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纠纷（通用12篇）
学生纠纷 篇1
摘要：“同理心”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能够体会对方的情绪和想法, 理解对方的心情和处境, 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简单来说, 就是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此方法有利于化解学生间的纠纷, 优化师生关系。鉴于此, 本文中笔者围绕运用同理心解决学生矛盾的一个成功案例, 就班主任如何运用同理心原则管理班级事务, 培养学生的同理心探究一二。
关键词：同理心,案例,班级管理
当下, 许多中小学班主任抱怨:现在的学生难管。他们在班级管理上花费了大量时间, 对学生苦口婆心、说服教育, 直至心力交瘁, 往往收效甚微。那么, 如何创建和谐师生关系, 营造团结向上的优良班风呢?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 笔者认为“同理心”不失为破解班级管理之难的一剂良药。
“同理心”一词是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铁钦纳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同理心就是在身体上模仿他人的痛苦, 从而引发自身相同的痛苦感受。其实就是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与我国孔圣人提出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含义如出一辙。
下面是笔者运用“同理心”原则解决学生矛盾的一个成功案例。
一、案例描述
“老师, 305宿舍失窃啦!”张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咋咋呼呼地向我汇报。“王娜娜偷了别人的方便面和火腿。”张扬还一脸兴奋的样子, 向我表功:“您知道吗?小偷是我抓住的!您一定要严肃处理。”张扬是一名热心肠的女生, 但做事一向急躁, 好大喜功。听她的口气, 失窃事小, 邀功才是主要的。我并没有当场表扬她“抓贼”有功, 而是不温不火地指使她:“把宿舍长和当事人都叫来, 我了解一下情况。”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王娜娜家庭比较拮据, 她除了必要的生活费, 几乎没有多余的零花钱, 但又爱面子, 有点小小的虚荣心。这天她和一位外班好友共进午餐, 王娜娜囊中羞涩, 就顺手牵羊, 拿了同铺的零食去招待朋友, “打肿脸充胖子”, 才铸成大错。
王娜娜的同铺发现自己的零食丢了, 在宿舍里向大家诉苦, 机灵的张扬从王娜娜丢弃的零食包装袋中发现破绽, 怀疑王娜娜有作案嫌疑。等王娜娜吃饭回来, 大家对她旁敲侧击, 开始“审问”。出乎意料的是, 王娜娜对于自己的“偷拿”行为供认不讳, 羞愧难当, 没有一点抵赖的意思, 只是央求大家不要到处声张, 不要告诉班主任。
王娜娜的同铺在此之前也莫名其妙地丢过钱物, 便认定此前的事也是王娜娜所为, 索性数罪归一, 加倍让王娜娜赔偿。王娜娜担心这事传出去, 自己将名誉扫地, 所以愿意接受赔偿私了, 但一时还不起, 哭着求大家宽限些时日。急性子的张扬早已按捺不住, 为了严惩“小偷”, 也为了表现自己的功劳, 便急匆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 向我报案了。
二、案例剖析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作为班主任认为要处理好这件事, 必须怀着一颗“同理心”, 多替当事人考虑, 不能简单粗暴地处理。
首先, 我设身处地考虑王娜娜的尴尬处境。王娜娜因为虚荣心作怪, 偷拿同学零食, 其所作所为肯定是错的, 应该严厉批评, 严肃追究。但是, 王娜娜诚恳认错, 甘愿加倍赔偿, 担心名誉受损, 心理压力很大。如果把她当作一个反面典型通报全班, 通知家长, 她会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其幼稚脆弱的心灵也会难以承受, 甚至可能做出其他傻事。其实, 在初中阶段, 学生的心理不成熟、不稳定、不平衡, 因一念之差, 做出不当行为也在所难。因此, 我们不能给王娜娜扣顶“小偷”的大帽子, 一棒子打死。
其次, 对被偷者要运用“同理心”原则, 引导她宽容待人, 宽容别人的错误, 体谅别人的难处;引导被偷者以较高姿态, 珍惜同学友谊, 善待王娜娜, 以人格魅力去感染王娜娜, 而不是用金钱去惩罚王娜娜。此外, 被偷者揪住“小偷”王娜娜不想声张、不想丢面子的心理弱点, 把以前不确定的丢失物也栽赃给她, 还让她加倍赔偿, 这就有要挟、讹诈的嫌疑了, 对此, 班主任也应做好其思想工作, 让她认识到错误。
再次, 张扬同学的嫉恶如仇、伸张正义无可厚非。聪明机灵、破案迅速, 也算有功。但鲁莽行事, 急于向老师邀功, 不顾同学情谊, 不顾集体名声, 这其实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理在作祟。王娜娜愿意私了, 加倍赔偿, 不希望别人到处声张, 把事情闹大, 这就是一种悔悟的表现。而张扬却未能够换一个角度, 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小偷”的尴尬境地。这更是有悖于“同理心”。当然, 我们不能苛求一名十三四岁的女孩, 能够像成人一样处事谨慎, 做事周全。
三、处理过程
第一步, 严正指出王娜娜的偷窃行为是错误的。“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要时时处处用这句话警策自己, 汲取教训。不要因为没有好的经济条件而自卑, 不要在吃穿上和同学攀比, 要在遵守纪律上、学习成绩上、竞赛获奖上、品德修养上为自己挣回尊严。我对她说道:“拿别人的东西, 理所当然应该偿还, 而且要马上偿还, 一共多少钱?我先给你垫上!”我的话音未落, 她就大哭起来, 没有了往日的矜持。我没有过多地去安慰她, 而是让她尽情地哭, 哭泣会减轻她身上的沉重负担。
第二步, 封锁消息, 保全王娜娜的面子, 减轻她的思想包袱。学校是一个公共场所, 人多口杂, 特别是小道消息, 往往不胫而走。对此, 我严明纪律:此事发生在305宿舍, 就在305宿舍消亡。出于对王娜娜同学的高度负责, 出于对王娜娜同学的谅解帮助, 出于对同学友谊的珍惜, 每一位同学都有义务保守机密。
第三步, 我单独与张扬交流, 首先肯定了她的正义行为, 同时又向她阐明利害关系, 对王娜娜的错误如果有过火行为, 会导致她辍学、轻生等不良后果。她已经悔过, 就不能再给她施加压力, 要有“同理心”。
第四步, 我找被偷者单独座谈, 了解她的真实损失, 保证一分不少地归还给她。一方面肯定她答应“私了”, 是出于维护王娜娜的自尊, 没把事情推向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时批评了她趁机要挟同学赔钱的错误做法。她羞涩地一笑, 向我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并不是想讹诈她, 只是想借机给她一次严厉的惩罚, 使她改过自新。我过去丢过多少东西, 其实也记不清了, 只要她能改正错误, 不赔钱都行!”听着她爽快的回答, 真为自己对她的“要挟”误解感到惭愧, 真是太低估了学生的道德水平和处事能力。我对她的思想和行为表示赞赏, 并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王娜娜。
“娜娜, 只要你能够改正错误, 即使不赔我钱, 我们也是好伙伴、好同学。”被偷者郑重对王娜娜表明态度。王娜娜又一次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抱住同学大哭起来:“感谢同学们能够原谅我。”305宿舍又恢复到了以往的温馨安宁。
“同理心”是现代人际交往的基础, 是有效架设师生、生生之间心际的桥梁, 班主任要修养自己的“同理心”, 要培养学生的“同理心”, 以构建和谐的班集体。
学生纠纷 篇2
─ 处理学生之间的纠纷案例
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往往是因为学习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有时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小磕碰、一次小接触，或一个道听途说，许多时候还是误会造成的。同学之间交往时，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小磨擦，小碰撞，俗话说的好：时间长了，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有时中学生之间的矛盾可以自生自灭，但有的不可以，需要老师去解决。那么，如何正确处理小学生们之间的矛盾呢？下面是我多年来的一些经验：
一、先查清原因
了解是教育的钥匙，是公正客观解决问题的前提。更何况现在的中学生见多识广，犯了错误，轻易不会认错，除非你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为此，老师只有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才能有分寸地对症下药，解决好矛盾。
二、端正自身态度
中学生之间发生矛盾之后，会出现告状现象。老师此时应耐心听完双方的辩解，认真对待，会增加学生对老师的信赖。因为在成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学生的心目中却是大事。学生往往把向老师告状当做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学生倾吐时，老师如果认真听了，学生对老师的信赖，矛盾也就解决了一半。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学生发生矛盾，双方都有责任。老师把对方找在一起，让他们先说说自己做错的地方，再说说对方错在哪里。错了向对方道歉。当对方做自我批评时，另一方的气也就消个差不多了。借此机会，老师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双方明白搞好团结的重要性。另外，对个别学生批评教育、发扬相互谦让也是处理小学生之间矛盾的好方法。下面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典型事件：
2014-2015学年下学期在我所教的七年级班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的下午课前，我到教室里去，发现有两名学生没来：一个是因为随便说话常让人生气但却又热心上进的小男生，一个是开朗活泼爱笑爱闹的女生。没放在心上，随口问了句，得到的回答却让我吃惊“他们两个打架了！”“他们两个......”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跟我说。不行，这样子我听不明白，一位细心的女生看出了我的迷惑，举手说：“老师，我知道！”于是，别的学生安静下来，都听她讲。原来，数学老师让那个女生抱着一撂作业本给同学们发，做为课代表的男生去抢来自己发，于是争抢之下打了起来。然后就被送进了办公室，等候我的处理。明白了事情的过程，我反而平静下来。看着学生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我安排他们继续写单词，并对他们说：“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这件事就交给我了！”学生们会心的笑笑，端正写作业。
办公室里，两个孩子站的笔直，看来已被另外几位老师询问过了。女生还有些抽泣，我把男生拉过来：“你可是真是英雄，是吧？跟女孩子打架也不怕丢人！”然后，我让女生先回去，问男生：“你们谁打过谁了？”男生低着头不说话，最后终于憋出一句：“我打过她了！”我哈哈一笑：“你还好意思说，能打过女生很自豪是吧？”男生红着脸急得要落泪的样子：“我也不想跟她打架，真的，我不想打架。”我忍住笑，一本正经的跟他说：“你这是好心办坏事。不过既然事情你已经做下了，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当，你给我想个办法解决掉吧！”这下小男生傻眼了，脸上一片茫然。过了好久才又憋出一句话：“老师，你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吧！”我说：“那不行，又不是我打架，我怎么给你处理呢？还是得你自己想办法。”然后又借机开导：“身为男孩子就要多担责任，有包容之心，不斤斤计较。出了事情自己不能躲，要多思考，吸取教训！”眼看上课了，我让他先回教室，下课之后跟那位女生一起来。
下课之后，我故意躲了躲，然后又去教室看看，呵呵，两个孩子早就有说有笑了。我一脸严肃的走进教室，小男孩赶紧大声叫女生的名字，跟着我到了办公室。我跟女生说：“他打了你，你肯定很委屈。这样吧，你出个主意，咱们整整他！”女生这个时候却腼腆起来，半天才说：“不用了。”我说：“为什么呢？你可是受害者，我给你整他的权力，没事，你尽管说。”女生笑笑说：“我不委屈了，也不生气了。”听到这句话，我赶紧再给男生做思想工作：“你看，人家小女孩都比你大度，都原谅你了！”男生连连点头，很为自己做的事后悔。
一场小小的事故就这样解决了。虽然已经是七年级的学生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打架过后很快就会过去。若是把打架当成大事来对待，反而会让他们不知所措，甚至因此起了仇恨之心。就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打架，当家长当成正事解决的时候，两个孩子早就抱在一起玩了。
总之，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注重把事态平息，不重视事前预防，不注意教给孩子避免、解决人际冲突的技巧和必要的心理调节，这对孩子的道德观、世界观和身心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叛逆思想的萌发，面对人际冲突，如不能理性解决，习惯使用暴力，久而久之不仅会扭曲孩子的心灵，将会危及社会的安定，更有甚者将会步入犯罪的深渊。但是，只要我们针对学生人际交往的心理和行为特点，运用有效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巧妙地解决人际冲突，并持之以恒加以培养，学生一定会掌握现代社会生活所必备的解决人际冲突这一素质。
处理学生之间的纠纷案例
杨桂云
学生纠纷 篇3
[摘要]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相关部门寻找最佳的纠纷解决机制。文章在教育契约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类型和要素,提出了非诉讼和诉讼两种解决纠纷的路径,比较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特点。结合学生受教育权利的现状,建议将高校教育纠纷纳入诉讼途径中民事诉讼的范畴。
[关键词]教育纠纷 解决机制 民事诉讼方式
[作者简介]罗时贵(1969- ),男,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熊英(1969-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蔡建红(1968-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律与心理交叉学科。(江西南昌33003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8年度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法律关系及学生维权机制类型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ZD047,项目主持人:罗时贵)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35-0164-02
一、因教育行为不当而引发的各类纠纷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纠纷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以其遭受侵害权益的类型为依据,可将教育契约纠纷做以下分类:
1.因学生受教育权引起的纠纷。因教育权利引起的案件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类是学校决定不予颁发在校学生学历、学位案件,这类案件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学校消极不作为而导致的,表现为学校对学生将来应获取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拒绝发放;另一类是学生违反校规而被学校开除或勒令退学等处分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是学校积极作为所致。因教育权利引发的案件纠纷均以行政案件来对待和处理,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2.因学生人格权遭受侵害引起的纠纷。在校期间,大学生人格权(主要为生命、身体、健康权)遭受侵害的案件频频发生,引发侵害的缘由多种多样,纠纷的类型非常复杂。从产生的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学校未尽教育契约义务,不能履行、瑕疵履行和拒绝履行所造成的。(1)因学校物质条件不适合而导致学生的人身伤亡案件。物质条件适合要求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必须符合法定的标准、安全和卫生要求。因校舍或附属设施倒塌、教学设备质量不合格以及其他校园生活设施不安全因素导致学生的伤亡案件屡见不鲜,这类因学校物件瑕疵导致的学生伤亡事件涉及人员多、面积大,危害后果十分严重。通常来说,物件瑕疵致人伤亡构成要件是由于学校物质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通用标准,使在校学生产生了伤亡的损害结果,这类案件的赔偿不需考虑学校的过错因素,而由学校直接负责。(2)学校未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而导致学生的人身伤亡案件。民法理论把注意分为三种,即普通人之注意、应为处理自己事务之同一注意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指一般观念上认为具有相当知识经验的人对于一定事务所用的注意。学校应当对学生履行善良人之注意义务,如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时,应当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因此,学校未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而导致学生的伤亡结果,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而不需要考虑其间的因果关系,学校在责任的归责方面采取过失推定原则。(3)因教师的过错行为而导致的人身伤亡案件。如教师体罚或侮辱学生人格,私拆学生信件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导致的学生伤亡事件等。这类案件属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符合普通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当然,受害学生可直接向学校主张赔偿请求,学校赔偿后可向有过错的教师进行追偿,学校此时所承担的是一种替代责任。(4)第三人行为致使学生的人身伤亡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因与第三人进行商品交易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如因校内商品供应而出现的学生安全事故,校内商品供应非校方行为,单属供应商个人行为,这类事故产生的学生受害结果应由供应商承担责任,学校仅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第二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遭受校外第三人侵权而发生安全事故,如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殴打学生,由于学校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在法理上和社会上均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学校也不适用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因此,学校此时承担的是因教育契约关系而产生的安全保障附随义务,是一种补充责任。
3.因学生财产权受侵害而引发的纠纷。因学生财产权(主要是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引发的案件主要是由于学校履行不当所为,即学校拒绝履行、瑕疵履行和迟延履行。在实际中表现为对符合规定条件应当颁发“三金”的学生不发放、少发放和迟延发放,从而导致学生与校方之间产生纠纷。对于是否发放“三金”,特别是贷学金,不仅涉及学校的行为,而且涉及发放贷款的单位以及国家系列政策,比较复杂,故本文暂不将该类行为作为讨论的范畴。
4.因学生其他权益受侵害而引发的纠纷。在校学生因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及其他人格利益受侵害而引起的案件比较常见。在实践中,名誉权、荣誉权侵害的认定相对隐私权较易把握,因为隐私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权利,现行法律规范还没有确立其法律地位,只将其纳入名誉权的保护范畴。学生的其他人格利益,现行法律规范没有进行类型化列举,这些权利在现行法律规范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应的规定。学生权益的客体涵盖了学生的所有利益范畴,利益的判断标准应符合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以及不违背法律禁止性的规范。除此之外,学校在侵权构成要件上无其他特别要求。
二、教育纠纷解决机制模式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而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学生的权利救济机制是指通过合法程序裁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并及时对学生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补偿的法律保护制度。一般而言,解决学生与学校纠纷的法律救济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诉讼方式的救济,二是非诉讼方式的救济。非诉讼方式的救济是基本途径,诉讼方式的救济是最终手段。
1.非诉讼方式。(1)调解机制。教育调解是指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设立调解委员会,对在校学生因权利遭受损害要求赔偿的民事调解制度。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平等的基础上,因此,校内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学生代表、学校行政代表和学校工会代表。校外调解委员会一般应设置在教育行政机构内,其成员组成由专家库备录的教师代表、学联代表、司法实践在职人员三方组成,由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召集,成员的组成具有临时性、非固定性等特点,以体现公平、公正的裁决效果。调解机制具有灵活性、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但缺乏终极的调解效力,双方不服调解结果可提起诉讼。目前,我国高校和社会都没有建立规范化的调解机构,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调解规则,导致实践中调解行为的缺失,因此,在今后的校园纠纷机制中应尽快建立并完善调解机制。(2)申诉机制。我国《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这一制度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确立了非诉讼救济途径,也是《教育法》赋予学生纠纷救济的一项民主权利。但是,我国《教育法》规定的申诉制度只是一项宣示性条款,对申诉机关的确定、申诉程序的细化和申诉规则的条款均缺乏完备的内容,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致使这一救济途径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完善申诉制度的具体规则刻不容缓。(3)保险机制。保险具有转移风险的职能,其本质是一种特有的分配关系,体现为保险共同体的互助共济关系。学校可以将上缴的部分学费对学生进行投保,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学生一旦造成人身伤亡事故,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机制一来弥补了学校赔偿经费不足的漏洞;二来分摊了学校的责任风险,从而使学校和学生都获得了双赢的效果。当然,这类投保的范围只涉及学生伤亡事故而引起的险种。(4)仲裁机制。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第三者就纠纷评断是非,并作出对争议各方均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方法或方式。教育仲裁制度目前在我国教育法律救济领域还处于缺失状态,但其所具有的效益、公平、及时、灵活和专业性等特征无疑为我们解决教育纠纷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目前应尽快设立教育仲裁委员会,依据仲裁法的规则和教育特点来制定具体的仲裁细则,以及时处理和解决校园纠纷案件。
2.诉讼方式救济。诉讼救济机制是高校与学生解决纠纷的最后屏障,因在校学生涉及的权利类型不一,对纠纷的解决存在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条路径:对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通过行政诉讼的模式;对学生人格权益的救济通过民事诉讼的模式。
行政诉讼是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主体按照法律预设的程序请求法院对有关行政纠纷作出公正裁判的程序活动。其唯一目的在于保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关于原告的诉讼资格、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管辖一直备受争议,这就必然影响到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理论上我国已经基本上通过了学校的“授权行政主体”地位,但我国学界对高校“授予学位”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还是非行政行为,尚有争议,世界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对“授予学位”的行为定性也有不同的规定。从我国现行立法状况来看,无论是《学位管理条例》,还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学生因受教育权的情形可以起诉学校,《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仅指向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将受教育权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将这类案件以行政案件进行处理,一方面,扩大了学校行政权力的范畴,没有有效地淡化和遏制学校的行政权力,这与今后的高校改革和学校功能、性质的定位相违背;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出台之前,学生与学校这类纠纷均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解决,所以,将学生受教育权在实践中仅仅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处理显然是不够的。
民事诉讼是诉讼体系中最早产生的,行政诉讼由民事诉讼脱胎而来,主要原因是给予公民权利以特殊的保护,但两者基本目的是相同的。相对行政诉讼而言,民事诉讼简便易行,如在受案条件方面,民事诉讼更易受理;在案件的管辖方面,民事诉讼共同管辖的情形较少,遵照了管辖方便当事人的要求和原则;在实践方面,避免了学生因受教育权而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级别管辖权上互相推诿,导致学生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涵盖抽象的行政行为,这一特点就决定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狭窄性。另外,行政诉讼中的不可调解性必然会激化学生和学校矛盾的深化,违背了学校教育目的和宗旨,给学生造成心理上的障碍和阴影。而使民事诉讼自始至终贯穿调解原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和理念,亦吻合教育契约关系下学生和学校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独立的法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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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纠纷 篇4
1 开展医疗纠纷防范教育的必要性
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过程、医疗后果及其原因在认识上发生分歧, 要求维护各自合法权益, 并依靠行政或司法途径解决的医疗纠葛。医疗纠纷一般分为两大类, 即过失性 (如因诊疗、护理所造成的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 和非过失性 (如因医疗意外或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或家属不配合造成不良后果的医疗缺陷) 。造成医疗纠纷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医患人员失职违章、技术水平差、处理不妥或态度不好、解释不充分;患者和家属缺乏卫生知识或对医护行为一知未解或处于对卫生制度改革不理解, 甚至存在某些私欲等。改革开放后, 百姓生活条件改善, 对健康的需要日益增长, 自然对医护质量要求也愈来愈高, 与此同时, 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传统的“求助时”医患关系正在转变成一种“交换式”的消费关系。有些患者甚以金钱来衡量医护质量, 另外百姓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 患者和家属一旦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必然会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等等。这些变化不可避免的会使患者与医护之间产生种种分歧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矛盾激化就有可能上升为医疗纠纷。对中等卫生学校学生来说, 专业理论知识、技能较差, 对法律法规理解不够深刻、社会阅历浅、与患者和家属沟通能力及情感交流能力不完善, 与患者产生种种分歧和矛盾, 与患者的分歧与矛盾处理更易引起不良后果, 就可能上升为医疗纠纷。所以必须加强对医疗纠纷的防范教育。
2 在临床教学中, 加强医疗纠纷的防范教育
《护理学基础》是学生先后直接实施在患者身上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也是学生行为规范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在教学中, 道德理论教育应溶入医疗纠纷防范意识的教育。
2.1 强化学生道德礼仪培养教育
良好的道德礼仪素质是防范医疗纠纷的必备条件。道德礼仪是人们交流活动中的规范和准则, 是人类文明的结果, 是社会文化的积淀, 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核心。学生加强道德礼仪修养是今后文明职业的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态度、加强责任心是减少医疗差错事故的必要素质。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培养学生良好的仪表、言语、行为习惯等素质和慎独精神。让患者感到治疗的规范和护理人员的关怀, 增加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和信心, 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从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2.2 学会和维护患者合法权益
《护理学基础》是学生基本的理论, 同时也是技能操作很强的应用学科, 加强学生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护理。在教学操作时必须强调应维护患者具有的维护权利;如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等。
在进行病情观察和护理操作时, 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 不把患者个人的“隐私部位”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每项操作中, 要求学生必须把操作目的、注意事项等告知患者, 同时讨论每次课程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内容。加强学生对患者权利维护的意识。
2.3 加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教育
强化学生履行法律职责, 依法办事的意识, 学会有效防范医疗纠纷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方法。培养学生强烈的职责感和审慎的工作作风, 激发学生学好基本理论知识, 认真练习护理操作技术, 并举一些护理差错实例对学生再教育。增强护士防范护理差错的意识, 特别是在讲解护理文件书写的举例, 强调医疗护理文件是医疗纠纷的证据, 必须及时、准确、客观地书写护理文件。使学生认识到临床护理工作中有不少潜在的法律风险和从法律角度规范自己职业行为的重要性。护理行为既有辅助治疗, 帮助患者自护, 消除疾病, 恢复健康的有益性, 又有为患者进行某些技术操作时所产生的侵袭或过失的有害性 (如灌肠、导尿、输液、注射化疗药物等操作) 。时刻警惕护理工作中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法律风险, 积极主动地应对和消除意识, 重视收集、保管能够证明医护行为必要性和合理性、证明安全的资料。如病例、各种记录和检查结果、药品和产品说明书、医疗护理用品质量证明、患者与家属的签名单等, 更需要懂得医疗纠纷发生后处理的程序并注意保护现场, 封存实物。如:残留药液、排泄物、血液、药瓶、有关记录单等。掌握用事实证据说话, 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注意纠纷痕迹, 如果患者不配合治疗护理, 不友好时就要特别谨慎。
3 加强学生其他素质教育
如加强学生有效运用人际交流与沟通技巧。如微笑服务、耐心倾听与解释、鼓励与幽默、赋予希望等。增强与患者之间的了解, 主动关心与体贴, 做到彼此尊重, 关系融洽。教育学生进入临床实习一定要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查对制度, 应为它们是护理安全的保证。
总之, 临床课程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及教材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的章节, 强化学生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教育, 为今后学生在临床实习中减少医疗纠纷打好基础。
摘要：在医疗纠纷案例呈上升趋势的今天, 在临床教学中, 根据基础护理学教学内容及学生特点, 在进行学科知识教学的同时, 从对学生道德礼仪培养教育, 学会和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教育,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教育, 及加强学生沟通技巧, 护理安全的教育等方面培养学生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识, 为学生在临床实习工作中减少医疗纠纷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篇5
为响应校领导大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号召，确保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我物联网工程学院本着为学生服务，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特制定本方案。现对我院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作出如下总结。
—、提高认识，健全组织
处理学生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关系我校学生安全稳定的政治性任务。为配合学校工作的开展，经我院院领导研究决定在我院成立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从而建立健全相应的各级组织，确保责任到人。进而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学生的切身利益。
二、工作方法、目标和解决纠纷事例
工作方法：老师带队，学生配合。本着事要解决、注重预防，区别情况、分责指导，各方协同、齐抓共管的原则。确保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工作目标：一是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二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各类纠纷及时就地化解；三是从源头治理，最大限度控制越级和重复上访。
解决纠纷事例：
1、我院的余某于2011/11/02日因自己认为学校违规收费、违规奖罚的问题与班主任发生了矛盾纠纷。一方面、学生认为学校乱收费用，即损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又违反了教育法，从而去与班主任协商理论。另一方面、班主任因要完成校领导交代的缴清学费的任务而急于收取费用，没能给学生解释清楚费用的出去。进而造成了矛盾的激化，差点由口头争论演化为暴力事件。最后由我院课长王飞老师赶到现场，调查了事情的缘由、了解了事情经过、并对师生都做了思想工作。即给学生解释清楚了费用的出去，又批评了老师不够负责的工作态度。最终问题得到了解决，保障了学生的切身利益。2、2011/10/30日，在我院8栋寝室发生了一场学生矛盾纠纷事件。事情的发展经过是，我院学生会成员按照惯例到各寝室排查外宿的情况。在排查到8栋某寝室的时候，发现寝室里少了一个人，于是便要登记姓名记外宿处理，但是寝室里其他三人为替室友掩埋过错，而与排查人员发生口头争吵甚至还大打出手，矛盾越益激化。最后由我院“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出面，认真调查了事情的缘由、并对双方做了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求学生会成员在排查夜宿情况时，要端正自己态度，本着学生服务的思想做事。另一方面、要求各寝室成员配合好学生会的工作，不要带抵触的情绪。最终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三、总结
1、通过大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确保了我院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2、增进了师生之间、班级之间、同学之间的友谊。
学生纠纷 篇6
关键词：多元化；行政纠纷；诉讼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简单说来，就是以多式多样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社会纠纷，对于正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现期”的我国来说，是最有效、经济、可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从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上来看，主要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当前，在民事纠纷中，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推广更甚于其在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中的运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纠纷日趋复杂和多样化，未来我们在行政纠纷解决中不断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对于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为切入点来解决行政纠纷，不仅可以促进司法裁判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可以更好的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相对人权益得到更可靠的保障。
一、行政纠纷的概念、特点
行政纠纷，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因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权益而引发的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纠纷。目前，我国行政纠纷解决的方式主要有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行政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行政纠纷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纠纷的主体，这也是行政纠纷最显著的一个特点，行政纠纷是民与官之间的纠纷，一方是行政主体，一方是行政相对人，区别于民事主体之间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二是纠纷的内容，行政纠纷的内容主要是界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三是纠纷主体间对权利和义务的自由处分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区别于民事纠纷中双方主体之间的自由处分。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适用于行政纠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由于行政纠纷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其在纠纷解决方式上也必然是多元化的，在诉讼解决方式以外结合多种民众认可、资源优化、具可操作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路径，是我们未来处理和完善行政纠纷解决的方向。目前，社会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认知度还不够高，传统的认为诉讼前的介入不符合“不告不理”、“司法中立”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排斥性的观念太过于侧重法院的司法裁判途径，忽视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伴随着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变化，社会矛盾和新型行政纠纷不断出现，特别是征地拆迁、土地山林、村民自治等资源配置中引发的权属问题、农村集体矛盾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特殊性、群体性等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在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上探索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进路。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明确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规范行政纠纷解决进路，分清纠纷解决责任，建立一套统一协调、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科学规范化行政纠纷解决进路，切实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资源优化分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的行政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本文试从行政纠纷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层面来探讨，在多元化纠纷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规范化进路。
诉讼纠纷解决，是指行政纠纷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目前，行政诉讼救济制度在我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还一直未修订过，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入，原来的许多规定已经不合时宜，随着最近《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其的修改，未来行政诉讼制度在受案范围，诉讼管辖，受理程序等方面都会更一步深入、细化，更符合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1.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
和解、调解制度引入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权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诉讼制度的建立目的本就是为了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通过法院第三方的优势地位，依照法定程序使和解、调解作为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对简单的行政纠纷案件还是纷繁复杂的行政纠纷案件解决都创造了一条便捷、可行的纠纷解决制度。未来，我们在行政诉讼和解、调解中，法院应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资源、平等的对话平台，对和解、调解的过程、结果及之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法律审查。
2.加强司法改革，提高审判质量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是加强高素质法官的培养，法官不仅要忠于事实和法律，也要具备灵活处理案件的能力，这样才能在纠纷解决中不偏不倚，化解矛盾；二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充分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头戏，去行政化已在部分地区实行，未来法院内部体制的改革，去行政化是必然趋势。
3.交叉纠纷时的处理
对于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在同一案件时，笔者认为，两者同处于纠纷处理之时，当事人一方在民事纠纷中申请和解、调解或民事纠纷当中属于应当调解情形的，在行政纠纷中也理应考虑其和解、调解的效果，如果双方当事人主动申请和解、调解的效力延伸到行政纠纷解决中，法院应该采纳其意见，对和解、调解的效力、内容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做出决定。
四、结语
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的规范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从实际国情出发，创新纠纷解决方式，才可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更多层次的保障。同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下，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又能相得益彰，相对独立，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范愉.《纠纷解决的理念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周佑勇，钱卿.《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基金项目：本文获“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YCSW2013061）資助”，“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YCSW2013061）”，项目名称：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研究（YCSW2013061）。
学生纠纷 篇7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大学生兼职,纠纷,类型,解决途径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事关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他们的成长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而大学生兼职是一个普遍存在并将在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 从法律方面对大学生兼职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进行规范与保护已成为现实需要。本课题从大学生兼职这一社会现象入手, 以法学专业学习者的身份, 从劳动合同法的全新视角探究大学生兼职纠纷现状, 系统分析大学生兼职纠纷产生的原因、基本类型、特点和解决途径, 旨在探讨在校大学生作为劳动合同法特殊调整对象的法律地位可行性的同时, 为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这对于国内各城市大学生兼职纠纷的研究与解决具有现实理论参考意义。
一、调查对象的选择及调查情况的说明
岳阳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次中心城市, 经济总量仅次于长沙, 居湖南省第二位。在十三五规划的推动下, 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型, 这使得岳阳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在原有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提升, 从而提供更多的兼职岗位。而大学生兼职作为大学生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此次本课题小组以岳阳市为例, 基于对四大高校的了解, 对其学生进行兼职纠纷的调查和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和三线城市的代表性。
此次调查, 课题小组采用以封闭式题目为主, 辅以个别开放式问题的调查问卷对岳阳市周边四所高校———湖南理工学院、岳阳民族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和岳阳广播电视大学的08级、09级学生进行调查, 共计发放问卷2000份。本次问卷实际回收1826份, 回收率达到91.3%, 有效问卷1798份, 占回收总量的98.47%, 符合调查科学性的要求。以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为基本研究方法, 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以岳阳市四大高校大学生的兼职情况作为调查主线, 得出大量第一手真实、有效的数据。同时, 通过回访典型兼职大学生和走访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和中介组织, 全面掌握岳阳市大学生兼职的相关信息, 确保研究内容符合实际, 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大学生兼职现状的调查
从调查数据反映的兼职参与比例来看, 有近58%的大学生从事过兼职, 约42%的大学生未从事过兼职, 在岳阳从事兼职的大学生比未从事兼职的比率高约16%。在对未参加兼职的这部分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时, 我们发现, 在能及时获得兼职信息的情况下, 有51.49%的在校大学生希望尝试参加兼职, 有36.08%的在校大学生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也可能从事兼职工作。这个数据表明, 在校大学生的兼职欲望是非常强烈的。相信大学生参加兼职的这一比例在岳阳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会愈来愈高。
从兼职动机来看, 参加兼职的大学生主要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为目的, 其次才是以挣钱为目的。在此前提下, 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实习在高校受到大力追捧, 大学生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为目的也广泛存在, 他们一般都不会太计较工资的得失, 也无心关注是否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以挣钱为目的大学生并未像全日制职工一样敢于对老板直接提出工作方面的要求。他们选择顺其自然, 认为有钱就好, 老板能给多少就拿多少, 也不知道何为自己的合法权益, 更谈不上会自动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目前兼职的获取途径而言, 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 在此次的调查中占43.44%参加过兼职的在校大学生都是通过亲戚朋友获得兼职工作, 所以参加兼职的在校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工作进行具体的考察, 更加不会对用人方产生怀疑, 对产生的劳动纠纷自我保护能力差。而通过有学校保障的勤工俭学机构提供的兼职只占10.02%, 这说明大学生参加兼职并没有健全的校方管理机制进行维护, 也正是由于此原因使得整个大学生兼职现状呈现无序的状态。
此外, 结合兼职类型来看, 在校大学生主要从事促销、家教与培训等兼职, 两者比率均在三分之一左右, 比率较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能够得到学校提供的助学措施的人数仅为1.26%。由此可知学校所提供的助学措施远远不能满足在校大学生的兼职要求, 我们简要分析, 两者数据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如下:一方面, 高校的勤工助学中心重在帮助贫困学生, 缓解其经济压力, 并因其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及责任承担方面的缺失较少提供大学生兼职。另一方面, 学校提供的助学措施相对于从社会上的获得的兼职在工资、安全和针对性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所以许多大学生更希望从学校方面得到兼职信息。据此, 高校的助学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 对大学生兼职纠纷现状的调查
如图表所示:27.48%的兼职大学生遭遇过兼职, 大学生遇到兼职纠纷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78.72%的大学生未要求签订兼职合同, 81.87%的参加兼职的大学生未签订具有直接法律保护力的书面合同。一旦遇到纠纷, 在校大学生在维权途径上便处于不利地位, 自我维权陷入困境。绝大部分参加兼职的在校大学生没有要求用人方签订合同, 这反映在校大学生在参加兼职中法律意识不强, 造成大学生兼职中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 因此没有事后可以作为维权的凭证, 产生纠纷后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课题小组针对大学生兼职发生纠纷的数据进行了专门走访, 分析得出了以下原因。
1. 无政府机关对其进行直接管辖。
政府劳动部门的相关规章制度均是针对全日制用工和毕业生的创业与就业, 而非全日制用工与在校大学生兼职既无规章、政策进行规范, 又无专门部门、机构或组织监管。
2. 高校对大学生兼职的管理和引导不够。
高校内部设置的勤工俭学机构是负责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开展、管理的唯一合法机构, 且重点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扶持和帮助。勤工助学机构缺乏联系用人单位的主动性, 而机构运作经费和兼职岗位的有限性加剧了这一矛盾, 广大大学生的兼职需求很难被满足。
3. 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兼职态度不端正, 中介公司、用人单位将在校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对待。
用人单位常常以各种名义延长工作时间、无故克扣工资、以临时工代替正式员工来逃避福利或保障措施, 没有将兼职大学生作为普通员工来正确对待, 抓住大学生生活阅历少、工作经验不足, 又迫切需要兼职工作的心理, 最大限度榨取大学生廉价劳动力。
4. 大学生兼职法律身份不明, 立法欠缺。
本课题认为大学生兼职是指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在籍大学生与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其他组织和个人建立的劳动关系, 包括各种通过付出体力和智力劳动而获得物质和精神回报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满18周岁, 低于退休年龄的,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均适用于《劳动法》。按照此规定, 兼职大学生应当属于劳动法的约束范围。然而, 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意见》中第十二条规定, 在校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兼职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一法律规定又将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做的兼职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因此, 大学生虽为“劳动者”但不受劳动法的保护。
从问卷的开放式问答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兼职纠纷主要有以下几大种类:首先是工资问题, 其次是“义务”加班、职场刁难、见习问题等。初入社会的“天之骄子”们放不下脸面, 缺少职场经验, 导致工作中出现特殊情况时, 工资的支付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老奸巨猾的老板们擅长“迷魂法”,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注定成为待宰的“羔羊”。加班是工作中最常见的事情, 但不同的是, 作为兼职工的大学生们却基本上没有与《劳动合同法》保护下的劳动者们一样, 有要求和获得加班报酬的相同权利。而且在对兼职大学生尚无明确立法保护与政策保护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对这些员工的权益保障和救济自然是一片空白。作为大学生兼职特殊形式的见习是在校大学生为提高自身从事实际工作的职业技能能力, 尝试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自愿提供的一种无偿的服务。其相关权利和义务、福利和救济都处于空白状态, 自然谈不上保障。
通过后续的跟踪调查访问, 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到, 虽然有些用人单位会与临时工签订协议, 但正如被调查的同学所说“不知道具体签了什么”, 这样的协议毫无保障意义。此外, 人生地不熟是众多外出打工的大学生不敢对工厂方面提出异议的重要理由, 这也是许多远走外省的暑假工对工厂胡乱增加工作时间忍气吞声的原因。受很众多大学生青睐的餐饮工作非常具有代表性。此种兼职按时结算, 多出现在学校周边的餐馆。据访问得知, 这类餐馆很多时候以生意不好为由拖欠或克扣工资。而兼职大学生们往往因涉及数额不大、途径单一而很少采取行之有效的维权措施, 这使得产生的兼职纠纷最终不了了之。
(三) 对大学生兼职纠纷解决情况的调查
在对“兼职维权过程中, 已经遇到或可能遇到哪些困难”这一项调查中, “维权成本高”、“维权途径单一”、“维权所费时间与学业冲突”三者所占比例高达69.45%, 其中“维权之路与学业冲突”的占28.48%, 学习成为了从事兼职的在校大学生维护自己权益遇到的难题。同时我们很惊讶地发现, 选择“其他”选项的概率达30.56%, 那究竟还有多少种维权困难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可想而知, 维权之路漫漫其修远。
数据表明, 在纠纷解决情况这一方面, “基本解决”达到了39.40%。然而在此数据中还包含不公平的协商、拖欠到无心解决或是被迫接受不公平的解决方案等情况。而双方退让, 基本满意的情况达36.25%说明在校大学生能够通过自身协商或其他维权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仍有24.33%的纠纷搁置, 解决无果, 因此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保障纠纷的解决。而在对纠纷的态度中, 16.42%的大学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21.74%的大学生持有无奈、有心无力的态度。而这些纠纷态度与兼职维权过程中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困难息息相关, 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 普遍缺乏社会经验, 自我保护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淡薄, 获取的维权途径甚少, 加之对兼职所需成本往往不能承受, 又对兼职时间与学习相冲突顾虑重重, 所以消极应对兼职纠纷的人数占一定的比例。他们对遭受侵权后选择的协商解决方式, 大多数时候也只是抱着讨个说法或者无所谓的态度。这说明在校大学生权益的维护从培养在校大学生法律观念入手也是必要的。
由以上图表可知, 在解决大学生兼职纠纷方面, 大学生缺少基本的鉴别能力和警惕性。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 经验十分匮乏, 缺乏基本的鉴别能力和警惕性, 对一些广告陷阱、变相收费根本不懂得如何分辨。所以在校大学生兼职权益的方案具有多样性, 而在校大学生认为提升自身法律意识是最重要的。提升法律意识需要学校介入, 学校应对大学生兼职加大管理力度, 设立勤工俭学组织、大学生就业指导部门。“司法管辖, 成立小额诉讼法庭”、“政府保障”、“立法保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从行政、司法、立法三方面解决兼职纠纷, 而立法保护以21.08%的比率占首位, 这反映在校大学生相信法律的强制性能更好地维护其权益。
综上情况, 大学生兼职日趋日常化, 但随之而来的兼职纠纷也比比皆是。大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欠缺、维权法律意识淡薄, 兼职管理体系不健全、维权途径单一等问题, 导致在兼职过程中, 他们的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因此, 对高校学生兼职权益进行保障, 不但是高校的分内事, 更是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的责任。维护大学生兼职期间的合法权益, 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个人利益, 更是社会进步、文明的重要体现。只有社会各界相互协调才能实现现阶段无序的大学生兼职市场的有效治理。
三、大学生兼职纠纷的解决途径
基于以上分析, 本课题小组认为:大学生作为弱势群体应受到特有的法律保护。在大学生兼职纠纷产生的原因中, 一部分是大学生自身法律素养不够, 另一部分是法律法规不完善。而法律法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 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强, 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明确大学生作为特殊调整对象的法律地位, 最重要的是没有明确大学生兼职的书面合同签订的要求及规范。依此, 本课题小组提出几点关于大学生兼职纠纷解决途径的意见。
(一) 法律方面
1. 立法。
立法上, 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做扩大解释, 努力把大学生兼职纳入《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规范范围。从保护大学生切身合法利益来说, 我们仅从劳动法的广义上去理解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即只要满足年龄大于18周岁小于退休年龄, 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企业、任何个体经济组织形成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上的法律关系) 的劳动者, 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而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的兼职必然会与用人方产生事实上的劳动法律关系, 如此一来大学生的兼职行为理所应当地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来规范调整, 大学生的劳动权益便有了明文规定的法律的保障。
2. 司法。
司法上, 应建立相应的小额诉讼机制。据调查显示, 大部分大学生在遇到纠纷之后主动放弃权利或者被动放弃权利, 其中与涉及金额比较少有关系, 即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达到劳动纠纷上的最低立案标准。这使得即使有一部分大学生选择了法律手段也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课题组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与国外的现有机制相比, 国内的小额诉讼制度十分不完善, 并没有与现代社会需求相平衡。从法律角度来说, 使用小额诉讼制度是一个效率较高、满意度较好的解决大学生兼职纠纷的方式。原因在于:首先, 从涉案金额来看, 大学生兼职纠纷所产生的标的金额往往较少, 满足小额诉讼的必要要件。其次, 从大多数大学生兼职纠纷的案例来看, 一般都是案情较为清晰, 使用小额诉讼程序, 能很有效地解决问题。
3. 行政。
行政上, 大学生兼职纠纷维权难, 主要是没有经验, 没有指导意见, 也没有相关的救济途径。因此, 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授权高校成立一个职能部门, 类似于保卫处的设置。具体职能为:一是在签订兼职合同时代表学校, 进行三方签约, 保障对大学生兼职的监督工作。二是可供大学生在遭遇兼职纠纷的时候直接询问相关问题的服务。三是对在校大学生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注意事项。在进行法律意识上有所增强, 维权能力上有所提高, 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
(二) 学校方面
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大学生因为自身原因, 维权力量十分有限, 为其建立专业的救济途径是必要的。大学生法律援助站可以很好地为在校大学生的兼职提供法律保护, 一方面法律援助中心设立在学校内部, 贴近大学生的生活, 能够为兼职中的大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的援助。另一方面法律援助中心有利于整合学校的各项资源, 例如学术资源、行政资源等, 能更好地解决大学生兼职纠纷。
(三) 自身方面
大学生为维护自身的兼职权益可以主动采取以下措施:首先, 可通过类似法律讲座的方式来加深对大学生兼职的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其次, 积极寻求专项的法律援助。通过与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相互配合, 有效利用各项资源维护自身兼职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学生纠纷 篇8
会议认为,目前,我国医疗纠纷适用法律尺度不一。现在我国司法处理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近几年,一些省市的中、高级人民法院,如河南、内蒙古、北京、安徽、深圳、上海等地,也出台有关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地方规定。但据了解,各地对医疗纠纷诉的讼审理,适用法律的尺度并不一致。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在发言中指出,各地相关规定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种认识上。一是认为医疗事故是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一种结论,和医疗过错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二是认为医疗过错的外延大于医疗事故。原因是对最高法院的《通知》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不一,使诉讼案由、纠纷鉴定以及赔偿责任确定,都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医疗纠纷诉讼案由多种多样。最高人民法院对诉讼案由的规定,主要有人身损害范围内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和合同范围中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并规定医疗事故诉由的医疗纠纷由医学会组织鉴定,起诉人身损害的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定。于是,各地出现不同做法。深圳市规定,只要是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不管以什么诉由起诉,都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进行审理。内蒙古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医患纠纷应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纠纷、其他医患纠纷”三种案由予以立案审理。而北京市的做法是,患者即能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起诉,也可以一般医疗损害赔偿为案由,甚至诉讼中还可以改变诉由。
其次,对于鉴定各地做法不一。深圳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就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申请医疗过错或医疗过失等司法鉴定的,不予支持。内蒙古对诉讼案由可选择,但对疗纠纷鉴定,规定须由医学会进行,法院不得自行确认医疗事故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北京的规定是,患方如以医疗过错为诉由,医疗机构应进行抗辩,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行为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再申请司法鉴定的,法院不予支持。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
再次,适用不同标准导致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医疗纠纷赔偿标准究竟怎样,各地适用法律不同。深圳规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纠纷中,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及标准依照条例确定。因非法行医行为损害患者生命健康权的适用民法通则。河南省规定,当事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精神抚慰金不宜过高,虽有医疗过失但过失达不到构成医疗事故程度的,一般不予判付精神抚慰金。北京高院则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条款进行赔偿。如果参照医疗事故条例处理使患者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的,可按民法通则和其他司法解释进行赔偿。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指出,医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者没有根本性矛盾。医疗纠纷不是患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司法公正,也会影响政府、医院和医生的形象,容易导致医院和医生过于谨慎,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分析目前纠纷处理的问题,与医院
La w ada pt ati on an d pro ce du re/DEN G Yuz he n//Chinese Hospitals.-2008,12(2):46-47
Author's address:Journal of Chinese Hospital,Room 402,6th Building,No.27,Nan San Huan Dong Road,Fengtai District,
内部管理不到位,医患沟通不力有密切关系。如涉及电子病历的纠纷败诉,是管理规范滞后所致,需要健全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现在的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立法应考虑行业特点和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要对医生有激励作用,保护患者生命健康。医院管理是系统工程,完善立法能解决多数问题,如医疗纠纷处理法包括事故、差错、药物不良损害等处理原则,利于法院作出公正裁决。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赵宁认为,医疗纠纷处理成为热点不可避免,医患应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法律是处理矛盾的底线,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因为医疗行为是一种缺陷行为,全球的医疗误诊率是30%,所以,在法律层面认定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到什么程度是合理范畴,难度很大。国外的医疗纠纷有九大类,主要是一些明显的医疗错误,如手术把左侧肢体做成了右侧等。但这些并不否认我们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卫生部下一步要对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和分级标准进行修改,也在想办法解决病历的问题,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尽快出台医疗纠纷争议处理的司法解释,统一案由、鉴定、赔偿标准问题,更好地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卫生部信访办处长张鸣介绍说,卫生部每年的信访接待50%是医疗纠纷。在处理的过程中如何考虑医学的特殊性,法律能否规范医患关系,我的观点是原则上同意立法,但无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用立法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一是医患关系是特殊的,应该建立在彼此非常信任的基础上。二是立医疗事故专门法的环境尚不成熟。职业病防治法的出台就是例子。由于该法有些规定制定的比较超前,带来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结果使矛盾集中到了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的立法本意是帮助维权,现在反倒成了被诉对象。这与医疗纠纷处理的大环境很相似,应该吸取教训。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综合处处长王艳彬介绍了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几个阶段:1950年~1959年由法院裁决,不需经过鉴定;1959年~1977年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1978年~199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出台,《刑法》中增加医疗事故罪;1997年至今,民事证据若干规定、《医疗事故条例》、举证倒置等措施出台实施,有效地改变了患者的被动地位。
目前,医疗纠纷司法处理的问题已很突出,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但究竟设立什么样的制度,既能有效调整医患关系,又使实施救死扶伤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对医院体制研究不多,但曾经发生的“救人”和“采血”事件,都留有价值取向考虑的空间。制度的完善需要实证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有些司法解释一出台就受到谴责,原因之一是研究政策与实际脱节,加上我国地域性的特点,缺乏实证的操作性。国外的研究多用数字说话,可操作性就强,而我们实证研究缺乏数据支撑,自然难以操作。
制度性障碍恰恰需要制度设定来解决。为了客观全面地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卫生部已经立项,对医疗纠纷处理进行专门研究,经过公开招标,选定一个卫生厅和一所医学院校,以及最高院医学法学研究所、北京海淀法院共四家单位参与研究,目前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结果。
医疗领域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陈晓红认为,医生是特殊职业,尽力尽心救治患者是职责,但经验不足或特殊情况发生,难免出现处理缺陷,造成患者损失。司法处理医疗纠纷是有效的途径。但法院如果偏重关注诉由和患者的利益,忽略医疗行业的特点,如尿毒症患者生存期已经很短,稍有医疗过错,就判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这不利于医学正常发展。医学越来越具有高科技含量,如支架技术的运用,使以往心梗患者须卧床一月才能下地,变为卧床一天就可以下地活动。技术含量提高,风险自然也加大。
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应单独立法,限制巨额赔偿。举证责任由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强,应由医方提供,但如果因为一个签字是否准确,就否定整个病历的真伪是不妥的。医疗行为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即使无病历,通过医患双方对病史的陈述,专家也可以判断问题,因很低级的病历错误就认定医院举证不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正的。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刘宇提出,立法层面要有这样的理由和理念,即医疗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最重要的地方是,医疗产品本身是有瑕疵的,任何医疗行为即有好处也有坏处。在其他行业,产品有瑕疵就不能用,如航空业的产品一定是在充分研究完善之后才使用,而医疗行业不行,明知道手术有风险,但不能等完善了再使用。治病救人用有瑕疵的医疗“产品”,可能能救一些人,也可能会损害一些人。这是医疗行业典型的一个特殊性。
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讨论从未间断过,讨论问题不会干预法律,其最大的意义,在于病历瑕疵对医疗纠纷鉴定究竟有多大影响。目前,患方质疑病历不真实或病历丢失,法院会不委托鉴定,直接推定医院举证不能,必须承担责任。其中不乏存在把病历问题扩大化的现象,需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纠纷 篇9
关键词：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合法原则,法律构
目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 人们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交互矛盾也在逐渐增多, 例如这些年“上访热”、“集体散步”、“集体静坐”等社会事件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如今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救济渠道单一, 反映在行政纠纷解决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主要是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二者为主线, 在一些领域适当适用行政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传统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解决现如今人们权利意识不断高涨、诉求亟需满足、“官、民”矛盾突发、规模性群体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为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角下建立、完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行政救济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也是其内在要求。构建一套方式多元、运行有序、相互衔接、保障有力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更好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 化解公民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之所在。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之界定
对某一制度进行构建或者设定之前必须先对这一制度的概念作出明确合理科学的界定, 这是研究某项制度的前提。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 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 如诉讼, 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 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选择权) 。[1]纠纷解决方式是指争议当事人用以化解和处理纠纷的手段和方法, 从维权的角度上讲也可以称为权利救济方式。法学界一般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即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 私力救济包括无需第三人参与, 仅凭借当事人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的自决与和解;社会救济包括调解、仲裁和部分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即不包括仲裁等准司法解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 其特点在于有中立的第三方出面调停, 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是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 虽然公力救济也需要第三方介入纠纷, 但它与社会救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公权力作为救济力量具有超越纠纷两造的国家强制性和权威性。[2]所谓多元纠纷解决是指“在一个社会中, 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互相协调地共同存在, 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体系”。[3]换句话说即是, “在纠纷发生以后, 当事人可以选择寻求不同的救济模式, 例如可以进行诉讼, 也可以选择调解或仲裁等诉讼外争议解决的方式, 赋予当事人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 以期达到妥善解决纠纷、充分尊重公民权利、节约社会资源、多层次多途径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4]笔者本文所称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是指, 在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体系的指导下, 对已经发生的行政纠纷, 赋予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以化解行政纠纷为目的的选择式的纠纷解决方式, 并且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具有体系性的, 是一套方式多元、运行有序、相互衔接、保障有力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有学者认为, “纠纷解决机制, 包括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请愿、调解、和解等法院内、法院外、国家体制内、国家体制外、有第三者介入、没有第三者介入等各种模式、各种类型的人类纠纷解决的机构、组织、制度及运作方式、程序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还有学者将纠纷解决机制划分为:“私人解决机制、共同体解决机制、社会解决机制、裁判解决机制。”[6]笔者认为, 行政纠纷的解决, 涉及到对行政主体的权力运行规范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障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问题。为保障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运用、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个行政纠纷问题的解决要获得法律的认可取得法律层面的效力, 应当从现行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寻找依据。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必须首先回归法律的本体规定, 以法律规定解决方式为原则。另外, 在保障行政主体权力不滥用的前提下, 为促进社会和谐, 化解行政纠纷应当允许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协商选择解决。因此, 本文将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划分为:协议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三个大类。其中, 协议解决方式包括:“大调解”、协商和解、第三方仲裁、公证、专家委员会论证、民主投票等;行政解决方式包括: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司法解决方式主要是行政诉讼。对于协议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三种解决方式之间如何协调运行及效力保障的问题, 本文下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构建部分将做具体论述。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之价值分析
今天, 无论东方或西方, 法律与诉讼已不再被视为寻求正义的唯一路径, 和谐已不再被视为法制的对立物, 开始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一种价值取向。[7]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司法解决和行政解决方式, 至今仍然发挥着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的重要的作用, 但这种传统的纠纷司法解决或行政解决方式存在其自身的不足。如司法解决纠纷要求法院严格依照现行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诉讼程序和作出判决, 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滞后、法律规范之间相互矛盾、法官个体专业素质及价值观的影响以及诉讼成本较高及诉讼固有程序造成纠纷处理的效率较低等等, 造成法院的判决会与当事人的期待或愿望相差甚远, 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和, 在新的层面和范围上酿成新的或潜在的纠纷, 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和谐状态。在行政执法与解决行政纠纷的社会实践中, 政府强势推进经济发展导致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 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 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 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 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重复处理行政纠纷, 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得不到解决, 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 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8]正是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这些不足, 导致其作用的发挥及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效果大打折扣。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司法解决和行政解决不应是解决纠纷方式仅有方式。在一个社会当中, 为真正达到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 实现社会实质的正义, 应当赋予当事人多元化的纠纷的解决方式, 并且应当赋予当事人有根据自身情况及切身利益考虑的相对选择权的纠纷解决方式。当前,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 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奇迹背后, 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 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 尖锐对立的程度加剧, 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的范围扩大, 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在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时期, 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9]就行政纠纷解决来说, 由于社会结构变化, 利益冲突加剧, 权利意识高涨, 我国行政案件呈现激增的形势, “民告官”的案件越来越多。但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在人力物力方面还存在不足;加之我国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尚处于实践初期, 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方式难免存在不成熟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因此, 为分流处理行政纠纷, 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 充分发挥司法资源的效用;弥补政府解决行政纠纷方式的不足, 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化解“官民”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成为最佳选择。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构建
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 从机制上来说, 应当包括宏观指导原则与具体操作规则两个方面来入手, 笔者下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论述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构建。
(一)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基本原则
1. 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 是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是贯穿于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领域的一个基本原则;合理原则是源于行政活动的实际需要, 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而产生和存在的, 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并存的一项基本原则, 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特别是在行政机关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活动过程中要做到合情合理、适度恰当。笔者认为, 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也应当遵循合法合理的基本原则。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方针是依法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是推进依法治国、构建社会和谐过程当中的一环, 同样必须遵守合法原则进行。
2. 民主协商原则
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 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角度来说, 由于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是国家的公权力, 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 并且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为平衡双方力量, 在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时, 应当给予行政相对人“谈判的筹码”。从实质的公平正义出发, 行政权、司法权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当中应作适当的让步, 以此获得“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民主协商, 从制度归属来说, 属于政治制度建设的范畴, 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 特定主体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商谈、妥协、交易、沟通和审议等协商性的方式及机制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类型。基于该制度的优越性, 各主体在该制度下能够自由而平等的参与, 笔者认为, 构建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 为其设定宏观指导理念, 可以借鉴民主协商的制度, 让参与纠纷解决的各方主体在法律框架之内, 自由平等的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或诉讼或仲裁或调解等。当然, 为保障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作用的发挥及纠纷解决效力的确定性, 对纠纷解决方式民主协商选择应当作出适当的限制, 笔者认为, 首先必须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前提, 不得违反现行法的强制性规定;其次, 既然是协商选择, 参与纠纷解决各方可以签订“纠纷解决承诺书”, 内容包括纠纷的解决方式、处理结果、法律效力认知等, 也即对纠纷解决的意思表示进行法律确定、公示, 可做证据使用, 除有证据证明这种承诺违反纠纷解决参与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得反悔。
(二)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运行规则设定
按照本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的思路, 为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法律规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之基本原则的宏观指导下, 协商解决、行政解决、司法解决三者并行, 行政纠纷主体可以自由协商进行选择。
1. 协议解决
本文所述的协商解决方式主要是指一种结合各种纠纷解决渠道、集合多方力量 (如行政、司法、社会团体或个人) 的民主、公开的综合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这种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的优势在于:第一, 是在现行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方式之内的综合, 具有合法性。第二, 以化解行政纠纷为目的, 公权力作出适当让步, 积极参与行政纠纷解决过程, 具有纠纷解决可能性。第三, 在多方力量参与、公开透明的程序下, 协商解决行政纠纷, 具有的公权力运行的公信力和行政纠纷解决的彻底性。第四, 为促进纠纷解决、构建和谐, 在不违反现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 对现有纠纷解决方式作适当的扩展, 具体一定的开放性。
如上文所述, 行政纠纷协商解决方式包括:“大调解”、协商和解、第三方仲裁、专家委员会论证、民主投票等。所谓“大调解”, 是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等多种调解的资源优势, 形成以行政调解为中心、多方协调互动的矛盾纠纷处理体系。其中行政调解是指以党委、政府为中心, 由司法、工商、公安、信访、劳动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合行使调处矛盾纠纷职权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办事机构。在这种机制下, 行政权力深度介入调解, 通过充分整合行政资源, 达到平衡矛盾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作用。[10]协商和解是指在行政纠纷解决处理过程中, 整合行政和解、诉讼和解、当事人之间和解资源, 形成以诉讼和解为中心,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自愿选择为宗旨的行政纠纷和解解决方式, 通过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纠纷解决和解协议, 化解行政纠纷。这种方式下, 一方面, 在司法权的介入下, 监督行政权的合法行使,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又是在双方自愿选择的情形下进行和解的, 能够取得较好的化解纠纷的效果。第三方仲裁是在行政诉讼当中, 引入民事仲裁模式, 将行政纠纷提交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 选择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仲裁员进行仲裁, 以确定纠纷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下, 行政纠纷双方都独立与纠纷解决机构, 仅负责相应的举证责任, 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由第三方仲裁机构经过对证据进行考量,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从合法与合理两个方面对纠纷进行裁量, 以此获得公证的纠纷处理结果。行政纠纷专家委员会论证解决方式是指对一些疑难复杂的行政纠纷案件, 如无法协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或涉及对引起纠纷的行为性质认定的“类似行政纠纷案件”, 或无法达成纠纷处理结果, 或权力 (权利) 义务主体众多、关系交叉等纠纷的解决时, 经过涉案纠纷各方的协商同意进行专家委员会论证, 以确定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下, 纠纷各方将“疑难杂症”交由专家委员会进行权威论证, 由专家根据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法学理论等制作专家论证意见书。涉纠纷各方可以依据专家意见书对行政纠纷进行解决。当然, 为了确定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法律效力、防止论证专家违法出具论证意见, 未来应当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规定专家论证这种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后果。民主投票, 本文所称的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指的是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 如涉及公共事项、公益事业的, 或者是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的, 或是按照现有行政法或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等类似情形, 引起的“官民冲突”, 造成社会矛盾与纠纷的, 可以经某一地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他可能享有权力 (权利) 或负担义务的群体进行纠纷解决集体投票。至于民主投票的组织管理机构、纠纷解决后果的认定发布机构, 笔者认为可以整合现有的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机构、信访机构以及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纪监督机关的资源, 成立重大事项临时特别调查组, 专门处理这类纠纷。由重大事项临时特别调查组的联合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权力 (权利) 义务主体的投票结果,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后作出纠纷解决处理结果。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但是尊重民意的体现, 也有效的体现了国家权力部门的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的意旨。
2. 行政解决
本文所称的行政纠纷行政解决方式, 是在我国行政法所规定的传统的行政救济当中若干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突破。按照本文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构建思路, 此处特指: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但笔者认为, 此处所称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是以行政权的运行为中心的, 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为主导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这种行政解决方式的是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传统行政救济方式的适用范围作了一定扩展的, 打破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的限制, 采取统一化的适用范围涵涉于所有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纠纷, 并且赋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两类主体协商、选择权。在传统行政救济方式当中, 行政救济途径单一, 某些行政救济方式的适用受到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制, 这一方面不利于纠纷的快速、彻底解决, 另一方面还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或浪费, 如现行行政法规定的复议前置司法裁判终局程序, 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先行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笔者认为这种行政复议前置不利于快速解决现今权利意识高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形成的数量激增的“官民”矛盾。只有打破行政救济方式范围限制, 扩展救济渠道, 让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协商、选择行政复议、行政仲裁或裁决、行政听证等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才能有效化解矛盾, 真正实现有效利用资源、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促进和谐的效果。对于某些专业性较强或其他需要评估、认定的行政纠纷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评估机构、第三方仲裁机构等独立于纠纷双方的权威部门进行专业评估、鉴定 (如涉及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业评估) ,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依据这种专业机构的评估、鉴定报告进行协商、选择解决纠纷。
3. 司法解决
司法代表着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属于公力救济范畴, 相对于私力救济、社会救济等纠纷解决方式而言, 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司法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毋庸置疑地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11]司法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任何机关、团体、社会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剥夺或妨碍公民通过司法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权利。笔者认为, 结合现今司法改革的大背景,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指导下构建行政纠纷司法解决方式时, 要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力的同时, 还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实现。因此, 在完善我国行政纠纷诉讼解决机制时, 应当扩展诉讼管辖范围, 宽化立案标准, 规范诉讼程序, 丰富诉讼结案方式, 强化判决权威, 完善判决执行保障机制。让行政纠纷主体在寻求司法解决途径时获得尽可能多的机会, 得到公正严明且具有保障执行力的裁判。
四、结语
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有冲突产生的可能, 冲突落实到人的身上即表现为主体之间的纠纷。行政权力作为公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 同时人民又通过制定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 权力的运行与人民的监督之间必然也会产生纠纷。因此一个完善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保障权力正常运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本文是在司法改革、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大背景下, 探究行政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方式, 其旨在寻求行政纠纷解决过程中有效利用资源, 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促进权力与权利之间和谐的效果。
参考文献
学生纠纷 篇10
在这一背景下, 宁波顺势而为, 于2008年3月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并于2012年3月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实施《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成为国内首个医疗纠纷处置地方性法规②。
一、“宁波解法”的实践情况
(一) “宁波解法”的主要做法
“宁波解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 就大体流程而言是:医疗纠纷发生后, 医患双方可自行协商解决, 对于患方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院无权自行协商, 而应当委托医疗纠纷保险理赔中心 (以下简称理赔中心) 代为协商或参与人民调解、司法诉讼, 索赔10万元以上的须进行鉴定;同时, 医患双方也可直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委) 申请调解, 或提起诉讼。其精髓就是对医疗纠纷非诉讼途径的拓展与创新, 即:在非诉讼途径中率先引入了人民调解机制, 同时在原有协商途径中, 对于患方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院应当委托理赔中心参与。
(二) “宁波解法”的成效
“宁波解法”的大力开展, 有效解决了医患矛盾, 切实促进了医患和谐, 是一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探索创新, 成效显著。
1. 医疗秩序得到较好维护
由于理赔中心、医调委、公安机关等的及时介入, 医疗纠纷及时医院内向医院外转移, 并得到妥善处置, 维护了医疗场所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就医环境, 基本做到三个转变: (1) 双方协商人员的转变, 赔偿金额超过1万元的, 与患方协商的人员由医院代表转变为理赔中心工作人员, 实现从“自行协商”到“代理协商”的转变; (2) 纠纷处置地点的转变, 由医疗机构内处置转移至院外处置, 即由理赔中心或医调委专用接待场所处置; (3) 接待方式的转变, 由单次、长时间、不平等的协商转变为多次、便捷、平等、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三个转变有效改善了原来医疗纠纷处置过程中医患双方“针尖对麦芒”的对立状态, 避免了正常医疗工作秩序的破坏, 提高了沟通的有效性和协商的成功率。
2. 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2008年至2015年通过院外调处终结的共4796起医疗纠纷中, 共有656起院方起初报告无责任的医疗纠纷, 经过反复调查论证, 指出了院方存在的过错, 并及时给予了患方相应的赔偿。同时, 有598起患方提出不合理高额索赔要求的, 在调解员的耐心协商和调解下, 患方最后认同了医调委评估意见;有167起患者提出索赔几十万元的纠纷, 最后按照医院应当承担的责任大小, 以几千元调解结案, 扭转了原来发生医疗纠纷后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不良现象。
3. 医疗纠纷相关处理部门工作压力得到了减轻
“宁波解法”实施以来, 因医疗纠纷而向政府部门投诉的案件实现了零发生, 医疗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也大幅度减少。2008年至2015年, 需要公安机关介入的医疗纠纷案件分别为205、168、77、72、74、64、40、31件, 因“医闹”而被拘留的分别为41、38、26、17、34、28、21、18人次。同时, 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也明显减少, 分别为287、95、99、128、96、127、113、120件, 并且法院受理的部分案件也委托医调委调解, 节约了司法资源。
4. 医疗机构管理措施更加有力
一是理赔中心、医调委在调解后及时向医疗机构反馈发现的问题, 有针对地提出防范措施和工作意见, 提高医疗机构防止医疗纠纷发生的意识和能力。医疗纠纷防范意识和能力得到提高, 医疗机构预防责任加强, 卫生行政部门责任追究力度也加大。
5. 依法解决医疗纠纷的良好社会氛围逐渐形成
经过6年多实践, 医患双方对“宁波解法”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明显提升, 医疗纠纷处置逐步走上了良性运行的轨道, 规范依法处置的良好氛围逐渐形成。2008年至2015年, 全市通过医疗技术鉴定解决医患纠纷的案例分别为104、122、150、151、171、218、270、215件, 由2008年的104起, 增加至2015年的215起, 增加了107%。
(三) “宁波解法”的核心经验
综上, “宁波解法”的核心经验有两条:一是有效将医患纠纷从医院内引转至医院外, 为实现医疗纠纷在医院外处理奠定基础;二是保险机构作为受托代理人理赔代为协商和解、医调委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社会调解, 并行不悖, 并且实现公正高效地处置, 实现热处理、和稀泥式的处置转向冷处理、依法客观处置。
二、“宁波解法”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从上面数据运行分析中可以看出, “宁波解法”在一路领跑的同时也存在不足。
(一) 关于保险理赔协商和解制度的缺陷
1. 理赔中心的定位存在问题
根据《条例》规定, 理赔中心是受托代理人, “受托代理理赔协商和解”是其功能定位。理赔中心是承保医疗责任险的保险公司的下设机构, 其既提供医疗责任保险, 又向医院提供法律服务, 与医院存在利害关系, 显然并非中立第三方。然而, 在实践中, 包括媒体宣传资料中, 均把理赔中心作为医调委一样的“中立第三方”予以看待, 并不妥当。
2. 保险理赔责任评估机制的科学性、合法性存在质疑
理赔中心建立的专家库形成了基本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化队伍。不过, 在实际进行医疗责任评估时, 却未能有效运行。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由于理赔中心的纠纷处置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二是在组成医疗纠纷鉴定专家组, 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医学评定时, 基本的做法是避开医患双方, 自行选取个别专家咨询定性。三是即便是现有的责任评估机制的运行及医学评定, 也鲜有请法学、医学与保险专家组成合议委员会进行合议, 进而形成依据专家的合议评定结论来定责、定损、定赔的法律文书的。
3. 医院在理赔协商中的地位与作用尴尬
理赔处理中, 理赔中心过于强势使得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 变得被动消极。由于理赔中心的参与贯穿医疗纠纷处理始终, 在医院责任有无、轻重程度等关键性问题上几乎取代了医院的意见, 医院也往往以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由理赔中心代为协商和解为由, 一推了之, 不积极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 并不合适。
(二) 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不足
1. 人力资源配备存有不足
目前, 全市9个医调委共有人民调解员32名 (专职29名、兼职2名) , 其中医学专业人员21名, 法律专业人员11名。尽管专业配置比较合理, 但年龄结构过于老龄化, 主要以退休人员为主, 在拥有较好工作实践经验的同时, 也暴露出工作活力上的欠缺。
2. 经费保障存有不足
从根本上而言, 人力资源配备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经费保障问题。《条例》要求医调委的经费由财政保障, 但存在保障不充分的问题, 尤其是与理赔中心相比, 经费保障明显不充分。
3. 医调委调解功能不能充分适应现阶段的要求
从案件受理、调处不够规范, 缺少案件评估环节, 导致对医疗责任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 定性可能较为随意。因此, 在医疗纠纷定责、定损、定赔合法性上也会遭到医患双方的质疑。
(三) 关于理赔中心与医调委的关系定位问题
1. 保险理赔变成了人民调解实质上的前置程序, 显属不当
当前, 卫生主管部门执行《条例》过程中, 在对医院的综合目标管理中明确将医院“医疗纠纷处置未进理赔中心账务”视为违规处置, 这在实质上将患方与理赔中心的协商程序变成了人民调解的前置程序, 从根本上削弱了医调委的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地位与作用, 侵犯了患方的人民调解选择权, 显然违反了《人民调解法》之精神, 使得《条例》相关规定变样走调③。
2. 理赔中心、医调委的功能发挥不尽一致、配合性不强
在医疗纠纷从医院内向外转移出去这一关键点上, 理赔中心占据主导地位, 医调委着力点不够强, 不尽如人意, 以至于给人一种感觉, 似乎医疗纠纷外移主要是理赔中心在起重要, 医调委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但事实本不应如此, 只要医调委配备足够的力量, 并确保其有到达医院现场介入的机会, 同样能够发挥医疗纠纷外移的作用。
3. 对于“宁波解法”的成绩存在“一个解法、两种读法”的不当倾向
“宁波解法”取得显著成绩, 是各方通力协作之结果, 也关涉各方利益与荣誉, 以至于在成绩认定中, 各方倾向于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解读。不容否认, 以理赔中心及其牵头部门———五大保险公司组建的“共保体”的视角看, 更多关注保险理赔的突出作用, 甚至在实际理赔中心有意无意之间模糊自己的身份, 以第三方的身份自居主导医疗纠纷的处置, 保险理赔员发挥调解员的作用;相反, 从医调委的立场看, 则更多强调医疗纠纷“宁波解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引入人民调解组织这一完全中立的组织来处理医患双方矛盾。
三、医疗纠纷“宁波解法”完善对策
(一) 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 理顺理赔中心、医调委关系
明确理赔中心的正确定位是前提, 我们认为理赔中心处于受托代理人的地位, 协商和解、参与人民调解以及诉讼, 而绝非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依《人民调解法》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威性, 两者之间的定位应当是人民调解主导下的保险理赔, 或者说保险理赔为基础、人民调解为主导。由人民调解主导, 能够有效避免、杜绝理赔中心的公正性、客观性总是受到质疑, 因为有了人民调解的外部监督, 并且提高了患方的博弈能力, 更能公正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 继续推进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体制的规范化建设
1. 设置具有弹性的鉴定标准
对于医疗纠纷的协调和解、人民调解处置纠纷, 不宜根据患者索赔金额设置强制鉴定标准, 应当根据案情重大程度, 及双方意愿、争议大小确立弹性的鉴定标准④, 所以建议宁波调高鉴定的金额标准的同时, 赋予一定原则性的选择, 可以允许启动专家咨询程序, 而不是必须强制性将医疗鉴定作为必须程序, 在纠纷情况合理的情况下赋予当事人以意思自治的选择权。
2. 建立专业的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
可以考虑吸纳《国务院草案》第42-45条的规定, 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专家库推选程序、鉴定专家条件、医疗损害鉴定的启动等程序。国家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制度。中华医学会负责指导各省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 组织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培训和考核, 维护和管理全国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各省级、地市级医学会负责辖区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的管理、维护和更新等工作。建议在草案的基础上, 建立全国的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 可以由医患双方协商, 在专家库随机抽取或者在某一地区随机抽取专家, 在网上传真、或者开电话、视频会议, 鉴定中针对医患双方的名称、名字应当进行隐藏, 保证鉴定专家的中立性、客观性。
(三) 强化医调委人财物配置保障, 切实实现“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财政部门应进一步保障医调委日常经费和运作, 从人员配置和财务配置上为医调委提供保障, 切实实现让其有所作为。医调委应进一步健全日常工作制度, 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 积极吸收有想法、勇于奉献的新鲜血液, 增强部门活力, 完善人员配置。在条件成熟时考虑设立医学、法律专家库, 以提供专业性的专家咨询评估意见, 提升其工作处理的专业性和可信性。
(四) 进一步完善保险理赔机制
1. 明确医院与理赔中心的关系
进一步明确保险机制在医疗纠纷处理工作中的第三方赔付和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作用, 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 站在较高的平台上去看责任的承担,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部门利益的获取上, 同时鼓励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构开发多样化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 多险种综合经营, 平衡风险。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应当进一步遵循保本微利原则, 依据精算规则, 科学确定保险费率, 并根据医疗机构规模、不同临床专业的风险大小、以往年度医疗纠纷赔付情况, 与医疗机构共同协商浮动费率⑤。
2. 完善保险理赔中的责任评估机制
(1) 医调委要配备或聘请相应的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的专业人员、资深退休法官参与日常调解工作, 并与理赔中心共享医学专家库和法学专家库, 形成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化的评估队伍。案件评估小组必须以医患双方采取随机抽签方式, 组成医疗纠纷鉴定专家组, 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医学评定, 以保证案件评估意见的客观性、公正性。 (2)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工作要实现无缝对接, 改变以前仅由理赔中心独立支撑的局面。医调委应与医疗纠纷解决密切相关的司法、卫生等多部门组成了一个整体, 部门联动, 分类处置, 以达到处置更为有力、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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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成斌, 陆赋生.医疗纠纷宁波解法的利弊浅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1 (4) .
合租如何避免纠纷 篇11
合法合规是第一位
首先当然是要核查想要租的房屋的合法性、合规性。北京经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许海波指出，最基本的就是要看房产证，看看房产证的权属人是谁、是否为可以出租的房屋，千万不能是危房、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等等不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
对于合租而言，按照《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房屋出租必须以一间原始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且以一套住房中居住空间为基准，人均承租也不得低于5平方米。同时，不得分隔搭建出租或者按床位出租，也不得将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储藏室等供人员租住。这些都是要事先详细搞清楚的。
另一方面，针对合租通常较少通过中介公司，而是经由二房东的手来操作，因而21世纪不动产的区域经理谢厚文提醒说，必须审查二房东是否有权转租、是否经过大房东的同意、有没有相关的同意书等等。
挑选室友多留心眼
其次，在挑选一起合租的人时，无论如何都要多留一点心眼。对于学生族、上班族来说，能够找到自己认识熟悉的同学、同事或是朋友自然是最好。如果不能，则最好选择自己比较熟悉、有一定范围群体的网站论坛或其他平台寻找合适的室友。
许海波认为，若是由二房东找来的根本不认识、不熟悉的陌生人，一定要去了解对方的大致情况、背景等等。而找异性合租者，就更加需要慎重对待，这种谨慎也是出于对自己利益、安全保障方面的考虑。谢厚文则说：“派出所一般都建议我们中介不要接合租的单子，因为容易出现问题纠纷。一般有类似的客户来咨询，我们也都会建议他们在挑选二房东、室友的时候，多注意看看‘面相’。”
应该说，既然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必然有所差异，对于不熟悉的陌生人，应当事先更多地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有一定的接触，才能进一步考虑合租的问题。不然，很容易日后出现纠纷和麻烦，埋下安全的隐患。
合同与约定很重要
继而，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和问题，事先签订合理清晰、正式有效的租赁合同也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房租、水电煤的支付等问题，抑或是出租时间、面积、公用部分的划分，都要有明确的合约。对于合租来说，这间房屋究竟租给多少人，怎么租，租多少时间，一些公共部分如何共同使用，屋子的安全问题、房门的锁、钥匙分配等等，越是详细、清晰明确的合同约定，越是能减少今后出现的麻烦。
许海波指出，一些合租者往往在一段时间后发现了诸多问题，如室友经常带异性回家过夜、养了自己讨厌的宠物影响了卫生，抑或经常日夜颠倒、早出晚归影响自己休息等等，这都是很容易出现的摩擦和矛盾。那么，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应事先做好明确的约定，防止矛盾的产生。
追踪庞大纠纷真相 篇12
57岁的徐树强看着这热闹的场面,无奈地叹了口气,惆怅不已。如果不是一年多以前他和工友们合伙购买的100辆重型自卸车频频出现质量问题及由此导致的后来一系列纠纷,那么此时,他的卡车也应该正在这热火朝天的工地上运输土石方。
“合同门”遇上“质量门”
“一签字就套进去了”。3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门前,一位受害车主在向记者讲述他在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集团”)旗下经销商处购车“受骗”的经历时说。
和徐树强一样,这位车主只是此次维权涉及的全国十几个省、数百位庞大汽贸涉嫌欺诈纠纷的重卡车主之一。车主们反映各地庞大汽贸旗下经销商在销售重型卡车时涉嫌诱签合同、非法销售国二车(指国二排放标准的卡车)、拼装车等问题。“这个问题牵涉至少13个以上的省市。”一位车主告诉记者,300多位,不到400位车主。来自辽、吉、黑、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内蒙、西藏、湖南、湖北。其中中国重汽的车最多,其它还有几个品牌:霸龙、江淮等。
另一位于2011年8月在庞大汽贸兰州分公司以58万/台购买霸龙汽车的车主告诉记者,庞大汽贸的销售人员诱导他签空白合同,说好的分期付款买车,无端就变成租车合同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车辆在购买后不到一个月,变速箱、后桥先后出现严重问题,但经销商拒绝维修。
该车主说,分期付款两个月以后,因车辆无法正常工作,车主还不起款,庞大的人就把车主们告到滦县人民法院。车主们则以车质量有问题为由,要求缓期付款。电话中庞大的人答应缓期,但没给车主留任何凭据。过了几天,判决书下来了。滦县人民法院已对车主们按缺席判决处理。而记者获得的材料中,从庞大兰州分公司购买车辆并投诉申请维权的车主并非仅此一家。
河南车主马增林告诉记者,2011年3月,他与另外几位车主在鄂尔多斯购买的5台霸龙车,提车以后几天,变速箱、中桥、后桥毛病不断,几天就出现齿轮打齿、漏油、拉臂断裂、中桥左右摆动等问题。后来听维修人员告诉他,他的车是拼装车。另外,他的车还是国Ⅱ排放标准,而此前,经销商告诉他的是该批车是国Ⅲ车。
另一位河南车主范朝善则交给记者一份由河北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显示,2012年9月26日范朝善委托河北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购买的2辆悬挂中国重汽车标的“豪泺牌”自卸卡车进行质量鉴定。河北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于2012年10月4日对这两辆卡车进行鉴定,得出其均为假冒伪劣产品的鉴定结论。
山西车主刘晋华告诉记者:2011年9月,他与同县的另外10位车主共同购买了左权隆盛汽贸的24台江淮自卸卡车。经销商告诉车主说一个星期手续就来了。新车到手以后就开始工作,但工作时候刹车踩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断钢板、掉后桥、烧机油等现象;平衡轴、方向机支架、钢板悬挂、电瓶支架、驾驶室反转支架等全出现过断裂情况。
12月15日,其中一台车因刹车失灵撞到山上了。撞车之后,车主希望能报保险。但销售经理张艳红告诉他,他们没有车架号。车主们到事故车辆前一检查,确实没有!3天后,张艳红带着汽车改装厂的技术人员,到山上现场给事故车辆打上了车架号……
值得注意的是,车辆出现质量问题以后,刘晋华才知道和自己签合同的经销商属于庞大集团。
营口一位车主反映,他购买的自卸卡车,车厢不能完全竖起来,车厢中的土倒不干净。原来是后面的后桥太长了,使车厢无法正常后翻。经过与庞大交涉之后,他们用汽割给割掉了40公分后桥。车主起初非常感谢,但事后才想到,这车很可能是拼装或改装车。
车主们虽然来自不同省市,但投诉的主要问题可归结为三大类:合同涉嫌欺诈(买车变租车)、车辆有严重质量问题(怀疑是拼装车)、非法销售国Ⅱ车(或者国Ⅱ车当国Ⅲ车卖)。
庞大沧州见一斑
为深入调查庞大此次纠纷的真相,本刊记者对河北沧州市沧县的100辆重卡质量及合同问题进行了追踪。
2011年沧州沧县姚官屯姜庄子村一群普通农民在获悉内蒙古一些露天煤矿急需承包剥离土石方的项目后,决定筹资购买重型自卸车,包揽一些工程,以实现勤劳致富的愿望。经过多方打听,农民们听说中国重汽和上汽依维柯红岩(以下简称“上依红”)的重型自卸卡车质量不错。
7月,百余户农民自发组织从当地的经销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庞大沧州”)购买100辆重型自卸卡车。其中80辆为中国重汽的“豪沃牌336”卡车,20辆为上依红的“金刚牌”卡车。一位车主回忆说,当时庞大沧州的销售人员告诉他们,这车绝对没问题,你们尽管放心用。
由于资金短缺,车主们决定分期付款购买这批车辆,经过砍价、协商,经销商与车主共同决定由车主们以首付20%,每台车6.3万来购买。此外,由庞大沧州负责贷款,车主们分一年期还清其余货款。
车主透露,由于众车主家庭经济条件不同,有很多车主是借了亲戚朋友的钱来付了这批首付款,只等上工以后用工程款来还借款和贷款。
庞大沧州建议,100辆车,100位车主挨个签合同比较麻烦,不如分配到22位个人头上,由22位车主代表大家来签购车合同。车主们同意了。在贷款担保方面,除了有专门的担保公司,还有实际车主之间的人与人的担保。
达到购买意向以后,庞大沧州通知车主代表签合同之前,将同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家访。随后,庞大的人和自称是银行工作的人员如期而至。在看过买车人房产证、身份证、结婚照、收入证明等材料并拍照后,来人拿出厚厚的一摞合同给买车人签字。“互相担保得看你有这个能力嘛?”车主向记者解释。
由于全是空白合同,并没有盖章。车主想要详细看一下,对方说“我们的都是制式合同,我们庞大这么大的公司能骗你们吗?”签合同的时候是中午1 1点半到12点,下午是6点半到7点。来人说,你们赶紧签,签完我们赶紧走,帮你们办贷款去。于是他们给签字人翻好页,指着说“就在这地方签”。一个人翻着,一个人指着。车主只好听从。同时担保人也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按手印。
一摞合同都签完之后,工作人员说,你们再签一张空白的吧。车主疑问为什么要签空白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一张是到银行办贷款的时候,怕填错了。填错了再回来找你们多麻烦啊,到时就用这张代替。车主们就在空白A4纸签了字。
数十页的合同,“按手印按得手都麻了”,一位车主回忆说。签完字之后,车主提出留一份合同。工作人员说,我们回去盖章去。盖完章给你们送一份过来。于是庞大的人带走了所有合同。
100台车总价值3800多万。除了1000多万首付之外,原定2000多万余款分期12个月还清,每月还款200多万。付款方式是22位车主代表每人以自己的身份办一张卡,共22张卡。庞大持有这22张卡,密码他们设。其它车主往卡上打钱。而车主给庞大汇款的唯一证据就是银行的回执。
等车主们再向庞大的人要合同时,对方说,赶紧打钱吧,打完钱就开车去吧。“合同随后给你们”。于和庞大协商、签合同时已经是七月二十几号,车主们考虑到马上就冷了,“一到11月底、12月就干不了活了”,很是着急。
1000多万首付打过去之后。8月15日,庞大沧州如约将50辆车送到了锡林浩特的煤矿工地上,25日,另外一批车辆也送到。车主们告诉记者,当时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一直在工地干活,没有到公路运输,这批车辆没有上牌照。100台车分别在大唐集团旗下的锡林浩特矿业公司(负责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和神华煤矿作业,两边各50台。
决定买车的时候,对于这么大一笔投资,车主们也是小心翼翼,左右权衡。一位车主告诉记者,100台车按照80%甚至75%的正常开工率来计算(考虑到故障等因素),每个月工作时间按25天保守计算,预计最晚2012年年底收回成本。而车主们计划干一到两年收回成本以后,把车卖掉,卖车的款就是赚回来的钱。
最好的结局是一年能收回成本,车能卖25万左右。要是两年收回成本的话,就赚不了多少钱。一台车一天可拉土石方31～32趟左右,一趟最多可拉18～20方土。也就是说一台车一天大概可以拉600方土。一方土的收益按3块3计算(订合同的时候是3块5,留出一定的意外损失预备,不按最理想的方式)。这样算来,一台车工作一天的收入有3.3×600,大概2000块钱。车主们预计按最初的算法,3个月后应该回收1/3的余款。
但开工后没过几天,车主们发现,这100台车,没有一台的空调是能用的。经销商解释说可能锡林浩特地区太热了的缘故。
更可怕的是,厄运接踵而至。数十台车相继发生故障,变速箱掉档、传动轴断裂、后桥差速器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频频发生。车主们还发现,这些豪沃车有至少3种不同长度的传动轴。“最高峰时80台车坏了77台,100车中只有23台车干活”,车主无奈地说。坏的车以重汽豪泺为主,红岩的车很少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车主指出。这100台车在工作的前3个月内维修花了几百万,“详细数字需要看帐”车主说。
车休息一天,就相当于损失了2000块钱的收入。此外还有配的两位司机、辅助设备的损失。“当然车休息,油也省下了”。车主补充说。油的成本按当时油价计算,一方土的用油成本约一元左右。100台车有配套设备,钩机、钩机的造价比重型自卸车贵,配好之后大概需要4000万。加上洒水车、平路车、维修车等辅助设备,造价大概又需要1000万,共计接近9000万的资产。这还不算人工费用。比如司机的工资是每月六七千,一台车配2位司机,每天24小时工作,两班倒。
车刚坏的时候,从没怀疑过汽车质量问题的车主们开始找自己的原因,多次开会、整顿,认为可能是司机使用不当。整顿后情况没有改善,车主们亲自上,还是问题不断。无法正常施工导致车主们原来与煤矿签订的承包合同“都不用我们了,说我们是骗子,开除我们了,钱也赔了不少。”
当记者质疑车辆使用过程中是否有超载的问题时,车主们没有否认,但他们同时指出:这100辆车和工地上一起干活的其它同品牌的车辆拉同样多的土石方,唯独从庞大购买的这一批车总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并且矿上对每辆车的最高核载量是有规定的,“超也不会超太多”车主们说。
“从车到位到坏掉的时间太短,坏得也邪乎——变速箱、后桥老坏”,车主们分析说。不得已,只好向经销商申请过了年后再继续还贷款。当时经销商答应得挺好,说“不行你们就过了年再还吧,晚还几个月,等干活的时候再还钱。另外呢,车我们帮你们修修,该换的换换”。因为都在保修期内。“12月天太冷,出不了手,快干活的时候再换快,马上就换好”,据车主们回忆说,庞大的人说这番话的时候,重汽的一位经理也在场。
但经销商的承诺没有兑现,一到2012年3月份,车辆出了6个月的保修期了,“庞大的人说话就变了”,车主讲述道,他们矢口否认当时答应过的事,并马上索要应还贷款。当时几位车主就急了,说当时你们怎么说的?庞大的人说,不交钱就扣车。此时,车主们还了四个半月的贷款,总共还了800万左右,加上首付1000多万,全部货款还差不到2000万。
3月初,封条贴在他们的车上了。贴完封条,庞大的人告诉说“3月28号开庭,滦县法院。你们要不去就是缺席判决,自己决定吧”。车主们慌了,回去赶紧请律师。“这可怎么办”?据记者掌握的信息,滦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专门审理庞大的租赁公司和车主之间的纠纷,近年每年审计案件1000多起,无一起是车主胜诉。
委托律师到滦县法院协调此事,律师复印了庞大提供的合同回来给车主看。车主一看就傻了:当时签的买卖合同怎么变成了融资租赁合同?“当时签了几十张,律师复印回来的就三四张。我们买的车怎么成租车了”?车主们疑惑不解,后来一回忆才醒悟:“封面是买卖合同,里面夹带的东西没有看”。
不但不管修车,反而催还贷款,“太不说理了”,车主说,我们就把沧州庞大的门给堵了。“后来政府出来开始协调,让庞大给我们修车,而我们又继续还了4个月的钱,现在还欠800多万”。本来一年期的贷款又给延期了半年。签好和解协议后就是5月二十几号,说的是一个月内必须修好,这样就到了6月底,“整个黄金时期(4、5、6月,记者注)没了”。
车主对记者分析说,正常情况下,一台车,最慢两年能收回成本;如果赶上浅土层(车辆运输效率就会高),一年就能收回。车主认为,如果车辆是正品的话,干这些活是百分百没问题的。“如果是正品的话,我们早收回成本了”。现在等于2011年买的车就干了3个月的活。从2011年11月21日停工以后,到现在没能继续干活。
“他当初把车扣了,如果拍卖了,只用了三个多月的车,最少也能卖25万,理应退给我们钱”。车主说,但看到律师带回来的合同上条款,写明违约金是货款总额的30%,也就是说1000多万,“意思就是他把车拿走之后,我们还要赔他100多万”。车主说。
从记者掌握信息和国家相关法规来看,车主们反映庞大集团销售国Ⅱ卡车。而国家已经于2008年明令禁销售国Ⅱ商用车,并在此前3年即公布了国Ⅲ车的排放标准。这就意味着,如果车主在2011年买到了国Ⅲ卡车,那些这车应当至少是3年前出厂的旧车,库存积压车。
维权之路
2013年1月,车主们把这些事告知了媒体。央视财经频道和一些报纸对此事有特别报道。但1月17日,庞大集团发布公告称报道均不符合事实。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同时是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亲自出席,澄清“事实”。中国重汽的技术人员在会上表示,“我们所有的生产车辆都是合法合格的,并且所有车辆都能在我们的网站上所查询到相关的生产号及车辆出厂检测信息。”
汽车流通协会也召开了说明会,指出“公司业务并不存在任何欺诈消费者行为,上述新闻报道内容也与事实不符”。
按照庞大集团澄清公告中所列的车主名单,记者联系到其中几位车主。山西车主贾宝芝的爱人告诉《时代汽车》,他丈夫于2007年11月以51万的价格从庞大汽贸购买了陕汽德龙卡车一部。25万首付,双方约定余款12个月还清。庞大交付的车辆没有合格证,上不了牌并且车辆使用12天之后,刹车出现问题,此后多次维修。后来车主发现,该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与行驶本记载的不一致,怀疑是拼装车。还款7个月后(总共首付加还款付了近40万),他们停止向庞大还款。
河南范忠典(范朝善的担保人,实际车主之一)告诉记者,他们从庞大购买的车辆有几台在购买当天便坏掉了:一台车刚走了9公里,另一台车刚走了19.5公里便出现发动机拉缸现象。后来问题不断,其中有一台车有两个车架号!修理工告诉他们,他们的车不是正规车。他们起初还不信,于是带了其中两台到河北做司法鉴定。鉴定结果如本文前面所述。
由于车的质量问题,导致车主们的工程收益不够修车费用,后期无法按时还款,便与庞大产生纠纷。而庞大集团在记述这些案例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表述为“因未按时还款”或“因未正常还款”。
车主还向记者回忆起另外一件事,央视财经频道报道该事件后,庞大的人问车主,你们让中央二台报花了多少钱啊?车主怒道,“谁要花了一分钱谁是驴”。
众车主一联系、一碰头才知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没有合同。“甚至后来质检总局的人问我们:你们当时怎么连合同都不要呢?真不明白”。车主说,“不是我们不要合同,而是当时签完他们拿着就走了,说回去盖公章去,回头给你们一份。我们绝对相信啊”。车主告诉记者,“再要合同,对方说,在银行呢”。就这样一拖再拖。
沧州的一位车主向记者表示,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如果查出问题来,我们愿意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厂家出面
3月29号晚上8点多,上依红的销售和售后代表接到上级指示,立刻赶往锡林浩特处理车主投诉的重卡质量问题。但据沧州车主共同反映,此批金刚重卡没有大的质量问题。锡林浩特庞大红岩4S店经销商代表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3月30日上午,上依红代表和车主代表进行了短暂协商。车主表示,不是担心上依红厂家的车出了问题,而是担心流通环节出了问题,
上依红代表告诉车主们,红岩从1965年建厂,那时本来是准备叫做第三汽车制造厂的。“从1965年到1984年,我们基本上和民用车没有关联,只做军车、重型卡车。上汽和依维柯与红岩合资,最看重的也是我们在重型车这一块几十年的积累技术的积累和生产的经验”。但听说此次庞大销售重卡的质量纠纷涉及红岩车辆,厂里面非常重视,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了。
“2012年开始,红岩卡车才开始走上经销模式。2002年以前,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直销方式,厂里的业务员直接面对客户,推销自己的产品。2002的时候,真正的重型车不到10万辆”。上依红代表表示,他们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向上级请示,尽快妥善处理此事。
相反,中国重汽对此事件的态度并不积极。在电话采访中,重汽相关人员告诉
记者,(这些质量纠纷)并不是重汽的责任。而且这车都是很老的车。
陕汽重卡一位袁姓高层找到一位投诉的山西车主,表示愿意赔付其购车款。但车主因为实际损失远不止购车款和怀疑是拼装车为理由,拒绝了赔偿,等待一个更为公平的解决方案。
矿业崛起
从车主们反映的情况来看,投诉的车主主要在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矿工地使用这些涉嫌有严重质量问题的车辆。而这一切与近年我国煤矿业飞速发展息息相关。
内蒙古地区的政府统计公告显示,2009年内蒙古地区首次突破6亿吨,2010年突破7亿吨,2011年则突破9亿吨,达9.79亿吨(截至记者发稿时,2012年统计公告尚未发布)。急速扩张的原煤产能加剧了对重型卡车的需求,这给部分拼装重卡以市场空子。大部分农民出身的车主无法在第一眼判断车的质量、排放标准、是否拼装等重要问题。甚至因为车辆主要在工地运行,连无法上牌照都未追究。
记者查阅大唐集团锡林浩特矿业公司官网,其有消息表示,“自2007年矿建工程开工以来,锡林浩特矿业公司作为业主方,把露天煤矿土石方剥离任务的一部分委托给承包方来完成。由于承包方职工来自全国各地,素质高低不一,时常出现不稳定因素,也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
官方数据同时显示,锡林浩特矿业公司2012年全年销售煤炭1023万吨,产销双超千万吨,实现利润总额1.1亿多元。目前该公司胜利二号矿二期工程年生产规模3000万吨,将于今年投产。据在此工作的车主表示,该煤矿,高峰时候有1万多台车(重卡及宽体车等)同时作业。“活儿有的是”!(本刊记者张文谦、邢松亦对本文有贡献)
3月末的锡林浩特,寒冬过后的温暖与沙尘季来临之前的平静交汇,天气清爽宜人。阴凉处的积雪尚未消融,但内蒙古最大的煤矿之一、大唐集团进军煤炭产业的重点项目——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已经有许多机械与运输车辆在进行作业,工地一片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