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精选4篇）
暴力拆迁 篇1
近两年房屋拆迁暴力事件回放:
事件一:2012年5月1日, 河南省鹿邑县退休干部刘某在自家院内遭遇强拆, 与该县规划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发生纠纷, 被打倒后送医院被宣告不治。
事件二:2011年4月22日上午8时30分许, 湖南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学林办事处横石村, 58岁的农民汪某为阻止强拆, 在自家房顶点燃身体。
事件三:2011年5月1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 灌云县侍庄乡工作人员前往陆庄村动员村民陆某搬出暂住的二层违建楼房时, 陆某点燃屋内汽油, 致其当场死亡。
事件四:2011年5月2日清晨, 辽宁省盘锦市一名警察和一名综合执法人员被承租人用长刀扎成重伤, 还有两名综合执法人员和一名被拆迁人不同程度受伤。
事件五:2010年3月3日, 湖北武汉黄陂区一名七十岁的老妇人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人殴打摔入沟内, 然后被挖土机铲土活埋, 虽经家人奋力抢救, 仍因被埋太久不治身亡。
……
一个个报道令人触目惊心, 无论是暴力强拆引起的血案, 还是暴力维权造成的悲剧, 都让人心有余悸, 拆迁暴力激化社会矛盾不容忽视。虽然每个案件背后都有具体而复杂的原因, 表象也千变万化, 但根本矛盾是相同的, 归根结底是拆迁人是否“合法拆迁”及被拆迁人能否获得“合理补偿”两个核心问题, 以及是否存在有效的国家公权力保障问题。只有遏制了冲突的源头, 才能真正有效地减少, 甚至消除房屋拆迁暴力冲突的发生。
一、拆迁人合法拆迁是消除拆迁暴力事件的必要前提
缺乏合法依据的拆迁行为是引起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的罪魁祸首, 而为“公共利益”目的是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的惟一合法事由, 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为名义征收土地和拆迁房屋, 在土地被征回后, 再将其出让给企业用于商品房开发,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任何主体都有可能失去理性, 政府也不例外。由于城市拆迁涉及的利益是多元化的, 不仅涉及政府利益, 还包括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房屋开发企业、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居民, 即涉及社会整体发展, 又关乎百姓个人利益, 如果公共利益范围规定得过于宽泛将不利于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利, 而过于狭窄会阻碍社会进步及城市建设进程。在多重利益博弈的拆迁过程中, 当无法协调一致, 甚至发生冲突时, 权力机关的判断才是最终解决问题依据, 而“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 是权力机关做出判断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标准, 也是判断事件如何归责的客观依据, 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利益”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呢?与其说“公共利益”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 不如说它是一个常用的政治用语, 因为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 公共利益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法律概念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 即对各种相关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形成法律术语, 它具有相对的确定性, 及特定的法律含义。实践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中没用明确规定什么是“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4款规定, “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及“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可以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动产”。由于这些法律都没有明确公共利益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在实践中无法直接运用以解决具体问题。房屋拆迁暴力事件频发, 要求从立法上明确“公共利益”范围, 于是2011年出台了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针对拆迁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条例第二章第八条的规定有一部分是非常明确的, 即包括“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及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属于公共利益, 另一部分还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补充规定。另外,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区分公共利益的需要与非公共利益的需要用地的情形, 应当以征收拆迁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予以认定, 凡以国家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属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凡以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方式购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属非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新的规定从立法层面为明确合法拆迁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有利于拆迁人及被拆迁人双方判断拆迁行为的性质, 是拆迁人依法拆迁及被拆迁人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判断依据。有利于双方正确判断行为合法性, 消除对抗心理, 从而为从源头消除暴力事件提供前提条件。
二、被拆迁人能够及时获得合理的补偿是消除拆迁暴力事件的关键
虽然拆迁暴力事件频发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但仍没改变被拆迁人的弱势群体地位。实践中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够完善, 可操作性不强, 遇到问题时被拆迁人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 信访往往无功而返;司法救济障碍重重。在庞大的国家行政权力和财大气粗的开发商面前, 被拆迁人无法保障其合法利益, 因此建立切实可行的拆迁补偿标准迫在眉睫。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这一规定从立法层面确定了房屋拆迁补偿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制定和执行市场定价机制可以确保公平, 即可以有效保障被拆迁人利益, 又可以保证合法拆迁进度正常进行, 减少争议机会, 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拆迁中的暴力现象。
首先, 要保证被拆迁房屋补偿以其市场价格为标准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因为虽然拆迁目的是公共利益需要, 带有政府性, 但是仍属于民事范畴,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作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拆迁协议的达成也必须符合平的、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实践中许多拆迁人以公共利益为借口, 制定的补偿标准过低, 明显损害被拆迁人利益, 甚至造成被拆迁人返贫或无家可归, 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 导致被拆迁人走极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评估标准补偿, 符合市场运作规律, 相当于拆迁人从被拆迁人出购买被拆迁房屋, 符合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 理论上拆迁后能够保证被拆迁人原有居住条件, 绝大多数被拆迁人能够欣然接受。其次, 要确保对被拆房屋进行市场评估具有可操作性。由于拆迁房屋数量多, 房产价值大;房屋产权属性复杂, 有住宅、商用房、厂房、办公用房等多种形式, 其中既有独立产权房, 又有共有产权或集体产权房, 甚至租用房等;被拆迁人主体更是复杂多变, 很多还存在产权纠纷问题;由于房产几乎是城市居民的最主要财产, 因此拆迁对被拆迁人及其亲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另外, 由于不同房屋的装修及维护状况存在很大差异, 导致相同房型也可能存在价值差异, 针对上述特点, 房屋评估过程不能太简单也不宜太复杂, 但无论采用何种具体方法评估, “市场定价”标准比起曾经使用的“制定补偿标准价”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另外, 《条例》还规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 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这些规定环节进一步完善了市场评估定价制度, 既为被拆迁人提供了救济途径, 又对拆迁人起到了约束和保护作用, 是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考虑到被拆迁人的被动性, 拆迁无疑会造成其情感上的变动和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 拆迁补偿在房屋市场价评估作价的基础上, 还应给予适当精神补偿, 更具合理性, 更利于消除矛盾。总之, 只要制定出合理的补偿标准, 并能及时发当到被拆迁人手中, 消除了争议的源头, 暴力事件必然可以避免。
三、党的正确领导、法律完善、司法公正及政府廉政是消除拆迁暴力事件的根本保障
任何法律正义的实现都最终依赖于国家强制力保障, 只有政府廉政、司法公正、执法严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解决房屋拆迁暴力问题离不开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近年来, 全国各地拆迁暴力事件愈演愈烈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 宪法为我们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国家相关部门也相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立法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做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法《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法院如何受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房屋征收、受理后如何进行审查和裁定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废除了行政强拆, 改由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高院下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 要求“基层法院审慎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案件, 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被拆迁人合法权益。……
执法上, 公安部党委要求“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 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中央纪委、监察部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 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要求“要坚决纠正违法违规征地拆迁问题。对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引发恶性案件和严重群体性事件的, 要坚决追究责任”;国土资源部要求“建立健全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 认真做好征地拆迁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对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 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2012年1月6日,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披露, 在2011年纠风工作中, 全国共查处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问题1480个, 责任追究509人。
总之, 无论是立法上的点滴进步, 还是司法上的公平正义之举或行政执法上的廉政行为, 都会让百姓看到希望, 希望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早日消除房屋拆迁暴力事件, 实现国泰民安, 居者有其屋, 社会在和谐的气氛中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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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S].
暴力拆迁 篇2
【案情简介】
孙先生在A市B区C村拥有平房6间，2011年5月B区政府拟将孙先生所在村征地进行房地产开发。B区政府没有进行征地公告，听证等程序，只是派工作人员进行测量，然后就单方面确定补偿款，在孙先生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下，B区政府就将补偿款打到村委会的账户上。2011年8月，B区政府口头通知孙先生限期在8月15日搬离，否则，将强拆。孙先生认为B区政府行为违法，拒绝搬离。2011年8月17日，B区政府、公安、公证处及工程队50余人来到孙先生家，将孙先生家团团围住，开动推土机就准备强拆。孙先生情急之下，爬上推土机，将司机踢下工作台，开着推土机冲向人群，造成1人重伤、6人轻伤。
孙先生随即被公安控制，当晚以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本是受害者，最后却被羁押，情急万分的孙先生家属，急急忙忙赶到北京，聘请著名征地拆迁维权专业律师李宁律师帮孙先生维权。虽然孙先生行为激动，毕竟政府违法在先，这样也能构成妨碍公务罪吗？
律师维权第一辑---会见难 奋力突破
妨碍公务罪是强拆领域经常出现的罪名，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之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本罪主观上限于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明知上述人员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而加以阻碍，才能构成本罪。阻碍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某种活动的，或者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其执行的不是职务活动，或者其活动不是依法正在进行的职务范围的活动，均不构成本罪。这就是说，成为本罪侵害对象的，必须是依法进行的、而不是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或者滥用职权侵犯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活动，受到他人阻止的，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所以，李宁律师认为确定强拆是否合法是本案的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接受委托后，李宁律师马上对强拆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向相关政府部门提起信息公开。同时，确定嫌疑人是否具备主观故意也是本案的另一关键，李宁律师马上联系办案警官，但办案警官以种种理由拖延与李宁律师会面。会见难，是辩护律师执业的老大难了，埋怨牢骚没用，知难而进，突破常规，才是务实之道。李宁律师就办案警官的拖延向上级公安纪检部门、检察院提出投诉，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宁律师的努力下，办案警官终于同意会见请求。
见到律师，孙先生禁不住老泪纵横，通过交流，李宁律师了解到孙先生一直认为拆迁人是违法，采取过激行为实在是无奈之举，对于合法拆迁，孙先生举双手赞成，主观上显然没有妨害公务的故意。了解到这些情况，李宁律师对无罪辩护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孙先生真的能无罪释放吗？
律师维权第二辑---检察院 破常规 提前辩护
让人遗憾的是，2011年9月10日，孙先生被正式批捕。案件转到了B区检察院。顺利阅完卷，李宁律师没有像通常一样等待开庭。因为这类因拆迁而起的案子，政府往往会给检察院很大的压力，迫于压力，检察院往往会贯彻政府的意图，这样往往对案件事实有时先入为主。应当能据理力争，争取让检察院看清真正的事实。李宁律师突破常规，提前将自己的辩护意见及证据交予检察院，并多次找到主办检察官交流。通过细致的工作，检察官改变了一开始的态度，看到了本案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想院领导进行了汇报。检察院会不会继续起诉？孙先生能不能提前释放？
律师维权第三辑---无奈现实
令人遗憾的是，主办检察官的汇报没起到作用，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案件2012年11月21日开庭，本案中，庭审焦点集中在孙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依法执行公务。李宁律师认为，2012年 1月1日起《行政强制法》实行，按此法规定，强拆只能由法院执行。B区政府没有法律权限的情况下强拆属于违法行为，不是妨害公务罪所说的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所以不构成妨害公务罪。2013年1月11日，一审判决罪名成立，有期徒刑2年。虽然法院最终未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但在李宁律师提交的证据及严密的论证压力下，将检察院量刑建议5年减为2年。孙先生不服，上诉至A市中级法院，2013年3月22日，终审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中，孙先生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但一、二审法院仍按照此罪对孙先生作出判决，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笔者在此提醒广大被拆迁人，维权必须依法，维权必须考虑中国目前法治不健全的国情，从实际出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拆迁的规模将大幅上升，当面对拆迁人的违法行为时，很多老百姓选择自力维权，但因不懂法律，往往从受害人变成被告，建议及时聘请律师为你维权，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暴力对抗争取权益。
【温馨提示】
别让农民用生命反抗暴力拆迁 篇3
国土资源部这一“紧急通知”，有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些年，我们见证了“钉子户”成为风靡网络的热词，耳闻了“拆迁自焚”的悲剧屡屡上演，目睹了拆迁工地上频频出现的官民对立。今年3月下旬以来，在河南中牟和湖北巴东，甚至相继出现农民被企业施工车碾压致死的人间悲剧。征地拆迁引爆的事端，已经成为一些地区主要的社会矛盾来源。现在，一纸紧急通知，就是要以“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的决心来杜绝暴力征地、强行拆迁。
平心而论，置身于快速发展的当今中国，征地拆迁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需求，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发展规划，需要土地作为空间载体；城市扩张，更需土地承载新增人口。征地拆迁越不过、绕不开，在这种情况下，更需审视其间暴力因素的出现，寻找破解之方。
征地冲突不断，归根结底因利益而起；拆迁矛盾重重，追根溯源还是利益关系没有理顺。在政府部门、开发商与农民这三方利益主体中，农民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对农民而言，如果失去土地可以换来符合法律标准的征地补偿和就业安置，那么，征地拆迁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
然而，实际情况常常事与愿违。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以公共利益征地，低价买进；转手即以商业利益卖地，高价售出。这中间的巨额差价就是土地财政的主要构成。还有些地方，征地完成了，项目动工了，推土机启动了，却迟迟不兑现一开始的补偿承诺，至于就业安置，更是成了一个江湖上的传说。
更可怕的是，巨大的土地财政、膨胀的政绩冲动，推动一些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藐视法律程序，这无疑是暴力拆迁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一些人忘记了土地不仅是农民的收入来源，更是农民的全部保障和退路，一旦失去土地又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和安置，农民就成为没有根基的柳絮。以生命反抗暴力征地，就成为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征地拆迁的剧情也在发生着某些变化。既然一些地方政府不守法在先，少数群众也就“以吏为师”，对拆迁补偿漫天要价。“拆掉一棵树索要16万”、“一碗水被要一个湖的价”，类似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再加上一些“钉子户”的极端行为容易博得舆论同情，即便他们的诉求有不合理之处，当地政府迫于压力也往往曲意从之，由此形成的“示范效应”鼓励更多农民步其后尘，导致极端行为愈演愈烈，使得征地拆迁中的矛盾更趋复杂，很难用道德标准进行简单评判。
理顺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复杂矛盾，需要把“法律”作为最高准绳。政府部门要在法律框架内征地，农民也应在法律框架内维权。对政府部门而言，如果征地补偿和就业安置都按照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征地遇到的阻力是否就能化于无形？如果遇到征地农民的不同意见，多一些法律框架内的与民协商，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官民冲突，进而防止农民出现极端行为？从这个意义而言，在征地拆迁中，合法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暴力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拆迁矛盾，已有成功先例。去年12月1日，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房屋被依法拆除。这说明，在法律框架内协商解决，付出的治理成本比动用暴力小得多。
国土资源部的“紧急文件”释放出了对农民的善意和暖意，但一纸文件能否管住推土机的轰鸣，能否遏制一些地方的政绩冲动，还要看这个文件能否转化为真正的执行力。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暴力拆迁 篇4
关键词：暴力拆迁,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与协调
一、“暴力拆迁”概述
(一) 房屋拆迁的种类
我国房屋拆迁的种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民事拆迁, 一种是强制拆迁即所谓的行政拆迁。民事拆迁指平等主体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就拆迁事宜依法进行约定, 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行政拆迁指由开发商或拆迁公司等主体执拆迁许可证进行的强制拆迁。
(二) “暴力拆迁”的定义及缘由
纵观现实生活, 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暴力拆迁”是行政权力利用的不合法或不合理, 并借助公权力的支撑使用暴力进行强制拆迁, 损害公民个体或部分群体私权利的现象。造成暴力拆迁的缘由有二:一是在民事拆迁中, 被拆迁人无法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合意, 此时作为私法主体的拆迁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拆迁。由于私法主体不存在公权力之说, 故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二是在行政拆迁中, 也是最常见的暴力拆迁, 即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的代表盲目追求某项建设项目的指标, 偏离公共利益而追求经济利益, 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的形式强行介入了房屋拆迁。公权力的滥用便会派生暴力。而被拆迁人在诉诸无门时, 被动地选择了“反暴力拆迁”。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一) 暴力拆迁中的公权力、私权利的表现
公权力指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包含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私权利指个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与私权利主要体现为行政权和人身权、财产权的利益冲突。暴力拆迁的根源不在于公民的不合作, 而在于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以卵击石般的利益抗争中, 恰恰是先有行政权力基础上的“公权暴力”, 才有救济渠道阻塞下的“公民反暴力”, 而这种暴力一再上演, 折射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法治困境:政府公权与个体私权发生严重对抗, 公民权利的生存空间受到公权力的无情挤压。1当然, 除了行政权干预外, 公权力在暴力拆迁中还表现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
(二)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房屋拆迁中, 由于融合了暴力因素, 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进行暴力拆迁, 体现了公权频频侵犯了私权。而被拆迁人在反暴力拆迁过程中, 采取了或许不适当的方式对政府公权力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行政权力侵犯私权利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人身权。在暴力拆迁中, 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难免会有身体接触、冲突, 甚至出现械斗而导致的伤亡事件。暴力拆迁中会侵犯被拆迁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身权中的首要权利, 有赖于生命权、健康权的存在。二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暴力拆迁不仅违背被拆迁人的意愿强行侵犯其私有财产, 而且在后期的补偿和安置中也可能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
私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公权力造成影响。一是私权对公权力的制约。二是私权利撼动了公权力的绝对权威。
三、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打造和谐拆迁
放眼中国, 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在近年来不断升级, 和谐拆迁的任务刻不容缓。笔者认为规范拆迁行为、构建和谐拆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 提高立法层次, 加强拆迁的相关立法。面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冲突的协调, 社会需要喘息的空间, 被拆迁人更需要生存的空间, 这“仍然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 2而“法律是暴力与制度失灵的替代品”3。比如, 提高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层次, 上升至立法层面。
第二, 严格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如在今后的拆迁中要遵循合理行政原则, 贯彻比例原则, 进行公正补偿及合理安置。比例原则也称为合理行政的适当性和最小损害性, 即行政措施、手段应当必要、适当, 若是存在多种方法应当选择其中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法。
第三, 严格拆迁程序。在拆迁过程中, 权力未受到适当的约束而给了暴力以可乘之机, 所以应当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性, 如在拆迁之前举行听证程序或者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等。法制程序化的本质是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规范间进行最佳选择, 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的制度问题。4
第四, 搭建和谐对话的沟通平台。
第五,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于协调公权力扩张与私权利萎缩的现状,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能有效地制止暴力拆迁, 从源头上遏止暴力拆迁所造成的严重的集体暴力事件。
参考文献
[1]吴亚辉、凌云:《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暴力拆迁之法经济学思考”》, 载《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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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 高鸿钧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