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程序（共4篇）
撤销程序 篇1
摘要：世界各国通过立法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其价值内涵, 一方面是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是对于当事人公正审判请求权的救济。而为了实现当事人对公正审判的要求, 有必要对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加以规范, 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法可依, 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探讨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的完善途径。
关键词：涉外仲裁,仲裁裁决,撤销程序
1 我国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一审程序的立法缺陷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试行) 》中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纳入了“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案由”, 但是在对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却未遵循特别程序的规则进行立法, 例如由合议庭而非独任庭进行审查, 存在两方当事人而非一方当事人等。2007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 并询问当事人。该解释中舍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中第21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 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各项审理活动的相关期限可以由合议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这一规定, 与《仲裁法》中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相比, 只是略微明确了“询问当事人”的要求, 对采取什么审理程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2008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上述有关仲裁案件的案由纳入了“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案由”,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在适用审理程序上的矛盾, 进一步明确了要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理”。
我国确立了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应适用特别程序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1) 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有区别于其它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特点。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 没有原告和被告是其主要的特点。特别程序的开始, 是因为申请人的申请或者起诉人的起诉而开始。而申请人或者起诉人不一定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而且他们没有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 其申请人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 该当事人与撤销裁决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仲裁程序当事人死亡或终止时, 其继承人或权利义务受让人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此其一;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后, 申请方为原告, 仲裁程序中的另一方当事人为相对人。之所以这么认定, 是因为仲裁程序的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之后, 他们与法院审判结果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此其二。因此, 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宜适用特别程序。
(2) 适用特别程序不利于对当事人“公平审判请求权的救济”, 有违诉讼公平的原则。
法院对受理的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 根据现行《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需要询问当事人。如果适用特别程序, 则不存在相对人, 只需询问提起撤销申请的当事人就可以作出相应的裁定。这样的结果, 将严重损害仲裁程序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个裁决, 只需要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和提供的证据就可以加以撤销,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陷, 也是对仲裁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请求的侵害。
(3) 适用特别程序损害了仲裁当事人契约自由的精神。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特别程序作了“实行一审终审”的规定。而仲裁制度的合意性原则, 则是最大程度地体现意思自治的精神。在合意性原则的指导下, 只要不与法律的强行规则相冲突, 对法院的裁判当事人是否提起上诉, 应该严格依照当事人的意愿。将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纳入特别程序, 不但侵害了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的请求权, 也侵害了当事人提起上诉的诉权。
2 德国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审理程序的立法及其借鉴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关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主要体现在第十编《仲裁程序》中的第九章, 具体包括:
(1) 法院的权限及有管辖权法院。
该法第1062条第一款第4项规定, 仲裁协议中指定的地区高等法院或无此指定时仲裁地的地区高等法院, 有权撤销裁决。第二款规定, 在第一款第2项第一选择项、第3项或第4项所指的情况下, 如果仲裁地不在德国境内, 则反对申请的一方当事人的营业所在地或惯常居住地, 或该方当事人的财产所在地或争议财产所在地或临时措施涉及到的财产所在地的地区高等法院有权管辖。如果无此类地点, 则由柏林地区高等法院管辖。
(2) 言词原则。
该法第1063条第二款规定, 申请撤销裁决或者申请承认或者申请承认或宣告裁决的可执行性时, 如存在第1059条第2款 (第1059条第2款规定了裁决仅可被撤销的法定情形) , 法院应命令进行言词辩论。
(3) 对法院裁定的上诉。
该法第1065条第一款规定, 对于第1062条第1款第2项第4项 (第1062条第一款第4项是关于“仲裁裁决的撤销或宣告执行、执行宣告的撤销”) 里的裁判, 如果这些裁判是以终局判决做出而对之可以提起上告时, 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抗告。该条第二款规定, 联邦最高法院只能对裁定是否违反条约或其他法律进行审查。
分析《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关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定,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点, 以供我国立法借鉴:
(1) 独立成章规范仲裁的司法审查程序。
根据前述, 仲裁的司法审查程序——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 与普通诉讼程序或者特别程序相比, 有自己的特质。单独立法对于司法实践有更明确的指引。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将仲裁的司法审查程序独立成章, 也是一种进步。
(2) 确立了担保阻却执行制度。
第1063条第3项规定, 民事庭的庭长可以不用实现询问对方当事人而命令申请人在对申请裁判前对仲裁裁决请求强制执行或者执行仲裁庭依第1041条做出的暂时的保全的措施。对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不能超出保全措施的范围。被申请人有权提供一笔与申请人所能执行的金额相当的担保以防止强制执行。担保制度的确立, 可以更好地维护司法的权威, 同时也节省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3) 确立了言词原则 (辩论原则) 在撤销仲裁裁决审理程序中的地位。
而且法院有责任主动命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就撤销裁决程序中的相关证据、事实进行辩论, 更好地保障审判的公平公正。
(4) 确立了有限制的上诉制度。
对于法院对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所作的裁定, 当事人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裁定提起上诉, 且上诉法院仅可在法定范围内进行审查。这一方面赋予了当事人追求公正审判的诉讼权利, 另一方面, 通过限制上诉法院的审查范围, 确保了审查程序的进程和纠纷的及时解决。
3 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一审程序的立法完善
3.1 明确法院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地位和权限
3.1.1 审判权
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论, 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 进而对申请撤销作出裁定。具体有两种情况:A.驳回撤销申请。在此情况下, 仲裁裁决继续生效, 裁决继续执行;B.根据法定事由, 撤销仲裁裁决。同时, 法院审理和裁判的范围可以不受当事人请求范围的限制, 这主要体现在法院对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秩序的审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仲裁法以及《示范法》都规定当仲裁程序存在违背公共政策的情形时, 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撤销仲裁裁决。
3.1.2 对当事人撤回撤销裁决申请的主动审查权
审查标准有两个:A.是否属于可仲裁性;B.公共秩序标准。只有符合“属于可仲裁事项”及“不违背公共秩序”两个标准的情况下, 法院才可准许当事人的撤回申请。否则, 法院有权继续审理并作出相应的裁定。
3.1.3 调查取证权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查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3.2 明确仲裁庭和当事人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
3.2.1 仲裁庭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
仲裁庭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中, 证人的主要权利有:了解案件;要求查阅、宣读或修改询问笔录;要求偿付出庭作证的差旅费和误工报酬;对于证言内容涉及国家机密、企业技术秘密、个人隐私的, 要求不公开其证言等。证人的主要义务有:如实陈述证人证言, 不得有意伪证, 不得夸大或隐瞒事实等。证人作证后, 审判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对证言的意见。作为证人, 仲裁庭享有的权利有所限制, 主要表现为无权要求偿付出庭作证的差旅费和误工报酬、无权要求不公开其证言;其义务主要表现为如实提供在仲裁程序中的案卷材料。
3.2.2 仲裁程序当事人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
仲裁程序当事人包括原仲裁的当事人双方, 即原仲裁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几个具体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 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 人民法院在审理时, 应当列对方当事人为被申请人。因此, 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 存在双方当事人, 即撤销裁决程序的申请人和相对人。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属于法院诉讼程序的一种。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 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存在, 原告和被告在民事诉讼中处于相对立的地位, 彼此互相依存, 没有原告就没有被告, 没有被告就没有原告。因此, 在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中, 申请人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相当于普通民事程序中的原告和被告。双方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地位平等。其平等性主要体现在享有平等的程序权利和程序地位, 即“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相同的程序条件下从裁决者处所获取的信息是相同的, 并有相同的机会向裁决者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提出有利的证据, 同时能够得到裁决者同等的关注和聆听。”
3.3 明确法院审理的方式及适用程序
“仲裁司法审查程序与一般司法程序一样, 也是以法院为中立的裁判者, 以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裁决效力的争议为目的, 以对抗双方当事人的交涉为程序行进的表现形式, 并以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为程序的结果, 因而, 从根本上讲, 仲裁司法审查程序属于司法程序的一种, 是与三大诉讼程序并立的一种司法程序。而与三大诉讼程序不同的是, 该程序保障的并非公民的实体权利, 而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其特点主要是:
(1) 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性质是对当事人争议的仲裁裁决的效力进行审查, 不是解决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 也不是对争议的仲裁裁决效力的确认。
(2) 存在双方当事人, 即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开始, 是因申请人的申请而开始, 同时以仲裁对方当事人为被申请人, 双方在撤销程序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3) 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排除上诉法院的管辖权。否则, 任何一方当事人对于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裁定, 均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上诉法院也有审判管辖权。
(4) 审理方式——有例外的公开审理。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排除合议庭的公开审理。没有协议的, 则以公开审理为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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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霞.仲裁司法审查程序要论[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撤销程序 篇2
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了两类行政许可可以撤销，一是行
政机关违法作出的行政许可，可以撤销，二是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应当予以撤销。但对如何撤销，也就是说对撤销的程序，行政许可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以下是参考程序。
一、撤销权行使的启动。
1、由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启动。行
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2、行政机关监督检查中发现。在执法检查中，或者是群众举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发现行政机关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必须启动撤销该行政许可的程序。
二、立案。借鉴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启动了行
政许可的撤销程序后，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必须指派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承办该案，承办该行政许可决定的审批人员实行回避制。
三、调查取证。主要要收集两类证据，一类是事实类，另一
类是法律法规类，收集撤销的依据。
四、调查终结。承办人员在收集到相关证据后，应写出调查
终结报告，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主要事实、处理依据、处理决定建议等。
五、听证。参照行政许可法第4章第4节听证有关条款。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予以公告；
（二）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三）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四）举行听证时，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供审查意见的证据、理由，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五）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六、作出决定。填写《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审批表》，将听证笔录连同案卷材料报主管县长审批，作出是否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决定撤销行政许可的，作出书面决定，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送达。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应当包括：撤销的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自接到撤销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可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以上内容，部门有具体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请参照部门法律执行。
撤销程序 篇3
一、“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冲突和重叠
根据做出仲裁裁决机构的所属国籍,仲裁裁决可分为本国仲裁以及国外仲裁,根据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涉及国外事务,本国仲裁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内国仲裁以及涉外仲裁。从当前立法来看,我国法院对国外仲裁所实行的监督方式仅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于本国仲裁则实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以及“撤销仲裁裁决”两种监督方式,学界通常将该监督模式称为“双重救济”模式,前者适用于仲裁程序的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后者则适用于申请执行裁决程序中的被申请执行人,亦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裁决的债务人”,如此申请执行方则相应地作为“裁决的债权人”。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讨论对象主要指向本国仲裁,并未延伸至外国仲裁。自1994年仲裁法将“撤销仲裁裁决”引入到仲裁体制以来,我国便确立了司法对仲裁两种监督方式并存的时代,而学界对于这种所谓的“双重救济”监督模式的探讨与质疑却从未停止过。笔者将结合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笔者自身的粗浅观察,对“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监督方式在制度设计以及实践运作两个层面中所隐含的价值缺陷以及内在冲突进行一番梳理。
其一,“双重救济”监督模式在仲裁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之间形成失衡状态,具体而言,仲裁裁决的胜诉方对裁决结果只享有一次救济的权利,即只能通过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仲裁裁决的败诉方除了享有对抗胜诉方的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如若认为仲裁裁决存在缺陷事由时还可提起撤销之诉。笔者无法认同此观点,前文中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保护平衡标准的讨论是建立在已知的仲裁结果的基础之上的,即根据仲裁结果确定的胜诉方与相对应的败诉方所享有的救济途径是明确可感知的,但问题就在于,权利保护机制所影射的主体应是仲裁结果做出之前的双方当事人,而非根据仲裁结果所确立的胜诉方与败诉方,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在仲裁裁决做出之前所享有的救济途径是不确定的,胜诉方与败诉方具体的当事人身份只有经过具体的仲裁程序后方能够确定,享受胜诉的欢乐抑或承担败诉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事人自身在仲裁程序中收集、运用证据以及说服仲裁员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所决定的。从该角度看来,“双重救济模式”对于仲裁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来实质上仍是能够实现公正保护的。
其二,在“双重救济”监督模式之下,首先,从两种监督方式各自的审查事由观察,经过2012年民诉法的修改之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形成了完全重合,新修民诉法将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中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实体性事由予以删除,将“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修改为“判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以及“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两个事由。其次,除了审查事由,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在法律后果上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准确地说应当是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所产生的法律效力被撤销裁决所覆盖。仲裁裁决一旦被撤销,即自始丧失法律效力,包括裁决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强制执行力,而如若法院认可当事人的不予执行申请,仲裁裁决也只是在强制执行力上被否决,裁决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仍能够得以延续。从该角度观察,“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措施效用似乎已经被“撤销仲裁裁决”所覆盖,且从权利维护的时间性考虑,撤销申请比不予执行申请显然更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及时的权利救济,有学者据此提出应将“不予执行制度废除”。
其三,“双重救济”监督模式对仲裁裁决效力的影响与冲击问题。撤销裁决制度与不予执行制度并行的方式客观上为裁决的债务人提供了两次救济的机会,实践中债务人出于纯粹不满仲裁结果而通过先后申请撤销以及不予执行来达到拖延裁决效力实现的情况并不少见,针对该现象仲裁法司法解释提出了应对方案,即禁止当事人以相同理由先后行使双重救济,但问题在于,司法解释并未禁止裁决债务人以某一理由提出撤销申请被驳回后再以其他不同的理由申请不予执行,而且从现实角度考虑,由于对仲裁裁决所进行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仅包含程序性事由,同时亦包括当事人“伪造证据”以及“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等实体性事由,当事人基于实质同一的事由而对其在程序和实体形式之间进行转换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一项仲裁裁决若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裁决对于当事人而言虽然失去了强制执行力,但裁决本身的法律状态并未被彻底否决,仲裁裁决仍然得以合法存在。若日后被申请执行人依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即使新的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能够消除因原有的程序瑕疵与实体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却有可能导致新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与原先虽丧失执行力却依然合法存在的仲裁裁决之间在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方面形成矛盾甚至完全冲突的关系。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存在价值
在厘清以上几方面问题后,笔者认为,解决“双重救济”监督模式的内在缺陷并不必然只有废除不予执行制度一种途径,不予执行制度从首次规定于1991年民诉法之后延续至今已二十年有余,其间经历了两次民诉法的修改契机以及仲裁法的首次颁布而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可见立法者对于不予执行制度在仲裁裁决的权利救济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给予了肯定,在此立法背景下贸然主张将其废除,恐怕亦是难以获得立法层面的支持。
首先,从法理价值层面考虑,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与权力制衡理论是相互契合的。任何一项公权力在缺乏监督的情形下必然存在遭受滥用甚至侵害公民权利的危险,对于本质上来源于公民授权的公权力必须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仲裁庭所行使之仲裁权虽从形式上依据纠纷双方当事人之契约而取得,但因存在权力行使之界限以及经向法院申请可获得强制执行力等特征而具备了司法权的属性(亦有学者将仲裁成为类司法行为),既然具备权力属性,则理所应当接受监督以防止存在滥用之危险。不予执行制度作为司法监督方式之一对仲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审查与制约作用不可否定,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除了涉及公共利益事由并不主动对仲裁裁决的效力瑕疵做出评判,只有依据被申请执行人的请求方可以对裁决本身潜在的程序性以及实体性缺陷进行检验。
其次,若谈及权力制约价值,与不予执行制度相比撤销裁决制度同样具有监督约束仲裁权之功效,为何不能直接将不予执行制度取而代之呢?笔者认为,若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加以观察,仍可发现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功能差别。其一,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角度观察,不予执行制度主要保护的是被申请执行方的利益,在裁决执行程序中为被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主张提供异议途径,如果说被申请执行人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在撤销期限内行使对仲裁裁决的异议权,其仍然能够在裁决的执行阶段再次获得行使异议权的机会。若贸然废除不予执行制度,岂不是强行将被申请执行方推入无以自救的困境,更何况我国现行法律并未针对裁决债务方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在撤销期限内行使异议权的情形赋予相应的补救途径。其二,若从管辖法院的角度观察,受理撤销裁决申请的法院为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而受理当事人执行以及不予执行申请的法院则为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我们不难察觉出撤销程序关于管辖权的限定在司法实践中所隐藏的问题,即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特别是在涉及地方性重大项目利益的仲裁纠纷中,地方政府通过恶意串通地方法院以图强行干预仲裁结果的腐败行为并非绝无可能,在仲裁事业迅速发展、仲裁事项日益庞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地方保护主义更应受到提防。与撤销制度不同的是,不予执行制度所确立的管辖法院则为被申请执行人规避地方势力的不当干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协调
通过价值分析对不予执行制度予以肯定之后,最终需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对“双重救济”监督模式进行调整以克服制度弊端的问题了,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两者之间的衔接,只要适当调整两种程序之间的适用规则以及法律后果,关于不予执行制度价值以及裁决效力冲突的困惑便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其一,从解决重复审查以及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裁决效力的角度考虑,应当明确执行程序中被申请执行人行使异议权的期限,规定“被执行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期限届满以后所提出的不予执行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如果被执行人原本可以通过撤销程序行使异议权而故意拖延,则其在执行程序所提出的异议理由法院不再加以考虑,当然异议期限的限制并不妨碍法院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事由实施执行监督。
其二,从解决裁决效力冲突与法律后果重叠的角度考虑,应当明确“法院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同时,一并撤销仲裁裁决”。在我国的监督体制之下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裁决的审查范围是完全重合的,就仲裁裁决本身的合法性判断而言,两者在审查标准以及制度功效上是存在一致性的,从这一点来看,“法院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同时一并撤销仲裁裁决”的立法设计是具备正当基础的。此外,就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而言,德国所实行的司法审查模式与我国类似,在具体的适用规则以及程序设计方面有诸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例如,在考虑两种监督方式的协调与衔接时,德国规定:“法院在决定裁决是否可执行时应当考虑其是否存在可撤销裁决的理由”,而且,“如果法院已经宣告仲裁裁决可执行,则当事人不能够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摘要：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是我国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两种主要方式,由于制度内在缺陷而导致对仲裁裁决效力造成冲击以及影响仲裁效益性等诸多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将废除不予执行制度作为解决途径。实际上,废除不予执行并非最佳选择方案,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不予执行制度的现实价值,较为妥当的解决方式应是对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制度进行重构,特别是要做好二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
关键词：司法监督,不予执行,撤销裁决,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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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程序 篇4
10月19日，看了省OA中刊发的《德清县三步骤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管理》，深受启发，笔者又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并结合《行政许可法》和其他相关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其中的一个行政许可行为特别引起笔者的重视：“撤销行政许可”，该行为是新的内容，分别在《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纵观文化市场其他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关于“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规定。笔者又与卫生、工商等单位进行横向联系，也很少有关于“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撤销行政许可。为此，笔者讨教了县法制办和县司法局，以下是关于“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程序方面的有关程序和注意事项。
1、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
益不受保护。”、《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款“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和进口经营单位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行政许可。”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出版物发行单位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法律条款的适用。《出版管理条例》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所规定的可以依法撤销的行政许可，是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还是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笔者认为，第二款情形是属于被许可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而“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与《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比较相符。
3、关于行政赔偿。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的行政许可，如《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可以撤销，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二是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应当予以撤销，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为此，如果是基于“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而进行撤销行政许可的，应当进行调查取证。如果被许可人申请许可时具备法定条件，而在日常经营中丧失许可时的法定条件，构成“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撤销情形，给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
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4、行政许可撤销行为要不要听证。关于听证，《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第四节作了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但是，以上两法中都没有对撤销行政许可是否要求举行听证作出具体规定。于是形成了二种观点：一是撤销行政许可虽不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但与吊销行政许可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因此必须告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程序可参照《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规定执行。二是撤销行政许可的行为并不是行政处罚行为，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之前，无需告之当事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对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5、行政许可撤销的程序。一是案前责令改正。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中发现或者是群众举报，发现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和进口经营单位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按《出版管理条例》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进行复查。
二是立案。逾期仍未改正，或逾期改正不到位，仍没达到许可时的法定许可条件的，给予立案，启动行政许可撤销程序，指派两名以上的执法人员承办该案，承办该行政许可决定的审批人员实行回避制。
三是调查取证。重点调查“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证据，并调查当事人有无“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的证据，同时，要收集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和许可法定条件，收集当事人许可时报送的资料和许可现场核查资料。
四是调查终结。行政许可撤销案件可参照行政处罚案件的查处，承办人员在收集到相关证据后，应写出调查终结报告，上报拟处理的意见给领导审批。
五是听证。笔者倾向于不用听证。如果要给当事人以权利，可参照行政处罚法听证程序进行告知、举行听证。
六是作出撤销决定。在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前，要填写《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审批表》报局领导审批，作出是否撒销行政许可决定，决定撤销行政许可的，作出书面决定，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送达。其中撤销行政许可的理由、依据、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关于复议、起诉、赔偿等权利，参照行政处罚案件。
磐安县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