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制内阁

责任制内阁（共6篇）

责任制内阁 篇1

不同层次、类型的学校, 学生的差异往往很大, 班主任工作要想取得成功, 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班级管理工作到底如何开展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呢?这对于班主任来说, 一直是一个重大且有待解决的课题。经过探索摸索后, 笔者终于找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责任内阁制”。

一、班级管理模式的几次不成功尝试

1. 班委会负责制

所谓班委会负责制, 就是班级的日常管理由班长领导的班级委员会负责, 要想使这一制度真正有效实行起来, 班委会的人选至关重要, 必须选一个认真负责、有管理能力的团队。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和调查, 笔者确定了班委会所有人选。

为使他们能顺利工作, 笔者对他们进行全方位指导, 比如如何在讲台上发言, 如何主持班会, 如何管理班级卫生和纪律。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班委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后来笔者发现效果越来越差, 一方面班委成员的工作力度不够大, 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 很多学生根本不把班委会放在眼里。随着班长经常上网这一严重违纪行为被笔者发现, 标志着班委会负责制彻底失败。

2. 监督员匿名举报制

为能掌控班级违纪行为, 笔者设立了十五名班风班纪监督员, 分布在班级的各个角落, 一天分早上和晚上两次向笔者汇报班级的各种违纪行为。监督员是公开的, 但在举报材料上, 不需要署名。收完监督员的材料后, 笔者当众把材料搅混在一起, 这样笔者也不知道举报材料是谁写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举报人。

这一制度实施初期, 班级的各种违纪情况都被报了上来, 经过笔者及时处理, 班风班纪有了很大好转。一段时间后, 笔者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不少学生屡教不改, 每天犯错都有他, 怎么教育都没用;二是举报内容很单一, 仅限课堂说话方面, 对看课外书的、早恋的, 打架的, 几乎没有举报。后来与监督员谈话得知, 即使是举报讲话, 只能举报个别人讲话时, 如果讲话人多了, 也没法举报。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事后监管, 这对那些自控力不强的学生来说, 所起作用很有限;二是监督员举报时还有所顾忌, 虽然是匿名举报, 但往往被举报人知道是谁举报的;三是在班级中缺少强有力的维持秩序的人, 一旦教师们去参加校会的自习课时, 场面往往会失控。

3. 班主任亲自负责制

班级管理工作迟迟打不开局面, 笔者加大了对班级的管理力度, 每天晚上不管有没有值班, 笔者都在学校, 企图以自己的奉献精神感动学生、大力度地管理学生。

晚上笔者值班的话, 就在班上, 不值班的话就在隔壁的办公室。对发现的违纪学生, 及时处理, 时不时地大声训斥。学生见笔者时刻都在, 讲话的人少了, 但笔者很快发现, 传纸条现象增多了, (他们不敢出声, 就来这无声胜有声的办法;) 看课外书的人也多了。后来学生看笔者在办公室长时间没出来, 他们就敢讲话, 笔者觉得要管的方面越来越多, 真有点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感觉。

三、责任内阁制——班级管理新天地

期间笔者参加了一位资深教师的讲座, 当时名师请在座的所有班主任画几个简单的图形, 画好后, 让在场的教师互相交换看一下, 看后, 大家都笑了。教师紧接着说:“教师们之所以笑, 是因为在相同的指令下, 彼此画的都不一样, 但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各位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经常会碰到相同指令下, 学生的表现会有很大不同, 有的时候, 教师们忍无可忍了会责备学生怎么还不能做好呢。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教师们要试着去理解学生。”

回学校后, 笔者决定问计于民, 让学生提出管理自己的办法, 同时请他们写出对笔者的建议, 不需要署名。大家写得都很认真。这是学生的心里话, 笔者把每一个学生写的都看了, 看后真是悲喜两重天。悲的是学生对我的无私奉献并不领情, 反之, 说对他们管得太多, 觉得很反感。喜的是学生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班级管理办法, 这说明很多学生也希望班级好起来。为解决这些问题, 笔者决定让一些学生来牵头, 他们自己找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 让他们组成若干个管理团队, 每个团队任期一周, 在任期内实行他们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全权负责班级的日常事务。为了使这个管理团队有更好的名称, 笔者借用了历史书所学的英国责任内阁制概念。

经过激烈的演讲和投票选举, 首届内阁开始了班级日常事务的管理。笔者密切关注着首届内阁的执政情况, 效果加倍。笔者不断增加内阁的权力以及其他的规定。在精彩的演说和紧张的投票后, 第二届内阁产生了。由于首届内阁作了很好的开头, 第二届内阁为了超过首届, 工作更加积极, 使班级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这次“责任内阁制”管理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把学生的主动性调动起来了, 其次成功地加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学生既然想参与班级管理, 那就会有意无意地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 工作时更加负责。工作有成绩后, 他们就会有成就感, 积极性更高, 责任意识更强, 班级管理工作就会更有成效。

责任制内阁 篇2

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不断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内阁大学士依旧位居六部之上，六部从之前从属于政府最高职能部门的高位跌落为内阁的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六部办事，唯内阁之命令是从。”这一情况表明内阁的地位看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是有上升了一个高度。

至此为止，内阁成为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这也标志着内阁在地位上发展到了历史之巅!内阁之所以能够代替宰相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是因为内阁与皇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内阁是皇帝专制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离不开内阁的协助与辅佐，两者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达成共识的。除此之外内阁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宋教仁内阁主张述评 篇3

1 “吾人则主张内阁制, 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

宋教仁 (1882—1913) , 稔熟西方宪政理念, 倾心西方内阁制度和政党内阁, 如其说:“国势之盛衰强弱, 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之机关组织为准, 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 行政之首脑也。”而且, 内阁还要担负完全的责任, “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 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 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对内阁推崇极高, 应是其坚持采取内阁制的根本所在。

首义后, 为实现内阁制度于中国, 宋教仁自始就极有意识地将内阁制确立于国家约法之中, 且在修订《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时即作此尝试。该约法有极强调政务大员的署名权, 并由其代都督负完全责任, 均体现其内阁制理念的影响, 所强调的全体政务大员之副署权与其强调内阁阁员的副署权如出一辙, 由此可说, 该约法虽未明确提出设内阁, 却是行内阁之实, 正如学者所说, 这已是一部体现内阁制精神的宪法, 而宋氏确立内阁制于约法中的尝试也跃然纸上。

宋氏主张内阁制, 不免党人抵斥, 唯民元前后一以贯之, 竭力践行。据胡汉民回忆, 1911年12月26日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行辕举行“最高干部会议”, 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孙中山主取总统制, 而“钝初始欲戴 (黄兴) 为总统, 己为总理, 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 然仍主张内阁制”。这次争论大致属实, 且多数人都赞成总统制, 或达到“不得不服从党议”的程度, 而且孙中山在当月29日被举为临时大总统, 但宋教仁“仍主张内阁制”似亦不误。

一个例证是, 当月3日, 由马君武、王正廷等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民国政体采用总统制, 国务院不设总理, 各部部长直接对临时大总统负责, 受临时大总统之任免。该大纲于当月11日在《民立报》公布, 宋教仁看后颇感不满, 特为此写了按语加以批评, 指出该大纲相关法规不甚健全, 提出修改意见。起草诸人即断定, 宋氏的不满是由于不设国务总理, 不取内阁制。若此, 则提示宋氏的内阁制主张早已公开, 而前述的争论正源于此。

至次月27日, 宋氏另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 不仅对原大纲的有关规定如第17条, “拟改为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 须副署之”, 还明确提出设立内阁, 如草案第2条规定: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与内阁、参议院、法司构成之;第24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参议院所议定之法律。但有不以为然时, 得以内阁全体之署名说明理由, 付参议院再议, 以一次为限;第29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内阁员须参议院之同意;第36条规定: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 须亲署名。从这些规定看, 宋教仁所强调的, 仍是要在国家约法中确立内阁制。

29日,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 基本表明民国的政制模式就是总统制, 但宋氏并没有放弃促使民国政制朝着内阁制方向发展的努力 (应该说这也是民初转向内阁制的一个重要内因) 。从上述组织法草案看, 宋教仁最为强调的是内阁制, 对于总统、副总统, 一方面允许其拥有一定权力, 另一方面又强调务必要受到议会和内阁的限制, 并由内阁代总统负完全责任, “责任内阁制之精义, ……盖总统不负责任, 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是也”。其要确立内阁制的立意是很明确的, 后来还多次强调“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 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 实行担负责任”。

由此可见, 宋氏自始就将内阁制视为唯一可取的政制模式, 其主张前后一贯, 并自始欲将之确立在约法中。这一主张也没有因时人的反对而动摇, 反而处处见其起而行之的执著追求, 要因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 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

2 “欲建设良好政府, 则非政党内阁莫属”

倡导政党内阁是宋教仁的另一重要主张。民元前, 宋氏对政党及政党内阁就极为推崇, 说:“政党者, 其目的在欲得政权, 以己党之政见为国家之政策而实行之者也”, 并且要造成政党政治, 盖“立宪政治, 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 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 则莫如政党政治”。同时, 政党还须“足以运用兴国之政治, 而贯彻国利民福之蕲向, 进而组织政府, 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 即是说, 政党要在国会中组成政党内阁, 进而组织或监督政府。

因对政党内阁的重视, 宋氏自始赞成同盟会公开和改组, 认为同盟会应适时转移, “改为公开之政党, 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 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 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并指出, 同盟会改组后, “至本党进行方针, 要以从建设一方切实进行”, “并应以挽救危局为我同盟会应有之天职斯可”, 而且“本党对于统一政府内阁, 已决定, 如不能达政党内阁, 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 虽他党出为总理, 亦赞助之”。这些表明, 宋教仁不但要让同盟会适时改组以在国会中组织内阁, 而且已放弃了同盟会先前的革命方针, 开始全面转向建设一方, 这点在国民党创立后仍极力强调。

1912年, 对于新成立的国民党, 宋氏说:“欲政府完善, 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 选举事若得势力, 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 并强调说, “吾人改组国民党时, 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屿, 希望自党发达, 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 能至鼓棋相当而后已”, “进而在朝, 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 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 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应该为的, 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由此看出, 宋氏所要建立的, 是完全遵循西方内阁运作模式的政党内阁。

宋氏致力于政党内阁, 一是内阁制的内在要求, “欲取内阁制, 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二是为建设强健的政府, 他认为, 现国家于外未经承认, 于内未能整理, 则“为今之计, 须亟组织完善政府, 须有政党内阁”;并指出:“袁总统雄才大略, 为国之心亦忠, 唯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 恐尚不足, 此必吾党早已认定, 故主政党内阁”, “若复不要内阁, 则不知将何以对彼等自家之良心也”。

一言以蔽之, 宋教仁从改组同盟会到创立国民党, 都是想从组织政党内阁入手, 进而组建强健的政府并操纵之, 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应该说, 这些才是其倡导政党内阁的根本考虑, 也是其主张内阁制的出发点和思想初衷, 把注意力聚于国家建设上 (包括民主宪政建设) , 这种理解与取向无疑是极高远的。

3 余论:革命党人对内阁制的理解差异

如前述, 宋教仁力主内阁制, 原因在于, 其自始已视内阁制为唯一可取的政制模式, 而且认为内阁制优于总统制:“吾人则主张内阁制, 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 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 如必欲变易之, 必致摇动国本, 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 而取内阁制也。”足见对内阁制的评价极高。

然而, 这种评价在其他党人中就要大打折扣了, 而且在认知取向上也相当不同。以孙中山为例, 最初孙中山反对内阁制, 其理由是:“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 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 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 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 自居于神圣赘疣, 以误革命之大计”。之后, 当袁世凯被确定为临时大总统后 (这是当前认为孙中山转变态度的原因所在) , 孙中山开始接受内阁制主张, 并将宋教仁起草的组织法草案呈送参议院, 作为制定《临时约法》的参考;兹后更明言:“至于政府组织, 有总统制, 有内阁制之分。法国则内阁制, 美国则总统制。内阁若有善之行为, 人民可以推倒之, 另行组织内阁。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 不但有皇帝性质, 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现就中国情形论之, 以内阁制为佳。我的国民, 莫不主张政党内阁。”

比较这两次谈话, 孙中山认识到内阁可牵制总统于前, 因是其任总统而表示反对, 后来因总统变更, 却又主张采取内阁制, 而无论是之前或之后, 孙都认识到内阁能够限制总统, 据此思路, 孙中山接受内阁制, 极可能是想用来限制即将任总统的袁世凯, 因此有学者认为, 孙中山的这种转变, 虽体现其思想中的实用主义色彩, 但表现在法制建设上, 就是“因人设法”。这并非没有道理, 也说明孙中山对内阁制度的理解, 不无片面和武断, 其内阁制的取向也较随意。

民初, 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多数革命党人始终认为内阁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 因此不甚推崇, 另外也因他们自始更推崇总统制的缘故。但在对内阁制的理解这点上, 宋教仁无疑是当时的佼佼者, 其立意也高远得多。

参考文献

[1]陈旭麓.宋教仁集 (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胡汉民自传[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3]郭汉民.宋教仁集 (上册)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4]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版) [G].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2.

[5]郭汉民.宋教仁集 (下册)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6]居正.居正文集 (上册) [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 (第3卷) [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内阁制度 篇4

朱元璋之所以废除丞相，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是，朱元璋太自负了，对他的后世子孙估计过高了，结果最后发展出一个内阁制度，到了明朝中期，内阁大臣在朝野心目中，已俨然宰相了，官场都公开称内阁大臣为“相”，称内阁排位第一的大臣为“首相”，皇帝在公文里也不避讳以“相”来称阁臣了。

▼ 朱元璋《行书大军帖》(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如此，内阁和以往的宰相还是有很大区别，以笔者之见有三点不同：

第一，地位不同。

汉唐宋的宰相机构如丞相府、中书省等等，都是国家法定机构，位列部院之上，宰相也都官居极品;明朝内阁却没有法定地位，内阁大臣正式官衔是大学士，属于翰林院的官职，只有五品，只是通过给阁臣冠以师保荣衔(如太师、太傅、太保)，或照例加某部尚书、侍郎(这个职衔是虚的，用于照这个职衔领取工资)，才提高了品级，位极人臣。

第二，与部院的关系不同。

以往的宰相，是领导部院的，部院属于宰相的下属机构。内阁却不能领导部院寺监。比如六部就直属皇帝领导。内阁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文，无权指挥朝廷的各部院寺监和地方政府。

▼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中央机构简图

但是，因为内阁代皇帝对各省、各部院寺监的公文拟批示意见，内阁在当时就被称为“政府”，实际上阁臣的权力并不比过去的宰相小，甚至更大了。只是运转方式、行使权力的名义不同。

内阁行使权力，相对来说具有被动性，行政效率也比过去要低。比如，地方政府有所请示，先要送大内，大内再送内阁，内阁拟批示，再送大内，大内再分送部院拿处理意见(当时称题覆)，部院题覆以后再送内阁，内阁认为不妥的还要打回去，内阁满意了，再拟批示意见，送大内批红。内阁是无权就某事该如何处理直接指挥省级政府的，非要经过部院和大内的程序不可。

第三，产生渠道不同。

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起自州县。这是强调宰相要有地方工作经验。可是，明朝的内阁大臣却与之相反。因为内阁大臣开始只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所以从研究机构——翰林院中选任，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臣只能出自翰林官，而翰林官是以诗文甄拔出来的;甄拔出来进了翰林院所学的还是诗文。

▼ 《明会典》中关于翰林院职官的规定

▼ 明代翰林院检讨腰牌(图片来自雅昌拍卖官网)

因为选拔制度的原因，总体上说，明朝阁臣的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前的宰相，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能臣，实在是凤毛麟角。

▼ 张居正

责任制内阁 篇5

一、为安抚美国及台湾地区而实行“政经分离”

池田上台后着重贯彻吉田的“经济中心主义”路线, 对于国内空前高涨的国民政治斗争情绪始终保持着一个“宽容与忍耐”的低姿态, 对于岸信介政权后期残留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民众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使战后日本步入了一个空前的“政治年代”, 圆满和平的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所以池田在上台后抛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将日本国民的政治情绪顺利的转移到了经济问题上。

然而对于解决经济问题上, 池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解决中日关系问题, 如何打破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断绝局面, 如何扭转中日关系, 开始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池田的面前。在这个问题上, 池田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我们从他在组阁当天对记者的发言表态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对中共的政策未必要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 我在六、七年前就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但很不容易搞好, 外交不仅仅是对中共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提高自由国家对日本的信赖感, 有人说对中共要采取静观的态度, 但现在就可以搞文化、经济交流, 我将尽力去做。”[1]。

更主要的是池田内阁在“周鸿庆事件”上所作出的表现和态度, 不得不说对于中国这是一种善意的表现, 同时在新华社的对于整个事件的报道中也寄予了肯定的态度。然而这个事件当时得到了美国、台湾当局、中国政府以及日本多方面的关注, 其中台湾方面更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并且派出了军舰威胁说要袭击“玄海号”货船——护送周回国的日本货船, 为此池田内阁也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派军舰护送“玄海号”至山东海域, 将周顺利送回中国。此后, 新华社在对于此事件发表了新闻评论:“日本政府始终尊重周鸿庆本人回归祖国的意愿, 采取了公正、合理的态度, 把周鸿庆引渡给12月27日访日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玄海丸’离开大阪港时, 日本政府派出了百余名警官在码头警戒并派军舰护送‘玄海丸’号出航, 使周鸿庆安全回到祖国怀抱。”[2]

池田内阁的做法导致了台湾当局的不满, 并且通过这个事件, 台湾当局大做文章, 通过多种途径向日本政府实施压力, 同时, 台湾当局也以“周鸿庆事件”为借口, 直接引发了吉田访台和1964年“吉田书简”的出笼。

二、为求得中国政府的谅解, 实行“政经分离”政策

对于日本政府认可“LT贸易”协定的这一问题上, 一方面表现出了池田内阁对于缓和中日关系上以及发展中日贸易的诚意, 同时也造成了台湾地区方面对于日本的不满, 台湾地区担心日本会因此加速与中国大陆地区的接近和发展。

然而, 之于日本而言, 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是“日美台体制”下的重要双边关系, 如果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受到损害, 美国是不会允许的, 这会影响到美国的东亚对华遏制战略。同时, 来自日本本土内的压力也向池田内阁施加过来, 岸信介和吉田等右翼亲台势力为了防止日本与台湾关系的恶化而强烈要求池田内阁修复与台湾的关系。面对这些方面的压力, 吉田在池田的授意下以“私人”身份赴台访问, 经过五天的访问与蒋介石进行了密切的会谈, 吉田在回国后致信张群, 就中日关系问题尤其是针对中日民间成套设备交易的问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故推出了又一个“吉田书简”。虽然“吉田书简”从表面上来看是一封具有私人性质的信件, 但是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对“政经分离”政策的几点思考

战后日本历史表明, 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为独立后的日本国家发展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所谓追求国家利益, 追求的是一种最优、最大化的利益, 而非绝对的利益获取;即不是什么都去求“得”, 还需要选择如何“舍”。在战后世界两极对立的格局下, 日本若违背美国旨意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 无疑是舍大取小。全面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虽符合日本的利益, 可在当时, 那并非最优、最大化的国家利益。然而, 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 不仅美国的相对优势已经大为下降, 战后世界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其中, 对中日关系而言, 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中美两国从敌对到和解的关系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 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已不再是战后日本独立之初, 必须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小”了, 而成为可以在不影响日美关系情况下进行的最大的利益。

责任制内阁 篇6

关键词：张玉书,《扈从赐游记》,价值

张玉书, 字素存, 号润甫, 顺治十八年进士。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 开始踏入官场。张玉书天资聪颖, 自幼即端重寡言。据记载, 从年幼时候起, 张玉书与宾客进行宴饮的时候, 便长时间保持正襟危坐的状态, 甚至整夜不变。当时, 得知这一情况的人们人们纷纷称赞他, 并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后来, 张玉书果然平步青云, 并多次伴王出游, 著名的《扈从赐游记》便是张玉书陪驾康熙巡幸至热河时所作。

一、内阁学士与《扈从赐游记》

康熙四十七年 (1708) , 张玉书跟随康熙帝来到热河, 游览了热河行宫, 并根据自己在游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写下《扈从赐游记》, 对当时行宫的盛景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绘。张玉书曾经写道, 行宫里到处是“花光水色”, 且“互相应带”, 还有“诸山历历环拱”, 如同屏风一样。《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还写道, 在登舟泛湖的时候, 可以看到湖水极为空旷, 甚至“与西湖相仿佛”, 而其“清幽澄洁之胜”甚至还要好过西湖。张玉书还在这篇游记之中, 详细记载了自己所见到的十六景, 例如“澄波交翠”和“长虹饮练”, 以及“西岭展霞”和“金莲映日”等[1]34。在《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还记述了喀喇河屯行宫的一些情况。例如, 文中记载道, 在康熙四十二年的五月二十四日, 自己跟随康熙驻喀喇河屯。到了二十七日, 又跟随皇帝游观行宫后芜等。《扈从赐游记》中对热河行宫的详细规划和皇家气派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尤其到了最后, 张玉书还写道, 整个行宫的盛景, 不论是“宇内山林”的“奇胜”, 还是“宇内园亭”的“宏旷”, 都是由康熙指点而成的。而且, 张玉书还在《扈从赐游记》中指出, 康熙在指点园林和治理天下的时候, 采用的都是“因地之势”和“度土之宜”, 以及“以人事区画其间”的方式。

二、《扈从赐游记》的价值分析

1.《扈从赐游记》在研究清代行宫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康熙在位期间, 每年九月初九, 都要去木兰围场秋猎。康熙四十七年 (1708) 的一天, 康熙在和皇子们的老师进行交谈的时候, 听说皇子们近来在文武方面都颇有长进, 十分高兴。但老师同时也告诉他, 皇子们一直都是纸上谈兵, 并没有沙场征战的实际经验。于是, 康熙便决定趁秋猎的机会, 带皇子们去见识一下大场面, 亲身参与实践。于是,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 (1708) 的九月初九, 康熙便率领着皇子和文武百官, 前呼后拥, 浩浩荡荡的直奔木兰围场。在这次围猎的时候, 张玉书也跟随康熙一同前往, 因此有幸亲自游览了热河行宫。在他的地学游记《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详细地记载了游览行宫时的见闻, 对研究清代行宫具有参考价值。在当时, 康熙是为了解决运输物资的问题而在各地修建行宫, 而《扈从赐游记》中所记的热河行宫便是众多行宫中的一座, 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充分反映出清代康、乾盛世的壮观景象[2]56。张玉书在《扈从赐游记》中记录了自己跟随康熙皇帝游览行宫的情景, 对行宫的结构和布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利用移步换景的方式, 对具体的游览过程以及游览路线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文中还包括对游览所经过的路线上见到各种景物的详细描绘, 为后人研究清代行宫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 行宫内各种景点事物的详细描写, 研究价值较高。

(1) 对行宫内基本情况的介绍。借跟随康熙围猎的机会, 张玉书有幸游览了整个热河行宫。白天, 他陪王伴驾, 在行宫内四处游走, 观赏景色。到了晚上, 空闲下来之后, 张玉书便奋笔疾书, 记录下自己白天的所见所闻。于是, 在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中, 我们便可以看到许多极具研究价值的记录。例如他对行宫内各个景点的具体位置和自然环境的描绘, 以及各种建筑物的特点等。在《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首次将自己在热河行宫中所见到的多种景色概括为十六景, 并通过精炼的语言, 生动形象地进行了描述[3]61。 (2) 对行宫内“十六景”的介绍。在《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所概括的十六景中并不包含“延薰山馆”和“水芳岩秀”, 以及“云帆月舫”和“濠濮间想”这四景。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 截至康熙四十七年 (1708) , 康熙十六景中已经建好的大概只有十二景, 这些可靠的资料也为我们研究热河行宫的初建情况提供了较为宝贵的参考材料。而且, 从《扈从赐游记》中我们也能发现, 随着整个山庄的不断修建, 在热河行宫建设初期建造的部分景点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结构布局和位置等。一天, 张玉书在游览“曲水荷香”的时候发现, 该景观的布局十分独特, 于是便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到了晚上, 在描写“曲水荷香”的时候, 张玉书便写道“湖东岸一闸”, 指明温泉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如果登上岸, 便会看到一个有荷花池。荷花池上还有一个凉殿, 且“殿右有亭”, 是“曲水流觞”的地方。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 曲水荷香最早的位置应该就是在这里。后来, 根据《钦定热河志》中的记载, 曲水荷香原本是在“暖流喧波北”, 到了乾隆时期, 才被移到避暑山庄的北山脚下。后来又经过移动, 如今的“曲水荷香”位于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再比如“澄波叠翠”, 在《扈从赐游记》中记录其位于“直行里许至驻跸”, 并在正门匾额上写有“澄波叠翠”四个大字。 (3) 对景点名字由来的介绍。《扈从赐游记》中还记录了各个景点名字的由来。在康熙驾临热河行宫的时候, 一天, 张玉书正和大臣们一起陪着皇帝在宫中游玩,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处景观。康熙停下来, 观察之后发现, 该景观的地形十分独特, “形势有类灵芝”。于是, 康熙便下令将其命名为“芝径云堤”, 这便是日后“十六景”之中的第二景“芝径云堤”。而到了晚上, 张玉书便将白天的事情记录了下来, 并对“芝径云堤”的地势和特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于是, 在后来的《扈从赐游记》中, 我们便看到张玉书对“芝径云堤”的具体形态进行的更加形象生动描写。张玉书写道, 整个堤“豚亘蜿蜒”, 到了“中道”还有一支分为“三沱”, 这“三沱”“各踞胜境”, 着实与“芝相类也”。通过这些生动的语言, “芝径云堤”景物的状貌被详细生动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芝径云堤诗序中也写道, “芝径云堤”、“夹水为堤”, 且“逶迤曲折”, 而径又分为了三支, “列大小州三”, 形状就像“芝英”和“云朵”, 又像“如意”, 与张玉书在《扈从赐游记》中描写互为印证。

3. 在清代行宫前期历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扈从赐游记》中记载了大量的题额和楹联, 对研究清代行宫前期历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描写喀喇河屯行宫的时候, 《扈从赐游记》中便记载了一幅小金山的楹联, 内容为“丹地平陵, 霁夕月悬高阁, 灵池不凿, 雨时云起澄潭”;还有热河行宫中题额“万壑松风”, 上书“云卷千峰色, 泉和万籁吟”等。经过比较, 这些题额和如今避暑山庄中保存的题额基本一致。但还有一些楹联和如今我们看到的楹联存在一些出入, 例如, 在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中记录的一幅楹联的内容为:“云移溪树侵书幌, 风送岩泉润墨池。”但是, 现今延薰山馆内各收藏有康熙和乾隆亲手所写的一幅楹联。其中, 康熙所写的楹联内容为“云标金阙迥, 树杪玉堂悬”, 和张玉书所记录的楹联内容存在较大的出入。再比如张玉书记录的“云帆月舫”楹联的内容为“疑乘画榷来天上, 欲挂轻帆人镜中。”而现如今则为“似疑画楫浮天上, 欲挂轻帆人镜中”, 也存在一定的出入。康熙十六景中的第五景为“水芳岩秀”, 在《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所记录的“水芳岩秀”的楹联内容为:“自有山川开北极, 天然风景胜西湖。”如今, 静寄山房后的书斋莹心堂内收藏有此联。而张玉书记录的“藏香浒”的楹联为:“双涧常流月, 千峰自合云。”现存于“镜水云岑”中。还有一些题额和楹联现存已经不完整, 准确性无从考证。另外, 在《扈从赐游记》中, 张玉书还记载了一些十分有趣的文化历史知识, 增强了游记的趣味性, 也为清代行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4]201。例如, 历史上有一种著名的养生食物叫做“雉羹”, 是将野鸡煮烂, 并和稷米一起进行熬制而成的一种羹汤。“雉羹”味道鲜香、醇厚, 且易于消化, 具有较高的养生价值, 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羹”。而在清代, 每年到了“秋狝大典”的时候, 清朝的君王都会将“雉羹”赐给有功王公大臣作为赏赐。并且, 因为据传这种“雉羹”是古代圣君唐尧食用过的, 所以受到赏赐的王公大臣都为能品尝到这种野鸡汤而倍感荣耀。

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是迄今最早的关于热河行宫的游记。在这篇优秀的游记作品中, 张玉书对自己陪伴康熙游览行宫的真实见闻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描写了自己一路上所看到的建筑和自然风景, 以及秋狝大典的盛况等, 同时还对康熙的言行以及不同的民俗风情等进行了记录。《扈从赐游记》中包含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和地理以及文化资料, 且真实可信, 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所以说, 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对我们研究热河行宫的布局和各个景点的位置, 以及题额与楹联等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对研究清代行官的兴建与发展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 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中也可能存在一些较为随意和不够系统的地方, 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的错误之处, 还需要我们继续结合其他史料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和坤.钦定热河志卷二十七·曲水荷香[M].校点本.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2]布莉华.谈张玉书《扈从赐游记》的历史文化内涵[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3) .

[3]和坤.钦定热河志卷四十四·济尔哈朗图行宫[M].校点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