淀粉样蛋白

2024-08-03

淀粉样蛋白(精选10篇)

淀粉样蛋白 篇1

脑血管疾病是目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缺血性脑血管病发病率也在不断提高。研究已证实,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peptide,Aβ)与Alzheimer病(AD)的发生发展存在密切关系。随着神经病理研究的不断深入,Aβ在缺血性脑损伤中的表达及机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就Aβ与脑缺血损伤的关系进行综述。

1 β-淀粉样蛋白的生成、结构和功能

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protein,Aβ)是β-淀粉样前体蛋白(β-Amyloid precurrsor protein,β-APP)的一种降解产物[1,2],在正常脑组织中及脑脊液中有微量表达,是Alzheimer病老年斑的主要成分,主要包括Aβ1-40和Aβ1-42。

1.1 Aβ的生成和降解

β-APP蛋白有3种并存的分解途径:(1)溶酶体/包涵体代谢途径。溶酶体/包涵体的蛋白酶水解Aβ两端的肽键,生成包含完整Aβ在内的C端片段。由于溶酶体蛋白酶特异抑制剂亮胰蛋白酶肽(leupeptin)不能抑制Aβ的产生,而且纯化的溶酶体中也未检测到Aβ的存在,表明Aβ不是通过溶酶体/包涵体途径生成的。(2)分泌酶代谢途径。APP有三种分泌酶水解方式。α分泌酶水解Aβ内部687Lys~688Leu之间的肽键产生一个长约687个氨基酸的可溶性APP大片段,其作用位点落在APP的Aβ区段,从而可以阻断Aβ的形成。β分泌酶水解670Met2671Asp之间的肽键,生成670个氨基酸的APP片段和带完整Aβ的跨膜C段。后者经γ分泌酶进一步酶切形成Aβ。γ分泌酶可能水解镶嵌于脂质双分子层内的AβC末端氨基酸之间的肽键,形成长度不等的Aβ片段。主要类型有Aβ1-42、Aβ143、Aβ140,正常情况下多数为Aβ40(90%),只有少量Aβ42/43产生。(3)半胱天冬蛋白酶(caspase)代谢途径。研究发现caspase蛋白酶参与体内β-APP的酶切降解,其中以caspase3的酶切活性最强。有实验证实在海马神经元内caspase3识别酶切β-APP胞内羧基末端,形成含Aβ的6.5kD长片段capp6.5和一个3kDa的C端酶切产物capp3。Aβ产生的增加反过来又可激活caspase蛋白酶原(procaspase),释放具有蛋白酶活性的caspase[3]。Aβ的生成是由β分泌酶和γ分泌酶裂解APP所产生的。

1.2 Aβ的结构与聚集

研究显示,Aβ的空间构型明显影响其聚集能力,Aβ的二级结构主要由α螺旋、β折角和β折叠组成[4]。当其二级结构以α螺旋为主时,聚集较慢,而以β-折叠为主时,聚集较快[5]。因此,Aβ聚集的核心事件是Aβ的二级结构由α螺旋向β-折叠的转化,这一转化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金属离子()、病理性分子伴侣(载脂蛋白E,淀粉样蛋白P组分)、pH值改变、氧化应激、Aβ浓度升高等。

1.3 Aβ的功能

Aβ确切的功能目前还不清楚,可能具有调节细胞生长和黏附力、建立或保持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功能,是维持神经功能不可缺少的多肽。还有实验证实,Aβ对神经元具有神经营养和神经毒双重作用,低浓度的Aβ对未成熟分化的神经元表现出营养作用,随Aβ逐渐积累浓度升高,对成熟分化的神经元则呈现出神经毒性,使树突和轴突退缩,导致神经元减少或缺失[6]

2 脑缺血损伤后Aβ表达的变化

多项研究表明,脑缺血后APP表达上调,Aβ增多并且与时程及缺血面积相关,沉积于缺血梗死区周围和胆碱能丰富的区域如海马。Ho等[7]报道,再灌注6 hAβ表达无明显增加,4 d开始增加,8 d达到高峰。再灌注16 d开始下降,35 d继续下降趋于消失[8]。Edward等[9]结扎沙土鼠双侧颈动脉造成短暂性前脑缺血,48 h后Aβ在海马CA1区出现,第4天达到高峰,第7天开始下降。Yokata等[10]研究大鼠短暂性前脑缺血后发现CA1区缺血敏感性神经元中APP的一种毒性裂解片段聚集,7 d后受损神经元死亡,该片段消失。Ishimaru等[11]在沙土鼠前脑短暂性缺血5 min后海马区迟发性神经细胞死亡的研究中发现,3个月时CA1区Aβ免疫活性明显增强,6个月时最强。

3 Aβ在缺血性脑损伤中的作用和机制

在缺血性脑损伤中,对Aβ的毒性作用机制主要详述如下。

3.1 炎症机制

Aβ可以激活补体、星形胶质细胞及小胶质细胞,促进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IL-6及一氧化氮(NO)的表达和释放,可以引起炎症反应[12]细胞膜上有淀粉样β蛋白和载脂蛋白E受体,沉积在神经元周围的淀粉样β蛋白作用于β淀粉样蛋白受体,或通过与载脂蛋白E结合后作用于载脂蛋白E受体,使小胶质细胞活化、增殖,并过量分泌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8,一氧化氮等介导炎症损伤。其中白细胞介素1过度表达和释放是始动环节,除上调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表达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等之外,还诱导补体、黏附分子、急性期蛋白、氧自由基、前列腺素、一氧化氮、S100β、β淀粉样蛋白前体等生成增加[3]这些分子通过作用于胶质细胞或神经元,促使其他炎症分子的产生,这种交互作用促成了慢性炎症产物分别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损伤的不同阶段起作用,并贯穿其病理发展的全过程。

3.2 Aβ在迟发性神经细胞死亡中的作用

1982年Kirino[14]首次提出迟发性神经细胞死亡(delayed neuronal death,DND)的概念。完全性或不全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能导致DND,急性脑缺血后48~72 h,海马CA1区锥体细胞死亡,其过程有许多神经毒性物质参与。有研究结果显示,Aβ的表达与海马CA1区神经细胞迟发性死亡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既往研究结果显示,细胞外谷氨酸的增加是导致DND的主要因素。脑缺血可致病变区神经元持续性去极化,大量释放Glu[15]。脑缺血时能量耗竭造成Glu能量依赖式重吸收障碍,缺血所导致的胞浆膜完整性损害造成细胞内Glu以不依赖的方式透过胞浆膜释放到细胞外液中[16],这些均可引起胞外Glu的增多。

3.3 细胞凋亡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可诱导神经细胞凋亡[17]。哺乳动物细胞凋亡中,caspase家族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其中caspase3是细胞凋亡的关键酶和“执行者”。rupinski等[18]采用免疫组化双染证明TUNEL阳性细胞在梗死区和梗死周边区表达,与caspase表达一致。在缺血性神经损伤过程中,抑制caspase3活活性可产生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19,20]。有研究表明,caspase3可直接作用于APP。Gervais等[21]研究结果显示,APP能被caspase3直接有效地剪切,这种剪切可被caspase3的特异性抑制剂Z-DEVD-CHO抑制caspaste3对APP的剪切破坏了细胞内APP的正常代谢过程,从而向着生成Aβ的方向进行,生成的Aβ具有神经毒性,是细胞凋亡的信号。通过刺激和活化凋亡通路中的上游caspase,经酶级联放大反应激活caspase3,从而加速APP的水解、Aβ的生成和聚集,进而促进了神经细胞的凋亡,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调节过程。

3.4 对血管舒缩功能的影响

Aβ可以增强血管的收缩性,Aβ升高后可通过去甲肾上腺素或其他内源性收缩活性物质导致神经元缺血而死亡。合成的Aβ可以使孤立的大动脉和人脑动脉收缩,削弱内皮细胞依赖的乙酰胆碱引发的血管扩张[22],Zhang等[23]用过度表达APP的转基因小鼠MCAO模型来研究缺血性脑损伤后Aβ对血管活性和血,流量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Aβ降低了乙酰胆碱(ACh)对血管的活性,破坏了脑血管的调节,降低了梗死区边缘小动脉的舒张能力,阻碍了侧支循环的建立,因此使缺血半影区脑血流(CBF)明显减少,加重了缺血性脑损伤。Deane等[24]也证实Aβ可以通过内皮素-1(Endothelin-1)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使血管收缩,从而降低脑血流量。

Aβ的沉积在AD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公认,与此同时,Aβ在缺血性脑损伤中的作用机制也逐渐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因此,针对Aβ的神经毒性进行干预,研究抗Aβ的药物,无论是对AD还是对缺血性脑损伤的有效防治及延缓其发生、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

淀粉样蛋白 篇2

与凋亡相关的斑点样蛋白ASC是一种含胱天蛋白酶募集域和热蛋白样结构域的蛋白质,它与NF-κB、胱天蛋白酶-1(caspase-1)和热蛋白(pyrin)等多种分子有关,在炎症、细胞凋亡和肿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 者:赵英男 左云飞 ZHAO Ying-Nan ZUO Yun-Fei 作者单位: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大连,116027刊 名:生命的化学 ISTIC PKU英文刊名:CHEMISTRY OF LIFE年,卷(期):26(3)分类号:Q5关键词:ASC NF-κB 胱天蛋白酶-1 热蛋白(pyrin) CpG

我治愈皮肤淀粉样变的经过 篇3

1983年8月去鞍山市汤岗子理疗医院经局部泥疗(以下简称“局泥”)、温泉水疗(以下简称“水疗”)及外用药综合治疗5个月,于1984年1月彻底治愈。治愈后,迄今已经6年,一直没有再犯。

本文介绍治疗过程及方法,供病友参考。

一、住院5个月的治疗过程

1、第1个月(8月2日~8月末):用局泥与水疗每天各1次,外用水松酊每天2~3次。(局泥、水疗和外用药的详细方法在下面介绍)在局泥与水疗后2小时痒感即好转,但过2小时又有瘁感。

2、第2、3两个月(9月~10月26日):继续用局泥与水疗。外用一药改用亚砜复合剂与15%水杨酸软膏。每日2~3次。9月16日患处第1次脱皮,9月24日第2次脱皮,10月4日第3次脱皮,10月27日第4次脱皮。

3、第4、5两个月(10月27日~12月27日):由于脱皮4次,皮肤厚度减薄。局泥与水疗仍继续进行,而外用药改为水松酊与亚砜复合剂交替使用各1个星期,15%水杨酸软膏仍同前一样在涂完药水(水松酊或亚砜复合剂)后涂用。

11月11日第5次脱皮,11月26日第6次脱皮,12月24日第7次脱皮。

12月2日,即在第6次与第7次脱皮之间,患部就解除了痒感。自此,18年的痛苦结束了。治愈后,丘疹完全平复,只是外观颜色略深一些。

二、局部泥疗方法

汤岗子温泉有一种黑泥具治病作用。先用温泉水将此黑泥调成糊状,经高温消毒后,用棉布包着送到泥疗室。将这包黑泥象揉面一样揉一遍,压碎大块,挑除砂石煤块等固体物,乘热糊在患处,如果觉得太热,可取下凉一凉再糊。糊泥的厚度约10毫米,外包棉布,约过15分钟觉得凉了,可解下棉布包取下泥。此时可看到接触皮肤的泥很湿,说明患处出了很多汗。

泥疗完毕要用温泉水洗净患部附近的黑泥,并须扫净泥疗室地面上的泥,以防滑倒他人。

每次泥疗后都觉得痒感有所减轻。

三、温泉水疗的心得

水疗室有详细的规定,必须严守。

一般患者由于治病心急,常常要求水溫高些、次数多些,这两个要求均是不太合适的。我在汤岗子5个月中,严格按医嘱,控制水温在38℃以下,经常在37~38℃时进入浴池到脸部出汗就结束,浸泡时间约15分钟。每天水疗1次。

四、外用药的注意事项

外用药有药水与药膏两种。凡是药水都比药膏的作用剧烈。涂药水时必须注意由患部中心旋转向外涂,到患部边缘时要留空1~2毫米,千万不可涂到好的皮肤上。涂完药水,待干后再涂药膏。

五、日常的注意事项

淀粉样蛋白 篇4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254例患者均为我院住院患者, 男158例, 女96例, 年龄23岁~78岁。其中, 肝癌患者138例, 肝硬化患者67例, 急性肝炎患者49例。102例健康者均为我院体检正常体检者, 肝癌患者诊断均符合国际抗癌联盟 (UICC) 肝癌诊断标准, 肝炎患者诊断均符合2000年9月西安全国第十次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方案的诊断标准[5]。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并与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检测方法

采集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5m L, 3000转r/min离心15 min, 取血清当日完成检测。SAA、α1-AG检测均采用BNP全自动蛋白分析仪 (Siemens) 及配套试剂检测;AFP采用罗氏公司的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SAA、α1-AG检测结果比较 见表1。

注:q、P为肝癌患者与健康人对照组比较检验值, q1、P1为肝癌患者与肝硬化组比较检验值, q2、P2为肝癌患者与与急性肝炎组比较检验值。

2.2 不同AFP水平肝癌患者血清SAA、α1-AG水平比较

不同AFP水平的2组患者SAA、α1-A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3 讨论

3.1 血清SAA、α1-AG水平可用于肝癌诊断

α1-AG是肝脏分泌的一种蛋白质, 是血清黏蛋白的主要成分, 为人类血浆中含糖量最高、酸性最强的糖蛋白。作为一种急性时相蛋白, 正常人血清中α1-AG含量较低, 在感染、肿瘤发作时其浓度升高, 而在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中其含量显著降低。本文中, 肝癌患者的血清α1-AG水平显著高于良性肝病患者及健康人群 (P<0.05) , 且健康人群血清α1-AG水平高于良性肝病患者, 与上述结论相符。

血清SAA主要由肝细胞合成, 主要功能为酶类胞外基质降解的诱导、脂类的代谢和转运以及对炎症细胞的趋化作用。本文表明, 肝癌患者血清SAA水平显著高于良性肝病患者及健康人群 (P<0.05) ;但是良性肝病患者血清SAA水平和健康人群没有明显差异。因此, 血清α1-AG、SAA可作为诊断肝病的特异性指标。

3.2

SAA、α1-AG协同AFP检测可显著提高肝癌诊断率肝癌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高, 因此, 早期诊断对于病情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肝癌的诊断主要依赖于AFP, 特异性差、检出率低, 因此急需一种特异性较强的指标。SAA、α1-AG水平在不同AFP水平的肝癌患者中差异不显著 (P>0.05) , 可与AFP相互补充提高肝癌的诊断率。

综上所述, 肝癌患者血清SAA和α1-AG水平显著升高, 对肝癌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SAA、α1-AG、AFP联合检测, 则可大大提高肝癌的诊断率。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A (SAA) 和α1酸性糖蛋白 (α1-AG) 对于肝癌诊断的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对138例肝癌患者、67例肝硬化患者、49例急性肝炎患者及102例健康人血清SAA、α1-AG的含量进行检测,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肝癌患者血清AFP含量进行检测,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肝癌组、肝硬化组、急性肝炎组及健康人对照组血清SAA水平分别为 (16.98±2.84) 、 (3.56±0.16) 、 (3.78±0.28) 、 (3.24±0.21) mg/L, α1-AG水平分别为 (0.93±0.17) 、 (0.40±0.27) 、 (0.64±0.17) 、 (0.74±0.16) g/L。肝癌组血清SAA与α1-AG水平显著高于肝硬化组、急性肝炎组、健康人对照组 (P<0.05) ;不同AFP水平肝癌患者血清SAA、α1-AG水平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肝癌患者血清SAA和α1-AG水平显著升高, 对肝癌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SAA、α1-AG、AFP联合检测, 则可大大提高肝癌的诊断率。

关键词:肝癌,诊断,淀粉样蛋白A (SAA) ,α1酸性糖蛋白 (α1-AG) ,甲胎蛋白 (AF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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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样蛋白 篇5

【关键词】 大肠癌;血清Txl-2;酶联免疫吸附法

【中图分类号】R44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16-0093-03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thioredoxin-like protein -2 (Txl-2)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o detect 82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25 healthy controls peripheral vein serum Txl-2 content. Results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Txl-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P<0.05); Txl-2 expression in serum and tumor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colorectal cancer, Dukes stage, lymph node and distant metastasis, recurrence within 3 years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P<0.05), but not with sex, age and tumor size had no significant contact (P>0.05). Conclusion Txl-2 expression and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colorectal cancer there is a link,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condition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erum Txl-2 for diagnosis, degree of malignancy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have a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Colorectal Cancer; Serum Txl-2; ELISA

结肠癌为全球高发的恶性肿瘤,发病危险因素主要包括肥胖、吸烟、运动量少和膳食中缺乏蔬果等,西方发达国家如欧洲和北美是大肠癌高发地区,大肠癌在欧美国家位居致死恶性肿瘤第二位[1-2]。在我国,大肠癌发病率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筛选和鉴定大肠癌敏感标志物,对于早期诊断和准确判断预后具有重要意义[3]。硫氧还蛋白样蛋白2(Thioredoxin-like protein 2, Txl-2)是同时属于硫氧还蛋白家族和核苷二磷酸激酶家族成员的蛋白[4],有研究报道Txl-2在大肠癌组织中存在高表达,且促进大肠癌的恶性进展,调控结肠癌细胞增殖、侵袭和凋亡抵抗等多种恶性生物学行为[5],但Txl-2在大肠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特征间的关系尚未见明确报道。本研究则通过检测大肠癌患者外周血中Txl-2的表达水平,分析其表达与大肠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探讨其在大肠癌诊断及预后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1月至2014年2月82例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大肠癌的患者进入本研究,其中男性49例,女性33例;>60岁45例,≤60岁37例;肿瘤直径>4cm 38例,≤4cm 44例;高分化8例,中分化53例,低分化21例;Dukes分期:A+B期40例,C+D期42例;有淋巴结转移者45例,无淋巴结转移者37例;有远处器官转移者33例,未见远处器官转移者49例;术后复查患者29例,其中3年内复发者16例,未复发者13例。选择25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化疗和放疗,患者及健康对照组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采集试验对象外周静脉血3mL,自然凝固后,3000rpm 离心5min,收集上层血清置-20℃储存备用。Txl-2 ELISA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联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检测方法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加减标准差(x[TX-*3]±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对照组与大肠癌患者组血清中Txl-2的表达差异 采用ELISA方法对健康对照者和大肠癌患者血清中Txl-2含量进行检测,Txl-2在大肠癌患者组血清中表达为(150.17±26.83)pg/m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血清中含量(68.34±9.65)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Txl-2表达与大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Txl-2在大肠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与患者性别、年龄及肿瘤大小均无明显相关(P>0.05);低分化大肠癌患者和Dukes C+D期患者血清中Txl-2的表达分别为(182.41 ± 11.65)pg/mL和(167.56±20.50)pg/mL,显著高于中、高分化组(139.08±20.92)pg/mL及Dukes A+B组(133.62 ± 21.13)pg/mL,Txl-2在有淋巴结和远处器官转移组大肠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均高于无淋巴结和远处器官转移者(P<0.05);另外,术后复查患者中,3年内有复发者血清中Txl-2的表达水平高于无复发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Txl-2在2003年被首次报道[4],全长编码330个氨基酸,N端有一个硫氧还蛋白(Thioredoxin,Trx)结构域,为硫氧还蛋白家族的新成员,Trx系统与谷胱甘肽系统一起,将生物体内众多蛋白质半胱氨酸残基保持在还原状态,是细胞内重要的氧化还原调节系统[6],同时,Trx家族参与多种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Moon等的研究表明,Trx-1可促进结肠癌细胞生长,在结肠癌细胞HT-29中抑制Trx-1的表达可导致细胞周期阻滞,从而抑制细胞增殖[7],Ramanathan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PX-12作为Trx-1的抑制剂,已进入临床Ⅱ期研究,与化疗联合用于治疗实体瘤患者,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8];Trx家族成员还可以参与黏附分子和整合素相关的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侵袭,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9]。Txl-2的C末端有一个核苷二磷酸激酶(Nucleoside diphosphate kinase,NDPK)结构域,为nm23家族的新成员。目前nm23家族在细胞发育中的作用尚未完全清楚,但是其在肿瘤中的作用却被广泛关注,nm23-H1可促进神经母细胞瘤、胰腺癌等的转移,并且与肿瘤的分期密切相关[10-12],nm23-H2则是潜在的肝细胞癌致癌因子[13]。另外,Qu等的研究报道表明,Txl-2可通过氧化还原平衡及NF-kB信号通路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14],构建Txl-2 siRNA载体,稳定转染入SW620细胞,获得Txl-2表达抑制的细胞株;对其功能学进行研究发现,下调Txl-2的表达能够显著抑制结肠癌细胞的无限增殖、凋亡抵抗和侵袭转移等恶性表型 [15] 。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肠癌患者血清中Txl-2表达为(150.17±26.83)pg/mL,其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血清中含量(68.34±9.65)pg/mL(P<0.05),而且,Txl-2在低分化组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显著高于中、高分化组(P<0.05),说明Txl-2与大肠癌的恶性程度呈现正相关;Dukes A+B期和Dukes C+D期患者血清中Txl-2表达分别为(133.62±21.13)pg/mL和(167.56±20.50)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随着大肠癌临床分期的进展,Txl-2表达逐渐升高,Txl-2可能参与了大肠癌的发展。伴淋巴结转移及远处器官转移患者血清中Txl-2分别为(166.57±19.68)pg/mL和(173.56±16.65)pg/mL,均高于无淋巴结及远处器官转移患者(130.23±20.03)pg/mL和(134.42±20.00)pg/mL,(P<0.05)。而这些结果提示,Txl-2参与了结肠癌的发展,可能在肿瘤生长、侵袭转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术后复查患者血清中Txl-2进行检测,复查患者血清中Txl-2水平与术前相比有所下降,且3年内无复发者血清中Txl-2表达较有复发者也存在降低趋势(P<0.05),同时,对大肠癌患者血清中Txl-2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分析比较与组织中的检测结果相一致[4]。

本研究结果表明,Txl-2在大肠癌患者血清中呈现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患者体内肿瘤负荷程度密切相关,在治疗过程中,测定Txl-2水平有助于对大肠癌患者进行疗效评定、肿瘤复发监测和预后判断,同时也为大肠癌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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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样蛋白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AD组30例,其中,男19例,女11例;年龄60~98岁,平均(70.21±15.26)岁;病程3~10年。全部病例均符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Ⅳ(DSM-Ⅳ)关于AD的诊断标准,根据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作出痴呆严重程度的判断(MMSE总分为30分,24~30分为异常,18~23分为轻度痴呆,10~17分为中度痴呆,<10分为重度痴呆)。

对照组30例,其中,男18例,女12例;年龄60~94岁,平均(69.38±13.32)岁。均为我院内科非神经系统疾病住院或门诊患者,智能检查均正常,无痴呆临床表现。

1.2 方法

采用RIA检测血清Aβ含量,抽取受检者外周不抗凝静脉血2 ml,分离血清,专用塑料试管、-20℃冰箱低温密封闭保存。用中国九鼎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β-淀粉样蛋白放射免疫测定试剂盒测定。

1.3 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1.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得出智能正常老年对照组与AD组患者血清Aβ含量的平均值及标准差,两组进行F检验,并比较血清Aβ含量;三组(轻、中、重)AD患者各自计算出其平均值及标准差,进行F检验,并两两比较其结果,以表明Aβ含量水平与痴呆严重程度的关系,P<0.05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各组间性别、年龄、病程比较

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布、病程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 AD组与对照组Aβ含量比较

AD组和对照组血清Aβ含量分别为(1.36±0.60)μg/L和(0.72±0.26)μg/L(表1)。AD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2.3 AD患者血清Aβ含量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AD轻、中、重三组患者血清Aβ含量分别为(1.12±0.23)、(1.31±0.36)、(1.58±0.52)μg/L(表2)。三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均P<0.01);三个轻、中、重亚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他无显著性差异(P>0.05)。

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论

由于AD与增龄有密切关系,随着人类寿命的普遍延长,AD的发病率也大大增加。AD的主要病理特征是在大脑皮层和海马出现Aβ聚集形成的老年斑(SP),Tau蛋白异常聚集形成的神经纤维缠结(NFT)以及脑皮层和海马区神经细胞减少。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β在AD的发生、发展中起主导作用。Aβ的神经毒性涉及复杂的分子机制,包括破坏细胞内的Ca2+稳态、促进自由基的形成、降低K+通道的功能、增强致炎细胞因子引起的炎症反应等。

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电子显微镜固态磁共振的方法对Aβ40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在同一区内Aβ40存在多种形态和分子结构,不同形态和分子结构的Aβ40的神经毒性有明显差异[2];还有研究证实,凝聚的Aβ无论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Aβ纤维,还是电镜下缺乏可见形态的Aβ原纤维,对神经元都具有毒性[3]。但是Aβ寡聚体的毒性比Aβ纤维的毒性大很多,可以快速引起大量的神经细胞死亡[4]。另外,有研究发现,高胆固醇饮食可以呈年龄依赖性地增强Aβ的毒性作用[5]。现已明确了4种能影响APP/Aβ代谢通路,导致AD患者脑内Aβ释放增多和(或)沉积增加的基因,即APP、早老素-1(PS-1)、早老素-2(PS-2)和载脂蛋白E(apo E)基因[6]。目前发现有5种APP基因突变导致AD发生。除了APP基因突变造成的Aβ过量产生以外,Aβ自身的清除和降解代谢障碍也是Aβ沉积的重要原因。一项新的研究显示,Aβ可以抑制脑中大分子量蛋白酶的活性,从而使Aβ无法降解,这样Aβ就进入了一个沉积的恶性循环[7]。另一项针对单核-巨噬细胞的研究显示,AD患者单核-巨噬细胞对Aβ的吞噬清除能力下降,导致Aβ无法及时有效地清除,进而产生免疫反应[8]。Cardoso等[9]发现在AD患者的血小板和脑中COX发生了特异性的下降。Aβ本身可以产生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诱导ROS的产生,使神经细胞胞质中自由基浓度升高,从而使脂质过氧化,形成脂质过氧化物,如醛基、酮基等。研究证实,APP和Aβ氧化胆固醇可以产生7β-羟基胆甾醇,7β-羟基胆甾醇可以在纳摩尔浓度即产生神经毒性,并且进一步产生氧化应激[10]。另一项新的研究表明,APP也可以通过酪氨酸激酶通路激活单核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导致炎症因子的大量释放,同时引起Aβ的产生和沉积[11]。许多临床研究亦表明,AD患者血清Aβ含量明显增高,且Aβ浓度较高的患者,痴呆的临床症状较为典型[12]。

APP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全身组织细胞膜上的跨膜糖蛋白。Aβ为APP的跨膜分泌产物,AD患者淀粉样蛋白生成途径异常活跃,并在中枢神经系统聚集形成老年斑,推断AD患者血液及脑脊液中Aβ含量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为AD的一个外周生物标志物。因此,测定血液中的含量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近年来,由于放射免疫分析技术的发展,利用免疫学上抗原抗体之间反应的高度特异性和放射性同位素检测技术的高灵敏性来测定血清中的Aβ含量,使得检测人群血清中的Aβ成为可能[13]。

淀粉样蛋白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择我院中医科及神经内科诊断为老年期痴呆的门诊或住院病人30例, 病程均在1年以上。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各15例。试验组男6例, 女9例, 年龄59岁~86岁 (70.9岁±6.9岁) ;对照组男7例, 女8例, 年龄62岁~84岁 (71.4岁±6.5岁) 。两组间性别、年龄、痴呆类型、痴呆程度、文化程度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诊断与病例选择标准

1.2.1 诊断标准按美国精神和统计手册第4版的标准[1]。并采用Hachinski缺血性积分量表评定, 总分4 分或以下者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

1.2.2 程度度量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MSE) 与改良长谷川量表 (HDS-R) 判断痴呆程度, 剔除重度痴呆病人。

1.2.3 治疗方法对照组常规给予石杉碱甲片0.15ng, 每日2次, 奥氮平片5mg, 每晚1次, 维生素E 100mg, 每日2次, 配合心理疏导和智力训练。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五苓脊髓汤 (猪苓9g、泽泻15g、白术9g、茯苓9g、桂枝6g,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药房提供, 猪脊髓50g, 病人自行购买) , 每日1剂, 水煎200mL, 分两次温服, 并食用猪脊髓。基础病如高血压病、冠心病给予对症治疗。两组疗程均为90d。

1.3 指标测定

1.3.1 MMSE、HDS-R评分于治疗前及治疗90d后采用MMSE评定认知功能及疗效[2]。痊愈:MMSE、HDS-R量表积分值增加至正常;显效:MMSE、HDS-R量表积分值增加5分以上;有效:MMSE、HDS-R量表积分值增加2 分以上, 但低于5分;无效:MMSE、HDS-R量表积分值增加小于2分。

1.3.2 血清血清β-淀粉样蛋白1-42 (Aβ1-42) 含量检测全部入选病人于治疗次日及治疗90d后清晨空腹抽静脉血6 mL, 离心后吸出血清, -70 ℃保留待测。采用EILSA法测定Aβ1-42含量, 具体操作方法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试剂盒由北京华英生物研究所提供。

1.4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及自身对照用t检验, 百分率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MMSE、HDS-R量表评分比较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升高 (P<0.05) ,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5) 。详见表1。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2)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Aβ1-42含量比较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下降 (P<0.01) ,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5) 。详见表3。

ng/mL

3 讨论

AD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AD的患病率约占痴呆疾病中的60%, 随着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 AD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A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十分复杂, 现代医学多从微管相关蛋白tau异常学说、Aβ毒性学说、基因突变学说等[3]方面探讨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其中Aβ学说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AD病人脑组织病理学改变以老年斑形成及神经纤维缠结为特征, 老年斑的主要成分Aβ, 其在脑组织中的大量沉积是AD病理机制的核心所在。聚集的Aβ对体外培养的细胞具有毒性作用, 将聚集的Aβ注入啮齿类或灵长类动物脑中, 可引起AD样神经系统病变[4]。

传统中医无痴呆这一病名的记载, 从症状看属于中医的“心神失常”“呆证”“健忘”“癫证”“类中”及“郁证”等范畴, 现代中医认为AD的病机特点是肾虚髓亏为本, 痰瘀阻滞为标的本虚标实论[5], 《医学心悟》曰:“肾虚智不足。”《素问·调经论》曰:“血并于下, 气并于上, 乱而善忘”。血则阴也、水也, 气则阳也、火也。其基础为肾虚髓亏, 阴阳失调, 水湿蓄于下, 虚火浮于上, 水火不济, 痰瘀阻滞, 脑髓失养, 发为本病。

五苓散始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之太阳病篇, 《伤寒论》之太阳病篇旨在讨论水循环, 治太阳就是治水[6]。道法自然, 治水宜效法大禹, 重在疏通而不在围堵。五苓散作用通阳化气利水, 用于治疗太阳病篇蓄水证。方中以桂枝助命门之火, 温通阳气, 引火归元而补肾, 而后胃中之精气上腾;再用白术健脾, 经转输于肺;而后用二苓、泽泻, 运水道之升已而降。其先升后降之法, 立足阳气升降浮沉之道, 意在通阳化气而调和阴阳, 利水而祛瘀化痰。所通之阳潜降至土下之水中, 水火环抱而和气一团, 则阳气新一轮之圆运动蓄势待发。与《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 游溢精气, 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 上归于肺, 通调水道, 下输膀胱, 水粗四布, 五经并行”之旨相符, 滴滴归源。故五苓散具有补肾, 调和阴阳, 水火即济之功。猪脊髓, 味甘, 性平, 能补精髓, 益肾阴, 在此加强补肾填髓之用。

本研究通过观察五苓脊髓汤对AD病人MMSE、HDS-R量表及血清Aβ1-42含量的比较, 五苓脊髓汤能改善AD病人的认知功能缺陷, 但由于AD诊断标准, Aβ1-42在AD的发病中作用的不确定性及观察病例数有限, 其作用有待进一步证实。

摘要:目的 观察五苓脊髓汤对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 AD) 血清β-淀粉样蛋白1-42 (Aβ1-42) 的影响。方法 30例AD病人, 随机分为五苓脊髓汤试验组和对照组, 于治疗前及治疗90d后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MSE) 与改良长谷川量表 (HDSR) 判断痴呆程度, 并测定血清Aβ1-42含量。结果 两组治疗后MMSE与HDS-R评分均有所上升 (P<0.05) , Aβ1-42含量下降 (P<0.01) , 但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五苓脊髓汤能改善AD病人的认知功能缺陷。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五苓脊髓汤,血清β-淀粉样蛋白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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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样蛋白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试剂

原代培养的神经元取新生1 d~3 d的Wistar大鼠, 雌雄不拘, 由山西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Aβ25-35、TEA、TPeA, 胰蛋白酶, 多聚赖氨酸, Calcein-AM均购于Sigma公司。DMEM 培养基购于Gibco 公司, 胎牛血清购于杭州四季青, 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Aβ25 - 35用灭菌去离子双蒸水, 配成1 mmol/L储备溶液, 37 ℃老化7 d, -20 ℃保存待用。TEA和TPeA终浓度分别为5 mmol/L和1 μmol/L。实验在室温下进行。

1.2 药物干预与实验分组

对照组:不加任何处理因素; Aβ组、TEA组、TPeA组:分别加入Aβ25-35 (25 μmol/L) 、TEA (5 mmol/L) 、TPeA (1 μmol/L) 作用24 h;TEA+Aβ组、TPeA+Aβ组:提前30 min加入TEA (5 mmol/L) 或TPeA (1 μmol/L) , 再加入Aβ25-35 (25 μmol/L) 共同作用24 h。

1.3 原代皮层神经元的培养

取新生1 d~3 d的Wistar大鼠, 乙醚麻醉后, 酒精浸泡消毒, 断头, 取出两侧大脑半球置于0 ℃~4 ℃的D-Hank’s (pH7.4) 液中, 分离大脑皮层, 剥离脑膜, 剪碎成1 mm3大小, 转移至37 ℃ 0.125 %的胰酶中, 小心吹打后加入胎牛血清中止消化, 静置3 min~5 min, 收集上清液。用D-Hank's液重悬沉淀的组织, 再次吹打, 直至所有组织均形成单细胞悬液。细胞悬液经1 000 r/min离心5 min, 弃上清, 用全培液重悬细胞, 将此液接种于预先用多聚赖氨酸铺底培养皿或96孔板上, 放入37 ℃, 5% CO2培养箱中培养。24 h后加入阿糖胞苷 (10 μmol/L) 抑制胶质细胞生长。细胞隔天半量换液, 培养至6 d~8 d根据细胞生长情况用于试验。

1.4 细胞活力分析

培养在96孔板的神经元, 经药物作用后, 换为新的完全培养基, 每孔加入10 μL cck-8溶液, 37 ℃闭光孵育2 h, 在450 nm处测量吸光度。

1.5 乳酸脱氢酶 (LDH) 释放的检测

LDH是糖酵解过程所需要的酶类, 存在于细胞的胞浆。当细胞遭受细胞毒时, 细胞破裂, LDH由细胞内被释放到培养液中。因此, 检测培养液中LDH的活性可反映细胞毒的严重程度。将细胞培养在培养皿中, 药物作用24 h后, 收集培养液进行LDH活性的检测。依据试剂盒说明进行, 通过比色法求出酶活力。

1.6 Calcein-AM染色

培养的神经元经PBS液冲洗3次, 加入终浓度为5 μmol/L 的Calcein-AM, 37 ℃闭光孵育30 min, 经PBS (0.01 mol/L, Ph7.4) 闭光洗涤3次后, 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下观察, 激发波长为490 nm, 发射波长为515 nm, 拍片, 每组来自5次独立实验, 每次实验每组随机计数10个视野的细胞数, 将对照作为100%, 进行比较分析。

1.7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所有数据用SPSS 15.0软件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TEA及TPeA抑制Aβ25-35引起细胞活力降低

Aβ25-35与皮层神经元共同孵育24 h, 能够引起神经元的细胞毒性。将不加任何干预的细胞作为对照, 设为100%, Aβ25-35 (25μmol/L) 引起皮层神经元的细胞活力降低到 (61.00±7.47) % (P<0.05) , 而TEA (5 mmol/L) 及TPeA (1μmol/L) 本身作用24 h后, 细胞活力基本没有任何改变, 分别为正常组的 (108.20±14.64) %、 (126.86±11.09) %。加入Aβ25-35前30 min, 给予TEA及TPeA能够抑制Aβ25-35引起的细胞活力的降低, 分别为正常组的 (100.80±19.19) %、 (105.40±22.28) % (P>0.05) , 与单独应用Aβ25-35组相比,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TEA及TPeA减弱Aβ25-35引起的LDH的释放

Aβ25-35用于皮层神经元24 h后, 能够引起神经元的胞浆内LDH的释放。以不加任何干预的细胞作为对照, Aβ25-35 (25μmol/L) 引起皮层神经元LDH的释放显著增加, 由对照组的 (125.99±4.01) U/mgPro增加到 (162.63±11.32) U/mgPro (P<0.05) , 而TEA (5 mmol/L) 及TPeA (1μmol/L) 单独作用24 h后, LDH的释放基本不变, 分别为 (131.92±3.48) U/mgPro, (124.59±5.27) U/mgPro。提前30 min给予TEA或TPeA能够抑制Aβ25-35引起的LDH的释放, 同单独应用Aβ25-35组相比, LDH的释放明显降低, 分别为 (133.79±5.23) U/mgPro (P<0.05) 、 (132.81±8.17) U/mgPro (P<0.05) 。2.3 TEA及TPeA拮抗Aβ25-35引起的活细胞数目的减少通过Calcein-AM染色观察, Aβ25-35作用24 h后引起存活神经元数量的明显减少。以正常组作为100%, Aβ25-35 (25μmol/L) 引起皮层神经元细胞数目减少到54.17% (P<0.05) , 而TEA (5mmol/L) 及TPeA (1μmol/L) 单独作用不影响活细胞的数目, 分别为95.32%和97.43%。提前30 min给予TEA或TPeA能够抑制Aβ25-35引起的活细胞数目减少, 同单独应用Aβ25-35组相比, 活细胞数目显著增多, 分别为79.32%、87.07%。

3 讨 论

老年痴呆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 包括遗传基因的突变[13,14]、细胞骨架的改变[15]、β淀粉样蛋白学说、钙代谢紊乱学说[16]、自由基损伤学说[17]、免疫因素[18]等, 其中β淀粉样蛋白学说被广泛认可, 而揭示Aβ引起离子水平的变化对于阐明AD的发病机制尤为关键。

AD临床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学习记忆的障碍。AD患者钾通道功能失常, 如成纤维细胞113pS TEA敏感的钾通道缺失, 而对照年轻人和老年人成纤维细胞中该通道则存在。Aβ可能不是通过斑块形成而是通过改变钾通道进而损伤神经功能而引起记忆障碍等症状[19,20]。钾通道的调节在记忆机制中起着根本作用。Aβ能够直接影响钾通道的活性, 如Yu等[21]认为在培养的细胞上长时间慢性接触Aβ能够增加延迟整流钾通道。而钾离子外流增多则凋亡增多, 其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离子外流引起凋亡细胞体积减少 (apoptotic volume decrease, AVD) , 另一方面钾离子浓度降低, 易化胞内caspase-3和核酸内切酶的活性, 促进凋亡的发生[22,23,24,25]。

TEA 是非选择性的电压依赖性钾通道阻断剂, TEA 的同源类似物TPeA 则具有更高效阻断作用,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约为TEA 的1 000倍。细胞毒性检测cck-8是由于试剂中的钠盐WST-8能在电子载体的作用下被细胞中的脱氢酶还原为具有高度水溶性的黄色染料, 生成的染料数量与活细胞数量成正比;LDH是糖酵解过程所需的酶类, 存在于胞浆, 当细胞遭受细胞毒时释放到培养液中, 因而检测培养液中LDH 的活性可反映细胞毒的严重程度。Calcein-AM 染料是对活细胞的染色, 进入活细胞后, 酯酶能将Calcein-AM水解为Calcein留在细胞内, 被激发出绿色荧光, 反映活细胞的生存状态。

本实验发现, Aβ能够引起神经元死亡, 使细胞活力降低, LDH的释放增多, 以及活细胞数目的减少。TEA和TPeA均能够拮抗Aβ的毒性作用。包括细胞活力较Aβ组明显升高, LDH的释放减少, 活细胞数目显著增多。以上提示电压依赖性钾通道参与了Aβ引起的神经元死亡。

淀粉样蛋白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自2010年10月~2013年9月在本院心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符合2007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不稳定型心绞痛诊断标准。其中男36例, 女26例, 平均年龄 (51.1±2.6) 岁, 随机分成两组:A组 (瑞舒伐他汀钙20 mg) 和B组 (瑞舒伐他汀钙10 mg) , 每组34人。入选者排除瑞舒伐他汀钙过敏者;肝肾功能异常者;感染性疾病;痛风;糖尿病;妊娠期、哺乳期妇女。

1.2 方法

经患者知情同意后, 分别在患者入院后次日清晨及治疗4周后复查时, 抽取空腹静脉血测定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常规生化检查, 另抽取空腹静脉血3 ml, 离心取血清置于-70℃冰箱中贮存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SAA水平。患者均采用抗缺血、抗血小板、抗凝、调脂治疗及对症处理, 调脂治疗根据入选组别不同分别给予瑞舒伐他汀钙每晚口服20 mg或瑞舒伐他汀钙每晚口服10 mg, 住院7~14 d出院。出院后, 持续服用瑞舒伐他汀钙共4周, 复查。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2.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治疗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治疗前, A组与B组之间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间TC、TG、HDL-C、LDL-C、SAA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治疗前后对比, 两组患者的SAA、TC、LDL-C和TG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0.05) , A组比B组降低更显著 (P<0.05) ;两组HDL-c较治疗前均升高 (P<0.05) , A组比B组升高更显著 (P<0.05) 。见表1。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没有不耐受情况, 治疗后均未见肝肾损害等不良反应。

注:*表示与治疗前相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示与治疗B组相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不稳定型心绞痛是冠心病的严重类型, 其病理基础是粥样斑块的不稳定。研究发现, 在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大多数内皮细胞、外膜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及少数泡沫细胞、脂肪细胞中均有SAA m RNA表达, 发现包括SAA在内的几种炎症指标为远期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预测指标[1]。瑞舒伐他汀是2002年在欧洲获得上市批准的最新他汀类药物, 其可能是通过下调细胞内胆固醇逆转运基因ABCA1和上调胆固醇合成的基因SREBP-2两种途径降低LDL-C浓度, 同时升高HDL-C, 具有治疗高脂血症的双重功效, 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2,3]。

本研究表明, 冠心病患者血清SAA浓度升高, 治疗前后对比, 两组患者的SAA及各种血脂指标较治疗前降低 (P<0.05) , A组比B组降低更显著 (P<0.05) ;两组HDL-C较治疗前均升高 (P<0.05) , 20 mg治疗组比10 mg治疗组升高更显著 (P<0.05) 。研究结果证实, 相对较高剂量瑞舒伐他汀钙可更好地降低冠心病患者SAA水平, 降低TC及LDL-C, 升高HDL-C, 发挥其抗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作用, 较高剂量治疗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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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淀粉样变性临床分析 篇10

1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淀粉样变性累及心血管系统时可出现四种主要类型, 有时可出现相互重叠。 (1) 限制型心肌病[1], 是源于循环免疫球蛋白轻链对心室舒张功能的直接抑制。临床表现以右心功能异常为主。周围性水肿突出, 可闻及第四心音或奔马律, 出现颈静脉怒张, 肝肿大, 肝颈返流征 (+) , 胸、腹腔积液或肢体凹陷性水肿, 而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罕见。心脏舒张早期充盈速率减慢。 (2) 收缩功能不全引起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通常出现在晚期, 心房内淀粉样蛋白沉积物使得心房射血功能丧失。偶尔发生心绞痛, 但冠脉造影正常。 (3) 直立性低血压, 其原因可能是淀粉样蛋白对自主神经系统或血管的浸润。以收缩压降低、脉压减小为主, 其中约有10%患者可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晕厥常见, 多于精神或体力上的应激相关。劳力性晕厥预后不良。 (4) 心脏激动形成和传导异常, 并由此引起心律失常和传导障碍。猝死比较多见, 晕厥为先兆。

由于淀粉样变性是一种累及多脏器的疾病, 在识别其心血管临床症状同时也应注重其他器官、系统的异常表现, 如:累及舌头使其僵硬、肥大出现巨舌症;累及肾脏出现肾病综合征;累及关节使得关节疼痛、肿胀、坚硬而活动障碍;还可累及消化道、皮肤、骨骼等。

心电图最具特征性的表现为低电压、束支传导阻滞和异常电轴偏离。由于右心导联偏小或缺如, 或偶尔下壁导联出现Q波, 可出现类似心肌梗死图形。心律失常房颤常见, 可能与心房蛋白样淀粉浸润有关。室性心律失常为猝死的先兆。房室传导阻滞常在家族性淀粉样变性伴多发性神经病变的患者中多见。累及窦房结时, 可出现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超声心动图最常见的表现为室壁增厚, 心室腔缩小, 心房扩大, 房间隔增厚。可存在左心室功能不全。心包积液常见, 但心包压塞罕见。超声心动图上, 增厚心壁可呈现闪烁样颗粒状结构, 为淀粉样蛋白沉积所致[2]。心内膜心肌间淀粉样物质和胶原物质沉积, 称为"闪耀症", 是淀粉样物质心肌浸润独有特征, 是诊断心肌淀粉样变性的主要证据和依据[3]。心肌肥厚 (心肌质量增加) 主要表现为左心室后壁和室间隔明显增厚, 且心电图表现为肢体导联的低电压, 而不同于高血压心脏病、肥厚性心肌病其心电图表现为左心室高电压, 这种心脏超声证实室壁增厚 ("质") 而心电图表现为低电压 ("电") 的"质/电"矛盾现象, 也是淀粉样物质心肌浸润的独特特征和诊断的重要依据[4]。

磁共振检查:对诊断全身各组织器官淀粉样变极具价值, 受累器官信号明显高, 而皮下脂肪则明显衰减。最近的观察研究提出心血管磁共振成像收获率指标可发现淀粉样变性, 为早期检测心脏病变提供了依据。

活体组织学检查:心内膜心肌活检组织学检查是目前诊断心肌淀粉样变性的金标准[5]。若遇全身性淀粉样变, 而不适宜心肌活检者, 则应酌情行其他相关部位组织学检查。腹部脂肪抽吸术已成为最有用的单一诊断技术, 兼有易于操作, 敏感及安全等特性。直肠黏膜、齿龈、骨髓、肝、肾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活检亦可使用。淀粉样物质在光镜下呈无定型、均匀的嗜伊红物质, 用刚果红染色在偏光显微镜下呈典型绿色双折光, 电镜下见大小约10nm的原纤维及切面呈五角形中空的杆状物质 (P物质) , 用同位素标记血清AP的闪烁试验可确诊。见图1。

其他:目前可进行检测的血清肌钙蛋白和升高的β型利尿钠肽提示了该病患者的预后不良。

2 处理

本病无特效的治疗方法, 5a生存率小于5%。用洋地黄易引起中毒 (心肌淀粉样变性对洋地黄可能特别敏感) , 洋地黄类药物可控制伴房颤的心室率。钙离子拮抗剂因负性肌力作用易使充血性心力衰竭恶化, 也应慎用。小剂量血管扩张剂和利尿剂有助于改善症状, 但也可致回心血量减少和心输出量进一步减少, 需要注意防止低血压和低灌注的风险。淀粉样蛋白导致心房顿抑的患者, 即使无房性心律失常也宜给予抗凝治疗, 减少血栓栓塞的并发症。对于因严重心脏传导障碍或恶性室性心律失常而导致血流动力学障碍, 有猝死高危的患者当及时采用起搏器或埋藏式自动复律除颤器 (ICD) [6]。化疗:如烷化剂和抗肿瘤抗生素, 目的是抑制过度免疫, 减少淀粉样蛋白的生成, 初步认为可以延长患者寿命;秋水仙碱, 目的是抑制浆细胞微管系统, 阻滞淀粉样蛋白的合成;肾上腺皮质激素, 多与烷化剂或抗肿瘤抗生素联合应用, 目的在于减轻副作用和促进淀粉样蛋白的分解。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原发性淀粉样变性的治疗, 但晚期患者及多器官受累的患者受益不多[7]。临床上亦可先行干细胞移植, 6~12个月后再行化疗来消除淀粉样变性蛋白的产生。部分患者可以考虑心脏移植, 但由于其他器官进展性淀粉样变性或移植心脏淀粉样变性复发, 长期预后不佳 (一项研究4a生存率39%, 另一项研究的5a生存率为30%, 甚至有研究表明心脏移植的远期死亡率比预期要高) 。本病治疗的重点主要是预防并发症, 药物治疗疗效多不尽人意, 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Obeid AI, Maron BJ.Apical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developing at a relatively advanced age.Circulation, 103:1605, 2001.

[2]Cacoub P, Axler O, De Zuttere D, et al.Amyloidosis and cardiac involvement.Ann Med Interne (Paris) , 151:611, 2000.

[3]Shah K B, Inoue Y, Mehra M R.Amyloidosis and the heart:a comprehensive review[J].Arch Intern Med, 2006, 166 (17) :1085~1813.

[4]毛焕元, 曹林生.心脏病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1192~1193.

[5]Gerlz MA, Rajkumar SV:Primary systemic amyloidosis.Curr Treat Options Oncol3:261, 2002.

[6]Hare JM.The dilated, restrictive and infiltrative cardiomyopathy.In:Libby P, Bonow RO, Mann DL, et al.Braunwalds'HeartDisease:ATextbook ofCardiovascularMedicine[M].8th ed.Philadel-phia, Pa:SaundersElsevier, 2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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