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产权分析

劳动力市场的产权分析（精选7篇）

劳动力市场的产权分析 篇1

敞田制农业是英国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生产形态, 在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过程中敞田制农业慢慢瓦解, 传统农业实现了市场化的转型, 英国农业也在转型之后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典型代表, 历来被其它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学习的榜样。但英国传统的敞田制农业瓦解的原因, 至今都是学者们争议不休的问题。在近10多年的研究中, 以艾伦、克拉克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圈地运动对于提高英国农业生产率的作用不大, 而敞田制的瓦解更多的是对市场化趋势的一种适应 (Clark, 1998) 。但西方学者的分析中, 往往忽略了产权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本文从敞田制产权经济分析的视角, 发现18—19世纪英国经济市场化引致的产权模式变化才是其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制度原因。

一、英国传统敞田农业制度的合理性

(一) 传统敞田农业的生态合理性

18世纪至19世纪初, 敞田制的土地经济主要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 土地产权的价值靠农业生产得到实现。尽管在议会圈地时期英格兰的农业生产率是最先进的, 而且它在1500—1850年之间至少发生了一场被称作“农业革命”的生产改良运动, 但是此时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传统的, 直到19世纪中期, 并没有使用现代的机械、化肥, 在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上都只是对此前两个世纪的继承 (Overton, 1996) 。一般性的敞田村, 其农业生产都具有一些基本物质条件。首先, 所有的土地都分成耕地和非耕地两类。耕地就是大敞田, 主要耕作小麦、大麦、马铃薯等各种粮食作物。在敞田上还会专门划出一块作为草田, 用来培植草料。非耕地就是公地, 包括牧场 (pasture) 、荒地和林场, 主要用于公共放牧。其次, 在敞田生产安排中, 一般将全村的敞田分成三块, 每一块作为一个耕作单元, 三块大敞田不会同时都耕种农作物, 而是按着耕种-休耕-种植草料的三种选择依次序进行逐年休耕轮作。

从世界农业史的宏观视野来看, 运转良好的敞田村实际上达到了传统农牧经济的最优化平衡。尤其敞田农业的休耕作法, 对于保持地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拉德卡在比较分析不同地区对土地的利用时发现, 休耕带给农民整体的长期利益, 是超过个人的认知的。“在1600年左右, 一位英国农民以每隔一年将农田闲置一次的方式, 获得了种子与谷物1:2的收成, 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丰收。在安达鲁西人们每隔两年耕种一次, 最终的收播比为1:8” (拉德卡, 2004) 。正是由于传统上对耕田地力的保存, 维持了耕牧混合经营的平衡。

(二) 敞田农业的产权安排

敞田农业以一套传统的生产制度来维系一个乡村共同体的土地经济发展, 它依据传统习惯和乡约 (Bye-law) 对乡村范围内的土地资源进行共同的生产安排, 并预留一部分价值较低的土地资源 (如荒地、林地) 作为村内民众 (尤其是贫民) 获取额外生活资料的公共领地。这一具有公共性质的土地被称为公地 (Common Land) , 敞田村社的平民一般都享有一定的权利, 可以在公地上进行放牧、采掘柴火、泥炭等生活资料, 这种权利被称为共有权 (Common Right) 。共有权是敞田农业中最具有特殊性的产权制度安排。公地及其共有权对于村社整体生产的维持是非常必要的。拉德卡在探讨英国敞田村社经济形态时, 就认为“公共牧场和公共森林却意味着生态储备, 它使得农民经济具有抵抗危机的能力” (拉德卡, 2004) 。

但是, 公地共有权的制度安排不同于集体公有制, 而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制度。共有权的界定源于耕地土地产权的界定。“村子的耕地都划分为条田, 这些条田由不耕的草皮带分隔……每个耕者拥有一定数量的条田, 但不是集中的一块。这种操作将一个农夫的农场分为许多小块, 并且将它们散在于属于其他人的无数小块之中;可以说, 这种习惯是敞田制最显著和基本的特征。” (Dahlman, 1980) 实际上, 只在播种、施肥、清除杂草及收获的关键时候个体农夫才真正地“占有并使用”了土地。在其它的时间, 一个村子的敞田分成三块, 以共同的篱笆围拢在一起, 条田之间并无篱笆。当庄稼收割完毕, 或者三块之一的大田在该年处于休耕状态, 敞田就变成了用于村社集体共同放牧的公地, 这时它由村集体共同占有使用这块田地。

根据敞田农业生产制度安排, 农民的耕地产权性质, 首先是属于私人的, 然后在此基础上又会变成共有的产权——在休耕时和庄稼收获之后, 敞田变为共同放牧的公地——敞田在生产和土地占用关系上的双重性和变换性, 内在地要求各农夫必须在集体的生产安排中参与合作, 以完成大规模的、耕牧不断转换的共同经营。每一个农夫都是敞田村共同经营的合约人和权利主体, 他们共同遵循着敞田生产制度, 并维持着一个经济性的敞田村共同体 (openfield community) 。在这个经济共同体中, 农夫们按着组织的程序和规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产权合约关系。“习惯的规则规范着基本的农作, 传统的做法成为固定的模式。农业劳作和农业生活的重心决定于整体性的社区:轮作、对于耕播收获的规范、草滩的分配、公地的使用、关于篱笆围建与撤除的规则, 还有一些决议关系到公田的附属权利和道路的保养” (Dahlman, 1980) 。

(三) 敞田产权制度的内在逻辑

敞田制是长时间演进形成的一种生产制度形态, 有着内在的制度机理和逻辑。1980年, 卡尔·达尔曼在其关于敞田制的经济理论著述中, 对敞田制的经济制度特质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归纳。达尔曼认为敞田生产制度有四个基本制度特质:共牧 (grazing in common) 、乡约 (by-laws) 对公地放牧权的规制、“剩啃” (common of shack) 和条田散在 (scattering) 。达尔曼根据产权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理论, 结合相关的史实研究认为, 这四个特质是在资源条件制约和生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逐步生成的:在原初阶段, 公地资源丰富, 农夫们将牲畜赶到公地上共同放牧, 以实现牲畜牧养的规模效益;久而久之, 人口增加、牲畜增加、耕地向公地拓展, 这时放牧的公地资源日益稀缺, 敞田村集体不得不开始制定乡约以限制每个农户放养牲畜的数量, 并对公地资源进行越来越严格的规制和管理;为了进一步扩大放牧, 就在耕地收割后到来年播种前, 把牲畜赶到空闲的耕地上进行放牧, 这就是“剩啃”;为了避免个别占地较多的农夫抵制共同体的生产安排, 于是将条田分散使之处在不同的地段, 即条田散在。 (Dahlman, 1980) 敞田制度不仅在产权理论逻辑上是自洽的, 而且在历史现实中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瓦解敞田农业的产权制度诱因

(一) 市场经济原则在敞田村社的渗透

在18世纪不难看到敞田村社共有权货币化交易的记载, 有记载表明在敞田村内的部分放牧共有权的交易价格低于村外。例如, 在沃里克郡邓斯莫河畔的赖顿, 庄园档案记载1735年公地权利若是租给外地人则“租金不少于5先令”, 但是本地居民只需支付4先令即可。这一记录及类似的庄园档案记录还进一步说明, 18世纪时共有权已经成熟地界定, 以致可以用比较固定的货币金额来加以衡量。若该农夫不能顺利转让, 则其共有放牧权就置于公共领域, 为其他农夫所占有。而另一方面, 有些农夫则具有放牧专长与优势, 他有超出其所享有的应得标准的放牧能力, 但是他持有的敞田有限。他就无法超限发展其放牧规模。不过, 由于他放养了足够数量的牲畜, 而他的邻居们没有放养足够数量的牲畜, 这样他的牲畜就可以多吃一些草料, 实际上他就在客观上攫取了其他人弃置在公共领域的部分放牧权。18世纪, 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正是靠分享其他人弃置的放牧权, 才得以饲养少量的牲畜。

(二) 职业化与个体劳动产权价值

人的劳动无疑是最具有变化性的一种产权。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一个区别也正在于它限制了个人劳动产权价值的提升空间。农业经济中, 个人劳动的产权内容主要是农夫的农业生产能力。劳动作为一种产权, 只有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其产权价值。对劳动产权的个人选择性支配, 是劳动产权得到合理配置的必要前提。劳动作为一种可变性很大的产权, 在社会化的分工中会不断地趋向专业化、多样化。英国18—19世纪的农村社会的劳动者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亦工亦农的农村劳动者分化为各种各样专业化的职业劳动者。圈地运动削夺了无地工人、工匠、商贩们的共有权, 从而推动了这一过程 (Mingay, 1994) 。在这个过程中, 专业化、职业化成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意识, 以至于地主都要寻找更专业化的代理人、仆人。

(三) 转向资本主义农场经营

契约持有农是17世纪以来英国普遍兴起的一个农民群体, 他们与地主签订长期租约, 在经营壮大时会扩大租赁土地面积并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在英国近现代农业史上, 这些靠契约租佃发家的农场主以“资本农场主” (capital farmers) 而闻名, “他们非常精明, 他们能够募集并经营巨额价值的股金, 以运营数百甚或数千英亩土地” (Mingay, 1994) 。的确, “资本农场主”, 或称农业资本家, 代表了一种更具活力的市场化的土地租佃关系。地产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大地主手中, 他们一般选择两种方式出租其分布在许多地方的不同规模的土地。一种方式是针对大农场, 他们会精心挑选能干的佃户, 并与之签订长期租契, 约定租金、生产条件、农舍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一般常规的条款会涉及到财产的保护, 以防佃户耗竭地力, 也有条款要求使用一定量的肥料, 还有在轮作中使用特定的作物” (Mingay, 1994) 。

三、结语

产权不但要被界定, 更要被实现。实现产权价值是产权界定的初衷, 若离此初衷则界定产权本身并无意义。界定是不完整的, 也就意味着还有未能被产权所有者实现的部分资产价值。巴泽尔认为, 不能实现的那部分资产产权, 被弃置于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 , 这意味着产权所有者对产权边际未予界定, 则其他人可以设法攫取 (Barzel, 1997) 。敞田农业生产制度中, 个体农民的耕地产权和共有权都得到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并且在生产上达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但是当市场经济原则和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敞田村社经济共同体时, 个别能力强大的资本农场主为了实现其个人最大化的劳动产权价值和土地产权价值, 就要集中土地、扩大生产并面向市场进行经营, 因而圈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新农业规则有系统地经营其地产的人, 首先是大地主们” (芒图, 1983) 。其实, 这也符合普遍市场化的大经济环境。17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场规模持续扩大, 大农场对小农场的兼并, 是一个持续一百多年的大趋势。正如马克·埃弗顿所说, “大农场的规模扩张总以小农场的消失为代价” (Overton, 1996) 。这一趋势, 一方面打破了敞田制土地产权结构的相对平衡, 另一方面也不断刺激着优秀的农场主的进取心。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产权价值实现和提升的内在需求, 反过来就引导着敞田农业土地产权界定方式的改变, 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只是这种产权变革的工具罢了。

参考文献

[1]Clark, Gregory, Commons Sense:CommonProperty Right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8, No.1 (Mar., 1998) .

[2]Overton, Mark,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1500-1850[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约阿希姆.拉德卡.世界环境史[M].王国豫、付天海译,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Dahlman, C.J., 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Beyon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5]Mingay, G..E, Land and Society in England1750-1980[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1994.

[6]Barzel, Y.,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Righ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ed) 1997.

[7]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M].陈希秦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3.

劳动力市场的产权分析 篇2

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相互关系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既互为条件又相互制约。一方面,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变迁推动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反过来对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提出了挑战。因此, 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

(一) 在地域上以就地就近为主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 总体上以本省的转移为主。据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总体上以本省转移为主, 占转移人数的80.7%。在本省转移的人数中, 以乡外县内转移的比重最大, 占43.3%。其余的县外市内转移以及市外省内转移分别占转移总人数的19.1%和18.2%。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速、农村经济增长带的出现和工业园区的兴起, 农村劳动力向市 (县) 、区及中心镇集中转移的趋势日渐加速。

(二) 在择业上以二三产业为主

当前, 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从2003年872.96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666.35万人;第二产业的人数从2003年的778.26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1011.7万人;第三产业的人数从2003年的568.68万人缓步上升到2008年的626.3万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 主要分布在工业和建筑业。2008年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超出农业比重51.82%。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缓步增长, 2003年至2006年的增长速度比较明显, 到2007和2008的增长速度缓慢, 2008年甚至出现下降。

(三) 在操作上城乡统一管理服务

随着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日益突出, 浙江省已基本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制度, 初步形成了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服务体系和覆盖市、县、街道、社区的就业信息网络, 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政策和服务环境。如绍兴市已实现城市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体系, 积极政策、管理服务体系、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网络、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村劳动力的覆盖和延伸。

(四) 在身份上以亦工亦农为主

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化现象也比较严重。以浙江省为例, 由于没有对兼业农户进行专门的统计, 所以我们不知道兼业农户的具体数量和比例, 但根据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 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浙江农户的兼业情况。2008年, 浙江省农民人均基本收入为11748元, 其中工资性收入为4713元, 家庭经营收入为5979元。在家庭经营收入中, 来自农业部门的为3369元, 来自非农业部门的为2595元。由于工资性收入基本上来自本地企业, 所以实际来自非农业部门的收入一共为8364元。换句话说, 在人均基本收入中, 来自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只有28.68%, 农业不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民的兼业性也显而易见。

二、农村土地产权和劳动力转移的两者关系

(一) 现行的农村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

1. 土地产权制度的本身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制约

(1) 土地所有权归属混乱, 所有权主体的界定不清, 内容不够完整。 (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明确、不完整。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一种耕种权。虽然有法规条文规定农民的土地在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但这种权利在实践中却受到了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残缺, 导致了土地使用上的随意性以及土地流转的困难。这使得农村转移农村缺乏最初的原始资金积累。 (3) 土地产权期限不足。土地使用的期限尽管在不断地延长期限, 但是农村土地仍然需要随着人口的变动而不断地进行调整, 农民使用土地存在着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灵活性。

2. 土地薄弱的保障功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土地对农民有保障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中大量劳动力的隐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社会的大动荡, 土地对这些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 目前的土地保障能力是薄弱的, 它有限的保障能力无法满足劳动力对土地保障的需求, 因此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是存在着风险的。如在城市能否就业的问题以及再失业的风险。除此之外, 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大量的成本, 比如:寻找工作的成本、交通成本以及接受一定培训或教育等成本, 而这些教育成本也在不断地提升。因此, 风险和成本的存在使原本就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农村劳动力被动地受限于土地, 延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二)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在现阶段, 要加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甚至让部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脱离土地而没有后顾之忧, 这就要通过加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加速产权改革的步伐, 来促进农村劳动力渐进有序地进行。

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

有效的产权是可以转让的, 因此我们要在原有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创新, 才能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 (1) 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 坚持“弱化集体所有权, 强化土地使用权”, 将“农民集体”进行法人化, 对现有农村土地按照现行行政管理基本单位村或组进行全面登记, 明确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客体, 发放农户个人拥有的集体所有权份额的土地所有权证书, 农户的集体所有权份额, 可以买卖、转让、抵押、赠予和继承, 以此强化农村土地的使用权,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形成。这样才能更好地调节资源, 更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以马克思土地资本化理论为基础,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其次要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第三, 合理确定土地补偿标准。第四, 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征收程序。通过这些措施, 让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提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资本。

2. 有效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能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转移

如果没有生产要素流动, 那么市场经济就不能完全称之为市场经济。农村土地产权的明确界定只是为农村土地在市场作用下进行流动提供一个制度保障, 而真正实行流转, 需要解决培育土地市场体系、开展农村土地价格评估、扩大农村土地流动范围、规范农村土地市场行为等一系列问题。要通过市场的调节, 优化配置土地, 建立农地流转制度。除此之外, 还要允许农村进行自由选择, 提倡农村土地流动形式多样化, 承包、转让、建合作社、抵押等等流动形式。有效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 才能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得到更好的实现。总之,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制度, 必须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创新, 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建立土地的市场化推出机制, 使农民在自愿放弃土地中得到应有的报偿, 为农民实现向城市的稳定转移提供资金和“原始积累”, 使农地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内部激励和外部交易功能, 为农村劳动力的稳定有序转移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郁彩虹.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苏南为例.经济研究导刊, 2008年, 第15期.

[2]甘戈.我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2009年12月.

[3]宁建华.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合肥学院学报, 2007年1月, 第24卷.

[4]付海莲, 汪晓莺.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改革的启示.博士论坛, 2009年04期.

[5]武会玲.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启示.经营管理者, 2009年, 第11期.

洛克的秩序——劳动私有产权理论 篇3

在《政府论 (下) 》中, 洛克将政治权力界定为“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 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 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在此可看出洛克将保护个人私有产权上升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这是之前思想家所不及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使得私有产权在现代的语境下已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命题, 在此处笔者将简略提及其艰难的蜕变过程。

洛克为什么要通过劳动来确定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换句话说洛克是怎样在自然状态的基础理论设计之下, 把私有财产论证成正当可能的。洛克的私有权理论实在是其思想遗泽后世的极重要方面。尤其是对劳动这个概念的重视, 可以说影响了后世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甚至马克思。关于私有权问题的争端可以一直上溯至中世纪神学的语境下, 在神学的背景下, 一切权力都置于上帝手中, 上帝创世并赐予人以生命, 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赋予的, 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毫无私有产权的生存空间, 一些教父认为私有财产并非出于自然, 自然产生的是共同所有权, 自然把一切东西给予所有的人, 私有财产是人性贪婪的结果。如圣·安布罗斯认为, 上帝的旨意是让世界为一切人共同拥有, 让所有人共享它的果实。但实际社会生活中, 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无法消灭的。这就形成了在理论上并无正当性但在实际上却是实际存在的, 甚至教会及各级教士拥有的最多。中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关于财产等问题同样是含混不清的。一方面认为根据自然法, 万物共有, 不存在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认为私有财产是根据万民法和市民法而取得的。这实际上是10-13世纪自然法学说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承认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 另一方又不得不默认违反自然法的市民法的规定的合理性。卡莱尔认为, 这实际反映了这样一种图像“自然法适用于自然或者原始状态, 这或多或少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实际的习惯和人定的法律不得不用来对付另一种不完备的状态。…人类社会中现实的法律和制度本身往往不具有理想的完备性, 但是, 因为它们具有抑制和改正人们邪恶的功能, 所以是合法的”。直到阿奎那的突破, 认为有利于人类福祉的要素可以加入到自然法之中, 原来自然法中符合人之自然本性的财产公有和普遍自由随着人的堕落就必须被财产私有制和奴隶制度取代之。自然法内容的增减视人类理性在特定环境中对自身功利需要的判断而定。此时在自然法框架下对私有权的论述更多是在对上帝创造秩序的义务的层面, 阿奎那的出发点不是个人而是宇宙, 是关于一个以法律为其最高表现的有秩序、有等级的世界的观念, 而非近代主体权利角度。权利观是随着西方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商业的复杂同步进行的。自然法在自我保存的意义上使用, 上帝创人并理所应当的给人提供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保存自我财产与保存自身是一致的。而通过“我的劳动使共有物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 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这样一种“勤奋自强”, 任谁也无法指摘的方式确立正当性的基础, 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浪费的原则。当我通过劳动使原来的共有之物打上我的烙印后, 我就自然而然的对它拥有权利, 这样就用我对物的权利慢慢淡化了上帝造物的所有权, 一种翻天覆地的转换在默默中完成了。

同样完成的是对我自身权利的转换。在神学的背景下, 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对我们拥有一切权力, 我们也理应为上帝服务, 奉献一切。洛克虽然也承认上帝赋予我们生命, 例洛克谈到自由时提到:“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 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给任何人奴役, 或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 任其夺去生命。”然而按其认识论的理解, 上帝没有赐予我们任何天赋的观念, 最初的认识状态是一块“白板”, 白板虽然并不意味着其上什么也没有, 它还是要受一些原则的制约, 但是这说明了日后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获得何种道德观及成为何种样的人都是靠经验用观念的方式写入的, 也就是靠自我“劳动”的结果。上帝赋予我们自由和理性, 但“我们是生而自由的, 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实际上就能运用此两者;年龄带来自由, 同时也带来理性”。刚出生的婴儿和未开化的蛮人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 因为真正的完整的人所要求具备的理性他并不具备, “上帝既赋予人一种指导他的行动的悟性, 就让他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范围内享有一种意志的自由和正当地属于意志的自由范围内的行动的自由”不具备理性的人既无法理解自然法, 也无法指导自己的意志, 更无法在法律下过有秩序的生活。

政府是靠着众人的同意及契约建立起来的, 这涉及明白的同意和默认的同意, 明白的同意要通过明文的决定以及正式的承诺和契约, “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 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 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用的期间, 他就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父亲签订契约服从共同体的法律时自带了一大块土地, 而现在我想脱离这个政府, 这块土地是否属于我, 我还能否带走?任何共同体的构建者显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洛克写道:“任何人把本属自由的本身加入任何国家, 他也就通过同一行为把本属自由的财产加入了这个国家, 而只要这个国家继续存在, 他本身和他的财产就一直受制于这个国家的统治和支配。所以, 任何人伺候以继承、购买、许可或其它方法享用这样地归并于那个国家并受其管辖的土地的任何部分, 必须接受支配该土地的条件才能加以占有, 也就是顺从对该土地有管辖权的那个国家的政府, 如同它的任何臣民那样”。这时的情况很明显, 土地及财产一旦加入某一共同体, 人可以脱离, 但是地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仅我的子孙辈没有这种携地离去的可能, 即使是刚刚订立契约的我本人, 也不允许反悔。而且只有当所有人“出脱”土地的时候才可以随意去加入其他任何国家或与其他人协议, 除非他所属的政府遭受任何灾难而开始解体。这当然可以保证共同体的稳定及权威, 从构建政治社会的角度这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他从客观上规定了人民不得随意废除契约, 一旦同意做出, 就“永远地和必然地不得不成为、并且始终不可变更地成为它的臣民”。但随之而来的是财产权真正归属的模糊性。洛克既然突破前人理论, 将私人财产权视作安身立命的根本, 甚至是创立政府的首要目标——“人们参加社会的重大目的是和平地和安全地享受他们的各种财产”, 却又把个人及其财产因签订契约的关系置于国家的统治和支配之下, 只有当占有人居住于其中并受共同体法律支配的时候, 管辖权才及于他本人。这意味着当你承担共同体义务时 (表现在遵守法律) , 你对你的人身及财产包括祖先遗留享有支配权, 这时你不受任何强力机关及权威个人的强迫, 国家对你的财产享有潜在的支配权, 一旦有意愿脱离共同体时, 财产即不在属于你, 你只能只身脱离, 并且在你脱离共同体后, 你就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 任何人及任何共同体都有可能对你采取暴力威胁, 而你只能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讨回公道, 当你力有不殆时也无处申述, 唯有诉诸上天——这是一种“流氓情境”, 也是洛克财产理论的暗伤。国家享有的这种对财产的权利实在是自我的一种保卫机制, 可以看出, 尽管这会对私有产权理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确是一种选择中的必然。

追溯洛克政府建立的逻辑, “公民政府是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 主要体现在对违反自然法行为的惩罚公正上, “人民就可以自由地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 根据他们认为那种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福利而定。”而战争状态因对他人生命及所有物的不良企图而认为罪大恶极, 而自由是一切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对自我拥有物的支配权和保护权, 这一思想正是14世纪以来商品经济及市民社会发展的一种利益诉求结果。政府通过原始契约的同意原则获得其合法性, 但洛克的政治社会构建的基础是财产的保存, 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通过财产权建立起来的。这既不同于传统的习俗共同体, 更非中世纪上帝赐福, 可以说将所有的道德和秩序扔出了视野。可以说洛克使用的自然法概念是一个自创的崭新的概念。洛克对自然法的转换使其从根本上变成了非自然的, 这种对天赋观念的批判已经触动了道德和宗教的基础, 以前这基础是来自于内在人心, 并与这个宇宙外部世界相连。而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之后问题变成了原来自然的原理怎样通过外部得到, 怎样才能在白板上起作用, 并且其所起的作用足以支撑道德和政治秩序。这个根本性的困难集中在自然法的约束性上, 在天赋论下上帝刻在人心上的理性之光起着指示性的作用, 洛克视野下是靠着趋乐避苦的欲望, 凭着自我提升理性结合到道德上, 并且别无选择的还是要将至高性归于上帝, 确切说是上帝的理性。但是由于白板的状态, 在人通过labor不断提升的过程是越自由及自我理性越强的过程, 上帝给予的自然性的东西相对重要性越小——即为了达到与上帝相联导致了上帝给予的自然性的弱化。这更是对古代自然法哲学的根本颠覆, 上帝和人的关系不是通过自然本性建立的, 而是一系列存在建立的, 生命, 财产, 劳动等, 该自然法既保留了对人类道德理性的肯定, 而淡化了上帝的天赐作用, 突出了个人后天的活动效应, 由此创建了尘世上的契约有限政府。洛克自称是思想路上的小工, 只是扫清前进路上的垃圾, 实际上他敲碎了根基。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洛克的劳动私有产权理论来理解其整个政治秩序的建构, 以劳动来确立私有财产的合理性是洛克的首创, 更是其秩序的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洛克既从传统中借鉴, 又实质上破坏了传统的根基, 通过其自然法和认识论进一步协助其构建的政治秩序, 把中世纪上帝的绝对所有权转变为人对其自身、财产的权利。

关键词：私有财产,劳动,自然法,洛克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洛克著, 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篇) , 商务印书馆, 2005年10月。

[2][英]约翰.洛克著, 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3][英]托马斯.霍布斯著, 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 商务印书馆, 1997年1月。

[4]John Locke, 《洛克政治论文集》, 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Ⅰ, Edited by Mark Goldie,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浅谈森林资源产权的市场发展 篇4

1 森林资源产权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完善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法律法规

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是森林资源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致使森林资源的经营者未能真正拥有完整的森林资源产权,从而制约了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有效进行。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有关问题的规范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但是,却缺乏针对性的森林资源交易制度,一些地方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但是,约束范围较小、约束效果不明显,严重制约了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有序进行。同时,由于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造成交易标准不统一、交易方式单一、交易层次较低以及交易监管不合理等问题。

1.2 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信息不完备

尽管许多县、市、区都建立了相应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中心机构,并且通过网络收集和发布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信息。但是,大多数都针对本地的情况而言,发布的信息仅局限在本地区的管理范围之内,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信息来源不太可靠,无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且,很多林区缺乏完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林农的信息技术水平较低,不能够及时、准确的运用网络技术获得有关信息。另外,由于电视、广播、林业部门等不重视森林资源采取交易信息的宣传工作,致使林农的信息量不足,在交易中处于劣势地位,严重损害了林农的利益[1]。

1.3 缺乏规范的中介组织

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是一个复杂的交易过程,涉及交易主体的多方利益、交易对象的不同以及交易程序的进展,需要委托代理机构、价值评估机构、保险机构以及法律咨询机构等众多中介组织合理的提供市场服务,森林资源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服务机构的多样性,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的中介组织,制约了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活动的有效进行,致使森林资源产权市场发展缓慢。

1.4 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成本较高

信息搜寻成本、合约签订成本、林权计量成本、违约监督成本以及寻求赔偿成本等是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市场范围狭窄、信息技术水平较低、合约的签订方式不规范、仲裁组织的效果不明显等原因,致使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成本较高,损害了交易双方的利益。

2 解决森林资源产权市场发展问题的对策

2.1 制定完善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法律法规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有关部门应该根据我国的发展形势,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完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法律法规,以促进森林资源产权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可以在原有的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统一规范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条例和法规等,合理限制交易主体、交易客体的行为,以确保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活动的合法进行。

2.2 建立专门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信息平台

及时、准确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信息,能够增强交易的公平性、公开性,保障经营者的权益,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建立专门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促进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活动的合理运行。例如,各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大力发挥电视、广播等媒体的作用,加大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信息的宣传力度,确保林农能够及时的了解和知晓交易信息,从而保障林农的收益。

2.3 培育专门的中介组织

由于森林资源产权交易需要经过一个繁琐、复杂的过程,因此,培育专门的中介组织,简化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过程,是降低交易成本、节省交易时间的有效途径。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加快培育保险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等相关中介组织,建立系统的中介组织,为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提供有效的中介服务,减少交易双方的成本,推动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的有序、稳定进行。

3 总结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不仅影响着森林资源产权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制约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完善的森林资源产权交易法律法规,实现森林资源产权信息共享,培育专门的中介组织,切实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引导森林资源产权市场健康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以促进森林资源产权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森林资源产权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解决对策,以期为森林资源产权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森林资源,产权,市场,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产权改革 篇5

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深化使教育产权改革成为必然选择

自1999年的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 使资源短缺的矛盾显得更加尖锐, 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瓶颈”。造成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财政收入能力下降;二是大量的财政投入以预算外方式支出, 而预算外财政支出又不能大量地用于教育等公共领域。高等教育体制内部的原因则在于, 单一的高等教育的政府举办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高等学校所有制实现形式单一, 加之高等学校的融资主体地位不落实, 使大有潜力的民间资金投向高等教育的渠道不畅或受阻。在此种境况之下, 如果不对教育产权进行改革, 提高产权运行效率,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能有一个新的改观, 必将使教育和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 高等学校实际上办学自主权很小, 这与市场经济的自主原则明显不符。市场经济的运行, 要求高等学校具有相应的或比较完整的自主权, 以适应其对于不同劳动力及人才资源的要求。高等教育要想进入市场, 真正地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去, 必须使高等学校获得相应的法人资格。这就是说,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诸条件;否则, 以完全不同的身份、规则和条件介入市场, 必然会引起混乱和失调。从表现形式上看, 我国高等学校已经是一个独立法人, 但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具备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条件。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仍然在制约着高等学校作为独立法人作用的发挥, 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资格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运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讲究效益是最重要的法则, 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 以最少的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是市场经济运行所追求的目标。然而, 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高度集中, 导致了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 从而使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取得应有的效益。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实而言, 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政府经费投入是有限的, 而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又十分巨大。因此, 解决目前我国教育体制就必须首先实现教育产权市场化,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教育市场的潜力使教育产权改革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人心, 未来的社会将是知识化社会, 未来的经济将是知识经济。因此, 人民群众越来越觉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财富”。渴望学习, 追求高学历, 将成为第一需求。

伴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到来, 知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 在中国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 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 ,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但与整个世界相比, 则似乎显得有些落后。教育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诸要素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则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则在于, 长期以来教育市场往往被投资者所忽视。因为教育自身有个特点, 即投资额需求量比较大, 其反作用于经济的期限比较长。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现有1, 100多所高校, 320万在校大学生, 如果招生数增加80%, 按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花费1万元计算, 加上980万人高初中教育的缺口 (现在我国每年有740万初中生进不了高中, 240万高中生进不了大学) , 那将是一个7, 000亿以上消费的巨大潜在市场。眼下是“市场无热点”、“消费无热点”, 唯独教育是例外。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现有的教育供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老百姓越来越希望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 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社会就业竞争的愈发激烈, 人们对接受知识的渴望程度将越来越高, 今后一段时期内, 教育这一基础产业热度仍将不减。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又开始发生若干重大的变化, 尤其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而开始出现卖方市场现象, 以及国外高等教育机构进入我国高等教育市场, 使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在新的社会因素影响下, 以国家投入为主体和国家管理为主要运行机制的模式悄然地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以及中心城市办大学之外, 以产业方式运作的教育集团、以各种融资方式组建的大学城、以改制为主要特征的二级学院和国有民办等新的办学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将出现新的模式和新的运行机制。当高等教育理论界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产业理论争论不休的时候,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实践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许多大胆有益的探索, 这些探索将为21世纪我国建立新的大学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大胆的有益改革尝试, 努力开发教育的潜在市

□文/杨柳

场, 无论从教育本身的近期发展来看, 为目前广大学子的求知深造创造机会, 还是从国家长远经济的发展, 国民素质的充分快速提高都不无裨益。真可谓“功在当今, 利在后代”的千秋伟业。由此足见教育产权改革的可行性。

三、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旨在于特色高等教育的创办

教育产权的改革必然牵涉到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问题。投资主体的多元性必然出现教育目的要求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新的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特色教育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加入WTO明显标志着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处于转型中, 为适应转型社会的需求, 许多大学在其自身的转型过程中, 都这样那样地进行了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调整, 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于是, 各种专业人才在大学“产业化”运作的方式下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些在短期内被“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人才”, 带着诸多先天的不足, 同时也不一定完全对应市场的需求。更严重的是, 如果大学或大学生都一致认为大学产出的是高级人才, 则必然会出现大学或大学生的就业预期与社会需要的严重脱节。

综上所述,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逐步完善, 使教育产权的改革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目前进行的种种尝试已经证明其可行性。我国的高等教育要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立足本民族文化, 并放眼全球, 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新型人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产权改革

参考文献

[1]张博树, 王桂兰著.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4.

劳动力市场的产权分析 篇6

虽然, 这一指导方针出台至今已经两年多了, 但由于国家层面尚无实质性配套措施, 一些地区虽在做相关的尝试, 但都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 在上层政策法规没有修改完善前, 农房产权处置并无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

所谓农房, 广义的说是国有土地以外即集体土地上的房屋, 狭义的说为宅基地上的农民住房。由于一直以来, 我国对农房采取有别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差别市场政策, 引发有关农房产权处置问题的争议不断。究其根源, 实现上述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民住房市场化与我国集约节约用地和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的矛盾迟迟不能解决。可以说, 农房产权处置问题的解决, 将主要依赖或者说主要通过集体土地用地制度的改革得以实现。

农民建设住房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以其农民身份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特殊需要, 从本集体经济组织无偿取得, 是农民生存和生产的基本物质保障, 应与农业生产如影随形, 而与资本积累无关。同时, 我国已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等农用地开展确权登记和发证, 这些承包经营权市场地位的确立, 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户面临的融资困难提供了解决的现实途径。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宅基地闲置而缺乏积极的复垦机制造成的空心村问题, 人口涌入的住房刚性需求造成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和建设用地紧张的问题, 农村村组过小、人口过少造成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薄弱的农村病和城市人口骤增城市过大造成的交通、住房、就业等资源瓶颈的城市病问题, 非法占用集体土地建设的小产权房和私下转让宅基地的问题都对社会安全稳定、构建和谐城乡、营造可持续发展环境提出了更大更高的挑战。

一、坚持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取得和管理的规定不变

宅基地使用权是为保障农民基本居住和生产需求, 而无偿提供给农民用于建设住房和生产辅助房的建设用地, 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土地的生产模式下, 对维护农村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的城市化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制度化, 可以预言宅基地使用权保障农民基本居住和生产需求的作用和意义将逐渐弱化。

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现状,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不允许宅基地及农房自由转让, 禁止宅基地及农房抵押, 仍是实现土地资源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的措施。

1、一户农村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坚持一户农村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可以满足村民的基本居住和生产需求, 也能最大限度做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除坚持一户一宅外, 还必须按照当地生产需要和宅基地供给条件严格控制每户宅基地的面积标准。随着乡村规划的实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力度的加大, 传统自给自足略有剩余的农业生产方式将转变为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 传统意义上村民住房既有住宅功能又有圈养家畜、存储粮食的生产附属功能, 也将逐渐消失而只具备单纯的住宅功能。从事规模种植和养殖的村民将根据生产规模通过申请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予以解决。同时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的申请应与农民身份属性脱钩, 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结合。

2、不允许宅基地及农房向城镇居民及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转让

宅基地及地上农房由于历史生产条件的限制和乡村规划的滞后, 很多分散零乱, 道路、网线、给排水、绿化等基础配套设施难以或无法做到跟踪到位、合理布置, 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卫生问题。对上述农房在加强规划和治理, 引导村民建房向中心村转移的同时, 必须严格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符合“一户一宅”条件村民间的转让予以限制。通过加强管理和合理引导, 使农房建设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容整洁的建设要求, 更加适于人居的环境要求。

3、不允许宅基地及农房设定抵押权

宅基地及农房不允许设定抵押权, 是我国从建立抵押制度一开始就明确规定的原则, 村民将积蓄投入到改善居住质量时, 就已经预见到无法通过抵押将房屋资产转化为货币资本。以盘活农房资产, 搞活乡村经济,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出发点, 呼吁和开展农房抵押的探索和实践的初衷无疑是善意的。然而允许农房设定抵押将无法避免借抵押权实现放开农房上市的限制而直至将农房全面推向市场, 这无疑将加大我们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和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稀缺的困难。

坚持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取得和管理的规定不变, 同时不予批准新的宅基地用地, 以建立过渡性宅基地用地制度。分户、返乡村民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 通过直接申请划拨集体住宅建设用地给予安排。现有按照乡村规划成片建成的村民住房, 原宅基地用地统一划转为集体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建立完善宅基地收回、退回、置换机制, 盘活农房资产和构建集体建设用地上农房新型的充分的完全的产权处置机制, 宅基地这一名词和村民住房所有权不完全的市场地位, 将随着集体住宅建设用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成为历史。

二、建立和完善宅基地收回、退回、置换机制, 推进乡村规划的实施和空闲宅基地的治理

自上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吹到广袤的农村, 生产力的提高和思想的解放让众多农村青壮劳动力走向城市。时至上个世纪末, 中国8亿农民这个群体已经让世人看到他们从亦工亦农到弃农从工, 从单个进城打拼到举家在城落户, 从第一代专揽粗、重、脏活的零工到新生代技能型、知识型、商务型的城市生力军的转变。传统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 农房不完全的市场地位越来越明显的受到理论和现实的质疑和挑战。农民的宅基地及农房也经历了从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到节假日回去看看的老家, 再到风雨飘摇无人居住的老宅的深刻变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 农房被闲置占用了大量可以复垦的土地。城市住房刚性需求激增, 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紧张推动房价上涨过快, 城市边缘耕地被不断扩大的用地需求征用。城市化步伐过快在城市和农村通过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环境等方面表现出两相背驰的矛盾和困难。因此, 尽早建立积极的宅基地使用权收回、退回、置换机制, 依法给予农房合理经济补偿, 对推动乡村规划的落实和空闲宅基地的治理, 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实现中央提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作用重大意义深远。

1、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制度

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有别于征收、征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现征收或征用并给予经济补偿, 而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制度是指宅基地在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去世后, 无符合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条件的继承人或遗赠人时, 将无偿收回宅基地使用权, 并对地上农房给予补偿的制度。宅基地使用权不应原使用权人死亡而当然变更到继承人或遗赠人名下, 只有当继承人或遗赠人符合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条件, 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和农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农房做为公民的合法财产不能因公民死亡当然转让的尴尬局面, 只有通过建立具有完全市场地位的新型集体住宅建设用地予以解决。

2、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回制度

农村人口通过打工、升学、考录、复员转业等方式举家进城, 在积累一定经济基础后, 为子女就学和改善居住条件会寻求在城市安家落户。由此农房被空置出来, 而缺乏积极的宅基地退回激励政策, 致使大量宅基地被日渐颓废的农房占用着, 却得不到及时盘活和复垦。

针对农民进城自愿退回宅基地使用权建立积极的激励政策, 将有利于加强农村空心村的整治, 通过土地利用总体目标控制, 置换出新的建设用地和复垦出新的耕地。宅基地使用权人自愿退回宅基地, 经申请办理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使用权注销登记, 对退回的宅基地按照当地征地标准给予奖励, 对地上农房给予补偿。

3、宅基地使用权的置换制度

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积极推动乡村规划的落实, 在方便生产和适宜居住的中心村、乡镇及城市边缘村建立集体住宅建设用地规划, 并按照属地原则, 向偏远、零星、地质灾害严重、基础设施落后, 以及被国家征用宅基地使用权人提供置换集体住宅建设用地。新建住宅应区别置换原因和生产习惯按照乡村规划优先采取基层组织招标委托优秀开发企业代建的方式统一进行, 以有利于新建住宅区集约节约用地和形成乡村房地产综合开发的产业优势。

三、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 形成平等一致的产权处置机制

一直以来, 农房和其他集体土地上房屋同样为所有权, 却不能与国有土地上房屋享有同等的转让、抵押等处分权益而广受诟病。农房依照《物权法》已经可以申请登记农房所有权, 虽然明晰了产权, 但由于其所占土地为宅基地, 按照《土地法》则不能自由转让, 也不能设定抵押。即使在农房使用权人百年之后, 但如果其继承人不符合宅基地使用权人条件, 则无法取得该农房的宅基地使用权, 也就无法按照房地一致的原则申请办理继承农房所有权的登记。虽然, 一些地区通过房管、土地、金融的协调和联动, 推动开展了农房贷款抵押业务以支持农户发展农业生产。但从各地开展农房贷款抵押的情况看, 农民仍未真正盘活农房资产。一是农房特殊的区位影响了农房的市场价值;二是农房贷款抵押一旦需要实现抵押权将面临土地政策的瓶颈;三是国家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业生产项目贷款支持力度在逐年增加。

因此, 通过宅基地收回、退回、置换渠道释放大量闲置农房资产;通过提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业生产项目贷款对农户农业生产融资的支持力度;通过构建新型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农房产权处置机制, 赋予农房完全的市场地位, 将可以做到多层次全方位可持续解决农房资产转化难和农户筹措农业生产资金难的问题。

1、建立集体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

如前所述, 如果宅基地使用权将做为一种过渡性的用地制度存在, 并不再批准新的宅基地。那么, 符合划转条件的宅基地将成片划转为集体住宅建设用地, 因分户、返乡新增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将直接申请集体住宅建设用地, 符合置换条件的可以申请以原宅基地置换集体住宅建设用地。

集体住宅建设用地为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偿划拨用于建设村民住房的建设用地, 其首次取得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原宅基地划转、置换或直接申请的方式获得, 且每户最大用地面积应小于或等于当地原宅基地用地面积标准。鼓励和倡导符合条件的地方按住宅小区的规划集中建设多层住宅, 形成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村容整洁、交通便捷、有利生产、村风文明的新型农房建设区。

集体住宅建设用地上的农房可以向包括城镇居民在内的第三人转让, 可以自由设定抵押权, 但在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 参照目前国有划拨土地的管理办法, 要求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手续前置办理, 并按规定缴纳土地受益金。

2、建立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

集体经济组织因公益事业建设需要应申请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用地, 集体公益事业房屋原则上不允许转让和抵押。因村组撤并等原因确需转让的,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会议决定并报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后可以转让。集体公益事业用地应优先考虑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建设用地或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 适合转变为集体住宅建设用地的经批准也可以转变为集体住宅建设用地, 但受让人应与首次申请集体住宅建设用地申请人条件一致。

3、建立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

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是为从事农业生产的申请人建设生产性用房、生产附属用房以及生产性构筑物提供的建设用地。按照乡村规划, 荒山、荒地、荒滩以及空心村经整治开发后, 可用于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

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采取市场化出让, 从事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 都可以按照事先规定的种、养用途参加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市场化出让。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规划用途管理, 非经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改变土地使用用途。

4、建立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

从事农家乐旅游、商业经营、手工业生产加工等农村经营性活动, 所需建设用地一律采取市场化出让。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享有平等的权益, 可以自由转让和抵押。

为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多元化的需要, 盘活农房资产, 搞活农村经济, 农户利用宅基地及农房已经从事上述经营, 并符合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规划的, 可以申请补交出让金将宅基地使用权转变为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 将农房转变为经营性用房。

虽然, 通过以宅基地使用权为过渡用地制度, 构建集体住宅建设用地、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四位一体的新型建设用地市场, 赋予各类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房较为全面充分的市场地位, 可以解决集体和国有两种土地管理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可以达到有效盘活农房资产的目的, 也可以起到促进城乡发展平衡的作用。

但要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形成平等一致的产权处置机制是先决条件。如何理顺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人和政府土地管理人权益分配、职能划分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 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和践行以集约节约用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土安全, 以城乡二级住房梯级消费满足绝大部分人的住房需求, 以提供更加均衡的社会服务消除城市化进程过快带来的弊端, 以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业带动我国城乡第三产业升级的全局意识和观念, 将是保证农房产权处置市场化旺盛生命力, 实现统筹城乡平衡, 促进城乡平等, 构建城乡和谐的关键。

摘要：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体现在土地管理中国有、集体二元用地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地上房屋差别的管理制度和市场地位问题, 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农村发展滞后突显的前提和背景下广受关注和争议。本文尝试以宅基地使用权为过渡用地制度, 建立集体住宅建设用地、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集体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集体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四位一体的新型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和研究使各类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相应上市的条件下都可以转让、抵押和租赁, 享有与国有土地一样平等充分的市场地位, 为统筹城乡平衡, 促进城乡平等, 构建城乡和谐,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服务。

劳动力市场的产权分析 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完善

一、产权与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产权的涵义, 经济学中的产权 (Property??Rights) 概念, 在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要点是: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 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 经济品的交换, 即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换是一组权利的交换;产权具有排他性, 同时可分离、可分割, 从而可有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 同时它还受规则和国家的约束;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 产权制度决定组织的类型、形式及经济效率高低;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通过建立在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产权交易, 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复杂、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 如现代大企业;企业本质上是投资者、经营者、职工、债权债务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和“不完全合约”的组合及产物;企业的“不完全合约”性质及信息不对称, 使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成为企业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比较研究表明, 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十分接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E·G·Furubotn&S·pejovich说:“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规范。…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 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见上海三联书店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1 995年) 。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意义

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建立与此适应的产权制度。

首先, 产权制度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所以需要产权制度, 是因为资源有稀缺性, 必需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因此决定资源生产、使用和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了事关资源配置机制和效率的基本问题和必要条件。

其次, 我们选择了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市场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和传统计划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不同, 市场主体必须有资源交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否则它就不是市场主体, 无法担任资源配置的主角。

第三,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 按市场经济原则确立的产权制度,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 就是独立的个人和法人取得资源支配权和交易权的过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特点

1. 应覆盖所有经济资源的产权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应覆盖所有经济价值的获得需付出成本的经济资源, 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源都应“物有所归”。适应经济关系的多样化, 存在与多种产权关系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形式。

诸多财产权利之中, 最基本的是物权和债权。物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权, 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物权可分为所有权 (自物权) 与他物权, 包括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债权指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给付 (含作为与不作为) 的权利。股东权是在股份制公司出现后产生的一种特别物权。和股东权对应的是企业财产权, 尽管这种支配最终将受到全体或多数股东的股东权的约束, 因而其独立性有限。

无形资产财产权是有关商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利。随着技术进步, 它的价值日益提升。对一些科技型公司, 知识产权已成为它最重要的战略和组织资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物权制度是最基本的产权制度, 不明确物为谁所有, 所有者有何权利, 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市场经济主体;债权亦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利, 对它的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因为它是市场交换可靠有效进行的必需前提;与现代大公司制度发展和科技进步、知识积累密切相关的公司产权和股东权、无形财产产权, 已成为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这些产权的有效性仍依赖基本物权、债权体系的完善, 同时自身也要不断完善。

2. 各种产权主体地位应平等, 但作用有所不同。

经济资源是有价值、要获得必须有成本的资源。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资源的产权主体, 即产权的拥有者有个人、法人和国家。个人、法人和国家的产权对象可以相同, 都可以是企业、不动产和货币, 亦有不同的特点。个人产权对象包括和人身不可分的人力资本, 而法人和国家只能通过一定的交易和承诺获得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国家产权对象的获得可源于一般的交易, 亦可以源于国家根据法律的征收。法人产权对象所及的范围宽, 但它和人力资本只能有交换关系, 亦不可能像国家那样直接用强制手段获得资源。国家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企业的全部产权, 而企业对国家和个人只能有部分产权 (如债权) 。

个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产权主体, 除非有法定的基于公益理由等的限制和对他人有不当的影响外 (如有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 必须承认和保护个人产权, 即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及个人合法 (或不违法) 从事各种商事活动的权益。这是因为包括个人消费、个人投资和储蓄、个人工商活动、个人作为受雇者的服务在内的个人经济活动, 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 而个人产权是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个人产权及其交易是法人产权的基础, 是现代大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现代大公司是个人产权主体通过成本收益比较竞争选择的结果, 个人投资及其代理人 (机构投资者) 的监督和选择是大公司持续融资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承认个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相应权利, 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的前提, 随着竞争压力加大、创新速度加快, 人们日益认识到企业组织知识积累过程是人的“隐形知识”向“显形知识”持续转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效率和结果与“人力资本”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事实及法律 (包括宪法) 上我国都已承认的并承诺要充分保护个人财产权利, 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承认和尊重每个人, 包括劳动者个人的产权主体地位及其产权, 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 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一致。

法人是法定的团体。法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因为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使法人组织成了商品和劳务最主要的最有优势供应者, 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需求者。因此法人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主要产权主体。法人产权制度是与法人有关的产权制度, 它离不开个人产权 (如股东权、个人基于合同获得的权利) , 但有别于个人产权。完备的法人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制度, 是现代产权制度与“罗马法”时代和资本主义初期产权制度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人组织, 特别是大公司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 能出现有效率的大公司, 既要求个人产权制度比较完善, 更要求有较健全的法人组织制度, 首先是法人相关者产权关系的协调机制和较好的制度安排, 这只能是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水平较高及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的成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法人组织是将个人产权与资本市场及大公司产权相联系具有公有特点的重要工具,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按德鲁克 (Drucker) 的说法, 机构投资者获得股权是一场无声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将通过大企业主体成长及其作用发挥的过程, 完善中国的产权制度, 并从而进一步促进大公司的成长。

国家, 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重大的产权主体。国家产权所涉及的对象中, 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及国家对企业的投资, 以及国家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长远地看, 国家产权的主要作用是充当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撑。因此国家产权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所需的公权手段, 除在国家必须控制的少数领域及特定时期外, 主要用于解决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市场失效”问题, 一般不直接充当创造价值的主体。尽管通过国有企业, 国家产权也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产权主体, 作用不尽相同, 但其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含义是, 除非国家有明确的法律限制, 各主体在民事及商事活动中的经济权利和法律地位平等, 一视同仁。

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产权制度要不断完善。

从历史上看, 先有物权, 以后由于交换出现引出债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封建经济体制, 出现了新的公司组织和相应的公司财产权利, 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权利也日益重要。包括公司产权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 历经百余年其基本构架已基本确立。以后由于科技进步, 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 产权制度在已有框架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四、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与对策

1. 理顺不同产权和主体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个人与法人 (企业) 、与国家的关系。这方面目前主要的问题是, 对个人的权益, 包括个人产权保护不够。

理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主要涉及理顺个人产权与国家公权, 及个人产权与国家 (国有) 产权两个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亦公认“公权优先于私权”。关键是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 个人产权不能对抗公权, 公权亦不能无偿占有个人产权。理顺公权和个人产权关系, 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的边界;确定公权的存在范围, 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过大, 政府介入了许多它不应也不必介入之事, 但同时很多该做之事并无精力去做;公权只能按法定程序行使, 不能随意侵犯个人产权;当行使公权会带来个人 (及法人) 的财产损失时, 国家应予以补偿。

理顺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关系的重点, 一是界定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的范围, 要根据中央已明确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 适当缩小国有经济及相应的国有产权的控制范围, 允许个人产权进入更广泛的领域, 并给予保护和尊重;二是在允许个人产权进入的领域, 明确个人产权主体和国有产权主体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目前既有国有产权主体利用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侵犯个人产权主体的问题, 亦有个人产权主体利用国有产权主体责任不清侵犯国有资产的问题。

2. 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建设。

在产权制度建设中, 要突出企业及法人的产权制度建设。首先是因为企业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而我国目前又特别关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建设。企业产权制度健全离不开个人产权制度的健全, 但其产权结构, 尤其是大公司的产权结构为与其复杂的功能相适应, 通常涉及很多人的产权, 远比一般的个人产权结构要复杂。突出企业及法人的产权制度建设, 既有利于直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而且有利于促进个人产权制度的完善。

为搞好企业产权制度建设, 还必须重视法人产权制度建设。企业不仅要与个人和企业交易、合作, 还要和政府机构、大学、社会团体、职工持股机构等各种法人和团体合作, 并且这种合作日益重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 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 革除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束缚市场经济活力的产权制度, 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产权制度, 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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