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纠纷

社会纠纷（共11篇）

社会纠纷 篇1

收录日期:2012年6月13日

随着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进步, 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有了显著的增强。随之也带来了医患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 它破坏了医患之间的和谐, 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医患双方的利益, 阻碍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并且成为当前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一大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也是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问题。医患纠纷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一、医患纠纷的概念和类型

所谓医患纠纷, 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护理服务关系而引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民事权益的损害争议而产生的纠纷。

根据不同的内涵, 医患纠纷可以分为三种:医患纠纷、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纠纷。医患纠纷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护理服务过程中引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民事权益的损害争议而产生的一切纠纷。只要是医方和患者或患者亲属之间发生的纠纷, 都可以统称为医患纠纷。医疗纠纷指医患双方就医方对患者提供诊疗护理行为过程中, 患者认为生命健康权受到医方侵害, 而医方认为没有侵害患方的生命健康权, 或医方也承认侵害了患方, 但不认同侵害的程度和赔偿数额,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引起的纠纷。医疗事故纠纷是指有法定资质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服务活动中, 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引发的纠纷。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一般分为三类:医疗合同纠纷、医疗损害侵权纠纷、医疗事故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分为两类: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其他医疗赔偿纠纷。

二、医患纠纷成因分析

医患纠纷不断发生, 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具体分析其中的根源, 有助于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也有助于缓解医患紧张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一) 医疗市场发育不良。

看病难、收红包、拿回扣、药品价格高等已成为医院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问题表象, 其本质上是医疗市场发育不良的表现。随着医疗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部分医疗机构过分追求经济效益, 将医护员工的工资、奖金等利益与创收相结合, 因而在实际诊疗活动中, 医护员工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对患者进行过度诊疗, 使得医患双方在医疗费用等问题上容易产生分歧, 从而导致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 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

医疗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医护人员长期承受更大的压力, 医院开展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思想和医务人员不足的矛盾使得许多医生从工作就没有过休假, 每一个节假日都要查房、上“无假日门诊”、抢救急危重病人, 长期处于满负荷、超负荷工作状态。这种现状导致医务人员多数处于职业倦怠状态, 不但影响工作的效率、质量和工作者的情绪, 而且极易出现医疗差错、医疗事故。

(三) 医疗不良事件不断增加。

近年来, 由血制品、医院感染、注射、医疗器械和伪劣药品导致的伤残、后遗症、甚至死亡事件屡见报道。还由于部分医疗机构资金投入有限、硬件设备老化、医疗用房紧张等原因, 容易遗留医疗安全隐患, 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大量的事件被媒体追踪报道后造成的严重后果, 使广大患者的不信任甚至对立情绪愈加激烈。

(四) 部分患者就诊前抱有过高期望。

随着人们医疗需求的上升, 患者对诊疗效果的期望越来越高。但医学现实与患者期待是有本质区别的, 人类认识、了解、治愈疾病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因而现有医学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疾病对患者的困扰, 由于患者在这方面缺少足够认识, 因而对诊疗效果往往期望值太高, 对病情的发展估计不足或过分乐观, 认为到了医院就等于保险柜遇到病情骤变, 诊疗意外致病人短期内死亡, 患方家属缺乏相应的承受能力, 无法接受现实, 误认为医务人员未尽义务, 诊疗不当所致, 从而导致医疗纠纷的产生。

(五) 法制因素

1、对医疗机构治安案件处理的部门, 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医疗纠纷力度不强。

处理医疗机构治安案件的部门, 如当地派出所等, 由于纠纷性质尚未明确, 在实际处理医疗纠纷中, 工作力度不大, 过多考虑患方情绪, 未能严格履行《社会治安处罚条例》, 客观上纵容了医闹等违法行为, 有些医闹肆无忌惮, 甚至在医院门诊、住院部摆设灵堂, 燃放鞭炮, 焚烧祭品等, 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因而, 实际处理医疗机构治安案件力度不强, 是造成医疗纠纷的客观因素之一。

2、法律诉讼费用过高、诉讼程序复杂, 也是患者不走法律途径的重要原因。

现有处理医疗赔偿案件的法律法规很多, 具体包括《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 其中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 依法依规按程序、客观公正、科学处置的原则。凡未经尸检查明死亡原因和未经法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鉴定分清责任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得在法定程序外“私了”。但在实际操作中, 法律诉讼费用过高, 诉讼程序复杂, 使患者望而却步, 从而采取非正常的解决方式, 导致医疗纠纷。

三、医患纠纷防范对策

医患纠纷对卫生事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如何有效地加以防范, 保持良好医患关系及医院的健康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一) 适应形势, 制定适应当今经济条件下的医疗安全保险工作制度。

将医疗卫生事业纳入社会系统工程, 完善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 建立一种将“医、患”双方解决纠纷为“医、保、患”三方共同处理医患纠纷的医疗安全保险制度。通过这种制度落实以避免医患双方的正面冲突, 提高处理纠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真正做到医患双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 应进一步明确医患纠纷处理的适用法规, 建立医疗质量限额赔偿制度。

(二) 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做到依法行医各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医疗卫生机构要把法制建设作为防范医患纠纷的主要手段, 常抓不懈。首先要组织医务人员加强学习落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专业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 达到治院、行医的目的。要强调执法的严肃性, 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发生。各级政府要把关心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积极引导群众依法办事, 并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手段来解决医患纠纷。

(三) 建立科学规范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医患纠纷的恶化与原有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制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有着直接关系。目前, 尽管有了《条例》, 但由于《条例》仅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受其自身法律地位的限制, 医疗事故与医疗侵权的关系冲突, “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所形成的新的法律难题,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规范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四) 加强医患沟通, 实施知情同意, 防范医疗争议。

针对医患双方对服务期望的不同意见, 医院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医疗服务阳光、透明, 特别是要通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现其告知义务来解决, 在医疗的不同阶段, 告知其服务的标准、价格和服务期限以及积极救治措施下可能发生的意外, 医院提出可供选择的诊疗建议, 让患方做出决定, 从而实现医患双方在认识上的一致, 避免医患矛盾的发生。

(五) 不断提高诊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作为医院要不断提高医护技术水平和诊疗科技含量,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靠科技兴院、质量强院。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廉医建设, 把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落到实处。要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 改善服务环境, 与病人换位思考。加强医患沟通, 增强双方亲和力, 形成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服务氛围, 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 把医患纠纷消灭在萌芽阶段。

总之, 医患纠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是众多的社会矛盾集中表现的一个方面, 要想短时间一劳永逸解决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医患双方, 虽有矛盾, 但其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只要双方能多些理解, 多些沟通,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必定能战胜疾病, 也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近年来, 医患关系总体呈紧张态势。本文从医患纠纷的概念和成因入手分析, 得出防范医患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医患纠纷,和谐社会,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杨光宇.处理医患纠纷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08.7.

[2]孔繁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医患纠纷:背景、现状与对策[J].中国卫生法制, 2004.3.

[3]陈荣辉.有效防范医患纠纷的再思考[J].中国病案, 2009.5.

[4]杨文忠.新形势下医患纠纷的成因、防范及对策[J].中国民康医学, 2009.17.

社会纠纷 篇2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同志们：

刚才、同志宣读了《关于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副区长也就我区构建 “大调解”工作体系进行了安排部署，落实了责任，提出了要求，请各街道办事处、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按照《实施意见》要求，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抓好落实。

我区根据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安排部署，开展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调处机制建设。两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紧密结合平安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年、信访积案化解年和“三无区”等创建活动，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完善机制，大力推进，妥善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全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实践表明：“大调解”工作“调解的是矛盾，调顺的是民心，调稳的是执政根基”。为进一步发挥调解工作在维稳中的重大作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的工作要求，区委、区政府决定在总结“三调联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联调联动内涵和外延，建立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业协会调解和中介组织调解为内容的“六调联动”大调解工作体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以新的理念推动全区大调解体系建设，努力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9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三个最大限度”和“四个注重”，就是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程度、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结合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根据我区的工作实际，我就全区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工作提三点要求。

一是把握形势，明确目标

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极其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基本的发展要素。中区做为西宁的中心城区，发展的任务很重，稳定的任务也很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贯彻落实国家支持藏区发展政策措施、抓紧编制和认真实施“十二五”规划、全力以赴推动“四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两年我们在维稳工作中经常讲，做好稳定工作其实不在于对某个事件的成功处理，而在于平时及时有效的预防。把工作做在前头，把力量放在平时，时刻保持高度敏感性，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反应、主动出击，把各方面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把各种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控

制在初始阶段，这就是做好维稳工作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 工作体系的目的所在。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把握形势，精心组织，把实施“六调联动”作为“大调解”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全面整合各种调解资源，着力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着力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密切配合，集中解决影响我区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不断提高“大调解”体系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水平，为决战“十一五”、开局“十二五”营造良好局面。

二是是突出重点，抓好落实

关于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组织领导、具体内容、对接办法和工作职责等，在《实施意见》中都讲的很清楚，关键就是要抓好落实。一是要在深度推进上抓落实。经过两年来的工作实践，区各部门各单位初步形成了一套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和相应规范，已经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具备了深度推进的条件。从现在起，我们要认真分析自身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现状，进一步健全工作网络，充实调解队伍，落实经费保障，打牢基层基础；进一步总结借鉴，创新方法，巩固提升，确保“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推得开，行得通，做得好。二是要在衔接配合上抓落实。“六调联动”“大调解”体系之所以突出一个“联”字和一个“大”字，就是因为涵盖的系统和部门较多，各自有不同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且又相互补充、互为促进。所以说，衔接配

合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等部门更要注意大处讲合力，小处讲协作，细节上还要多研究，真正实现调解工作无缝对接、相互促动、整体联动。三是要在完善制度上抓落实。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大调解”体系建设的对接机制、协调配合机制、教育培训机制、多元化解机制、政策调解机制和信访终结机制，切实加大制度执行力，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严格落实“五个一”包案责任制，以制度的形式、责任的办法推动矛盾在就地控制、纠纷在基层化解、问题在一线解决。四是要在检查指导上抓落实。会后各镇、办、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要迅速起步。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要切实履行好牵头职能，明确几个联系点，抓好重点指导。同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实地督查，研究制定具体的考核办法，推动“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扎实开展。五是要在强化宣传上抓落实。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形式，树立典型，推广经验，提高群众对“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的知晓率，为顺利开展矛盾纠纷化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是加快发展，改善民生

要特别强调的是：最有效的预防，最有效的维稳，不仅仅是平时对不安全、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化解，更深层次的还在于营造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融洽的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群众良好的生活质量。而这些任务，正是我们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为之不懈奋斗、开拓创新的光荣使命。各级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坚持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科学决策，无论上项目还是搞建设，既要注重经济效益评估，更要抓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要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切实转变作风，千方百计解决好涉及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实事，把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作为促进“大调解”体系建设的重要保证，以“大调解”体系建设的新成就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社会纠纷 篇3

关键词：苗族彩礼民族习惯法民间调解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2-0151-06

婚姻是个人、家庭的大事，同时也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我国传统的结婚程序“六礼”中，纳征，即给付彩礼，是最重要的环节，它标志着双方婚姻的订立。由此可见彩礼自古便是与婚约紧密随行的。我国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并在1980年和2001年进行了2次修改。但在先后颁布的《婚姻法》中，均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然而给付彩礼作为一项传统的婚姻程序，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彩礼问题活跃于乡土社会的土壤之上，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苗族的最大聚居地，苗族人口数量众多，民间婚姻问题也极为复杂。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风民俗极具代表性，笔者以此为点，调研苗族彩礼问题。

一、苗族彩礼纠纷现象少

在实际调查中笔者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机构，包括雷山县人民法院、西江法庭和西江千户苗寨的村委会；第二类是普通村民。在雷山县人民法院，通过跟民事庭的杨庭长沟通后，笔者了解到近5年来，当地仅有3起关于彩礼纠纷的案件诉诸法院。第1起案例发生在2012年5月，文某诉刘某退还财产纠纷案。在本案中，男方文某与女方刘某自由恋爱1年后在男方家乡举办婚礼。双方都未达到法定婚龄，但婚后育有1女。女方在生育孩子4个月后便离家出走，直到男方到法院起诉时女方仍未回到男方家，同时女方家拒不接见男方，房族兄弟无法介八，此时男方万不得已诉至法院。第2起案例发生在2012年6月，原告余某诉被告吴某案，从卷宗里笔者看到由于男女双方结婚时间很短，没有孩子，由于不符合苗寨习惯法中“生完孩子才算是婚姻正式成立”的要件，所以当事人才通过法院解决。第3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10月，原告杨某诉被告罗某案，原告认为被告有惜取婚姻索取财物，故意造成原告家生活困难之嫌以及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虐待妻子的家暴行为。本案中争议点多，28080元的诉讼标的额较大，因此原告向法院起诉。在走访西江法庭时，李庭长告诉笔者法庭对民事纠纷青睐“先调后审”，因此大部分的纠纷可以在西江法庭通过调解解决，而无需走诉讼程序。然而李庭长在任多年很少遇到关于婚约的纠纷，西江法庭目前没有一份关于彩礼的卷宗。此外，西江千户苗寨的村委会虽然设有专门的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村民间的纠纷，但是笔者拿到当地的村规民约后发现其中大量是关于社会治安、防火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规定，关于婚约家庭的规范几乎没有，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彩礼纠纷现象并不常见。

采访普通村民所了解到的关于彩礼的信息。近些年彩礼数额大概是五六万，数额多少跟女方长相以及是否有工作等有关。彩礼除了金钱，还要送大量米、酒、肉。女方家收到男方彩礼钱后，先要交一部分给舅公（母亲的兄弟），其余的才用来置办嫁妆。在过去，女子的陪嫁就是送一套苗族传统服饰。现在还要送家电、被褥、家具和银饰品等。嫁妆花费往往跟彩礼钱差不多，甚至有时候由于苗族服饰昂贵，还要自家再出钱。苗族青年男女思想较开放，他们认为彩礼只是一种形式，数额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情。当地苗族盛行自由恋爱，父母包办婚姻现象很少见，青年男女感情和睦，家庭稳定，也导致彩礼纠纷少。

二、苗族彩礼纠纷较少的调查分析

无论是走访官方机构还是采访普通村民，笔者均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江千户苗寨彩礼纠纷现象少见。就其原因，需要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和解决方式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分析。

（一）苗族男女平等观念

近年来，西江千户苗寨的彩礼纠纷现象较少，其原因之一是苗族内部传承下来的，与汉族不太相同的男女平等的观念。从《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一书中可知，在苗族家庭中，女儿没有继承权，为了照顾到女儿，父母便会为之准备很丰厚的嫁妆。彩礼与嫁妆的价值几乎是相等的，因此当二者离婚时，就很少会在彩礼或嫁妆上发生异议。这是男女平等观念在减少彩礼纠纷上发挥作用的体现。

苗旗男女平等观念产生的原因有三：第一，苗族地处偏远，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小。西江千户苗寨所处的雷公山是“苗岭的主峰”，“它像一面巨大的羽翼，保护着隐居在此的苗族人。大山的屏障，一方面使得他们得以繁衍生息，另一方面使得他们因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和交流”。与外界的隔绝使苗族得以保留极具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就雷山地区的苗族习惯法观念而言，“有自己的特点，有些内容比受儒家影响的中原地区更容易与现代法观念融合。例如平等问题，由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苗族民众没有等级观念，而平等的观念特别强”。第二，苗族遗留了较多母系社会后期的习惯。有研究称，“贵州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在解放前都没有进八封建社会，大多数还处于母系社会后期。封闭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状态造成了一种‘文化孤岛’的现象，黔东南地区则更具代表性，遗留了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族文化”。因此，西江苗族的文化风俗仍然遗留了母系社会的某些特征，苗族中女性的地位仍然较高。第三，苗族没有发展出特权阶级，因此没有等级观念。“历史上的苗族没有形成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即使在村寨中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苗族历史上在其内部没有形成过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常设权威机构，人们的平等观念是特别强的”。苗族社会发展落后，生产力并未提高到能出现特权阶级的地步，生存环境的严苛使得每个个体的存在都是重要的，人与人之间没有阶级的划分。男人与女人都要付出劳动力，相比于汉族，男女之间的地位差距要小得多。所以说，男女平等观念深植于苗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它对婚姻彩礼纠纷的缓解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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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聚居的西江至今仍然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女方父母生下女儿并将之抚育成人，要花费不少心思和财力。姑娘出嫁，意味着女方家将就此丧失一个劳动力，而男方家不仅可以增添劳动力，还能实现人口的再生产。因此，彩礼制度实质上是获得利益的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的一种补偿。“苗族的彩礼制度反映出不同家庭之间在婚姻上的交换关系”。这种平等的交换补偿关系蕴含着男女平等原则。

（二）苗族的讲理制度

讲理制度就是苗族社会管理制度，苗族的彩礼纠纷少也是苗族独特的“讲理”机制起了调解作用。首先，苗族存在“讲理”的传统。“理”萌芽、形成于原始社会中期，发展并完善于阶级社会时期，涉及法规、道德和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理老”是在民众中有威信被民众所信任的人，他们精通习惯法和各种古理，所作的“判决”为民众和当事人信服。因此，苗族讲理制度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出现纠纷时讲理解决的方式更容易被村民选择，从心理上容易接受采纳。其次，讲理过程中产生的《理词》涉及许多方面，婚姻和财产纠纷居多，包括恋爱纠纷、退约离婚、夺妻之罪、淫乱拐骗、寡妇婚姻等。“因为讲理中关于婚姻的法规词较多，讲理制度中婚姻纠纷调解制度较为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许多婚姻纠纷案件。少数民族习惯法最早出现于婚姻领域，调整婚姻关系保障民族繁衍是习惯法的重要功能”。婚姻纠纷的调解在“讲理”制度中占有重要比例，调解制度也更为完善，对纠纷的减少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后，当产生分歧的当事人意见相左不一时，可以寻求理老的讲理调解，在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之前及时解决，减少了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纠纷诉讼，维持了社区的和谐稳定。婚姻纠纷是苗族内部纠纷，大多纠纷通过理老的调解就可以解决。

（三）“熟人社会”的影响

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彩礼纠纷少发与当地的民风民情和乡土社会中熟人之间切不断的联系有关。首先，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村民们通过日常的生活交往彼此之间都很熟悉，苗寨本身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缩影，村民们在日常的生活交往和民族节日中接触很多，相互信任。“在这一熟人社会的图景里，人们从熟悉获得信任感，获得可靠性认可，以及对行为规矩的身体化遵守，而不是法律、行政条例”，费孝通先生力求以质朴的话言赋予“熟人社会”大胆朴素的文学化构想：“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信任的苗族青年男女之间发生彩礼纠纷的几率也就比较小。其次，熟人社会多是以亲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熟悉社会、圈子社会。西江千户苗寨就是一个典型的苗族人民的圈子，他们共属于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语言、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甚至许多村户之间都是亲戚关系，姻亲关系也更为牢固，不容易发生彩礼纠纷。即使发生了，也容易在两个家族长辈和兄弟的协商中得到解决。再者，熟人社会深深地影响着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考虑到熟人之间的较为亲密的关系，很多人在出现纠纷的时候碍于面子，往往也不会在明里较真，这时候熟人之间的“意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或许在熟人社会的西江苗寨，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够化解彩礼纠纷中的某些矛盾。最后，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意思不一致时，现代法的适用是以证据为前提的，“在乡土的熟人社会中，这种可以查验的证据是不易找到的，即使是找到了，有效性又是极难把握的”。因此国家法的适用在民间纠纷中存在局限性，从反面抑制了村民选择法院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四）房族兄弟的调解作用

房族兄弟在解决彩礼纠纷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房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独立于国家法定组织外的家族组织。房族成员之间有互相帮助的权利和义务。房族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除了保持尊老爱幼的传统外，成员之间并无等级高低之分，不存在享有特权的族长。房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本身是由习惯法规定的，因此在习惯法实施过程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处理纠纷的实例上看，房族在调解纠纷上占据重要地位”。在西江苗寨，当问到村民遇到婚姻纠纷首先会怎么办时，答案基本是一致的：“找自家兄弟来商量。”苗族家庭内部生活早已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即出现纠纷后首先是内部解决，这是基于房族的组成人员之间有相互帮助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房族的权威以及公众舆论的力量等在特定条件下不客忽视，苗族这种习惯做法已深深固化于每一个苗族村民的内心。房族的权威是保证习惯法实施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婚姻家庭方面。苗族自古有崇尚友爱和家族和睦的文化背景，出现家庭纠纷后的解决方式是固定的，遵守哪些禁忌也是固定的，苗族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并不是首先倾向于武力解决或者法律上的严刑峻法。选择房族兄弟的介八进行和平协商，多数纠纷都能达成共识。只要家庭内部成员协调好，就不会出现需要法院来介八解决纠纷的情况，彩礼纠纷问题在家族层面就可以充分解决好。

（五）少子继承制

在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家庭财产实行少子继承制，女儿不享有继承权。笔者采访了西江小学的校长唐守成。唐是西江苗寨的“鼓藏头”，即西江每13年举行的祭祖活动中的重要人物，对苗族的文化相当了解，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父亲视角下对待女儿出嫁的彩礼问题。唐校长说，苗族村寨的女孩不享有娘家田土、房屋等永固性财产的继承权，但出嫁时父母却要准备很多可携带的财产作为嫁妆，比如家具、衣服、银饰等，作为对女儿不享有永固性财产继承杈的补偿。嫁妆制作除了父母自行准备的以外，还需要用收到的彩礼钱置办，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元，给多给少是考虑到女方家的经济条件。作为父亲，唐校长有着这样一种情结，给女儿多一些嫁妆，女儿就可以在婆家过的更舒心。因此唐校长在自己女儿出嫁时选择将彩礼钱全部置办嫁妆，同时他也说到苗寨里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做的，除非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少子继承制中女儿不享有继承权间接导致了在数额上嫁妆是与男方给的彩礼钱几乎对等的，也就是说，陪嫁很大程度上是对彩礼镀的变相还礼。嫁妆经由女方带去男方家后大多变成了夫妻共同的生活用品，因此男方并不因为给付彩礼而受有损失，反而和女方共享彩礼带来的受益，因此苗族男女间不容易发生彩礼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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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早婚现象普遍，缺少婚姻登记手续

苗寨青年男女大多早婚，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是导致彩礼纠纷少的又一原因。在调研走访时发现青年男女十七八岁就已结婚。由于未到法定婚龄，村民不会选择到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有时就算达到法定婚龄也很少去登记。往往是结婚一方外出打工时才会考虑办理登记手续。这里的苗族群众不以登记来认定婚姻关系的成立，而是以在苗寨摆酒席得到亲人和村民们的认可以及女方生子来认定婚姻成立，存在一个事实婚姻为主的苗族婚姻关系。如果这样的事实婚姻关系破灭引发彩礼纠纷，首先是找房族兄弟来调解，万不得已才会诉诸法院。从雷山县法院记载的一起杨某诉罗某彩礼纠纷案的卷宗中，笔者发现当事人罗某生于1997年，罗某与杨某在2011年按农村习俗结婚时年仅14岁，双方没有达到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也未到婚姻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杨某递交的起诉状中写到，杨某是向房族兄弟筹借的彩礼钱，随后在出现彩礼纠纷后也是号召着房族兄弟一起去与罗某家协商。由于罗某家拒不接见，才最终诉至法庭，形成彩礼的纠纷案件。苗族男女缺少完善的国家现行法律知识，大多数青年缔结婚姻关系都没有登记，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他们认为既然没有登记，就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要回彩礼。因此有时即使是女方单方错误造成感情破裂，男方也不会走法律程序要彩礼。

（七）苗族人重视诚信，骗婚现象少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一方恶意骗取婚约财产、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获取彩礼的目的，这种现象被称为“骗婚”。苗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古朴诚实的民族，长期以来有着自我管理社会的方式，他们十分注重诚信和信誉，尤其在婚姻中，对女方的名誉十分看重。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之前都享有社交自由，这也使得苗族地区的骗婚情况十分少见，由此而引发的婚姻纠纷的数量也十分稀少。

（八）国家法解决彩礼纠纷成本高

采取国家法诉讼方式解决彩礼纠纷所耗费的高成本，包括金钱，时间以及人情，这让一些苗族夫妻望而却步。雷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庭的杨庭长总结出近年来彩礼纠纷案件很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采取国家法诉讼方式解决彩礼纠纷所耗费的成本很高。杨庭长说，本地关于彩礼纠纷的案例极少。2010-2014年，仅发生过3起纠纷。第一起是发生在2012年4月5日，文某诉刘某返还财产纠纷案。原告文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刘某归还彩礼和礼品“三金”共计40264.5元，经调解后最终被告一次还清原告14800元。同时被告需承担案件受理费1240元，减半后仍收取620无。620元对于一位农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被告的答辩状中提到，若不是被逼无奈，被告更倾向于私下找房族兄弟调解，不花钱也不伤人情。西江千户苗寨大多数家庭还是以农耕收八为主，在满足了日常生活开支后剩余并不充裕，为节约开支，多数人家也不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彩礼纠纷。其次，进行诉讼要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程序，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这对于当地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村民来说是一种负担。例如上述提到的文某诉刘某案，案件从2012年4月5日持续至2012年5月11日，耗时1个多月。然而5月份正是农忙时节，影响生产。另外，苗族社区是一个熟人社区，“家丑不可外扬”，村民大都相互认识，可能结婚双方的家族交往密切，如果将彩礼事情闹到法院去有损面子，且对薄公堂伤害人情关系。因此，村民往往通过双方商议和解，不选择通过国家法律来解决问题。

三、多元化苗族纠纷解决机制的措施和意义

苗族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秩序，社会内部有自我管理机制，对各种纠纷解决都有对应方式。在西江千户苗寨，传统苗族习惯法作用明显存在，依靠家族调解的方式直接维护了大家族的稳定，增强了家族凝聚力，导致婚姻财产纠纷少，同时，又间接维护了整个苗族社区的穗定。由此不难看出，苗族特殊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中存在很多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地方。

（一）加强房族内部的调解作用

苗族很看重父系血缘关系的房族，房族的组成人员之间有相互帮助的权利和义务。在婚姻家庭方面，房族兄弟关系是保证习惯法权威和纠纷解决的重要因素，体现和强化了“熟人社会”的观念。同时，苗族中舅杈至上，对女方家族有先天尊重的优先权，便于家庭矛盾与纠纷在内部进行调解。房族兄弟一般为中年男性，在家族内部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们见闻广博，条理比较清晰，可以组织双方家庭进行会谈、提出条件、互相协商，在这种互相熟悉的氛围中，双方更坦白，交流更方便，遇到的阻碍较小，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现代社会应该发挥苗族房族兄弟的这种调解作用，巩固历来就备受苗族重视的家庭血缘关系。多运用家族力量进行调解，依靠村民自家问题自家解决，在加强家族的凝聚力的同时维护社区的穗定和团结。同时房族兄弟的讲理协商也可以使后代耳濡目染，使得讲理制度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无疑是弘扬苗族优秀传统文化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发挥村委会中调解委员会的作用

苗族村寨里村委会的调解委员会实际是村委会基层组织与寨老制相结合的产物，在解决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江村委会的调解委员会由一名调解主任和数名调解员组成，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划分明确的职责范围。这些调解员能说会道，了解苗族社区的各种文化与心理需求，处理村民纠纷时以村规民约为依据。这些调解成员一般为义务性质，基本为村民认同。因此，加强调解委员会自身建设，使之内部分工细致化、明确化，提高调解效率、节约调解资源，将纠纷解决在基层，避免法院“一案数调”“有的纠纷无人调解”的尴尬现象。同时强化村规民约的规范作用，用以村委会形式表现出来的集体权威作为保证习惯法传承和复兴的主要力量。

（三）发挥法院的调节作用

在调研中发现，涉及到孩子抚养权归属的离婚当事人倾向于到法院解决，此时比起民间调解，法院解决具有以下优势。首先，从调解方式来说，官方的调解比民间调解更能让纠纷当事人信服，司法审判具有终局性，避免事后不必要的纷扰。再者，民间解决重道理，司法解决重证据和程序，更有利于公平的保护弱势一方。所以不能忽视法院调解的作用。由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调解中涉及多方利益，所以法院调解中要注惫技巧。一是调解实务中要把握个案特点，有的案件可以采取面对面的庭审调解方式，然而当出现多方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时，则需采取背靠背的庭下调解方式。二是法院在面对需调解的纠纷时，应给当事人明确一种观念，即“以调解为主，坚持多调少判、调判结合”。法官多做一些调解疏导，让双方分清是非，明确责任，采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去释法说理。三是完善纠纷调解的民间机制。雷山县法院的一起余某诉吴某、文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难点就在于对彩礼性质及返还范围的界定，法官难以明确划分所有杈，这就形成了“彩礼纠纷取证难，法院定案困难”的局面。这种局面实际上也为日后苗族地区彩礼纠纷案件调解机制提供了可完善的空间。重视情感的苗族更愿意采用能调则调的办法。法院可以在彩礼纠纷中通过发挥法院的权威作用，充分了解事实情况和当事人意愿，明确纷争的起因、涉及的利益、各方的诉求后进行高效率的调查取证。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下坚持当事人意识自治，将调解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三种调解机制在解决纠纷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多元、灵活的彩礼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苗族人重感情、讲诚信，一般通过民间调解就可以解决婚姻纠纷。苗族特色多样的私力调解方式，为法院留下处理更为疑难复杂案件的余力。这种模式对我国今后完善法院民间调解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因此，完善苗族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促进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融合，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穗定具有重要意义。

试探社会保险纠纷的处理方式 篇4

一、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

(一) 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纠纷性质上属行政争议

不交一般是指用人单位未依照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 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少交是指用人单位虽为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但其缴费数额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迟交是指用人单位未依照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缴费期间参加社会保险, 只为劳动者缴纳了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由于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律义务, 所以, 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出发, 社会保险费实质上属于国家征收范畴, 是行政而非司法, 由此产生的争议当属于行政争议。

(二) 社会保险损失赔偿纠纷性质上属劳动争议

社会保险损失赔偿纠纷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 劳动者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因其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纠纷。因该类纠纷仅限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一平等主体之间, 基于双方业已存在的劳动关系产生, 故属于劳动争议。

二、社会保险纠纷的处理方式

(一) 行政处理方式

1. 采用行政方式处理未按时足额交纳社会保险费的纠纷的益处

(1) 因为社会保险费的按时足额征缴是一种法定的具有赋税性质的行政强制征收行为, 将其作为一般劳动争议处理不仅因仲裁时效过短而难以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而且也易引发用人单位运用时效逃避法定缴费义务等问题。

(2) 通过稽查、复查、行政复议等行政法律渠道处理该类争议, 不仅在程序上更便捷有效, 而且充分体现出社保稽核是一种公权利的行使, 依据国际惯例和法理精神不宜设定时效制度、不受申诉时限的影响。

2. 增强行政处理社会保险费纠纷的措施

(1) 完善行政强制措施制度

在社保稽核中, 除现有的强制检查制度外, 还应增设强制保全制度。如, 对于可能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与否或责任大小的证据予以扣押;对于可能丢失或以后难以取得而需要保全的证据当场登记造册, 予以固定封存, 责令当事人妥善保管;冻结行政相对人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或其他账户, 以防转移资产, 逃避行政强制措施的有效执行;查封或扣押相对人的财物, 确保其给付义务的履行等。

(2) 建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在目前的相关规定中, 稽核部门依委托无任何行政强制执行权, 不仅严重削弱了行政行为的强制力度, 而且在程序上过于繁冗靡费, 造成人力、财力的不必要浪费;加之时间上的拖沓, 也会不可避免地为行政相对人规避或弱化其法律责任, 阻碍或抗拒强制执行的有效进行提供了斡旋的机会。因此, 应赋予稽核部门一定金额范围内的强制执行权力。

(二) 司法救济方式

1. 判决结果难以明确、具体。

由于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的加强和劳动者加班工资的不确定性, 使得劳动者每月工资总额总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 导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每月应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费各不相同。当人民法院判决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补办社会保险时, 判决主文难以对每月应补交的社会保险险种及其数额、补交时间逐一明确。

2. 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在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纠纷案件的判决中, 由于社会保险费性质的特殊性, 人民法院不能将用人单位未交或少交的社会保险费直接判给劳动者, 只能判决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税务机关履行缴费的义务, 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税务机关并非此类案件的当事人, 没有直接履行判决的义务, 所以, 往往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 却得不到及时执行。

3. 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行政相对于司法, 在价值取向上不同。行政具有效率优先性, 贵在神速和有效。国家法律、法规既已规定了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不符合规定时, 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依法寻求行政部门解决, 更有利于其合法权利的及时保护。

(三) 社会参与和监督的方式

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篇5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今年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司法行政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能的重要任务。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保障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认清形势，提高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金融危机对我市经济社会的影响尚未见底，部分企业减产、倒闭、裁员引发的群体性劳资、债务纠纷不断增加。加上各地开发建设力度的加大，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污染等导致的群体性纠纷的数量也呈现增多的趋势，这些矛盾纠纷往往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和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叠加，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在新的形势下，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任务越发重要。全市各级社会矛盾调解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要进一步增加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提高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第一责任”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整合力量，发挥职能，提升能力，全力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突出重点，全面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新形势下，要以化解矛盾纠纷为主线，突出矛盾纠纷调解职能，关口前移，健全信息预警和调解网络，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充分发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一是明确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的重点。当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范围是本地区、本系统内各种可能引发信访问题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重点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经营、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或群体中存在的容易引发越级信访等突出问题的重大矛盾纠纷。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要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归类梳理，逐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掌握的住。二是充分发挥大调解职能作用。大力推进县、乡两级调处服务中心规范化和实体

化建设，充分发挥县、乡两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和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网络和矛盾纠纷联排、联防、联调机制作用，重点化解一批社会影响大、调解难度高的重大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实行重大活动期间、重要节庆日等敏感时期的集中排查，坚持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周排查、月汇总、季分析”制度，力求使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积极协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完善预警预测分析机制，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高度警惕。对坚持过高要求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心理疏导、理顺情绪工作，防止矛盾激化；对诉求不合理、但生活确有困难的，采取政府救助、社会救济、民间互助等方式，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以上访为名制造事端的违法人员，要及时收集、固定、移交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处理；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容易升级激化、带有普遍性的疑难复杂问题，要实行领导包案、一包到底。同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仲裁等渠道化解矛盾纠纷，做到“案结事了”。四是做好两类重点对象的排查管控工作。按照“三个不发生，一个降低”的要求，严格落实管控责任，全面走访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最大限度地减少脱管漏管。积极依托公益劳动和帮教安置基地和社区矫正信息

管理系统平台等，加强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教育转化。对排查出有重新犯罪倾向两类人员，实施分类管理，严格落实报到谈话、思想汇报、学习教育、评议考核等日常监督，做到管控到位，教育有效，预防和减少两类人员重新犯罪。

三、整合资源，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法院、信访、检察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促进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有机结合，拓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渠道，提高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当前要积极做好“三个对接”：一是健全完善“公调对接”机制。加强与公安部门的衔接，通过在公安派出所设立调处室、建立公安机关与调处服务中心案件移送、信息互通机制等方式，实现调解工作与110接处警的对接，实时发现和调处各类易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的与基层群众关系最直接社会矛盾纠纷，确保抢得先机，赢得主动；二是健全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在全市23个基层人民法庭已全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基础上，引导双方当事人更多选择人民调解的便捷形式解决矛盾纠纷，将人民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直接引入诉讼程序。突出诉前调解，把好对接第一关，重点做好对数量不断上升的民事纠纷、劳动争议、商业纠纷等案件的调解，将能调解解决的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环节之前，有效减少矛盾

激化，节约诉讼资源。三是健全完善“访调对接”机制。加强与信访部门的沟通联系，遵循整合资源、信息共享、相依相存、调解优先、调访结合的原则，发挥调解与信访职能在处理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互补作用。充分利用调解组织的网络体系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开展信访工作的排查预警，一旦发现纠纷苗头，力争将它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信访部门对受理的信访问题中涉及到矛盾纠纷类的，及时移送调处中心受理调处。

四、加强基础，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要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将其作为创建“平安扬州”、建设“法治扬州”的根本内容和重要保证，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责任层层分解，建立起横向和纵向的领导责任制，将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落到实处。大力推进县、乡两级调处服务中心规范化和实体化建设，推动向事业单位方向发展，规范工作流程，规范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工作程序，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保障水平，提高县、乡两级调处服务中心运行效果和调解质量。要加强调解队伍建设。通过集中培训与日常培训相结合、知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等方式, 提高调解人员的理论水平、工作水平和调解能力。大力推进大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专业

社会纠纷 篇6

关键词：矛盾纠纷；研究；健全机制

做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检验各级党政领导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准之一。要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化解矛盾纠纷的科学机制，实现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及时、准确、高效，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的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菏泽市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实现突破菏泽战略，实现菏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关键在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由于当前社会阶层、经济利益群体的差别，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从矛盾的性质上看，主要的、基本的矛盾表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能够解决的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是如不能及时化解，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菏泽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表现：

1社会矛盾的主体多元化

由于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复杂化、思想文化意识的多样化，社会阶层的分化等因素，矛盾主体由过去单一的公民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转向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

2社会矛盾的客体多样化

矛盾纠纷情况由过去的家庭、婚姻、邻里等简单的人身财产权益矛盾，更多地转向土地承包、土地征用、住房问题、劳动人事纠纷、环境污染、房屋拆迁、交通事故、工伤理赔、干群关系等矛盾。

3社会矛盾的形式群体化

在实现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菏泽经济社会发展中，往往改革发展中涉及利益纷争的矛盾往往牵涉面广、涉及人员多，极易造成群体性上访、群体性械斗、民事转刑事案件等，矛盾纠纷的社会危害性不断增大。

4社会矛盾的性质复杂化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的性质复杂化。由过去的民事矛盾发展到民事、经济、行政矛盾交叉重叠，且大多涉法涉诉、具有政策性诉求或牵涉公民权利等复杂问题，社会矛盾的处理难度加大了。构建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新机制必须联系菏泽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畅通民意，保障民权；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并增强法治观念，科学防范、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坚持多元化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菏泽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意义

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不断发展，形成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多元利益主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具体利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增多。如收入差距拉大、企业改制减员、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民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等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从制约矛盾产生发展的制度层面上看，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机制不健全，对矛盾纠纷的预防、控制、解决能力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如不尽快解决这一“瓶颈”制约问题，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菏泽市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从2007年起菏泽市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进入经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多发期。随着全市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显现，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及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加：而且，今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和调整的力度还会继续加大，社会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增加。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紧迫任务，从菏泽市目前的状况来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尚不健全，不能满足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因此，着力健全完善合理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菏泽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目前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和化解资源的体系。从调解类型上看，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等。从纠纷当事人诉诸渠道的角度，包括司法部门、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信访、社区、协会组织等。从实质和效果上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民间调处机制的地位和功能不足；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导致各级政府和组织只忙于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行政调处机制的功能设置不合理，调处解决纠纷的职能弱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诉讼制度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多元的机制设计，不同的调解部门和多种纠纷解决方式间缺乏有效衔接的机制；立法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较薄弱等。上述问题的出现，既说明我们在解决纠纷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也反映了实践中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与估计不足，导致化解矛盾机制未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菏泽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样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现在菏泽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在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改革和探索。从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尝试都是各地根据实际需要创造的，大部分机制都立足于运用本土资源来解决当地的纠纷，机制创新多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方推出一种工作方式，较少从全局上来考虑各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利用率不高，具有地方个性特色，缺乏全面统一的共性特色。

总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对策研究，总的来说理论上还不成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与理论模式，实践中也还在探索当中。由于“发展和稳定”一直是评价各级政府绩效的两个重要指标。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一手抓稳定，一手促发展，在维护地方稳定工作上，占用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其实，如果多注意改革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将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立足于菏泽市情，从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实践中，挖掘各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总结其中的运行规律，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机制，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菏泽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四、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根据菏泽市存在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及调处化解的实际状况，结合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各地的实践经验，适应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运行规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应坚持全面覆盖、切实有效、防治结合、稳定长效、各方联动、责任监督的原则。以此出发，确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的基本思路对策。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从目的上看，要建立健全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

社会矛盾化解不仅关系到纠纷处理本身，而且关系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稳定和谐的大局，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即以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为目标。因此，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的工作目标，不应只停留在化解争端和息事宁人的层面。矛盾化解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善后和救济性措施，同时也是建设社会和谐的主动性行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机构不仅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而且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

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实现政府行为的调整，关键又是考核评价机制的转型。在理念上，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应该能够真正衡量一个地方社会稳定的状态和质量，而不是单纯以“平安无事”的标准，进行简单化的评价。一方面要将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内容列为创建“平安菏泽”和综治工作业绩考核的内容。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稳定相关的工作制度体系，包括信息采集机制、民意收集机制、量化评估机制和多元参与机制。以调动纠纷化解工作的转变。同时，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必须责任到人，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从主体上看，要建立健全多元化整体联动的协调机制

要协调各类调解机构，建立相互强化的合作治理机制。现在的各类矛盾调解机构和资源，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加强各类调解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减少相互抵触和消减的现象，更为有效地发挥调解资源的功效是极为必要的。

1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仅仅依靠党政机关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整合调解资源，建立健全人民调解机制。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目前有发展前途的社会调解资源，包括社区积极分子、律师、人民法官的庭外调解、非政府组织以及专业化的调停机构等。进一步发挥社会调解手段的作用，要解决和完善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确立社会调解机构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其次要发挥社会调解的积极性。最后要实现社会调解行为的规范化。

2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行政调解机制

当前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协调机制，就是利用一级党政组织的统一领导权力，在行政权力的框架下形成协调和合作。党政部门领导机制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关键。要建立整合资源、整体联动的领导机构和工作平台。形成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集控制、调解、处置于一体的工作格局。

3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司法调解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司法调解功能，要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审判员的职能，扩大案件审判的社会影响和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努力化解消融矛盾。要依法切实处理上访问题，要热情接待上访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在信访中反映的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纠正。

4完善社会矛盾纠纷的科学分类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有性质与程度的区别，应当根据当前社会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进行科学分类。对于不同性质、不同特点或发展到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应该有相应的机制予以及时化解。包括介入主体、资源配置、化解策略等方面的设计。从而形成科学分类、依次介入、手段多元、相互强化、整体协调的“分类”与“合作”的治理体系。

5完善各类调解途径的衔接机制

加强各类调解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更为有效地发挥调解资源的功效。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要解决好各类调解途径之间的具体衔接问题。“接口”问题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调解功能，关系到一个矛盾纠纷是否能够最终化解。衔接问题的解决，要以科学认识社会矛盾发展规律，以及各类调解组织的科学定位为基础。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资源配置、绩效评价、共识建设等等。

(三)从过程上看，要建立健全防、控、治有机结合的矛盾调处化解机制

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水平。要完善排查预警机制，矛盾纠纷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早治理，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损失，降低调处化解的成本。为此，要建立防、控、治有机结合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如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健全法制教育机制，建立健全重大矛盾的排查、防控机制等。要尽快实现由过去被动调解向主动排查和积极调处的转变；实现由过去依靠习惯性的、传统的调解方式向依法以德调解的转变；实现由过去的随意性调解向制度化、规范化、高效化运作的转变。要努力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新机制，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四)从形式上看，要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矛盾调处化解机制

要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成熟与完善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应当厘清各种矛盾性质和类型，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化解措施，形成系统化、制度化、法治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为此，要建立排查化解矛盾的长效机制，形成长期、有效、稳定的领导责任机制、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考核查究机制、基层基础工作机制。具体包括：建立严密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和灵敏的信息处理机制。建立经常排查、定期分析，事前防范、信息预警，应急处置、随时化解，督导检查、责任倒查等一系列制度，只有形成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的长期稳定有效。

有一些地方，在强化人民调解工作方面，提出建立五种长效机制，值得推广。这五种机制是：一是责任到位机制，即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组织的各种规章制度，做到以制度规范行为，以规章约束行为；二是相互协作机制，即实现各单位之间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默契配合，突出整体作战的优势；三是迅速反应机制，即对突发性重大纠纷，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纠纷蔓延扩大；四是宣传教育机制，即采取以案释法等多种宣传形

式，使群众知法、懂法、遵纪守法、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五是排查调处机制，即建立健全市、县、乡(镇)、村“四级排调”网络，保证矛盾纠纷不遗漏、不扩大，有效维护地方稳定。

(五)从结果上看，要建立健全符合地方实际的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

判断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好坏的标准是实践，我们只能根据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具体来说就是看我们建立的机制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平安和谐菏泽建设。为此，我们需要从菏泽市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现存社会矛盾纠纷的状况，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建立起符合菏泽市情的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服务和保障。

(六)从实践上看，要不断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合治理、信访资源，充分利用在镇、街一级设立的“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分析，按照多元化整体联动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合治理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合治理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合治理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社会纠纷 篇7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社会纠纷 篇8

1 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

农村的土地纠纷问题, 实质上就是土地所有权的纠纷, 都属于是对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土地纠纷之所以产生, 究其原因, 各有各的客观因素以及历史依据。大多都是长期以来的管理不良造成的, 概括起来, 可以分成以下几大类。

1.1 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在土地纠纷中所占比例比较大, 产生原因也多种多样, 如妇女因离婚后回了娘家, 而其承包地却在婆家, 男方强硬耕种, 经多方协商, 男方也不给地, 本来问题很明显, 但就是不好解决, 最后只能是走法律程序;有的邻里之间有矛盾, 往往两家的耕地在一起, 这样就容易产生你占我一条垄或者是我占你一条垄的纠纷。

1.2 承包土地流转不签订合同发生的纠纷

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 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 流转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的现象:

1.2.1

大多数都是以农民自行的流转为主, 几乎很少有履行上述规定中所要求的程序, 随意性非常大, 按照《土地承包法》所进行的或者是正当备案的只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五, 有许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甚至经过了多次流转, 几经转手, 土地本身原始的承包人到最后不知道去跟谁索要土地, 然而村中对这种情况的流转也是了解不多, 非常容易因此产生矛盾。

1.2.2 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流转都以口头约定为主。

由于历史背景比较特殊, 承包人在流转开始时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不太重视, 所以各种约定也是非常不明确, 有一些流转双方的确是有相应的口头约定, 但是没有让任何人做书面记载, 双方在发生问题时极易产生矛盾, 一旦形成纠纷, 很难去查证当初约定的内容。

1.2.3 极少数农民有书面流转协议, 但这其中也很包含着众多的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明确等问题。

在此种情况下, 由于书面记载文字含糊不清, 双方各自持有自己的原则, 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纠纷。

1.3 征地补偿不到位或者补偿标准不同而引起的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国家对土地的征用也是随之增加。难免需要占用一些村民的责任田或者是承包田。占地的村民低于拆迁款已经重新分配土地的问题, 近年来也是引起村民的大量上访的原因之一。

1.4 农村宅基地的纠纷

1) 土地管理部门违法审批引起的宅基地纠纷;

2) 未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批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建房手续用地建房, 侵犯了集体或相邻关系人利益引发的纠纷;

3) 争占宅基地以外的集体空闲地引发的纠纷;

4) 建房户私下调换宅基地引发的纠纷;

5) 用地建房影响相邻关系人利益引发的纠纷;

6) 未经共同使用人同意, 部分共用人擅自使用共用的宅基地而引发的纠纷;

7) 未经有关部门确权和统一规划的宅基地因界址不明引起的纠纷。

8) 农村宅基地继承发生的纠纷。

2 农村土地纠纷的调处办法

针对以上几种情况所引起的土地纠纷上访案件, 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尽可能地减少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事件的发生, 农村土地承包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采取提前预防、超前介入、事后监督、宣传引导等方式, 积极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排查不稳定因素, 把社会矛盾、不安定因素及群众上访所反映的问题, 努力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力争把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主要应采取协商、调节、仲裁、诉讼四种办法, 强力调处土地纠纷和信访案件, 取得良好效果。

2.1 诉前调节疏导

因涉农土地纠纷有一定的家族和地缘性特征,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最早发现纠纷的一级机构, 他们能及时掌握各类案件信息, 如果矛盾伊始,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能抓早、抓小、抓苗头, 努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将能避免引发更大的纠纷, 同时基层人民调解人员与纠纷当事人较为熟悉, 了解他们各自的特点, 以及产生纠纷的真正缘由, 利于调解, 也利于最终的执行, 因此, 应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对纠纷的调解疏导工作,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网络优势和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防线”的作用, 将纠纷尽早彻底解决在诉讼前。

2.2 强化仲裁机制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 并开展相应仲裁工作, 目前, 建平县各乡镇都已建立仲裁机构, 但因缺乏专业人员、经费不足, 缺少相关工作经验等原因, 此类纠纷仲裁程序缺乏具体法律规定, 仲裁委员会在纠纷解决中并未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 应建立和完善农业承包合同, 仲裁机制使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尽可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以达到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的目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 (镇) 人民政府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 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3 建立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在日常的信访工作中, 严格按照省、市、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有关要求进行落实, 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领导机制, 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切实做到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强化责任, 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定期研究信访工作、接待上访群众、包案处理信访案件等制度;二是完善工作机制, 实行办案质量责任制、执法质量考评制、案件责任追究制等, 对每项执法活动和每个案件的办理流程都进行科学的管理, 定期对执法质量进行评查、通报;三是健全协调配合机制, 健全市、乡镇、村三级土地信访机构, 每村有一名主管土地的村干部, 各乡镇土地所的工作人员有一名专职信访工作人员, 明确市、乡镇、三级土地信访机构的职责, 实行联合接访、协调例会、备案通报、疑难案件处理等工作制度。

社会纠纷 篇9

一、社会纠纷产生的原因及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

通过走访石家庄市各级法院及信访部门, 深入市区村镇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进行调研,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对石家庄社会纠纷产生的原因及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有了深刻的认识。

(一) 纠纷产生的主要成因评析

1. 经济原因:

利益格局调整。深入持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使不同层次的人们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思想意识觉醒, 有的基层单位和行政组织为谋求小集体的经济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和企业职工的负担, 埋下了引发矛盾纠纷的隐患。

2. 制度原因:

政府职能错位。政府职能的错位使部分人失去原有利益, 因补偿问题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比较突出。在市区这种状况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 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中政策执行不到位, 补偿安置不合理, 滥用权力强制拆迁;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土地征用过程中涉及安置补偿标准、强制手段滥用等问题。

3. 法律原因:

法律建设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司法程序和标准复杂、繁琐, 导致很多纠纷不能及时解决, 甚至越演越烈, 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判决执行不力导致矛盾纠纷案结事不了。同时, 由于多元解纠机制没有建立, 诉讼与非讼对接机制没有理顺, 路径不畅, 也使很多矛盾纠纷的分化、转化得不到及时、快捷、方便的处理。

4. 社会原因: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由于基层组织权威下降, 管理不力, 自律不严, 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 造成公民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

5. 思想原因:

价值观、人生观偏差。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趋利思想极度膨胀, 加之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 人们的思想道德、社会风气、组织纪律混乱, 容易导致矛盾纠纷甚至恶性案件的发生。

(二) 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

1. 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诉讼制度局限性突显。

近年来, 石家庄市各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 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 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 由于经费、人力不足及法官素质问题, 在客观上滋生了久审不决、久拖不执行、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的现象, 诉讼程序的冗长繁琐及诉讼成本高昂, 造成当事人负担增加;司法救济的公信力与诉讼成本偏高及程序繁琐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2. 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衰落, 其他社会缓冲机制功能缺失。

改革开放至今, 在矛盾纠纷解决领域, 一方面, 国家试图通过法院垄断纠纷解决权, 办案数也就成为衡量法院和法官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但实际上法院又无能力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纠纷, 无法应对法治化时代日益增加的案件负担;而另一方面, 仲裁机构门可罗雀, 功能闲置, 民间调解制度相对滞后行政性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弱化, 信访缺乏刚性力量, 而且民间自治性社会组织作用相对有限。

3.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形成独特的理念和特色。

为了获得正当性和社会认可, 各种非诉纠纷解决方式无不以“合法性”“依法调解”为基本原则, 并都在努力模仿诉讼审判程序。法律的标准答案通常成为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追求的目标, 也成为判断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当前, 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国家尚无一部综合性的立法对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加以调整。这说明, 我国尽管有悠久的调解传统,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对国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及借鉴

当代世界各国都采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模式, 由于国情与司法制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格局。笔者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国非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以期对构建适合石家庄市多元化解纠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借鉴。

(一) 对国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ADR起源于美国, 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 在我国通常翻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 主要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三种基本类型。

1. 美国模式。

美国的多元化解纠机制是法院附设的多元化解纠机制 (司法ADR) , 主要包括:诉讼、法院附设的调解及法院附设的仲裁。其特点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融合;调解制度的灵活运用。

2. 英国模式。

法院积极利用民间ADR资源, 积极消除某些阻碍ADR实践的消极因素, 诉讼费用制度具有补偿或惩罚性。英国法院努力维持其作为裁判机关的纯洁性, 不愿意过多地介入ADR机制, 如直接提供ADR产品, 而主要着意于为ADR的自足性与自治性运行提供间接而有效的支持。

3. 日本模式。

目前日本司法ADR的主要形式是调停。日本在调解方面的立法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 并有组织、有系统地将调解纳入了司法制度, 这在目前世界上并不多见。调解适用范围较广, 家事审判法规定除了不适用调解的纠纷事项, 如禁治产宣告等之外, 其他所有的人事诉讼事件和其他普通家庭事件都可以进行调解, 并且采取的是调解前置主义。

4. 德国模式。

以诉讼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德国传统的民间调解主要应用于家事、人事和社区纠纷的解决, 近年来的重点则是发展面向大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质量、医疗纠纷等行业的民间性纠纷解决机构;同时, 在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中贯彻ADR的理念, 以提高和解率为基本目标。

三、对我市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1.应进行单独性立法, 构建ADR的法律基础。我市可借鉴诸如美国的ADR法, 日本的民事调解法, 在立法上采用单独立法的形式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2.关于提高人员素质问题, 应学习英国重视加强人力资源建设的做法。在英国, 三大ADR组织长期致力于ADR的人力资源建设, 成就卓著。近年来调解制度和仲裁制度的逐步发展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性。

3.在制度保障方面, 应借鉴英国的案件管理制度、诉讼费用补偿、惩罚机制和法律援助机制。具体操作模式可以参照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中的有关规定。

4.从“调解庭”的组成方面, 可借鉴日本调解庭的组成模式和调解的场所。我们选好调解人员后, 可以组成专门的“调解庭”。在调解庭的组成模式上, 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以及复杂程度, 分别采用独任调解模式或由调解主任和两名调解员三人组成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模式。

四、构建适合我市社会纠纷解决需要的多元化长效机制

由于市情、民情、法治环境不同, 我市要构建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不能以移植的方式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 而应是在立足本土法治资源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适合我市市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1.在具体构建过程中, 应树立纠纷解决的多元化观念。随着法治的发展, 当代社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 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要转变理念。2007年7月6日, 肖扬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强调, 在维护司法解决纠纷权威地位的同时, 发挥社会主体和当事人的自主性, 不断探索与“诉讼途径”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纠纷解决渠道, 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所以, 我们不能仅仅强调国家权力及一元化和司法垄断, 应给民众提供多元化的机制, 让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途径。当事人采用非诉讼方式, 可以极大地节约司法资源和纠纷解决成本, 有利于社会安定, 最终使整个社会受益。

2.构建适合我市社会纠纷解决特点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我市以创造性思路开展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已经构建起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 构筑了以调解为中心的解决社会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指导原则, 以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为目标, 以司法调解为主导, 深化“三位一体”大调解, 研究探索多种衔接方式, 积极构建和推广多元化纠纷解决新机制, 努力与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主体形成合力化解纠纷。进一步推行诉前劝导调解、立案同时调解、庭中努力调解和判后加强执行和解, 同时还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协调新思路以及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解决新模式, 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非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审判的互动衔接。完善诉讼与非讼的合理衔接就是要确保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实现司法对其他解纷方式的支持、保障与监督。我市可以推行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 建立民事审前程序, 形成诉讼内和法官主导下的诉讼调解新机制。着重实现案件繁简分流, 并以庭审替代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纠纷, 既节约了司法资源, 又提高了审判效率。一是法官指导和法院附设下的委托调解。即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 将已经受理的案件委托附设的人民调解室进行调解, 当事人申请制作调解书的, 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调解书。二是激活督促程序, 发挥支付令作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对于事实清楚, 证据充足的案件, 经征得原告同意, 可向被告发出支付令, 被告有异议的, 案件可进入调解或者审理程序。判决结果与支付令一致的, 可考虑由被告承担拖延诉讼的法律后果。三是建立小额诉讼速裁程序, 除与公益有关的诉讼外, 实行一裁终局, 当事人不得提出上诉。四是增设当事人同意的书审判决, 对于当事人申请或同意法院不开庭判决的简易纠纷, 法官可只根据书面审理作出判决。同时做好仲裁与诉讼、行政处理与诉讼、信访制度与诉讼的衔接。

社会纠纷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此期间我国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各领域都发生着相应变化。在取得卓越发展成果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清楚看到社会转型期间民间纠纷矛盾数量有所增加, 民间纠纷类型和特点发生了变化。

二、转型期我国民间纠纷类型与特点

社会转型期间我国民间纠纷类型主要集中表现为三类, 其一是包括土地流转纠纷、借贷纠纷和邻里纠纷等在内的民事纠纷;其二是涉及政府行政管理、执法等问题的行政纠纷;其三是故意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引发的社会纠纷。

(一) 民间纠纷类型

1.民事领域纠纷。社会的快速发展, 使得公众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过度非理性自我保护行为开始出现, 导致因民事问题引发的纠纷激增。其中以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借贷纠纷和婚姻纠纷等为主。土地纠纷主要是城镇土地征收和农村土地流转等原因触发的社会矛盾与纠纷, 邻里纠纷则因公众自我维权保护意识的强化而增多, 而借贷纠纷和婚姻纠纷也是民事领域常见的社会矛盾纠纷之一。总体来看民事纠纷是民间纠纷的主要类型。

2.行政领域纠纷。随着各级政府法治建设水平的日益提升, 依法行政已经成为常态。但行政管理、执法等行政行为引发的社会纠纷并没有减少, 反而有所增加。造成行政领域纠纷增多的原因有两方面, 其一是公众维权意识越发强烈;其二是法律法规细化程度的提升, 使行政管理等行为触及更多民间既得利益。

3.轻微刑事案件引发的纠纷。公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偶发事件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较为常见。总体来看, 轻微刑事案件与民间纠纷之间相互交集。轻微刑事案件得不到有效化解, 有可能激发社会矛盾, 进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矛盾纠纷。

(二) 民间纠纷特点

其一是民间纠纷具有广泛性。民间纠纷的主体和客体决定着民间纠纷具有广泛性的基本特点。民间纠纷主体中包括了双方与多方, 其中有公民也有个体户和企业法人等, 纠纷客体中有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土地纠纷和借贷纠纷等等。

其二是民间纠纷具有一定复杂性。民间纠纷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增多和产生相应变化, 当前来看民间纠纷具有一定复杂性。由于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复杂特征, 因此产生的社会矛盾纠纷必然存在复杂性, 民间纠纷客体也就出现多元化, 既包括物, 也包括行为和身份等。

其三是民间纠纷具有突出的长期性。长期性是民间纠纷的一大特点。除了个别纠纷问题以外, 多数的纠纷都有一个产生的过程。

(三)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分类

1.彼此和解。和解一直以来都是化解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属于民间私力救济的方式。矛盾纠纷双方或各方要相互作出让步, 进而对化解纠纷事项达成共识。当前学界普遍认为, 和解是与纠纷具有实质关联性的主体 (当事人) 自愿选择或自愿形成解决纠纷的方案或接受他人提供的纠纷解决方案的基于‘合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

2.人民调解。人民调解是被实践证明了具有突出效果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民间调解组织是根据我国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建立和运行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该机制是由民间调解组织主持, 对民间纠纷进行调解。

3.诉讼。诉讼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民事问题所引发纠纷的关键措施和办法。现阶段民事诉讼已经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基本途径。

(四) 民间纠纷调解工作意义

民间纠纷调解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是民间纠纷调解工作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只有切实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 才能避免因矛盾纠纷激化而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是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三、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

(一) 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结构

在实际的民间纠纷解决过程中, 我们要积极探索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有效结合, 进而形成一套更为科学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该机制结构的形成能够提升民间纠纷化解的规范性, 同时也能够突出体现诉讼的价值与作用, 提高司法权运行的灵活性, 为化解民间纠纷开拓更为简便和完善的途径。

(二) 给予法院更大发展空间

结合当前民间纠纷特点, 可以考虑适度给予基层法院更大发展空间, 在依法基础上体现纠纷化解的便捷性。在实际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 法院要结合社会转型期固有特点, 合理适用法律, 使案件裁判和调解符合当地群众的正义观, 避免法律与当地群众感情产生直接冲突。

(三)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在现有的司法体系框架下, 我们要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 放宽民间纠纷化解机构成立和运行的基本条件, 允许具备资格的机构承担民间纠纷的解决职能, 进而提升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覆盖面。

摘要：从发展角度来看, 有效化解民间纠纷, 解决社会矛盾成为保障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关键之举。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民间纠纷特点及解决机制展开研究具有一定实效性, 对有效化解民间纠纷矛盾有积极作用与价值。

关键词：民间纠纷,法律,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陈丹, 陈柳钦.新时期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根源及其治理[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1 (06) .

[2]田瑶.基层司法的路径探索——论“陈燕萍工作法”中的“法官能动”[J].社会科学家, 2011 (04) .

社会纠纷 篇11

本系统结合司法部门的特性与特点, 研究、开发利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在矛盾纠纷处理的应用, 利用以通信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构建的南京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管理平台, 能实现对南京矛盾纠纷处理的改革, 实现对矛盾纠纷信息进行预警管理、无纸化管理、及时掌握矛盾纠纷、现代化办公等。并能把相应的信息通过平台同步传输给矛盾纠纷处理相关人员, 逐步形成全网集中、分级监控、责任明确、措施有效的矛盾纠纷管理体系。

一、结构设计

通过对类似项目的经验和认识, 结合对用户技术要求的分析和我们系统建设的经验, 我们确立了整个系统的设计和发展思路, 提出了该系统的逻辑结构。

从上图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出, 该系统由四部分组成:

a) 数据层:

采用集中的数据管理, 通过建立面向全市矛盾纠纷受理及调处的数据模型, 将业务数据和系统管理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统一的管理, 建立各类数据内部和各类数据间的关系。为在统一的框架下实现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受理、调处等信息数据的关联、处理和数据交换共享奠定坚实的基础。

b) 服务层:

服务层是整个系统的骨干。数据服务包括应用服务、数据管理服务等。服务层组件向基于B/S (WEB) 架构的应用提供服务。

c) 功能层:

这些应用模块构成本系统的基础部分, 应用模块主要包括信息采集发布、矛盾纠纷调解处理、网上办公、统计分析、公告发布、系统管理等。这些应用模块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组件进行构建, 应用模块之间即可以共享其他应用模块的组件, 也有本应用模块专用的组件, 从而实现不同业务子系统的功能调用和数据访问, 形成一个完整的业务子系统。

d) 应用层:

指基于数据、服务构建的具有具体业务的应用系统, 为最终的司法用户服务。本系统分为四级架构, 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指导办公室、区县调处中心、 (区县调解工作室、街道调解工作室、区县专业调委会) 、社区调委会。

二、实现方式和关键技术

本系统中的功能模块主要包括:信息采集发布、矛盾纠纷处理、网上办公、统计分析、公告发布、系统管理等。这些模块的具体功能及所起的作用将在系统功能内容章节中详细描述。

我们根据本业务系统信息交互量大、用户远程访问较多等特点, 本模块系统设计采用B/S模式的GIS应用体系, B/S方式具有系统易于集成、维护工作量少、易于升级、可以基于信息内网 (Internet) 进行远程访问等特点, 使系统更加完善。

本系统中是由中心数据库、通信服务器、MAS信息机、防火墙、交换机、移动VPN私网组成。

在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 首先确定系统结构;进而确定软件开发平台和工具, 采用自顶向下, 逐步求精的设计方法划分软件的功能模块和功能单元, 可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

本系统采用JAVA作为此次应用开发平台、数据库采用oracle 10G, 用户客户端采用采用IE6.0浏览器或以上版本, 如下:

a) 面向对象技术/UML建模技术

面向对象技术是软件技术的一次革命, 在软件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传统的结构化软件开发技术不同, 面向对象技术提出了对象的封装、继承、多态性、对象的覆盖等方法, UML是用来描述模型的, 它用模型来描述系统的结构或静态特征以及行为或动态特征。在本系统开发中, 我们将基于UML技术, 以面向对象的方法指导我们的整个开发活动。我们将以用例图体现我们对需求的理解, 描述系统的功能集合;以类图、对象图、活动图、序列图的形式体现我们系统的体系结构;以组件图展示系统各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展开图表达出我们对系统的部署想法。

b) 海量数据组织与管理技术

该项目的中心数据库采用oracle数据库, 数据包括了短信数据、矛盾纠纷受理、调解处理数据及各类栅格数据等。考虑到数据安全及数据备份的要求, 还要保证数据的冗余度。同时还必须满足系统的高性能使用, 因此空间数据、业务数据的组织与管理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oracle数据库海量空间数据压缩技术并采用面向空间实体的数据模型、分布式数据库管理技术, 为平台的高效、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

c) 服务部署优化技术

由于该系统可预见的未来数据量增大, 系统应用范围扩大, 因此未来在实际使用中, 除了使用数据压缩技术、空间索引技术、多级存储技术等优化空间数据的管理与传输, 还必须研究整个系统软硬件架构体系的部署。通过研究服务器集群技术, 来满足用户大量并发访问服务能力, 减少或避免由软硬件故障引起的系统宕机时间, 确保数据和应用程序对最终用户的高可用性。通过研究负载均衡技术, 加强网络数据处理能力, 提高网络的灵活性和可用性, 防止网络堵塞, 利于应用程序和服务器的灵活组合。通过研究后台数据库的集群技术, 提高数据安全管理能力和高库的集群技术效响应能力。

摘要：社会矛盾纠纷移动调处管理系统是以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为技术手段, 建立全市矛盾纠纷处理的预警、调解、信息化管理、信息调度、监控为一体的实时管理应用信息支撑平台, 以实现南京市司法局矛盾纠纷信息化管理, 从而使南京市司法局在实现“智慧司法”的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社会矛盾,智慧司法,物联网技术

参考文献

[1]蒋平, 王强, 陆娟.城市警用地理信息综合应用系统设计与实现[J].警察技术, 2006-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