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纠纷（精选8篇）
贸易纠纷 篇1
一、违约补救的法理基础
违约补救是中国—东盟贸易纠纷中经常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所谓违约补救是指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 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下, 当事人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对违约后果进行补救, 以减少经济损失, 实现合同经济利益。从其法理基础来看, 违约补救对于实现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 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与校正正义。其中校正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指受害者在其财富、荣誉和权利受到损害后, 从伤害者那里得到补偿。从此意义上来说, 中国—东盟贸易纠纷中的违约补救即是法的校正正义价值的体现。
在中国—东盟贸易纠纷中, 由于合同当事人作为“经济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追求利润无限化趋势, 或因外部经济境况的突然变化, 致使合同违约现象难以避免, 由此常常导致合同违约方的利益获得不当增加, 而合同相对方的权益遭受不应有的损害, 合同双方间的利益平衡就此被打破。违约补救则可通过对受损害方的损失予以适度补救, 以此吸收和调整不公平的经济利益分配, 促使合同双方的利益恢复至平衡状态, 从而确保法的正义价值的切实实现。
(二) 实现法的效率价值。
效率是法的另一重要价值, 对于促进实现法的正义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违约补救, 同样对实现法的效率价值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东盟贸易中, 由于违约行为的存在, 导致有限的经济资源没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并造成浪费, 这在阻碍实现经济资源最优化价值的同时, 也严重损害了效率价值。正如波斯纳所说, “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通的含义———是效益。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 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与此同时, “在法律的主从关系上, 公平正义产生了效率和对效率的需求”。因此从上述意义来看, 违约补救措施在追求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促进社会经济秩序恢复至平衡状态的同时, 也使得资源浪费现象得以遏止, 以此实现了对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 保障了法的效率价值的实现。综上, 违约补救能够充分体现和切实实现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 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立法价值。
二、中国及东盟各国在违约补救方面的立法缺陷
目前, 中国及东盟各国在违约补救方面的立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主要有两方面:
(一) 立法定位不准确。
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都将违约补救视为一项法律责任而将其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中, 这种立法定位值得商榷。目前, 学界关于违约补救属于法律权利还是法律义务尚有争论。对此笔者认为, 违约补救对于违约方属于一种法律义务, 而对于守约方来说则属于一种法律权利。而目前中国立法中将违约补救定位为法律义务, 而义务具有“受动性”, 违约方通常不会自觉履行这种义务而需要司法力量的介入以强制履行, 这既造成违约补救措施无法得以主动与积极的实施, 也由此增加了实施成本。而如果在立法中将违约补救定位为法律权利, 即将其作为权利赋予受损害方并规定在“法律权利”章节中, 则因权利具有“主动性”而使得受损害方可以积极主动地推动实施违约补救措施来实现“自我救赎”, 这无疑会大大提高违约补救的实施效率, 更为有效地维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 也顺应权利本位的国际立法趋势, 有利于推动中国及东盟各国在违约补救司法实务工作的顺利与有效开展。
(二) 立法不明晰充分。
我国相关立法普遍缺少针对违约补救的专门性条款, 且相应内容也不够明确具体, 由此导致司法操作性不强。例如《民法通则》第111条虽然规定在合同一方违约时, 另一方可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并请求损害赔偿, 但未规定具体的补救措施有哪些, 应当补偿到什么程度。与此同时, 《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三、国际立法在违约补救方面的立法经验
目前在违约补救方面的国际立法方面, 国际性的统一立法主要包括《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下文简称CISG) 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下文简称PICC) 。这两部重要的国际商事立法在违约补救方面具有以下两点主要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一) 立法定位科学合理。
CISG与PICC都将违约补救作为受损害方的法律权利加以规定。例如CISG在其第三部分的第二章之第三节“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中及其第三章的第三节“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中, 都将违约补救明确作为受损害方的法律权利加以规定。再如PICC在其第七章的第二三四节中分别明确规定了受损害方在违约方违约并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 具有各项补救权利。由上可见, 在违约补救的国际立法方面, CISG与PICC都更为重视守约方的违约补救权利而非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二) 立法规定明确具体。
CISG与PICC对于违约补救的立法规定十分清晰明确, 这为相关立法条款的司法应用提供了切实的可操作性。例如CISG不仅将违约补救权利详细划分为单方型权利与双方型权利, 而且涉及相关违约补救权利的主要条款有17条之多, 并将各种权利的行使条件、方式、范围与程度都作了详尽规定。再如PICC将违约补救权利细致划分为“要求履行的权利”、“终止合同的权利”与“损害赔偿的权利”, 并分别针对各项权利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规定。上述特点最大限度地确保了CISG与PICC在违约补救方面的可操作性很强, 能够为相关司法作出合理而明确的指引。
四、完善中国违约补救立法的建议
(一) 重塑立法定位。
如前所述, 将违约补救的法律属性定位为法律权利更有利于维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 也顺应国际立法趋势。然而目前我国《合同法》将违约补救作为法律义务规定在第七章“违约责任”之中, 致使合同受损害方在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产生后, 因缺少明确的权利性规定而无有效诉求补救权利, 由此影响了相关立法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对此, 可考虑将《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更名为“违约补救权利与违约责任”, 将有关违约补救权利补充进相关立法中来, 从而为切实保障受诉方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给予明确的立法支持。
(二) 细化立法规定。
为增强《合同法》在违约补救方面的可操作性, 建议在通过立法修改明确违约补救法律权利属性的同时, 还应将违约补救权利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细化性的规定。对此可考虑将违约补救权利系统划分为损害赔偿权利、要求继续履行权利、要求变更履行权利、中止履行权利与终止合同权利五类权利, 并对其各自的主要内容作如下具体性的规定:
1. 损害赔偿权利。
CISG第74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 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据此, 受损害方的损害赔偿权利包括对实际利益损失与预期利益损失两部分损失的索赔权利。受此影响, 我国《合同法》第113条也作了类似规定, 将可预见的利益损失纳入了损害赔偿范围之内。但受义务立法本位思想的影响, 该条款是从赔偿责任角度进行的相应规定, 因此有必要在修改后的“违约补救权利与违约责任”章节中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 另一方当事人可对因该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利益损失以及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利益损失而向违约方提出损害赔偿。”以此通过“已经预见”和“应当预见”来合理限制预期利益损失的范围, 确保中国—东盟贸易合同中的受损害方合理行使损害赔偿权利。
2. 要求继续履行权利。
所谓继续履行通常是指在一方当事人违约时, 另一方当事人要求违约方按照合同规定的特定义务实际履行而不允许以金钱或其他方式代替履行。CISG第25条确立了这种违约补救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109条、第110条也从法律责任角度作了类似规定。对此, 可以将“要求继续履行”作为受损害方的法律权利在修改后的“违约补救权利与违约责任”章节中加以明确规定, 同时“将违约方有继续履行之可能”作为受损害方要求继续履行权利的实施前提, 以此必要限制该权利的适用范围, 保障中国—东盟贸易合同中的受损害方合理行使该项权利。
3. 要求变更履行权利。
在中国—东盟贸易合同实施过程中, 有时由于受到客观原因的影响, 违约方丧失了按照合同规定的特定义务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对此, 为切实保障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 应当允许违约方合理采取其他替代性的履约措施来补救合同, 同时也应当相应赋予受损害方以要求变更合同的履行方式以替代履行的权利。而受损害方如果要求变更合同、允许违约方以金钱方式替代履行, 则这一权利似乎与损害赔偿权利具有相同的外在表现形式, 但这两种权利的法律目的与法律性质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有鉴于此, 应当将要求变更履行的权利作为一项独立的违约补救权利。同时为保障受损害方合理行使该权利, 应当将“违约方丧失按照合同规定的特定义务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作为行使该项权利的必要前提加以明确规定。
4. 中止履行权利。
在中国—东盟贸易中, 预期违约现象时有发生, 合同一方当事人虽尚未发生实际的违约行为, 但其履约能力或准备行为已彰显其已不能履行义务, 在此情况下, CISG与PICC都赋予了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中止履行其对价义务的临时救济权利, 即中止履行权。我国《合同法》第68条也作了类似规定, 但相关规定是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之中。对此, 可在《合同法》修改后的“违约补救权利与责任”一章中规定先履行义务方 (即潜在的受损害方) 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 并可援引第68条的相关规定, 以此形成完整而系统的违约补救权利的立法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权利人滥用中止履行权, 还应进一步规定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基于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履约能力、信用或准备行为的错误判断, 而中止履行其本应履行的义务的, 应当对合同相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 终止合同权利。
PICC第七章“不履行”之第三节“终止合同的权利”赋予了受损害方在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的情况下, 提出终止合同的权利。对此, 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终止合同的权利是对合同的解除而非补救, 因而未将其纳入违约补救权利的研究范畴之中,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正如本文前述, 违约补救是对违约后果的补救, 因而终止合同虽然不是对合同本身的补救, 但它对于减少或制止违约受损害方的利益损害具有重要的补救作用, 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违约补救权利加以规定。有鉴于此, 应当在修改后的“违约补救权利与违约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受损害方终止合同的权利, 即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侵害合同相对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终止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在此规定中, 将“根本违约”作为行使终止合同权利的必要前提, 原因在于防止受损害方在有通过要求继续履行、变更履行或中止履行来补救违约损失的情况下, 直接寻求行使“宣判合同死亡”的权利, 如此轻率的行为将会损害中国—东盟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应当对终止合同的权利之行使加以必要的限制。
五、结语
综上, 在《合同法》中补充或完善上述关于违约补救权利的规定, 有助于形成明确、系统的违约补救权利立法体系。同时为了提高相应权利条款的可操作性, 建议进一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施细则》, 对违约补救权利的实施条件、范围、方式、标准等细则问题作出明确性的规定, 以此更好地指导中国—东盟贸易纠纷中的违约补救司法实务, 有效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维护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同时, 促进中国—东盟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本文从对违约补救的法理基础分析入手, 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及东盟各国与国际公约的相关立法, 深入剖析了中国在违约补救方面的立法不足, 继而结合中国—东盟贸易纠纷实际与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 对完善中国有关立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以此为相关司法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引。
关键词：中国—东盟,贸易纠纷,违约补救,基本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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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纠纷 篇2
日美胶片争端案是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时期的产物，也是日本第一次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应对日美贸易冲突并获得重大胜利的一个经典案件。该案同时触及WTO框架下的贸易和竞争问题，是对国家贸易壁垒和企业限制竞争行为提起申诉的一个关键案例。日美胶片争端案紧随在日美汽车和零配件争端之后，受到日美汽车和零配件争端解决的影响。[23] 在日美汽车和零配件争端中，美国挥动贸易制裁和向WTO起诉的大棒威胁日本，最后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后又轻轻放下，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日本政府坚决抗争到底的意志。事实上，在日美胶片争端开始，美国表达了一贯采用的希望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争端的意愿，但是日本政府这时已经决定利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日美贸易冲突。所以，日美胶片争端案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在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下，决定利用刚诞生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好好教训一下日本，而日本也希望通过WTO多边贸易规则为自己打一个翻身仗。当然，日本选择在利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日美胶片争端，还因为胶片产业在日本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不高，在日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多，即便抗争到底对于日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影响有限等诸多因素。
中孟企业间贸易纠纷频发 篇3
喜人的统计数字之下，却是近年来中孟商人间贸易摩擦持续不断，两国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被忽视和掩盖。特别是双方借助网络签订的小额贸易合同增多，问题频发。主要表现为孟加拉国商业银行信用证支付滞后、我国出口产品屡发质量问题等。我国企业出口果蔬、化工产品等常被孟加拉商人拒付货款；我国服装原料出口存在质量不稳定、屡遭投诉和索赔。对此，我国驻孟加拉国使馆经商参处对国内出口企业做出多次提醒。
孟进口商信用证付款拖欠严重
2009年我经商参处接到国内商户投诉各类信用证案件约30起，而2010年1～4月，已累计接案20起。从涉案情况看，2010年远期信用证投诉呈下降趋势，即期信用证单次涉案金额小于上年，但投诉次数增加了29％、案件复杂程度有所上升。
根据孟加拉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除特殊情况外，进出口的对外支付一般都必须采用银行信用证的方式。信用证业务要求银行作为第三方维护贸易秩序，保证到货后按期付款。2006年10月，孟加拉国央行签署了有关文件，表明其坚决维护u CP600。但孟加拉国一些商业银行违背u cP600原则，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极为普遍。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孟加拉国的国别风险和客户信用风险都非常大。即便是采取信用证操作，转化成银行信用，出口企业仍要面临收汇风险，这是因为孟加拉有些银行经常与客户相互勾结，使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深受其害。
由于孟加拉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誉较差，经常不遵守国际贸易惯例违规操作，在中国公司对孟加拉的出口业务中，经常遇到在没有不符点的即期信用证交单情况下，拖延付款时间，或在客户没有办理付款手续的情况下放单，客户提货或看货后向出口企业提出质量索赔，迫使出口企业降价，导致经济损失。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蔬菜水果、化工原材料和纺织原材料的出口中。
如果文件出现不符点，当时的市场价格下跌，有些客户则退单拒付，或趁机向出口企业提出高额索赔。银行退单后，货物的处理就变得非常困难。货物的退回和转手必须经原客户的同意才能办理，手续繁琐，客户一般都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所以退运回去的情况很少，即使退运回去，损失也非常严重。按孟加拉国海关规定，进口货物滞留在港口超过3个月(水果蔬菜类45天)不清关，货物将由海关拍卖，拍卖收入上缴国库，大部分情况会使我国出口企业遭受出口原货值一半以上的损失。
孟加拉国的国有银行包括SONALI、JANATA、AGRANI和BANGLADESH KRISHI BANK等四家。伴随其年均超过6％的GDP增曾长速度，私人银行数量已增至41家，银行管理水平和信誉度参差不齐，仅外资独资银行或合资银行值得信赖。但即便是孟加拉国有银行，也不能轻信其资信一定不错。在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经商参处的孟加拉银行信用证违规操作的不良记录中，孟加拉国有银行一样位列其中(见表)。
我出口企业遭产品质量投诉
2009年，中国驻孟加拉国经商参处接到孟方质量投诉共10起，80％为服装加工原料。金融危机对孟加拉国服装业影响巨大，孟加拉国商人违背当地法规签署合同，采用预设陷阱的方法，不要求我国出口企业进行装船前检验(PSI)，产品到港后则通过支付小额罚款过关，待发现商品质量问题立即索要折扣。如出口企业不承认质量问题，孟方商人再请商检机构出具报告，此时无法判断检验结果的真伪。
类似无保障的做法普遍被我国出口企业接受，因为有些企业唯恐错失良机，宁愿减少必要的程序。因此孟加拉国开证行一般先期放单，出口企业不能及时收取货款；如孟加拉国银行已划款，其商人则投诉要求我企业补偿，案件调查艰难或导致跨年度纠纷，出口企业钱货两空情况时有发生，孟加拉国商人则寻求法律部门解决问题。
2010年上述情况依然持续，其中主要涉及服装业化工原料行业。这主要是因为2009年下半年，孟加拉国天然气短缺影响产能，成衣出口下降，加工厂订单损失无收入，服装原料进口商得不到加工厂货款，遂拖欠我出口企业货款或谎称质量问题要求折价，以弥补其个人损失。
做好防范减免损失
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经商参处根据双方发生贸易纠纷的特点，提醒国内各外经贸企业注意以下几点：
1我国出口企业和孟加拉国进口商在洽谈贸易时，应首先了解孟加拉国市场的特殊性，充分认识孟加拉国作为世界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孟加拉国目前市场经济秩序、法律与政府行政管理欠佳。对此事先要有心理准备，预防第一。务必按正规程序签订合同，要求孟方开立即期信用证，发货后符点出单，以防上当受骗。
2出口企业在同孟加拉国商人签订合同时，要求孟方选择信誉好的HSBC、CITI BANK和STANDARDCHARTED BANK等外资银行开立信用证，有效保障企业自身的利益。
3充分认识信用证并不是100％安全的支付工具。目前，我国众多出口企业认为，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就能确保出口货款的安全收取。因此，我国出口企业在与孟加拉国商人交易时，不要因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而放松其它风险防范措施如企业和银行资信调查、出口信用保险等，否则一旦出现纠纷才后悔不迭。
4出口企业遭遇孟加拉国进口商拒付货款时，可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启动对外追讨行动，强调孟加拉银行违规放单，单单、单证一致时开证行必须立即付款。我企业遭孟加拉银行拒付，可向银行业协会、国际商会一孟加拉(ICC-B)、孟加拉商协会(如达卡工商会DCCI)、孟加拉驻华使馆经商处等机构投诉，请求其协调解决。
贸易纠纷 篇4
重商主义产生于14世纪末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一词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先提出, 被认为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 也是给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
由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产生于资本主义初期的重商主义思想一直都被人为地贬低甚至丑化。著名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指出:“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作家, 不仅不赞同而且很轻蔑‘重商主义’作家对那些题目所持的见解…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些见解的错误, 而且在论述其前辈时, 养成了一种作风, 即只要认为某一种著作具有一丁点‘重商主义’气味, 就几乎足以判处这部著作的死刑。”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并需要不同的经济学说。即便是已进入了21世纪, 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是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过去的经济学说对我国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价值。只不过我们要批判性的继承而已, 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改革开放后, 中国实行的对外经济战略实则是一种新时期的重商主义。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经济总量上升至世界第四。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现如今这一战略已经不适应我国面临的对外经济环境了。现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一种“更适应国情”的学说。但是, 前一阶段政策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不会猝然消失, 必将对现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 现在重新用“历史上看, 重商主义政策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的重商主义思想来审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问题是必要的。
二、重商主义的主要思想
西欧各国基本上都出现过重商主义思想, 虽然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不同且各有差异, 但其基本思想还是一致的。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财富观上重视货币。重商主义坚持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金银。认为金银即为财富的惟一表现形态, 把货币即金银的多寡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
2.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 重视对外贸易、谋求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源泉只能是流通领域, 只有靠流通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还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 认为国家应保护商人的地位, 发展商品经济。随着认识的深化, 他们进一步明确:纯粹地国内商业虽属必要, 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 (货币量) , 对外贸易才是国家富裕的根本保证。同时, 贸易顺差, 才能保证金银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内。托马斯·孟在他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贸易差额论的原则。他极力主张发展对外贸易, 并提出和论证了为保证贸易顺差应采取的途径和手段。
3.强调国家的作用, 重视发展本国的制造业。重商主义者要求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 认为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同时颁布保护商业、工业的法令, 实行货币输入和产品出口, 限制或禁止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的政策。
可见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 重商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 不仅仅是斯密所描述的那样“重商”, 而是一个将商业、贸易、工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及政策体系。历史证明, 重商主义学说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
三、中美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视角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 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伴随着贸易量的增加, 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 这其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尤为突出。在摩擦的手段上,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交替使用、轮番上阵。面对这样的形势,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变得非常重要。当然, 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比如从摩擦的原因来说, 于铁流、李秉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中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华的出口限制。李春顶在其《中美贸易摩擦成因中的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分析》中从非经济因素考察, 认为真正致使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 还是它们国内的制度、政治以及心理失衡导致的非理性想法。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要多用心理战术, 多采用抚恤和游说策略, 在美国政治中扶植和培育我们的代言人, 做到有的放矢,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相比较而言, 笔者从中美贸易顺差入手, 以重商主义视角来进行深层次分析, 希望能从中找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一) 中美贸易顺差规模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 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累计达2622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而同期, 我国对美双边贸易额为3021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5%, 实现对美贸易顺差1633亿美元, 增长13.2%, 比上年扩大190.8亿美元。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单一贸易国家的最高顺差。1996—2006年, 中美贸易顺差增长迅速, 由1996年的105.3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442.6亿美元;顺差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也由3.6%上升到8.2%。
据美方统计,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 也是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 而这一角色中国从2000年就开始扮演。据美国政府2006年3月15日公布的数据, 2005年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高达2016亿美元。1995—2003年, 美中贸易逆差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最高达46.4% (1997年) , 最低也有22.3% (2000年) 。当然, 美国的这些统计数据是把香港也计算在中国大陆以内的, 统计范围不同。
(二) 贸易纠纷的重要原因———不断增加的巨额顺差
重商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主张获得贸易顺差。要增加货币必然要发展商业、贸易和国内制造业。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 中国通过出口大量廉价的商品换取了巨额的顺差。美国国内的一些政客因为中国是美国逆差的最大来源地而对中国指手画脚, 不断地制造两国间的经贸摩擦, 究其原因也不乏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这正是重商主义思想长期影响而致。巨额的逆差, 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失衡, 致使国内的相关利益主体煽动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说, 中美贸易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下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巨额逆差的一种不安心理。
(三) 对美贸易顺差的中国角度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开始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并列的经济政策。1994年进行外汇改革后, 人民币大幅贬值, 这标志着我国全面转入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 西欧各国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1. 廉价货币、出口补贴。
中国在实行这种经济战略时借助了两种手段。第一个是廉价货币;第二个是出口补贴。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 我国开始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市场汇率制度。通过汇率并轨, 人民币深度贬值, 由以前的1美元比5.7元人民币贬值到8.7元人民币, 实则远远低于自身的购买力价值。再加上出口补贴的政策, 使出口货物的价格远远低于成本价。有了这两手, 从而使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偏低, 竞争力大增, 成就了中国对美国大量出口。
2. 不遗余力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 政府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中国各级政府制定了各种优惠的政策, 比如说:税收优惠、设立外商开发区, 降低贷款利率等。这一政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增强了经济活力, 扩大了出口。另外对出口还特别实行了退税优惠等政策。
3. 大力发展加工工业。
在沿海沿江经济带上大力发展以“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通过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 扩大出口, 目前中国在纺织品、服装和制鞋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均已居全球第一。2005年, 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外贸出口总值的55%, 2007年我国对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1454.1亿美元, 占当年我国对美出口总值的62.5%, 加工贸易项下对美贸易顺差1272.5亿美元, 相当于2007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77.9%。由此可见,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
4.“外资”促进中国的出口。
众所周知, 许多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纷纷来华投资设厂, 将中国变成其生产、组装基地。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中, 外商出口占我国出口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0.04%大幅上升到2005年的58.3%。据中国海关统计, 2005年出口企业200强中, 外商投资的企业就有148家, 出口额达1675.5亿美元, 占前200家企业的出口额的75.5%。
5. 中国企业没有真正“走出去”。
中国在近几年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 但由于企业本身实力较弱, 国际化经验更是缺乏, 对外投资与西方对华投资相比严重不对等, 尤其是中美两国。中国大量引进美国资金, 生产和出口发达国家的“必需品”。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 在美国国内生产其原本从中国进口的“必需品”, 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量, 也就减少了引起纠纷的机率。可见, 传统的吸引外商投资设厂、扩大出口的观念而不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真正做大做强已经产生了副作用。企业必须提高资本的国际化运作水平。
四、重商主义战略究竟带给中国什么
1.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外汇大幅缩水。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对外经济战略,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尤其是加入WTO后, 对外贸易更是发展迅速。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00年的世界排名第七跃升至2007年的世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出口总额甚至上升到全球第二的地位, 对外贸易取得巨大的飞跃。
然而,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 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是,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却迅速攀升, 远远高于经济总量比我们还大的美国和日本, 对外经济风险增大。
在2001年前,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基本上维持在200~300亿美元, 但从2002开始, 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迅速增长。加入WTO后, 我国外贸发展速度快, 贸易顺差更是快速增加。长期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 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得非常快, 截止到2008年3月末, 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6822亿美元, 同比增长39.94%。当然, 影响外汇储备有多重因素, 但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在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 这些来之不易的电子货币不断地缩水, 致使每年白白损失大量的外汇。截至2007年5月下旬, 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6%左右, 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有数以百亿的外汇损失掉了。而同时却还遭受美国等国家的无端指责, 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加速资源枯竭、恶化生态环境。“出口导向型”战略下长期的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然而, 问题也同时彰显出来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中的“四多”“四少”。它带给我们的另一个“财富”就是资源的不断枯竭, 生态遭到破坏,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比方说长期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 造成国内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由于消耗的资源大都具有不可再生性, 因此, 我们面临的资源枯竭危险不断增大, 尤其是能源危机。伴随着国际原油市场价格的不断飙升, 中国不得不花更多的外汇去购买日益稀少的石油。
随着遍地开花的工厂拔地而起, 尤其是国外把那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大量转移到中国生产, 然后再从中国进口。长期的招商引资使得利益实现了国内外共享, 然而污染却留在了国内。温怀德、刘渝等通过对中国30个省 (市、区) 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FDI与环境污染效应的实证分析, 得出了出口贸易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的结论。虽然外汇有了, 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却是难以计量的———严重威胁子孙后代的利益。
然而解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还将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现阶段的出口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出口产品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在这样一个阶段, 保护环境会引起企业成本的增加, 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失去了价格优势的中国产品, 再出口就是一个问题了。长期的“扩大出口, 赚取外汇”思想使得一些企业对一些污染产品不断扩大生产, 增加出口,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地威胁与破坏。
五、总结
改革开放后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对外经济战略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正如与其他历史上实施过类似战略的国家都获得成功一样,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 已经不能再走以前的那条路了, 即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贸易顺差问题便一直围绕着我们:从最初的追求贸易顺差到现在的“烫手山芋”。顺差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贸易纠纷。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 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增, 外汇缩水严重。不仅如此, 伴随着中国实行的对外经济战略, 顺差实际上是以大量消耗我们国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贸易纠纷 篇5
民 事 判 决 书
()浦民二(商)初字第1518号
原告露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加枫路28号2606室。
法定代表人李裁宇(lee jae woo)，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峰，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德斯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基隆路1号610-1室。
法定代表人姚继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劲科、钟鹏，上海市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aroma商社(aroma cosmetic company)，住所地韩国汉城江东区城内洞447-12 amis大厦2楼。
法定代表人李裁宇(lee jae woo)，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震，男，1972年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200弄32号501室。
原告露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简称露可公司)诉被告德斯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德斯可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XX年8月3日开庭审理。庭后双方当事人申请aroma商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准许，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XX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签订代理协议，双方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原告的销售代理，原告并依据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支付单品费、进场费367000元。另根据被告的要求，订购了价值16200元的超市货架，3000元的条形码。原、被告以各持一份由对方签字的代理协议的形式缔结合同。由于当时原告公司尚在设立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暂时借用其在韩国家族公司aroma商社的名义打印在代理协议的甲方处。单品费、进场费367000元由原告直接支付，发票也是被告直接开具给原告。由于被告一直拒绝向原告披露交易的情况。原告遂起疑心，后了解到被告为在外高桥保税区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其经营范围不包括销售代理。依据国务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将商品交易、委托经营、销售代理等与批发零售相关的业务列为限制类。被告未委托经营、销售代理的经营资格，而与原告签署代理协议，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告要求法院判令1、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协议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化妆品单品费、进场费367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2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依据，被告没有和原告签订过任何协议，也没有任何实际往来。被告与第三人进行交易，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诉称：第三人与被告签订代理协议，约定第三人授权被告为第三人的销售代理，第三人并依被告的要求，由本案原告向被告支付单品费、进场费367000元;另根据被告的要求，原告订购了价值19200元的货物及货架。本案原告由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裁宇个人投资设立，并担任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被告同意第三人的合同权利与义务转由原告承担。事实上，此合同一直由本案原告履行。但由于第三人与被告未能及时订立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协议，故原告可能仍处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地位。由于被告一直拒绝向第三人披露交易的情况。第三人遂起疑心，后了解到被告为在外高桥保税区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其经营范围不包括销售代理。依据国务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将商品交易、委托经营、销售代理等与批发零售相关的业务列为限制类。被告未委托经营、销售代理的经营资格，而与第三人签署代理协议，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告要求法院判令1、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代理协议无效;2、被告返还第三人支付的化妆品单品费、进场费367000元;3、被告赔偿第三人损失192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同意第三人的诉请。
被告对第三人的诉请，表示被告和第三人的代理协议没有违反行政法规。该代理协议不是贸易代理合同，而是行纪合同，被告的营业范围从事保税区内贸易代理或代理外国企业，因此被告可以从事此合同项下的业务。即使没有权利开展此项业务，被告也可委托保税区内的其它企业来做。事实上，第三人的产品可以进场，因为第三人找到更好的代理人，所以拒绝进场。被告不同意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代理协议;
2、二份贷记凭证、被告出具的发票、申请条码电汇凭证和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出具的3000元发票，证明原告向被告付款;
3、货架合同、照片及两份传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及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4、原告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法定代表人护照;
5、被告的工商资料，证明被告的经营范围;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3两份传真的真实性有异议，并提供被告传真原稿，对货架合同和照片没有异议。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被告的传真稿原件，;
2、好德便利有限公司的进场通知;
3、代理协议;
4、李裁宇写的备忘录;
5、被告给李裁宇的通知函
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3代理协议原告表示是以双方各在对方的文本上签章的方式订立合同;证据4、5，原告表示超过举证期限，且没有提交原件。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没有证据提交。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庭审，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XX年10月31日，第三人aroma商社(甲方)和被告德斯可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代理协议》。第一条：甲方现授权为其产品(20个品项)在好德便利店所属300家卖场销售的全权代理。甲方一次性给付4万元作为其在运行此项目过程中的一切费用。第三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有：提供产品进入市场的一切合法配套手续;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增值税发票;按乙方每批订单约定时间及时供货;甲方需支付乙方为其新产品所进入好德超市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场费9万元、单品费每个条形码3万元、每个门店每月80元。第四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有：向便利店提供进场的合法手续;对收到的货物进行必要的检验，并在收货当天通知甲方检验结果;为甲方争取优惠的dm促销费，及时为甲方提供产品销售信息反馈，配合甲方物流配送、销售管理。第五条：乙方按照甲方产品的结算价格清单与甲方结算，该价格包含所有增值税、关税等这种应由甲方交纳的税金。甲方根据乙方订单发货，乙方收到货物后经检验合格，根据超市90天结算日期到帐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款划入乙方指定银行，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第六条：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生效后，如果甲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交付货物，甲方应按该产品总值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代理协议》文本二份，一份由aroma商社的董事长李裁宇和被告德斯可公司的代表郭丽签字。另一份仅由被告的代表郭丽签字并加盖公章。
XX年11月11日，李裁宇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成立了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即原告露可公司。露可公司于XX年1月13日和5月14日分二次向德斯可公司支付了总计人民币367000元。另，露可公司向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支付了申请条码费用3000元，购买了60个商场样品展示架，计16200元。
XX年5月20日，德斯可公司向aroma商社的宋先生传真一份通知函，内容为：“经贵公司委托，贵公司于XX年5月14日交付我公司关于rococo正式16个产品进入好德便利店之事，现已全部办妥。请尽快装备相关货品和货架，并于XX年6月7日送好德便利店，同时请尽快支付场租费。另，已支付款项，我公司将于XX年5月24日开发票给贵司，现请提供贵公司开票抬头(全称)。”同日，德斯可公司开具了一张客户为露可公司、摘要为化妆品单品费进场费、金额为367000元的发票。但aroma商社没有送货至好德便利店，也未继续履行代理协议。
另查，德斯可公司注册在外高桥保税区，经营范围是“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通过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与非保税区企业从事贸易业务;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品展示;贸易咨询服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两个，一是《代理协议》的合同主体，二是《代理协议》的效力。
《代理协议》的甲方是aroma商社，合同订立时，露可公司尚未注册成立，李裁宇的身份是aroma商社的法定代表人，故合同是在aroma商社和德斯可公司之间签订的。李裁宇在中国外高桥保税区新注册的露可公司向德斯可公司支付的款项应理解为代付行为。德斯可公司在XX年5月20日的传真中要求aroma商社提供发票抬头全称，这可以解释德斯可公司的发票客户为露可公司。露可公司认为其是在设立中公司借用aroma商社的名义，现aroma商社已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诉讼请求，故本院对露可公司的观点不予采纳。
《代理协议》中代理含义，是指德斯可公司作为aroma商社的商品在指定销售领域内的代理商，从协议第五条中双方结算及开具增值税发票这些安排，协议双方法律关系实为行纪关系。德斯可公司提供的证据好德便利的通知中提到“以下100家门店请注意，经与德斯可贸易公司商议……”“德斯可化妆小件陈列台帐”，德斯可公司是以自己名义作为供货商与好德便利进行交易。德斯可公司是一家注册在外高桥保税区的公司，不允许直接从事保税区外贸易。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海关实施特殊监管的经济区域，其主要功能是“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与一般企业超越经营范围从事贸易活动不同，保税区内企业的经营范围是特定的。《代理协议》是aroma商社给予德斯可公司在保税区外(好德便利300家门店)的销售代理权，而德斯可公司并不具备在保税区外从事贸易的经营资格，故《代理协议》无效。无效合同从合同订立时即没有效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另，aroma商社提出的订购货架和条形码的损失，因二者并不在《代理协议》的内容中，且订购人均为露可公司，故本院不予支持。
《代理协议》明确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订立的合同，故本案应适用我国法律。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露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被告德斯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第三人aroma商社(aroma cosmetic company)人民币367000元;
三、第三人aroma商社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03元，由被告负担8015元，由第三人负担2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原、被告在十五日内，第三人在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黎
代理审判员 蔡东辉
代理审判员 戴 虹
XX年二月十八日
贸易纠纷 篇6
关键词：中美知识产权贸易；Trips协议；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46-02
据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每年约有70%左右的外贸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型贸易壁垒的限制，在这些技术壁垒中，大多与知识产权有关。知识产权在知识型经济中推动创新及增长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了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利益，各个国家都企图将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应用到跨国生产经营当中，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进出口贸易联系起来已成为各国重要的贸易手段之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世界经济贸易的大环境中。为了完善符合WTO要求的法律体系，我国共整合了三千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在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几年中，不仅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及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同时加速了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更为深刻、广泛的变化。
一、背景简述——中美知识产权交锋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起的猛烈的知识产权侵权之诉确实难免引起中国企业的紧张，中国在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十几年中面临着各种挑战，其中与美国的知识产权贸易纠纷最为典型。
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摩擦由来已久，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被美国列入“观察国家”名单，甚至在1990年被美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及不断的经济崛起，交锋大有升级的趋势。虽然在1999年3月12日双方曾第三次达成和解，并正式签署《中美知识产权协议》，但是2005年4月29日，美国公布2005年度“特殊301”报告，中国再次被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同时，美国基于其《关税法》第337节，即著名的“337条款”，多次对我国的企业发动“337调查”。
2000年爆发的DVD“专利池”案最先引起了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之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在WTO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异常激烈，近几年，美国每一次对中国企业启动“337调查”都会引起激烈讨论，比如2010年7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决定对部分喷墨打印机墨盒及其同类产品启动337调查，其中有6家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企业被列为本案的强制应诉方。以及ITC于2013年1月31日宣布的对华为、中兴、HTC和三星公司的3G和4G无线设备发起“337调查”，致使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美国市场再遭挫折。
二、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一）美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从“特别301条款”到“337条款”
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贸易法“特别301条款”和关税法“337条款”相辅相成。作为出口大国，同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来说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
“特别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置于一般301条款之下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特别条款，其核心是通过贸易制裁以及双边谈判的方式对美国知识产权进行特殊照顾，并准许美国的知识产权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特别301条款”的实质其实是具有域外效力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要求其他国家都要对美国保护的知识产权给予同等级的保护。态度上是比较强硬的，尤其是不需要任何国际条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作为依托，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矛盾。
“337条款”则来自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ITC根据该项条款的规定进行的调查则被称为“337调查”。“337”调查对于被诉企业往往杀伤力极大，有发布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三种制裁方式。迄今为止，ITC所提出的“337调查”案件基本都是围绕知识产权或其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益展开的，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将其上升到行政制裁手段的高度。
两条款相较，它们都是使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的特例。从程序规范的角度来看，相比较“301条款”调查，申请“337条款”程序历时较短，立案也较为容易，实质性程序仅9个月。一般起诉方都是有备而来，证据准备充足，应诉方往往是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很难充分准备应诉材料，所以起诉方一般胜率较大，容易引发贸易冲突。
（二）我国在中美贸易中频繁遭受知识产权调查的国内原因反思
第一，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健全，与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协定不接轨、不相容。中国虽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但是由于发展过于注重速度，上层建筑保障做得不够好，虽然曾一度创造世界贸易的神话，但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不能完全肯定。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制体系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不具有足够的规范性和保护性，所以造成了在实施TRIPS协定时仍有不足。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高涨，隐蔽性更强，对于制度不够健全的新兴国家是很大的挑战。
第二，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欠缺和中国政府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打击方式欠佳也是造成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缺乏维权意识主要来自于国内没有营造出一种良好的知识产权意识的氛围，从政府到厂商本身，都不具有专业知识和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国内各项产业往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品知识产权含量较少，甚至经常被忽略不计，忽视其重要性更增加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频繁遭受知识产权壁垒的概率，同时又缺乏相应的预警和保护体系，更加剧了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可能性。
三、中国在TRIPS协定体制下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商讨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同时也成为TRIPS协定的成员。此后国家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领域法律框架的构建，为使其与TRIPS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完成了相关法律的修改。
（一）完善体系，紧随TRIPS协定的步伐
中国在法制上相对比较落后，法律制度多来自对先进法律制度的模仿，但由于过于盲目，往往忽略了自身的特殊性和程序的可操作性，具体的表现就是法律体系性的缺乏。TRIPS协定在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多边条约中第一次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各项权利融为一体，并首次完整使用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为了保证该体系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可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在反垄断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反垄断审查的相关规章；对于现行知识产权法律的完善，重点在于对知识产权行为滥用的规制；参考国际经验，标准化、明确化立法。社会的文明源于制度的文明，这样才能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知识产权意识。
（二）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充分利用TRIPS协定
WTO的规则与制度多为在国际层面上的涉及贸易领域的法律框架，各成员国还要根据各国的情况在该法律框架内具体实施。我们应当充分研究TRIPS协定的相关规定，寻求其与中国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相契合的部分，有效保护我国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在TRIPS协定中有一些弹性条款，意在各个国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主选择和决定。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条款在合法范围内有效拓宽知识产权保护空间。比如TRIPS协定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平行进口”问题，以及其在第6条规定的“专利权利用尽”的原则都赋予成员国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中，我们可以强调中、美同是TRIPS协定的成员，尽量引导将纠纷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从而避免美国“301调查”和“337条款”的调查和制裁。
（三）建立与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
我国长期运用刑事救济的方法来防止知识产权侵害，造成了诉讼权利被滥用的消极后果。在企业和个人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薄弱的实际情况下，我们应当意识到大量公共资金被投入刑事司法体系中，往往会阻碍合法竞争。我们更加鼓励的应当是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改进知识产权制度和创新体系的建立中，确保最大限度地通过行政诉讼和民事程序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在现实中，针对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往往实力悬殊，对方多为发达国家的商业巨头，并且有强大的专业团队支持，中国企业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有必要依靠行业组织寻求集体应对。相比较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更了解行业状况，有助于更直接、准确地表达企业的意见，可以组织科研部门与其进行协作，多咨询专家意见共同应对。
（四）加强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研究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问题学科跨度广，问题复杂，我们应当鼓励不同领域的学术交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接近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科学认识。知识产权壁垒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外国企业合法，而我国企业以非法的方式对其构成侵权。第二，外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滥用。第三，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问题造成的贸易壁垒，而双方企业并没有实际侵权，比如美国依据“337条款”所启动的调查和制裁。
四、结论
不难发现，在知识与创新的新时代潮流下，当今国际竞争已经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制度的竞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拉近了现实的距离，不同国情和文化背景的激烈冲突必然导致矛盾的激增，但这却是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国家需要做的是从制度上给予本国厂商充分保护；从企业角度出发，提高自身的创新水平才是本质；从这个社会来看，我们需要加强不同领域的交流，即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还要将出口贸易和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形成一张严密的防护网。要保证企业能够及时有效地找到最可靠的救济，建立起民众对于制度的信任感，虽然缺陷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要不断努力对其加以完善，最大限度地提升民众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认知度和信任度，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积极抵御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和制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吕继妍.后TRIPS时代中国如何攻克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壁垒[J].华章，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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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纠纷 篇7
2、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认识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它取决于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态度。健全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 将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产生威慑作用。同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还要提高国民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目前, 中国对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已逐步完善, 并不缺少相应的法律, 关键在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因此, 政府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及宣传力度, 提高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同时, 建立预警机制, 将知识产权保护延伸到各个方面, 而不是在事后处罚。
四、企业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措施
提高应对知识产权诉讼的信心和技巧我国企业要敢于应诉和善于应诉, 从心理上和技术上认真“备战”, 仔细研究相关的法律和案例, 寻找对方的弱点, 完善知识产权应对措施。同时转变观念, 增强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企业缺乏专利技术和专利意识, 缺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致使出口商品屡遭扣押。如出口到美国的D V D, 因被指涉及专利侵权, 遭美国海关扣货15万台, 价值500万美元。而近年来, 因被指涉及专利侵权遭到“337条款”调查的产品更是数量逐年递增, 涉及产品类型更加广泛, 从打火机到剃须刀, 从彩电到DVD, 从通信设备到数码相机, 从摩托车到汽车。因此, 增强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以“自主产权”规避知识产权摩擦是势在必行的。在完善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的基础上, 企业要加大对科研费用的投入, 培养科技人才, 制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 逐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不仅是防范知识产权侵权调查的重要措施, 也是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关键。因此, 面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中国企业不仅要重视知识产权, 加大研究投入,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更要面对摩擦采取积极的态度, 了解美国相关法律, 做到积极应诉的同时不盲目应诉, 规避摩擦。
五、结束语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它赋予创造者于一定期间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排他性的使用权。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产权, 通常包括著作权 (或版权) 、商标权、专利权, 其对象是人的心智, 是人的智力的创造, 属于“智力成果权”, 它是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所享有的权利。面对转向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中美贸易摩擦, 一方面我们需要以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另一方面, 需要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将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 其中最主要的贸易摩擦来自美国。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从货物贸易扩大到知识产权方面, 而且知识产权摩擦已成为摩擦的重点领域。近年来, 中国外贸竞争力不断增强, 新技术出口大幅增长, 中美双边贸易间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顺差。同时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缺乏核心专利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逐步提高, 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优势的逐步体现, 运用知识产权壁垒遏制中国产品出口成为一个有效的措施。
一、中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纠纷的现状及症结
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 我国每年约有70%左右的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型贸易壁垒的限制, 在这些技术壁垒中, 多与知识产权有关。升级的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焦点自1989年以来, 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就始终是热点问题。在这段时间里, 中美巨额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设限等热点问题已被炒得沸沸扬扬, 但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波特曼认为, 中美贸易摩擦首要解决的应该是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 中美两国近年来就保护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交锋, 双方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巨大的努力,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和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知识产权问题目前再次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关系中需要通过磋商来加以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 真正有意义的是知识产权。发达国家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控制, 可以轻易地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利益。同时, 美国以其自己的思维方式推行的“非专属管辖”主张, 即不考虑行为发生地、被指控方的国籍或与国家执行司法权有关的情况, 仅以有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 这就给其无限的进行干预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美两个贸易大国在今后的经贸交流中, 知识产权纠纷的升级是可以预见的。
二、中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纠纷的原因
1、中美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 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978年以后, 特别是中国自1986年开始复关谈判以后, 中国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时,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已经全面与世界接轨。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个专利法, 美国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保护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和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而且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是美国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 当美国开发西部时, 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更是大量收罗专业人才。专业知识人员的集中, 成果的法律保护就自然地成为了历史的客观必然。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逐渐形成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制度, 将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秩序、贸易综合考虑。由于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实力等方面的不同, 知识产权制度也必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然而美国常常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 以知识产权问题威胁或遏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 以所谓的观念自由来企图“西化”中国。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方面, 中美在贸易上经常发生争端。
2、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加剧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 但同时中美贸易巨额顺差也持续出现从2004年, 美国一直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主要的出口商品市场。在2004、2005年中国就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随着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从2006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随之而来的是巨额的贸易差额, 尽管中方和美方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的差额, 这是由统计方式、转口贸易等原因造成的。但总体说来, 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呈逐年递增趋势。以中方数据来看, 200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803亿美元, 到2007年达到1634亿美元, 增长了一倍多。
3、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差距
中美贸易中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摩擦很多集中在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是否立法完善、措施有效。美国认为中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够, 不能有效的保护美国产品的专利权。随着中国加入W T O后, 中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向国际标准靠拢, 但在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美国是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 在音像、计算机软件等方面的盗版产品只有5%, 而在中国盗版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而差别就在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和强度上。美国通过立法强化对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 可以有效地制止对各种产品, 特别是计算机程序产品的侵权行为。而中国的立法上, 销售者只有“知假售假”才应承担法律责任, 对买者没有规定。在美国, 买假的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三、政府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措施
1、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这包括立法以及法律的实施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 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技术与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 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发明与创作, 激励信息的增量发展;最后, 知识产权制度有效的推动了新技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 可以有效的激励发明人, 增加各种发明与创作, 从而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逐步减少中美贸易中对于缺乏自由创新所引起的知识产权摩擦;另一方面, 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 也要逐步完善与国外
参考文献
[1]、王丽丽从中美知识产权博弈看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黑龙江对外经贸[J], 2005, (6)
[2]、郎丽华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影响与政策建议.经济与管理研究[J], 200 (77) :
贸易纠纷 篇8
1 报道数量比较
中欧电信贸易纠纷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 一直持续到2014年10月底才基本平息。因此以下选取报道的取样时间为2012年1月1日—2014年11月1日。
在使用21财经搜索引擎以“中欧贸易”为关键词检索后, 其中21世纪网为67篇;在FT中文网中, 使用新闻搜素得到的相关报道有59篇。以“中欧电信贸易”为关键词搜素得到的相关文章为572篇, 其中21世纪网的文章为22篇, 在FT中文网中, 检索得到的相关报道有30篇。21世纪网对中欧电信贸易的报道占整个关于中欧贸易类报道的33%, 三年中FT中文网比21世纪网的数量要多8篇, FT中文网对中欧电信贸易的报道占整个关于中欧贸易类报道的50%多, 说明贸易争端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力比较大。
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唯一的中文商业财经网站, FT中文网旨在为中国商业菁英和决策者们提供每日不可或缺的商业财经新闻、深度分析以及评论。且由于中国政策原因, 外国报纸不能直接在中国大陆地区印刷, FT中文网的推出, 受到了中国大陆读者的欢迎。 (1) 而中欧贸易关系在中欧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且近几年来, 中国稳居欧盟贸易伙伴第二位, 随着中欧间贸易数量的增多, 中欧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也不断产生。涉及钢铁、陶瓷、光伏产业以及电信行业等反倾销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行业不断拓宽海外市场, 给欧盟带来了危机感。FT中文网的相关报道也在说明欧盟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21世纪网作为中国老牌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针对中国各大企业和贸易行业关注的中欧贸易特别是电信贸易争端这样的焦点事件, 其跟进报道很有必要。但因为中国相关媒体比较分散、涉及报道内容广泛等特点, 不只21世纪报系在报道此贸易争端, 还有如:商报网、东方财富网、人民日报等。并且像中国属于钢铁、陶瓷、光伏产业大国, 近几年欧洲对中国这类产业的反倾销案件增多, 作为国内媒体, 关注电信贸易纠纷的同时还要关注其他贸易纠纷案件。相比FT中文网, 21世纪网的报道数量要少一些。
2 标题比较
好的标题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 一个好的标题具有提示内容、评价内容、吸引阅读、美化版面等功能。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新闻报道中, 如媒体对中欧电信贸易纠纷的报道, 如何给一篇专业性的报道拟一个好标题显得至关重要。
以下分别选取2013年和2014年中外两家媒体对中欧电信贸易纠纷报道中6篇文章的标题做简单分析。
FT中文网2013年1月30日《欧盟要求中国加大开放电信市场》这篇, 标题属于单一式的, 其中以“欧盟”为主语后面的“要求”一词, 简洁含蓄的体现了欧盟在电信贸易方面的立场和话语权。而同样在当天21世纪网的报道标题为《欧盟“威逼”中国扩大电信市场》, 不同的是将“要求”改为“威逼”, 同作为动词, 但是力度却大不相同。FT中文网作为外媒使用“要求”有向中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之意, 强调中国应该怎么做。而21世纪网作为中国媒体, “威逼”则说明欧盟这一“要求”是在威胁和逼迫中国, 暗含其要求是无理的。两个标题给读者传达的信息并不一致, 都代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
FT中文网2013年2月1日《中国深入欧洲心脏?》这篇, 标题属于单一询问式, 短短8个字中, 使用动词“深入”显得生动活泼, 并且以疑问的口吻引发受众阅读的好奇心。“心脏”暗喻欧洲的核心, 并一步引发读者的思索和一系列追问, 如中国为什么会深入欧洲的心脏?中国如何深入欧洲的心脏?其拟定技巧具象化, 言简意赅, 给受众新鲜感, 暗示主题, 并从文章中引出中国电信贸易发展对欧洲带来的影响。同一天, 21世纪网发表《欧盟贸易应摒弃浮士德谈判式保护耗损》, 采用祈使句式, “应”字的使用, 使之立场鲜明。并采用巧借典故的写法, 把人人皆知的一本书的名字《浮士德》运用到标题中, 既有亲切感又有新鲜感;将欧盟再度对中国华为等电信设备商提出的诉求, 称是“浮士德”的谈判, 是不合理的, 其浮士德的悲剧结局也暗含了欧盟的这种行为终将导致失败。
2014年随着中欧电信贸易纠纷的不断发酵和调节, 最终达成协议。FT中文网2014年10月21日发表《欧盟撤销对华电信反补贴案》, 标题中采用动词“撤销”一词, 表明了欧盟的态度, 明示主题是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即欧盟已经停止对华电信的反补贴, 清晰明确。21世纪网2014年10月15日发表《欧盟并不“享受”与伙伴间的贸易纠纷》, 采用拟人的手法, 表明欧盟的态度实际上并不愿意与贸易合作伙伴发生纠纷, 特别是中欧之间的电信贸易争端, 希望与中国在欧洲市场享受的市场准入相比, 中国也能给欧盟提供一个相似的、平等的和非歧视的市场准入。
由中外两家媒体报道电信贸易纠纷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 两家媒体都分别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话语权, 标题醒目简练, 引人入胜, 符合报道新闻的接近性和趣味性。
3 导语比较
针对中欧电信贸易纠纷的报道, 中外两家媒体在报道方式和文章导语的写作上都有各自的特色。
如2013年2月1日当天的报道中, 21世纪网《欧盟贸易应摒弃浮士德谈判式保护耗损》的开头是“继1月中旬欧盟认定中国对钢企提供“非法补贴”后, 最近欧盟再度对中国华为等电信设备商发出诘难。最新报道透露, 中方表示, 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在无伤害主体上诉下, 要求中国向欧盟开放30%的电信市场, 并要求华为等商品提价29%, 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这样的开篇交代了六要素中的三个W, 即时间、主体、事件, 将原因和事情的来龙去脉留到下文再解释。同时此导语属于评述式, 夹叙夹议、有述有评。这种方式开头, 目的突出所报道事实的意义, 明确对欧盟此做法的态度和立场, 给人思考的余地, 并有升华新闻主题的作用。当天, FT中文网《中欧电信纠纷引发“贸易战”?》这篇来自乔舒亚·查芬的报道中, 标题就使用了疑问句式, 吸引受众。开头这样写到“几个月前,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中商业峰会上, 欧洲最大雇主团体向中国总理温家宝赠送了一个水晶马雕塑。”整篇行文属正金字塔结构, 层层递进。导语的写作也采用了概述加描述, 言简意赅, 别具一格, 为下文埋下伏笔, 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2014年10开始, 经过多方面磋商, 中欧电信贸易纠纷趋于缓和并达成协议。2014年10月17日, 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特别记者陆振华在米兰的报道《中欧或将解决电信产品争端》中, 写到“10月16日, 超过50个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在意大利米兰出席两年一度的亚欧首脑会议, 期望借此政府间的对话平台增进两个大洲之间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这是典型的会议报道, 导语也采用了概述式写法, 新闻要素明晰, 概括了亚欧首脑会议的意义, 显得严肃正式。2014年10月10日, 来自《金融时报》的克里斯蒂安·奥利弗在布鲁塞尔报道《欧盟贸易专员拟与中国“休战”》中导语写到“欧盟 (EU) 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 (Karel De Gucht) 试图在本月卸任前平息欧中之间一场不断发酵的贸易争端, 从而令他的继任者可以腾出精力与美国达成一项地标性的贸易协定。”采用了华尔街体, 以人物开头叙述, 吸引读者。并且动词“平息”、“令”、“腾出”、“达成”的使用, 更加生动地体现了欧盟专员德古赫特的意愿, 也暗含了文章的主题和结论, 中欧电信贸易这场“战争”即将“休战”。
从中外两家媒体报道的导语写作总体可以看出, 21世纪网基本采用概述和评述型导语, 交代事件摆明立场, 严谨正式。相比FT中文网的描述和引用类型的导语更多一些, 灵活精炼, 容易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4 新闻来源比较
臧国仁在《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中说到, 消息来源是新闻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交代消息来源, “媒体一方面表明新闻事实是有根据的, 增强新闻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 对不同消息来源的选择同样也隐含着媒体的态度和立场。”[2]选择不同的消息和新闻来源, 会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通过他人或者团体的话语来反映媒体报道的观点立场, 并进行舆论引导。
经过统计, 将21世纪网和FT中文网在中欧电信贸易纠纷报道中的新闻源分为中国政府及其部门、人员;欧盟组织及其部门、人员;其他国家组织及其部门、人员;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新闻源;民间专业人士;世纪组织、匿名新闻源这七个方面。其数量和所占比重见图1、图2、图3、图4。
可以看出, 21世纪网关于中欧电信贸易纠纷的报道中来自中国及其部门、人员的新闻源数量最多, 22篇中有7个, 占总数的32%。欧盟组织及其人员占第二位, 为23%。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占18%。其他的几类都占的比重比较少。FT中文网正好相反, 来自欧盟组织、人员的新闻源占第一位, 为40%。中国政府及其部门、人员占第二位, 且民间专业人士占13%, 比21世纪中文网中的要略高一些。由此可以看出, 21世纪网作为中国的专业性经济网站, 报道中欧电信贸易纠纷时, 更多采用中国政府及其部门人员为新闻源更体现了中国在此贸易纠纷中的立场, 同时采用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作为新闻源也比FT中文网中的多, 让更多“中国声音”和“中国政策”传达给世界各国, 特别是对欧盟的反倾销手段和不合理的诉求做出了回应。而FT中文网, 更多采用欧盟组织人员作为新闻源, 其他国家组织及其部门人员和民间专业人士的数量增加, 提升权威性, 从欧盟的立场出发说明电信贸易纠纷的焦点是欧盟认为中国中国政府在向两家主要的手机制造商华为和中兴提供出口信贷和其他非法补贴, 欧盟要采取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来应对。当然也有比较中立的报道, 毕竟FT中文网的读者是中国人且办事处设在中国。2014年10月的报道更说明中欧就此贸易纠纷已经达成协议, 争端即将平息。
5 结论
通过从以上四个方面比较分析21世纪网和FT中文网对中欧电信贸易纠纷的报道, 可以看出两个网站在此事件的报道数量上差距不大, 对中欧电信贸易纠纷都投入了比较大的关注, 但相比FT中文网略多一些。在文章的标题制作上, FT中文网选取的写作方法多样, 体现了新闻报道的新鲜性和接近性等原则, 比21世纪网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导语的写作方面, 21世纪网和FT中文网各呈现了不同的特色, 一个严谨, 一个生动;一个单一, 一个多元。在选取新闻来源方面, 两家网站各有侧重点, 分别反映了其报道角度和报道立场不同。
FT中文网作为外媒成功进入中国, 正负报道倾向皆有, 采用“本土化”策略, 努力掌握报道话语权。而21世纪网作为中国财经新闻报道的主阵地, 更应该吸取FT中文网的报道精华, 加强对重大经贸事件的报道力度, 从报道方式和报道策略方面完善改进, 作为媒体更好地传达“中国声音”, 呈现新闻事实, 预测发展趋势, 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经贸的交流合作。
参考文献
[1]刘斌.法制新闻采访与写作[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2]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社, 1999.
[3]贾宏超.FT中文网涉华经济报道研究—以2009年改版后首页头条为例[D].辽宁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