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视角（精选8篇）
语义学视角 篇1
所谓“歧义”, 指的是一个词汇或是句子在某种现象上表现出的模棱两可的状态, 可以把词语本身的意思理解为两个或更多的意思, 例如在同一句话中, 一个词语出现两次, 一个作为名词来解释, 一个作为动词来解释。将词语放入相应的句子、情境, 是有效理解词汇意义的关键。
一、歧义的分类
1. 词汇歧义
(1) 一词多义指的是一个词汇, 在句中表达出了多种意思, 一词多义通常会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情景或是句子中, 阅读者可以通过结合上下文的方式来理解句意。例如,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话“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er can can a can?”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能像一个开罐器打开罐头一样的来把一个罐头打开吗?”这个句子里面, “can”的意思可以被理解为“能否”、“开罐”、“开罐器”, 阅读者通过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但是, 一个词若是在句中可以有两种或以上的意思, 并且都能够讲得通, 那么歧义就出现了。
(2)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 英语词汇的意义会随之产生改变。这种奇异的产生是由于词义变化引起的。一些词汇的旧意思被舍弃, 换上了完全的新意思;而一些词是在句中发生的词义的转移, 引起句子的歧义。例如, “Nowadays, many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are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the recovery techniques.”这句话中, 词语“recovery”本来的意思是“重新得到某物”或是“恢复健康”之类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recovery这个词也被赋予了“舰载飞机的返航降落”或是“人造卫星回收站”之类的意思。
(3) 由于英语分为英式英语跟美式英语, 由于同法的不同, 会引起一些歧义的产生。两种英语在一些习惯用法、拼写及发音上会有些许的不同, 而正是这些不同造成歧义的产生。例如, 在句子“My brother is an engineer”中, 词语“engineer”是存在歧义的。在美式英语中, 它通常表示“火车司机”与“工程师”, 而在英式英语中, 这个词就只能表示“工程师”, “货火车司机”是用“engine driver”来表示的。
二、语法的歧义
1. 定于使用不当造成歧义
在句子“Do you know the boy next to the girl reading a magazine?”句中, “reading a magazine”这句话属于分词短语, 是作为状语来出现的, 因此不能作为是否是修饰“the girl”的依据。若是没有全文, 就只能将这句话定为歧义句子。
2. 状语使用不当造成歧义
在句子“I saw him in the hospital”是一个地点状语从句, 但是由于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读者产生这三种读法:“当我在医院时, 我看到了他”、“当他在医院时, 我看到了他”、“当我们都在医院时, 我们相遇了”, 一个简单地“in the hospital”的使用不当会让读者产生这么多的歧义, 因此,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语言, 避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3. 否定词使用不当造成歧义
英语中, 表示否定的形式通常为“n’t”或是“not”来表示, 这种词语既可以看作是对某个特定部分的否定, 也可以看作是对全局的否定。例如, “His child was’t reading all the time”这句话, 可以理解为“他的孩子没有一直读书”, 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孩子一直都没有读书。”
4. 不定式摆放不当造成歧义
“She is friendly enough to help”这句话乐意理解为“她非常友好的去帮助别人”或是“她非常友好, 别人都来帮助她”。
5. 并列成分不当引起歧义
在英语句式中, 并列成分的周围加上一些修饰语会让结构引起一定的歧义, 在并列句式中, 通常是使用“and”来连接的, 若是有修饰词汇加进来, 对所修饰的事物就会产生歧义了。
三、结语
在语义学视角下, 英语句子中的歧义是大量存在的,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有通过了解歧义产生的原因, 才能有效的研究防治对策, 尽可能的减少歧义的产生, 在不断地实践中提高运用语言及分析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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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下的语义成分分析法 篇2
[关键词]语义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观；认知视角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096—05
语义成分分析法是结构主义语义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但由于其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背景，存在着种种不可克服的局限。在认知语言学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语义成分分析法，重新思考语义成分的性质，不但能推动语言的语义研究，也能为语言的形式研究提供语义解释，实践语言研究的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从而推动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发展。
一语义成分分析法的贡献
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一种分析词义的方法，认为词义是由一组语义成分组成的。语义成分还有一个更为通行的术语。就是义素。义素的定义并不统一，贾彦德的定义很简略：“义素是义位的组成成分，是分解义位得到的。”张志毅、张庆云则这样定义：“义素是结构主义语义学用来描写语义的最小的意义单位，是义位的组成成分，也叫区别性语义特征。”语义成分，是人类语言学家和注重实际分析的语言学家多用的术语；语义特征和义素，是理论语言学家多用的术语。有些主张：具体分析某一词义所得的语义要素，可称为语义成分；从词汇整体抽象出来的语义要素，可称为语义特征。我们赞同这个主张，因此我们采用语义成分这个术语。
语义成分分析法对语言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到词义的微观结构，揭示了词义的构成，并将词义描写形式化，有助于词义理解，有助于语言信息处理研究。
第二，词义的类聚得以形式化描写，清楚地揭示出词汇的系统性。如同义类聚、反义类聚的研究，把它们的共性的属特征和区别的种差特征，用成分分析描写出来，能准确鲜明地显示其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
第三，能明确词与词组合的语义制约关系。明确词义搭配除了语法规律之外，还要受语义的制约。因此，语义成分分析法不仅能解释词汇的聚合关系，还能解释语法的组合关系。
二语义成分分析法的局限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语义成分分析法也不例外，它存在着种种局限。
(一)操作上的主观臆测性
义素的提出，显然是对语音学音位系统音素概念的仿用，但学者们很快发现义素和音素有很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性质不同，音素是声音形式，有客观的存在方式，可以被客观地感知和精确地分析，可是义素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语义单位，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语言形式的单位，没有客观的形式载体。其次，数量不同，任何一种语言的音素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的义素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语义成分分析法没有公认的简单有效的分析方法，没有简便可靠的验证方法，义素分析基本上取决于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同的人对同一义位所作的义素分析，其结果往往并不一致。比如同样是“父亲”一词，人们的分析不一样：
(1)父亲：[+男性]、[+直系亲属]、[+长辈]、[+人]
[+有子女]、[+成年]、[+人]
(近亲属)(一生育关系)+(男性)
(二)单位分析的无限性
义素通常被作为语义系统的最小单位，“义素”这个词本身就是对“音素”的仿用，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义素是最小的语义单位。义素是否是语义系统的最小单位?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Lyons)讨论过语义成分分析理论和方法的缺陷。他认为用这种假设的理论实体(义素)来描写词位的意义，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怀疑的程序。对于同一词在不同的人的分析中出现不同的构成成分(义素)这种情况，他问道，哪一种分析正确呢?如果认为构成成分是最小的意义成分，既然是最小的，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义素分析的无限性不仅从数量上来说如此，从层级上来说也是如此，如“父亲”的第一个分析，每一个语义成分都不是终极划分。都还可以继续分析，这样就会陷入不断的循环之中。对于“man(男人)”和“woman(女人)”的语义成分分析。莱昂斯做了一个有趣的分析，义素分析认为“male(男性)”和“female(女性)”是一组成分对立，而且是区别两个义项的绝对标准。可是如果问一个孩子，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他可能举出一系列的特征，如衣服的样式，头发的样式，是工作还是在家照顾孩子等等。有什么理由认为，成人的观念中，性别成为区别男人和女人的绝对标准呢?“莱昂斯的这些分析说明了要把构成成分说成是最小的意义单位是困难的。”
(三)语义成分之间的无结构性
在对词义进行语义成分描写时，人们不认为语义成分之间要遵守什么样的组合规则，也就是说，语义成分的排列是无序的，它们之间没有结构可言。利奇(G.Leech)就认为语义成分安排的次序对于区别意义无影响，HUMAN(人类)+ADULT(成年)+MALE(男性)和MALE(男性)+HUMAN(人类)+ADULT(成年)，只是简单的记号变体，皆指man(男人)。莱昂斯认为语义成分理论可以说明同义关系、上下位关系、不相容关系和反义(互补)关系，它有简明和形式化的特点。但他认为这个方法只能应用于比较狭小的词汇领域。它存在许多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缺陷。他也对利奇的这个观点提出了批评，有些词语义成分安排的次序不影响词义，但有些词不是如此。例如亲属词，英语词brother-in-law(相当于汉语的姐夫、妹夫、内兄、内弟等)。用语义成分表示它的意义可以是：
(2)MALE(x)&(SPOUSE-OF-SIBLING-of(x，y)V SIBLING-OF-SPOUSE-of(x，y))
男性(x)和((x，y)同胞的配偶或者(x，y)配偶的同胞)
式子中MALE(男性)后括号中的x指的是所说明的亲属，SIBLING(同胞)-of后括号中的x和SPOUSE(配偶)-of后括号中的x，指的是用这个词称呼所说明的亲属的人，y代表同后一个x代表的人是同胞关系或配偶关系的人。这样，brother-in-law可能是后一个x的同胞的男性配偶，即x的姐夫、妹夫，也可能是后一个x的配偶的男性同胞。即x的内兄、内弟(如果x是男性)，或后一个x的丈夫的哥哥、弟弟(如果x是女性)。这个语义成分组成的内容是复杂的，
有多种可能解释的，因此就不能说表示这个词意义的语义成分是一个无结构的序列，说这个词的意义是由MALE(男性)、SPOUSE(配偶)、SIBLING(同胞)构成的。有的语义成分提倡者看到了词的意义是有内部结构的。例如麦考莱(J.P.Mccawley)提出，动词kill(杀)可以分解为CAUSE(引起，使)，BECOME(变成)，NOT(不，非)和ALIVE(活着的)，这些构成成分不是简单地联结在一起，而是按一定的层次结合在一起：(CAUSE(BECOME(NOT(ALIVE))))(使(变成(非(活的))))。
(四)语义成分二分法的局限
语义成分分析法坚持语义成分的二值对立，即对于一个词来说，某个语义成分或者存在(用“+”表示)，或者不存在(用“-”表示)。这种非此即彼、边界分明的词义界定，在实际中会遇到困难。比如“mother”一词，成分分析法将它描述为[+PARENT][-MALE]，并将[PARENT]分析为向下的生育关系，这样“mother(母亲)”就被定义为对孩子而言生育了他／她的女人。这种分析看似简单清楚，但在实际生活中会遭遇挑战，“养母”和孩子并没有生育关系，仍被称为母亲。再比如“bachlor”(单身汉)，它的语义成分分析是[十成年][+男性]+[未婚]，和尚、离婚男子、有同居女友的男子、与同性同居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都符合这些特征，但是我们并不称他们为“bachlor”。这两个例子就是语义成分分析法经常会面对的窘境：纳入不符合特征的成员，排除符合特征的成员。
三认知视角下的语义成分分析
尽管语义成分分析法存在这样一些局限，但“义素分析法毕竟是词义研究方面的一种突破。如果说语义场的理论是从宏观方面来认识词和词义，那么义素分析法则是在微观方面对词和词义的认识的深入。我们不必因为义素分析法的一些缺陷而断然否定它，而应该在不断的探索中使它完善起来。”鉴于以上分析的语义成分分析法的局限，我们从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角度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从以下几方面重新认识语义成分的性质。
(一)坚持原型范畴理论的语义成分属性论(语义成分是构成词义的属性)
语义成分分析法是在结构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研究语言词语意义的方法，它秉承了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语义观。对待语义成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有特征范畴观和原型范畴观的对立。Taylor主张用“属性”代替“特征”，以区别原型特征与经典特征。
经典理论认为特征是事物客观标志和固有本质，范畴由共享的客观特征来界定。一个范畴的全部成员共享某些特征，可用一些语义成分来表征。特征具有客观性、二分性、不可分解性、普遍性、抽象性、先天性，这是经典理论的重要基础。而原型理论认为范畴不是建立在共享特征之上的，没有一组特征能够准确界定范畴中的成员，它是建立在纵横交错的相似性网络和“属性”之上的。
属性是事物特征在人们心理中的体现，是认知和事物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范畴中有些成员具有这样一些属性，另外一些成员则可能具有其他属性，不存在所有成员都有的属性，而且这些属性也不仅仅属于这一范畴的成员。因此，属性具有主观性、多值性、可分解性、差异性、具体性、后天性，这是原型理论的重要基础。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语义成分分析法之所以在操作上困难重重，与特征的原素性和抽象性有直接的关系。经典理论认为，典型的特征是最基本的，不可再分割的，是语言最基本的原素，具有不可分解性。这种最基本的原素是抽象的，不是可观察得到的言语事实，是独立于客观世界的、抽象的系统意义。
而原型理论认为，属性具有非原素性和具体性。范畴的属性不是最基本的原素，而是可以根据认知需要不断地进行分析。特征“抽象说”也遭到了认知语言学的严厉批判。语言使用者在熟悉周围世界的过程中能十分容易地感知和接近属性，实体的范畴化是与好的、清楚的样本密切相关的。因此属性不可能完全是抽象的，它与客观的物质世界有直接关系。
结构主义的范畴观导致语义成分分析法面临种种困境。基于原型范畴观，语义成分是构成词义的“属性”，客观的、具体的“属性”，我们不仅可以对它进行分析，还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客观的途径去观察它。
(二)坚持语义成分组合的结构观(语义成分组合的有序性)
如上文所述，莱昂斯对利奇的语义成分排列的无序性进行了批评，认为语义成分的排列不是无序的、无结构的。我们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结构的观点来分析语义成分组合的有序性，语义成分有级阶秩序，语义成分与语义成分之间是不同级阶的概念属性之间的关系。
郎天万、蒋勇从概念结构的角度分析语义原子论和语义场理论，指出词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语义成分分析法最大的贡献是提出词义可分的观点，认知论同样认为概念具有可分析性，并且，概念随认知者的经历和知识的增多能不断丰富，从而衍生为各种不同的复杂概念，而且还能够与其他概念相联系而构成概念网络。概念具有无限可分的特点，任何原初概念都是下一级新概念的起点，而不是概念解析的终点。随着认知者经验的丰富和知识的加深，任何“原初元素”的概念结构都可被分析成更复杂、更丰富的概念结构，并成为进一步繁衍其它概念结构的基础。“原初元素”的概念可以无限往下分，它不是位于概念分析的底线而是位于顶部。
认知语言学认为，是概念间的具体联系，而不是同义、近义、反义之类的抽象关系，使词汇联系在一起，储存在人脑中，构成联想关系。这些关系包括空间关系，如椅子的底座和背靠的关系；时间关系，如进餐馆用餐和付帐单离去的关系；因果关系，如受孕和生子的关系；动机和行为的关系，如越货和杀人的关系。等等。构成词义的语义成分之间的关系，即概念属性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底层是概念属性构成的概念结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这些关系也存在于概念属性之间。反映到复合词中，即语素与语素之间也有相应的概念联系，如：偏正式的“参照物一目的物”的空间关系，比如“男人、河水”；动补式的因果关系，比如“打倒、提高”；连动式的时间关系，比如“抽查、查封”。
(三)探求语义成分的形式表现(语义成分不是有意无形的纯意义单位)
语义成分分析法在操作上的主观臆测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义成分是假设的“理论实体”。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相对应，义素是最小的语义单位，是有意无形的纯意义单位。“有意无形”被看作是义素与义位的一条重要的区别。
如邢福义认为义素是没有特定声音形式的语义成分。义素不等于“语素的意义”，语素的意义是与特定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义素则没有特定的语音形式与之对应。如“男人”“女人”的义素分析中，[+成年]这个义素没有任何语音形式与之对应，[+男性][-男性]这两个
义素似乎与“男”“女”这两个语素的形式对应，但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包含义素[+男性]或[-男性]的词，很多都没有“男”或“女”这种语素，如“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等词都包含[+男性]、[-男性]的义素，而这些词中都没有“男”或“女”这类语素。义素只是抽象的，有意无形的语义单位。
义素被看成是有意无形的，并且是最小的纯意义单位，与形式完全剥离开来，这与语言本身的符号性质是相违背的，与当今语言研究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论也是相违背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自足的形式系统，而是约定俗成的象征系统，即每个词语形式是代表一定语义的象征符号。句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自然的动因的，外在的形式常常是由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外的因素促成的，因此表层的句法结构大致对应于语义结构。任何一个象征符号，不管是词、短语还是句子，都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如“生命义”这样一个语义范畴，在形式上有相应的表现，龙涛、李清桓则从加量词的形式上的独特表现来分析名词的“生命义”特征。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以语义概念为出发点观照其与形式的匹配，探索语言范畴与语言结构的概念基础。
认知语言学对语义成分的原索性提出了质疑，语义成分并非是潜伏在语言最底层的最基本的原素，这使得我们可以重新看待语义成分的形式表现问题，语义成分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完全抽象的“理论实体”，它在各个层面制约着语言的形式。
在词汇层面，语义成分通过与语音结合实现符号化，表现为语素。
苏宝荣明确提出义素的载体是语素。“当前，一些关于义素理论的著作，极力把义素研究与语素研究割裂开来，使义素分析脱离了具体的语言，失去了客观依据。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语言学上的义素是通过语素来体现的、以语素为载体的，或者说，在语流中，义素依附于语素义。”
认为义素“有意无形”，正是脱离具体语言的结果，明确地说，就是脱离词语形式，特别是复合词的构词形式来研究意义。苏宝荣批评这是把词义和概念混淆的结果。“虽说词义与概念都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二者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但它们却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二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词义是语言中词的内容，概念是逻辑思维的单位。概念概括反映客观对象的全部本质属性，体现思维的全人类性；词是用来作为区别的符号，词义可以包括事物的全部本质特征，也可以只是事物的区别性特征。因此，词义同概念相比，其反映事物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概念只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理性认识的产物；而词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综合性的认识，既包括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也包括对客观事物形象的认识，还隐含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和体验。”
我们认为语素和义素的关系不像苏宝荣说的那么绝对，但他至少提出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一是义素是有形式载体的，一是词义不等同于概念。这两个观点在义素和语素之间建立了联系，使义素找到了形式载体，同时也使语素找到了意义来源。语义成分作为语义单位，不是纯粹的概念单位，我们应该找到它的语言形式表现。作为词义的构成成分，研究语义成分的形式表现的意义在于弄清楚词义如何表示，即词义通过怎样的形式来表示，让语义成分分析法不仅有助于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即词义理解，也有助于研究词义的表示即词义输出，从而使词义研究朝着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向迈进，为词语构造形式、为复合词的生成机制提供语义解释。
但是，语义成分和语素不是一一对应的，要明确义素和语素的关系，关键的问题是要明确义素和语素的对应关系，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比如。不是所有语义成分都能在语表实现符号化，成为语素，也就是说。在一个概念义中，有些语义成分能转化为语素义，有些不能。如“火车”和“列车”，在“火车”中，语义成分[动力]、[类属]转化为语素义，语义成分[形状]被隐含；在“列车”中，语义成分[形状]、[类属]转化为语素义，语义成分[动力]则被隐含。
再比如，语义成分实现为语素的方式也是复杂多变的，有些是直接实现，这种情况是很好理解的，如：
从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男性]这个语义成分在“父亲”这个词当中并不是没有相应的语素与其对应，而是另有对应方式。此外，语义成分与语素的对应关系使语义成分分析有了形式验证，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使语义成分分析更客观、更简洁明了，如(1)中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三种更恰当一些。
词义由哪些语义成分构成?哪些语义成分能转化为语素义?语义成分如何转化为语素义?复合词与单纯词语义成分转化为语素义的方式有何不同?在复合词中，语素义如何组合最终表示词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步步发生变化，由词义分解，到语素义提取，最后到词义表现，而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这个核心：语义成分和语素的对应关系。在这个核心问题的统领下，我们能找到一条途径探寻复合词形式结构的语义动因。
在句法层面，词语的组合受意义限制，语法单位的组合是否合法有一条语义制约原则，“语义制约”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它最终要落实到词语的语义成分分析上来。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不能成立的组合，是因为有语义成分的冲突。如“月亮吃月饼”“苹果玩猴子”“花儿嗅路”，“吃”“玩”“嗅”都有[+动物]的语义成分。但是“月亮”“苹果”“花儿”却都有[-动物]的语义成分，因此，尽管这三个句法结构都符合“名词1+动词+名词2”的语法规则，但是，由于“名词1”与“动词”有语义冲突，因此是错误的组合。“吃饭”“喝水”是正确的组合，“吃水”“喝饭”是不正确的组合，是因为名词和动词的组合受[固体食物]这个语义成分的制约。语义学家将这种义位对组合的要求和可能的性质形象地叫做“语义的溢出”，意思是义位并不严格地局限在本身的范围里，义位的一部分仿佛是溢出到别的有关的义位里去了。“语义的溢出”被语法研究利用，发展成语义特征分析法。所谓“语义特征分析”，是指通过分析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具有的共同的语义特征，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法格式之所以独具特色、之所以能与其他同形句法格式相区别、之所以只允许这一部分词语进入而不允许那一部分词语进入的原因。语义特征分析关心的是语义成分对句法形式的制约。“毫无疑义，语义特征分析为进一步分化同形句式，为根据句法研究的需要对同一类实词划分小类，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句法、语义依据，因此语义特征分析无疑使语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向迈出了更可喜的一步。”语义成分为从语义角度分析词语的组合提供了比词义更细致、更深层的解释，反过来，词语的现实组合为潜在的语义成分提供了形式表现的一种方式，是语义成分客观存在的形式证明。
语义成分符号化为语素是语义成分直接的形式表现，认识到语义成分可以实现为语素不仅为潜在的语义成分找到客观形式的载体，也能为复合词的结构分析提供语义支持。而语义成分在句法层面的作用，则是语义成分客观存在的间接形式证明。这正如物理学上对原子的研究，“物理学家并没有刻意去寻找‘可见’的原子，实际上，即使使用最先进的显微镜，也看不见原子，科学家是利用表现原子性质的系列数据，当原子反应堆表现出相应的数据时，科学家就认为已经‘看见’了原子，并进一步对它进行研究。”
四结语
语义成分分析法提供了词义可以分解的观点，使我们得以深入到词义的微观结构来观察语言的意义结构。但是，结构主义语言观的背景使语义成分成为一种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语义原素，在复杂的语言现象面前失去了它的活力。我们把语义成分分析法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的视野下，语义成分成为一种具体的、有形式表现的语义实体，语义成分分析法也不仅是一种词义分析方法，更是一种在词法和句法方面都能对语言形式提供语义解释的语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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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视角 篇3
从《创世纪》中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夏娃，到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再到倡导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从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把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到如今仍视女人为弱者，法国仍然未能改变对女性歧视的本质。女性主义作家波伏娃·西蒙（1908-1986）在其《第二性》（1949）中也曾提出：一个女人之为之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深刻的反映出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还是经济上，女性处于处于劣势、从属的社会地位的社会现象。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忠实地反映了包括信仰、歧视、偏见在内的各种文化真相，因此，语言被认为是男人创造的。无论是由male (男性) 加缀转形派生暗示女性附属地位的female (女性) ，还是女人出生时要随父亲姓，结婚后又要从夫姓，等等现象，无不映射出法语中的性别歧视。AnnePauwels在Non discriminatory Language一书中将语言性别歧视定义为“通过语言的使用对某一特定性别人群 (基本上是女性) 进行贬损或轻视, 强化性别有尊卑，男女有主从的性别不平等观念，从而造成女性的地位降级和文化失语或隐形。”
二、法语中的女性歧视
(一) 词形中的性别歧视
英国语言学家Greenberg提出了词形标志理 (exicalmarkedness) , 指出表示同一概念的男女对词中男性通常没有标志词，而女性往往有阴性标志词 (femininemarker) ，女性词往往在男性词词根的基础上附加阴性标志词后缀派生而成, 反映出男性为主导女性为附缀的性别意识。许多职业名词都是男女有别, 在职业词后加上的阴性后缀或在阳性词汇的基础上改变词根的方式，无疑是为该职业打上性别烙印，意指该职业原属男性，从事该职业的女性地位低男一等，如：acteur (男演员) —actrice（女演员），chanteur（男歌手）—chanteuse（女歌手），pharmacien（男药剂师）--pharmacienne（女药剂师），expert（男专家）--experte（女专家）等等。另外，女性从事高尚职业或担任领导岗位时，前面往往有“femme”、“Mmd”之类的标记词。如:femme le président（女总统）。Femme ingéneur (女工程师) 等等.法语取名中同样有许多阴性标志的痕迹，女性名往往在男性名词形基础上添加如-e、-ette等昵称后缀, 以昭示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如：Francois—Francoise, Paul—Paulette.
(二) 词序中的性别歧视
在很多场合同时指称男女两性的并列结构时，几乎都是阳性词在前，阴性词附后, 暗示女性的次要地位。如:male and female, homme et femme (男人和女人) ，garcons et filles (男孩和女孩) , il et elle (他和她) , Monsieur et Madame… (某某先生和夫人) 等等。
(三) 词义中的性别歧视
1、阳性词语义泛化
阳性词具有泛指属性，指代男女双性，而阴性词只局限适用于女性。“homme”不仅表示“男人”的意思，也代表了整个人类，如：Les droits de l’homme (人权) 。又如：法国人往往在男主人姓氏前加复数定冠词来代表一家几口人，les DUPONT就表示DUPONT先生一家。法语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有阴阳性区别，但法语中人们常用ilils来以偏概全指代男女双性，女性指称的销声匿迹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妇女存在的忽略不计，如：Quand le leuteur lit le journal, il vaêtre surprise. (当读者读这份报纸时，一定会吃惊的。) Jacques (男) et Marie (女) parlent bien l’anglais, ils sontétudiants dans ma classe. (杰克和马丽英文说得很好，他们是我班上的学生) 。
2、阴阳名词对词词义褒贬
法语中存在大量称谓对此，不难发现不仅顺序上男性优先，女性从后，并且男性的称谓多保留了原来的积极、褒扬涵义，而对女性的称谓随着历史的沉淀多会增添消极、贬损的涵义，并多是与性有关的联想意义。Robert (1986）指出：几乎所有指称女性的词或词语都受到贬降。法语中名词对词也是表现出这种特单，阳性形式为褒义，其派生出来的阴性名词往往蕴涵贬义。如：coq（公鸡）不仅是法国的国鸟，还表示最受注目的人物，尤指最受女性赞赏的人物，而其阴性对词poule（母鸡）却蕴涵有“轻佻的女人，妓女”之类的贬义。maître除表示“男老师”外还有“能手、大师”等意思，强调男性的能力和权利，其阴性形式maîtresse却有“情妇”这个贬义。
(四) 称谓中的性别歧视
在法国，妇女婚后从夫姓意味放弃个人、法律和社会的自主地位，以某某夫人的名义参与一切事物。在姓氏上给自己打上商标，就如同成为了丈夫的附属品。更另外在称谓中，男性婚前婚后都用Monsieur进行称呼, 而女性婚前婚后分别用Mademoiselle/Madame进行称谓，这种对女性婚否一览无余的称谓差别待遇，无疑强化了已婚女性已属丈夫私有财产的概念。
结语
语言是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反映，也是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本文从词形、词序、词义、称谓、描述等方面对法语进行了语言学分析，发现即使在倡导“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国，以男子为中心的语言系统根深蒂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仍有迹可循。要想彻底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摘要：语言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 法语的词形、词序、词义、称谓、描述等均能反映出法国社会中隐存的性别歧视现象。本文试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法语中存在的性别歧视。
关键词：性别歧视,阴性标志词,中性词,对等式称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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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meron, D.1990.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M].London: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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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海燕.1998 (2) .性别原型及其在两性语言交际能力中的反映[J].外国语
[5]、白解红.2000.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指称理论视角下的语义三角 篇4
对于语义三角这一老话题, 有太多的人作过研究, 也有许多人对语义三角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语义三角首先是由C.K
Ogden和I.A.Richards在《The Meaning of Meaning》中提出的, 主要
是讨论是“符号—概念—所指物”这三者的关系。对于符号和概念的关系, 并没有明确界定。语言符号 (一切符号) 的本质特点是任意性 (索绪尔, 1982) , 是指语言符号和所指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关系, 但是从指称论视角来看似乎不是这样。笔者希望通过指称论来浅谈符号和所指物, 以及符号、所指物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2. 指称论
所谓指称 (reference) , 主要指专名 (proper name) 和通名 (general name) 所指的对象, 也包括限定摹状词 (definite de scription) 、非限定摹状词 (indefinite description) 和语句所指的对象。名称 (name) 具有各自的内涵 (intension) 和外延 (extension) , 也就是具有各自的涵义和指称, 名称的外延由名称的内涵决定, 或者说名称的指称由名称的涵义决定 (闫坤如, 2008) 。这里所说的涵义包括内涵和外延, 也就是说从指称论视角来看, 符号和所指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决定关系。
指称理论与意义理论相连, 主要研究语言表达式和与其相关的非语言事物之间的关系。指称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依据什么来确定指称对象, 对此西方哲学界有三种观点:摹状词论、语境论和历史因果论 (景秀辉, 2007) 。也就是说, 指称论其实也就是在讨论符号和所指物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 我们要从指称论的角度来看待语义三角。
3. 指称论视角下的语义三角
语义三角理论表明:两种语言的不同, 从表面上看就是符号形式的不同, 然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概念上是大体相近的, 否则不同地方的人们将无法沟通, 这也源于所指物的一致性, 即某些东西对全世界的人而言都有同样的概念反映, 例如太阳是圆的, 公鸡是不会下蛋的, 还有“高低”“前后”“左右”和“冷热”“软硬”等日常的方位和属性的观念, 等等 (叶宝奎, 1992:52-53) 。世界各地的人沟通是因为所指物的相同, 但是如果语言符号表达的, 让人不理解, 估计很难继续沟通下去。所以只有在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能够被人理解的情况下, 才可以使沟通顺利地进行下去。这也就是说符号只有在和所指物具有一定的联系时, 交流才能够顺利, 才能够知道对方在讲的到底是什么。
传统的指称理论, 如柏拉图 (Plato) 、奥古斯汀 (Augusti nus) 、密尔 (Mill) 和维特根斯坦 (Wittengenstein) 前期的理论等, 把词语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视为意义, 这是一种语言事物与非语言事物之间的关系 (王寅, 2001) 。在此笔者还想补充一点, 符号是概念和所指物的总括。不论是这个词所表达的事物或者意义, 都赋予在词这个符号之内了, 而指称论也概括说明了一个词应该具有内涵和外延, 内涵就是事物本身, 而外延则是对词义的延伸或者是多事物本身特点的延伸。
3.1 符号和所指物的意义关系
符号和所指物两者是统一的, 也是一体的。它们之间最大的联系就是意义, 语言符号的意义解释或者阐释也就是所指物所具有的内涵特质。
当我们看到一个语言符号, 比如说“狗”, 便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狗的概念及狗的形象, 正因为这里的这个符号“狗”具备了狗所应该包含的含义, 就像字典里所说的那样:“哺乳动物, 种类很多, 听觉嗅觉都很敏锐, 善于看守门户, 有的可以训练成军犬、警犬:走狗”, 才容易使人们想到这个具体事物“狗”。我们可能会骂别人是“走狗”, 这里的狗明显是用了“狗”的引申含义, 也即他具有狗的特点。这是说“狗”这个词具有指称意义, 而现实世界存在的狗这个动物就是它的内涵意义, 符号“狗”这个汉字和动物狗本身的最大连接点就是意义, 因此, 也可以说符号和所指物之间的联系就是意义。
3.2 符号、所指物和概念的关系
“摹状词说”是指称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它的代表人物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 他们的观点不尽一致, 但都可追溯至密尔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论。弗雷格认为专名既有涵义又有指称。在他看来, 对于“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而言, 既可以理解为“亚历山大的老师”、“工具论的作者”, 又可以理解为“柏拉图的学生”, 等等。“专名 (词、指号、复合指号、表达式) 表达它的涵义并且命名它的指称” (涂纪亮, 1988) 正如弗雷格所讲的虽然只是符号代指专名, 但是通名也是如此, 也是表达涵义和命名指称。专名只能在同一意义上被正确地用于某一对象, 通名则能在同一意义上被正确地用于某一类事物中的每一个事物 (付志杨, 2005) 。在谈到意义的理解问题时, 罗素首先引入了意象概念。意象是某种不同于感觉的东西, 是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类似于事物原型的图画式的观念。意象的重要作用在于,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作为一种中介出现于作为物质对象的词与其所指的对象之间 (贾可春, 2007) 。这里所说的“人们头脑中的类似于事物原型的图画式的观念”其实也就是语义三角中所说的概念, 两者是类似的, 它是符号和所指物之间联系的桥梁, 是个中介。用指称论来解释就是说, 一旦一个文字符号出现, 被听到或被看到, 这个听者或观看者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对事物原型的图画式的观念, 这一所指事物也会明确下来。其中头脑中的观念也就是语义三角中的概念就把符号和所指物联系起来。比如说一旦听到天空这个词, 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一幅图画, 这个画面上有白云, 有阳光, 或者有星星有月亮, 人们脑中建构的这个图式便是我们头顶的天空。概念把符号和所指物巧妙的联系起来了。
由以上两部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指称论的角度来说, 就如同符号和所指物之间是意义的关系一样, 符号和所指物之间的中介是概念。如此看来, 符号和概念的关系就是符号是通过概念联系着所指物。符号、所指物和概念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4. 结语
笔者从指称论的角度出发, 阐释了语义三角中的三个组成部分, 符号、所指物和概念之间相互关系, 关键是指出了语义三角与指称论的可联系之处和内部联系, 但是鉴于篇幅有限, 有些方面论述不全, 希望更多的人对此问题作出研究。
摘要：本文先简要阐述了指称论的一些理论, 然后从这些理论出发阐释语义三角图示中的符号、所指物和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 旨在赋予语义三角理论中的三者以新的联系。
关键词：指称论,语义三角,符号,所指物,概念
参考文献
[1]付志杨.从时空论指称[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5.
[2]贾可春.论罗素的意义指称论[J].中州学刊, 2007, (5) .
[3]景秀辉.从罗素到斯特劳森——简论指称理论的发展[J].江苏大学学报, 200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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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G].北京:三联书店, 1988:6.
[6]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语义学视角 篇5
1.“吃+受事”。
“吃”后面的名词可以是具体的食物, 如饺子、药、饭等;也可以是以食物作为比喻或借代取其引申义的。“吃”后面的名词皆出现转义, 名词都不能作为食物吃下去。这一类与“吃”搭配的食物类词语, 由于食物的某些属性较为突出, 引起施事的注意和认知联想, 产生隐喻意义。第一, 被凸显的食物属性或是形状, 或是性质, 或是功用。在此类结构中, “吃”的原型意义并没有发生改变, 如吃鸭蛋——考试得零分、吃花生米——被枪毙等。第二, 基于性质凸显的隐喻映现。凸显的可以是食物本身的属性, 如软、硬、酸等, 产生隐喻映现。例如, 吃醋:醋是调味品, 因其味酸, 指酸溜溜的嫉妒心理。凸显的属性也可以是由前置的修饰和限定成分所赋予的。在与“吃”构成词语后, 该属性产生隐喻映现, 用于表达所吃之物以外的其他概念。例如, 吃软饭——男人不工作, 靠女人养活。第三, 功用突显, 即由食物的功用产生隐喻映现。比如, 吃蒙汗药——听了欺骗性的话而致使神志不清。
2.“吃+来源”。
“吃”后面带的是表示依赖对象的名词。与食物的来源相关, 如吃利息、吃父母、吃救济等。此类与“吃”搭配的宾语所表示的意义不再是理性义, 而是出现了一定的转喻, 表示依赖……生活。比如, “利息”、“救济”、“父母”等转指钱财。
3.“吃+处所”。
“吃”后面所带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表示与“吃”的处所相关, 即吃的场所、方式和谋生手段转指食物, 如吃馆子、吃食堂、吃大排档、吃肯德基等。其中, “馆子”、“食堂”、“大排档”是提供食物的场所的名称, “肯德基”则是店招名称, 这里借店招名称来转指餐厅。当然我们也知道, 并非所有的店招都可以与“吃”连用。比如, 吃川妹子 (火锅) 就不可以。
4.“吃+工具”。
“吃”后面的名词还可以是“吃”使用的工具。烹饪的炊具和装食物的餐具转指食物, 如吃大锅、吃大碗等。这些“吃”后面作为工具的名词是用来盛食物的容器。
5.“吃+方式”。
“吃”后面是表示方式的名词, 如吃快餐、吃西餐、吃小灶等。这些表示方式的名词都是指烹饪的方式。
此外, 还有一些N是抽象名词的。比如, 吃苦头——受苦受罪;吃官司——坐牢, 犯罪判刑。这些短语中的“吃”均包含“遭受”之意。又如, 吃回扣——收受佣金回扣;吃老本——比喻依赖原有的钱财、知识或功劳过日子。这二个短语指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
二、与汉语“吃”的动作的隐喻
在所有文化中, 人类进食的动作都是基本相同的。“吃”的原型意义是:“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 (包括吸、喝) ”。“吃”的行为作为一种空间结构, 隐喻投射到与该结构类似的抽象认知域, 产生一系列的隐喻性映现。笔者认为, 以吃的动作作为源域的概念隐喻可以归纳如下。
1.依赖是吃。
“吃”是人类的普遍存在方式和生存手段。“吃”的行为与“吃”的受事共同作用产生“依靠”之义, 延伸为“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的含义。与“吃”搭配的这一类名词往往是“吃”的财源和资源所在, 是食者赖以生存的手段, 如吃老本、吃低保、吃劳保等。
2.理解是吃。
食物被身体消化、吸收, “吃”的动作中包含对食物的品尝、慢慢体会之意, 由此派生出对事物或概念的“领会、理解”之义, 可以引申为对事物的估计、理会和把握, 如吃教材等。
3.消耗是吃。
“吃”是要花费力气的, 食物被吸收的过程是食物从有到无的过程, 由此引申为“消耗”或“耗费”, 既指物质的耗费, 又指精神或精力的消耗, 如吃力、吃劲等。
4.遭受是吃。
这一概念隐喻只从“吃”的行为单方面较难理解, 是“吃”的施事和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什么样的方式“吃”, 在什么地方“吃”, 以及食物进入体内后, 食者的感受如何, 让人联想到所受到的待遇的好坏以及施事承受能力的强弱等, 如吃官司、吃批评、吃黄牌等。
5.进入是吃。
“吃”较为直观的空间结构是“进食”, 由此延伸出“一物进入另一物体”之义, 如吃水、吃刀等。“进入”是一物被另一物吞没, 由此派生出“吞没”、“消灭”之义, 如吃炮等。
三、与汉语“吃”的动作的转喻
1.接受和获取也是吃。
“吃”与锅、灶等炊具、餐具, 以及馆子、食堂、大户等处所相结合, 构成转喻, 如吃小灶、吃大锅饭、吃大户等。另外一些结构, 如吃父母、吃原告等, 从认知模式和映射方式来看, 是具有指称和替代功能的转喻。
锅、灶等具体事物不是吃的内容, 但和吃的内容有密切的关联。由于它们与“吃”同处于一个认知框架, 与吃的内容具有相邻近的关系, 并有凸显的特点, 因此, 很自然地被用来转指这些地方的饭菜, 这样的转指具有易感知、易理解、易记忆的转喻的特征。所以说, 接受和获取也是吃, “吃”的行为和与之搭配的受事共同作用, 派生出“接受”、“获取”之义。与“吃”搭配的该类受事一般转指钱财或贵重物品, 如吃回扣、吃甜头、吃差价、吃利息、吃贿赂等。
2.“吃+N”的“N”转喻生成的条件。
认知理论认为, 转喻形成的主导条件是概念之间的客观联系以及基于这种联系的认知框架的建立, 同时, 人们对认知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熟悉和认同程度, 也影响着语法转喻的运用。
用于表述事物的最简洁最便于知觉、记忆、学习和使用的名称, 其所代表的概念属于基本层次范畴。比如, “食堂”、“馆子”是基本层次范畴, 而“××餐厅”、“××饭店”则不是。范畴具有层级性, 不同层次的范畴在整个范畴系统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基本层次范畴居枢纽地位, 其作用最大。人们常常通过基本层次范畴把握认知对象, 指称认知对象。用途广泛、用法灵活、使用频率较高, 是基本层次范畴的突出特点。正是由于基本层次范畴的这些特点, 人们才在用一个范畴转指另外一个相关范畴时, 优先使用基本层次范畴。
显而易见, 凡是能进人“吃+处所”格式的名词都具有知名度广、接受度高的特点。食堂、馆子、大排档等都是通指性成分, 代表基本层次范畴, 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接受度高。而同样是通指性、基本层次范畴的餐厅、酒店, 其组成“吃餐厅”、“吃酒店”的频率就远不如“吃食堂”、“吃馆子”。原因在于, 餐厅、酒店往往都是装修豪华的高档场所, 普通大众一般消费不起, 离人们的生活较远, 其熟悉度和接受度远不如食堂、馆子、大排档等大众消费场所, 所以难以进人“吃食堂”的格式。然而, 不能进人此格式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符合此类格式的语义要求, 我们也不能排除存在“吃餐厅”、“吃酒店”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既然“吃餐厅”与“吃食堂”没有句法语义特征的区别, 随着“餐厅”越来越成为上班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 它作为一个成活的形式出现就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因为“吃食堂”已经占据了这一语用空格, 先来居上, 所以“吃餐厅”才显得有点别扭, 但我们绝不敢说“吃餐厅”永远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使用。
“吃食堂”类短语成活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第一, N必须是提供服务和饮食的场所。因此, 像“厨房”这类不提供服务的场所, 或者“车间”、“办公室”、“教室”等不天然地提供饮食的场所, 均不能被人们接受。第二, N必须属于基本层次范畴或者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熟悉度, 否则可接受度较低, 如“餐厅” (熟悉度不够) 、“梦溪一号楼餐厅” (不属于基本层次范畴, 并且熟悉度低) 等。
实际上, 像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完全不能说, 只是限定于特定的人群而已。
参考文献
[1]谭爽.“吃+N (NP) ”短语的语义多层分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
语义学视角 篇6
关键词：认知,无量名词,语义特征
一、无量名词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王惠、朱学峰 (1998) [1]根据名量选择的差异性将名词分为个体名词、无量名词八个子类。无量名词是不能受任何数量结构直接修饰的名词, 所指称的概念不能量化。从语义特征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含有数量的概念, 是人类对各种事物性状特征的量的描写, 如:“长度、高度、厚度等”。 (2) 由语义相对的两个语素对举而成, 表示某个连续统一的全体, 如“大小、轻重、深浅、高低等”。 (3) 指称全体, 如“全局、大地、民众等”。 (4) 指称某个唯一的事物, 但不是专有名词, 如“本文、本意、老天等”。
他们对27, 397个名词进行子类的定量研究, 发现其中无量名词占5205个, 比重达19%, 无量名词仅次于个体名词而位居第二。
王珏 (2001) [2]将抽象名词分为7类:知识领域类、度量类等。度量类名词可以前加表示计量的数词或度量衡数量词, 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再中间加上“的”。并且这些短语都可以转换为主谓结构短语。在构词上, 它们往往带有准后缀或构词词素。
刘顺 (2003) [3]根据名词的量特征将名词分为可量名词和非量名词。非量名词词义结构中蕴含数量义素或不需要计量, 如“大自然、大海、商业、眼界等”。非量名词又分为专有名词和无量名词, 并进一步分析了名词的空间性特征、部分名词的时间性特征、部分名词的程度性特征和名词的配价等。
龙涛 (2010) [4]主张名词的空间义要与名词的语义次范畴类别研究结合起来, 因而重点研究了名词词类的空间语义次范畴, 还重点研究了名词的语义关系范畴。
由此可以看出, 王惠、朱学峰 (1998) 首先提出了无量名词的概念, 并呼吁重视无量名词的研究, 打破了语法学界认为名词除专有名词外一般能和量词搭配的传统观念。另外, 他们还针对名词的子类进行定量研究, 打破语法学界将无量名词视为边缘名词的观念。王珏 (2001) 已关注到度量类名词, 并对这类名词在组合能力、句法结构的表现和构词特点三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这些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但是明显还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刘顺 (2003) 对名词的次类研究中再次提出无量名词的概念, 但其研究的重点在名词的空间性特征和配价、格系统方面, 对无量名词并没有系统的研究。龙涛 (2010) 重点研究了名词词类的空间语义次范畴和名词的语义关系范畴, 没有针对这类不具有空间性的名词的语义范畴进行研究。
我们应该关注到不被语法学界重视的这类无量名词, 并打破传统本体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限,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考察无量名词的语法语义特征。前人的研究虽然已经涉及这类名词, 但并没有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开展专门针对无量名词的研究。
二、无量名词的子类
我们沿用前人研究的成果首先将名词分为有量名词和无量名词两类, 然后结合认知语言学“有界”和“无界”的区分, 根据名词的语义特征将有量名词再分为有界名词和无界名词, 无量名词分为量度名词和范围名词两类。量度名词再分为度量名词和对举名词。范围名词又分为全称范围名词和专称范围名词两类。因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在无量名词, 所以对有量名词不再细分。
可以表示为下图:
常见的度量名词如“长度、高度、宽度、深度、温度、年龄、身高、肩宽、气温、水深等”。常见的对举名词如“大小、安危、好坏、轻重、快慢、高矮、强弱、粗细等”。常见的全称范围名词如“江河、心胸、眉宇、衣冠、风尘、门庭、全程、全文、林木、脉络、星辰、岁月、谈吐、肝胆等”。常见的专称范围名词如“本文、本意、本职、笔者、拙作等”。
三、无量名词的语义特征
沈家煊 (1995) [5]从认知的角度对事物做出“有界”和“无界”的分析, 对名词的空间边界类型和名词的空间义进行具体的研究。马庆株 (1998) [6]认为非个体量词都具有范围性, 这个范围性要做广义的理解:一维的长度单位如“米、尺”表示两点间的标准长度, 重量也可以表示为长度, 如秤杆上“公斤、斤”表现为两点间的距离, 时间单位在表盘上表现为弧线的长度。二维的面积单位、三维的体积容积单位……都能表示为长度, 即两点间的距离。
在沈家煊、陈忠[7]等学者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下, 我们发现:有量名词一般为指称名词, 可以用于指称自然界的事物, 其中界名词如“桌子、椅子”等所代表的事物有空间性, 而且这个空间性一般是有长、宽、高的三维空间。而无界名词如“水、沙子”等所代表的事物则不具有有界名词三维的空间性, 无界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常常是自然界与生俱来的某种物质, 而且这种物质具有无限循环的可重复性。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有界名词所代表的事物有空间性, 无界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多为物质, 具有可重复性。但是无界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又有哪些语义特征呢?
1. 量度名词的一维的量
我们所考察的无量名词不具有有界名词的空间性和无界名词的物质性, 无量名词中的量度名词如度量名词“身高、水深”等和对举名词“大小、粗细”等在语义特征上一般含有“量”的大小, 其语义特征可以概括为:[+量],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将度量名词和对举名词合称为量度名词。
如果把量度名词的“量”的语义特征与有界名词的空间性和无界名词的物质性相比较, 就会发现量度名词的“量”是一维的量, 这不同于有界名词三维的空间性和无界名词的物质性。
2. 范围名词的范围性
无量名词中的全称范围名词“江河、心胸”等一般用具体指代抽象, 如用具体的“心、胸”指代抽象的“气量”, 专称范围名词“本文、拙作”等一般是一种有专指作用的指代, 这种指代实际上是一种抽象事物的界限和范围, 与具体事物的界限一样, 所以其语义特征可以概括为:[+范围]。
范围名词的范围性是一维度的量, 不同于三维的空间, 因此可以说无量名词中的量度名词的“量”和范围名词的“范围性”是一致的, 两者都是一维的。这种一维的量和范围性有别于有界名词三维的空间性和无界名词的物质性, 所以我们把量度名词和范围名词合称为无量名词。
3. 量度名词和范围名词的共性
在语法特征上量度名词不能与量词搭配, 范围名词也不能与量词搭配。在语义特征上量度名词表示一维的量的大小, 范围名词表示一维的范围, 这是量度名词和范围名词的共性, 所以合称为无量名词。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 无量名词是一类不能与量词搭配使用的名词, 无量名词在数量上并不是“极个别的”, 是仅次于个体名词的一类名词, 无量名词在语义特征上表现为一维的量的大小和一维的范围性, 不同于有量名词三维的空间性和物质性。无量名词目前不被语法学界关注, 一直以来被视为非典型名词、边缘名词。我们试图建立无量名词的次类, 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量名词和无量名词在语义特征方面的差别。
四、无量名词中的转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产物, 作为词类一员的无量名词在语义范围体现出这种对客观事物和概念的认知。最典型的是全程范围名词, 如“江河、心胸、眉宇、衣冠、风尘、门庭、林木、脉络、星辰、岁月、谈吐、肝胆等”。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利用两个相关认知域之间的关联性、用显著度高的认知域过渡到显著度相对较低的认知域, 用“心、胸”转喻“气量”、用“衣、冠”转喻“穿戴”等, 是在用显著度较高的特征明显的部分转指整体, 同时也可以认为是用显著度较高的具体的事物转指较为抽象的概念, 两者在认知域上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可以用来转指相应的概念。这类名词在语义特征上常常用来转指概念更抽象或者范围更广的事物和概念, 所以认为其在语义特征上具有范围性。
但是“全程、全文”等全称范围名词不是认知范畴的转喻, “本文、拙作”等专称范围名词也不是认知范畴的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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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视角 篇7
预设研究始于哲学界, 德国哲学家Frege最先提出预设 (presupposition) 一词, 预设是指在言语对话中存在的前提条件, 最早的预设研究主要集中在真值条件语义学的基础上, 每一个命题 (proposition) 是由所指的短语或者小句构成, 那么必然会存在预设。利用命题的真假值来判定预设的真假值, 但在真正的语言使用中, 存在很大障碍, 在语用因素影响下, 许多预设会被取消或者不成立。因此语用预设的研究随之兴起。新格莱斯这一学派的理论是基于格莱斯理论基础上形成, 1967年, 格莱斯在 (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一文中提出了自然语言意义中的隐含意义, 这为语言意义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格莱斯将意义的形成看成是组合概念 (composite notion) , 部分语言学家认为, 这一理论缺乏实际应用性, 甚至是自相矛盾。新格莱斯理论体系因此形成。对于语言意义研究, 主要从词的研究发展到句子, 再到语境因素涉入,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 发展到语义—语用界面研究兴起。预设作为语言现象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其意义的表达更不仅仅是语义学或者是语用学单方面分析, 本文试着从语义—语用界面这个维度对其进行解释。
2 新格莱斯视角下语义—语用界面
格莱斯将语言意义分为所言 (what is said) 和所含 (what is implicated) , 他认为所言的输出决定所含, 所含又决定了真值条件的形成, 那么所含同时又作用于所言, 这正是矛盾的形成, 后来人称之为格莱斯怪圈 (Grice’s circle) 。所以新格莱斯的理论家们通过提出不同的理论对意义进行分析, 试图从不同角度解决这个怪圈问题。
Levinson认为格莱斯将意义划分层次的做法是正确的, 他认为语言意义的表达并不仅仅是所言和所含这两个层面, 他提出了第三个层面, 他并没有在交际意图认知的基础上提出对话语的理解, 而是基于语言学基础上对于话语类型意义的解释。Levinson的核心思想是将意义分为解码意义 (encoded meaning) 或者称之为句子的表层意义 (sentence meaning) , 另一个是推理意义 (inferential meaning) , 而这个推理意义即从说话者角度看属于例型意义 (Speaker’s token meaning) , 这并不能完全表达了话语的全部意义, 其中还包含了第三个层面意义, 话语的类型意义 (Speaker’s type meaning) , 这层意义不是说话者的意图, 而是普遍意义上话语所表达的意义。
语用介入所言的部分是明示部分, 对于逻辑形式的推理或者话语不完整部分的推导是暗示部分, 这是关联理论者的观点。关联理论是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 他们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各种准则, 而是通过人们的直觉, 这种直觉会将语境同话语本身有机结合, 通过说话者的意图, 最终得出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 在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话语不完整表达, 也会通过交际意图得以解决。他们认为交际模式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 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推理模式 (inferential model) 和语码模式 (code model) , 说话者的话语发出信息, 向外界传递信息, 说话者的语言逻辑形式形成刺激, 听话者根据此信息对语言进行解码, 在这一过程中, 听话者同时进行推理, 也就是说话者的编码和信息的传达是明示部分, 而听话者的解码和信息的分析是推理部分。预设现象在交际中的作用也是如此。
意义分析过程中, 如果只是用语义学理论来分析语言现象, 不同语境的影响下产生语义分歧, 为了避免歧义, 我们用意义分层来对其进行区分, 比如Levinson的对意义的三个层面的区分, 其中间层面根据语境的不同, 可以被认定为语义学, 也可以被认定为语用学, 依据语境因素的不同而不同。Jaszczolt提出了默认语义解释模式, 她主张四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分别是认知默认 (cognitive defaults) 、社会化默认 (Social cultural defaults) 、组合词义和句子以及有意识的语用推理。她强调在自然话语理解的过程中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 在理解的过程中并没有哪一个因素所占比例多, 而是彼此平等。
3 预设的语义—语用界面意义
语义预设是词或句子结构的分析, 并通过真值条件来确定同命题之间的关系, 也有人称这种预设为逻辑预设, 通过真值条件的测试来确定命题的真假值。实际应用中, 对自然语言的分析离不开语境以及语用推理, 预设的否定测试同时涉及语用涉入, 所以语言不是脱离语境且严格遵守语法规则而存在的文字形式, 对语言的分析离不开语境因素, 因此语言学家更多关注语用预设。不同于前者, 语用预设分析强调语境重要性, Strawson最早对语用预设做出了定义, 他认为考虑语境、语言使用等因素的预设就是语用预设。也有人认为语用预设就是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正是因为有相同的背景知识, 交际才能顺利进行。
所以, 预设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也有着语义和语用的区别, 同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争议相似, 从最原始的语义预设发展到今天的语用预设, 预设的研究从真值条件到预设现象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预设的意义同自然语言相同也有语义和语用的区分, 本文认为预设的意义同自然语言意义相同, 不必要严格区分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 而应该综合二者考虑对其进行分析。所以, 本文试着从新格莱斯的三个解释模式分别对预设意义进行分析, 而对于意义的研究新格莱斯的三个主要解释模式解释力较强的分别为三层面解释模式、明示—推理解释模式以及默认语义解释模式。三层面解释模式的重点强调语言意义的输出存在一个既可以用语义解释又可以用语用解释的中间层面, 这同样也符合预设意义的输出, 往往许多预设的产生正是由于词语的第三层面意义。
4 新格莱斯视角下预设的语义—语用界面意义
本文从预设触发语角度出发, 对预设现象进行分类解释, 根据Levinson对预设触发语的十三种分类, 本文主要对预设进行三个维度分析, 分别是词汇类、结构类和音系类。这几种预设的意义分析同样离不开语义—语用界面而单独存在。
4.1 词汇类预设意义分析
词汇类预设触发语包括确定性的描述词 (definite descriptions) 、实情动词 (factive verbs) 、含蓄动词 (implicative verbs) 、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 (change of state verbs) 、表示反复的词语 (iteratives) 以及判断性动词 (verbs of judging) 。本文将以实情动词为例在语义—语用界面意义解释模式下进行分析。例如:
(1) 今天你喝了吗?
>>a.今天你喝酒了吗?
>>b.今天你喝乐百氏了吗?
例句 (1) 中的预设a和b的区分取决于语境, 根据明示—推理模式, 交际时发话人给自己所要表达意图而提供一定证据, 听话人收到话语信息后, 结合语境对此证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 得出预设a或预设b的话语意义, 根据语境进行分析, 如果两个成年人进行交际, 并且说话人均是北方人, 那么很容易得出预设a的意义内容。同样, 当语境是在重复广告语, 听话人是儿童或青少年, 那么发话人通过使用明示刺激 (ostensive stimulus) 引起听话者的注意, 使其注意力集中在发话人意图上, 那么听话人得出预设b的意义。除分析语境之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喝”字来对其预设意义进行解释说明。例句 (1) 中“喝”字作为动词来使用, 如果只是用语义学的角度对其分析, 例句 (1) 是病句, 因为其逻辑结构不够完整。“喝”字缺少谓语, 句子语义结构不完整, 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句子成立, 这是语用的介入, 同时也是语义—语用之间的互动产生一定的预设意义。根据Levinson的“三层面”原则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分析, 从字面意义来看, “喝”是一个动词, 在例句 (1) 中表示一个动作。“喝”字的类型意义新华字典中对“喝”字的定义如下:当“喝”字作为动词, 它是一个形声字, 从口, 曷声。本义:声音幽咽。特指饮酒。还可以理解为把液体饮料或流质食物咽下去, 如喝水、喝酒等。在此句中“喝”字的例型意义有两种, 根据语境介入, 当交际中体现预设a时, 例型意义为喝酒, 若为预设b, 那么例型意义为喝乐百氏。
例句 (1) 中预设意义表达的第三个解释维度为Jaszczolt的默认语义, 从整个句子的宏观角度看, 句子的语义解释模式结合了多种默认形式, 其中包含认知和社会化默认, 对于预设a和预设b意义的理解都离不开这两种默认形式, 听话人对于“喝”字本身的认知默认是这是一个动词, 并且可以后接宾语, 这其中也包括对每个词和句子结构的分析, 在例句 (1) 缺乏宾语的情况下, 进行语用推理, 最终得出预设a和预设b两种预设, 并在语境的基础上最终推导出此例句中要表达的预设意义是还是b, 同时完成交际。预设意义的产生过程中语义和语用是相互作用, 对预设意义产生的作用也不同, 在词汇类预设中, 语言逻辑形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语用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
4.2 结构类预设意义分析
结构类预设触发语主要分为断裂句 (cleft sentences) 、表示比较的结构和词语 (structures and expressions indicating comparison) 、用来对先行词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的非限定性定于从句 (non-restrictive attributive clauses) 。本文以比较结构为例对这种结构触发的预设进行意义的语义—语用界面意义进行分析。例如:
(2) 沈阳的气温比哈尔滨还低。
>>哈尔滨的气温低。
(3) 小王的脾气比小明还好。
>>小明的脾气好。
(4) 划船比跳绳更有意思。
>>跳绳很有意思。
从例句 (2) 到是 (4) 都是比较结构触发的预设, 句中前后不同人、事物、或者是状态之间可以相互比较, 这同时也触发了预设, 那么被比较的人、事物、状态甚至活动就是预设, 预设触发的过程也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 关联理论者认为:“明示刺激会带来精确、可预期的关联期待。关联期待能够帮助受话人识别发话人意图。人类认识总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 因此受话人只会去注意那些有足够关联的输入 (input) 。发话人使用明示刺激, 使受话人有理由认为这一刺激具有足够关联, 值得加工处理。”例句 (2) 到 (4) 中句子本身的逻辑形式也是一种明示过程, 听话人在看到句子的整个句式的同时, 会联想到其预设意义, 这即是明示刺激所创造出的最佳关联。发话人希望听话人相信那些信息是能够通过句子本身的逻辑形式推理出来。这其中影响听话人的最关键信息则是其预设的形成。结构类预设的最大特点是句子的预设取决去其逻辑结构, 它不同于词汇预设, 所以在结构类预设意义产生过程不同于其他, 整个逻辑结构是预设形成的关键, 所以它的意义形成图如下:
4.3 音系类预设意义分析
音系类预设不同于词汇和结构类预设, 它是通过句子中的语调核心的变化而触发不同的预设。句子中的语调核心通常都是在句子的结尾处, 但同时也会根据语境的变化而移动到句子中需要强调的部分。当句子的语调核心发生该笔时, 句子的表层逻辑结构是不变的, 但是预设会发生转变, 这是收到了语用因素的影响。句子强调的结构不同, 语调核心不同, 预设也就不同。这种预设现象的决定因素是语用推理部分。所以其意义的产生如图所示:
5 结论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预设触发语对预设现象进行不同分类, 主要分为词汇类、结构类和音系类三种不同的类型。并分别从三层面意义解释模式、明示—推理意义解释模式以及默认语义这三种意义解释模式对其进行分析解释。这三个解释模式并不矛盾, 而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预设意义进行了解释说明,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语义—语用意义解释模式可以对不同自然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除了预设现象外, 还可以尝试对其他语言现象进行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新格莱斯视角下语义—语用界面意义的更多解释维度。
摘要：预设研究一直存在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两种分析视角, 从新格莱斯视角对预设进行语义—语用界面的分析是本文新的尝试。通过预设触发语将预设现象分为三种, 并在新格莱斯视角下根据不同意义解释模式对预设现象分析.
关键词：预设,新格莱斯,语义—语用界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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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绍杰.后格莱斯语用学的理论走向[J].外国问题研究, 201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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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vinson S.Presumptive meanings[M].Cambridge, MA.:MITPress, 2000.
语义学视角 篇8
关键词：华语视角,“插”类词,变异,变化,传播
一引言
近年来,华语研究持续升温。有关华语问题的讨论引起海内外学界的不断关注,仅以华语冠名的学术会议已经召开多次,配合“华语”研究崛起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华文教学与研究》也已诞生。可以说,“华语”不仅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也已成为海内外学者展开直接对话与交流的一个学术平台。新近问世的《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2010),更是可以作为这种对话与合作的一个高调注解。
不过,随着有关华语讨论的深入,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比如:华语和汉语的关系如何?华语研究和汉语研究是什么关系?华语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根据目前的理解,“华语”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作为概念的华语,是对“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球华人共同语”的称说,这一点目前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郭熙,2004;陆俭明,2005;徐大明,2006;李宇明,2007等);相较于汉语,华语指称全球华人共同语更为方便、准确,所以更具兼容性。二是作为对象的华语,各地华语都有一些差异,这些有差异的各社区华语变体理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和关注。描写、记录、对照各地有特色的华语词语的《全球华语词典》可谓明证;而从该词典隐含的“多元一体”的收词思想来看,各言语社区华语的描写当能促进华语的进步、扩散和发展。(许嘉璐,2010)三是作为视角的华语,侧重从全球视野来看待各地华语,特别是对核心区华语———汉语的观照。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汉语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其他华人社区甚至世界的。这就决定了专就中国语境展开讨论是不够的。在华语视角下,郭熙(2006、2009)重新审视了以往的中国语言规划,提出汉语规划面临的一些新的特点和任务,并进一步思考把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概括为一种规划模型,为我们的研究和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可以预计,作为概念的华语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作为对象的华语将会吸引学界更多的关注,相关的类似成果也会越来越多。而作为视角的华语,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该说,这些年来“语言资源、语言服务、语言战略、汉语国际传播”等新观念的生发与“华语”视角的转换不无关系。郭熙(2006、2009)的讨论也已证明,从宏观的角度看,华语视角的转换是颇富理论意义的。不过,或许更令人关心的是,作为视角的华语,在具体的微观操作层面上,它会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启发。
本文以一组常用的“插”类词语为例,通过考察它们的语义变异、变化和传播,来检视华语视角的方法论意义。
二华语视角下常用词“插”的变异
在普通话的范围内,常用词“插”的语义没有什么大变化,比较稳定。如果越过汉语大本营的边界,港澳地区的“插”与普通话比较起来就有一些差异,语义组合发生了变异。
以《全球华语词典》为例。该词典中收录了“插播、插花、插旗子、插水”等动词,前三个的部分义项等同于普通话,只有“插水”是完全不同的词,使用于港澳地区,相当于普通话的“跳水”。这是“插”语素义发生变异的第一个实例。
我们注意到,还有一组不见于《全球华语词典》的“插”类词语,其意义和用法也不同于普通话。先来看出现在内地媒体上的几个实例:
(1)有一大票电影高层狂插该名人,把钱看得比什么都大!(搜狐2009-03-31)
(2)被问到围插“忘本”一事时,他冷笑一声。(中国娱乐网2009-04-02)
根据我们的第一语感,“狂插”应该是指用刀或其他工具使劲疯狂地插,带有极强的暴力意味,在内地新闻报道中通常该词语都是这么用的;而普通话则根本没有“围插”这样的组合。所以这里的“狂插”“围插”应该不是普通话的表达方式。
例(1)(2)中“插”的修饰性成分“狂、围”并不难理解,是副词表示程度和方式。根据语境,似乎可以推测出“插”是“批评”的意思,从例子反映的内容以及出处来看,可能是粤方言词。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些简单的调查,被调查人都说上面例子中“狂插”“围插”的意思可以对应普通话的“狂批”“围攻”。为了确认这些看法,我们查找了有关方言辞书。遗憾的是,《香港粤语词典》以及各种广东话辞书都找不到这些词语。笔者也咨询了一些广州本地人,他们都表示粤方言里“插”没有这样的表达。
不过,台湾《联合报》2009年3月31日的报道中提及“被圈中人狂插”一句,随文注解为香港用语,指“被批评”。这也间接证实了我们对“插”词义的推测大致是正确的。
“狂插”是一个香港用语,“围插”相应地也应该是“港货”,广东话词典不收录可以理解。当然,香港粤方言辞书没有收录这些词语,表明“插”的新用法出现的年代可能不会很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田小琳(2004)提出,判定一个社区词的身份不仅要看时间和流通范围,还要看是不是孤例。上面的例子已经证明“插”的变异用法绝非孤例;而且我们认为,从成分的组合能力来看,更可以证明“插”的社区词身份。在百度中搜索表“批评”的“插”语素的相关表达,还有“齐插、互插、重插、猛插、怒插、狠插”等组合形式,尽管出现频率不如“狂插”和“围插”,但却能够说明“插”类词语的变异用法是相当活跃的。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插”类词语目前已是香港社会常用的表达形式。从使用领域来看,不只是出现在娱乐新闻话语中,其他话题领域中也不乏其例。例如在南方主流媒体《羊城晚报》《信息时报》等报纸中,“狂插”不仅用来形容电视台之间的“口水战”,还用来表达教练对球员的“训斥”以及各界对菲律宾政府处理香港人质事件的“抨击”。这些新闻报道在选题上分别涉及媒体争端、体育赛事以及国际事件,内地新闻转载时都是沿用“狂插”这样的表达,可见香港本地的用例会更加频繁。
如前所述,“插”在香港话里可以组成“插水”,意为“跳水”。这个义项也被收入邹嘉彦、游汝杰主编的《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2007)。因此,“插”在香港话里至少包含三个义项:插1(如“刀插”类)、插2(如“插水”类)和插3(如“插球员”类)。
为了比较这三个义项在香港社会的使用情况,我们检索“狂插”在香港《大公报》中的用例,截至2009年3月9日,共得7例。(1)新闻报道里涉及凶杀的“狂插”2例,表跳水的1例,表批评义的4例。这样的比例可以说明,表示批评的“狂插”已经成为“插”的一个常用义项。7例当中,有5例偏离了普通话常见的“狂插”的意思,所以在香港话里,判定“插”的常用义是“批评”应该不成问题。
为什么包括《全球华语词典》以及《香港社区词词典》(田小琳,2009)在内的辞书都不收或者漏收这个词或义项?这就牵涉到“插”(除非另作说明,以下提到的“插”都是指“插3”)的身份问题。华语词典应该收华语词,“插”如果是华语词当然应该收进来。问题是,“插”是香港粤方言词还是华语词?编纂《全球华语词典》的一些学者提出一个原则:只要是在说普通话时说出来的词都算华语词。可很多港人说到普通话词时通常转为粤方言音调。这样,大多数社区词势必会被排除在词典之外。考虑到大中华区沟通的需要,词典编写组在理念上还是建议多收,以备查考。(2)比如粤方言词“博懵、补水”等都进了词典。这样看来,无论“插”的最终身份被确定是什么,都应该不会影响它进入华语词典。
三华语视角下的“插”的变化
虽然内地不用“插”类词来表示批评,但具有汉语语感的人看到这个词语时,很容易就能猜出它的意思。这也说明,我们和香港人对词语的语义有着共同的感知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都知道“插”的基本意义是什么。所以,不管“插”怎么变异,只要基本意义仍然保留,都会有助于我们识解它的新义。
在《说文解字》中,“插”属“手部,刺肉也。从手从臿”。《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插”为:“(1)长形或片状的东西放进、挤入、刺进或穿入别的东西里:插秧|双峰插云|插翅难飞|把插销插上。(2)中间加进去或加进中间去:插手|安插|插花地|插一句话。”从当代的使用实况来看,“插”历经两千年,仍然保留了“刺”这样的基本意义。
而在香港话的变体系统里,可以认定,“插”已经从一个手部的动作演变成一个言说类动词。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普通话的范围内,董正存(2009)已经论述过词义演变中手部动作向口部动作转移的一些例子,比如“提、拉、扯、批、拌、拍、扛、抢、举”,原来都是手部动作,现在都可作言说类动词使用,他重点讨论了“提”和“扯”这两个词的演变轨迹。
我们发现,手部动作演变成言说类动作的动词例子还有一些,比如“批、指、挞、抨”等,原先都是表手部动作,现在都有了言说的语义。
在这些词当中,“插”能表达批评的言说语义,大概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插”指手部动作,后接动作的凭借或对象。如:
(3)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吕氏春秋》)
(4)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刘勰《文心雕龙》)
(5)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登高》)
在上例中,“插”的工具分别是“矢、羽、茱萸”,所凭借的物体在认知上都占据一定空间,都是实在物。作为动词的“插”,动作行为性还很强。
到宋代,“插”已经衍生出“中间加进去或加进中间去”的义项,后面可带指称口部位的名词或言说类动词。其中,“插+口部位名词”的组合发生了转义,动词“插”在组合中获得了口部动作义,表示将言语加入其他言语行为过程中。例如:
(6)泼水相唾,插觜厮骂。(宋《五灯会元》)
(7)时众中有一贤于长者,持标於指处插曰:“建梵刹竟。”(宋《五灯会元》)
明代以后,“插”后话语类名词用例增多,语义逐步抽象化。例如:
(8)洪公公插上一句,说道……(《三宝太监西洋记》)
(9)舅母还没说话,娇娘从旁插话道……(《古今情海》)
(10)假意插着口气道:“今夜来不得了,回去罢,莫惹是非!(《初刻拍案惊奇》)
从上例可以看出,“插”后带的不再是实物名词,而是指称口部位的名词或话语类名词。这样,“插”的具体行为意义就逐渐虚化。可做旁证的是,在普通话中,现在仍然保留了一些凝固化的“插”语,比如,“插嘴、插话、插科打诨、插入语、插杠子、插言”等,这些组合中“插”的意义与手部动作已相去甚远。
最后,在大华语的范围内,“插”后面的话语类名词略掉,变成言说类动词,带各种句法成分。例如:
(11)好友群起狂插此女人品差。(《信息时报》2009-11-06)
(12)她虽然被插成了筛子,但因骂她的人不乏一线明星,这个星光灿烂的“筛子”竟也红
了。(《南方都市报》2010-05-27)表言说动作的“插3”与“插1、插2”的差异在句法上表现为,“插3”后不能再接趋向补语,形成如“插在、插进、插入”这样的成分。而在上面的例子里,“插3”分别带指人宾语后再接内容补语,或者直接带结果补语。这样看来,“插”在香港社区中已演变成一个表言说类的三价动词,而在内地还没有这样的用法。
虽然香港和内地的“插”处在不同的演变阶段,但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插”的意思。在普通话范围内,“插”由手部动作演变为口部的动作,具备了一定的言说义;另外,汉语中有“刀子嘴”“言语如刀”这样一个隐喻的背景,为我们认知“插”提供了基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插”在不同华语区的共时差异,也促使我们探寻形成差异的历时源头,而“插”语义变异的历时来源说明,带提手旁的言说类动词往往遵循着相似的语法化过程。
四“插”的使用与传播
在大陆,作为批评的“插”目前只是在网络上流行。本文开始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大陆网络媒体上出现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时间上来看,大陆媒体也早就使用过该词语。例如大洋网2001年11月15日就报道“八两金狂插某艺人没人情味”,较新的例子如优酷网2011年1月1日报道的“环保组织狂插餐厅卖蓝鳍”。这些例子说明“插”已经使用了一阵子,并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仔细考察“插”类词所出现的信源,可以看到它们目前的主要使用范围还是限于香港社区,兼及南方一些网络和平面媒体,北方的传统媒体还没有流行这类词语。
以《人民日报》为例。检索“狂插”,共得用例21个,其中表手部动作的共17例,表口部动作的只有4例,且都是港澳新闻。如果将《人民日报》是否使用作为词语流通度的风向标,可以看出,内地的新闻话语系统还没有接受这个表达。检索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也没有查到“狂插”的词条。再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语社区。检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东南亚华语语料库”(2005~2008),只得2个马来西亚华语用例,检索新加坡《联合早报》,共得9个用例,全是表口部动作,而且不光是转载香港娱乐新闻,也有政治、民生新闻。“插”的新义项在新马等“中圈”华语区(3)似乎更加流行。相较之下,“插”在内地和台湾的使用范围还很有限。
有几个因素可能阻碍了“插”类词的流通。
首先,无论是港澳还是大陆的新闻报道,“狂插、猛插”这类词语大部分还都是出现在社会负面新闻报道中,这无形中使之沾染了不良的色彩。(伍铁平,1984)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Firth(1957)认为,了解一个词的语义属性,最好的方式是“观其友”,也就是看在同一语境中经常和它共现的成分是什么。在新闻中,伴随“狂插”多是“尖刀、锥子”各类凶器以及“死亡、致命”等词,上下文的感情色彩非常消极,久而久之,词语感染的负面语义属性势必愈加突出,难免使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对于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大陆媒体来说,“屏蔽”或拒绝它们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插”还与性话语有关,词的品味低下。这也是华语言用户极力避讳的。避讳就像是一个语言过滤器,涉及到污浊联想的有关词句都会受到语言用户的严格检查,例如郭熙(2006)论说过动词性“操+处所词”格式在大陆不被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涉及到性。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在google中检索“狂插”,查不到任何有关的内容和信息;可资比较的是,另一个无关避讳的“插水”就使用得非常频繁,《全球华语词典》所列的第二个义项表“指数跳水”的“插水”在内地媒体上已经屡见不鲜,特别是在财经类新闻报道中。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娱乐业非常发达的城市,它在制造、输出娱乐文化的同时,也在制造、输出娱乐话语,这其中就包括许多跟娱乐相关的领域词。据陈建民(1994)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融入普通话的文化娱乐词就有46条,占总数的近10%;近年来随着内地和香港交往日深,更多的娱乐话语涌入内地,比如“炒作、发片、通告、无厘头、爆料、爆棚、八卦”等,这些词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普通话的表达系统;而“插”作为其中的一员,目前的流通范围还只限于香港地区。
陈建民(1994)论述香港文化词语融入普通话的原则是:“与大陆的现实生活贴近,为大陆所需因而比较容易融入普通话。而与大陆现实生活不贴近,无助于表达的香港文化词汇,融入普通话就难一些,少一些。”“插”类词的变异能在香港产生,应该与本地市场发达的娱乐文化相关;同样,“插”难以进入内地,或许是因为该类词所适应的香港娱乐文化与大陆社会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
“插”在内地没有流行开来,也可能是因为内地已经有了一群表示“批评”义的常用词语。大陆媒体如果要表达类似“插3”的意思,一般选择“批评、声讨、数落、抨击”加上相应的副词,或者使用旧时的残留词,如“围攻、炮轰、炮打”等等。这些词语已经深入人心,“插”的词义要形成“批评”义,就要跟这些既有词语进行竞争。
在竞争中,新项目要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能否带来新的交际值,以及这个新的交际值是否符合一般大众的接受心理。我们前面把“插”释义为“批评”,是就它的基本义而言的。“插”和“批评”并不等值,“插”应该还多出一些陪衬义,比如“狂插”就伴随有“凶狠、程度深、言语如刀”等形象色彩义,这些多出来的陪衬义对大陆的媒体环境显然并不合宜。
当然,一类词流行、传播的原因和过程是复杂的。现代网络的发达,也使得一类词能否传播开来充满了变数。尽管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测“插”类词会不会大范围流行,但是,无论是为了记录香港社会文化,还是为了促进两岸四地沟通,新编纂的华语类词典已有必要将该类词收录进去。“插”的传播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语言有一套调节或过滤的系统,但这套系统的阀门掌握在社区语言用户手里,一个语言变异项目能否扩散进社区内,要看社区群体在心理上是否认同。
五结语
本文从华语视角出发,考察了常用“插”类词的变异、变化与传播。
与普通话比较,可以看到,香港社会“插”的语义已经发生变异,主要表达批评义,“插”的身份是香港社区词。Benson(2000)探讨了香港英语词与标准英语的语义和语用差异,认为要对变体英语描写,理想的模式应该是联系本地社会文化语境展开讨论。描写香港汉语变体词,理应同样如此。“插”的变异离不开香港开放的文化环境。
报刊、网络媒体的使用为其跨区域传播提供了条件,但是各华语区使用频率和范围不太一样,“插”类词“北上”只限于报章、网络的港澳娱乐新闻中,还没有完全进入普通话。这说明,语言项目的传播要受到各社区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插”的变异是动词“插”演变的自然轨迹。通过历史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该词的演化过程:手部动作→口部动作→言说动作。以共时差异证历时演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词汇的演变方向。当然,“插”的语法化动因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是否和语言接触的促发有关。
对常用“插”类词语的考察说明,华语研究需要跨区域的共时关照,也需要历史溯源,华语视角的方法论实质是多角度、全方位比较。引出华语的视角进行比较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标准语的变异,这可以算是对吕叔湘(1983)提出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可以说是华语研究本身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因此,华语视角是一种补充性的视角,它不会、也无法取代汉语视角。
[附注]
(1)这7个例子的出处分别是:a.狂插艺人吸毒好劳气(2009年3月9日);b.疯汉杀“情敌”前妻亦受伤(2009
年2月25日);c.政府降补地价利诱地产商(2009年1月15日);d.师姐连手狂插师妹(2009年1月11
日);e.两艺人连手狂插师妹(2009年1月11日);f.加护回归电视遭网民狂插(2008年8月7日);g.一狂
汉铜锣湾“刀暴力”(2008年8月3日)。
(2)这是《全球华语词典》编委郭熙教授告诉笔者的。
(3)“中圈”华语是吴英成(2000)的提法,他模仿B.Kachru(1985)对世界英语的三圈分类,把全球华语分成
内、中、外三大同心圈:内圈包括内地汉语、台湾国语,中圈包括新、马华语,外圈则是欧美、日韩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