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小说（精选7篇）
狄更斯小说 篇1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中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中功利主义道德规范居于主导地位。 功利主义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 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 就是以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 以功利主义原则为行动指南, 人们唯利是图, 利益成为人们幸福的基础和源泉, 但凡能满足个人利益的就是合理而可取的;社会道德标准便成为无限度追求快乐, 而快乐的根源则在于自我利益的最大满足。 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 在30年代到40年代末, 英国的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 遍及英国事物“宪章运动”, 人民的苦难和要求触动了富有正义感的狄更斯。 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 他在小说里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和为之辩护的理论进行抨击, 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感, 《艰难时世》就是代表作品。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强烈批判当时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摧残, 揭示了主要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根源所在。 小说中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另一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小说中, 狄更斯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残酷无情乃是一种残酷哲学培育的结果;这种哲学放肆地表达了一种没有人性的精神。 狄更斯在小说中讽刺了两位典型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代表人物: 国会议员葛擂梗和纺织厂厂主庞得贝, 通过描写葛擂梗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状况, 以及庞得贝与其周围人物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 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冷酷和危害性。 这两人狼狈为奸, 顽固地信奉并践行着资产阶级功利主义, 最终导致其本人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物的悲剧命运。 小说 《艰难时世》以救赎为主题, 是狄更斯世俗宗教思想的反映。 狄更斯为工人的遭遇而愤慨, 描写了工人勤劳、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 但作为改良主义者, 他同情、赞美吃苦耐劳的工人, 对宪章运动“暴力派”持否定态度。 对狄更斯来说, 负债人监狱始终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魇。 所有这些研究都对《艰难时世》做了精彩的回顾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工业革命导致对人性的压迫, 解决这种压迫似乎要着眼于以女孩西丝·朱浦为代表的马戏团里的人。
小说《艰难时世》将目光聚焦于英国工业小镇, 也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缩影的焦煤镇。 镇上的人口明显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斯蒂芬·布莱克浦和马戏团的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一类是以葛擂梗和庞得贝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小说讲述了葛擂梗的两个孩子, 汤姆和露伊莎在父亲“脚踏实地”的教育方式和“看中实际”的生活原则下所酿造的悲剧。 代表工人阶级的布莱克浦也是另一个悲剧的代名词。 小说中唯一生活态度积极的人恐怕只有以西丝·朱浦为代表的马戏团里的人, 这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工业革命在英国甚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它创造了比任何其他文明更丰富的财富,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狄更斯在《艰难时世》里向读者展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标准化、大规模化生产。 焦煤镇就是在这样标准化、 大规模化生产中诞生的一个产品———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镇, 到处是机械化的烟囱高高耸立, 拖着长长的烟雾看不到尽头。 更糟的是, 镇上的建筑几乎都是一样的, 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 就连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是如此。 孩子们只需要记得被告知的事实即可, 不允许有自己的理解或幻想, 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 扼杀了个性的发展。 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孩子也会长成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
工业革命促使人们追求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 庞得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他到处吹牛自己是白手起家, 还暗示就连出身好的巴斯特夫人都是他的管家。 作者试图通过庞得贝这个人物形象打破另一个资产阶级理论, 即“生存斗争” 和“适者生存”的人类社会。 工人阶级被分为两类:代表工人阶级的斯蒂芬·布莱克浦和代表马戏团的西丝·朱浦等人。 工人每天过着像机器人一样单调的生活。 布莱克浦和普通的工人一样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切都是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 法律是有钱人的专属。 小说中唯一能在自己和社会环境之间找到平衡的人是马戏团的人。 小说的整体氛围是令人压抑的, 只有马戏团的人给小说本身和读者带来愉快的感觉。 这些人都是简单、诚实、善良、乐于助人的。
如今,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为追求金钱、财富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起早贪黑地忙碌着, 人际关系较之未入城之前夜淡漠了很多。 许多年轻人肩负着买房的重担, 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 在这样的生活压迫之下, 他们不得不忽视精神财富。 狄更斯的这部小说《艰难时世》给我们暗示了一些教训, 并教导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人生。 人类不是机器, 他们应当工作也必须享有娱乐。
参考文献
[1]Dickens, Charles.Hard Times[M].Oversea Publishing Hous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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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佳球.《艰难时世》的基督教视角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9.
狄更斯小说 篇2
2003年12月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l.5No.4
Dee.2003 狄更斯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
孙建芳(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贵州遵义563002)摘要:狄更斯的童年经历和人生轨迹使他的作品充满着情感和法律的交织与冲突。作为一 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主张“行善施爱”，极力宣扬人性中善对恶、美对五的最终胜利，将“爱”高置于法律之上;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认为“恶者必亡”既猛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法律的不仁不义，又否定“恶”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展示了善恶冲突中的情与法、罪与罚的复杂纠葛。关键词:狄更斯;文学;情感;法律
文学与法律渊源深厚:一抒写人情，一维护人权;一释放情感，一追究责任;一注重道德，一伸张正义;一追求真、善、美，一打击假、丑、恶。近代西欧文学更是与法律有着不解之
缘，文学一方面以社会的良心呼唤法律的公正无私，抒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情感张扬排斥着法律的铁面无私和冷峻无情。情感与法律相依相存，相伴共生，它们既水火不容又水乳交融，既彼此悖离又相互吸引的特征给文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内容，也使文学将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罪与罚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狄更斯小说中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的交织缠绕既表现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善与恶、情与理的深刻冲突，又体现了狄更斯“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和价值标准。
人性中的善恶美丑从来就是文学作品不朽的主题，是文学内在的核心。黑格尔曾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的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
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作为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创作对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真实的描绘。狄更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是他评判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一个根本标准。丹纳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和爱。”他主张用“爱”来陶冶、净化人的思想和心灵、用“爱”来缓和化解矛盾和纷争，用“爱”来感化和教育别人。因此，他的小说充满了一种令人心醉的博爱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色彩，一种恒久不变的乐观态度。他将“爱”置于法律之上，认为“爱”比法律更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间公正。同时狄更斯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邪恶、丑恶、罪恶，使他时时关注“恶”，并对人性中潜藏的兽性、贪欲、伪善、个人主义、极端利己等作了冷静的剖析，在对“恶”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同时，他又常常不得不借助于法律并批判法律。博爱的心灵与头脑，美好的理想不尽人意配搭现实，情感的色彩和法律的因素难解难分，错综交织，共同构成了狄更斯作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狄更斯一生共写了14部长篇小说《皮克威克外传》:(1536一1838)、(奥列佛·推斯特)(1837一1838)、《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一1839)、《老古玩店》(1841)、《巴纳比· 拉奇》(1841)、《马T·朱什尔维特》(1543一15科)、《董贝父子》(2926一1945)、《大卫·科波菲尔》(1849一850)、《荒凉山庄》(1852一1853)、《艰难时事》(1854)、《小杜丽》(1855-1857)、《双城记》(1859)、《伟大的期望)(1860一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一1865)。另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1870)。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狄更斯一贯的人道主义温情。他往往用抽象的善恶观点去认识社会问题，把罪责归咎于个别坏人和某些法律条文，以道德感化和惩恶劝善来解决社会矛盾。他始终坚信“爱总能战胜恨”，所以特别醉心于描写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儿童，他们往往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无所有，孤苦无助，受尽欺压和凌辱—如《奥列佛·推斯特》中的奥列佛，《老古玩店》中的耐儿，《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伟大的期望》中的匹普等等。他们饱受磨难，屈辱，但都洁身自好，积善行德，正直，忠诚，仁爱，最终大都苦尽甘来，幸福美满。狄更斯以最温柔的怜悯、最感伤的情调描写了天使般善良纯洁的小耐儿之死，以至于被看作是矫揉造作的感情，常常为人所垢病，王尔德就有句名言“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读了小耐儿的死而不哭”。其实，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为小耐儿哭泣，好比是为童工制和美国蓄奴制赎罪。”狄更斯始终怀有“期诈永远不会兴旺”、“德行终于要胜利”的坚定信念，认为只要人间有慈爱、宽恕、正义和同情，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首先良知和善恶相报使他的小说爱憎分明，特别是充满喜剧色彩的“大团圆”结局，更如童话般温馨、浪漫、迷人而富于感情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小说家杰斯特顿才说:“与其说狄更斯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神话作家;他是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因为“童话是原始民族的体验、现代人的娱乐，是最后的神话和最早的小说(fiction)，常见世面主题是善对恶的胜利。”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和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犯罪、逃亡;流浪、追捕;法院、监狱;法庭、律师;公证人、诉讼人;债权人、债务人;小偷、恶棍;流氓、无赖„„ 《奥列佛·推斯特》通过遗产**，抨击了当时的“新济贫法”，批判了人性的贪婪和残暴;《老古玩店》的结局虽然是善恶有报，但感伤中无疑谴责了法律的不公正，控诉了对仁爱 精神的摧残;《马丁·朱什尔维特》以马丁家族凯觑遗产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为主要内容;《董贝父子》中是道德败坏，罪恶横行，是毫无人性、令人心寒的商业性婚约;《大卫·科波
菲尔》中阴险卑劣的律师助手希普弄虚作假，胡作非为;《双城记》中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对贵族没有丝毫的约束力，对罪恶更是无能为力，反而被封建特权阶级肆意践踏;(伟大的期
望》描写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小杜丽》通过小杜丽一家被囚禁在债务监狱的遭遇，着力揭露和抨击英国政府机构的昏暗无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号称“惩恶扬 善”、“人人平等”、“公正无私”的法律面对恶行败德，面对罪行、罪恶却显得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无能，既无法保护弱小，也不能伸张正义，几乎就是一纸空文。
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荒凉山庄》，作品针对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黑暗腐败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小说一开始就浓墨重彩描绘了伦敦的泥泞和浓雾，它们象征着英国社会的污浊和昏暗。雾的中心是最高法院。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贾迪斯遗产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制度的腐败和吃人本质。由于法律程序的僵化和司法人员的拘私枉法，案件拖了几十年仍无结果，庞大的遗产最后只够付诉讼费，案件双方的几代人为此消磨终生，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发疯，有的自杀。小说的另一条线索也与法律有关:险恶的家庭律师利用偶然掌握的秘密，对婚前失贞、养下私生女的受害者步步紧逼，使之不得不离家出走，冰天雪地中死在情人的墓前。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小说中凡是与法律有牵连的人物都没有好下场。腐败的法律犹如一架吃人的机器，一旦卷人进去，必定头破血流，家破人亡。久悬不决的案件养肥的是司法界的寄生虫，那些讼棍们借此机会任意胡为:贪脏枉法，营私舞弊，为非作歹，饱肥私囊，敲诈勒索，谋财害命。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揭露个别的坏人，而是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进行了总的揭露。为了突出这一主题，狄更斯用象征手法和死亡意象来增强它的鲜明性，如《小杜丽》中监狱的阴影，《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散发着臭气的泰 晤士河和垃圾山，《荒凉山庄》中弥漫在伦敦“大法官法庭”一带的大雾，都显然在说明法庭的迂腐，暗示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那个被谑称为“大法官法庭”的废品商店的自燃，更是以寓言的方式象征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彻底崩溃。
荷兰著名的政治法律思想家、英勇的无神论者斯宾诺莎曾对“法律”这个名词的含义作过探讨和说明。他说“律这个字，概括地来说，是指个体的一切事物，或属于某类的诸多事物，遵一固定的方式而行。这种方式或是由于物理之必然，或是由于人事的命令而成的。由于物理之必然而成的律，是物的性质或物的定义的必然结果;由人的命令而成的律，说
得更正确一点，应该叫做法令。这种法律是人们为自己或别人立的。为的是生活更安全，更方便，或与此类似的理由。”而19世纪英国分析法学的首创者、著名的资产阶级法理学家 约翰·奥斯丁则断言法律的共同原则是功利，“自然理性”、“人类理想”是人类的一种感觉，实质就是功利。立法的最高目的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对于实在法来说，功利是绝对的、普遍的原则。所有的法律和规则都是严格的普遍的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法律是基于人类的迫切需要提出来的。人类所以需要法律就是因为它有用，它能给人类带来功利。简言之，法律的出发点、作用和目的全在于功利，狄更斯曾一再强调说小说艺术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改变公众舆论来发行世界”。他在《皮克威克外传》的序言中称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天职”—“希望我原称所披露的各种社会弊端，将来在这一版的每一卷里都能发现其中某条某项业已根绝„„”这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现实的审视与理解，对未来的寄托与希望。作为一个世所公认的人道主义者，狄更斯“小说的思想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但有三个基本的侧面。首先，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次，是对伦理道德的提倡与弘扬，第三，是对人性广泛而深人的探索。而贯穿这三个方面 的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人性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基础与出发点，道德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对社会的批判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进行观察和评价的结果。在人道主义思想的统率下，三个方面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配合，共同形成一部复杂而又和谐的三重奏。”
狄更斯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一个举世闻名、堪与维克多·雨果、托尔斯泰、泰尔比肩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只要生活还要继续，只要社会还有罪恶，他在作品
狄更斯:热心慈善事业的小说家 篇3
狄更斯出生于英国南部朴茨茅斯市外海港波特西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嗜酒好客，不善理财，弄得全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1824年，其父因无力还债而锒铛入狱，年仅12岁的查尔斯被迫退学，进入一所黑鞋油作坊当童工。在那里，他渡过了人生中最为屈辱和惨淡的几个月。直至晚年，狄更斯每每想起这段经历依旧痛彻心扉。儿时的痛苦经历使得作家对赤贫阶级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有着深切感受，也激发了他对慈善事业的无比热忱。
狄更斯于1839年，即他27岁起就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在那一年，他结识了仅次于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首富——库兹家族庞大银行资产的女继承人安琪拉·布尔黛—库兹。这位仅比狄更斯小2岁的女性深受他所倡导的圣诞精神（即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作家逝世后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单身，并将青春奉献给慈善事业。狄更斯是她众多慈善计划的合作伙伴兼经理人。多年来，狄更斯在繁忙的创作、编辑工作之余，为了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同时他还发挥自己身为作家的特长，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和慈善朗诵会等净化人们的心灵并筹集捐款。
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本着让那些无法独立照顾自己的人生活得到保障这一原则，慈善事业一直都是她的施政重心。可惜的是，在当时真正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服务并不多。相反，儿童教育、生计维持、工作安置以及急难救助等社会工作大多是由已积累多年理论与实务经验的教堂或者私人运营的慈善机构所运营的。由于其狭隘的禁欲观和严厉、苛刻的各项规章制度，穷人在此往往得不到妥善的安置。故而，狄更斯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慈善机构，他认为真正的慈善事业应该是仁爱与善意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关于救助穷苦人的方法，狄更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他心目中最崇高的理想，“这个社会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是一个让大家有余力享受生命，充满娱乐，同胞之爱，无缺的衣食，意气相投的朋友，家庭的亲情等喜悦的和乐社会。”不管是他在各个角落散步时，还是他将“新济贫法”等社会议题写入他的小说或论文中时，或者是他在公共场合朗诵演讲时，甚至是他在募款基金以及援助经济贫困的同行艺术家及其家眷时……“狄更斯所从事的每一次活动无不出自于对穷人的关怀”。
在其所热心的各项公益事业中，狄更斯涉及最多且影响最大的当属他对妇女和儿童的深切关注。作为一位饱含仁爱精神，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对妇女，甚至是一些因为贫穷等原因堕落的女性尤为关注同情。在他34岁时，作为库兹小姐最有精神和活力的经理人，狄更斯着手创办了“妓女收容所——尤瑞娜之家”，并通过其创作的一系列文学形象，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艾米莉和玛莎等，向社会大众发出了应对这类女性给予包容和帮助的强烈呼吁。狄更斯还与库兹小姐等人合作实施了一个名为“天堂的小木屋”的计划，专门收容那些潦倒的妇女，并给予她们复建医疗和职业训练等各类服务，诸多妇女在这些计划的帮助下渐渐摆脱阴霾，重见光明。
狄更斯不仅同情关怀妇女，更加热爱儿童，对他们的教育尤为关注。为了改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情况，他亲自造访那些“穷人学校”，即为最穷困的小孩所设立的慈善学校。参观了当时有名的贫民区萨弗隆山坡上的费德莲学校后，狄更斯百感交集，深知当地师资培训系统严重匮乏的他很快将那里的情况告知库兹小姐，并提出最恳切的建议：“小孩应该有个地方可以梳洗，改善通风，增加空间，很多基本的地方有待改善……”虽然在库兹家族庞大资金的援助下，不少贫苦孩子的学习环境得到了改善，但若想解决当时英国全部贫民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库兹小姐的资产也显得杯水车薪。
敏锐察觉到这些问题的狄更斯充分发挥了他作为知名作家的优势，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和在公共场合的演讲，作家努力揭示了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积极宣传仁爱互助精神，在当时的英国乃至欧洲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反响。在他的名作《奥利弗·退斯特》（一译《雾都孤儿》）中，通过对孤儿奥利弗种种不幸遭遇的描写召唤了人们对贫苦儿童的怜悯之心。而他在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尔》中对“宠儿学堂”的描写，也引起了人们对“穷人学校”的关注和欲将其改善的决心。此外，狄更斯的一系列慈善讲演和演唱会更是影响和激励了一批批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好心人士。其中反响最大的当属作家于1855年12月起在雪伯恩、布莱德福以及伦敦等地先后举行的几次慈善朗诵会，每次演讲都能吸引几千人前往，并且筹集到大量资金。在会上，狄更斯每次都要朗诵最能彰显其人道主义情怀的中篇名作《圣诞欢歌》。他凭借自己精湛的朗诵技巧，运用故事内容并配合时节、场景等来鼓励人们善良和宽恕的心。
从27岁起到58岁逝世这30余年里，狄更斯在繁忙的创作之余一直都对慈善事业极为热衷，并通过文学创作、慈善义演以及同他人合作等多种手段救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努力贯彻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支撑着他这一系列慈善行为的动力正是发自其内心的仁爱与善意，正如他的好友麦克里迪所赞扬的那样：“狄更斯早已将改善同胞的生活视为他所有工作的目标。”
狄更斯小说中的哥特式怪诞艺术 篇4
一、悬念与怪诞
英国近代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在《剧作法》中提到, 想要吸引观众的兴趣, 就要预示一种十分吸引人的事态, 却不能把它预述出来, 这种方法类似于小说中的悬念设置。狄更斯在小说中充分利用设置悬念这一手法, 设置了很多神秘的出乎意料的结局, 让我们茅塞顿开的同时, 佩服作者的巧妙安排。正是这些悬念引发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 使小说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 悬念在狄更斯后期小说中频繁出现, 表现方式也各有不同。
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开篇写道:“看到我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和这样一个时辰, 照料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几位见多识广的太太 (早在没能跟我直接相识之前几个月, 她们就对我倍加关注了) 便议论开了, 说我这个人, 第一, 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倒霉;第二, 有看见鬼魂的特异功能。她们相信, 凡是不幸出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 不论男女, 都必定会有这两种天赋。” (1) 读者于是情不自禁想要继续读下去, 看看这些太太的预言是否会实现, 大卫·科波菲尔一生会不会命运多舛, 他究竟是否真的能够看到超自然的鬼魂, 预言的存在增强了小说的怪诞恐怖之感。
狄更斯小说结构中惯用的悬念手法在《荒凉山庄》中表现得最为成功。杀害大律师图金·霍恩凶手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 当乔治被当做凶手抓起来, 他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无辜的。此时, 神秘出现的多封匿名的信件都将凶手指向徳洛克夫人, 因为夫人在图金·霍恩被枪杀的当晚曾经乔装成女仆出现在这位大律师的房子里, 而她又曾经被图金·霍恩威胁、恐吓, 读者都差一点也以为凶手就是这位尊贵的夫人了。但是, 巴克特探长冷静判断后, 找到了证据, 原来真正的凶手是夫人曾经的侍女奥尔当斯小姐, 她出于对夫人的傲慢的厌恶和对图金·霍恩的憎恨, 枪杀了大律师, 并且妄图栽赃徳洛克夫人。狄更斯把读者引入一个个疑阵, 使小说紧张氛围层层加深。偶然性乃是美不可缺少的属性, 这样的巧妙设置的确给狄更斯的小说带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
尽管怪诞带有明显夸张和极端的成分, 但怪诞的世界无论多么离奇, 必然与现实世界相关联。怪诞以一种看似荒谬的方式揭露人性中的卑劣与可怕, 从这些故事场景中, 我们看到人们所熟悉的和信赖的美德在危难面前荡然无存, 这种异化正是怪诞所到达的效果。怪诞将可怕的与带有滑稽成分的东西融合到一起, 使我们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不安的图景, 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巨大的悬念为小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后疑团解开, 于是我们感受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和跌宕起伏的美感。同时, 叙述视角的转换也能够带领读者去感受不一样的怪诞世界。
二、视角与怪诞
在表现怪诞艺术的时候, 狄更斯偶尔会采用固定内聚焦型视角, 而且是将视角放在儿童身上, 这种将焦点固定在儿童身上的做法使小说所展示的生活与成年人所感受到的生活大异其趣,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儿童因为其天真、无知和单纯而更容易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奇心, 而那些从小缺乏父母之爱的孤儿, 尤其容易产生恐怖和奇特的心理。在儿童眼里, 平凡的事物是奇异非凡的, 有时甚至是恐怖怪诞的。
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 作者带领我们去感受大卫童年时的心理。大卫第一次被带去见撒伦学舍的校长克里克先生, 此时在大卫眼中, 这个长相滑稽而且十分凶狠残暴的克里克校长就是一个怪诞可怖、有着魔鬼特征的人物。又如在《远大前程》中, 皮普在埋葬着父母的教堂公墓初次见到马格维奇时的场景, “‘别哭!’一个人从教堂门廊一边的墓地里忽的一下跳出来, 吓人地大吼一声。‘你这个小鬼!不许哭, 要不我就把你的脖子割断!’” (2) 皮普眼中的马格维奇, 看起来十分可怕。皮普乞求马格维奇不要拧断他的脖子, 并且乖乖地告诉马格维奇自己的身世, 他还恳求马格维奇不要吃掉他的脸蛋。源于心灵的精神恐惧比超自然事物带来的惊惧更加强烈。弗洛伊德指出, 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的经历如恐惧、焦虑或身体疼痛, 都可能起到心理创伤的作用。读者可以通过皮普的童言无忌明白他的恐惧, 因为皮普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景, 被一个逃犯威胁恐吓, 又不敢告诉任何人, 只能把这次奇怪可怕的境遇当作心中的秘密独自承担, 而当他乖乖地从姐姐家里偷来锉刀和美味的食物奉上时, 那种带有孩子气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让前面一路铺垫的紧张的怪诞恐怖感逐渐缓和, 产生滑稽可笑的效果。
狄更斯在《荒凉山庄》的叙述形式上作了勇敢突破, 作品采用埃斯特·萨摩森的回顾叙述视角和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交替使用的手法。埃斯特既是故事的参与者, 同时又是叙述者和批判者。在叙述时, 虽然全能叙述人清楚地知道过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在叙述之时, 又半遮半掩, 欲擒故纵, 偶尔向读者提供一些暗示, 吸引读者去发现真相。弥漫整个伦敦的大雾、大法官庭的乌烟瘴气、托姆孤院的污秽环境、切斯尼山庄的连绵阴雨等外部环境, 以及图金·霍恩的阴谋诡计和克鲁克的自燃死亡等都由无所不知的叙述人讲述。而埃斯特·萨摩森的内心活动由她自己进行讲述, 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她丰富的内心世界。运用这样的叙述模式既有利于在小说的几条线索之间建立联系, 也有助于营造悬疑并一层一层揭开事情的真相。每当读者正要发现秘密的时候, 叙述人总会来个急转弯, 把悬念抛在一边, 带领读者走向另外一个新的故事和场景, 这种手法可以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好奇心。
此外, 一些特殊文学创作手法的融入能够更好地呈现怪诞世界, 如象征、梦境等, 使读者产生审美愉悦。
三、象征、梦境与怪诞
狄更斯小说中经常使用象征、梦境来表现怪诞, 突出故事神秘诡异的氛围, 进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使“怪诞”萦绕于读者的心中, 激发读者的恐惧感和好奇心。
象征手法的运用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 在小说中激发出强烈的美感。《荒凉山庄》中的弗里特小姐, 作为怪诞人物的典型, 同时也是法律的牺牲品, 被长期拖延的案件折磨, 她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 她的一生就是在寂寞、悲苦、凄凉的生活中度过的。弗里特小姐鸟儿的名字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 ———希望、快乐、青春、和平、安宁、生命、尘土、垃圾、贫穷、毁灭、绝望、疯狂、死亡、狡猾、愚蠢、废话、假发、破烂、羊皮纸、抢夺、先例、行话、胡言、乱语。法庭日复一日重复着案件的繁杂的诉讼程序, 反而把案件搞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耗尽了当事人的青春、希望和美貌, 他们善良美好的人性就像被弗里特小姐囚禁在笼子里的鸟儿一样, 不仅不能得到自由, 还不得不被迫与“贫穷, 毁灭, 绝望, 疯狂, 狡猾和掠夺”等邪恶因素为伍, 进而受到他们的侵蚀。
除了象征手法的运用, 梦境也比较频繁地出现在狄更斯后期的小说中, 稀奇古怪不合现实的梦境增强了怪诞的效果。梦境的压抑使得我们一方面对故事的发展感到了一种紧张和恐惧, 似乎真的有什么阴谋要出现, 可是梦境内容的荒诞不经又让读者觉得自己不过是神经过于紧张。奇异的梦境似乎在预示着前方未知的凶险, 使读者的神经变得紧绷, 产生莫名的恐惧感, 为小说增添了诡异奇特的色彩。梦境可以更加自由的表现怪诞, 梦境的怪诞暗示了想象中或现实中的威胁, 这个幻想的世界具体形象地表现了人类无形的恐惧与欲望。被压抑的情感往往通过梦境或幻觉来展示, 狄更斯的小说正是通过进入这些不受理性掌控的意识之外的深层领域来深入探讨人类的内心世界。
沃尔夫冈·凯泽尔认为, “扭曲所有的组成成分, 融合不同性质的东西, 将美丽的、可怕的、古怪的和令人厌恶的因素混在一起, 把部分结合起来构成骚乱的整体, 在幻影似的黑夜世界里避难———所有这些特征都出现在怪诞的概念里”。 (3) 在荒谬和畸变产生的可笑状态之上, 怪诞造成一种恐惧感和滑稽感, 而不是能产生严肃激情的东西。
狄更斯通过悬念、视角、象征、梦境等手法表现了后期长篇小说中的怪诞艺术, 并产生了讽刺戏谑的审美效果。怪诞是象征性的使用夸张, 其目的是要表达更高层次的、更深刻的价值观念, 尤其是要揭示一个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世界更深刻、更紧张的世界。怪诞艺术手法的使用不仅增添了作品的戏剧化色彩, 更有助于狄更斯传达对腐败社会和黑暗现实的批判, 以及对下层人民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怀。尽管文学思潮变迁更迭, 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断转移, 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层出不穷, 狄更斯从未受过冷落, 他不但被纳入现实主义, 也被纳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话语。狄更斯经过大半生的探索、追求、呐喊、奋斗, 人到晚年, 功成名就, 继续操一支老练的笔, 重新作一番历史的反思, 他竭力批判人类道德缺陷以及社会弊端, 通过作品来唤醒世人的美德, 进而改造社会, 导向伟大的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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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顺庆等.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狄更斯小说 篇5
摘 要：从狄更斯所著《双城记》中人物的情节设定与结构安排入手，提出了阅读经典文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阐述了文学鉴赏与评判过程中期待心理在阅读与鉴赏中所具有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期待心理；文学鉴赏；情感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19-02
《双城记》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著名长篇历史小说。狄更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希望是增添一点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形象的东西，来加深人们对那个恐怖时代的了解。”该小说以其独具的历史内容和精湛的写作手法在文学创作领域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位，小说中所透露的犀利的文风勾画出的英国现实，为文学界带来了一股砥砺之风。
一、符合社会大众心理期待
狄更斯所著《双城记》写于1859年，正处于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工人运动的后期；接踵而至英国的宪章运动也已经基本结束，革命处于暂歇状态，人民需要得到休息。当时的英国国内形势可谓危机四伏，工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表面上虽然一片繁荣，但事实上社会矛盾却日益激化，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人民反抗统治的情绪日益高涨。伦敦爆发的建筑工人运动，两次大罢工和此起彼伏的爱尔兰人民反击英国统治的斗争都无疑成为战争的绝佳伏笔。巧妙的是，书中所描写的法国历史背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环境也是危机重重，爆发战争迫在眉睫。法国人民倍受奴役和屈辱，统治阶级已是日薄西山，人民的愤怒达到极点，在这样一个现实与历史颠动而重合的时机，狄更斯巧妙地加以利用，用他锐利的文笔直指统治阶级的暴戾和靡颓，对那些被残酷统治、被剥削压榨的劳动人民表现出极大的怜悯与同情，警示当局统治者：“罪恶所要承担的代价是巨大的！”读者通过阅读《双城记》所能了解到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奴役和压迫劳苦大众的过程和残酷统治所背负的累累血债，更能明白革命是推翻统治的唯一途径。这无疑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期待，从而使《双城记》成为举世之作。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当代的读者会从各个角度对《双城记》中的人物的情节设定与结构安排有着更深的理解与感悟。首先，作者采用倒叙手法为小说设置了一个完美的悬念：一个历经了长达十八年后被女儿找到的医生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为什么会被囚禁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小房间呢？为什么他的手紧紧地握着一双破到不能再破的鞋子不放呢？他又为何在旧日仆人的家中被找到呢？这一切的疑团都急待破解。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渐渐地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架构在我们多年对阅读技巧的把握上，根据作者的场景对比而得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是法国统治阶级这一结论。正是因为他们的压榨和奴役迫使劳动人民无以聊生；正是他们的自负和膨胀使得国无道法；也是因为他们的嚣张和贪婪使得众叛亲离。然而，幸运的是世界上依然有真爱存在，它令我们欣慰，使我们感动。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在这个生命色彩萧褪的年代，露西和达奈所保有的爱情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结合是时代的典范，但本文所指的真爱是莫名的爱慕者卡顿对心爱之人露西不计代价的奉献，卡顿又是一个迎合读者期待心理的人物设定。狄更斯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卡顿为了成全其心上人而做出的努力与牺牲令人为之动容。在读者即将被悲剧气氛所笼罩而准备接受一对有情人不得终成眷属的悲惨结局而不禁潸然泪下之际，卡顿默默地对露西许下的终生之诺竟然使结局出现惊天大逆转。卡顿即刻成为了读者们心目中的英雄，他英勇高大，其眼神笃定而坚毅赴死的影像顿然在读者们的脑海中浮现并久久不能抹去。
二、多元因素引领读者
读者在阅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之后，其心理期待得到释放；对于狄更斯文学作品的鉴赏讨论呈现多元化。随着读者评鉴素质的提高，人们从社会、历史与现实等角度分析了双城记创作始末的影响。评赏过程历经大致三个阶段。
1.情感引领读者
狄更斯的《双城记》所引起的巨大讨论，其导向主要是由读者的感情出发的。读者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圈套”，作者先是不动声色地渲染着没有一丝波澜的死水一样的法国环境，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却暗藏着巨大的阴谋；读者原以为枯燥无味的历史陈述改为惊心动魄的巧妙推进，一具复活的尸体让读者开始了一系列忘我的合理猜测：这具尸体的前生后世究竟是怎么样的？明明是活着的人为什么被认定成尸体？复活是人为的还是自然所致？这只是第一环，紧接着医生父女的团圆将读者带入了平和的氛围，露西找到了爱的伴侣并且顺利得到父亲的成全。就在读者们打算接受圆满结局时，另一个陷阱早在之前就已经安排就绪：达奈因为本身的社会地位而遭到了审判，他和露西的爱情危在旦夕，之前父亲的成全不论是拿出了多么大的勇气也一样变得不值一提，当一切美好即将付之东流，卡顿对露西爱的程度跟读者开了一个讨喜的玩笑，结局由悲转愉。读者就这样一步步地走进作者事先设计的“圈套”，一次次地推翻原有的猜测，待到读毕全书后，方才开始新一轮的读后鉴赏。
在感情操控下的读者最先被医生的大爱所征服，有关医生大爱的评论已不再具有鉴赏价值，本文不再赘述。但是，后来转至卡顿的博爱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通过卡顿对爱的牺牲，读者看到了理想主义的化身，为卡顿的乐于奉献所感动，为卡顿的消极待世所难过，但更为他的不得善终所惋惜；甚至有的人只想让卡顿获得救赎而改写小说的结局，为的只是想心灵上得到宽慰。人类是感性动物，对待文学作品的最初赏析凭借的只是情感上的推敲，而对于双城记中的卡顿，读者领悟到的理想主义的存在是以卡顿为圆心，博爱为半径向外周不断延展而得出的。
2.作者引领读者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让你遇到像卡顿这样的人会有着怎么样的人生？《双城记》中的人物或许是虚构的，但他们所拥有的期待让所有的读者都达成妥协，读者被医生的爱所感动而由此联想到自己的父母。父母的爱是相似的，为了儿女的幸福甘愿牺牲自己的所有，从来不会有怨言。如果有欠缺，也会最终填补完全。为了心爱之人甘心付出生命的卡顿，更加让人动容。每个人都想找到能够这样为自己的另一半，虽不至于付出生命，但起码是全心全意地只为你一人着想。若一旦找到，夫复何求？读者恰恰是被书中的人物设定和作者巧妙的写作布局所震撼，才会有兴趣去探究作者本身为何可以驾驭全书，他究竟有着怎么样的人生经历和精彩过往才能感受到世间至真至性的美好情感，并且能将其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些疑问催促着读者去探究作者的内心世界，于是转而去研读作者的生平来获得对他的作品探究的线索，从而了解到作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对耶稣的敬畏给了他一颗仁爱之心，他希望战争停止，人民和谐地生活，把一切交给仁慈和博爱来化解。这也就解释了双城记中的医生选择不再追究过往所受的侮辱与艰辛，而以平和的心态将女儿交给她所爱的人的原因。但作者又有些不忍医生的强忍痛苦，于是在女儿订婚的前一晚，让他回到了精神崩溃的状态，以表达这些年的艰辛不是能够轻易被抹杀掉的。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对卡顿所倾注的笔墨，恰恰是自己的生活写照。他本来是有一个家庭的，但他生命中的真爱却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另一个女人。她是一个报社的杂志编辑，狄更斯对她倾注了更多的爱，却像小说里的卡顿不被自己所爱之人接受。与《双城记》中的人物所不同的是，狄更斯没有为生命中的真爱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是默默地付出，再付出。在书中卡顿的呈现也可以说是作者自己对真爱的阐释，即“只有对人类最强烈的爱情，才能激发出一种必要的力量来追寻和领会生活的意义”。
3.理性引领读者
读者对《双城记》文学鉴赏不能只停留在感情层面，应该更深一步；从量的积累，升华到质的飞跃。对《双城记》这样的名著鉴赏与评判，应该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不能只是兴趣使然的背景探究，而是总览全局，综合量化地看待它、鉴赏与评判它。读者不仅需要根据作者以犀利文峰在文坛上获得的成就和其生活经历给文学作品的影响来看待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更要着眼于这部作品在当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当今的时代价值。只有这样，读者才能从鉴赏《双城记》这部文学经典中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启示与真谛。
三、结语
读者从开始阅读文学经典到最后完成阅读应该有其落脚点，即对作品鉴赏与评判。对作品鉴赏与评判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文”、“学”、“鉴”、“赏”。“文”不仅意味着明白文字意义，更是评鉴作品在文学界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读者需要通读全文，并且深刻理解该作品享有的文学地位。“学”意味着读者需要学习有关作品的所有信息，了解并加以利用在作品推敲的过程中。“鉴”是要将了解的所有信息得到真实可靠的验证，并且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延伸。在“文”、“学”、“鉴”的基础上才能“赏”，即从量的积累发展成质的飞跃，综合所有的得到的信息，纵观全局，细致全面地分析和评价。
参考文献：
[1]石海田.文学阅读活动对故事的期待心理[J].河北学刊，1993，（1）.
[2]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
[3]王岱.打开文学鉴赏之门——读[J].中国成人教育，2002，（1）.
狄更斯小说 篇6
一、范围极广的人物塑造
T·S·艾略特认为:“狄更斯塑造人物出色, 科林斯以情节擅长。” (1) 可见, 人物塑造, 是狄更斯小说创作中重点中的重点。
狄更斯长篇小说涵盖极广的社会面貌, 从上流社会的宴会到底层社会的贫民窟, 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矛盾到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 几乎涉及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狄更斯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 细致的描写, 抓住了社会生活的本质, 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但是由于狄更斯最熟悉的还是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特别善于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遭遇, 以写实笔法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虚伪、贪婪、凶残, 从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出发, 展现出了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图景。
狄更斯的小说往往篇幅十分庞大, 内容繁复, 并且没有一个完整的事件或者相互之间有一定联系的事件贯穿始终, 而支撑起这些长篇小说整体框架的正是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和这些人物形象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人物根据相互之间的关系, 形成许许多多的叙事单元, 并且通过这些叙事单元构成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庞得贝单元, 由四个事件组成, 一是庞得贝对罢工工人的处理, 二是庞得贝与斯蒂芬的交谈, 三是庞得贝与路易莎的婚姻, 四是庞得贝的母亲被人发现和他的反应, 四个事件本没有什么联系, 都是通过庞得贝这个人物串联起来, 四个事件也是为了揭示庞得贝性格特点而服务。第一个事件从工人角度, 表现庞得贝的冷漠无情;第二个事件揭示庞得贝的狡诈, 与自以为是社会上层的高傲;第三个事件从婚姻角度出发, 揭示庞得贝的卑鄙;第四个事件通过描写庞得贝对自己身世的隐瞒, 揭示了他的虚伪和厚颜无耻。通过四个角度, 将庞得贝的丑恶面目刻画的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不仅为情节服务, 对于主题的表现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主题与人物形象的关系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物的一切活动控制在主题需要表达的范围之内;另一种是主题随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有所侧重, 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多趋于后者。如《匹克威克外传》, 人们普遍认为表现的是“古老快乐的英格兰”, 但小说的人物形象并不完全受主题的限制, 全书是乐观的感情基调, 但还是会出现一些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场景, 如债务人监狱的凄惨状况, 使得好心的匹克威克先生心情沉重, 闭门不出等等。但这些小的方面并不影响整篇小说的基调。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很少循规蹈矩的在某个条条框框的限定内活动, 他们往往十分活跃, 冲破了主体对他们的限制, 朝着更符合自己性格内在逻辑的方向发展, 在没有大部分影响小说主题的情况之下任意活动, 反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异常出彩。
二、外化手法下的人物内心世界揭示
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发展与主题表现密切相关, 形象塑造的方式也值得关注的。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世界, 它一定是由内外两重组合成, 内心世界只能通过外部世界表现出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同样也分为内外两重世界, “运用种种艺术手段, 把人物的内心世界转化为可感知的外部形象, 通过人物得外部世界, 把人物的内心间接地显示出来。” (2) 即内心世界的外化, 是狄更斯人物塑造的主要手法之一。狄更斯较少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擅长使人物内心世界通过可感知的外部形象, 更加直观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情, 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是情感外化的重要表现手法。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描写到, 大卫第二次到辟果提家去做客, 有一次去沙滩迎接放学回来的小爱弥丽时, 这样写到“我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使我装作不认识她, 仿佛我在望远处什么一般走过去。”而爱弥丽呢?“她清楚地看见我, 但是她不但不转过来在我后面叫我, 却笑着跑开去了。” (3) 最后, 大卫捉到了她。“我正要过去吻她, 但是她用手遮住她的樱唇, 并且说, 她现在不是个孩子了, 于是更加笑着跑进屋里去。”这段描写生动的表现出了大卫和爱弥丽二人当时的心境, 他们初识时还都是孩子, 拥有着一份纯真的友谊, 再见时, 双方都已长大, 那份感情多了一点男女意识的束缚, 有了害羞之感, 一些奇怪的举动正表现出了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的对对方深深的情感。
细小的暗示也是情感外化的一种表现。在《荒凉山庄》之中, 医生伍德科特与他的母亲一起拜访约翰·贾迪斯, 艾丝特在介绍了他的情况之后, 接着写道:“他比我大七岁, 这本来是不必提的, 因为这简直同什么事情也不相干。”他们一起聊天, 伍德科特太太有一阵子大讲他们的门第, 作者本身描写了一些艾丝特当时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话语。艾丝特一再强调, 伍德科特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但有时候又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和他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矛盾的做法正好说明了艾丝特对伍德科特的一种内在情感。尽管她自己表面上一直在试图否认, 但不知不觉的意识流露更加凸显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狄更斯还会通过另一个人物之口, 说出某个秘密, 使无从解释的一些行为得到解释。如《小杜丽》中, 很长一段时间, 当克林兰姆到马夏尔监狱拜访杜丽先生之时, 小杜丽总是会找出借口, 不与他见面, 这使得他十分纳闷。最终, 是小约翰解开了这个谜团, 他告诉克林兰姆, 在他不在的整个期间, 小杜丽一直在阁楼窗前注视着他, 原来, 她已经爱上了他, 又怕在他面前掩饰不住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浓浓的感情, 所以避而不见。一个忠诚、腼腆、多情的女孩的世界展现了出来, 十分生动。
三、二元对立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塑造也要遵循一定原则。二元对立, 在人物的对立和冲突之上, 使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二元对立”的原则, 作为是狄更斯小说中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则。
狄更斯长篇小说的二元对立, 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整体塑造之上。这些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当然不是完全绝缘, 彼此毫无关系的, 而是相互联系, 互相影响, 相辅相成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 往往把道德作为作品中的评判尺, 是小说创作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从道德角度把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三类。如《双城记》中的卡尔登和克朗丘, 卡尔登是作者笔下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者, 有非常多优秀的品质, 也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他的生活道路异常曲折, 所以有些玩世不恭, 但是从道德角度看, 他的缺点丝毫不影响优秀品质的展现, 反而会使人物更加真实亲切。克朗丘虽然很有正义感, 但是在他身上有伦敦下层平民的流气, 常常为生活所迫做不光彩的事情, 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反面人物”。
另一种多见的形式对立是贫富对立, 但也不是阶级意义上的对立。他曾明确表示:“我想避免使用两个对立的名词—贵族与人民。我是一个相信两者都有一些优点和积极作用的人, 决不愿意剥夺任何一方或者任何一个人正当的权利。” (4) 说明他主张阶级之间的调和。他的长篇小说中这样的对立十分多见, 从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到偷盗为生的盗贼集团, 从资产阶级的珠光宝气到工人阶级的备受压迫, 但是这种贫富对立绝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贫富对立, 狄更斯笔下的穷人和富人, 都有他们品质上的优点, 虽然作者多站在同情穷人一方, 但这种贫富对立主要是表现在精神和气质方面。这种贫富对立往往会通过一些手段表现出来, 如通过人物形象的起居饮食、生活方面表现贫富差距, 凸显穷人和富人身上某些不一样的品质。《荒凉山庄》中, 德洛克夫妇、屠金霍恩等人坐着四轮马车, 喝着陈年佳酿的时候, 孤儿乔却拖着扫把, 被人赶得无处安身, 就是一种贫富对立的体现。
总之, 人物在狄更斯长篇小说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小说的整个系统基本上是围绕着人物构建的。它对小说情节的推动, 小说主题的阐释都有重要作用, 狄更斯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所采用的情感外化和二元对立的方法也是值得后世借鉴和学习的。吉·基·杰斯特顿认为:“衡量狄更斯的作品从来就是看人物, 有时是看各类人物, 更多的时候是看故事片段。……狄更斯的作品单元—基本组成元素—并不是故事, 而是那些影响故事的人物, 或者说, 更常见的是那些不影响故事的人物。” (5) 他的看法是十分贴切的。
摘要：在狄更斯的创作中, 成就最高的是长篇小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狄更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一、范围极广, 小说中范围极广的人物形象塑造对于小说情节推动的作用。二、情感外化, 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情、细小的暗示以及其他人物之口表现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三、二元对立原则, 使小说对立双方的特点更加突出、形象更加鲜明。
关键词：狄更斯,长篇小说,人物形象,外化,二元对立
参考文献
[1]、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第105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2]、参阅《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第305页, 赵炎秋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参阅《大卫.科波菲尔》第165—166页, 董秋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4]、1855年6月27日得演讲。
狄更斯小说 篇7
1 与信号员的初次见面中, 留下令人不安的悬念, 使“我”望而生畏
1.1 瞄准效果
作为美国最早的短篇小说家之一的爱伦坡在一篇评论霍桑短篇小说的书评中提出, 短篇小说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是一种讲求“效果”的艺术, 所以创作者在写作之前先设定一种预想的“效果”, 然后, 创作者根据所要达到的效果安排最有可能成功的具体叙事情节。在短篇小说的叙事中, 作品从第一句话就瞄准这一效果, 整部作品的每一个字都不能背离这一主旨。[1]狄更斯的《信号员》就是典型一例, 整个故事以“我”对信号员的一句招呼语“喂!下面的先生!”开篇。看似平常的一句招呼语, 却暗含了作家所要达到的效果——塑造小人物:读者至始至终都不知信号员姓甚名谁, 通篇以“他”来指称, 无名无姓, 好像他在你我之外, 可有可无;叙事者“我”一开始的确不知信号员的姓名, 但至少从所处环境等因素可以推断他是信号员, 可以称呼他“信号员”或“信号员先生”, 好像他的职业太微不足道, 早被人遗忘了 (全文只有3处提到“信号员”:小说的标题、信号员绝望悲叹自称时以及别人告诉“我”信号员死讯时) ;“下面”的他与“高高在上”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凸显出他的“短小暗淡”。狄更斯从第一句话就瞄准这一效果, 之后的整部作品几乎每一个字都不离这一主旨——小人物的怪诞生活和悲剧命运。
1.2 制造奇幻
在“我”与信号员相识之初, 作家除了将“置于深沟”的他与“沐浴在晚霞的强光中”的“我”做了对比, 还特别描写了一列“一掠而过”的列车, “使我忽然后退, 仿佛会把我拉下去”, 间接地将每天从他身旁疾驰而过的列车与他进行了对比, 似乎在暗示终有一天他也会被吞噬。全文描述信号员说话的声音共有4处, 但无一例外都是他“特有的低微声音”, 与他所听到的“幽灵”的“嘶哑”的喊叫又成对比。笔者认为, 信号员所看到、听到的幽灵其实是他内心极度紧张、焦虑、压抑而形成的幻觉。佛洛依德认为, 人类的梦幻世界是其潜意识的浮现。的确, 人们对自身潜意识世界无法驾驭的事实使他们对梦幻世界表现出永恒的困惑, 这种困惑在“奇想”短篇小说中有着清楚的显现。[1]狄更斯这部作品的奇幻效果也在于此。
1.3 屡用对比
除了以上提及的多处对比, “我”与信号员初次相遇这一部分还有一处对比:作家在对信号员进行肖像描写时, 只用了3个词:皮肤深黄, 黑胡须, 浓眉毛, 而描写“他所在的信号亭”, 则用了几乎一整段, 而且两种描写同处一段, 更显出极大的反差——似乎即使在这小小的、“最寂寞阴郁的地方”, 在“使我不禁寒战, 仿佛我已置身于世外”的信号亭, 信号员依然如此渺小, 无足轻重。狄更斯多次、多角度地运用了对比手法, 正是为了突出表现信号员这个孤独地游移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身处“责任不轻”却又“寂寞冷清的岗位”,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几乎无人给予关注, 无人与之交流, 好像被“上面的”世人遗忘了。这就是信号员这个“长年被囿于小天地的人”的怪诞生活和悲剧命运, 即使他最后还活着。
1.4 留下悬念
在随后“他心平气和”的“讲述”中, 读者发现, 信号员是一个极为普通、极为随和、极为尽职、“毫无怨言”、“心满意足”的人, 但在与“我”相约下次见面时, 却一再告诉“我”, 现在“有了麻烦”, 一再叮嘱“我”, “不要叫喊”, 还一再追问“我”, “为什么要喊‘喂, 下面的先生’?”, 以至于“我沿着铁路边下行方向走着, 产生一种列车从后面开过来的很不愉快的感觉”。这些都是作家在为下文制造悬念, 为故事营造神秘怪异的色彩, 极力塑造一个表面看似扁平的小人物、内心却困惑纠结的圆形人物。
2 在信号员的言谈举止中, 营造奇想怪诞的氛围, 令“我”为之同情
“我”如约而至, 再次进入信号员的信号亭。在这个“我”极不喜欢而信号员习以为常的“小天地”, 信号员打消了先前的疑虑, 在“我”这个难得一遇的外人面前, 毫无掩饰地把自己的“麻烦”和盘托出, 让读者看到了“他心平气和”的外表下, 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这种心灵折磨并非源于他的罪过, 而是因为他善良、勤恳、谨慎、焦虑所致, 更令读者为之扼腕。笔者认为, 这就是作家为何以奇想短篇的手法浓墨重彩地渲染信号员这个小人物的初衷, 只有这样, 小人物的卑微也好, 怪诞也罢, 才得以被放大, 被注视, 才有机会被世人所认识、了解、理解、认可。澳大利亚作家戴卫?布鲁克斯指出, 在一个被现实麻木的世界里, “奇想”是剖析真实的最佳语言。他认为, 在当今世界, 太多的抽象和比喻已经麻木了人们对世界的感觉, 短篇小说中丰富的“奇想”对人类来说可以起到唤醒其感官的作用, 使其在奇异怪诞的意境中重新感受真正的现实。[1]
享有“英国小说之王”美誉的狄更斯仅仅以传统的人物刻画手法就描摹出信号员奇异怪诞的言行举止, 压抑痛苦的内心世界。在故事的第二部分, 读者通过叙事者“我”, 耳闻目睹了信号员夸张而又真实的动作、强烈而又痛苦的倾诉, 以及“我”的种种反应。
2.1 动作描写
首先一组动作是信号员模仿“幽灵”向他发出危险信号的手势。第一次, 信号员“满怀激情地狠狠地打着手势”;第二次, “他重复一次先前的手势, 也许更凶猛剧烈”。信号员如此激烈、夸张地模仿并重复着, 足见这个手势对他产生了多么沉重的压迫感, 以至于一旦有机会表露, 就会抑制不住, 爆发出来。笔者认为, 这个手势其实是他, 身为信号员,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必然做出的一种反应, 是他的善良、勤恳、谨慎、焦虑导致他心生幻象, 并非“幽灵”作怪。这也正是狄更斯巧妙运用奇想手法的目的和效果所在?——一个不为人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居然承担着如此“寂寞冷清”却又“责任不小”的岗位, 我们“上面”的世人却对之不闻不问, 任其自生自灭。啊, 可怜的人!啊, 可悲的人性!
第二组动作发生在信号员向“我”叙述他遭遇“幽灵”之时, 有4处:先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慢慢地碰一下我的脊背”, 然后是“他碰碰我胳臂”, 再是“又把手放到我胳臂上, 用深陷的眼睛往肩后一瞥”, 最后是“他用食指碰我胳臂两三次, 每次都恐怖地点一下头”。这组动作明显透出一种神秘恐怖的气氛, 让“我”不寒而栗, 让读者在惊恐之余, 难辨真伪。
下一组动作则又进入一种较为激烈的状态, 发生在“我”和信号员一起去“危险灯”处看所谓的“幽灵”前后, 信号员共有5个动作:“他咬住下唇, 似乎有些不愿意, 但还是站起了身”;“他两眼突起, 极目张望”;“他掏出手帕, 擦去额头因发热而冒出的汗珠”;“他继续道, 搓着两个手心”;“他接着说, 把黑头发往后拂去, 两手在太阳穴上一次次擦着, 万分苦恼”。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位信号员复杂矛盾的心理变化:害怕再次看到“幽灵”而“有些不愿意”;瞪大双眼寻找“幽灵”踪影;因“幽灵”频频出现倍感困惑而焦躁不安, 痛苦万分。
所有这些动作描写都出现在信号员向“我”描述“幽灵”向他现身之际, 既烘托了神秘诡异的气氛, 更使看似“扁平人物”的信号员栩栩如生, 更趋向“圆形人物”。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中的人物划分为两类, 即“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前者指性格较为复杂, 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人物, 后者指个性比较突出, 但较为简单, 可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人物。[2]狄更斯通过传统而又传神的动作描写, 把信号员困惑、苦恼、阴郁、痛苦的心态呈现在读者眼前, 使信号员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更加饱满, 更加引人注目, 也更令人为之叹息、同情。
2.2 言语描写
信号员在这里成了另一叙事者, 向“我”讲述有关“幽灵”的经历, 除了与其神秘诡异神态、动作相辅相成的叙述以外, 还有一部分是向“我”吐露矛盾纠结、痛苦不安的心声, 例如:“它使我不得安宁, 极度痛苦地叫我, ”;“它必然会死死地缠住我不放。我该怎么办?”;“我会遇到麻烦的, 一点儿好处没有。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于是他们会把我换掉, 此外能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告诉我哪儿会发生那事——”;“我不过是这孤寂的站上一个贫穷的信号员!为什么不去找有声望、信得过且有权势的人?”此时的信号员不再是“我”起初以为的“不喜欢开口”, 他不但“用词恰当”, 而且“满怀激情”, 绝望无助, 好像被“幽灵”附体了一般。从信号员这近乎绝望的“呐喊”中, 读者听到了一个善良勤恳、恪尽职守的小人物在尽心尽职, 在挣扎呐喊。如果没有狄更斯将他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这些“上面”的人们又有谁会想到下去看一看, 听一听?其实, 诸如信号员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 默默无闻, 被世人遗忘在角落里, “深沟”里……
2.3“我”的反应
作为叙事者的“我”此时成为听者, 其心理变化随着信号员的一言一行而起起落落, 但始终被笼罩在阴郁恐怖之中, 同时对信号员的理解同情之心愈加强烈——“他那痛苦的心让人看着太可怜。这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受着精神折磨, 被难以理解的生活职责压抑得忍无可忍”, 并萌生出“为了这个可怜的人, 也为了公众的安全”陪他去看医生的最妥当的办法。此刻的“我”已被信号员令人痛心的处境所触动, 时时处处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笔者以为, 多数读者也会为之动恻隐之心, 伸援助之手。
3 于信号员的平静死亡后, 回归重重巧合的现实, 使“我”有所顿悟
在做出“陪信号员去看医生”的决定后, “我”如释重负, 于“一个可爱的夜晚”, “早早出去享受夜色美景”, 然后按约定“去那个信号亭”, 说不定要和信号员提“看医生”的事情。这一次, 不是信号员, 而是“我”“看见一个人影用左袖挡住眼, 右臂剧烈地挥舞着。”很快, “我”发现这不是“幽灵”, “的确是一个人”。这时, “我”预感到信号员出事了。最终, 信号员竟然在“大白天”, 既没看到、也没听到如此纠缠而又真实的手势和喊声, 倒在了列车之下。
信号员的死似乎让一切归于平静。“我”看到他死后, “面容相当平静”。可是, 火车司机的讲述令“我大吃一惊”, 因为他 (司机) 的手势和喊叫与信号员所看到、听到的“幽灵”警告如出一辙, 实在是“奇怪”、“巧合”得很。叙事者“我”在故事结尾处“最后指出”:“司机的警告”, “不幸的信号员向我重述的那些老缠绕他的话”, “我自己爱说的那些话”, “再有司机还做出了他模仿过的那种姿势”,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巧合”, 言之凿凿。笔者却以为, 狄更斯在这里以反讽手法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的顿悟——这一切并非巧合, 而是必然:信号员的岗位性质、工作环境, 他本人的生活背景、人品性格, 加之“上面”人们的居高自傲、漠不关心, 决定了他的怪诞生活和悲剧命运。所谓反讽, 是一种讽刺形式, 其中说话人或作家的态度或调子正好与字面表达的相反。[3]此种反讽效果, 与奇想效果相得益彰, 使整个故事虚虚实实, 扑朔迷离, 让读者在真实与奇幻间, 在人物与自我间, 体验文学的精彩纷呈, 探寻人生的意义所在。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说过, 真正的艺术家应于平凡的现实生活之中看到超凡的境界。[1]狄更斯, 不愧为“英国小说之王”, 在极为有限的短篇小说的“小天地”里, 凭借传统而又传神的写作表现手段, 充分发挥奇想文学的优势, 将非现实的东西表现为现实, 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茫茫人海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让信号员这个无名小卒跃然纸上, 深入人们心中——从而呼吁世人关注人性, 关注小人物。笔者相信, 这既是狄更斯最初的创作意图, 亦是作品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效果。
摘要：狄更斯的短篇小说《信号员》以奇想风格的短篇形式, 高度集中地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信号员的怪诞生活和悲剧命运。笔者旨在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 对作家多维的文学表现手法加以分析, 最终探寻出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文学效果。
关键词：小人物,奇想,叙事结构,人物塑造
参考文献
[1]王腊宝.怪诞、奇想与短篇小说[J].当代外国文学, 2001 (1) .
[2]黄源深, 周立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3]林骧华.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4]周雨.“小”中见“大”——浅析狄更斯奇想短篇小说《信号员》[J].安徽文学, 200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