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保险的发展演变（共9篇）
失业保险的发展演变 篇1
支付是所有交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市场交易或履行契约时财产从一方(个人或组织)转移到另一方的过程。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是医疗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医疗保险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之一[1],支付制度的选择决定着医疗保险各方利益,决定着医疗活动的数量、质量和效率。
1支付制度的经济学概念
支付制度本质 上是一个 “合同”,所以医疗 保险支付制度首先是一种法律契约关系,涉及到支付方、 服务供给方、服务需求方三方当事人,是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医疗合同 买卖条约,并按照合 同约定的 条款履行各自 的权利和 义务。 医疗保险 支付制度 作为 “契约”不是只有支 付方法的 简单描述,而是包括 诸多约束交易当事 人的条款,比如医疗 服务需求 方先支付什么、医疗服务供给方提供什么、医疗保险支付方的支付条件有哪些、支付报酬的时间、违反约定的处罚措施等。同时,支付制度 又是一种 经济补偿 机制,医疗服务的需求 方通过向 支付方交 纳保费形 成医疗保险基金,当因病获 得符合该 契约的相 应医疗服务时,支付方将按 照支付合 同向患者 进行部分 或全部的经济补偿[2]。支付制度牵扯到三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并且医疗保险支付制度不是社会救助,所以医疗保险支 付制度必 须符合保 险合同条 款和规范,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 的原则,坚持有限 支付的原则,坚持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
2支付制度的“控制理论”分析
目前,我国多种 医疗支付 制度并存。传统的分 析方法是从“保障”的视角,用控制理 论对医疗 保险支付制度展开 分析,即认为医 疗保险支 付制度的 关键是有效控制医疗服务供给方和医疗服务需求方的投机行为,从而有效 控制医疗 成本[3]。 但是我们 对按实际成本支付和按人头支付的医疗保险支付制度进行剖析,会发现不 同支付制 度对医疗 服务供给 方的策略引导不同。若支付方式倾向于按实际成本支付,那么医疗服务供 给方提供 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 不会降低其收入,所以该支 付制度条 件下服务 质量比较有保证,通常不会拒收病情严重患者,但弊端就是医疗供给方就没 有动力去 控制成本,并且医疗 服务需求方选择过度医疗的概率也比较高。若是按照人头收费,优势是服务供给方控制成本的动力较大,但其服务质量则不 好控制,供给方是 在保证利 润的前提下进行服 务供给,病情严重 的患者被 拒绝治疗 的概率就变大。所以,就控制效果而言,不同种类的医疗保险支付制度 常常是顾 此失彼的,很难取得 全面较好的效果。可见我们用以往的控制理论来分析制度的选择问 题是牵强 的。目前,世界各国 的医疗机 构根据自身特点选 择适合的 医疗保险 支付制度,情况不尽相同,但多种支付制度并存是一个普遍现象。 比如在德国,对医院和门诊实行总额预算,实际支付时是在总额预算 的限度下 实行按服 务项目付 费;在加拿大对医院的 支付是总 额预算,对初级社 区全科医生和保健医生是按照人头付费;在匈牙利,对医院的支付是按病种,对初级社 区全科医 生和保健 医生是按照服务项目付费[4]。
3支付制度的“契约理论”分析
纵观支付制度的发展历史,很多支付制度是医疗供给方首先提议并逐步发展成熟的,比如美国MHO就提出按人头付费。按照控制理论如果支付制度是以控制为目的,是以控制医疗供给方投机行为为初衷的话,医疗供给方对支付制度应该是避之而无不及,而不是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支付制度的选择其控制意义应该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加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支付制度的选择[5]。
综上所述并通过对不同支付制度的比较,总额预算和按相对价值标准付费总体上来讲在服务质量、费用控制具有一定优势,但问题是为什么这几项支付制度没有成功替代其他支付制度,而是和其他支付制度并存呢?事实上,虽然按相对价值标准付费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引入该种医疗保险支付制度的国家至今未超过半数,且运行成熟的国家并不多。可见我们用以往的控制理论来分析制度的选择问题是乏力的,制度的选择并非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技术外的某些因素更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选择。变换角度来理解支付制度,退出保障视角的支付制度选择分析,重新审视制度的选择过程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医疗支付制度的选择问题。
契约,亦被称为合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契约理论 的一个定 律的核心 思想是:产权制度一旦界定,我们面临多个可以选择的契约,最终获胜的一定是交易费用最小的契约安排或契约安排之和。交易费用也 是制度经 济学的核 心概念,交易费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 责任和双 方的权利 所花费的 费用;二是事后的交易 费用,即签订契 约后,为解决契 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包括从改变契约、监督企业执行到退出契约等所花费的费用[6]。威廉姆斯对交易费用所涵盖的范 围进行了 研究,并尝试对 交易费用 进行计量。他认为“更为具体地讲,交易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即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合约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 简而言之,一种医疗 保险支付 制度所对 应的交易 费用就是除了支付方直接对医疗服务的报酬之外而发生的其他一切费用。
医疗保险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契约,受到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双重制约,该制约条件若发生变化,则制度选择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产权界定不清晰,那么交易双方的收益就不明确,权利义务就变得模糊,这样必然导致该制度的低效率,这就要求合同当事人重新界定受益范围,达到产权清晰。医疗支付制度首先要做到确保医疗服务需求方的健康权和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剩余索取权,但是人事限制、准入控制、价格管制等都会模糊产权的边界,于是就会存在理论上很好的一种支付制度而现实中难以取得较好效果。这也给出了政府规制的方向,清晰产权的政府规制才是市场需要的,有利于支付制度的优化。
如果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那么影响支付制度选择的就是交易费用了。在完全信息下交易费用不存在,如果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对患者身体情况了如指掌, 医疗费用支付方对医疗服务过程一清二楚,医疗服务的收益状况清晰可见,那么支付制度的变化不会影响经济效率,按照科斯定理就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是清晰的,任何制度安排都会实现同样的经济效率。
但是在现实的世 界中信息 是不对称 的,交易费用并不为零,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普遍存在。这些因素又导致医疗活动中的利益归属不够明了,比如投保人 到底能够 获得什么 样子的医 疗服务;医疗供给方对 于同样病 症的两个 病人提供 了同样质量的医疗服务而病人康复状况并不相同或者治愈相同的疾 病医疗供 给方的成 本核算差 异极大; 医疗费用支付方支付同样的费用不代表就能对应一样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医疗服务 需求方无 法自行消 费,必须通过医生获得医疗服务,一般患者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 力来选择、辨别符合 需求的医 疗服务[7]。医疗服务供给方既不能完全获知病人身体状况也不可能完 全忽视自 身利益,所以注定 不会是一 个好的代理人。
这就需要对支付制度这一契约进行精细化的特征规定和测量,于是就产生了按项目付费、按人头付费、按服务人次 付费等带 有计量单 位的支付 方式。 一个合同中可以测 量的要素 仅仅是一 部分,合同中的相当 一部分是 无法被测 量的。 准确测量 需要成本,我们称之为测量费用,那些不能被测量的部分依然需要成本即监 督费用,测量成本 和监督成 本之和就是我们 讲的交易 费用。那么很简 单,一项支付 制度对应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易于计算并且便于监督,那么该项支付制度对应的交易费用就低,长远来看就是一项好的制度。
4医疗保险支付制度的发展趋势
医疗保险支付制度的优化选择过程也就是医疗资源再分配 的过程。在产权清 晰的前提 下,医疗保险支付 制度的差 异在于测 量费用和 监督费用 的不同。而能够降低测量费用或监督费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措施或办法,都是推动支付制度演变的因素, 最终实现支付制 度的优化 选择。诊疗技术 的进步、 信息标准化和一体 化的实现、网络技术 的发展带 来的网络时代 和大数据 时代、医疗服务 项目目录 和Case-Mix系统等辅助计量工具的应用、财务中介机构和医疗评审机构的建立健全都在改变着支付制度的交易费用[8]。
以网络时代对支 付制度选 择的影响 为例,现在随着网络的普 及和消费 者健康参 与意识的 加强,网络询医悄然成风。网络询医指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寻找医药信息,探讨病情症状,交流关于医生、用药、 治疗手段以及康复 计划的意 见,以此作为 就医或治 疗参考从而影响他 们对于医 生或者医 院的选择、用药方面的选择或保险方案的选择。网络询医具体表现为患者用网络来浏览相关网站对药物及病情的介绍,追踪其他患者对治疗过程或医生的评论,或搜索医生对于有关病 情的介绍 和治疗经 验的分享,或关注其它病友发 布的疾病 信息和治 疗经验,或将自己 的治疗经历发到网 上,或参与在 线健康论 坛或社区 等等。网络询医不 同于网络 自诊,网络自诊 指的是患者根据网 络医疗信 息资源自 己给自己 开药方,而网络询医侧重的是多看看、多听听,尽量做到心中有数,以此为参考,从而提高就医效率。网络询医体现了患者对自身健康有了越来越强的责任感和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意识,患者渴望更多更好的医疗信息,而不再仅仅满足于 之前单一 的信息获 取渠道,网络询医所依靠的网络医疗信息成为医患关系中的第三方 信息源,其价值可 以看作是 医嘱的有 效补充。网络询医的普及促 进了医生 医术医德、医疗服务 形式和网络信息大 数据等诸 方面的发 展,这些因素 再和现代诊疗技术的 进步相得 益彰,必然使得 医疗支付 制度所面临的环境 发生变化,原来不易 测量的变 成可以测量、原来不易监督变成易于监督,这些都会使得交易费用大大降低。
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在辅助工具和优化的制度环境的帮助下可以越来越便利并精确地进行医疗服 务价格的测量工作,降低测量费用;在医生信用和社会信用形成的社 会条件下,在社会整 体制度优 化和政府规制越加 完善的过 程中,支付制度 的计量单 位有望设计到更科学、更易于操作和监督,监督费用也得以降低。只要降低 交易费用 的努力一 直存在,支付制度的优化 选择过程 就会一直 持续。诚然,由于不同支付制度的约束条件不同、面临的环境有差异, 其交易费用的下降 幅度和速 度必然不 同,一定时期 内支付制度的多样 化和并存 的状态会 一直存在,但最终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必然那种交易费用最低的医疗支付制度才会胜出。
总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应该把医疗保险支付制度的演变看成是一个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的过程,越来越低的交易费用才意味着支付制度的进步和社会医疗资源配置的优化。
摘要：医疗支付制度是医疗交易的一个重要环节,支付制度的选择决定着医疗活动的数量、质量和效率。文章给出了医疗保险支付制度的经济学定义,并首先从保障的视角用控制理论对医疗保险支付制度进行了分析,接着变换角度来理解支付制度,重新审视支付制度的选择和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研究医疗领域支付制度的选择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契约,交易费用
失业保险的发展演变 篇2
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基本内涵的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升华优秀民族文化品质，逐步砥砺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群体意识和可贵革命精神。它秉承沂蒙优秀思想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根植沂蒙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沃土，在沂蒙山区这片英雄的土地上逐渐生根、发芽直至成长壮大，不断地焕发出耀眼的光辉，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及时代价值。
一，沂蒙精神概说
沂蒙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沂蒙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各级领导对沂蒙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关怀和培育为我们弘扬沂蒙精神指明了方向。
1，沂蒙精神的提出
沂蒙精神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确定，经历了15年的时间。纪80年代，临沂市平邑县九间棚村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架电、治水、治山、修路实现了高山水利化，摆脱贫困走向了富裕。他们在战天斗地过程中，铸造了闻名全国的“九间棚精神”。1989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原副社长李锦在九间棚村调研52天，提出了“九间棚精神”。将“九间棚精神”概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忍不拔、无私奉献”，并写出了《九柱擎天》的调查报告，引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的高度重视。“九间棚精神”的提出，为“沂蒙精神”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89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话，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讲政治。之后中央召开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号召全党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时任临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李祥栋和同志们经过反复酝酿，于1989年12月12日在《临沂大众报》发表了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沂蒙精神“这一概念。
1990年2月2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到临沂视察，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个字。
1997年，沂蒙精神被进一步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个字。2001年，有关专家曾将沂蒙精神扩展为“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24字。
2004年，第四次沂蒙精神研讨会召开，经过专家认真研讨，恢复了1997年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16字概述，从此成为定说 2，沂蒙精神本质
沂蒙精神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它秉承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根植于山东革命和实践的沃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开放兼容的理论特质和强大的实践功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体现。“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其中，“爱党爱军”是沂蒙精神的灵魂，表达了沂蒙人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舍生取义、追求执着的崇高政治信仰；“开拓奋进”是沂蒙精神的主题，概括了沂蒙人民追求进步、改革创新、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先进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是沂蒙精神的体现，展示了沂蒙人民自力更生、坚忍不拔、知难而进、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核心，明确了沂蒙人民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甘于奉献的价值取向。从历史的、发展的视角来看，沂蒙精神又集中表现为一种大义、大爱、实干和创新。
3，沂蒙精神的产生
沂蒙精神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人民怀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之情，用自己的双手、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拥军支前的壮丽赞歌，熔铸了党和沂蒙人民血浓于水的感情。（1）渊子崖村民浴血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以临沂为中心的沂蒙山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1941年12月20日凌晨，日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渊子崖村。板泉区中队副中队长高秀兰等人和村长林凡义立即组织民兵和村民，依托周围地形抗击敌人。最终，该村在八路军协助下击退敌军，共毙敌12人，村民牺牲147人。
（2）“母送子、妻送郎”入伍参军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兵员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沂蒙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号召动员下，踊跃报名参军，“母送子，妻送郎，送亲人，上战场“成为战争年代的沂蒙社会现象。当时沂蒙山区约有420万人口，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之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仅1944年、1945年和1946年三次大参军运动，就有62989名沂蒙青年子弟加入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3）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的模范
从“女子火线桥”到“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沂蒙红嫂”明德英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王换于，沂蒙六姐妹等等，无一不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对人民军队所做支持的代表人物。在那个年代，沂蒙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舍生忘死地开展各项工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沂蒙精神的发展
沂蒙精神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开拓奋进精神的沂蒙人民，怀着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体谅国家的艰难，以主人翁的姿态，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开拓精神，继续发扬大公无私、舍己为国的精神，积极探索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迅速兴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奏响了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之歌。这一时期的突出事例主要有：沂蒙人民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毛主席批示“历家寨是一个好例”，毛主席批示王家坊前经验，毛主席批示高家柳沟扫盲新做法，治理淮河再现支前精神，兴修水利建起“千库万塘”等等。
二，“下基地”社会调研与实践总结
为了响应2013年夏季“下基地”实践活动的主题：“责任担当，践行青春中国梦”。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依托沂蒙老区红色资源，深入红色革命基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了解当地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组依托临沂当地红色资源展开了认真的社会调研。
7月18日，我前往华东革命烈士陵园进行参观调查，一座座石碑让人心生感慨，一幕幕历史事件仿佛就在眼前。向这些为革命事业做出牺牲、为沂蒙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烈士们致敬。
7月19日，我来到金程塑编有限公司，将要对这公司进行为期两天的调研访问。我的主要课题是：它与沂蒙精神有怎样的关系，沂蒙精神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应该怎样继承发扬沂蒙精神并使之为其作出好的影响。
此次调研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与其文化，采访企业负责人，询问有关员工对其企业与沂蒙精神的看法，询问企业负责人对未来的展望。
7月19日下午，通过网上查询与资料查找，大体上对金程塑编有限公司有了个初步了解。该公司位于郯城镇南部，主要生产农用和工用塑料用品，也有加工出口业务。其公司有员工一百多人，其董事长为顾先生。顾先生的父亲在几十年前经营了一家塑料品加工店，之后顾先生与其父亲一起将其发展壮大，直至今天的规模。通过对顾先生的询问了解到，其爷爷曾是一名红军，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他爷爷对他的培养与教导，简单说，就是红色精神培育了他，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就。谈到沂蒙精神，他说“是爷爷教给了我沂蒙精神的内涵，虽然那时不知道这就是沂蒙精神，但是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7月20日中午，我对该企业内部员工做了一些调查询问。经过一番调查，得知该公司最近几年一直不忘回报社会，各种捐款数额不小且非常及时，企业对员工待遇也不错，员工也逐渐养成一种奉献精神，对待他人、对待社会也有很多积极贡献。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的时候，但是公司凝聚力很强，几乎没有人因为几个月不发工资而离开，都是陪着公司走过了一道有一道坎儿。
7月20日下午，在即将结束对该公司的访问前，我又去询问了企业负责人，想了解一下他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看法。他表示，将会继续秉承着沂蒙精神，坚持艰苦奋斗、开拓奋进，力争把企业变为所在行业的龙头领军企业。
龙凤图腾的发展演变 篇3
宗教的最早形式之一, 以图腾观念为标志。许多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相信, 各氏族分别源出于各种特定的物类;大多数为动物, 其次为植物, 少数也有其他物种。对于本氏族的图腾物种, 常加以特殊爱护。所谓“图腾崇拜”, 只是氏族社会在对自然力或自然神进行崇拜中常与图腾观念相连;处理图腾物种, 有时也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过去人们曾认为, 图腾物种皆禁食、禁触;现已查明, 这一现象仅流行于一部分氏族的一部分时期内。有些氏族只在一定期内禁食图腾物种身体的某些部分;另一些氏族甚至认为, 在一定情况下, 食用图腾物种正是必须之举, 这样做, 便可将本氏族所源出物种的优良性能继承传承于氏族成员的身体内;为这种目的而食用图腾物种时, 有时也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 但并非图腾崇拜, 而是与祖先物种一同行此礼仪。具有这类观念的氏族有时也不食图腾物种, 但非出自神秘观念, 却出自爱怜骨肉之情而不忍食之。
二、凤的神性
从《山海经》《说文解字》等记载中可知, 古人迷信凤鸟具有如下的神性:其一, 凤是百鸟之王, 俗称“百鸟朝凤”, 是百鸟的统率者;其二, 凤鸟的出现会给人间带来吉祥, 所谓雷霆不作, 风调雨顺, 河不泛滥, 五谷自生, 天下安宁;其三, 凤鸟是人类美德的象征, 只亲近有德政的君子之国和有德行的至德之人, 凤鸟亲近的程度是衡量德政和个人德行的尺度, 所谓德粗则远, 德精则近;其四, 凤鸟具有善歌善舞的灵性和高贵的生活习惯, “非梧桐不栖, 非竹实不食, 非醴泉不饮”, 等等。总之, 凤鸟是能给人类带来吉祥、幸福的善神。由于人们迷信它是善神, 所以在塑造这一神鸟的过程中, 人们把现实鸟类美好的地方都集中在这一神鸟的身上, 如燕颔鸡啄, 五色备举, 等等。人们塑造善神的形象, 要给人以和善, 美好的亲近感, 这是造神的一般规律。
三、龙凤呈祥习俗的形成
龙是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一些自然天的模糊集合, 凤是一些美鸟羽虫的模糊集合, 二者同为神物, 可以对应而互补:一个变化飞腾, 一个美善祥瑞, 一旦携起手来, 便“龙飞凤舞”, “龙凤呈祥”了。龙和凤最早的对应和结合, 大概要数孔子和老子互相吹捧的那两段文字。据说, 孔子见了老子回来, 三天不讲话, 弟子问他给老子规谏了些什么, 孔子感叹说:我竟然见到了龙!龙, “合而成体, 散而成章, 乘云气而养乎阴阳”, 我又怎么去规谏老子呢! (见《庄子·天运篇》) 这是孔子将老子比作“龙”的典故。老子将孔子比作“凤”的典故见于《艺文类聚》九十和《太平御览》九一五引的一段《庄子》佚文:“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 便问道:“前为谁?”回答说:“子路, 勇且力。其次, 子贡为智。曾子为孝, 颜回为仁, 子张为武。”老子听后感叹道:“吾闻南方有鸟, 其名为凤……凤鸟之文, 戴圣婴仁, 右智左贤……”孔子称老子为龙, 老子比孔子为凤, “龙凤是天生一对, 孔老也是天生一对。”如何解释这种“天生巧对”的现象呢?闻一多先生考证说:“凤是殷人的象征, 孔子是殷人的后裔。呼孔子为凤, 无异称他为殷人;龙是夏人的, 也是楚人的象征, 说老子是龙, 等于说他是楚人, 或夏人的本家。”
秦汉以后, 由于封建帝王自称“真龙天子”, 龙有了象征皇帝权威的神性, 作为它的对应物, 凤也就有了象征帝后嫔妃的神性。有趣的是, 凤凰本是有雌雄之分的, 雄为凤, 雌为凰, 不料和龙对应以后, 竟然丧失了“雄”性, 成为“美雌”的代名词了。全国各地的皇宫御苑、庙观宫寺, 凡是有龙的地方, 都几乎有凤。龙凤形象在我国的金属工艺、刺绣织锦、雕琢书画、漆器陶瓷、家具摆设、文房四宝等工艺品上, 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比比皆是。以龙凤为纹样的手工艺品, 从古到今, 层出不穷。
四、龙凤图腾的演变
龙凤是炎黄子孙始祖的图腾。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龙凤形象, 已是数千年来逐步演化的结晶, 它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融合的历史。龙凤躯体上的一头、一目、一鳞、一羽, 无不呈现出当年众多部族或部族联盟各自原先所崇尚图腾的标志,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血肉联系的整体性和凝聚力。
不同历史时期的宫廷龙凤和民间龙凤艺术风格, 既有共同点, 又有许多不同点。宫廷龙凤庄严威武, 华贵典雅, 充满超人的神秘力量, 具有威慑感;民间龙凤朴实无华, 简练稚拙, 清新刚健, 充满生活气息, 给人以亲切感。商周时宫廷龙凤造型严格地与青铜器等器形相适应, 多取侧面对称排列或均衡处理;并在龙头、龙尾、凤冠、凤尾上曲尽变化, 以求破格, 而得生气。至战国、秦汉, 龙凤从神奇迷离的气氛中走向现实世界, 渐由几何形转向写实, 活泼秀丽, 回环舒展。例如河北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器物与帛画上的龙凤形象, 都具有这种特征。至南北朝, 龙凤与神佛融为一体, 龙凤造型修长洒脱, 疾驶驰逐, 飞翔扶摇, 气韵生动, 唐龙凤雍容丰满, 雄健为武。宋代龙凤与院体画相似, 工丽严谨。明清龙凤集前代大成。明龙多作鬃毛倒竖 (宋代已有) 的合口龙:凤作细长的“丹凤眼”, 云纹冠, 蔓藤式头颈, 锯齿状眼翎长尾羽。或作卷草形。清龙脸长象鼻, 口开启, 毛发披散, 鳞甲细密整齐。
民间龙凤造型, 史前期绝大部分是施于彩陶、玉雕石雕上, 写实变性并重, 天真活泼, 无拘无束。三代民间龙凤造型简洁, 多取剪影式, 形式感很强。至秦汉、龙凤或写真或与云纹, 蔓藤勾连交错, 飞扬回环。见于刺绣、漆器、铜镜、画像砖等上的龙凤, 多具此种特点, 为解析型, 充满想象力。唐宋时龙凤在民间象征爱情、夫妇和美, 即所谓“龙凤呈祥”。凤象征女性的美貌温柔, 龙象征男性的坚强刚毅。凤衔枝象征筑巢育雏, 双凤对飞, 数凤追逐, 或凤穿花, 所谓“凤求凰”皆象征爱情或喜庆。唐凤自歌自舞。宋凤意笔寥寥。明清的民间剪纸、蓝印花布、刺绣桃花、石木雕刻、金器银饰等, 其上龙凤美不胜收。凤大体作雄鸡头、冠、雉身, 鹤颈、足、尾羽, 鸳鸯羽翼, 孔雀尾屏眼翎, 间以茂盛的牡丹朝阳, 象征美好幸福的生活。龙则变形为卷草拐子龙或龙穿牡丹, 龙披火焰, 龙戏珠, 龙戏水, 龙翻江倒海等象征造福佑民。
总之, 宫廷龙凤艺术强调神格, 民间的龙凤艺术强调人格。由于中国古代的龙凤艺术几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直接感受到人民的审美观念, 以及由此而扩大、积淀形式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气质。今天, 龙凤艺术正在被注入新时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大体上是取宫廷之严谨、庄严、雄伟, 取民间之吉祥、纯朴、活泼、生动的生活气息, 以二者众多的形式构成法, 融之现代的凝练、单纯、直感, 追求总体效果、疏密、空间、穿插等。
五、龙凤配
尤其应该提到的“龙凤纹”, 当可引出一段精彩神奇的文化典故来, 这就是有关“龙凤配”的问题。简单地说, 它是古代拜龙的部落与拜凤的部族历史性的联姻, 这联姻的历史形成了文化上的大融合。时代久远, 岁月如流, 两族联姻的史迹早已湮灭, 但民间仍然把当时联姻仪式中保留下的图画及祝辞珍存下来, 遂使“龙凤配”这古老的观念标志, 永远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之中。
摘要：龙凤是炎黄子孙始祖的图腾。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龙凤形象, 已是数千年来逐步演化的结晶, 它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融合的历史。龙凤躯体上的一头、一目, 无不呈现出当年众多部族各自原先所崇尚图腾的标志,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血肉联系的整体性和凝聚力。龙与凤是两种不同来源的属类, 只有从文化学的观点来考察才能自圆其说。
关键词：图腾崇拜,龙凤图腾,凤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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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篇4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1.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1.1.2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1.1.3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1.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2.1建国前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刑事诉讼基本上是没有刑事辩护制度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最早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了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规定是从民国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开始出现的。两个单行律师立法的出现，是我国律师制度的开端。尔后国民党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总的来看，旧中国的辩护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且受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1.2.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辩护制度开始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法制中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地位，并对辩护作出了专章规定。其后又通过大量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增强了辩护的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亦从此日趋成熟。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提前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诉讼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立法机关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获得了自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2.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2.1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提前了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数量、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开始沿着程序的轨道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向迈进。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之作了科学的修正。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
2.1.2关于侦察阶段的辩护形式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其概括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后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帮助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
2.1.3关于诉前辩护的开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七天，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像诉后辩护那样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辩护方式方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所以辩论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应该承认，96年刑事诉讼法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条件。
2.1.4关于庭审辩护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审辩护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但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
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还可以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展开。
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公诉方建议或同意使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节约了诉讼成本。
2.2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无论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上还是在诉讼的介入时间上都有所改进，但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努力，静态的立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动态的司法实践一一对应。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辩护人的权利大量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辩护人本人的人身权利也经常面临威胁。我国的律师辩护现在正陷入几难境地。2.2.1会见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请律师”，“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一委”发布的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这里的“应当”是要求办案机关必须在四十八小时或五日以内作出安排。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认真的落实，具体表现在：一是办案机关以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还要层层审批；三是不允许单个律师会见；四是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会见；五是在会见场所秘密安装摄录设备；六是限定会见时间和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等，使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会见权时步履维艰，会见制度形同虚设。
2.2.2调查取证难
律师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必须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是否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以及律师如和调查取证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现状并不乐观，据统计新刑事诉讼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00余名律师因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而遭受拘留和逮捕，最后绝大多数又以无罪予以释放。[12]这一反常现象造成辩护律师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胆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多数律师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调查，导致辩护质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也降低。
2.2.3阅卷难
在辩护活动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证据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或代理意见。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一环节，为实现律师的知情权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但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该项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即使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限制有加。
2.2.4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
就我国刑事案件实际状况而言，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进行辩护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师更是不愿参与刑事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
2.2.5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 [13]这些要求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所吸纳。但是在我国的现实中，还时常有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遭到侵犯，致使无罪被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的情况。特别是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实为少见。
2.3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构想
鉴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非常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和完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2.3.1保证律师的会见权
由于种种原因，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行使会见权遇到种种障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门《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检法有关的实施细则，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门的上诉规定专门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问题，即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等等。但是，六部门在以下规定中又为侦查机关干预会见提出借口，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实践中，由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性质所决定，侦查机关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如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等等。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同样，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
浅议类书的发展演变 篇5
关键词：类书,演变,儒学,目录学
类书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是源远流长, 经久不衰。它辑录群书, 以类相从;它述而不作, 罗列资料, 以备查寻翻检之用。
关于类书的起源, 虽然众说纷纭, 但多数学者比较认可《皇览》为类书的始祖。类书起源于《皇览》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 在《皇览》产生以前, 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分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等, 世间人事, 尽在其中。《尔雅》分十九篇: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对儒家经典中的难懂语词作了分类解释。《诗经》三百五篇, 以风、雅、颂三大类总领, 并开创了按地域分类文献的先例等等。其次, 从先秦到曹魏几千年的时间里, 文献的积累已非常丰富, 虽屡遭文字大狱, 损失严重。然而一方面, 东汉蔡伦植物纤维造纸的发明, 大大便利了书籍的抄录、使用以及流通, 促进了书籍种类和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 曹魏时期又采掇遗亡, 使得藏书数量迅速回升。大量的典籍为类书的产生提供了文献保障。再次,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之后, 国家修身养息, 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国力日益强盛, 人力、财力、物力都很有保障。恰巧在这个时候, 骈体文兴起, 文人士子著文崇尚骈俪排偶, 讲究用典使事, 追求形式华美。汉魏间的文人大儒如祢衡, 孔融等皆以其博学强记而颇受称道, 因此, 受此风之影响, 时人对于这种抄集典故, 排列偶句的资料汇编的需求很是迫切。最后, 在抄撮之风盛行之下, 杂乱无章的文章急需分类整理, 加上曹氏三杰才华横溢, 其周围更有一大批文学才俊, 经此长久熏陶, 也难怪曹丕登基不久, 便令人撰集经传, 编成“宜皇王之省览的”《皇览》了。
至此以后, 因为种种原因, 形形色色的类书不断出现、却又大量遗失, 个中原因且不赘述。下面, 笔者只从目录学、儒学以及编纂样式三个方面探讨一下类书的发展演变。
1类书在目录学中的演变
最早对类书标目著录的目录始于汉魏之际, 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记载:曹魏时秘书郎郑默撰《中经》, 后秘书监荀勖因《中经》更著《新薄》, 共分四部, 总括群书。一曰甲部, 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 有古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 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 有诗赋、图赞、汲冢书。[1]虽然诸多学者对荀氏《中经新簿》于丙部立“皇览簿”多有疑问, 但因该书已遗佚, 其“皇览簿”所记为何已无从得知。
唐代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 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类。该部小叙曰:“杂者, 兼儒墨之道, 通众家之意, 以见王者之化, 无所不冠者也。古者, 司史历记前言住行, 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 盖出史官之职也, 放者为之, 不求其本, 材少而多学, 言非而博, 是以杂错漫羡, 而无所指归。”[2]由此可见, 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 作为杂家的一支, 显然是受子部杂家是可以“兼通众家, 无所不冠”这一传统看法的影响, 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间, 类书在传统知识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之卑微。唐宋之世, 编撰类书之风大盛。类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到后晋刘日句等撰《旧唐书·经籍志下》子部著录有17家, 其第十五家为“类事类”, 著有《皇览》、《类苑》等22部类书。[3]
北宋庆历四年至嘉佑五年, 欧阳修、宋祁等撰成《新唐书》, 该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丙部子录, 其类十七:一曰儒家类, 二曰道家类, 三曰法家类, 四曰名家类, 五曰墨家类, 六曰纵横家类, 七曰杂家类, 八曰农家类, 九曰小说类, 十曰天文类, 十一曰算类, 十二曰兵书类, 十三曰五行类, 十四曰杂艺术类, 十五曰类书类, 十六曰明堂经脉类, 十七曰医术类。凡著录六百九家, 九百六十七部, 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录五百七家, 五千六百一十五卷。”[4]自此, 类书隶属于子部而为单立之类目正式确定, 成为后世公私目录编撰的准则。
南宋初年, 郑樵撰《通志·艺文志》, 他认为类书系不可分之书, 应独立成一部类。他说“类书者, 谓总众类不可分也, 若可分之书, 当入别类。且如天文有类书, 自当列天文类, 职官有类书, 自当列职官类, 岂可以为类书而总入类书乎?”[5]因此, 他所撰的《艺文略》打破四部分类法, 将古今之书分十二类。南宋端平年间, 其族孙郑寅, 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 曰史, 曰子, 曰艺, 曰方技, 曰文, 曰类。[6]二郑将类书独立为部之类例, 颇为后世所认同。类书自此遂成为独立之部类。
明清私家藏书目录, 亦不复恪守四部分类之成规, 将类书列为独立之部类, 如:叶盛撰《竹堂书目》、陆深撰《江东藏书目》等, 都把类书列为独立之部类而不隶属于子部。明清学者有的虽然仍旧沿袭四部分类成例, 但亦认为类书与杂家有别, 应独立成部, 与四部并列。如《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类书类》小叙中说:“类事之书, 兼收四部, 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四部之内, 乃无类可归。”[7]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卷三《子部·类书第十三》注曰:“类书实非子, 从旧例附于此, 举其有本原者。”[8]
总体而言, 随着类书的不断发展, 类书编纂日益臻多, 以致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表现为其在目录学中的位置由最初的子部杂家中的一支到脱离杂家而与其并列, 再到独立成部而与子部并列。此为类书发展兴盛的见证。
2类书与儒学嬗变
儒家学术文化, 同一般性质的文化一样, 也是不断的处在变迁积累中的。虽然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儒家学术文化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但在不同的时代、随着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发展, 儒家学术文化也是时有变迁的。这种变迁, 从认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必然作用于人们的思维, 从而形成以概念、范畴彼此有机结合的思维网络, 且以这种思维网络去认识外界客观事物。类书的编撰, 即是这种认识的体现。[9]
先是汉朝大儒董仲舒对儒学的发挥, 他总结了先秦以前哲学中的天、人思想和五行思想, 把儒家的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五行论具体的配置起来, 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形成一个包含天时、地理、人体、政制、物候的全面的系统, 并达到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艺文类聚》共百卷, 按天地人事物设置类目, 这种结构非常清楚的反映了董仲舒的“天地人事物”思想体系, 是受儒家学术文化的影响和支配的结果。
两汉经学到魏晋时已是腐朽而无生气, 到韩愈、柳宗元时儒学又重新复兴, 当时道教、佛教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呈现出一种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儒学的复兴, 在此时, 表现为“统合儒释”, 融合各家。这一点在唐代类书《三教珠英》中有所体现。《唐会要》载“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于旧书外, 更加佛、道二教。”[10]
宋明时期, 儒学又逐渐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明初, 朱子理学一统天下。洪武元年 (1368) 年明朝建立伊始, 明太祖朱元璋即命朱升等撰修《女诫》以宣扬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永乐三年 (1405) , 明成祖朱棣令修一部悉收“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 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卜僧技艺之言”的“毋厌浩繁”的巨型类书, 后赐名《永乐大典》。此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学术在明代的状况, 是受了朱子理学影响的结果。
清朝时期, 考据学兴起。学者文人多倡导广征博考, 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关于这一点, 在当时编纂的很多类书中都有所体现。如《古今图书集成》之编纂严谨、分类细密, 且对于其设置之缘由, 排序之先后, 都作了详细的说明等, 这些大都是受了当时考据学严谨的治学风气的影响。
3类书编纂样式的演变
类书产生之初, 不可能让全天下的人们都能够阅览, 且历代类书的编撰也并非纯是为了发展本国文化, 都多少有其政治因素涵盖其中。如《皇览》之编撰乃是为撰集群书, 宜皇王之省览, 其内容实质就标明它是一种“帝王之学”。但由于此书早已遗佚, 其所记内容大部分已无从得知。
其后, 齐梁时所修《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类书则主要以记事为主。据记载, 刘孝标编《类苑》曾说:天下的事都在此书中, 没有一物遗漏。萧衍不服, 于是于天监十五年 (公元516年) 下令华林园学士700多人, 由徐勉领修《华林遍略》, 到普通四年 (公元523年) 历八年时间编成, 共700卷。收录资料多于《类苑》几倍。[11]
南朝梁萧统编撰的《文选》, 主要以赋、诗两类篇幅为最多, 可称得上是最早的类文类书。唐武德五年高祖李渊下昭令欧阳修等编撰《艺文类聚》, 它打破以前类书偏重类事, 不重采文的常规, 克服了“文”与“事”的分离的一大缺陷, 采取“事局其前, 文列于后”的新体例。从此开创了事文并举类书的先例, 后起的类书也纷纷效法。
两宋时更出现了一些专门性质的类书, 如《太平广记》汇集了汉代至宋初的各种形式的小说, 《全芳备祖》则是植物学的资料的渊薮, 《事物纪原》则是一部考证事物起源和沿革的专门类书, 《事林广记》则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等。明代时出现了“类书之王”——《永乐大典》, 其内容之巨, 范围之广, 实属罕见, 而且其分类体例亦有所创新, 它以韵分列单字, 每一单字先注明读音, 再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等, 最后分类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 以至奇文异见, 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 这就是“用韵以统字, 用字以系事”的编撰方法。清初至中叶, 更出现了类书集大成之作——《古今图书集成》, 该书部头大, 所收资料浩繁, 而且条理清楚, 繁而不乱。
总体而言, 类书的编撰经历了由最初的记事为主到后来的事文并举, 再到专门性质的类书以及综合性的类书的演变, 而且类书的编纂样式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到特殊、由简易到精细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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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郜明.儒家学术文化与类书编撰[J].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0 (4) :24.
浅析网络新闻编撰的发展演变 篇6
一、网络新闻标题的逐步发展
新闻的标题是一篇新闻的灵魂部分, 是新闻传递给受众, 受众直观感受的一个环节。现代网络媒体为增大标题信息量, 通常采用新闻标题汇聚版面引导布局。将大量新闻标题组成的链接群直接面向受众。受众通过点击标题的链接获取新闻内容。因此, 标题在网络新闻传播的过程中, 就凸显了它的重要性。网络新闻标题既要高度概括新闻的主要内容, 提供大量信息供受众吸纳, 同时又要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目前在网络新闻中, 新闻标题已经日趋多样化, 即标题种类繁多, 包括:单形题、引题、主题、副题等等;新闻标题相对走向独立, 即标题涵盖新闻全部内容, 标题即新闻。
二、网络新闻导语的演变
导语在传统新闻写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导语是对新闻内容的概括, 或是对重要的新闻要素的传达。随着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 和大量信息铺天盖地的涌入, 人们不再详细地阅读, 而是对大量的信息快速地流览, 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这种快速阅读的方式下, 要想使读者清晰、准确地领会新闻的主旨, 就要用最简洁清晰的文字将重要新闻要素描述出来。针对事情复杂, 需要大量文字汇集的新闻, 往往会有一个简短的概要, 这也是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领会新闻的内容要点。这就充分体现了新闻导语在新闻中的作用, 把最感动人心、最博人眼球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直观地呈现给受众。
在网络新闻写作中, 层次化的写作形式更强化了导语在新闻写作中的重要性。层次化写作是现代网络新闻所具有的独特性。传统平面媒体是直观地、一次性地将全部信息呈现给读者, 而现代网络新闻则是在传递的过程中, 由受众自主选择浏览, 首先看到的是主页上的新闻标题, 然后是点击正文的链接, 来完成全部新闻报道的阅读, 同时在网页的推荐位上, 还会有同类新闻推荐阅读。在这种阅读模式当中, 新闻标题作为新闻报道的第一层次, 具有了可以引发受众阅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而在接下来的第二层次即导语部分中, 则基本上使受众已经完成了对网络新闻内容的整个阅读行为。所以说, 在以最短时间、快速准确地使受众了解信息为特征的网络媒体里, 言简意赅、引人入胜的新闻导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网络新闻导语的使用, 准确地反映全文的内在联系及本质含义;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词汇和句式;设计链接并且将其置于最前端, 将读者引向新闻报道的详细内容;注意事实, 不用夸张和浮华的语言。此外, 网络新闻导语与主体还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当新闻事件较为复杂, 涉及多条小新闻时, 导语起着新闻骨架的作用, 它将多个新闻串连起来。通过对导语中各个事实链接, 并进入不同的新闻主体部分。这时, 导语既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各个具体新闻的新闻要素, 又起着将各个新闻组织起来的作用。
三、网络新闻主体的演变
传统新闻主体是新闻的主要部分, 它承接导语, 阐述导语所揭示的主题, 可回答导语中提出的问题。网络新闻的主体也是新闻导语之后的重要部分, 是对导语中所简短概述的新闻要素作进一步的阐释和扩充、补充和叙述。网络新闻同传统新闻的主旨一样, 都是把事情的真相呈现给受众, 所以对于网络新闻主体的要求和传统媒体的要求, 都是要层次清晰、点面结合, 与导语呼应。但由于网络新闻独有的特性, 可以加入图片、视频、互动等连接, 将使用网络新闻的主体写作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
1.网络新闻的分发过程是一个阶梯式的递进的过程。建设合理的链接导航布局, 分链接区域展示新闻的深度信息。受众通常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选择感兴趣的内容, 去逐层地获取新闻信息。在网络新闻发布主体内容的同时, 还会建立相关信息链接。有的是在文章中的词语或句子上建立起来的链接, 这样读者可以广泛地阅读相关信息, 对新闻事实作详尽的了解。如:“在英足总杯的决赛中切尔西凭借德罗巴加时的决杀, 以1:0战胜曼联, 捧起了英足总杯。”在这一段话中, “切尔西”和“曼联”这两个词汇都建立了链接。同时这一段话也与其他相关文章相链接, 有的文章则与其他相关文章建立起更多的链接, 在其之后有“更多……”的字样, 点击这一字样可以进行相关文章的延展性阅读。这样读者可以广泛地阅读相关信息, 对新闻事实作一个详尽的了解。
2.网络新闻中, 一个段落有一个重点内容, 这是因为在阅读网络新闻的过程中, 读者的思维是跳跃性的, 在快速浏览的过程中, 读者很难在一段内容中同时关注到两个或多个重点内容进行观看。所以, 每一个段落都只集中叙述一个重点内容, 可以使读者在快速、跳跃的阅读中把握每一段落的主要内容, 准确、全面地获取信息。
3.凸显关键词语、段落, 吸引受众注意力。网络媒体的写作方式, 比传统媒体丰富而且多样化, 编辑人员可以通过计算机, 随意地改变文字的颜色、变换字体的大小和形式。这使文字变换在网络新闻中的应用变得十分频繁。通过变换关键词语、段落的字体与颜色, 可以凸显该段内容在整体中的重要性以吸引阅读者的眼球, 使其在快速浏览的过程中迅速发现文字中的重要信息以达到受众观看的目的。
4.排行榜模式。为了能够高度概括地将事件重要部分完整展现, 为了让受众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清晰、详实地了解新闻要素, 网络新闻主体内容往往像排行榜一样, 将新闻内容高度概括地逐条列出, 以便让受众更方便阅读, 详实掌握。
四、网络新闻背景的演变
新闻背景是新闻报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对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的介绍。详实地介绍事件的背景, 有利于了解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 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具有的实际意义, 可以加深对新闻的理解, 烘托和发挥新闻主题的作用。在传统新闻的处理中, 新闻背景总是和新闻事实处在同一文本之中, 甚至是处在同一段落之中。而在网络新闻中则可以完全将背景与事实严格地区别开来, 链接在不同的网页上供读者查阅。这样安排新闻背景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新闻事件的真相, 这是传统新闻所不能比拟的。
网络新闻可以围绕着新闻的主题、标题、导语、主体、关键词或背景进行链接, 增加相关文章或延伸性阅读, 使网络新闻具有鲜明的层次性, 构成了一个全方位、超时空、多层次的立体的整体信息系统, 更加全面地丰富了内容, 使受众能够全方位地接收到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信息, 增强了现代新闻的传播量和传播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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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文书“檄”的发展演变 篇7
作为古代文书的檄经历了从起源、形成、成熟再到衰落消亡的漫长过程, 其使用范围因社会需要的不同从最初的军事领域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一、檄的起源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 军事活动的发展使得檄这种古代文书应运而生。
《说文解字》云:“檄, 二尺书。”1
北齐颜之推撰的《颜氏家训集解》在《卷第四·文章第九》中这样说到:
“夫文章者, 原出五经:昭命策檄, 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 生于易者也;书奏箴铭, 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 军旅誓诰, 敷显仁义, 发明功德, 牧民建国, 施用多途。”2
颜之推认为檄——“生于书者”, 这里的“书”指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公文汇编文选集《尚书》。《尚书》中记载了檄的前身——《甘誓》《汤誓》《牧誓》等。比如《甘誓》就是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交替时期, 夏启在讨伐有扈氏之前向将士宣读的誓文:
“大战于甘,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飞其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 赏于祖;弗用命, 戮于社。予则孥戮汝。”3
这篇誓文实际上是对自己军队说的战前动员令。誓文首先交代了事件, 其次列举有扈氏的两大罪行:“威侮五行”和“怠弃三正”, 然后说明此次战斗是“惟恭行天之罚”, 最后号召大家共同努力奋勇杀敌。从该誓文看, 已初具檄的雏形。
南朝刘勰认为, 檄起源于《左传》。他在《文心雕龙·宗经第三》中说:
“纪传铭檄, 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 极远以启疆, 所以百家腾跃, 终入环内者也。”4
这里的“春秋”指的就是《左传》。
在《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中刘勰明确说到檄的起源:
“震雷始于曜电, 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 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 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 夏后初誓于军, 殷誓军门之外, 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 三王誓师, 宣训我众, 未及敌人也。至周牧西征, 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 令有文告之辞, 即檄之本源也。”[4]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 檄在夏商周时期是出征前将领对将士们的训诫, 仅针对自己的部下。因为“宣训我众, 未及敌人也”, 所以并不具有对外震慑敌军的作用。直至周穆王派兵西征攻打犬戎时, 祭公谋父“为威让之辞以责狄人之情”[4]。刘勰说的“威让之令”“文告之辞”是指斥责、告诫敌方军队, 这就是檄的源头。
在夏商周时期, 我国的文字发展并不成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书写工具的落后, 因此夏商周时期檄的特点是:初具雏形, 篇幅简短且多为口头形式, 只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口头的檄。
二、檄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逐渐走向统一, 分裂割据的局面逐步被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所取代。此时作为激励将士的“誓”类公文依然存在, 但檄已于战国时期形成。
“及春秋征伐, 自诸侯出, 惧敌弗服, 故兵出须名, 振此威风, 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 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 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 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 详其意义, 即今檄文。暨乎战国, 始称为檄。檄者, 皦也;宣露于外, 皦然明白也。”4
从这段话可得出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 说明檄由训诫部下的仪式发展成为一种露布于外、警告敌人的过程。另一方面, 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讨伐都力寻“师出有名”, 即出兵征讨必须有理有据, 需发布具有政策性、战略性的军事文告。文中所说的“管仲吕相, 奉辞先路”即历史上著名的“吕相绝秦”。
《左传·成功十三年》上记载了公元前578年吕相出使秦国时所著的一篇外交辞令。在文中, 吕相在追述秦晋两国的交兵历史后, 列举了大量史料, 指责秦国忘恩负义, 有负于晋。比如:
“无禄, 文公即世, 穆为不吊, 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 迭我殽地, 奸绝我好, 伐我保城, 殄灭我费滑, 散离我兄弟, 扰乱我同盟, 倾复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 而惧社稷之陨, 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 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 成王陨命,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5
全文言辞激烈, 气势咄咄逼人。据史料记载, 在吕相出使秦国后, 秦晋两国断交。这篇外交辞令虽不是以檄命名, 但已可以看作是檄文粗糙的雏形。
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以“檄”为名的文章是《史记·张仪列传第十》中所记载的张仪《为文檄以告楚相》:
“张仪既相秦, 为文檄以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 我不盗而璧, 若笞我。若善守汝国, 我顾且盗而城!”6
从字面意义上看, 张仪在游说时被楚相怀疑偷盗壁而被鞭笞, 于是张仪以文檄来责备、威胁对方。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篇檄文不是出征前鼓励将士的言辞, 也不是告诫、指责敌人, 而仅仅是一封因私人恩怨而起的书信, 属口头性质的警告。因此, 这篇檄文不应该被定义为严格意义的檄, 只能看作是以“檄”命名的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 战国时期檄体公文已经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产生。
三、檄的成熟
公元前202年, 西汉王朝建立。我国封建体制在此时奠定基础, 檄至此走向成熟。
《汉书·高帝纪》:“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未有至者, 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7可见, 此时的檄已用于军事目的。
西汉时期, 流传下来的檄并不多, 但却有历代传颂的檄文名篇, 如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这样记载:
“相如为郎数岁, 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 发巴、蜀吏卒千人, 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 用兴法诛其渠帅, 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 乃使相如责唐蒙, 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6
于是, 司马相如便作《谕巴蜀檄》。与以往的官方文告不同, 《谕巴蜀檄》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表达主题。虽然这篇檄文主要是为了开导民众、安抚民心, 并不是敌我军事活动之前用于造大声势、以显军威的辞令, 但却符合刘勰所说的“檄者, 皦也。宣露于外, 皦然明白也。”
东汉末年, 频繁的战事使得作为军事公文的檄得以广泛应用。现存汉代的檄文除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以外, 还有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翟义的《移檄郡国》等。其中, 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是此时檄文的代表作。
《为袁绍檄豫州》的写作目的是激发一种家国情仇, 为袁绍讨伐曹操正名。该文首先用大量篇幅对曹操的出身、品德、用兵等方面进行批判, 然后从正反两方面扬袁抑曹, 使文章开合自如、尖锐深刻。虽然该文是一篇具有雷霆万钧之势的军事应用文, 但却用华丽的词句将抒情、议论等表达方式融入文中, 大大增强了檄文的审美价值。这篇檄文体现了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气势, 集中体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里总结的檄文的主要特点:
“凡檄之大体, 或述此休明, 或叙彼苛虐, 指天时, 审人事, 算强弱, 角权势, 标蓍龟于前验, 悬肇鉴于已然, 虽本国信, 实参兵诈, 譎诡以驰旨, 炜晔以腾说。”4
这一时期, 檄形成了既体现社会现实, 又体现时代对于美的追求的风格, 为接下来的六朝檄文走向骈俪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此外, 檄发展到汉代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种类:一种叫飞檄, 用于军事情况紧急时的檄文。这种檄文写在加长的竹筒上, 上面贴有羽毛, 即“羽檄”。颜师古注:“檄者, 以木简为书, 长尺二寸, 用征召也。其有急事, 则加以鸟羽插之, 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边警, 辄露檄插羽。檄音胡历反。”7另一种叫合檄, 是用于单独封送的军事文书。合檄经由选派的专门人员进行传送, 沿途各地方官不得查问。其内容多为军事命令、重要事宜的通报, 属于汉代机密文书的一种。
四、檄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混乱的社会状况、长期的军阀割据以及兼并战争使得檄文在数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果说汉代是檄的成熟时期, 那么此时则是檄的繁荣时期。
第一, 从内容上看, 这一时期的檄文基本承袭了前代檄文写作手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人们追求唯美主义, 大兴形式主义之风。檄文在公文的框架之内由骈入散, 然后再发展到骈散结合。这种骈散结合的形式, 使得檄的文学鉴赏价值大大提高。但由于一味的追求欣赏价值, 檄文在此时行文繁复堆叠, 并无创新性的突破。比如, 晋元帝的《讨石勒檄》:
“逆贼石勒, 肆虐河朔, 逋诛历载, 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虎季龙, 犬羊之众, 越河难渡, 纵其鸠毒。平西将军祖逖, 师众讨击, 应时溃散。今遣车骑将军琅琊王保等九军, 锐众三万, 水陆四道, 径造贼场, 受逖节度。有能枭虎季龙首者, 赏绢三千皮, 金五十斤, 封县侯, 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 封赏亦同之。”8
这篇檄文可看做是晋代檄文中的典范之作, 句式骈散结合, 多为四字句, 平仄和谐, 注重对仗。文中对于敌军进行威慑的成分并不多, 倒是类似于后世的“悬赏书”或“通缉令”, 由此可看出檄体公文发展到晋代明显演变的痕迹。
第二, 从数量上看, 魏晋南北朝时期保存下来的檄文相当可观。如有钟会的《移蜀将吏士民檄》、晋康帝的《讨石虎檄文》、晋孙惠的《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桓温的《檄胡文》等。这些檄文总体成就不高, 相比之下都没有超过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总之, 这一时期檄的写作题材具有特定性。这也是其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区别特征, 而后代仅仅只是在形式上寻求突破。从这个角度而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檄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五、檄的继续发展
由隋至唐, 这一时期的公文特色是:一方面, 有唐代的古文运动大改六朝以来虚靡华丽、冗长繁琐的文学风气;另一方面, 公文在这一时期的基本风格仍有繁杂之累。
檄文在汉魏六朝经历了由散体到骈散结合, 再到完全骈体的变化以后, 在隋唐时期基本定型。但即使经历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冲击, 骈俪之风仍然大行其道。从隋末唐初开始一直到唐朝末年, 檄的出现频率极高。隋唐时期保留下来的檄文很多, 可以说是名篇迭出。比如有李德林的《安边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李商隐的《为濮阳公檄刘慎文》等。其中, 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堪称是隋唐时期檄文的巅峰之作。
在《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开篇, 作者不惜笔墨大抒武则天的种种罪状和劣迹以引起公愤:
“伪临朝武氏者, 人非温顺, 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阵, 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 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 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 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 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恽翟, 陷吾君于聚鹿。加以虺蜴为心, 豺狼成性, 近钾邪僻, 残害忠良。杀姊屠兄, 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疾, 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 窥窃神器。君之爱子, 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燕啄皇孙, 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 识夏庭之遽衰。”8
骆宾王开宗明义, 一说其“人非温顺, 地实寒微”, 二说其“残害忠良”“杀姊屠兄, 弑君鸩母”, 三说其“犹复包藏祸心, 窥窃神器”。三层意思紧凑而严密, 层层剥掉了武则天的神圣外衣。紧接着, 文章急转直下, 以动情的言辞回顾了李唐王朝的恩泽, 以激起人们对大唐历代帝王的怀念之情, 从而总说徐敬业讨伐武则天是“气愤风云, 志安社稷”。在末段, 作者晓谕天下, 以“一杯之土未干, 六尺之孤安在”的反问句式责问唐氏宗亲和朝野旧军。据《新唐书》记载, 武则天在读过这篇檄文以后矢口称赞, 发出“宰相安得失此人”的感叹, 可见该檄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六、檄的衰落消亡
宋代沿袭唐制, 在公文体式、语气措辞等方面均有严格的要求。这一时期, 宋代涌现出大量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公文佳作, 成为我国公文发展史上除汉、唐以外的第三次高峰。
但对于檄的发展而言, 宋代却是一个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 由于政治上两宋政权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骚扰实行妥协求和政策, 导致气势磅礴的檄很难再有发展空间。檄的发展从宋代开始几乎停滞。
元明清三朝呈现出国家大一统局面, 檄文在这一时期迅速衰落并最终消亡。仔细分析, 原因有三:一是元明清时期, 程朱理学逐渐占据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二是明清时确立的“八股取士”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门阀制度, 这种制度不仅导致许多有识之士报国无门, 而且使“八股文”成为当时的官方文体。以“八股文”方式创作的檄文僵硬呆板、不再情文并茂, 因而也就不再受到人们的眷顾。三是当时社会稳定, 战争大都发生在每个朝代的末期, 并且一般都是农民揭竿而起发动的起义。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 农民阶级对于檄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即使能够发表檄文来说明战争的起因和发兵的正义性, 文学价值也不高。所以元明清三朝进入文献史书的檄文数量很少, 保存下来的檄文为数不多。此时的檄也用于大征伐之际, 作用除了声讨敌军罪恶、动员内部将士以外, 还用于宣示朝廷政策, 发布德音, 借以瓦解敌军。比如:洪武元年北伐故元, 朱元璋以檄文谕告蒙古残余势力占据的北方诸省;太平天国时期为了吸收更多的群众力量, 太平军领袖发表的进行思想宣传的三篇檄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王朝势力为消除太平军的影响发表的《讨粤匪檄》等。
七、结语
公文作为一种文体, 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演变。每个时代的公文体式虽然沿袭前代, 但都与公文本身的历史传承密切配合。檄当然也不例外。
纵观中国古代文书檄的发展史:起源于夏商周时期, 形成于春秋战国, 至汉代走向成熟, 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最终, 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的覆灭, 檄这种封建帝制时期使用的公文文体也随着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而消亡。从起源到最终衰落消亡的漫长历程中, 檄不仅打上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烙印, 其间还尤其受到社会文学因素的影响。因此, 我国的古代文书檄可以说是极具军事文献价值和文学艺术魅力的独特文书。
摘要：檄起源于夏商周时期, 在战国时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产生, 至汉代走向成熟, 繁荣于魏晋南北朝。在经过隋唐的继续发展以后, 檄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的覆灭而消亡。纵观其发展史, 檄是我国古代极具军事文献价值和文学艺术魅力的应用文书。
关键词：檄,发展,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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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科技传播的发展演变 篇8
科技传播模式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1) 地域推移模式。这种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原始的、落后的、受制于自然状态的传播方式;2) 空间跨跃模式。现代信息媒介发明之后, 特别是广播电视、电脑和网络的广泛应用, 科技传播才实现了空间的超越;3) 全面交流互动模式。科技传播模式反映知识增长的曲折过程, 展示出传播跨跃空间的特有方式科技传播模式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 但它并不是依次更替的, 而是有推进, 有重合也有跨跃。对应于科技传播模式的变化, 科技传播方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人类经济社会可大致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3个阶段。而科技传播时代的划分, 应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步, 这里也分3个阶段进行讨论。
一、农业经济阶段
这一阶段是科技传播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出现了分化和分工, 学校教育逐渐形成, 这标志着组织化教育传播的诞生。而其中的科学教育虽然在当时并未实现功能的独立, 也没有产生利用科学教育培养科学人才的明确意识, 但对知识与技能的分类已经相对明确, 科学知识成为与伦理知识、法律知识相并列的一类知识。因此, 传授这类知识的科学教育的诞生, 可以视为科技传播产生的一种标志。在中国, 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夏, 渐成于商, 周代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学系统, 教育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合称“六艺”。“数”的教育即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教育。在这段历史中, 同时还产生了科技传播的其他手段, 如科技文献传播以及技术传播的师徒传承等, 科学活动开始具有了某种专门化的倾向。自15世纪下半叶开始, 欧洲发生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在科学范围内, 则发生了由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过渡的第一次革命, 其主要标志是近代天文学革命、近代医学革命和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伴随着这一变化, 科技传播特别是科学知识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 并渐渐出现了一些服务于科学知识传播的专门渠道, 尤其是科学杂志的出现标志着科技传播走向独立。此阶段的科技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 科技教育
当时的思想家重视科技教育, 他们的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以及整个近代的科技教育。弗·培根就是科技教育的一个积极倡导者。他主张实验科学和归纳科学, 成为实验科学和归纳科学的鼻祖。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巨变面前, 原来只限于教授神学、法律、人文与医学的大学也开始受到影响, 创建于12、13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7世纪后期率先改革大学课程, 增加自然科学讲座, 设立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教授席位。
(二) 文献传播
文献传播在这一阶段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 不仅使最新的科学成就得以直接扩散, 而且促进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在当时, 发表著作是科技工作者们公布科学新发现并获得社会承认的一种重要手段, 因此文献传播也就成了科学新知识得以传播的基本途径。在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同一年, 维萨留斯出版了7卷本的《人体的构造》, 公布了他的医学发现。相继, 哈维在1628年出版了著名的《动物的心血运动和解剖学研究》, 确立了“血液循环学说”, 也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
(三) 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的出现标志着科技传播开始走向独立。1665年, 世界上最早的两份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哲学汇刊》分别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诞生了。科学杂志的出现, 实现了科技传播史上的一次变革, 标志着科技传播从利用私人交流方式向建立公共信息传播系统的过渡。
二、工业经济阶段
伴随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它开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 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 进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重工业等各个部门, 人类自此进入到工业经济时代。科学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开始显露。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技知识累积速度加快, 科技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多, 知识产出量不断增大, 传统的科技传播方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于是,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 科技传播中慢慢孕育出一些新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
(一) 专业交流的新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系统内部的专业交流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科技期刊成为专业交流的主要媒体, 几乎所有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都有了专业性的科技期刊, 而且在数量上增长迅速;在科技文摘杂志中发展出一些极具检索功能的文献检索类刊物, 如SCI、ISTP、EI;科技情报工作实现了独立, 产生了科技情报学。这些变化是专业交流发展的结果, 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专业交流效率的提高。
(二) 新大学运动和科技教育
这一时期, 在整个教育体系, 特别是在大学教育中, 科技教育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19世纪的英国, 出现了“新大学运动”。新大学运动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技术教育, 设置工程技术专业。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教育变革的强烈要求, 也是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一种后果。在现代社会中, 大学已成长为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中最为重要的组织类型之一, 被学者们誉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发电机”, 无论在培养科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方面, 还是在传播科技知识方面, 抑或是在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方面, 现代科技教育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三) 科学普及事业
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突飞猛进, 使我们进入一个既与我们的经验世界不同, 也与经典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不同的新世界。这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 但进步也带来了另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普通民众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 现代科学似乎越来越成为知识阶层的“特权”。于是, 自19世纪末开始, 科技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科学普及得到了发展。作为知识传播的一部分, 科学普及实际上是科技知识大众化、普及化的过程, 是由掌握知识的人向不掌握知识的人扩散传播知识的过程。它的目标是传播科学知识, 让公众可以更好地理解、接受并支持科学, 也包括让公众认识、理解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好”的和“坏”的作用, 使全体民众都能参与科学政策的讨论与制定。科学普及实际上分为两种不同的过程:一是面向普通民众的科学普及。无论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看, 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都有必要让他们获得必要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理解和掌握必备的科学技术;二是面向科技工作者们的科学普及。随着现代科学的分科化日趋加剧, 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之间常常对对方领域缺乏足够的了解, 在他们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里, 他们也许和普通民众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因此需要对科技工作者在其专业之外进行必要的科学普及。这种科学传播不同于科技工作者之间的科技交流。
(四) 声像传媒和电子计算机出现
1876年, 美国人贝尔和华生制成了最早的实用电话机, 标志着人类运用电话通信的开端。继而, 在19世纪末, 电影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保留下历史活动的真实影像记录, 从而使科技传播方式更快捷、生动、具体。之后电视的发明对20世纪人类的生活影响更为巨大。它作为一种声像传播媒介, 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 电视教育改变了教育的时空观念。电子计算机也在此阶段诞生了。计算机雏形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简史表明其本身是科技传播的产物, 它出现后又进一步有利于科技传播的发展。中国古人用算筹计算, 大约在南宋发明了算盘。为了提高计算效率, 1642年法国人帕斯卡发明了机械式八位加法器。1671年,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了可做四则运算的运算器, 并最早提出二进制的运算法则, 从而为电子计算机奠定了算法基础。而二进制算术的思想来源于中国的八卦, 是他向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了解到的。之后, 电子计算机经过多人多年的努力, 得到不断优化, 并被誉为“电脑”。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为后来网络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知识经济阶段
在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相交织的社会里, 网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它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行为方式, 科技传播形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知识经济的最大表现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网络通过多种角度全面地演绎着科技传播, 人们能深切地感受到科技就在身边。此时的传播渠道更多、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互动性更强。知识经济阶段的科技传播带人们过上科学的生活, 科技传播形态显现新的特征。
(一) 多媒体性科技传播
传统媒体大多使用相对单一的传播符号, 网络传播则可以将文字、声音、图片、图表、动态图像等媒体符号合成一体, 组织在一个传播单元内, 构成多媒体信息、多媒体传播跨越了不同传统传播间的界限, 传播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载体形式选择呈多元化。比如说, 报刊杂志书籍已经出现了如纸版、光盘版和网络版及有声书籍等多种载体形式, 各种载体各有所长, 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或收藏需要。
(二) 开放性科技传播
网络信息的来源具有广泛性和多元化, 每一个与网络有联系的个人或组织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而且互联网具有“讨论”功能, 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即时传播, 参加网上讨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 实现主动的“新闻参与”, 使信息传播成为一个类似于面对面交流的交互、双向过程, 互联网的这种开放性和交互性也使之具有了一种包容性和个性化的特点, 可以成为问题讨论的自由论坛, 发掘一些传统媒体所忽视的题材或问题。
(三) 远程科技教育兴盛
以现代远程教育为代表的一些新的教育途径涌现, 大大扩展了科技教育的领域。现代远程教育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武装起来的, 它打破了传统面对面教育模式的一些限制, 实现异地之间实时的和非实时的交互信息传送, 这种革命性的变革, 对于科技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缓解许多人要求学习而教育资源稀缺的矛盾。
摘要：科技传播模式发展可分地域推移模式、空间跨跃模式、全面交流互动模式三种模式。对应于科技传播模式的变化, 科技传播方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人类经济社会可大致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阶段。
关键词：科技传播,发展演变,形式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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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方式的演变与发展 篇9
1 水稻栽培方式的演变历史
在我国, 水稻生产有些7 000多年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 水稻栽培相关的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实现了从直播到育苗移栽的有效转变, 为水稻产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直播
直播水稻, 主要是指将稻谷直接播种于田间的一种的栽培方式。这类栽培方式下的水稻一般都是原始水稻, 即没有经过育秧、移栽的稻谷[1]。直播是我国水稻生产最初的栽培方式, 这种方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节省大量劳力, 直播栽培方式不但可以节省育秧、移栽用工, 而且可以节省秧田;二是生育期缩短, 由于采用直播方式栽培的水稻没有拔秧植伤和栽后返青等环节, 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稻谷的生育进程, 与移栽的水稻相比, 其生育期会缩短6 d左右;三是产量高, 由于直播水稻更有利于低节位分蘖, 穗茎优化配置合理, 而且主蘖穗基本上保持一致, 所以在成穗率方面和总穗率方面, 都要比传统移栽水稻高。但水稻直播方式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归纳起来,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即难全苗、草害和倒伏。与移栽稻不同, 直播稻从播种、发芽到生育, 都是在露天的环境下进行的, 所以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气温、土壤、整地质量等,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出苗不整齐, 无法形成较为合适的田间基础群体。其次, 在当前水稻直播栽培方式实施过程中, 还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即杂草防除。与移栽稻相比, 直播稻的杂草种类非常多, 而且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尤其是在一些南方地区, 杂草病害更加严重。最后, 由于直播稻扎根浅, 密度不相同, 所以倒伏问题十分严重, 直接影响到水稻的产量。同时, 会给收割工作带来困难。
1.2 移栽
移栽是在直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水稻栽培方式, 主要是指将稻谷播种在田间之前, 对其进行育秧、栽培, 使其能够良好生育的一种水稻栽培方式。这种栽培方式起初在南方地区应用比较广泛, 因为南方地区四季气温高, 有利于稻谷生长, 通过对稻谷的提前播种, 可以将水稻的生长期有效延长, 解决水稻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病害, 从而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2]。近年来,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水稻育苗技术也在不断进度、完善和提高, 但却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育苗中存在坏芽和烂秧的情况。所以, 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农业部门尝试进行保温育苗试验, 保温材料最初以油纸为主, 后期迅速被塑料薄膜所代替。
在直播栽培方式发展起来的移栽方式, 在最初的时候采取的人工插秧,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逐步向机械插秧和抛秧等方式转变。其中, 机械插秧的优点在于后发优势强, 稳产高产, 减轻了劳动强度, 节约生产成本, 但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秧苗种植不正, 甚至会出现缺苗露苗的现象。抛秧的优点则体现在可以减轻劳动强度, 分蘖节位低、分蘖多及增产增收等几个方面, 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 缺乏完善的配套产品和技术, 推广应用效果也不尽人意。但无论哪一种栽培方式, 对我国水稻生产和产量增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国家农业部门对水稻栽培方式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水稻栽培方式的完善指日可待。
2 水稻栽培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我国水稻种植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 机械化种植成为水稻栽培的一个必然趋势[3]。就我国水稻种植主要分布的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吉林、黑龙江、新疆以及宁夏等省区, 水稻种植机械化主要有2种方式, 即机械化直播和机插秧。这2种方式在水稻种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2种方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 所以, 其发展前景引人注目。机插秧在一定时间内种植面积将不断扩大, 并将着重解决秧苗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育等问题。同时, 应该加强相应的农艺配套措施。总体来看, 我国水稻机械化直播的发展速度远高于机插秧, 这正与国际上水稻种植机械化发展趋势相吻合。
3 结语
我国水稻栽培方式经过了多年的优化与完善, 已经实现了从直播到移栽的演变。在以后的时间里, 为了更好地提高水稻产量, 在栽培方式上还应该多借鉴国外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水稻的栽培方式, 提高我国的水稻产量。
摘要：一直以来, 水稻栽培方式的改进与完善都是各级农业部门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栽培方式是否合理, 直接关系着水稻产量。就我国水稻栽培方式的发展来看, 经历了从直播到育苗移栽的历史演变。所以, 首先对水稻栽培方式的演变历史进行介绍,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详细探讨。
关键词：水稻,栽培方式,演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丽萍, 唐云鹏, 陶优生.水稻栽培方式的演变历史和发展趋势[J].作物研究, 2013 (2) .
[2]刘春华.水稻栽培方式的研究与进展[J].农民致富之友, 201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