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前后（精选11篇）
实施前后 篇1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至此,我国自2012年1月1日自上海开始的“营改增”试点范围已覆盖全国,业务已拓展至所有营业税征税项目,营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部分试点开始至今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于不同行业间的购进项目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有效避免了原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并且解决了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给税务部门带来的征管难题,累计减税6 000多亿,为全面实施“营改增”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全面实施“营改增”后,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将发生明显的变化。本文以下选取几项重要业务做对比分析:
一、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处理
由于全面实施“营改增”是将原营业税的征税项目全部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所以导致视同销售的业务范围有所收窄。如原视同销售业务中,包括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这里的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就涵盖了此次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建筑业、房地产业、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等原计征营业税的项目。也就是说,今后企业再将自产、委托加工货物用于这些项目就不能定义为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因此,视同销售的业务范围自然就缩小了。
例1.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自产的A产品用于本企业厂房施工,A产品成本800 000元,公允价值1 000 000元。该工程完工交付使用(假定无其他工程支出),预计使用年限二十年,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该厂房使用十年后出售,售价800 000元,不考虑其他相关费用。
(一)全面实施“营改增”前相关会计处理(以下只核算与增值税、营业税相关业务,其他略)
1. 自产产品用于厂房施工,按视同销售处理
2. 厂房出售时
(二)全面实施“营改增”后相关会计处理
1. 自产产品用于厂房施工,不再视同销售处理
2. 厂房出售时
二、混合销售业务的会计处理
对于混合销售业务,原规定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界定是否属于混合销售业务时,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要看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是否存在主导和从属关系,如存在则可确定为混合销售业务。比如企业在销售电梯时,给客户提供了安装服务,后者就属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由于提供安装服务是为了更好地销售电梯,属于从属于销售商品业务而发生的相关服务,所以应将其界定为混合销售业务。一般而言,发生混合销售行为的主体如果是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则应将其视为销售商品业务缴纳增值税;如果混合销售行为的主体为非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则应将其视为提供营业税应税服务缴纳营业税。2016年5月1日之后对混合销售业务的界定有所变化,如果企业发生的销售业务为捆绑销售业务,即在销售商品的同时又提供相关服务,并且该服务是为销售商品而发生的从属业务,则视为混合销售。发生混合销售行为的主体如果是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则应将其视为销售商品业务缴纳增值税;如果混合销售行为的主体为非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则应将其视为销售增值税应税服务缴纳增值税。可见,全面实施“营改增”后,由于增值税已全面覆盖原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因此,不再存在发生混合销售业务之后,是缴纳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问题,而是在应缴纳增值税的前提下,是按销售货物缴纳还是按销售服务缴纳的问题了。
例2.甲单位向乙公司销售一台动力设备,设备成本200 000元,售价250 000元,甲单位另向乙公司收取与该设备相连的工作台的安装费用30 000元,相关款项均已结清。
由于此项业务中,货物销售和劳务提供是针对一项销售行为,即安装劳务是为销售动力设备而提供的,后为主前为次,二者的从属关系十分明确,所以应将其确定为混合销售业务。
(一)全面实施“营改增”前相关会计处理
1. 如果甲单位为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此业务应视为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2. 如果甲单位为其他单位,则应视为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不缴纳增值税而应缴纳营业税
(二)全面实施“营改增”后相关会计处理
1. 如果甲单位为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此业务应视为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2. 如果甲单位为其他单位,则按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从上述业务处理可见,如销售主体甲单位为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其全面“营改增”前后的会计处理并无差别。若销售主体甲单位为其他单位,则应由缴纳营业税改为按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三、兼营业务的会计处理
在全面实施“营改增”之前,兼营业务是指纳税人既从事销售货物等增值税的应税业务,又兼营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如提供运输、安装等,并且销售货物与提供劳务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主导和从属关系。对兼营业务应分别核算增值税应税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营业额,分别计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兼营业务的概念已然弱化,企业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服务均已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所以今后无须分别核算增值税的应税销售额和营业税的应税营业额,兼营业务更趋向于混业经营,也就是对纳税人而言只存在生产或销售和提供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该如何确定适用税率的问题,不存在划定是征收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问题了。
例3.甲公司生产销售A商品,为充分调动本公司的人力、物力开展了跨行业的多种经营,组织施工队,对外承揽新建、改建建筑物工程作业、安装、修缮等服务。当年销售商品收入2 000 000元,提供工程作业、安装等服务收入500 000元。
(一)全面实施“营改增”前会计处理
(二)全面实施“营改增”后会计处理
摘要：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流通环节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自2012年1月1日开始在上海试点“营改增”,随着试点范围不断扩大,至2016年5月1日已覆盖全国,业务已扩大至所有营业税的征税范围,营业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次全面实施“营改增”,不仅是财税体制的改革,更涉及相关业务会计处理的变化,如视同销售业务、混合销售业务、兼营业务等的含义及会计处理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拟以这些业务为例,对比解析全面实施“营改增”前后不同的会计处理,以期对“营改增”有更好的理解。
关键词：“营改增”,混合销售,视同销售,兼营业务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Z].2016.
[2]国家税务总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S].2016.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4]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中级会计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实施前后 篇2
来源:胡律师网 作者:上海律师 胡燕来 所属栏目:劳动纠纷律师案例
【摘要】《劳动合同法》实施将近一年，它作为一部规范劳动关系的法律，其立法价值在于追求劳资双方关系的平衡。鉴于劳资地位的不对等，《劳动合同法》更侧重于保护劳动者的合
李思义
蒋兴南
一、《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用人单位应对措施
（一）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规模裁员。
一是强迫员工自愿辞职。一些用人单位常以人事变动、机构改革、工作需要等种种借口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降低劳动报酬，逼得劳动者主动辞职，从而逃避支付经济补偿及有关违约金。例如：某电网公司为规避《劳动合同法》，强迫编外员工签订“自愿辞职书”，然后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二是采取先辞职后竞岗、使工龄归零。著名企业华为就因采取此行动引起轩然大波。在2008年元旦之前，华为公司要求其所有工作满8年的员工必须到公司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即先辞职后竞岗），再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此举意在规避《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无独有偶，通讯、金融行业也纷纷效仿。
（二）消除劳动关系，规避法律。
一是通过劳务外包或劳务派遣，使得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一旦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用工单位便以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为由，置身事外，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二是用非全日制用工替代全日制用工。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且不用缴纳社会保险及不用支付经济补偿。因此，一些用人单位便利用这种办法来降低用工成本，不管其工作岗位使用非全日制用工方式是否合理，强制员工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三是将劳动关系定性为劳务用工。一些用人单位利用劳动者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认识的模糊，诱骗劳动者签收终止所谓“劳务关系”的通知，以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关系。四是避免劳动者保存任何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如不签劳动合同、不给劳动者劳动合同文本、不缴社会保险、不发工资条、不给上岗证等。
（三）想方设法规避社会保险的缴纳。
很多非公有制企业都将社会保险的缴纳视之为眼中刺，想方设法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如不签劳动合同、采取“保险随工资发放”手段(娄底市某著名民营企业），强迫职工向用人单位提交“保险随工资发放”的报告，以逃脱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四）模糊合同打擦边球。
故意在劳动合同中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合同期限不加明确，借此让用人单位拥有更大的用人斡旋空间。如某电视台招聘员工，约定合同期限为“栏目终止为止”。
（五）制订苛刻的企业规章制度。
由于《劳动合同法》将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法定化，用人单位为达到其解除合同的主动性。便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限，在企业规章制度中任意界定“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重大损失”，把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六）采取以多个分（子）公司与员工不同时期签订合同的方式。
为达到不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些集团公司便利用关联企业，采取以多个分（子）公司与员工不同时期签订合同的方式。此举旨在使员工不可能与一个公司存在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从而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七）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劳动者忍气吞声。
一些蛮横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要求加班费、交社会保险）时，用人单位马上就会想方设法辞退劳动者，这种高压政策使得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放弃其权益的请求。
综上可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给劳动者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劳动者带来了一场灾难。作为强势的用人单位总是以各种方式来降低自身风险，从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二、用人单位应对措施分析
企业“趋利避害”本无可厚非，但应当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上述用人单位的应对措施大多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的，在此，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以“非正常用工形式”代替正常用人形式是不允许的。
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劳务外包等用工形式，只是全日制劳动用工形式的补充，并非正常的用工形式。在实践中，一些企业为消除劳动关系，往往采取这些手段，按照立法精神，都是不允许的。其实，《劳动合同法》为避免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的常态化，已经在立法的过程中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可以说，现在很多用人单位的劳务派遣用工是不合法的，比如银行业的柜面人员实行劳务派遣用工是绝对违反了“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规定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对于非全日制用工、劳务外包，虽然《劳动合同法》没有对其适用岗位进行界定，但如果应该用全日制用工形式的，你用非全日制用工或劳务外包形式替代全日制用工，无疑也是不允许的。
（二）任何规避社会保险缴纳的办法都是违法的。
一些用人单位试图以“保险随工资发放”的手段来规避社会保险缴纳的义务是违法的，其如意算盘也是不会得逞的。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作为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是不允许逃避的，用人单位企图以协议形式逃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徒劳的。因为这种协议本身就是无效的。同时，相关规章也规定工资总额不包含社会保险，因此，劳动者针对这种情形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三）模糊合同打擦边球其实并不高明。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合同期限等内容必须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如果用人单位故意对上述必备条款加以模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将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没有明确的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四）逼迫辞职并非总是奏效。
用人单位使用调岗、降低劳动报酬等手段，迫使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达到无故辞退劳动者的目的；二是规避相关法律责任，不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给劳动者。但事实上，如果用人单位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员工调整到与其学历、专业或者工作能力等存在明显差距的工作岗位，以达到迫使劳动者辞职的目的，员工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消除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是违法的。
《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应当签订劳动合同，逾期将承担支付2倍工资的责任。同时，《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应该一式二份，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持一份；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种恶意的做法将使得劳动者维权更加困难。
（六）苛刻的企业规章制度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违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规章制度的制订有严格的程序，如果不按照此程序办理，该规章制度将被认定为无效；再者，苛刻的企业规章制度可能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而用人单位仍然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减少以及消灭《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稳定的用工市场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将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徒法不足以行。劳动者期待的不是“纸上的权利”而是“实际的保障”，这就需要立法部门继续完善《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及时化解矛盾。
（一）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本意。
《劳动合同法》并不是洪水猛兽，其实施也并不会让用人单位无法经营下去。《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用意就是鼓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长期、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但一直以来，很多用人单位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误以为回归“终身制”，对之谈“无”色变。其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是“铁饭碗”、回归“终身制”，限制用人单位的用工灵活性，用人单位仍然可以依据法定情形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律有尊严，法律一旦施行，就具有执行力。作为用人单位正确的做法就是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而不是一味的想着应对和规避《劳动合同法》。应对和规避《劳动合同法》没有出路，相反会增加自己的违法用工成本。所以，用人单位只能先改变自己，即实行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以及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转型，通过先进技术武装自身，以减少用工和降低成本。
（二）加大宣传和普法力度。
前述用人单位应对措施之所以屡屡得逞，一方面是利用劳动者的无知（不懂法，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一方面是利用劳动者的无力（即劳动者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迫于就业压力及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不敢对自己的权益据理力争）。因此，为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首要的就是普法工作。普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努力，共同推进。对此，国家机关、新闻媒介、大中专院校、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宣传单、现场咨询等形式宣传《劳动合同法》的条文内容及维权知识。其次就是引导、支持劳动者维权工作，让劳动者不再失声，敢于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者作为相对的弱势群体，其维权的勇气来自于生活的压力及社会各界的鼎立援助。劳动行政部门要积极履行职责，针对劳动者的投诉，要认真去查实并帮助解决；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要勇于为弱者说话，及时为生活困难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察执法力度。
劳动行政部门作为劳动关系的监督检查机构，对《劳动合同法》的贯彻执行负有重大责任。为切实落实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职责，第一，进一步充实劳动行政部门的人员配备，特别是专业人员的配备，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有规划的吸收劳动法方面的高校毕业生。只有我们的执法者真正懂得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在执法的过程，他们才能更好的履行监督职责，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二，进一步发挥劳动监察的作用。将劳动监察工作的对象重点放在经常发生违法行为、侵害劳动者权利的企业；将工作内容放在重点查处用人单位的乱辞退劳动者、强迫加班、欠缴社会保险费和克扣工资等行为上；将工作方式采取接受劳动者举报进行查处与定期和不定期到企业进行检查督促相结合。第三，加大惩处力度。发现企业违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对于经督促或责令整改的仍不整改的加重处罚，下大力气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建议对用人单位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出台相应的惩罚措施，对其处以重罚。第四，加强预防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劳动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工会和用人单位共同深入到用人单位中去，对反映突出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询问劳动者情况，找出矛盾原因，提出建议，以促进用人单位规范管理，预防劳动侵权的发生。
（四）制订配套规定，界定争议焦点。
《劳动合同法》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立法过程，但和任何法律一样，该法也存在一些有待明确的概念和法律漏洞，需要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劳动行政部门通过《实施条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明确法律的含义并填补其漏洞。例如：
1、《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有义务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此，一些用人单位便通过“以多个分（子）公司与员工不同时期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期满，让劳动者在家呆一段时间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对此，我们需要明确“该用人单位”的含义，用人单位利用关联公司，以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公司先后与从事同样工作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否认定为“同一用人单位”？如何解释“连续工作”、“连续订立”之“连续”，中间发生短暂的间隔是否不属于“连续”？这些关键术语的解释直接影响《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
2、劳务派遣“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适用，是否只要具备“三性”条件之一，用人单位就可以采取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还是“三性”同时具备方可采用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
3、明确“非全日制用工”的具体实施岗位，防止用人单位以“非全日制用工”代替“全日制用工”。
4、何为“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的内容。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劳动行政部门没有按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进行监督检查，导致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就属于“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劳动者可要求劳动行政部门承担赔偿责任？
（五）合法发挥工会的作用。
在当前劳动者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其维权与协调功能应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让劳动者能够更多的与用人单位平等对话，并能够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的去维护。因此，《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会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制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和解除、经济性裁员、集体合同等方面更多的职责，工会的作用明显增强。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解决。
1、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工会法》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应当建立工会组织，对非公有制企业则没有强制性规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不断增加，其吸纳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如果在非公有制企业长期出现工会组织的缺空，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建议对《工会法》进行相应的修改，以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责任。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工会组织要加强管理，帮助、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工会组织。
2、不断充实工会组织的力量，配备必要人员，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切实发挥工作的作用。要想彻底实现工会组织成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就必须实现工会组织经济上的独立，否则，工会组织很难摆脱两难境地。工会的资金来源一般是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对此，最微妙的就是企业这一部分资金来源。如果工会的资金需要直接想企业索取，那么，工会很可能成为用人单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帮凶。因此，我建议，来源于企业的那一部分工会活动经费，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统一收取，再返回工会组织，这样就避免了“吃人嘴软”的情况发生。
3、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应加强对所属工会的监督管理并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4、建立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失职责任追究制度。《工会法》及《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工会组织一定的职责，赋予其一定的权利，比如说“有权......”、“可以......”，但很少说工会组织“应当怎样”、“有义务怎样”，更没有明确其失职所应承担的责任，所以工会的工作总是象征性的开展，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六）适时提供法律援助。
劳动者权益保护是一个敏感而倍受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普通劳动者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其权益更容易遭受侵害；由于普通劳动者缺乏社会资源及资金实力，无力请律师，往往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其维权更难。因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更需要法律援助。对此，各法律援助机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应“该出手时就出手”，树立“为弱者说话、维护正义”的法律意识，帮助有困难的劳动者维护其合法权益。各法律援助机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在为农民工维权的过程中应注重采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争取更多的用调解手段处理农民工维权案件。在防止矛盾激化、降低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挽回农民工的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历史的必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尽管目前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困难与阻力，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一时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定将逐步落到实处。
【注释】李思义、蒋兴南，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文章来源：胡律师网
写在化疗前后 篇3
一、化疗治癌的机理
化疗是以人工合成或从植物中提取出的有效成分杀伤癌细胞的一种全身治疗方法。可治愈部分癌症，防止癌的扩散、转移，减慢癌的生长速度以及减轻因癌瘤而引起的症状。化疗对某些病人来说，有时是唯一可采用的治疗手段。但化疗在更多的时候是与手术、放疗等方法联合使用的。
化疗治癌的机理是损伤和干扰DNA的合成。DNA是遗传物质，它不再合成时癌细胞就无法分裂繁殖，这样就能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化疗对正常细胞的代谢也有干扰，从而产生毒副反应。尤其是骨髓造血细胞和消化道上皮细胞更易受损害。这就限制了化疗用药剂量，影响了治疗效果。但是肿瘤细胞分裂繁殖快，更易受化疗药物的杀伤。化疗因此才有治疗癌症的效果。
二、化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化疗的适应证很广泛，许多早期或中晚期癌症病人都可采用。医生根据癌瘤的病理类型、癌细胞分化程度、有无转移和患者全身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采用化疗、采用哪种化疗方案、达到什么预期目的。
1、根治性化疗。对化疗敏感的肿瘤，即使是中、晚期都可单用化疗来治疗。如精原细胞癌、绒癌等，尤其是血液系统的急、慢性白血病及恶性淋巴瘤等，都可采用标准化方案达到根治的目的。如再配合心理、饮食、气功等治疗，不少病人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姑息性化疗。晚期患者一般情况很差，伴全身广泛转移，只能采用化疗。治疗时不采用标准化的剂量和疗程，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为目标。肺、食道、胃、肝、乳腺等处患癌并已有转移的晚期病人，都可用化疗来控制。
化疗也有禁忌症。一般来说，病人年老体弱，有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障碍，以及患了对化疗很不敏感的恶性肿瘤，如晚期甲状腺癌、直肠癌、骨肉瘤等，均可不采用化疗。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也可根据情况采用局部给药的方法来控制癌症。
三、化疗在综合治疗中的地位
由于高效低毒的化疗新药不断涌现，再加上减轻毒副反应的新药不断增加，化疗现在已不再成为可怕的事，其疗效也在逐步提高。但是，为了确保疗效、取长补短，肿瘤专家公认：癌症还是综合治疗好!化疗在综合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医生所重视，也越来越被广大病人所接受。
1、术前和放疗前化疗。适用于两种情况：第一是肿瘤在病理分类上属于对化疗敏感的类型，如鳞癌、低分化癌；第二是瘤体较大，估计已有局部或全身转移，需降低癌细胞的活性，以减少手术中医源性扩散和种植。符合以上条件者，可先行化疗2～3个疗程，再接受手术或放疗。由于瘤体缩小、癌细胞活性降低。可以提高手术切除率，减少复发或转移。如乳腺癌Ⅱ、Ⅲ期，晚期食道癌和恶性淋巴瘤等，采用此法有时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2、术后和放疗后化疗。有些肿瘤在手术中未能切除干净。即使做了根治性手术，也难保证不发生转移。还有些肿瘤恶性程度高，术前术后均可能转移。为了防止复发和转移，都要采用化疗。晚期食道癌、胃癌、乳腺癌、肝癌、骨肉瘤、精原细胞癌等，术后或放疗后采用辅助性化疗或预防性化疗，其5年生存率比不化疗的有明显提高。
术后和放疗后化疗原则是越早越好。有的医生在术中就给病人用药，就是这个道理。一般来说。术后和放疗后一个月内化疗为适宜。此时病人已经过一定时间的康复，癌细胞较少，化疗效果也较好。
3、放疗、化疗同时进行。某些晚期癌症，包括食道癌、宫颈癌和恶性淋巴瘤等，如果患者年龄较轻，体质较好，可采用放疗、化疗同时进行的方法，称之为“双管齐下”。这样可能毒副反应重一点，但只要及时有效地对症处理，不少病人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化疗中的联合用药
同一类型的癌症病人，同样化疗，疗效却有明显差别。其原因一是单用一种药，还是几种药物联用；二是选择何种联合用药方案。联合用药是几种抗癌药物同时或先后使用，其效果比单一用药要好。
联合用药的原则是提高疗效，不增加毒性反应，又可避免产生耐药性。如阿霉素与长春新碱联用，就符合以上原则。前者对骨髓造血细胞及心肌有毒性，而后者对这两种组织毒性很小。两者又分属非周期性和周期性药物。一般来说，将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药物各选1～2种加以组合，效果最佳，具有取长补短、提高疗效、不增毒性的优点。
五、合适的剂量与疗程
由于化疗具有一定的毒副反应，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较接近，因此有的医生为了减轻毒副反应，用药量偏低，尤其是对门诊病人，这样往往达不到控制肿瘤发展的目的。也有的医生把2～3个疗程的药一次用掉，造成病人严重的中毒，甚至肝、肾、心功能衰竭而死亡。
合适的剂量取决于病人健康状况、体重或体表面积、病理组织、分化程度以及医生的经验。最理想的剂量应当是既达到良好的治疗目的，又不出现严重的毒副反应。
癌细胞的分裂繁殖是周期性的。处于休眠状态的癌细胞对化疗不敏感。化疗杀伤癌细胞的数量是按百分比的形式下降的。因此，不可能希望通过1～2个疗程就把癌细胞“斩尽杀绝”。一般至少要用6个疗程，每个疗程20～30天。某些癌症可用到10多个疗程。如果肿瘤消失，还要再巩固治疗2～3个疗程。接受化疗2～3个疗程后，要作一次全面检查。如果有效，继续化疗；如果无效，可更换药物或改用其他方法治疗。
目前，在一些病人中普遍存在着未能完成6个疗程的情况，这常造成了癌症的复发或转移。主要原因：①有些病人对化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总认为化疗治不好肿瘤，故一旦出现毒副反应，就不能坚持化疗。殊不知化疗中途停止有前功尽弃的可能。②有些病人毒副反应确实较重，医生又未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故而中止治疗。③医生选择药物不当。如心功能不全者用阿霉素，肺功能不佳用平阳霉素，肾功能不好用异环磷酰胺等，都可造成病人严重的甚至不可挽救的中毒反应。
六、化疗的毒副反应
化疗的毒性反应是影响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并不是每个化疗病人都有毒副反应。有无反应取决于个体差异，也取决于药物的选择、剂量、疗程等因素。化疗毒副反应分为：①局部反应，由静脉注射、外溢及药物对血管壁的刺激所致，一般经处理后都可坚持化疗。②全身反应，尤其是肝、肾、心等重要脏器的严重反应，往往需要停药或中止治疗，并及时处理。常见的是消化道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便血等症状，此外还有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血小板减少。化疗停药的指标：呕吐频繁，日超过5次以上；严重口腔溃疡；腹泻日超过5次以上，或便血；白细胞降至3，5×10／L，血小板低于50～80×10／L；重要脏器毒性反应，如中毒性心肌炎、肝炎、肾炎等等；合并症，如消化道出血、穿孔，尿酸结晶影响肾功能等。
总之，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是很复杂的过程。只要医务人员、病人或家属的密切合作，就能恰当、正确、有效地运用这种治疗手段。化疗与手术、放疗有机结合，再配合心理、饮食、免疫和中医中药等疗法，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疗效，改善病人生存质量，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实施前后 篇4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中国会计改革,经历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协调、趋同等不同阶段,使得我国会计准则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具有了国际可比性,也使得我国会计、财务、资产价值信息更具相关性、可靠性。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和2007年证监会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则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规范要求存在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购股权等潜在普通股上市公司应计算并在定期报告中同时披露基本每股盈余和稀释每股盈余。这为会计研究提出了稀释每股收益是否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有效信息并作用于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等问题,因此,本文拟通过研究《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实施对证券市场价格的影响,找出每股收益计量变化提高股票价格解释能力的证据。可以预期,如果每股收益会计信息的披露与可转换债券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变动符号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那么该会计信息集向资本市场传递了有效的信息,即该会计信息集可向企业投资人提供未来现金流回报、可转换债券资产和债务的价值评估等足以引起资本市场参与者调整资产价值的判断的有效信息;反之,每股收益信息的变化对于投资者没有信息含量。另外,由于在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购股权等潜在普通股中,可转换债券是潜在普通股的最大组成部分,所以本文选择了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这一研究可能会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提供一些决策参考,使政策制定者对相关准则可能造成的影响有更完善的评估,并希望有助于投资人日后解读类似有效资讯、预测市场反应等等。
二、文献综述
(一)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文献回顾决策行为的改变意味着投资者会买入更多股票或减持已有股票,这会造成交易量的变化,从而导致股价波动。当盈余公告信息足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判断及其决策行为时它就具有了信息含量。过去几十年,人们研究也发现了公司盈余公告影响股 价波动 , 即盈余公 告具有信 息含量的 证据(Beaver,1968;Ball and Brown,1968;Lev,1989等)。(1) 国外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研究。鲍尔和布朗 (Ball & Brown,1968)发现盈余变动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亦即“如果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有差额,年度收益信息是有用的,而且市场会在同一方向产生反应”。这是从资本市场产生以来人们第一次发现的会计盈余数据具有信息含量的系统性证据。比弗(Beaver)发现了“股价变动规律证明了盈余公告具有信息含量”的证据,说明会计盈余的披露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了影响。Morse(1981)利用日股价数据验证了市场对于季度盈余公告的反应,并发现大多数股价变化发生在公告前一天和公告日产生。Rendleman、Jones、Latane(1982)提出标准化的未预期盈余概念,并发现在公告日盈余影响股价。Lev(1989)的研究表明《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的财务公告影响股价。(2)国内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研究。赵宇龙(1998)发现未预期盈余为正号的投资组合比未预期盈余为负号的投资组合可以获得更高超额报酬率。这是第一次证明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会计盈余资讯,也就是说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会计盈余数据可以向投资者传递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赵宇龙(2000)运用盈余反应系数分析法,对中国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加入控制变量后会计盈余的披露仍然具有信息含量的经验证据。Bao和Chow(1999)研究发现A、B股的会计盈余均具有信息含量、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解释能力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以中国会计准则为基础的A股的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要低于使用国际会计标准的B股的信息含量等实证证据。陈晓、陈小悦和刘钊(1999)发现,在公司盈余公告日前后,日交易量有明显增加现象,而且日交易量达到年均水平的1.5倍至1.7倍。因此,中国A股市场上的盈余数据同样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潘琰、陈凌云和林丽花(2003)研究表明,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的会计盈余数据比国际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盈余数据更具信息含量。孙爱军和陈小悦(2002)发现,中国股市不但具有信息含量,而且信息含量十分显著并呈逐年增强的趋势。总之,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盈余公告信息含量集中在盈余对于股票价格、交易量等影响上,80年代以后则进一步集中在盈余公告对股价影响的程度以及盈余的预测能力方面。在我国,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A股和B股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盈余均包含一定的信息含量。
(二)每股收益信息含量研究文献回顾 (1)国外每股收益信息含量研究。国外每股收益信息含量实证研究集中于盈余的横截面差异分析。Jennings,Le Clere and Thompson(1997)研究发现,证券价格反映所有公开的与股票价值相关的信息;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取决于它体现公司价值的能力。Goldsticker and Agrrawal(1999)支持了他们的发现,即完全稀释每股盈余FDEPS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优于基本每股盈余BEPS和主要每股盈余BEPS。1998年,Balsam and Lipka发现,盈余可以解释股票价格,每股盈余与股价之间显著相关。FDEPS更具信息含量,因此,披露稀释效果对于投资者是相关的。Lynn H. Clements(2002)利用1997年美国实施财务会计准则(SFAS)128号每股收益准则实施前后三年可转换债券转换市场效应来检验128号准则是否提供了更具信息含量的稀释每股收益(DEPS)指标。尽管由于缺少样本该文所提出的零假说等无法证实,但这一假说为这方面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2)国内每股盈余信息含量研究。国内学者对每股盈余研究多半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而对每股盈余指标尤其是稀释每股盈余指标的决策有用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不多。王旦娉(2009)发现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2007年稀释每股收益指标没有传递预期的会计信息,从短期看不具有信息含量。王海英(2009)以我国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后的2007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指标的差异为基础,发现样本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基本每股盈余和稀释每股盈余指标具有与股价相关的信息含量,而且稀释每股收益数据更含有基本每股收益数据之外的增量信息。即证明了稀释每股盈余数据更能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可见,国外由于1997年已开始披露基本每股盈余BEPS和稀释每股盈余DEPS,所以也带动了稀释每股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尽管实证检验结果有相同,也有相异,但大多数结果表明基本每股盈余和稀释每股盈余组合的信息含量要高于SFAS No.128实施之前的每股收益披露组合,也就是说美国SFAS No.128准则既简化了每股收益的计量,又提高了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但在国内,在2007年1月1日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之后,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稀释每股盈余信息含量的实证论文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稀释每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和稀释每股收益没有信息含量。这也是诱导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原因之一。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前期研究表明,国内外从鲍尔和布朗(Ball & Brown,1968)和赵宇龙(1998)开始,对于盈余信息含量实证研究多半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法,以探讨未预期盈余符号与事件窗口市场非正常回报符号之间统计相关性,从而验证每股收益的信息含量及解释能力等等。据此,可以预期,《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在可转换债券公司实施后,如果基本每股盈余和稀释每股盈余指标具有信息含量,那么在年度盈余报告披露前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发生变动。通过个股日报酬率与市场日平均报酬率差异即非正常报酬率(Abnormal Return,简称AR),可以测定在年度会计盈余公告披露前后会计盈余信息含量及其变动。如果股价发生变动,说明第34号每股收益准则实施使资本市场以有效方式接受了这一新的信息的传递,即准则披露的每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反之,则说明第34号每股收益准则披露的每股收益没有信息含量。另一方面,如果基本每股收益或稀释每股收益变化,市场应能分辨出“好消息”,从而获得比“坏消息”出现时更高的非正常回报。为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第34号每股收益准则实施之前的2006年,未预期每股盈余符号与累积超额回报之间显著正向相关。未预期每股收益符号为正一组应有正的市场反应,为负一组应有负的市场反应
假设2:在第34号每股收益准则实施之后的2008年,稀释每股收益的未预期盈余符号与累积超额回报之间显著正向相关,且盈余反应系数比2006年更大。未预期每股收益符号为正一组应有正的市场反应,为负一组应有负的市场反应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本文以公司累计超额回报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为预期盈余和年度为解释变量,用以检验本文的假设1与假设2,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在此基础上,根据鲍尔和布朗(1968)和赵宇龙(1998)研究思路观察拥有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未预期每股收益符号与超额回报符号之间的关系,以检验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实施前后每股收益的信息含量的变化。为检验假设1和假设2,本文构建了以下四个模型:模型1:CAR=α+β1UEPSRit+ε。
模型1通过未预期盈余与时间窗口累积超额回报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考察样本整体的每股收益信息含量。即模型1将自变量未预期每股盈余带入回归方程,仅分析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未预期每股盈余与超额累计回报率的关系。通过模型1中这一盈余反应系数(ERC)表示样本总体的未预期每股收益对累积超额报酬的影响和信息含量。如果每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则β1应该显著大于0。模型2:
模型2是对2008年可转换债券公司和2006年每股盈余信息含量的比较。对于2008年可转换债券公司,其稀释每股收益信息含量可以用β1+β3这一盈余反应系数来表示,如果2008年稀释每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即假说2成立,则β1+β3应该显著大于0;对于2006年样本公司,其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信息含量可以用β1这一盈余反应系数表示,如果2006年全面摊薄每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即假说1成立,则β1应该显著大于0。如果2008年稀释每股收益具有比2006年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具有增量盈余信息含量,则盈余反应系数β3应该显著大于0。模型3:CAR=α+β1UEPSRit+β2YEAR2008+β3YEAR2008*UEPSRit+β4SIZE+β5Tobin Q+β6LEV+β7BVRit+β8DIVit+ε。
模型3是在模型2基础上控制了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财务杠杆、每股净资产、股利等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其他变量,以分析每股收益信息含量以及每股收益与累积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模型4:CAR=α+β1UEPSRit+β2YEAR2008+β3UEPSRit*YEAR2008+β4UEPSRit*SIZE+β5UEPSRit*Tobin Q+β6UEPSRit*LEV+β7UEPSRit*BVRit+β8UEPSRit*DIVit+ε。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每股收益符号与各控制变量的交叉项,以反映各控制变量对于盈余反应系数(ERC)的影响。即模型4是在保留原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同时,又引入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交叉项后带入回归方程的结果。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2007年1月1日我国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是一个基本事件,但由于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是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的,即在年报披露日前后资本市场才能够接收到每股收益准则实施事件产生的信息信号。因此,为了对比2007年1月1日前后每股收益变化所引起的信息含量变动,本文分别选取了2006年和2008年可转换债券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指定的权威披露媒体上公告年报的日期作为事件窗口的标准日,并选择(-20,20)、(-10,10)、(-5,5)、(-1,1)等四个事件窗口的累计超额回报来观察各样本在窗口的市场反应情况。本文的样本期间涵盖了深沪两市上市的2007年1月1日前发行可转换债券、2008年报中可转换债券仍然存续的上市公司。样本公司之所以选择可转换债券上市公司,是因为可转换债券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最主要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所有样本公司都没有股份期权,有认股权证的公司仅4家,规模亦不大,这剔除了股份期权和认股权证对于每股收益稀释作用的影响。由于2007年是新旧会计体系转换年度,样本选择了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四年年报计算未预期盈余,所以样本总量为31个家公司。整个研究过程采用的样本资料主要来自CCER股票价格收益数据库、一般企业财务数据库、上市公司可转债数据库、证券市场指数数据库,年报资料主要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等发布的公司年报。选择了深沪两市上市的2007年1月1日前发行可转换债券、2008年报中仍存续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为SPSS13.0等。
(四)研究方法从前期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国内外从鲍尔和布朗 (Ball & Brown,1968) 和赵宇龙(1998) 开始,对于盈余信息含量实证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观察时间窗口中未预期盈余等符号导致的市场反应;二是观察未预期盈余符号对累积超额回报CAR影响的盈余反应因子β。如果每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则β值显著大于0,即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这已被前期研究所证实。结合本文意欲探讨2007年1月1日第34号每股收益准则实施这一事件对资本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的研究目的,本文重点进行两个实证检验:首先是市场反应检验。市场反应检验主要验证股票市场能否有效反应新的稀释每股收益信息,即观察未预期稀释每股盈余符号为正(好消息)和为负(坏消息)一组产生的超额回报趋势。如果未预期稀释每股收益大于零,将会导致股价上升;反之,股价下降。此时,稀释每股收益会提供投资者有用信息,使投资者获得超额回报,因而具有盈余信息含量。其次是盈余反应系数检验。盈余反应系数检验主要验证未预期稀释每股收益符号对于累积超额报酬的反应程度。如果未预期盈余与累积超额回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则表明稀释每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反之则没有信息含量。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市场反应检验 (1)2006年市场反应检验。图(1)和表(2)汇总了2006年样本公司市场反应结果。显而易见,未预期每股盈余为正号的投资组合在开始阶段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要小于未预期盈余为负号的投资组合,但随着盈余信息发布日期的临近,未预期盈余为正号的投资组合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超过了负号组合,而且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这种差异。这说明在2006年一些时段,市场能够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会计盈余数据信息,但并不很显著。因此,2006年的每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说不能得以证实,即假设1不能获得统计支持。
(2)2008年市场反应检验。图(2)和表(3)汇总了2008年样本公司市场反应结果。结果表明,在四个时间窗口内,未预期盈余为负的公司累积平均超额回报率的均值要大于未预期盈余为正的公司,而且这一差异在四个区间内均显著地异于0。从均值之差可以发现,在(-20,20),(-10,10),(-5,5),(-1,1)四个事件窗口,如果买进未预期每股收益为负的公司股票,同时卖出未预期每股收益为正的公司股票,分别能获得24.70%、19.40%、14.9%和4.10%的报酬率。这否定了假设2。
注:P 值表示 T 检验的伴随概率。*,**,***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注:P 值表示 T 检验的伴随概率。*,**,***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二)盈余反应系数检验表(4)和表(5)汇总了样本公司四个事件窗口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 关于未预期盈余对于累计超额回报的盈余反应系数β1方面。未考虑控制变量,在四个时间窗口内,模型1中β1<0,在前三个时间窗口内显著,这说明2006年和2008年总体样本来看,未预期盈余与累计超额回报率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由于β1的结果时而为正、时而为负,且均不显著,所以研究假说1即2006年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信息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设无法证实。这一结论与上述2006年市场反应中的检验结果一致。(2)关于2008年度哑变量对于累计超额回报的盈余反应系数β2方面。当考虑到年度差异时,本文发现除了模型2和模型3的 [-1,1] 事件窗口,其余三个事件窗口的各模型的YEAR2008变量的系数β2均显著为正,这表明2008年稀释每股收益对于累计超额回报的影响比2006年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对于累计超额回报的年度影响要大。(3) 关于未预期盈余与年度的交叉项系数β3方面。根据假设2,β3表明2008年与2006年盈余反应系数的差异。在各时间窗的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β3小于0,且模型2在[-20,20]窗口、模型4在[-20,20]和[-5,5]窗口显著,这表明2008年与2006年相比,未预期盈余对累计超额回报率出现了负的增量效应,这证明了2008年与2006年相比市场反应更大,但反应方向与假说相反,因此本文的假设2不能得到支持。(4)关于2008年的未预期稀释每股盈余符号与累计超额回报符号之间关系β1+β3。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β1+β3值在各时间窗口均小于0,表明2008年的未预期稀释每股盈余符号与累计超额回报符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所以,2008年股票市场不能很好识别好坏消息,即2008年稀释每股收益不具有盈余信息含量,因而也否定了假设2。(5)关于控制变量方面。控制变量Tobin Q、LEV、SIZE在不同的时间窗口内表现出了不同的显著性。具体来说,在 (-20,20) 窗口,Tobin Q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公司成长性与超额累计回报率呈负相关关系,与预期一致;LEV的系数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负债率与超额累计回报率也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与预期一致。在(-10,10)和(-1,1)窗口,公司规模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公司规模越大,累计超额回报率越高,与预期一致;该窗口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与(-20,20)窗口中的回归系数显著性相似,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负债率与累计超额回报率负相关,与预期一致。在(-5,5)时间窗,控制变量均不显著。在模型4中,各控制变量与未预期盈余符号交叉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些控制变量对于盈余反应系数(ERC)的影响并不大。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
运动前后怎么吃 篇5
剧烈运动前最好空腹
晚饭后进行锻炼，是现在不少人的选择。但是晚饭后的锻炼不应以剧烈运动为主，饭后马上从事剧烈运动不仅加重会影响消化吸收，也会增加机体的负担，不利于锻炼的效果，也会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饭后的运动应该以运动量小，消食作为目的，如散步、洗碗和扫地这样的家务活。
如果要进行剧烈的运动，最好在饭后2小时以后。一周1-2次剧烈的运动有益于心血管健康，就像是每周给你的心血管系统彻底洗了一次澡。
但如果是刚开始锻炼，体能较差，或有饥饿感的，最好不要进行高强度运动，以免胸闷、胃部感觉不适，或出现低血糖反应，如头晕、乏力等。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胃病的人尤其要注意。此外，剧烈的运动也不宜在睡前两小时内进行，以防身体过度兴奋，难以入眠。
高强度运动之后，应休息30-60分钟后再进食。这是因为运动后，血液主要供应于肌肉，此时，胃肠功能较弱，消化吸收能力低，若大量进食容易导致不适，甚至增加胃肠疾病的风险。
运动后均衡饮食
有些健身达人认为，运动后要大量补充蛋白质，但如果不是专业健美运动员，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实际上摄入过多的蛋白质对肾脏是个沉重的负担，甚至是有害的。正常饮食的蛋白质供应量就足够了，但也不建议只吃蔬菜水果，或只喝点白粥，还应以食物多样，平衡膳食为好。
有的人害怕锻炼消耗过多，会导致食欲大增，其实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有研究发现，和不运动的情况相比，适当的运动不仅不会让人吃得更多，反而有利于短期内的食欲控制。
实施前后 篇6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选择2008年4月至2009年8月在我院住院的股骨颈骨折行髋关节置换术患者93例为对照组,2010年4月至2011年8月在我院住院的患者91例为临床路径组。纳入标准:大于65岁;GARDEN分型Ⅲ、Ⅳ;术前生活良好;有其他诊断,但不影响流程实施的。排除标准:有严重合并症、病理性骨折或其他合并症影响流程实施的。对照组年龄为65～99岁,平均年龄为78.51岁,其中男64例、女29例,临床路径组年龄为65～92岁,平均年龄为78.16岁,其中男50例、女41例。
1.2 方法
对照组资料获取时段未开展临床路径工作,沿用传统治疗模式,在检查、治疗、护理、健康教育等方面未作统一规定。临床路径组严格按照制定的CP规范进行治疗。我院采用的CP方案参照卫生部颁布的股骨颈骨折路径方案并根据我院实际进行了修改,经医院临床路径专家委员会认可后执行,涵盖术前检查、术后治疗和护理、健康教育、出院标准等方面。同时要求科室配套成立了临床路径工作管理小组,专人负责,存在问题院内协调解决,保证路径开展。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并采用Shapiro-Wilk方法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非正态性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进行描述并采用秩和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入院和出院情况比较见表1
表1显示:CP前后入院情况分层和出院治愈率无差别。
2.2 CP前后费用指标
CP前后费用指标正态性检验均为非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描述并秩和检验,住院总费用增加但医疗费用无增长。结果见表2。
2.3 CP前后效率指标比较
总住院天数缩短,术前住院日无变化,见表3。
3 讨论
3.1 临床路径的规范作用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严谨性,保证临床专业有序发展
临床路径是一种可实施的临床疾病诊疗标准,并具有确定的法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预先制订的诊疗过程具体实施的“医嘱”,执行者必须严格执行[2]。例如,对何时该做哪项检查、治疗及护理,病情达到何种程度,何时可出院等目标进行详细的描述说明与记录。在这项工作中,治疗过程不再是随意的、体现医生个性化的行为,而是有计划、有预见性的进行诊治工作,以保证治疗效果和效率,同时对以往容易忽视的内容如健康教育等进行了严格要求[3],病人亦了解自己的医疗护理计划目标,主动参与整个治疗过程,起到双方相互促进的作用。
有些医务人员认为CP制定的是僵化的计划,而患者的病情千差万别,所以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制定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如果医务人员没有完全按照CP实施,患者得了并发症,就会面临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风险。也有部分医务人员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医疗方式可能会影响医生的决策和独立思考[4]。
医学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医务工作者的开拓创新,针对疾病的治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不断改进才能提高诊疗效果。CP的核心并不是阻碍甚至禁止诊疗方法的改进,也绝不是不顾病人个体情况坚决封杀个体化治疗,而是将已经成熟的适用于大多数病人的诊疗策略形成规范来加以强调,以督促医生在诊疗过程中选择最优且最有利于病人的医疗计划和活动,从而保证诊疗效果,同时降低了整个社会医疗成本的消耗。在强调规范化流程化的同时,CP也允许部分病人存在病情和诊疗的变异,为个体化治疗留出了空间。因此CP工作充分体现了医学科学的严谨性,并从更高层面保证了临床专业的有序发展。
3.2 临床路径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制
以病人为中心,由现行的多个部门面向病人的部门性医疗服务模式向由多个部门共同面向病人的整体医疗服务模式转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团队医疗概念的转变。这种整体医疗护理模式是使病人的整个住院过程成为一个衔接严密的无缝隙过程,体现了医院“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服务模式的转变需要打破旧有的诊疗程序和思路,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和管理保障。
我院在实施CP之初便成立了院级领导小组,同时要求科室配套成立了临床路径工作管理小组,科主任领导专人负责,存在问题院内协调解决,把各个医疗、护理、药理、医技和管理的独立环节整合在一起,明确每个环节的职责,不仅要与患者及其家属主动沟通,而且也需要与相关辅助科室进行沟通,使CP理念达成共识,保证后期CP工作顺利开展。
3.3 股骨颈骨折CP改进了效率指标,但费用指标有增长,CP工作需要更深入的工作基础和配套政策来保证执行效果
本研究临床路径组较对照组住院时间缩短且有统计学意义,术前平均住院日没有明显变化,说明缩短部分主要来自术后治疗阶段。CP执行缩短了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提高了床位周转率,有利于现有资源的充分使用,特别是术后住院日缩短有利于股骨颈骨折病人恢复。费用指标临床路径组较对照组差异且有统计学意义,住院费用增加但医疗费用没有增长、药品费用增加,药费占比增加,耗材费占比没有明显变化。分析原因是因为收治的股骨颈骨折病人呈高龄、合并症增多的趋势,如合并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甚至痴呆的病人逐渐增多,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机会增加,治疗合并症和并发症费用不断上升,拉高了次均费用和药费支出,同时由于骨科耗材占比高这个特殊性,随着新技术应用和材料费增长而床位费和劳务费一直保持很低,因此缩短的住院日费用被新技术材料费用的增长所掩盖。医疗费用无增长反映了CP实施后节约了卫生资源,提高了社会效益。
在开展临床路径工作的同时我们也体会到,CP的产生应基于DRG(按病种付费)工作的开展。在现有“按项目收费”的支付方式下,医院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属于“外延扩张型”的服务,科室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浪费了大量的有限的经济资源,形成了高投入、高收入和低结余的循环怪圈。而CP“单病种限价”的试行则迫使医院不得不由过去的“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建设型”转变,科室诊疗工作也会自觉地按病种设计的最佳医疗、护理方案执行,通过界定特定疾病或手术的标准住院天数、用药范围和检查项目,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检查、选择有效价廉的药品给患者用、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等一系列措施,自觉控制成本,这才是CP工作顺利开展的内在动机和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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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前后 篇7
虽然影响临床合理用药的因素很多, 但并非无法改变。根据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合理用药要求, 我院于2014年1月结合医院实际, 正式实施驾照式的管理模式, 即“医师合理用药计分卡管理办法”, 在监控抗菌药物使用的基础上, 自主研发了“合理用药管理监测系统—医师合理用药个人计分卡管理系统—医疗管理综合信息平台”三位一体的“驾照式”合理用药立体管控系统, 实现了全闭环药物缺陷记录和闭环管理, 对医生实施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驾照式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的应用对我院实施合理用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在实施临床合理用药驾照式管理前即2013年1月~8月和驾照式管理后即2014年1月~8月同期全院用药情况, 以了解驾照式管理对医师用药的影响程度, 为加强临床合理用药工作提供参考。
1驾照式管理运行模式
1.1计分卡结果与个人考评、晋升及质量控制挂钩
2014年1月我院开始按照“医师合理用药计分卡管理办法”施行驾照式管理, 即对所有住院医师实施一年为1周期的计分卡扣分累加, 按年计扣, 年底将其结果记入档案后清零, 总分12分;扣分标准分4个等级:一级 (扣0分~5分, 进行个人警告) , 二级 (扣6分~8分, 进行科室通报) , 三级 (扣9分~10分, 在医院通报) , 四级 (扣11分~12分, 同时停岗并进行相关知识学习) 。每名医师计分卡扣分情况与其处方权、任期考评、技术职务晋升、年终奖励及科室质量控制挂钩。
1.2药学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为配合驾照式管理的推行, 我院药学部临床药师每半个月定期点评门急诊处方, 即普通处方点评不少于总处方量的3%;“大处方”点评则通过合理用药监控软件对所有处方进行监控;要求住院医嘱的检查率不少于总住院医嘱检查率的30%, 每月抽查处方权医师比例不少于25%, 且对每名医师抽查不少于200条医嘱。点评结果采用定期与不定期结合的方式并积极与各科室进行沟通, 同时参与医院各科室的临床会诊, 并在全院不定期地举办合理用药培训班, 同时进行相应的考试、考核, 有针对性地宣传合理用药知识。
2研究资料和方法
2.1资料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我院信息系统提供的驾照式管理前和驾照式管理后其药品占有比、临床药师定期点评不合理用药例数和全院不合理用药所扣取的质量控制总分, 以及驾照式管理前和驾照式管理后用药费用排名前10位的药品构成。
2.2方法
2.2.1研究处置
我们将驾照式管理实施前、后同期的药物用药情况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统计计示指标1:药品占有比=医院药品总收入/医疗总收入×100%;…指标2:门急诊处方用药不合理率=不合理用药处方数/抽查处方总数×100%;…指标3:住院医嘱用药不合理率=不合理用药病例数/抽查病例总数×100%;…指标4:全院不合理用药扣取质控总分所得数据和实施驾照式管理前、后同期医院用药费用排名前10位药品构成情况, 评价驾照式管理实施后医院不合理用药问题较之前改善程度。
2.2.2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统计学软件进行x2检验。
3结果
3.1药品占有比
全院实施驾照式管理后, 其药占比为39.51%, 较驾照式管理前的44.68%降低了5.17%。
3.2不合理用药例数统计
3.2.1门急诊处方不合理用药例数统计
驾照式管理后共抽查我院门急诊处方32…529张。发现问题处方198张,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0.61%, 较驾照式管理前同期发现不合理处方数减少941张,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下降了1.87%,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357.9, P<0.05, 详见表1。
3.2.2住院病例医嘱不合理用药例数统计
驾照式管理后共抽查我院住院病例5…304例, 发现不合理用药例数为136例,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2.56%, 较驾照式管理前同期发现不合理用药病例数减少了237例,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减少7.7%,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237.9, P<0.05, 详见表2。
驾照式管理后全院各科室因不合理用药扣取质量控制总分为200分, 而同期驾照式管理前全院各科室因同种原因扣取质量控制总分达865分, 二者相差665分。
3.3用药费用排名前10位的药品构成
在统计我院2014年8月门诊药品费用最高的前10种药物中, 抗肝炎病毒药物6种, 免疫抑制药物1种, 抗菌类药物1种, 质子泵抑制药物1种, 血小板聚集抑制药物1种。从给药途径来看, 口服药物9种, 注射用药物1种。而2013年同期我院门诊药品使用金额最高的前10种药物中抗肝炎病毒药物6种, 抗肿瘤药物1种, 辅助用药3种, 中成药2种, 免疫调节类药物1种。从给药途径来看, 口服药物9种, 注射用药物1种。总体而言, 2013年8月我院门诊用药费用最高的前10种药物中有3种为辅助用药, 且排名第1位的也为辅助用药;而2014年8月我院门诊用药费用最高的前10种药物均为治疗性用药, 详见表3。
2014年8月我院住院病人药品费用前10位药物中抗菌药物4种, 抗肿瘤药物2种, 血液制品1种, 血小板聚集抑制药物1种, 辅助用药物2种, 氨基酸类药物1种, 保肝药物1种。而2013年8月我院住院病人药品费用前10位药物中抗菌类药物1种, 质子泵抑制药物1种, 神经系统药物1种, 血液制品1种, 辅助用药6种, 中成药2种, 氨基酸类药物2种, 免疫调节类药物1种, 辅酶类药物1种。此外, 比较2013年8月与2014年8月其用药费用排名前5位的药物品种来看, 2013年8月仅有2种为治疗性用药, 其余3种均为辅助用药, 且排名第1和第2位的为辅助用药;而2014年8月其排名前5位药品品种均为治疗性用药, 详见表4。
4讨论
随着医药行业市场化和医药科技的不断深入发展, 药品的利润空间不断加大, 药品从研发到流通、使用各环节的逐利意识被强化, 导致部分医务人员的知识更新意识、敬业意识和责任意识薄弱甚至缺失, 医疗机构中药品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和适当性则难以保证, 普遍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用药现象直接影响到医疗安全和质量[3]。各医疗机构针对这些现象采取了多种干预措施, 如宣传教育、行政干预、“医保”手段、技术干预和电子信息化管理等,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4,5,6]。
从我院创新实施的驾照式管理模式执行半年多所取得的实效来看, 我院的药占比、门急诊处方用药不合理率、住院医嘱用药不合理率在驾照式管理后较之前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 同期相比, 药占比由驾照式管理前的44.68%下降至驾照式管理后的39.51%。驾照式管理后因不合理用药扣取质量控制总分也比驾照式管理前同期明显减少, 直降665分, 主要表现在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用药无指征、配伍禁忌、用药疗程过长和联用药物过多等不合理用药现象明显减少, 临床医师主动要求临床药师会诊的频率显著增加。此外, 驾照式管理后, 从我院药品品种使用费用排名对比来看, 其药品构成较驾照式管理之前同期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 即药品使用逐步转变为以治疗性用药占主体。治疗性用药是指能够从根本上缓解、稳定或治愈某种疾病的药物, 而辅助用药是指在某种疾病的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的某类药物, 该类药物可以提高常规治疗药物的效果, 加快疾病康复的速度, 但是如果单用此类药物治疗病人, 则往往不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因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治疗性用药对病人疾病的治愈起着决定性作用, 应当成为整个治疗过程中用药的主体, 而辅助用药只可在其中产生辅佐性作用。由此可见, 我院在基于驾照式管理模式下采用强有力的质量控制方法并结合临床药师的技术支持, 从思想上和行为上同步对医师临床用药进行有效的干预, 使我院不合理用药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此外, 合理用药问题必须由医院行政部门和药剂部门共同进行规范化管理, 从而保障切实落实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药物使用的相关规定, 并通过增强药师药学服务工作的理念, 进一步规范临床医师的用药行为。在这一过程中, 予以强有力的行政和技术支持是非常必要的。我院所制定的“医师合理用药计分卡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医师的精细化管理, 使临床医师用药与其处方权、任期考评、职称晋升以及年终奖励挂钩, 为监督并纠正临床医师的不合理用药行为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模式及其方法, 有助于促进合理用药水平的提高, 并减少临床医师选药用药的随意性及不良习惯, 且在提高患者治疗效果的同时也节约了医疗卫生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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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前后 篇8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数据价值,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 并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逐渐被纳入到全球金融市场范围内。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考虑上, 本着覆盖广泛、独立自主管理本国经济事务的原则,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在内以及38项具体实施准则构成的会计准则体系, 规定要求在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必须首先实施。[1]相关会计准则颁布后不久, 财政部就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的指南, 在本质上以实现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接轨。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与之前的会计准则不仅在内容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而且在理念上也相差甚远, 在目标上更加突出决策有用性, 在方向上更偏向资产负债观。
一、新准则实施前后会计数据价值概念区分
价值相关性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探索各种会计数据对公司股票市场价值变化的影响, 旨在评估这些会计数据对权益估值的重要作用。假设估值相关性是以收益模型作为探讨影响股票效益的会计因素, 价值相关性则是通过价格模型搜索对股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会计因素。
把股票价格或收益作为检测会计变量价值相关性的一个外在基本依据是价值相关性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 其支持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股票价格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是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权益价值最佳的标准。从理论上说, 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又或者是在利润表中, 不同的会计项目均可以作为价值相关性检验的标准。
二、新准则实施前后会计数据价值相关性
(一) 新准则实施对会计数据价值的积极影响
1. 新会计准则使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程度有所提高。
2.新会计准则通过引入和采用公允的价值计量属性, 通过资产负债表的债务法进行会计核算所得税等方式, 加大对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的关注程度。
(二) 新准则实施对会计数据价值的消极影响
1.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 很多资产虽然有活跃的市场环境, 但是也会受到非市场因素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和威胁, 同时因为缺乏公平价格的约束机制, 使得市场价格容易产生较大的波动, 使得公允价值的公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打折。[2]
2. 企业通过滥用非货币性质的资产交换以及企业债务重新组合的方式来制造虚假的业务成绩。
三、假设研究
研究假设主要分为前提假设和研究结论的假设。
(一) 两种假设
1. 关于前提的假设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对市场的有效性进行假设, 即假设证券市场在我国基本上达到微弱有效;二是假设会计信息尚且存在预期效应以及后果持续效应。
2. 关于研究结论的假设。
通过大量的实证文献的研究成果表明, 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之初还无法通过弱势有效市场的验证。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深圳和上海两地, 股票市场都在九十年代后期依次慢慢达到弱势有效, 基于围绕这个基本假设来展开研究会计数据价值相关性的实践活动。研究主要是在新准则的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 主要从提出基于计价模型的研究假设:一是会计数据价值的相关性在新准则的实施后得到明显的提高;二是相比较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更具有价值相关性;三是现金流量表在新准则实施后更具价值相关性。
(二) 实时建模和数据分析
1. 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是研究企业财务数据与企业价值相关性最常应用的模型。
主要应用价格模型作为检测财务数据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的渠道, 继而考察在新会计准则背景下的财务报告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高决定公司价值的信息, 同时本文主要以股票价格当作价值大替代变量。将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作为影响股票价格的两种分类信息, 会计信息通过财务报表的形式传递给投资者, 非会计信息是一切包括市场基本因素在内的, 可能对股票价格有影响的信息。基于这种认识, 将某一个节点时的股票价格 (P) 与影响股票价格的各种因素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并用一下模型进行表示。[3]
其中, P代表股票价格, X代表会计信息, Z代表非会计信息, 为随机干扰项, 首先假设非会计因素在某一时点对所有股票价格的影响是一致的, 用常数A来表示。
然后根据余下的收益的估价模型进行估测, 股票价格将于会计数据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从而得出本文所要采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 数据取样
3.数据描述及分析
从上述表格可以鲜明的发现股票的价格波动比较明显, 平均值从2004-2007年呈逐年上涨趋势, 2008年有下降, 2009年呈回升态势, 这基本上与股票的市场走向是一致的。除了极个别年份以外, 表示公司业绩的每一支股票的收益指标以及净资产指标整体上在上升, 这充分表明企业的业绩整体上比较好, 公司的效益和质量发展比较稳。但从总体上说, 上市公司的业绩普遍依然在偏低状态。[4]市场变化的态势与公司的财务会计的盈利信息有着某种相互联系的关系。
四、思考
从本文以2004到2009年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数据为样本, 将这六年以新准则的实施为分界点, 通过不同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会计新准则的实施确实使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有所提高;第二, 资产负债表的价值相关性没有足够的论据表明其比利润表的价值相关性高;第三, 现金流量表数据的价值相关性在新准则实施后有所增高。
五、结语
通过实证分析, 我们得到的结果相对比较理想, 表明了新准则在价值相关性方面的有用性, 但也必须看到, 仅仅依靠新准则来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显得太过于盲目, 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整治问题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 还必须从市场环境、相关经济法规、上市公司的管理结构等各方面入手, 完善各环节的管理工程, 才能使会计信息的质量真正的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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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前后 篇9
2007 年,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以及股市剧烈动荡引发了次贷危机。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美国为应对本国出现的经济下行趋势,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 QE) 。直到2013年底,美国经济恢复平稳正常增长,2014 年1 月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是一种非常规扩张型货币政策。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美联储所关注的政策目标不是单一的指标,其产出、流动性、资产价格和就业等都是需要考虑的指标,因此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维系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终极目标。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对我国出口有利。原因在于: 第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给人民币带来贬值的趋势,缓解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相对于国外商品价格更低一些,有利于出口,扩大内需和减少进口量。第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明美国从经济低谷状态步入恢复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经济复苏会加大对国外商品的进口量,有利于中国扩大对美出口。但是,上述观点仅是基于定性分析,缺少定量分析支撑,外加现有研究具有片面性,忽略了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因素,以至于美国量化宽松没能很好地把握对于中国出口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保持出口持续稳定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一轮QE政策推出的直接导火索是2008 年9 月雷曼兄弟破产,促使美联储购买房地产机构债、住房抵押债券和国债,其间共向市场注入17000 亿美元流动性。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一直持续到2010 年4 月。由于市场的反应比较迟缓,迫使美联储从2010 年7 月到2011 年6月第二次实施QE政策期间,每月购买750 亿美元资产,购买的长期债券和国债约为6000 亿美元。这一次QE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之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使欧洲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也间接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压力下,2012 年9 月,美联储实施了第三次QE政策,每月购买400 亿美元机构债和450 亿长期国债,同时进行扭曲操作,买入长期国债、卖出短期国债。这一期QE政策持续到2012 年11 月。然而为了继续刺激经济复苏,2012 年12 月,美联储又推出第四轮QE政策,维持每月850 亿关元的资产购买量,促使美国的失业率降至6. 5% ,核心通胀率升至2. 5% 。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就业率上升,经济开始复苏,预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乐观,因此,美联储2013年12 月底结束了第四轮QE政策,在2014 年1 月宣布退出QE政策,将每月的资产购买量削减至100 亿美元,同时维持零利率政策。从美联储四次QE政策的实施到退出QE政策,对各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为例,分析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退出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不同影响。
二、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 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美国连续实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元贬值。对中国而言,汇率在直接标价法下,美元贬值就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量减少。根据进口与出口的反向关系,出口商品成本的相对上升,就是进口商品价格的相对降低。这样一来,虽然我国的出口量减少,但人民币升值却导致我国进口量增加。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减少,挤压了很多中国外贸企业的出口利润空间,导致这些企业将投资方向由国内转向国外成本低的地区。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一些企业和产业,使其避免遭受惨重损失,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对进口商品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如增加关税等。在出口方面,政府基本没有进行太多干涉,因为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我国的出口贸易,因而政府鼓励外贸企业克服困难扩大出口。
2. 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致使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又会影响到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首先,货币和商品的价值比可以反映大宗商品的价格。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过美元计算,并且呈负相关性: 美元贬值,则大宗商品价格上升; 美元升值,则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其次,美元和国际大宗商品存在某种替代关系。美元供给增多使市场上产生对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预期,从而使很多投机者产生对大宗商品的投机需求,带动了大宗商品的投机商机。第三,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连锁反应导致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供不应求,致使大宗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上升。然而,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了美元的供给量,致使国际流通中的美元增加,最终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走出经济危机影响下的谷底。
3.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中长期趋势性上涨,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上升趋势。另外,中国产业链配置和行业发展中,农业投入以及农业发展远滞后于工业,致使目前我国的通胀上涨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方面。中国农业和工业的特殊关系要求中国转变投资结构,通过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农业和工业的产业比重。从2010 年11月份CPI指数成功迈上5% 高位运行区间以来,我国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加大。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传统定义的通胀预警指标需要修正和提高,通胀的容忍度需要改革与跟进。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对中国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而且还影响到通货膨胀,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国内利率也保持在低位区间,这无疑会导致大量资金进行跨境套利、投机或融资,使得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向利率高的国家流动。汇率是引发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元供给增加导致美元贬值,进而造成其他各国本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又迫使各国政府抛本币买美元,以稳定本国的货币汇率,实际上相当于投放本币,从而导致本币供给增加。在外汇交易的传递机制下,美元供给增加带来通货膨胀、大量热钱流入,从而产生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三、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美国连续四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失业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国民经济恢复平稳。然而,美元是国际储币,中国是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美国退出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势必对中国经济造成强大的冲击力,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由图1 可知,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情况下,即美联储缩减了对资产的购买规模,货币供应量减少,LM1 曲线向左移动到LM2 曲线,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向左移动,导致均衡点上升,利率上升( R1 到R2) ,国民收入减少,国民收入减少致使国民产出减少,导致美国对进口的需求增加,利率的上升致使美国大量资金回流,从而使美元升值; 由于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外币美元的资金回流致使中国的大量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9 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33 亿美元,至3. 51 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外汇储备连续第五个月下降。其中,2015 年8 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939 亿美元,降幅最大。中国央行在8 月中旬先是意外地允许人民币贬值,而后又被迫加大美元资产抛售力度,以防止人民币汇率直线下滑。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持续减少未能激发有效信贷以刺激经济增长,也意味着央行的自由资产没能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近几个月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中国央行不得不加大政策放松力度。自从2014 年11 月以来,央行已经三次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并五次下调利率。2015 年以来,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直接向银行房贷等措施共计向国内金融系统投放流动性人民币约1 万亿元,这些贷款反映在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尽管央行采取措施,但其资产规模依旧缩减,并且这些资产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下降,这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速与经济增长步调不一致。
综上所述,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缩减货币供给量,使中国短期资本流出,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导致人民币的即期贬值。然而,虽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给中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也不容忽视它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美元升值降低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和通货膨胀压力,进而拉动了我国的外贸出口。2015 年前8个月,中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顺差为2244 亿美元。同时,美元升值使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进口成本下降,促进了我国进口贸易的增长,致使我国出现双顺差局面。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加剧了公众对于通货紧缩的预期,增加了我国通胀紧缩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通胀压力。我国虽然已经实行非对称降息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政策的实际效果尚不明显,仍需要持续关注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风险。
四、中国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举措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从开始实施到退出,给新兴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其中消极影响更大。到目前为止,为防止人民币不断贬值,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国际化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领域。此外,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已成为近期改革的重点任务,其目标是为实体经济建立一个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分散金融风险。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央行一直在关注并采取措施应对大规模的资本流出问题。2015 年8 月,央行投入940 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支撑人民币汇率,采取支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措施,推出宏观审慎措施以减缓资金外流。2015 年以来,央行推出了若干项措施以扩大人民币交易,拓宽投资者使用人民币的渠道,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不断完善,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弹性,以应对目前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等不利影响。
中国央行的资产是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的,其中外汇储备占主要部分,这是以往几年来央行通过从国内出口商手中买入美元积累所得。目前,政府债券占中国央行资产的比重很小,反映出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缺乏灵动性。同时,到目前为止央行只是小规模地买入和卖出政府债券,以控制银行同业间拆借的流动性。如今,中国央行正在设法防止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采取措施允许银行以政府债券作为抵押品从央行借款,加上之前的连续几次降息,很多学者将这一举措称为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2015 年9 月,美联储没有作出加息决定,意味着资本从中国逃往美国的可能性降低,为中国央行提供了一个降息的窗口,中国版的宽松货币政策有效地应对了中国目前的状况。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对中国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挑战来自应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和短期资本外流压力,机遇则是针对出现的问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以及亚投行的成立等都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推动人民币加快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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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茉楠.应对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之策[J].中国经济报告,2013(10).
“月子”前后骨盆痛 篇10
松弛素引起的耻骨联合分离
耻骨联合位于阴阜皮下，由两侧的耻骨以软骨紧密相连。妊娠晚期胎儿增大，胎头下降进入骨盆，卵巢会分泌一种叫“松弛素”的物质，使骨盆关节韧带松弛，为分娩宝宝做准备；分娩时则轻度分离，便于胎儿娩出，产后逐渐恢复正常。如果产程中发生骨性损伤，或产后劳累受寒，引起耻骨联合韧带的损伤，耻骨分离就难以恢复。表现为耻骨联合部持续疼痛，局部受压后明显。走路时两髋关节轮番受力，可使两侧耻骨上下活动，相互剪切，引起症状加重。Ｘ光片显示耻骨联合间隙大于正常。对此，可在产后采取侧卧和仰卧位置相交替，帮助恢复。也可用宽布带缠绕骨盆部减轻疼痛，症状重的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兜带悬吊或骨盆夹板。多吃些含维生素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一般１个半月后就可能恢复正常。
有少数准妈妈对激素敏感，在妊娠后期韧带松弛和耻骨联合分离过度，也会造成骨盆疼痛。对于此类疼痛，可以适当减少活动；行走时减小步幅放慢速度，少爬楼梯和走斜坡路，以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和韧带的牵拉。骨盆疼痛一般在产后24小时后就可逐渐减轻直至消失。如果疼痛厉害，可以卧床休息，等待分娩。但绝不可随便贴各种止痛膏药，或私自服用止痛药，也不要误以为孕期缺钙而盲目补钙，体内钙含量过高反而会带来不良后果。
症状相似的无菌性耻骨骨软骨炎
耻骨联合部疼痛也可能是耻骨骨软骨炎。它可发生于产后，也可能发生在妊娠后期。主要原因是妊娠后期胎儿增大，子宫压迫耻骨联合部的血液供应受到损害，引起无菌性炎症。阴阜区无红肿，疼痛症状与耻骨联合分离相似，有时向两大腿内侧放射。Ｘ光片上除了有耻骨联合间隙增宽外，还有边缘骨质破坏，治疗上和耻骨联合分离相似。多注意休息，必要时服用消炎止痛药物，症状严重的可用醋酸氢化考的松封闭。经过治疗，症状可以较快缓解、消失，骨质破坏也会愈合。
分娩时发生的尾骨骨折
在肛门后方皮下，有一块小小的尾骨，是退化了的尾椎，长３~４厘米，稍向前勾，构成骨盆的一部分。妇女怀孕时体内激素比例改变，尾骨和其他骨骼一样比较疏松。有的产妇因为发育上的差异，尾骨可能略长，向前勾的角度稍大，使骨盆出口变小；或由于胎儿过大，使骨盆相对狭窄；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骨盆狭窄，均可使尾骨在分娩时受到的挤压力增加，发生骨折。主要症状是肛门后上方疼痛，仰卧或坐位时此处受到压迫，疼痛更加明显。尾骨紧贴直肠，解大便时附近肌肉收缩，疼痛症状加重，因此怕解大便，引起便秘。Ｘ光片显示骨折。
这种骨折一般很少移位。可改为侧卧睡觉、休息，坐位时用狭长的凳子。或使用气垫圈，使疼痛的部位落空，免除受压。适当多饮水，吃些蜂蜜、香蕉等通便的食物。必要时选服麻仁丸、液状石蜡等润泻药物。症状持续不减轻的，可以进行手术，切除尾骨。
相关链接
预防措施在产前
实施前后 篇11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文随机抽取一家县级人民医院,对其药品零差率改革前后分别进行盈亏平衡分析,比较其盈亏平衡点工作量、业务收入、安全边际率与财政基本补助缺口。该医院为一家三乙综合性县级公立医院,2012年开始实施“药品零差率”改革。以现场社会调研收集该院2011年及2013-2015年的相关数据,以2011年作为改革前分析对象,以2013-2015年算术平均数作为改革后的分析对象。用Excel WPS进行相关数据计算处理[3]。
1.2 盈亏平衡分析
1.2.1 收入确定
统计该医院2011年及2013-2015年的业务收入(S1)、财政基本补助收入(S2),其中业务收入(S1)为医疗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合计。
1.2.2 支出(成本)确定
将公立医院业务成本归类为变动成本(V)和固定成本(F),成本总额与相关工作量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如药品费、卫生材料费等,称为变动成本(V)[4,5];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工作量范围内,保持固定不变,不受工作量的变化而变动,如人员支出、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等,称为固定成本(F)[4,5]。
1.2.3 综合工作量(Z)确定
统计该医院2011年及2013-2015年的门急诊人次(A)、实际占用总床日数(B),以每1个实际占用床日数按3个门急诊人次统计[7],统一单位后,折算得出住院工作量(C):即C=3×B,最后计算得出该医院的综合工作量(Z):即Z=A+C。
1.2.4 计算单位收入、支出、结余
单位业务收入(W0):W0=S1/Z;单位变动成本(C0):C0=V/Z;单位固定成本(F0):F0=F/Z;单位收支结余(R0):R0=W0-C0。
1.2.5 计算盈亏平衡点工作量、业务收入及安全边际率
盈亏平衡分析是一种常用的财务管理分析方法,简称“本-量-利(CVP)”分析,其为会计预测、决策和经营规划提供重要的财务信息[7,8,9]。该方法通过分析业务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工作量和收支结余等变量的内在联系,计算得出达到盈亏平衡点时的工作量或业务收入,这些变量间关系:收支结余=收入-成本=业务收入+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当收支结余=0时,即收入和成本相等的点,这时盈亏处于平衡状态,医院业务收入刚好弥补业务成本,就是盈亏平衡点,所对应的工作量(X0)或业务收入(S0)的计算方法为[10]:
业务收入+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即:S1+S2=V+F
经过转换计算可得:
X0=(F-S2)/(W0-C0)
S0﹦W0×X0;当不包含财政基本补助收入时,盈亏平衡点工作量(X0′)或盈亏平衡点业务收入(S0′),计算公式如下[10]:
业务收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即:S1=V+F
经过转换计算可得:
安全边际率(J0)是指实际工作量(或收入)与盈亏平衡点工作量(或收入)之差与实际工作量(或收入)之比,是以相对数来反映公立医院收支盈亏的安全性,便于多家医院进行分析比较。安全边际率是检验经营安全的正指标,即安全边际率越大,医院经营越安全。通常认处于安全经营状态该指标需达30%以上,处于比较安全经营状态该指标需达20%以上,而如该指标不达10%则表明处于危险经营状态[10]。
1.2.6 计算财政基本补助缺口
安全边际率J0=(S0―S0′)/S0,经转换可得目标业务收入S0=S0′/(1―J0),目标财政基本补助=目标业务收入―实际业务收入,财政基本补助缺口=目标财政基本补助―实际财政基本补助。
1.2.7 对安全边际进行敏感性分析
由安全边际率公式可得,安全边际率与单位业务收入、综合工作量正相关,与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负相关,分别计算以上四个变量变动1%时,安全边际率的变动情况,找出敏感因素。
2 结果
2.1 医改前后收入、成本及工作量情况
由表1可见,改革使医院的业务收入由35 636.00万元上升到50 775.07万元,涨幅为42.48%;业务支出由38 512.00万元上升到53 233.20万元,上涨了38.22%;业务收支结余由-2 009.00万元上升到-923.59万元,涨幅达54.03%;综合工作量由1 621.34千人次上升到1 890.49千人次,上涨16.60%。
2.2 盈亏平衡点工作量、业务收入及安全边际率情况
由表2可见,医改使医院的单位业务收入、单位变动成本、单位固定成本及单位收支结余都有所提高,分别由21.98万元/千人次提高到26.86万元/千人次、17.15万元/千人次提高到17.89万元/千人次、6.60万元/千人次提高到10.27万元/千人次和4.83万元/千人次提高到8.97万元/千人次。其中,单位收支结余涨幅最大,达85.70%,其次是单位固定成本,涨幅达55.51%,单位业务收入上涨22.2%,单位变动成本上涨4.31%。
由表3可见,如考虑财政基本补助收入,该医院的盈亏平衡点工作量由医改前的2 037.24千人次下降到医改后的1 993.45千人次,下降2.15%;盈亏平衡点业务收入由医改前的44 777.05万元上升到医改后的53 540.43万元,上升19.57%,安全边际率由医改前的-25.65%上升到医改后的-5.45%,上升了78.77%。如不考虑财政基本补助收入,盈亏平衡点工作量由医改前的2 216.72千人次下降到医改后的2 164.52千人次,下降2.35%;盈亏平衡点业务收入由医改前的48 721.95万元上升到医改后的58 135.04万元,上升19.32%,安全边际率由医改前的-36.72%上升到医改后的-14.50%,上升60.53%。
2.3 财政基本补助收入预测情况
由表4可得,当安全边际率分别为0%、10%、20%时,医改前后目标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分别为13 085.95万元和7 359.97万元、18 499.5万元和13 819.42万元、25 266.43万元和21 893.73万元,分别下降43.76%、25.3%和13.35%;相对应的财政基本补助缺口分别达12 218.95万元和5 825.43万元、17 632.5万元和12 284.88万元、24 399.43万元和20 359.19万元,分别下降52.32%、30.33%和16.56%。
2.4 安全边际率的敏感性分析
由表5可得,单位业务收入对安全边际率的影响最大,其提高1%,安全边际率上升56.28%;其次是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其节约1%,安全边际率分别上升37.42%和21.02%;业务量的影响最小,增加1%的工作量,安全边际率上升19.17%。
3 讨论
本文发现,综合考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医疗服务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等因素对医院业务收支的影响,药品零差率改革前后某县级公立医院的安全边际率有明显提高,但均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改革后,在包括与不包括财政基本补助收入下的安全边际率分别上升78.77%和60.53%,但只有-5.45%与-14.5%,医院面临的财务风险较大。在不包括财政基本补助时,安全边际率明显下降,医院的财务风险显著提高,增加了安全正常运行压力。对财政基本补助收入预测可得,目标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及其缺口与安全边际率成正比例变动,其改革前后增减率与安全边际率成反比例变动。对安全边际率的敏感性分析可得,单位业务收入对其影响最大,其次为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业务量影响最小。当医改前后的固定成本保持不变时,在包括和不包括财政基本补助收入下,盈亏平衡点工作量分别为1 022.65千人次和1 193.72千人次,安全边际率显著提高,分别为45.91%和36.86%,可见医改后医院固定成本的增加是造成其安全边际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医院业务经营状况来看,要改善医院的盈利能力、实现盈亏平衡或目标结余,除了政府加大对县级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力度以外,医院更应加强自身经营管理,要从提高单位业务收入、降低单位变动成本、控制固定成本、增加业务工作量等方面着手,积极改善其经营现状。由于目前医疗机构的药品和服务收费与监管制度都有政府制定[11],医院主要从控制固定成本和增加业务工作量两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医院要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控制人员数量,严控人员经费支出。其次,要积极加强医院精细化管理,提高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使用效率,加强仪器设备的管理,以控制医院的固定成本。最后,要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考评激励机制,使个人收入与其服务质量、数量、群众满意度等相结合,促使其争取更多的业务工作量,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
摘要：目的:为及时掌握药品零差率改革对县级公立医院业务收入与成本的影响,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以某县人民医院为例,运用盈亏平衡分析法比较改革前后盈亏平衡点的工作量、业务收入、安全边际率及财政基本补助缺口,并对安全边际率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药品零差率”改革后某县级公立医院的安全边际率从改革前的-25.65%上升到改革后的-5.45%,上升了78.77%,盈亏平衡点工作量分别为2 037.24千人次与1 993.45千人次。结论:改革后医院的安全边际率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均未达到盈亏平衡点。政府需加大财政基本补助,医院需通过增加自身工作量和控制固定成本等,改善其盈亏经营状况。
关键词：药品零差率,县级公立医院,盈亏平衡分析,安全边际率,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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