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纠纷（精选3篇）
新闻纠纷 篇1
摘要：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由于新闻作品、新闻采访以及新闻报道等方面极易导致新闻纠纷,因而必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本文探讨了新闻纠纷问题,首先分析了新闻纠纷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新闻纠纷提出对策。
关键词：新闻纠纷,原因,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新闻传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各级各类媒体都高度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新闻纠纷,给新闻媒体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看新闻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如何都应该高度重视新闻纠纷问题,特别是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新闻纠纷。这就需要我国各级各类媒体高度重视新闻纠纷处理和解决机制建设,特别是针对当前新闻纠纷产生的原因,有的放矢地开展解决工作,尽量减少和避免新闻纠纷的产生,即使产生了新闻纠纷也要采取有效的方式进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新闻媒体科学、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1 新闻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是由于新闻传播行为不当导致新闻纠纷。新闻传播主要包括“采、写、编、审、发”五个重要的环节,并且环环相扣,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会引发新闻纠纷。比如,一些新闻记者为了获取新闻资源,采取偷拍偷录等法律禁止的采访行为,或者不以事实为根据,采取偏听偏信、道听途说等方式进行新闻传播,都会造成新闻纠纷。总之,由于新闻传播行为不当,极易造成新闻纠纷,这一点必须引起媒体的高度重视,否则就会造成更多的新闻纠纷。
二是由于新闻传播内容不当导致新闻纠纷。众所周知,新闻传播内容是新闻传播最为重要的方面,新闻传播内容必须真实和客观,否则就会造成新闻纠纷。比如,目前一些新闻记者为了能够提升新闻的吸引力,对新闻来源不注重其真实性和客观性,甚至进行人身诋毁,或者在没有经过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发布其资料和图片,以及当事人的个人隐私,进而导致新闻纠纷。从总体上来说,新闻纠纷所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闻制作方对新闻内容把关不严格,但这种把关不严格,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但无论如何都应当予以杜绝。
三是由于新闻传播利益不当导致新闻纠纷。从深层次来看,新闻纠纷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则是“利益”,特别是在当前各类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能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特别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一些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采取“冒险”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很多未经审核的稿子会被播发,进而导致新闻纠纷。
2 新闻纠纷解决的对策
一是把握好新闻传播行为。我国各级各类媒体要想防范和控制新闻纠纷,首先必须从自身做起,切实把握好新闻传播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甚至杜绝新闻纠纷的出现。这就需要我国各级各类媒体在开展新闻传播过程中,必须对“采、写、编、审、发”五个重要环节进行严格要求,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保证新闻传播行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特别是要加大对新闻采编人员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切实把握好自身的新闻传播行为,尽量避免产生新闻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媒体始终保持客观性,才能真正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是把握好新闻传播内容。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新闻传播内容对于新闻媒体提升竞争力确实至关重要,但“内容为王”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客观、真实的内容才能使新闻媒体具备持续的竞争力。新闻媒体要想防范新闻纠纷,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新闻传播内容,特别是要加大对新闻传播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尽量避免违法违规和违背良知的新闻传播内容。比如,新闻媒体应当制定新闻传播内容的法律规范制度,并以此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认真遵守的“准绳”,同时也要建立监督和审核制度,对新闻传播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出现问题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这将有利于新闻媒体防范新闻纠纷。
三是把握好新闻传播利益。作为新闻媒体,应当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通过客观、真实的新闻传播来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新闻媒体还应当建立新闻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一旦出现新闻纠纷,要迅速给予回应,对于自身原因造成的新闻纠纷,应当切实承担责任,通过有效地处理解决好新闻纠纷,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关系,通过自身的责任意识来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这应当是新闻媒体解决新闻纠纷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闻纠纷作为一种社会纠纷,尽管随着各级各类媒体越来越重视,新闻纠纷的数量在不断下降,但仍然存在着对新闻纠纷重视不够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各级各类媒体着眼推动新闻媒体科学发展,对新闻纠纷产生的原因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最大限度地将新闻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使新闻媒体的发展更加规范和持续。
参考文献
[1]余小伟.从几起案例看记者如何避免新闻纠纷[J].中国记者,2014,(3).
[2]徐芳,李俊良.论我国新闻仲裁制度的构建[J].理论导刊,2014,(7).
新闻纠纷 篇2
在银行理财产品纠纷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 宋航
（2010年12月28日）
各位网友、各位新闻界朋友：
大家好！
刚才，宋学东副院长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我院及辖区法院在审理银行委托理财案件中所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并向大家通报了我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所秉承的一些审理思路。下面，我就滋生此类纠纷的主要原因，以及就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和大家作个交流。
综合我院及辖区法院近年来所审理的近百件案件来看，诱发此类纠纷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我们感到主要还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涉及理财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够健全。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若干有关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规定，但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分散，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有些问题仍处于法律规制的空白状态。例如，理财产品法律性质界定不明造成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虽然银监会通过制定规范加以规制，但也存在效力层级低、规定较原则抽象等问题，特别是在理财产品规范销售、风险揭示、信息披露等方面规定缺少具体执行标准，造成各家银行在规范程度上参差不齐。
二是一些理财产品的销售存在有失规范的情况。
（一）部分产品在销售时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片面强调“固定收益”，夸大收益率，口头宣传突破产品说明和协议约定。例如，在我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银行员工宣传理财产品没有风险，但实际上投资者账户亏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于是投资者以银行夸大宣传，误导投资者为由，诉请法院判决 1
银行赔偿其本金及利息损失。
（二）存在对投资者风险评估流于形式的问题。不少商业银行对客户的风险评估重视不够，对客户的风险教育也是流于形式，存在避重就轻甚至是避而不谈等问题，导致许多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中低收入者和中老年人群，购买了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适应的理财产品。
（三）少数银行工作人员存在重自身业绩轻客户利益的问题。譬如，我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投资者与某外资银行签订理财产品协议。鉴于账户亏损严重，投资者决定退出，但客户经理一再劝阻，并保证不会再有亏损。随后亏损进一步放大，投资者遂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该案中，银行因员工的不当行为被判承担责任。
（四）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或掩饰交易风险的问题。例如，在我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由于投资产品出现较大亏损，投资者致函银行要求终止协议，返还全部款项。但银行回复称，一年期投资产品到期前不能返还理财款项。投资者以银行未向其充分解释相关风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发现银行工作人员存在代客户签署相关文件或抄录风险提示、以及未得到客户书面授权即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是部分理财产品购买者缺乏相应的金融素养、投资风险意识较为淡薄。从案件情况来看，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普遍缺乏，直至理财产品的收益与预期巨大反差才意识到风险存在。具体而言，（一）投资者有盲目投资的冲动。很多金融衍生品结构复杂，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但许多人却盲目跟风购买，最终导致损失惨重。例如，我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投资者与某银行签订了一份具有一定保本比例的衍生品理财产品协议。合同期满，产生亏损，银行按约定比例支付本金。投资者认为不应产生投资损失，而应按照预期收益率向其支付，最终未获法院支持。
（二）投资者自我保护的意识薄弱。在签订合同之前，很多投资者往往不去认真阅读相应条款，也不要求银行对涉及投资者重大利益的条款进行解释，即便有要求解释的，往往也仅停留在口头解释上，以致于纠纷发生后无据可查。有的投资者为了满足对投资者自身资质的要求，甚至主动放弃权利，积极配合银行规避风险评估等法定义务。
（三）投资者缺乏
止损防范的预案。许多中小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缺乏足够认识，对所投资产品的盈利能力过于乐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没有止损预案，进而使得风险一旦出现，投资损失会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要促进理财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以此为鉴，从银行、社会公众、监管三方面入手，积极加强防范，方能减少相关纠纷的发生。
一、银行应当进一步完善理财产品的内外管控机制。商业银行应针对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制定详细的规章和制度，针对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应重点加强防范。
（一）要严格理财合同的制作。进一步严格理财合同的文本制作格式，确保合同用语清晰易懂，对合同所涉及的相关重要事项，要及时向投资者进行告知。
（二）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及风险提示。银行要严格测试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向不适合的投资者出售特定理财产品。要向投资者充分揭示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而避免因风险揭示不充分而引发诉讼。
（三）要规范销售操作规程。要如实告知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银行在推销理财产品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向公众告知产品的预期收益等信息，避免夸大宣传。严禁发生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私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或者代投资者签署风险测试文件等情况。
（四）要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银行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监管规章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让投资者了解整个理财产品的运作过程和收益情况，以便投资者及时有效地防范风险。
二、社会公众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不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
（一）投资者要充分确立风险意识。要充分认识到，理财产品与银行传统的储蓄产品存在着天壤之别，购买理财产品有可能面临着本金受损的风险。在购买时，要充分做好风险评估，选择适合自己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对具有金融衍生品性质的银行理财产品尤其应当慎之又慎。
（二）要谨慎签订理财合同。认真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对存在疑问的地方要银行予以解释，对于重要条款内容的解释，还应要求银行出具书面的解释意
见，确保做到有据可查。
（三）投资者要留有风险防范的止损预案。对投资结果与投资预期差距较大的产品，要保持平常心，不可盲目再次追加投资，以免在此方面愈陷愈深，出现血本无归的局面。
三、建立以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为辅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加强监管是规范市场行为、维护投资者权益的最重要手段，上述各种监管渠道应当充分协调，发挥整体作用，将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中可能导致纠纷的各种问题尽可能的消除在萌芽阶段。建议应当通过各种手段对各类理财产品的设计、发行、宣传和经营进行全面的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时增强金融理财产品消费者的话语权，应进一步重视对银行理财产品投诉的反馈；另外还应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加强消协与银行监管部门的联系。
各位网友、各位新闻界朋友！以上是理财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和防范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新闻纠纷 篇3
法规繁多分散为法律适用带来难题
2002年8月8日, 《南方周末》以《谁有权把16名记者列入“黑名单”?》为题报道了中国新闻史上一起闻所未闻的事情:兰州市公安局8月1日致函兰州晨报等六家媒体, 以“个别记者违背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的原则, 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 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由, 提出“鉴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 今后以上16名记者再不宜到公安机关采访, 各分、县局和市局机关各部门将不予接待”。这则报道在新闻圈立即引起震动。人们对兰州警方如此大规模地封杀记者、并且封杀令不是按正常渠道 (宣传或新闻出版部门) 下达表示震惊和疑惑, 直觉告诉我们, 公安部门肯定存在侵权行为, 但直觉仅仅是感觉, 不是法律。
对于这样一个新闻纠纷首先面对的就是法律适用的问题, 即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作为判决的依据。由于我国没有成文的系统化的《新闻法》, 在法律适用方面就会带来相当的难度。笔者检索了2010年版“中国大法规数据库”, 通过“分类检索”检索到的“新闻出版”方面的部门法规就有425篇, 颁布日期从1951年6月到2009年11月, 横跨半个多世纪 (最早的是原政务院秘书厅于1951年6月13日颁布的《政务院秘书厅关于严格遵照统一发布新闻的通知》, 至今有效) 。其中包括司法解释、规定、意见、行政决定、通知、批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保障体系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公告、说明、批复函、简章、方案等14种体例。其颁布部门有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宣部、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工作小组、财政部、公安部、国家版权局、国家计委、对外经贸合作部、国家工商局、海关总署、文化部、统战部、对台办、劳动人事部、广电部、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科委、国家标准局、国家物价局、政务院秘书厅等, 涉及行政、司法两大部门22个机构, 但没有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似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都能对新闻出版事业指手画脚, 这也就不难理解兰州市公安局宣传部颁布《关于个别记者涉警曝光失实情况的函》, 剥夺16名记者采访权的事件。令人尴尬的是, 面对这样的侵权事件, 面对浩如烟海纷繁芜杂的新闻法规, 我们一时半会还真不能对号入座、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文, 而要对包括新闻法规、行政法规在内的多种法规条例细嚼慢咽, 仔细琢磨, 看看能否沾上边、能否适用, 必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国的各种案件判决中, 新闻官司的法律适用问题是最复杂的。且看前些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世纪星源诉《财经》一案中有关法律适用的一段判决词:“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0、64、12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106、120、130、1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第6、7、8、10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新闻立法的分散性给法律适用带来的麻烦可想而知。
作为特殊群体的记者, 职业权利缺乏法律的明确保护
我国的新闻记者的权利逻辑地包含在宪法之中, 但并非具体的明文规定。比如记者的言论自由源自《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到底有哪些更为具体的表现形式, 一旦受到何种侵犯将受到何种惩罚却没有界定;新闻记者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利, 也是从《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推断出来的。显然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并不适用记者的专业化工作, 一旦在新闻纠纷中新闻记者的权利受到侵犯, 法律不能为记者提供强有力的砝码予以保障。兰州“限制采访”事件暴露了新闻记者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可依的尴尬现状。现实中记者往往为“无冕之王”的花环掩盖, 使人们淡忘了鲜花背后的泪水, 在很多新闻纠纷中均存在过分强调记者的义务而忽视其正当权利的偏颇。此外, 在当前我国的新闻纠纷官司判决中, 还存在习惯权和法定权的矛盾。比如我们常说的“知情权”, 在德国, 早在1949年便将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认和保障, 使之成为法定权。在我国也常提“知情权”的保护, 但底气往往不是那么足, 因为我国宪法并未明确将知情权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虽然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选举法》中都出现了有关知情权的法律规范, 但知情权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定权, 知情权还需要通过法规条文的逆向推定来确认。这些都造成了在很多新闻纠纷中记者不能挺直腰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公众利益不一定高于个体利益
在我国的新闻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 “公众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是一条公认的原则。笔者以为:利益主体涉及的人数多的利益并不天然地比利益主体涉及的人数少的利益重要。比如当一名新闻记者看到一女青年要跳河自杀时, 他是阻止其自杀呢, 还是站在一边把“准备自杀———正在自杀———自杀成功” (显然这更吸引观众) 的完整过程拍摄下来, 满足观众的知情权呢?毫无疑问, 记者应该阻止女青年自杀, 因为她的生命权比十亿个人的知情权还要重要。由于利益的性质不同, 利益的受损对利益主体造成的后果不同, 造成公众利益不一定高于个体利益。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渊源, 我国一直流行着“舍小家保大家”的道德价值观,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遵从的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 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服从”不是“牺牲”, 就是说个人利益可以做“适当让步”, 而不是完全抹杀。这一点在为数不多的案例判决中已得到确认。且看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世纪星源诉《财经》一案的判决词:“人民法院必须兼顾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的法庭保障, 与新闻媒体所承担的宪法责任顺利实现的平衡。既要承认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新闻侵权不可避免, 新闻媒体对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 新闻媒体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绝不能以牺牲被告为代价, 又要考虑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活动并非一般民事活动。除了考虑受害人的利益以外, 还必须考虑新闻传播活动直接体现宪法权利的严肃性。确定新闻媒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媒体即使在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时, 也不能以完全或较大程度地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任何组织, 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公众也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
另外, 关系到公众利益的舆论监督也不能以损害个别经济实体的利益为代价。有一个例子很老, 但很经典, 值得回味。2001年5月17日, 《山西晚报》刊载了题为《毛阿敏八成不来太原》的文章, 该文摘自《金陵晚报》:“毛阿敏在日本突患急性阑尾炎, 5月11日晚在东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手术……按常规, 阑尾炎手术7天即可出院, 但毛阿敏身体实在虚弱, 日本医生要求她必须休息治疗20天方能出院。”在该文章结尾处《山西晚报》加了一句猜测性的推论:“而对山西太原歌迷来说, 期待已久的5月25日省体育场‘华夏之夜’大型明星演唱会上一睹毛阿敏风采的愿望恐怕也要泡汤了。”消息一出, 广大消费者纷纷退票, 尽管“华夏之夜”的主办单位太原市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在太原市阳光大酒店召集《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在内的山西省多家媒体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外企公司在新闻发布会上出示了由毛阿敏亲笔书写的“祝山西人民愉快, 五月二十五日相会在太原!”的传真件, 但仍刹不住歌迷们的退票潮, 最后毛阿敏如期而至, 但给主办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已无可挽回, 最终, 主办方一纸诉状将山西晚报社告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晚报社被罚赔偿经济损失87万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要素已经不再局限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方面, 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 成为一种信息经济。报纸等媒体作为当前信息的主要载体刊登的任何一则消息都有可能影响到生产、消费、流通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媒体的报道客观上既可能促使个体经济利益的实现, 又有可能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 侵犯他人的经济利益。《山西晚报》一案中, 《山西晚报》“恐怕来不了”的预测显然带有替太原观众担心的舆论监督的意味, 但舆论监督不能以牺牲太原市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个体利益为代价, 所以山西晚报社败诉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这样大胆的判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实在是屈指可数。 (有人认为败诉主要是由于预测失误造成报道失实, 关于真实性问题, 笔者将在第四点中讨论。)
真实性原则不是万能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 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的, 不应认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由于有无“侮辱他人人格内容”比较容易认定, 转而报道是否真实就成为各方争论和责任认定的焦点, 真实性问题似乎成了评判报道是否侵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 我们这个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告诉我们———真实性原则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首先, 真实的不一定就是合法的。比如对国家机密的报道, 越是真实的, 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就越大。尽管是真实的, 但却是违法的。真实的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改革开放初期, 有一些报纸刊登了很多真实的, 有见解、有深度的批评性报道, 但在那个特定时期是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的, 所以邓小平同志对那一时期的批评性报道提出过强烈的批评。真实的更不一定就是道德的、积极的, 如果一张报纸刊登的全是凶杀暴力的新闻, 那么必将给公众营造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拟态环境, 对于青少年的犯罪也可能起到诱发的作用。以上种种说明, 即使是真实的报道也会存在损害公众利益、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性。
其次, 真实的报道一旦跟各种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 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侵权后果。尽管主观无过错, 但客观上给别人带来了重大损失, 依然要承担责任。上文提到的《山西晚报》的例子, 应该说《山西晚报》的报道是在从可靠的信息来源得到的事实的基础上, 得出的比较科学的推测, 决不是胡编乱造、道听途说, 况且报纸并没说毛阿敏一定不来, “恐怕”是表示担心的推测语气, 标题“八成来不了”也是符合一般的逻辑推理的, 所以《山西晚报》的报道是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这种推测本身是无过错, 但是一旦和演出的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 新闻信息就会转化为一种生产要素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没有演出, 这种推测也无妨, 但由于有演出的因素, 并且报社也知道客观上造成的后果, 自然要承担责任。所以判断新闻是否侵权的标准, 除了真实性原则以外, 还应将报道放入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 联系性原则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