学校置换价格×职工已购买或承租的公有住房建筑面积[12]
学校置换补贴一次性计算，分两次计发。购房职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交纳首付款，签署《中国人民大学职工领取学校置换补贴协议书》，经学校审核后发放第一批学校置换补贴。第一批学校置换补贴发放的比例为：离退休职工70%，在职职工50%，已故职工遗属和社会户30%。
3. 调整集并补贴及补助计算方法和发放方式
(1)调整集并补贴。选择利用学校现有空置房源进行调整集并的住户，如果调整集并后住房建筑面积小于调整集并前住房建筑面积的，可领取调整集并差额补贴。
调整集并差额补贴=(调整集并前住房建筑面积-调整集并后住房建筑面积)×调整集并基准补贴
在校内参加调整集并后住房建筑面积增加的，原则上不得超过调整前住房建筑面积的10%。调整集并后住房建筑面积超过本人应享受国家住房补贴面积标准的住户，须按照调整集并基准补贴标准计价缴费、进行超标处理。
学校对自愿交回西郊校园内已购买或承租公有住房的住户发放调整集并补贴。调整集并补贴计算公式为：
调整集并补贴=住户已购买或承租西郊校园内公有住房建筑面积×调整集并基准补贴
同时，学校根据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对参加调整集并、住房未达标的本校在职和离退休职工，按其调整集并前公有住房建筑面积计发放国家住房差额补贴。
(2)调整集并补助。学校对参加调整集并的住户发放搬迁综合补助费(含装修、搬迁、设备移机等)，并对在学校规定时间前完成搬迁的住户发放提前搬迁奖励费，鼓励教职员工配合搬迁。
学校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为选择在校内现有空置房源中进行调整集并的职工和社会户办理房改售房相关手续。
（四）校园置换的成果
经过内部置换和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前后两个阶段的校园置换工作，学校有1000多名教职工到校外购房，腾退校园职工住宅8万余平方米，拆迁危旧房屋25000多平方米，并迁出附小、附属幼儿园，腾退房屋16121m2，置换拓展校园内土地207亩，使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办公用地增加至740亩左右，比2000年净增近48%。
通过校园置换，学校教职工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通过置换校内住房，并在校外购房，教职工每户平均住房面积从2000年46.15m2扩大到114.29 m2。教授人均住房由原来70多平方米增长到近130 m2;副教授、副处级以上职工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不到40 m2增加到120 m2;青年职工住房条件也有了明显改观。
在调整集并中，参与调整集并的职工离开原来低矮破旧的平房、狭小的居室，居住面积得到了大大改善，平均每一涉迁住户居住面积增加36%。其中平房住户居住面积增幅最大，由平房一间升迁为一居室，增幅达128%，由平房二间升迁为二居室，增幅达85%。楼房住户居住面积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平均增幅为28.2%。一部分住户不但增加了居住面积而且增加了居室间数，由过去一居室变成两居室、两居室变三居室、三居变成四居室。一些老教授由过去一套三居室升迁为两套两居室。一些住户通过学校补贴，购买了校外崭新、更加宽敞的住房。
三、住房制度改革和校园置换的分析与思考
（一）住房制度改革与校园置换的比较
学校先后实施的住房制度改革和校园置换两种政策，都是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促进教学科研发展为目的，以维护职工基本利益为立场的政策。一般很容易相互混淆，认为两种政策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时间阶段不同。其实，校园置换政策和深化房改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1. 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同
深化房改政策的出台是在学校职工住房问题欠帐严重，矛盾突出，广大职工，特别是教学、科研、管理干部住房十分困难，已经成为制约学校事业发展的瓶颈时，学校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决定进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力求在2～3年内大范围解决职工住房遗留问题。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解决无房职工住房问题的基础上，普遍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
校园置换政策则是学校为了适应学校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一流大学战略的需要，争取早日实现学生公寓“421”目标，并在深化房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而出台的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学校通过政策提倡并鼓励职工，尤其是居住在西郊主校园内公有住房或周转房的住户，自愿参加校园置换。海淀区四季青蓝靛厂居住区也主要是为居住在西郊校园内公有住房或周转房的住户参加置换而建设的。从政策出台背景、实施时间、影响范围和置换方式看，校园置换政策具有特殊性。
2. 政策目标不同
深化房改的政策目标是，大范围普遍解决学校职工住房紧张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逐步建立起学校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体系。
校园置换的政策目标是“把职工请出去，让学生住进来”。学校通过实施校园置换战略拓展办学空间，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满足今后的战略性发展，并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使职工能够安居乐业。
3. 住房制度改革与校园置换的内容不同
校园置换政策是采取置换的方式进一步拓展学校办学空间，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并在海淀区四季青蓝靛厂居住区与世纪金源投资集团合作，联建具有完全产权的商品住宅以实施置换。
深化房改政策是学校根据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在遵循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的政策、法规基础上，辅之以学校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特殊政策，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住房制度为目的，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教学科研发展为目的，积极推进学校职工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
（二）住房制度改革和校园置换的绩效分析
1. 住房制度改革的绩效分析
截至2002年12月31日，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学校共有1734名职工、1596户到校外购房;共腾退校内房屋面积66543 m2，相当于置换土地近180亩(含拆迁);共发放住房补贴总额28174.92万元，其中国家补贴8662.71万元，学校自筹补贴19512.21万元。相当于学校为每亩土地支付回收款108.4万元，其中地上房屋回收款2932元/m2。
根据北京市公布的基准地价表，中关村大街沿线属二级土地，综合类土地楼面熟地价为400万元/亩(6000元/m2)。按市场价格测算，置换与征地相比，可节省土地费用292万元/亩，房屋费用3068元/m2。如征地180亩，约需资金72000万元，总计节约征地费用52488万元。
2. 校园置换的绩效分析
校内可用于置换的职工住宅共有1523套、面积总计10.8万平米;住房占地面积约为200亩，平均每亩土地建有住宅540平方米。如按照现有面积50%的目标置换校园，共需资金30852万元，其中置换款25920万元，国家住房补贴4 932万元。
校园置换相当于学校为每亩土地(含地上建筑540平方米)支付回收款266.4万元，其中地上房屋回收款4800元。置换与征地相比，可节省土地费用134万元/亩，房屋费用1200元/m2。如征地100亩，约需资金40000万元，可节约征地费用13360万元。
（三）住房制度改革和校园置换的社会学思考
1. 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和校园置换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是人类社会自身内部的和谐，也是科学发展观应包括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在衣食问题得到解决的今天，住房成为人们的最主要需求和最大消费点，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住房问题与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可以将住房分配货币化纳入职工工资，有利于体现按劳分配，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
2. 实现重大社会变革
住房制度改革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从社会学角度看，作为社会人，可以参与社会交往、享受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权利，同时履行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等;作为经济人，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可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学校纪宝成校长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单位人’的观念。住房制度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工作时间是单位的人，8小时以外是社会的人。由单位人回归为社会人、经济人，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与时俱进的社会进步。现在我们构建和谐的社会，每一个人既是一个单位的人，组织的人，同时是社会的人，是自由的人、个性可以张扬的人，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健全的人”。
3. 促进科学发展和制度创新[13]
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和校园置换，体现了学校与时俱进、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同时也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在解决住房问题上，开创了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商品化的范例，得到了上级领导、房改领导部门、专家及兄弟院校的一致好评。学校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认为，“我们提倡科学发展观, 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用整个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既解决不了困难，又浪费资源的事就不能去做。”
4. 增强学校凝聚力
中国人民大学 篇9
从入选高校的数量来看,中国独占鳌头,紧随其后的是日本和韩国,但上榜高校的数量都远远少于中国,分别是68所和45所。
在中国入选的110所大学中,中国大陆74所、中国台湾28所、中国香港7所、中国澳门1所。74所中国大陆院校分布在19个省和直辖市,其中北京20所、上海10所、江苏8所。
这一排名基于9个评价标准,包括学术声望、教职工口碑、师生比例、教师论文平均数量以及论文引用等。
共有25所中国大陆高校进入亚洲百强,其中16所提高了名次。北京大学上升1位,排名第七;清华大学上升3位,排名第11;复旦大学上升6位,排名第16。
QS集团研究总监本·索特说,大部分入选的中国高校正逐步增加其研究产出,这得益于持续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但“与世界顶级大学相比,中国顶尖学府在研究引用数量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锁定其在亚洲高校中的领先地位,排名第一。香港有4所大学进入前十名,其中香港大学排名第二。韩国科学技术院位列榜单第三。
QS世界大学排名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之一,该机构自2009年起推出独立的地区排名。
中国人民大学 篇10
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经验和在台湾政治大学的交换学习经验, 比较了两所学校在新媒体教学改革方面的部分内容。这两所学校在各自地区的传播学领域都比较有代表性, 在新媒体领域的教学改革也具有系统的体现, 希望能借此展现两岸学校在新媒体教学改革上的不同特点。
一、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育
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科优势以人文社科为主, 在台湾地区的高校中比较有代表性。面对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热潮的兴起, 台湾政治大学也进行了相应的新媒体课程教育改革, 并体现出了一定的特色。
(一) 新媒体教育改革从硕士延伸到本科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育改革采取“学程”制, 在本科阶段有“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在研究生阶段为“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2009年, 台湾政治大学 (以下简称政大) 传播学院与理学院合作成立“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2011年又在本科阶段开设“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由此政大的新媒体教学改革连贯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本科阶段侧重的是对于新媒体基础通识层次的教育, 到硕士阶段则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 这样类似阶梯状的培养模式能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始接触新媒体, 学习基本的新媒体素养, 到了研究生阶段能够继续对新媒体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研究和应用。
这样的课程延伸贯穿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新媒体课程改革, 更具系统化和全面性, 能够及时跟上新媒体的发展步调。但是, 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数位学程”在形式上又不是一体化的承接, 只能说在课程内容上有着进阶性的特点, 但是在生源上又不一定是连贯的承接。也就是说本科阶段的学生修读了“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后不一定会继续到研究生阶段修读“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修读“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的研究生并不一定在本科阶段修读过“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对于前者的情况, 可能会使得学生对于新媒体的了解研究不够深入不够专业, 但是学生能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新媒体的基础内容和大致应用;而对于后者的情况, 研究生可能会缺乏在本科阶段的内容设计和基础技能训练, 在研究新媒体时缺乏创新的基础。不过, 总体来说,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开设新媒体课程是政治大学系统进行新媒体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
(二) 课程细分, 主题特色突出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设置中, 总体上可以分为内容类和技术类, 简单来说就是有着内容端和应用端的区分。具体来说大部分课程也有着明确的主题特色, 比如动画制作、游戏设计、文案、程序设计等,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
1. 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在本科阶段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的课程配置中,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核心必修课程和基础群修课程, 其中基础群修课程有“内容与设计”和“科技”两个主题。内容与设计类的群修课程主要有《数位叙事》、《动画设计》、《新媒体作品赏析》、《游戏企划与设计》、《互动装置设计》、《新媒体创意转化》、《产品企划与专案管理》等;而科技类的群修课程主要有《网路与通讯科技应用》、《进阶程序设计》、《Web程序设计》、《行动平台应用程序开发》、《3D游戏程序设计》、《电脑动画》以及《数位出版》等。可以看出两个主题有着较明显的区分, 前者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内容创造力, 可以说是创造“传播的内容”、设计“传播的方式”, 例如动画内容、游戏企划、互动设计等, 更加偏向内容端的创造。而后者则侧重程序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培养学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这样不同主题的课程分配能够帮助学生更合理的规划选修的内容, 既能学习后台技术开发应用, 也能学习内容的制作,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让学生的新媒体水平更加系统更加专业, 当然也更具竞争力。
从下面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 核心必修课程偏理论一些, 从整体上推动学生认识理解新媒体的特点, 同时培养文学素养和设计思维并强化叙事能力, 除此之外, 甚至开设了《美学概论》这样的课程来帮助提升作品的美感。也就是说, 核心必修课程更偏重培养一种整体上的创造能力和艺术感的提升, 但是新媒体的学习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 所以核心必修课程和基础群修课程的合理搭配是比较科学的课程学习方法。
2.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台湾政治大学研究生阶段的“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显得更加系统全面, 从一般的理论学习到基本的传播元素比如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 然后将这些理论和基本元素应用到具体的内容经营和技术操作中去, 可以说既在基础性必修课程中考虑到了新媒体学习的全面性, 又在一些选修课程中表现出了个性化的特色。从课程表中可以看出, 尤其是选修课程体现出传播学院与理学院相结合的特色, 对于数位技术的学习比较突出。
(三) 普及度高, 面向全校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并不仅仅针对一个学院 (通常是传播学院) , 而是面对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开设。也就是说不管学生是什么专业的, 都可以提交相关的材料申请加入数位学程。这样一来, 新媒体教学改革就成了面向全校的教育改革项目, 能够扩大教育面, 有兴趣的学生不需要受到专业限制便可参与新媒体的系统性学习, 不仅可以集思广益, 还可以将新媒体的学习与各自的专业相结合,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并培养第二专长。但是, 另一方面, 新媒体教学改革接收到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在整合授课方面可能不同专业的学生接受理解的水平不同, 甚至有的专业还不能较好地与新媒体相融合。而且, 数位学程的招收人数也是有限制的, 比如“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在2013年度的招收人数只有60人, 人数相对较少再加上专业背景各异也会出现难以协调的情况。
另外,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融合传播学院与理学院 (信息科学) 的学程, 实现了跨领域结合。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与传播学院本身具备相对厚实的研究与教学基础, 加上人文艺术、社会、心理、智财、营销、创新与创造力等相关科系的支援, 结合传播与信息科技,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提供了发展数位叙事、互动研究、新媒介科技创新的环境。在课程设置方面, 此学程的两大核心为“数位叙事与娱乐科技、新媒介与互动设计”。从而可以看出,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和学士学位学程有着一贯的相似性, 数位内容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 互动设计则是当前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色。
(四) 搭建实践平台, 提供课外实习
虽然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改革并不直接隶属于传播学院, 但是各个专业的学生中属传播学院的学生参与较多。另外, 传播学院本身还设有五个实习单位———数位平台 (摄影、设计) 、影音实验室 (拍电影) 、政大之声 (广播) 、传院剧场 (剧团) 、Living Lab (互动内容) 等。这些实习单位融合了新媒体的应用, 给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学生可以自主设计内容和形式来展现自己的作品, 不论多么奇怪的想法都可以有一个展示的空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怡君说“这些看似都是传统或存在已久的媒介形式, 且主要也不是专门研究新媒体, 但我想多少都会有接触, 尤其是Living Lab”, 这些实习单位也融入了很多新媒体的互动内容。
(五) 自主性强, 内容偏重影视艺术
台湾政治大学和一些行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产学合作关系, 很多社会单位都会积极提供条件支持学生的社会实习工作。总体看来, 有很多的学生会参与电视台的实习工作, 日常的学校活动中也会有很多的舞台艺术表现, 传播学院的小剧场就是学生们进行影视表演的重要舞台。从前面的课程内容也可以看出比较偏重视觉化的叙事内容呈现, 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文艺”。
另外, 通过新媒体的课程改革与艺术表达相结合, 让学生自主发挥创造, 并且有机会展览自己的作品, 自主性很强。比如, 参加数位学程的学生按照不同的主题每年举办数位作品展, 学校会给学生提供专门的场所和物资,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去制作相应的作品呈现出来, 内容和形式完全由学生自主设计主持, 展览会期间还会穿插学生的特长表演, 院系老师和校长也会收到学生的邀请函并到场参观。可以看出, 学校和老师对于学生的自主创造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和鼓励。
(六) 专门的咨询委员会
台湾政治大学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数位内容学程都有专门的咨询委员会为新媒体课程改革提供咨询建议, 这样有助于学校的新媒体教学改革更加专业更加符合社会实际需求, 但是由于咨询委员会更多的是社会单位的负责人, 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更加偏重于商业需求而使得高校新媒体学习的学术特色有所减弱。
关于本科与硕士数位学程的咨询委员会组成, 政大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来自西基计算机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政治大学、数位教育研究所数位内容中心等单位的领导人员及教授等。“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的校外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是来自远流出版公司、台湾清华大学、国际交流基金会、数位内容产业推动办公室等单位的领导人员或教授等。
二、中国人民大学跨媒体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也体现出了独有的特色, 在北京地区甚至大陆各大高校的新闻学院中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借鉴性, 但目前来看仍处于发展阶段, 因此在未来需要紧跟时代要求并不断进行改进。
(一) 独立于一般课程的模式创新
除了在一般模式的课程中增加有关新媒体内容的总体性教学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科的新闻学院开设了必修课程《跨媒体传播实验I—IV》, 但是这一课程又有别于一般的必修课程模式, 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从一般课程中脱离出来, 从而实现了课程模式上的创新。
《跨媒体传播实验》的课程时间一般为每周三的中午12:00到13:30或者是晚上的6:00到7:30, 但并不是每周都要上课, 也不是仅仅由一个老师负责, 而是按照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由不同老师带领的工作坊自主灵活安排上课时间。《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从大二年级开始进行, 一共持续四个学期, 前三个学期是由学生在指导老师或学生骨干的带领下进行作品制作, 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大三下学期, 学生通过整合前三个阶段的学习成果来提交自己的跨媒体作品参加“接力杯比赛”。
《跨媒体传播实验I-IV》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而是从基本技术学习开始步步推进, 基本上是按照“技术学习—教师工作坊—教师工作坊—接力杯比赛”的流程进行的。跨媒体课程实行“骨干———小骨头”制, “骨干”一般是三年级的优秀跨媒体学生, 他们协助老师带领二年级学生进行课程学习, 那么“小骨头”就是刚进入跨媒体课程的二年级学生了。到了三年级, 部分“小骨头”们也会成长为骨干再带领下一级的学生, 这样一级一级以接力棒的形式将跨媒体教育延续下去。
这种与一般课程相分离的模式给跨媒体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具有较大灵活性、创造性的空间, 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可以按照实际需求安排上课时间和形式, 老师也可以自己制定作品制作和考核的方式, 在实施上比较具有弹性。
(二) 小而精的工作坊形式
大二下学期的跨媒体课程开始由不同老师带领开设各具特色的工作坊, 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工作坊报名。比如2011级新闻学院在大二下学期主要的工作坊有“新闻周报”、“口述历史”、“新闻评论”、“网络电视台”、“视觉报道”、“新闻图表”、“广告”等七个工作坊。在大三上学期的工作坊主要有“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坊”、“多媒体阅读版面设计”、“网络电视台”、“视觉报道”、“多媒体报道”、“微信传播”、“新闻报道”、“网络社区营建”等, 在之前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老师开设新的工作坊, 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之前没有参加过的工作坊。每个工作坊由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负责, 学生自主报名参加。另外, 因为跨媒体传播实验课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基础课程, 所以每个学生都要参加。
另外针对跨媒体实验课程, 老师和骨干们还提出并建设了“矮马”项目, “矮马”在人人网、微博等互动平台上都开设了各种小站, 并且由骨干们组织不同主题的工作坊, 比如矮马文摘、搞笑组、游戏组等, “小骨头”们报名到自己感兴趣的小组之后, 在骨干们的要求和指导下分别负责收集不同主题类型的材料、制作不同类型的作品, 由骨干们整理之后上传到各个互动平台的矮马账号中, 提供网络浏览与分享, 并且按照网络上的点击量、转发量等数据来评判作品的成绩。
不管是工作坊还是独创的“矮马”项目, 都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是一种小而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习方法, 这样一种有针对性的小组合作模式有助于节省时间精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也有助于提升作品的专业水平。但是另一方面, 这样范围比较狭窄的工作坊毕竟仅仅针对一个小的主题, 学生的自主发挥可能会受到限制, 学习到的新媒体实际应用技能也比较有限。
(三) 针对性的比赛设置
新闻学院本科生大三下学期的《跨媒体传播实验》可以说是对前面三个学期跨媒体学习成果的总结, 最后一个学期不再是报名参加工作坊, 而是制作自己的作品参加“接力杯”比赛, 最后的参赛作品就是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主题表现能力的综合检验。
关于“接力杯”比赛的作品, 要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网络交互等元素, 最终作品文件类型要适于在网络平台发布。参赛作品的主题一般分为“新闻组”和“非新闻组”, 从往届提交的作品类别来看, “非新闻组”的作品数量要多于“新闻组”作品, 因此按照数量比例来评审后, “非新闻组”获奖的作品数量也要多于“新闻组”。如果不考虑学生是否是因为作品的难易程度而选择非新闻组, 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 学生的跨媒体学习成果不被局限在新闻领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主题,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作品的评审方式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 大赛中所有项目组的最终作品将呈现在大赛专设的网站上, 全部团队的作品提交至网络平台后, 将开放网络投票和评论, 力求做到公开、透明、公正, 这种互动性较强的评审方式也展现了新媒体应用的特色。作品评审一般要经过初选入围和决赛终审环节, 虽然每一年的参评人会发生变化, 但是大致的评审机制没有太大变化。一般来说, 在初选阶段由新闻学院每个专业各三名老师对本专业作品打分, 三个分数之和较高的作品入围;终审环节的评审包括校内学院领导老师和校外业界专业媒体人士, 有时也会有高年级的学生代表。[2]在第一届接力杯比赛中, 媒体人士、教师和学生的投票权重为4:4:2, 单票计分时, 去掉最高和最低的5票, 分数按顺序排列得出最后名次;在第三届的终审环节中, 评审团队综合考量各参赛作品的选题内容和呈现形式, 分别对新闻类入围作品和非新闻类入围作品进行评分与排序, 不同排序对应不同得分, 累加所有得分数, 得出的顺序即最终的排名。
另外, 比赛还可能视情况分设“创意”、“设计”、“采写”、“流媒体作品”等若干单项奖, 在鼓励同学跨媒体创新的同时, 对单项媒体技能突出的学生也给予相应的奖励。除此之外, 对接力杯比赛的获奖者还会颁发荣誉证书, 并可以给予相应的科研或学术加分, 这些都调动了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四) 特设专家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顺应新媒体兴起的趋势针对新闻学院本科阶段开始进行课程调整, 并且特别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跨媒体专家委员会”, 这是大陆传媒专业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应对跨媒体、媒体融合等新兴领域、由业界权威机构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首批受聘的20位委员由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中国国家地理等机构的新媒体主管组成, 特设的专家委员会为学校的新媒体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同时方便了学校跨媒体教学的咨询并为学生搭建了多样化的实习渠道。
(五) 技术入门
新闻学院大二上学期跨媒体课程开始的内容主要是由老师选拔的骨干们分组带领“小骨头”们学习一些主要软件的使用, 比如Photoshop、Premiere、Audition等。一般是由三个骨干来带领二三十个“小骨头”, 自主安排课程学习的时间和地点。上课形式一般是先由骨干们带领“小骨头”们一步一步学习使用方法, 然后“小骨头”们自主练习, 骨干们进行修正指导。其实在大一大二的课程中就有了《新闻传播技术基础》和《数字传播技术应用》等课程作为必修课来教授各类软件的使用包括flash、网页制作等, 这些技术软件的学习使用都是后面的很多跨媒体作品制作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
也就是说, 整个《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的开端是先带领学生们学习基本的技术, 而这些软件的技术应用是后面制作跨媒体作品的基本技能, 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课程实施步骤, 不过软件应用的学习也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不断熟练, 再加上现代科技环境下各类应用软件更新速度很快, 所以对于技术方面的学习是应该贯穿在整个新媒体学习过程中的。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改革还会不断深化并且继续改进, 让高校教育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培育出适应于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三、人大与政大新媒体课程改革之对比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从历史发展到学科体系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两所学校都有政治学科的背景, 都是以人文社科类学科为主的教学体系。人大和政大的新闻系都是本校的优质学科, 有着长足的发展历史和教育成果积淀, 都是在本地区具有先锋性领导性先行性的院系, 对于本地区各个高校的新闻系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两所高校面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中新媒体兴起的浪潮, 基本上都是在2009年前后做出了顺应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改革, 努力培养更加先进的专业化人才以达到新潮流下的人才需求标准, 但是在新媒体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上又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 课程开设范围不同
从课程开设范围上来说, 中国人民大学直接具体针对本科阶段的新闻学院开展跨媒体传播实验课, 而且一般来说新闻学院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在其他学院并没有这样专门的明确的新媒体课程, 但是在一些与现代数位技术联系较强的学院也会顺应新媒体趋势在日常课程教学中融入新的元素, 比如在艺术学院就有很多数位化新媒体技术的应用。
台湾政治大学实行的是“学程”制度, 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有类似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学程, 而且这类学程是面向全校的, 不仅针对传播学院。另外, 学程的招收人数有一定的限制,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报名申请后需要通过选拔才能修读。
(二) 课程内容偏重不同
在课程内容方面, 两个学校的偏重点也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因为人民大学的新媒体传播实验针对的是新闻学院, 所以在实施上会偏重新闻传播与新媒体的结合, 新闻内容的线上传播经营比较多, 比如说网络社区的营建、微信客户端的开发运营、微博账号的经营等, 而且对于这些互动内容的经营管理也会有专门的课程来讲授。而台湾政治大学的数位内容学程比较偏重影视艺术的制作包括动画叙事等,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文艺, 动手实践性很强, 并不一定是针对新闻报道进行, 各种专业背景都可以融入进去。
(三) 课程实施形式不同
在课程形式方面, 两个学校都有新媒体课程上的新变化, 但是具体实施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别。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是以做项目的形式来实现的, 比如前面提到了各类工作坊, 每个工作坊的成员基本上是边学边做, 一个学生在一个学期只需要选择一个工作坊, 到学期末按照最终的作品结合平时的表现得到最后的成绩。《跨媒体传播实验》虽然是出现在学生课表中的必修课程, 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并不是一般的上课模式, 而是由不同工作坊的老师灵活安排上课时间和作品制作方式, 不同工作坊的学生虽然说是上的同一门课, 但是上课的内容、时间、地点等都各不相同, 但这些工作坊都是《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之内的项目。
而台湾政治大学的数位内容采取“学程”制, 更像一个供全校学生申请的课程包, 有系统的明确的课程安排, 对于核心必修课程每个参加学程的同学都要修读。简单来说, 政大的数位学程是按照上课模式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然后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应用所学。
当然, 两所学校新媒体教学特色的差别也并不只局限于课程设置, 在学生日常学习中也有体现,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在开始实习时会有很多人参与到网站的运营编辑, 而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很常见的是到电视台, 比如台湾电视台、台湾中国电视台、台湾中华电视台等台湾“老三台”以及其他电视台等。而且台湾的“产学合作”特色比较明显, 社会业界单位与学生社会实践联系较紧密, 前者绝大部分会积极支持学生的实习活动。
四、结语
总之, 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都是对于新媒体发展潮流的应对, 是推动数位时代教育发展的必要举措。不过在各自的实施中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比如人大的跨媒体课程较为具体、小众, 而政大的数位学程较为广泛, 学生比较自主, 有比较充足的资源支持来表现自己的创意。两所学校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人大可以逐步扩大新媒体教学改革的招生范围, 给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 努力改善教学资源和条件, 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我发挥和创造的平台。政大可以平衡一下新媒体内容在数位学程中的比例, 更具体地进行新媒体教学课程配置等。
对于我们常说的新媒体, 台湾更多的说法是数位化, 其实数位化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在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 各类数字化新媒体崛起, 互动环节更加突出。新媒体的发展对于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都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 对于当前高校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很多学校跟随时代潮流进行新媒体教学改革, 而且新媒体在高校教育改革中的体现并不仅仅在于专门的课程配置, 新媒体的影响也渗透在日常的教学环境中。
新媒体虽然在近几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 但也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在实际校园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掌握新媒体的潮流。政大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怡君说, 对她来说新媒体感觉就是Facebook、Plurk、APP之类的, 但是“我对这类的东西蛮不喜欢的, 我们这边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流行Facebook, 但我几乎不用。上了大学不得不用, 因为很多功课或报告都会在上面讨论, 我一直觉得每天上Facebook让自己的生活大半时间被占用了”。尽管如此, 我们在校园里在大街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拿着智能手机的人, 现在的我们与朋友的联系也越来越普遍的依赖于社交网站或APP等。在台湾应用比较多的就是Facebook、Line、Skype等, 在大陆比较常用的就是人人网、微博、微信、QQ等。而且很多一般性课程的交流作业等也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新媒体的应用, 新媒体已经渗透到了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很难独立于新媒体潮流之外。而各大高校教育中面对新媒体潮流所做出的教学课程改革也将会继续深入下去, 更好的运用新媒体的优势, 培养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注释
1[1]详见台湾政治大学网页:http://dct.cs.nccu.edu.tw/cours es_1.php。
中国人民大学 篇11
问是技巧，也是思维，更是智慧。问得好说明想得深，想得深说明有智慧，有智慧说明我们官员进步了。11月26日，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出境被截，目前被证实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学习下这两位官员发问技巧，我也就日前已被证实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事向人民大学发下问。
1. 据报道，蔡案发后，人民大学新闻中心回应称，因为对蔡荣生的调查尚在进行之中，所以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是学校对反腐倡廉的态度一向非常坚决和鲜明，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如确有人涉及违法乱纪问题，人大将依纪依规严肃处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学校真的“反腐倡廉的态度一向非常坚决和鲜明”，何以连一个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且网传不断的中层干部都查不出来？
2.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蔡是学校中层干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蔡应由学校党委管理、纪委监察。请问对反腐倡廉的态度一向非常坚决和鲜明的书记校长和纪委是如何管理、人大纪委又是如何监管你的属下的？
3. 今年9月27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在巡视中国人民大学后，曾反馈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请问巡视组所言这些谁该负责？
4. 据了解，从2010年起，网络上就有材料举报蔡荣生招生腐败。对于这些举报人大是否启动了调查，是否有结论？
5. 有公开信息显示，蔡荣生曾经担任万家基金等7家公司的独董。其中高鸿股份、龙江交通和东华软件为上市公司，薪酬分别为5万元、6万元和8.57万元，任职时间达7年。这些都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做法，为何长期无人干预？
6. 蔡从2003年开始担任招生就业处处长，10年间其所作所为并不隐晦，为何长期无人监管、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是否存在失职渎职问题？
7. 据报道，多位人大的老师和学生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蔡荣生和人大在招生上的“黑幕”早有耳闻，所以看到他或因招生问题被调查的消息并不惊讶，在蔡荣生被纪检部门调查消息曝光前，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就发表博客称，“两年多前我就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100万上人大，大家都听说过。”一位参加过人大艺术特长生考试的学生则说，跟清华等其他学校不同，人大艺术生的考试评委和考生之间是不拉帘子隔开的，也就是说，评委和考生互相都能看见，“很容易有猫腻”，所以开学艺术团训练的时候，老师发现有些艺术生其实水平很差，就会吼他们“你
们都是交了多少钱进来的？”。以上报道是真的吗？请新闻中心核实并及时回应。
8. 据传，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女院长胡娟协助调查，是吗？对于这位传奇女士，网上有大量传说，请允许我再次用这个词“对反腐倡廉的态度一向非常坚决和鲜明”的学校回答下，关于胡的传说是真的吗？如果是造谣，就请按500次原则处罚造谣者，如果是真实的，人大请告知公众，回答！
9. 人大蔡发生的一切，案情并不复杂、解决起来也并不困难，但是，就是无人过问和解决，一定要等到蔡闯海关才被抓吗？还有多少未闯海关的蔡在埋伏着、在被重用着？人大党政领导和纪律检查部门责任何在？
10. 人大蔡事件，也许后面还有更多震撼，但无论还有多少事情发生，我们都会问：如果一个学校的党政领导管不住、管不了，甚至根本不想管下属部门和人员，该怎样追究其责任？
11. 人大蔡事件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负面事件，同许多高校一样，在这样一个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依然沉默、冷静有余，及时回应和积极应对不足、严重不足。我的问题是，作为大学，同时又拥有国内不错的新闻、传播专业和一大批这方面专家，能不能在化解公共危机、政务公开和与网上舆论、尤其微博竞争反腐公信力方面有点作为？
关于人大蔡事件引发的疑问还有许多，请中国人民大学积极面对公众，公开回应关切。
（作者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中国人民大学 篇12
所谓招标采购, 是指买方就某种商品、技术或劳务向有关商家公开交易条件, 以征询卖方最佳报价的一种采购方式。在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标招标法》的颁布与实施, 为包括重大项目建设在内的工程及物品采购活动实施招投标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而随着国家对文化教育经费投入的加大, 图书馆的图书文献资源购置经费也在大幅增加, 为规范采购管理, 使国有资金得到高效利用, 2003年起招标采购开始在我国某些图书馆的常规工作中试行。
当前文献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高校图书馆成了各发行商争夺的目标。在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中引入招标采购, 可以依法保护图书馆的权益, 有效提高采购经费的使用效益和采购工作的透明度。文献资源公开招标采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使得图书馆不仅节约了购书成本, 得到价格优惠和价格保护的双重利益, 还有利于获得更多的配套增值服务。与此同时, 招标采购也使图书馆的采购工作摆脱人际关系的干扰, 规范了采购行为, 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基于上述背景, 又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的工作实际,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管理办法 (试行) 》得以出台。该办法规定, 凡使用学校拨款经费采购的文献资源均应依照该办法规定执行, 对供应商的选择可以根据文献的不同属性、不同类型采取适当采购方式进行, 具体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这就明确了招标采购作为我馆文献采购方式的重要地位。而依照文献资源实行招标采购的要求与标准, 最适合进行招标的就是中外文图书。办法对此明确规定:中外文图书、期刊原则上采取招标的方式选择供应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于2011年正式启动文献资源采购招标, 至今已组织完成三次招标工作。
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外文图书招标采购工作进程
图书馆首先依据学校的有关规定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管理办法》, 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实施细则》, 随后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领导小组与文献资源采购工作小组 (下设书刊资源采购工作小组与电子资源采购工作小组) , 领导小组由主管文献资源建设的馆长牵头, 采购工作小组则由采编部主任及负责采访的馆员组成。经学校批准授权, 图书馆作为其代理人负责文献资源供应商招标工作, 图书招标采购工作由此进入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工作小组首先根据图书采购经费预算, 编制年度图书采购计划, 确定了招标标的中各标段的组成与内容, 拟定了招标时间进度表, 经领导小组审议通过。而后, 由工作小组起草、编制了招标过程相关的各种文件, 经领导小组最后审定, 批准实施。这些文件包括: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投标单位述标内容与框架参考、评标的主要依据、评标专家打分表等。第三, 组织了招标信息的发布, 审查图书供应商资质, 确定入围供应商名单。有必要进行对投标单位实地考察的, 及时考察并汇总考察结果。第四, 组织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评标专家库, 评标专家小组将从入库专家中产生。
招标公告发布后, 在指定日期之前, 接收到多家图书供应商的资质申请文件, 招标文件同时顺利发售。待投标单位标书编制完毕, 完成收标。各投标单位如期到场进行开标会议, 按抽签顺序完成述标。然后在学校纪委办公室、发展规划处等相关部门的监督下, 召开评标会议, 从评标专家库中产生的5位专家共同组成了专家评标小组, 对图书供应商逐一进行评分, 依照得分排名定标。中标结果网上公示, 经七日公示期, 签发正式中标通知书。最后与中标单位进行协议洽谈, 签署协议。
三、工作经验与体会
(一) 图书馆自身要牢固掌握招标采购的主动权。对于高校图书馆事业而言, 文献采访实行招标采购是大势所趋, 也是一种新尝试。因此, 图书馆对于自身在招标工作中的主体性应有明确的认识, 要牢固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无论是制定采购制度的政策依据、实施细则, 还是征询采访岗位工作人员的具体意见, 都要保证使招标方向最大限度地贴近图书馆的工作实际。同时, 应主动邀请学校财务、审计、纪检等职能部门参与到采购招标过程中来, 接受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监督, 以此保证招标工作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二) 在招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应抓重点、讲策略、分步骤, 兼顾灵活性。所谓抓重点, 是指把制定科学合理的选择标准与评价体系作为招标工作的关键。图书作为一种非固定标的物, 对它的采购招标, 只能是供应商的资格选择。因此, 重点必须放在对供应商的综合能力评价上。招标评价指标体系应分为供应商的资信实力、服务承诺与报价三项内容, 各项下再细分, 确定如地域与网络优势、采编数据质量、到书率、文献加工、折扣优惠等多个单项指标。在指标体系确定后, 对各级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 以此保证评价决策的综合、客观和全面、准确。
所谓讲策略, 是指制定招标采购指标体系要讲求策略性。大型供应商的经营理念往往大而全, 但营销手段和服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特色和针对性。因此, 招标的着眼点不应局限于注册资金在几百万以上的大企业, 也要为那些有过良好合作和忠诚服务的供应商提供机会。这样可以使各供应商在招标采购新的竞争模式下感到了压力, 有了自觉提升服务水准的主动性。
所谓分步骤, 是指招标工作应严密组织, 循序推进。招标实施过程一般为期一个月, 从信息发布到接收投标报名、资格审查, 再到收标、开标、评标、定标, 在程序的把控上要做到规范严谨, 在细节方面也要缜密周全。
所谓灵活性, 是指招标工作不能一刀切, 既要坚持原则, 也要机动灵活。招标后, 鉴于招标所确定的供应商相对固定, 客观上也还存在着各供应商如何互补, 以及采取拓宽其他渠道等措施来补充中标供应商提供信息不全的问题。因此, 在制定招标采购制度之时, 要提前为采编部门预留小部分自主购书经费, 以作拾遗补阙之用, 保障馆藏结构的系统和完整。
四、反思与对策
图书采购招标工作优势突出, 但也面临着各种的挑战。因此。制定有效的应对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 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招标评价指标体系, 增强防范意识, 做好危机应对预案。首先, 不能将图书视为一般商品来招标, 如果一味追求低标底、折扣率, 而忽视图书质量和服务内容, 就难以满足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需要。第二, 尽管图书招标的程序合法、操作规范, 也难以避免一些供应商中标后不履行承诺的可能, 结果会导致图书供货不及时, 质量无法保证。加之招标后采访渠道比以往相对固定, 中标供应商如果提供信息不全, 采访人员补配的难度就会更大。
对此, 招标评价指标体系应以供应商资信和服务为主, 报价为辅。借鉴其他招标单位的经验教训, 可本着对图书价格利润空间的分析, 将供应商的报价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否则视作恶意投标。同时也应对那些履约情况未达要求、给图书馆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的供应商施以有效的措施, 以此来规避后续问题的出现和图书馆利益的损失。
(二) 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估的反馈机制, 做好采访质量控制工作。招标决非一劳永逸。招标过后, 采访人员应根据招标评价指标体系标准, 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估的反馈机制。通过电话、邮件、通知等方式, 对供应商的具体运作进行评估, 对其在搜集、组织和配置文献品种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沟通, 使供应商各方面的服务更加贴近图书馆的需求方向。并且, 还可以通过对不同供应商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发现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敦促其改正不足, 提高服务质量。惟其如此, 图书馆才能在招标工作的后续运行中真正掌握图书采购的自主权, 做好质量控制工作, 巩固招标的成果。
(三) 完善评标专家库的建设, 建立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组织建立评标专家库是招标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如今看来, 这一环节在结构和功能上还有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从专家库的结构上来看, 主要由来自兄弟高校图书馆的文献采购专家组成。但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 最终是为科研教学活动服务, 因此, 组织推荐和建立招标专家库, 还要考虑学科专家、学科馆员参与的必要性, 从而形成综合、完善的专家库结构。毕竟, 学科专家和学科馆员更了解高校的学科重点和馆藏方向, 其建议将提升馆藏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契合度。同时, 招标专家的任务不仅体现在作为评标专家, 对招标过程中的一系列评价工作负责, 他们后续长期的工作, 还要对供应商进行专业研究领域和专业文献信息等多方位指导和咨询。
高质量、高水平和具有专业纵深和学科覆盖面的专业文献资源, 是一所综合型大学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因此, 图书馆要针对自身的文献需求, 建立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 向供应商提供学科研究动向、学科前沿信息、学科研究趋势、专业学科文献发展、文献使用效果反馈等方面的信息。这样, 供应商才能够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并有相应的服务对策。
不难看出, 上述这些方面其实都指向了招标工作机制的长效性。在招标工作中, 建构一套涉及评标标准、质量控制、信息传递等方面的长效机制, 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当然, 招标工作的长效机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需要全方位、全局化的统筹和实施。无论如何, 文献资源招标采购是将来图书馆采购的主要方式, 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总结新经验, 解决新问题, 才能使招标采购制度与图书馆真正接轨, 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迈入到一个崭新的平台。
摘要：招标工作对于高校图书馆文献采购有着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自2011年首次开展中外文图书的招标采购工作。通过梳理图书招标采购工作过程, 文章对招标的背景、程序与特点进行了分析。结合招标后的跟进情况, 文章指出了招标中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了应对的建议。在此基础上, 文章倡导建构一种长效的招标工作机制, 涉及如评标标准、质量控制、信息传递等方面。
关键词：图书采购,招标,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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