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精选12篇）
超越 篇1
沈阳铁路实验小学是和平区老牌名校。学校秉承着“治学臻和, 至行达远”的办学理念, 着眼于师生共同发展, 着力于数字化与人本化的有效融合, 将信息技术的应用上升到学校文化建设层面, 渗透在各项工作中, 形成了滋养学校进步和发展的“超越教育”。
一、超越教育——学校进步发展的核心文化
超越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 也是一种挑战自我的勇气和战胜自我的精神。学校将“超越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文化的核心, 将“超越”定位于自我层面, 就是充分认识到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教师自身成功的渴望、学生自身进步的要求, 将这些愿景转化为师生的共同追求, 落实到教育实践中。学校面对传承与发展的问题, 精心梳理办学思路, 依据校情, 审时度势, 将创建“数字文化”作为学校特色发展目标, 开展了数字特色实验, 以数字文化实现了改变和超越。教师依托学校数字化教育和培训活动延伸了学习半径, 扩展了学习的空间与时间, 使得教师与专家无界交流, 与伙伴无界沟通, 跳出学校看教育, 有了大视野、大思维。学生在学校和教师变化发展过程中体验着成长的快乐和学习的进步。“超越教育”让学校、教师、学生在不断完善自我中, 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二、数字依托——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动力
数字时代的来临, 为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 也为教育教学带来了惊喜与震撼。把学校建设成面向校园, 也面向社会的一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学校, 是时代的需要, 也是学生成长的需要。铁实小作为和平区信息技术的先行者, 紧紧抓住这一契机, 从学校内涵发展的“课堂、课程、教师、学生”四个维度, 以科研为引领, 通过搭建领先数字文化平台、创建绿色数字文化氛围, 着力数字文化课堂、开发特色数字课程、提升师生数字文化素养等方面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学校先后开展“教师信息化能力的培养→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网络下的研究性学习→如何利用数字化进行学业评价的研究→导助拓教学模式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研究;推行i Pad进课堂, 实行点对点教学、一对一辅导;借助翻转课堂理念, 制作微课, 再按教学流程, 设计导学案, 深化课前导学、课上助学, 课后拓学的“导助拓”教学模式。数字技术下的“导、助、拓”课堂, 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多向交流、多向协作的格局。通过这种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的混合学习方式,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问题的讨论和对学习的理解中, 使每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见解和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同时, 每一个学生不仅仅是课程的学习者, 对于整个学习过程来说, 本身已成为了一种学习的资源, 实现了学习资源的共享。利用IBOOKS软件研发校本课程, 现在已经编写完成的有《媒介素养》课程、《古诗文》课程, 正在应用于课堂教学中, 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教师在学校发展进程中走过了疑惑与不解、历经了探索与磨炼, 最终转变了观念, 提升了素养, 体会到了科技的魅力, 尝到了利用数字化对于提高工作效率的甜头。学生改变了学习方式, 从以教师主讲的单向指导的模式变为一次建设性、发现性的学习, 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由教师传播知识转到学生自己重新创造知识。学校的数字教育文化涵盖了方方面面, 形成了科学的框架体系, 成为超越教育的一张名片, 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追求和文化血脉。
三、教育磁场——学校持续发展的核心能源
数字教育文化给教师们带来了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人才观。教师们开阔了眼界, 教育思想与国际接轨。学生学习的空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 打开围墙, 校园内外互动, 通过巧妙的系统界面促成人机合一的认知方式, 有效利用信息工具的卓越性能拓展海量知识记忆和快速处理信息, 让学习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使“一切为了学生发展”成为必然。为了更好地形成教育磁场, 学校与多家企业、公司合作, 如微软、乐教乐学、方正等将数字评价软件引进课堂。学业评价, 一直是课程改革的瓶颈问题, 学校课堂即时评价除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自评、互评、师评外, 学校将数字化手段融进评价系统, 使评价过程便捷高效。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直观的分析统计, 测试答案提交后, 系统会即时生成统计分析报表, 使教师全面掌握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数字化手段也可以随时对学生的日常表现进行评价, 通过增减的分数, 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各班灵活自行设计的评价体系和标准, 通过宽泛、开放和数字化累计数据, 让学生们即时感受评价结果, 同时可以进行大数据累积分析。看似无情的数据统计中, 学校可以科学地分析个体和群体的发展趋向, 及时引导和修正, 进行科学评价。家长可以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登录学生账号和学校网站, 随时关注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学校的教育情况。几年来, 教育信息化让学校实现了教—研—训一体化、工作研究学习一体化、个人团队学校一体化、教师学生家长一体化、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学校成为一个教师、学生、家庭及社会都可参与的无边界的“数字化校园”。专家团队与学校研发团队的融合, 既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撑, 又有脚踏实地的教育实践, 不仅汇聚了教育资源, 同时也形成了多方共同关注教育发展、提高教育效果的大教育场。传播了教育的正能量、也为铁实小的持续发展提供核心能源。
抽丝剥茧, 溯本求源, 学校的数字教育文化最重要的是带来了教育理念的重构, 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逐步取得了教师、学生、家长的认可, 并体现在各自的行为中。不仅是一场技术的变革, 更是一场教学和管理的革命。数字化体现了学校的“超越教育”, 成就了学校的“超越教育”, 它已成为学校发展的一面旗帜。全体师生在铁实小校园里, 时刻感受着大数据时代跳动的脉搏, “超越教育”带来的喜悦。这种新理念、新思维、新文化在破茧成蝶之后, 必将在推动学校的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寻求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为学校的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超越 篇2
可惜的是这种鸟早在十七世纪就绝种了。这个渡渡大约有两英呎高，有个大大的嘴大大的喙，短短的尾巴跟小小的翅膀。你能相信牠是鸽子的亲戚吗？鸽子那么轻盈那么会飞，渡渡啊却有二三十公斤重，而且根本不会飞。其实应该说啊，牠们原先也是会飞的，只是位在印度洋的毛里裘斯啊，这个岛上，没什么天敌食物又多，既然那儿已经是天堂了，何必再往别处发展。既然没什么动物来捣蛋，干脆窝也不用往高处做，就筑在地上吧，于是越长越大越长越胖，到后来连翅膀都退化了。没想到有一天荷兰的水手到了岛上，发现这么好抓又好吃的渡渡，没多久渡渡就被抓光杀光绝种了。
我今天提到渡渡是要讲，如同古人说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智能跟体力也如同逆水行舟，不用就会退化。相反的越用越能进步，甚至能够进化，不错是进化。我曾经在上一个系列，新新人类的教育里头，引述学者的研究，人类一直到今天还在进化。而且不只人类，各种动物如果牠不想像是渡渡鸟一样被淘汰，牠就得进步就得进化。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四个超越也就是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不是一个我造的新词，其实古人早就说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自强不息是不断努力超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求新求变是不断超越，甚至譬如昨日死而今日生。悔恨以前的自己不够好，当下开始努力也算是超越。我曾经在《超越自己》这本书里头提过，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不是吗，哪个人不爱吃不贪玩不贪财没有惰性？那都是人的天性啊！问题是为什么有那许多人，会为了健康再不然为了漂亮，能够美食当前硬是不吃。又为什么知道，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还有为什么许多人不为名不为利而献身公益投入政坛，要知道遇到好吃而不吃，大难当前而不逃，能退休享福而不退，就是超越自己，超越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弱点。
曾经有人统计，学历越高平均的寿命也就越高。你可以这么想，学历高的人可能出身比较富裕，后来赚的钱比较多日子过得好，所以寿命比较长。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学历高的人因为不断使用脑力，老年痴呆的比例也比较少，而且那些人活到老学到老，更能跟得上时代，更有养生的观念也更有自制力。因为懂得养生不稀奇啊，难在你想吃不吃的忌口，和不想动你却非动不可的运动。一个人从小受教育，除了学到知识，最重要的就是学到自制。科学家早发现对一群孩子来说，呃呃要发糖果了，你可以马上拿到但是比较小，但是你也可以多等一下，那么你可以拿到比较大的糖果。后来发现那些愿意等待，以得到比较大比较好的糖果 的孩子啊，他成年之后平均有较高的成就。那等待是什么，是别的小孩已经在吃了，而他不吃。是当别人急功近利啊，以眼前为满足的时候，而他把眼光放远，朝着认定的目标前进。各位再想想，从小学一年级考试就会有的，是非跟选择题。除了考学生的能力，更有什么好处？答案是第一教你明辨是非，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对有错，不能够不分黑白；第二教孩子选择，一二三四有那么多答案，每个都像是正确的，但是你只能选一个，选了这个就不能选那个。各位不要以为是非选择题是最简单的考试方法，要知道我们一生都在做这种是非选择题。也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得到一个概念，这世上的东西不能都属于我，我为了得到这个，就可能得放弃那个。抱负抱负要抱就得负，要拥抱跟拥有，就得背负跟负责，舍得舍得要得到就得舍弃，不割舍就难以获得。
所以每一个，一路由小学初中高中拼上来拼上大学，甚至研究所的人，都应该知道：为了考试常常得牺牲睡眠，为了成功可能不得不牺牲健康，为了正义可能不得不牺牲生命。当我儿
超越 篇3
关键词：《尘埃落定》 傻子 觉醒者 创新者 规则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揭示了嘉绒藏区土司制度必将走向终结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土司制自身腐朽的内在原因，让读者感受到在社会历史演变的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锋、撞击和新旧交替、时代更迭的无奈与悲凉。在描摹“傻子”的心灵成长以及命运抉择的过程中，向读者展现了他的超越与难以超越，亦如矛盾的两个方面，传达了“傻子”对人置身于历史巨变而如何把握个体生命困境的迷惘。
一、“傻子”二少爷的超越
1.他是超越了土司时代的觉醒者
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人“我”。“我”因生来“不笑”，反应不灵敏，而且，一咧嘴，嘴角流出一汪涎水，便被强加了“傻子”的称谓。一个“傻子”，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土司权位继承者之外，但“我”因为“傻”却享受了各种好处和特权。因为“傻”，哥哥爱“我”；土司父亲无需戒备提防“我”；“我”也有机会与家奴玩在一起，乐在一处。尤其是因“我”的“傻”，避免了发生父亲和叔叔一样的夺位战争。所以“我”不能卸下“傻子”这层伪装。其实，“傻子”真的不“傻”，非但不傻，还比小说中的那些聪明人聪明。以尘俗的眼光看他的“傻”，可能是不谙功利、不入世俗、一切顺从天性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合逻辑、不合时宜、不通事理、充满奇思异想的话语方式，正因“傻子”具有的这种真本状态，才使他能从贪欲的遮蔽中解脱出来，超越时代，预知未来。
小说故事的开头，作者叙写黄特派员帮麦其家装备并训练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助力麦其土司攻打汪波土司，夺回头人叛逃带走的土地、百姓和财物。在战争即将胜利时，“傻子”就说，“我什么都能看见，不仅今天，还有明天我都全部看见了。”这里的“明天我都全部看见了”，显然就是预见未来。小说多次写他神秘地预言——土司制度在不久将要消亡。似乎“傻子”具有某种灵异的力量，能够未卜先知。虽然“傻子”眼中常常突然灵光一闪和不无神秘气息的感知，在藏族佛苯结合的宗教文化中可以找到渊源，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作品，就会发现，“傻子”的预言是有依据的。与其说二少爷是“聪明人”，不如说他是超越了土司时代的觉醒者。他的“未卜先知”正是建立在对自己周遭的人、事的洞察与政治、历史清醒的认识基础上的。
“傻子”为人处世的方式是凭本能、靠直觉，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的保留。聪明人常犯的错误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傻子”往往能够突破聪明人误区，透过事物的表象，看清本质。比如，在写对汪波土司的作战中，当“傻子”拿着望远镜，看见了麦其家训练有素的士兵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尽管汪波土司的人也为保卫家园顽强应战，但在装备精良的现代代的军队枪弹的重压下不勘一击的局面时，“傻子”就预感到时代变了：因为这场“不见人的战斗”凭借枪弹装备的先进，速战速决，打得汪波落花流水，这就是现代战争，是对传统战争的深刻变革，是对骑马射箭土枪土炮的彻底否定，也破坏了很长时间以来土司们相对稳定的格局，这是现代化军队的威力带给他的理性认识。他仿佛看见了明天，“是的，好多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眼前，但我能看见”。尽管这里没有确切地说时代变了，土司就没有未来，但在叙述为庆祝胜利，土司大宴三天，作者特别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官寨前广场上扔满了吃剩的牛羊骨头，烧这些堆成小山的骨头，引来了饥饿的狼群。“骨头在广场右边燃烧。广场左侧，行刑柱上拴着两只羊，在狼群的嗥叫声里哀哀地叫唤。一只只狼在枪声里，倒在了两只羊的面前。”在这个细节中除了牛羊骨头，出现了三个物象：羊、狼、枪，这三个物象形成的制约关系，显然构成了这样的隐喻：无论弱小的土司（羊）还是强大的土司（狼），都难逃现代文明（枪）的碾压，只是时间的早晚和契机的问题。
“傻子”常常以敏锐的眼光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深切细致地感受着每个人的欢乐和痛苦、获得与失落，尤其是普通百姓、下人和奴隶们的爱恨情仇、喜悦与悲伤。
在土司统辖的领地上，“骨头”把人分成高低贵贱，等级森严。土司高高在上，主宰一切，享受一切。家奴是可任意买卖与驱使的牲口。寨子里的“科巴”（信差）随时听从土司的召唤，到官寨里来干各种杂活儿。科巴们的谚语说：火烧屁股是土司信上的鸡毛。官寨上召唤送信的锣声一响，哪怕你亲娘正在咽气你也得立马上路。
麦其土司家财万贯银子堆积如山，仍觊觎查查头人家的银子。为了强占查查头人美丽的妻子央宗和他的银子，麦其土司竟利用头人的管家多吉次仁向查查开了黑枪，又把阴谋取得头人职位的罪名加在多吉次仁的头上而杀了他，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多吉次仁的妻子点燃了已是麦其土司财产的头人寨子，并投身到大火中，用最毒的咒诅咒了麦其这个看似不可动摇的家族，让“傻子”感到仇恨的刻骨铭心；而在奴隶、下人们于熊熊燃烧的火龙前的欢呼声中，他听到了奶娘、侍女、银匠、还有自己的亲信索朗泽郎的声音……“傻子”常常从这些下人、奴隶们的悲喜中感受到对立的情绪和潜在的抗拒力量。
土司制度的野蛮、残酷、非人性和没落，“傻子”耳濡目染。用翁波意西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傻子”悟得腐朽的土司制必然走向终结。
那么，“傻子”“未卜先知”政治、历史依据又是什么呢？“傻子”知道历史上有过想把邻居都吃掉的土司，结果汉人皇帝派大军进剿，弄得自己连做原来封地上的土司都不能了。了解历史，看清现世。所以“傻子”认为如果麦其家强大到天下只有一个土司了，拉萨会看到，南京也会看到，而这两个方面肯定没有一个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如果再往前追溯，“傻子”还知道，有土司以前，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有土司以后，他们就全部消失了。
黄师爷也说：“一个完整强大的国家绝对只能有一个王。那个王者绝对不能允许别的人自称王者。”这话从历史与政治发展的趋势予以佐证。“土司制度不过是国家处理地方事务的一种手段，国家弱时才允许土司存在，国家一强，便将消亡。”黄师爷的提醒，拨雾见日，使傻子透过土司制的虚假繁荣看到内在没落的本质。
2.他是新事物的缔造者
“傻子”顺应民心，与时俱进，以变应变。在北方边界上，他拆除了堡垒，开辟边贸市场，使麦其家所有的麦子，都得到了十倍的报酬，拥有数不尽的银子，领地也进一步扩大了。“傻子”是有土司以来第一个用边贸取代了土司间战争的人，成为新事物的缔造者。在土司们还处在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始思维中时，“傻子”却能创造性地开辟边贸，并大获成功，也不是有神灵相助，而是因为有叔叔的引导和启发作为现实的基础。叔叔带姐姐回来要嫁妆时，就对家里的事发表了看法：总有一天，土司们要归顺汉人的国家。在边境上建立市场是再好没有的想法，如果将来的麦其要是还能存在，说不定就要靠边境贸易来获得财富了。这条建议，启发了“傻子”的心智，拓宽了他的眼界。使他超越了土司时代所有的土司。麦其家空前强大富有，他成为土司的土司。
二、“傻子”二少爷的难以超越
“傻子”难以超越的是古老的规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土司继位的规则
因为别人认为二少爷是“傻子”，所以他就被排除土司的继位者行列，起初他也安于现状，对土司的位置没有兴趣；可又因为他是土司家的二少爷，在有数的几次迎宾或出巡活动中，感受到了做土司的尊严和权威，让“傻子”生出做个土司是多么好的感叹，直到他喜欢的侍女卓玛、家奴索朗泽郎、翁波意西等人都要靠他当上土司才能获得自由民的身份，而且他在边境上建立市场的成功，促使他想当土司的愿望一天天强烈起来。但他囿于土司的继位规则，既不利用女婿的便利巧取茸贡土司之位，也没有把握百姓潮水一样抬他奔跑的机会发动夺权的“玄武门之变”，翁波意西说这种“以肩为舆”的奇迹不会发生两次。他失去了当土司的最佳时机。对亲情的看重，是“傻子”迟疑的原因。当洪水一搬的人潮扛着他冲出麦地，冲到杜鹃林前，“傻子”眼前闪过的是父亲的惶恐、母亲的泪水和我妻子灿烂的笑容；“傻子”回望官寨，孤零零的，我和亲人之间拉开了一段遥远的距离。拉开时很快，连想一下的功夫都没有，但要走近就困难了。因此他错过了历史的机遇。
直到索朗泽郎死去，“傻子”十分痛惜，悔悟自己没有尽早给他一个自由民的身份。
2.古老的复仇规则
在复仇者一方，当逃亡到遥远的地方时，他是有足够仇恨的。当他们回来，知道自己的父亲其实是背叛自己的主子才落得那样的下场时，仇恨就开始慢慢消逝。但他必须对麦其家举起复仇的刀子，因为这是这片土地的规则。像他这样的人必须为自己的亲人复仇，而且必须杀死一个麦其土司。
因为双方都遵循复仇规则，“傻子”可以跟那个酒馆的店主喝酒，并且谈很直接的复仇的次序问题。酒馆的店主就是仇家的大儿子。当他的弟弟跑到汉地投到汉人的军队后，按规则杀麦其土司的使命就落到他这个哥哥的肩上。他带着对纵身投进火海的母亲拿他们兄弟俩立誓的质疑，为了规则和承诺，不得不向“傻子”举起复仇的钢刀。“傻子”呢，因为“我只看到了土司消失，而没有看到未来”“谁都不会喜欢那个自己看不清楚的未来”，他带着对未来难以掌控命运的惶惑，选择了做土司时代的终结者的命运，躺在了复仇者的刀下。“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灵魂飞升，尘埃落定。“傻子”实现了精神还乡。
“傻子”难以超越土司的继位规则和古老的复仇规则，体现出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惯性与惰性，也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规则对人的束缚。
生活在土司这样一个封闭的、文化自成体系的传统社会中，目睹了多种文明对土司文明的碰撞与冲击，体验着社会的躁动不安。“傻子”自然会接受许多现代意识的影响。但是，外来的负面文化又让“傻子”感到现代文明未必都是进步与美好：黄特派员带来的机枪大炮（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破坏了土司们相安稳定的格局，争端四起；鸦片（英国经印度运到中国）的巨大收益引发了土司疯狂种植，却带来了饥荒；边境商贸繁荣了，梅毒（性自由的衍生品）也进来了；就是汉地文化的代表二太太和黄特派员，二人都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呈现出一种病态，却又都以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俯视着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
以对腐朽的土司制必然走向终结的判断能力和建立边贸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精神，“傻子”理应冲破传统规则的束缚，就连酒馆店主都认为“傻子”应是个不讲规则的人。可是，“傻子”实实在在体验到了现代文明的良莠不齐；也充分感受到了本土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既孕育着古老民族的纯真善良，也同现代文明一样存在着权力和欲望的遮蔽。那么“傻子”超越与难以超越的矛盾，应该是“傻子”不认同传统，也不认同现实的一个注脚，抑或是认同部分传统与部分现实的文化选择困境的体现。传达了“傻子”对于人置身于新旧交替、历史巨变而如何把握个体生命困境的迷惘。叔叔的牺牲使“傻子”失去了人生的引路人；黄师爷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尴尬处境；还有那个红色藏人说的“我们的队伍一到，才是算你们这些土司总账的时候”，更使“傻子”感受到在“看不清楚的未来”自身命运浮沉的不确定性。人生无常，“傻子”平静地选择了悲剧命运，显然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精神得以还乡。
参考文献：
[1]梁莉.品位《尘埃落定》的文化底蕴.湘潮（下半月）[J].2008，（2）.
[2]才旦.一个蕴涵多重意义的艺术形象——解析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
[3]徐新建.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7）.
超越 篇4
一、礼的起源
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及:“礼, 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多数学者认为“礼起源于祭祀”, 但也有学者认为祭祀鬼神之礼源于敬人之礼, 而敬人之礼“始诸饮食”。而后, 礼逐渐发展成管理人思想行为的规范, 集伦理、宗教、政治三位于一体。受惠于周公整理改造远古至殷商时期原始礼仪的努力, 孔子信仰并坚持的即是周礼。
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根——孔子之“礼”
《论语》中提及“礼”共75次, 其中直接以“礼”来论述的高达38次。在孔子的理念中, 礼、仁概可念是相辅相成的, 而礼、法概念是相疏离的。 (1) 礼与仁:孔子的礼具有至高性, 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仁”呢?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即周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根本目的, 礼是达到仁的唯一途径, 那么怎样实现“仁”呢?孔子主张以礼归仁、以仁释礼, 由仁而至礼、由礼而达仁, 即将外在的规范约束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立于礼”就是指礼是立人修身之本, 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所成就, 进而成为仁人。 (2) 礼与法:“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论语·子路》) 此话道明礼高于法, 法需要在礼的指导下施行。
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不同——孟、荀之“礼”
先秦时期,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把礼根植于仁, 进而而建构出“仁政”学说体系;而荀子强调“隆礼尊贤而王, 重法爱民而霸”, 把浓重的叛逆色彩植入儒家的礼治思想, 不得不说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1、从礼的根源讲, 孟子礼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而荀子礼论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孟子以“类”的概念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说, 提出“凡同类, 举相似也”, 并以此为前提, 首先, 孟子在驳斥告子“生之谓性”命题的过程中, 提出类属的划分应该着眼于事物的差异性, 进而得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有别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先验的道德品质, 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其次, 孟子说这种“良知良能”往往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其动力源泉是“恻隐之心”, 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德的基本, 也是“性善论”的基础。“四端”之中“恻隐之心”是核心, 与之对应的仁是四个范畴中的核心, 因为其他三种美德从本质上是体现了仁的精神。最后孟子肯定地说:“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主张礼是一种由内而发的先验的精神品质。那么恶的行为从何而来?孟子对此作出解释:人一生下来并非完整地具备了这四种美德, 而只是具备其“四端”, “端”是指人的本性中具有趋向于这种美德的潜质和趋向, 比如, 人都具有先验的仁的倾向, 只是因具备的多少不同而造成君子、小人的区别。由是孟子“性善论”愈加完备了, 孟子礼论的根源也清晰可溯了。对比之, 荀子的“性恶论”是怎样展开的呢?与孟子相反, 荀子接受了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 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各种“情”的集合体, 对外物的反应表现为“欲”。而“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则若“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与孟子不同, 荀子认为人相比于动物, 本有“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等许多缺陷, 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群”。那么“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人们友好相处的前提是分, 即合理的分配和规划, 而分配时所依据的规则就是义, 而义是礼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礼论》中论述到, 养生物资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无穷, 那么争夺厮杀之事便不可断绝从而引起社会动乱, 故人性本恶, 何以治之?曰:“以礼治之。”
2、关于礼的具体含义, 孟子依据孔子以“仁”释“礼”的思路, 对“仁”进行了理论抽象, 并为礼的存在向内挖掘存在的根据。
孟子不仅以礼来划分人与禽兽, 认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道德心理品质,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孟子更以礼来区分君子与小人, “夫义, 路也;礼, 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 出入是门也”。孟子不仅认为礼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 而且体现出礼对宗法等级制度的维护, 因为礼在本质上体现为宗法等级制度。此外, 孟子致力于“辨礼义”, 什么才是真正的礼?其认为礼是有形式与实质之分的, 出乎于内心的虔诚才是真正的礼, 并举例说“箪食豆羹”之义与“亲戚君臣上下”之义, 前者只是行为的外在表现而不足以证明其就具备了礼的内在品质, 然而后者却有关大节。今存《荀子》32篇, 全书反复强调礼字, 《礼论》更是论礼的专门之作。与孟子大不相同, 荀子之礼具体指区分人的等级的标准:“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 其次, 荀子的礼治思想中表露出明显的法家倾向。“隆礼重法, 则国有常”、“礼者, 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也”, 体现出礼尊法卑, 礼是制定各种法的准则和依据。《成相》篇甚至指出:“治之经, 礼与刑。”礼治与法治几乎一样被荀子看重了。
3、显然, 孟子之礼侧重于强调礼的内在修养功能, 自修乃是基础, 而荀子是侧重于礼的政治功能, 道德修养乃是次要的作用。
孟子判断是否合乎礼的标准基于价值判断, 而荀子则基于事实判断, 前者基于主观动机的好坏, 后者基于名实关系的结果。因而针对“武王伐纣而代之”这一历史事件, 孟子认为为了仁的原则, 可以允许对君臣之礼进行权变, 而荀子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孟子将礼的内容移植于仁, 主张加强君主个人的品质和内在修养, 进而实现仁政;荀子礼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要以礼正国, 行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 君主是权力核心而至高无上。荀子认为:“人无礼不生, 事无礼不成, 国家无礼不宁。” (《荀子·大略》)
三位圣人的“礼”论都强调用“礼”来维护“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处于礼乐尚有留存之际, 而孟、荀则处于礼崩乐坏彻底的时代, 注入思维路径的不同, 孟子开辟出了一条以内在自觉为支撑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路径;而荀子则开辟出一条以外在约束为支撑的“外在超越”的思维路径。
摘要：孔子在“礼”这一课题上仍留下许多可探究的余地, 其后, 春秋时期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 强调内在自觉, 进而开辟出一条向内深度挖掘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路径;而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 强调外在约束, 进而开辟出一条向外溯求的“外在超越”的思维路径。研究二者关于礼的不同之处, 也对我们当今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式管理的超越与被超越 篇5
来源：价值中国 作者：刘继铭
现在，西方管理大师们争相为“不具竞争力的”日本工业提供建议，他们的潜台词是“日本需要学习西方的管理方式”。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说，日本公司需要通过定位于利润、制定明确的战略和加强雇员激励来创造竞争优势，也就是接受西方的“战略性思维方式”。在美国《商业周刊》眼中，法国人卡洛斯·戈恩因拯救日产汽车公司Ｎｉｓｓａｎ而成为“日本民族英雄”，他的成功源于抛弃日本的传统做法——放弃按资历支付薪酬和升迁的日本方式、为员工提供股票期权和奖金、划分明确的责任并赋予经理直接管理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讨论日本企业管理的语气与现在完全不同。当时，日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强国，它的工厂以惊人的高效率生产着高质量的产品，大量的美国经理人飞越太平洋去丰田和索尼“朝圣”。1981年出版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是当时最畅销的商业书之一（其他几本也都是关于如何面对日本的挑战），当时最热门的管理时尚是精益生产、全面质量管理、连续改进和适时制造——也就是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企业管理方式。
日本企业突然陷入困境，不仅仅是因为日本陷入似乎毫无尽头的经济衰退，它的失败原因主要是，过于依赖长期以来的成功模式，而它们的最佳管理经验早已被西方公司所效仿甚至超越。不过，日本企业正在改变其过于自负的管理方式，这让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因为它的学习能力是一流的，而且日本企业有着将逆境转变为优势的天赋。在《创造电子世纪：消费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史诗》中，商业史学家钱德勒已用消费电子业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式管理也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日本人迅速接受戴明和朱兰的质量管理观点而建立起强大的日本现代工业。当然，戴明和朱兰在日本大受欢迎，这应部分归功于他们的观点正好符合日本文化传统。80年代的美国通过重新发现戴明迎头赶上并再次领先，现在又轮到了日本在后面追赶。历史就这样在超越与被超越、学习与被学习中前进着。
不过，日本企业管理肯定与西方人所看到的、所理解的不同。最早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是美国学者，他们认为那些与美国不同的管理方式就是日本式管理。也许是日本惟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曾经致力于向西方阐释日本工业的成功，他的观点传播很广，却可能从未被西方人接受——日本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战略思想的特点，“有创造性、富于直觉、合于理性”。
精益生产与改善
整个70、80年代，日本企业远远走在经营效率的前沿，并且某一段时期似乎可以永远改进，不断地提高质量并降低成本。它们用后来众所周知的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实时存货管理等方法提高生产力。
精益生产可能是日本式管理最重要的贡献，它在丰田汽车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丰田制造系统，丰田是50年代最早尝试精益生产的公司。精益生产基于这样的假设：时间的浪费是由不得不修复次品导致的，而资源的浪费则是由保留非必需的巨大存货引起的。精益生产的精华在于：其一，只生产所需的东西——适时生产而不是生产大量产品以防万一；其二，把每个人都变成质量检查员，有责任随时纠正错误；其三，按照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流向看待公司，而不是把产品和生产过程孤立起来，由需求拉动生产，也就是按单制造。
某种意义上，精益生产应归功于戴明。战后，美国管理学者戴明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质量控制”的讲座，他和另一位质量管理专家约瑟夫·朱兰在日本传播质量“福音”，他对日本工业乃至世界工业有着其他管理理论学家望尘莫及的影响力。戴明把他的质量观点浓缩到著名的“14点”中，其中第一点是“建立坚定不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目标”，他把质量问题从工厂的车间转移到每个管理者的桌面上，他将之塑造成一种企业哲学。丰田公司是戴明理论的最佳体现，对此加里·哈默尔说，西方竞争者只是简单地重复丰田公司在过去40年所做的事。甚至有人这样说，如果西方工业早听取戴明的意见、像日本那样广泛运用他的方法，战后的工业历史将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1980年，在名为“如果日本行，那我们为什么不行？”的电视节目中，年届80的戴明才被美国企业界重新发现。其后，全面质量管理成为不断更迭的西方管理流行时尚最新的一种。美国公司也像日本人一样“视质量为组织的头等大事”，仿效1951年日本设立的“戴明品质奖”，美国也设立了布尔德里奇Ｂａｌｄｒｉｄｇｅ国家品质奖。之后，在这一点上美国公司迅速赶上并超过日本，譬如摩托罗拉创造了著名的“六西格玛”，并把质量标准提得更高。
连续改进或改善（ｋａｉｚｅｎ）是日本式管理的另一特点。改善的关键是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发现它们。大前研一也强调利用持续改进开发新产品的日本方式，日本企业对产品的功能和质量持续改进，不断推出新型号、各种产品快速更替。对他来说，创新的挑战是渐进的。持续改进的观点与精益生产非常契合，灵活、弹性的生产线使日本企业能很容易适应产品型号的快速变动，将创新包括进去。
精益生产和改善在整个80年代大行其道，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中推崇着与日本式管理非常类似的观点——“管理者的成功源于将寻常的事情做得不寻常地好。”
日本企业在精益生产和连续改进上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它们现在几乎变成劣势。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企业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益，甚至到了无法变得更好的境地。虽然日本企业能持续地改进原有产品，使其更为智能、易用，但它在开发具有产业变革潜力的产品上却乏善可陈。所有的日本车看起来越来越相像，但是人们需要的是更简单、更为大胆的设计。用波特的话来说，“用残酷无情和思维单一的努力来争取最佳生产会导致竞争趋同……当竞争对手们在质量提高、时间循环或供应商等方面相互模仿时，竞争变成了沿着同一条道路的没有赢家的赛跑。”而相反地，通过与日本企业创建合资企业，西方企业早已掌握了精益生产的秘密，它们在其他方面譬如创新、战略方面的优势则凸显出来。
共识型领导 精益生产与改善是日本式管理的一面，共识型领导方式和注重长期目标等则是它的另一面。在《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中，理查德·帕斯卡尔和Ａ·阿索斯总结了“7Ｓ结构”——即战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技能（Ｓｋｉｌｌｓ）、人员（Ｓｔａｆｆ）、共享价值观（Ｓｈａ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体制（ｓｙｓｔｅｍｓ）、和作风（Ｓｔｙｌｅ）。日本企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重视软性的“Ｓ”——作风、共享价值观、技能和人员，相反地，西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硬性的“Ｓ”上——战略、结构和制度。日本工业的成功促进了人们对软性“Ｓ”的关注，但日本企业的共识型领导方式并未被西方企业像精益生产那样效仿，而诸如终身雇佣制等促进员工忠诚度和团队凝聚力的方式则几乎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不过，现在人们开始尝试着去认识这些独特的日本管理方式的价值。
日本公司领导方式的特点是寻求共识。在领导方式上，西方公司更像军队，有明确的命令线，在经理层和其他人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日本公司更像村镇公社，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它更强调达成共识和共同决策。
这种寻求共识的基本假设是，达成意见的统一有利于决策的顺利执行，当然其后还有着更深刻的日本文化背景。通常来说，美国公司的老板显得傲慢与咄咄逼人，日本公司的老板则温和而又缄默；美国人生来是进行决策，日本人则更愿意让决策决定自己。日本人喜欢把领导力和空气做类比——它们对生命都非常重要，但都不可见和不重要。在日本企业的会议中，领导者可能完全保持沉默，而让他的部下争论某项决策的优点和缺点。在日本企业中，领导的艺术是遵从集体的意志，而不是用个人魅力领导组织。
寻求共识的领导方式也使得日本企业以独特的方式形成长期战略。在西方，公司战略通常都很清晰与明确，它们由专业的战略设计师进行规划，形成正式的计划；在日本，战略则随意得多，它由整个组织共同形成，以愿景和使命的方式表达，通常没有写在纸上的、精确的计划。大前研一认为日本企业这样的战略形成方式是与其终身雇佣、职位轮换制等管理模式一致的。终身雇佣使得核心员工能与公司的长期目标一致；管理人员晋升之前需先在各种不同职位经过多年的轮换，这使他们能进行全局性思考，对变动的抵触性也更小；每个人都必须从最基层做起的惯例使得高层主管清楚地了解企业基层的运行。这样的战略形成方式也使得日本企业不像那些美国大型企业一样拥有大批战略计划人员，相反，大前研一解释道，它通常只有一位具有天赋的战略家，他“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潜心思考公司、顾客和竞争者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发展出全套指导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计划”。
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和非正式交流是达成共识、制定决策的基础。在日本，员工每天在下班后一起去喝酒是再正常不过的活动，周末员工常常到郊外开“策略会议”，实际上可能一起泡温泉。傅高义曾说，这些非正式团体的活动比强调得更多的禀议书决策制定系统、终身雇佣等对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作用更大。
不过，在日本跨国公司逐渐由出口产品转向海外投资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在那里的日本企业里，日本式的共识型领导方式不再可行，主要原因是共识似乎只存在于日本人之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外国员工的意见。在美国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日本跨国公司里存在着“米色纸天花板”，也就是只有日本人才xuexihr.com可能升到某些职位上去，其他人都会像遇到天花板一样无法继续升职。尽管日本企业将其高效制造体系成功地移植到海外，但它们往往只是利用了当地雇员的手，而精明的跨国公司则应利用当地雇员的头脑。
日本企业之间由银行、供应商和相关领域公司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被认为是其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日本企业间大量交叉持股，形成所谓的企业联盟ｋｅｉｒｅｔｓｕ，企业有着稳定的长期所有权结构。这种关系网络虽然可能有利于协作与竞争成功，但它对其他国家的企业经营几乎没有借鉴意义。而且由于缺乏来自股东的压力，日本企业“往往无原则地维持非盈利业务，而不是把资本重新配置到更具生产力的用途上去”，现在它已由推动力蜕变为发展的障碍。
规范认识的超越 篇6
黄教授十三岁即随家由香港赴美国读书，后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在萧公权先生门下治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说是战后在道地的美国教育方式下培养起来的新生代汉学家。但令笔者吃惊的是，黄氏在美生活凡几十年，居然能于纯正的美语而外，操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听说广东话和上海话也讲得很地道。这种语言上的优势，使黄氏既能避免某些在中国受教育，后来旅居美国的学者因语言障碍而导致的同西方文化的隔膜；同时又避免了许多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难以避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的缺乏了解。这或许可以看作黄氏日后能从同侪中脱颖而出，享誉美国史坛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吧。
黄宗智先生之暴得大名，成为美国少壮派史学家中的佼佼者，并不以其寒窗数载，苦心营构的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博士论文为指归，这在通行以博士论文创天下的美国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使黄氏一举成名的，乃是在与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毫不相干的社会经济史领域中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一九八四年黄氏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一书。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经济史著作。它既不同于传统经济史著作的从某一微观经济现象出发，剥茧抽丝，精雕细刻；也不同于汤因比，韦伯等哲人型史学家上下几千年，纵横环宇内，对历史进行宏观、整体的描述，而是以华北这一不大不小的经济区域为考察对象，截取由明清至民国时期这一不长不短的时段，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个方面进行客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观研究。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这种研究已难说是经济史研究还是社会史研究，而是将二者融为一炉；同时也很难说属于明清史抑或是近现代史的范畴，它已“跨越了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把近现代一些历史的变迁，追溯到清代前期。”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更新，使黄宗智先生在对华北地区的研究中得出许多不同寻常的结论。如著者认为，倘若比较中西方近代社会变迁，突出的不是其相似之处，倒是两者的不同处。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小农的无产阶级化，导致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兴起。但在中国，小农经济一直延续到革命前夕。并明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至少华北农村中广泛存在的谋生而非谋利式的简单商品生产，即是在小农经济范围中展开和收束，并不存在性质的变化。正是类似的一系列新颖见解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使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强烈反响，并于出版后的次年(1985)荣获东亚历史专著费正清奖。
六年之后，黄宗智先生又推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第二部力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一三五○——一九八五》(以下简称《长江》)，再次享誉美国史坛。是书于一九九二年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东亚史研究列文森奖。黄氏在美国中国史研究中两度蟾宫折桂，榜上有名，显示出强大的实力和优秀史家的素质。尽管黄著中的许多具体结论是可以商榷的，而且确实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如黄氏与马若孟最近的笔墨官司即是一例，但黄氏在著书立说方面的成功乃是无可争议的。)
那么，黄氏成功的秘诀何在呢？
全面评述黄宗智先生两本新著的学术价值，不是这篇短文的目的，这两本书在《读书》已有介绍。我这里想稍微多说几句的，乃是某种史之外的东西，即导致黄氏在具体研究中有一系列突破的认识论方面的因素，笔者名之为：规范认识的超越。
去年，黄宗智先生将近几年围绕写作《华北》和《长江》两书所形成的若干单篇论文汇集成册，取名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以下简称《危机及出路》)，交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作者近年来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领域中苦苦求索的思想脉络，为我们把握黄宗智先生理论思维的内在超越过程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当黄氏上述两本力作相继推出之际，论者们尚在猜测黄氏是否有创立一新规范(或范型)的大抱负，现在看来，谜底已昭然若揭了，他的确有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创造某种新规范、新体系的远大抱负，且已开始逐步付诸于行动。
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尽管《华北》与《长江》两书在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上如出一辙，可视为姊妹篇，但从思维角度看，二书却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华北》一书重在既有规范认识的“综合”，那么，《长江》一书则表现出对若干规范认识的“超越”。综合之中固然不乏富有新意的探索，但超越的追求则更能体现一种全面的创新意识和突破意识。如著者所言：
在我一九八八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术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一九九○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术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危机及出路》第147页)
正是在《长江》一书中，黄氏一反过去综合两种古典理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调合立场，大胆设定表面看来似乎尖锐对立的两种古典理论及其现代诠释(如“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传统中国论”、“近代早期中国论”等等)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规范认识(或曰共同信念)，如双方都不言自明地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资本主义)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化。正是从怀疑这些不言而喻、毋需证明和已成定论的规范认识入手，黄氏根据大量尽可能搜罗到的历史资料和现代人类学调查资料，论证了从明清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这数百年间，江南农村蓬勃发展的商品化进程并必然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和小农家庭生产单位的衰亡，反之却是它的进一步完善。他试图证明，数百年来，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总量上虽然有所增长，但这主要是在人口的压力下，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来换取的，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由此，黄氏提出了该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过密型增长”(invo1utionary growth)，即没发展的增长。围绕这一核心概念，黄氏不仅给人们勾画了一幅与过去的解释截然不同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长期趋势图，而且从最终打破“过密型增长”的崭新角度，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的历史意义。显然，从先前的“综合”到最近的“超越”，体现了黄宗智先生史学思维方式的某种飞跃。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飞跃，使黄氏能慧眼独具，于他人习以为常处，捕捉到可能引发若干史学新认识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史这个充满数目字和最枯燥无味的事实的领域，作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创造性探索。
黄宗智先生对规范认识的超越直接受惠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正是在这本篇幅不大，却特别耐读的科学认识论的杰作中，库恩提到了“规范”(paradigm，或译范型)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库恩认为，规范为科学共同体(科学工作者按同一规范组成的集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规范内，就形成反常。反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的规范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就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但究竟什么是规范，库恩却似乎从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黄氏将库恩科学规范的思想移植于史学研究，提出：“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危机及出路》第141页)他认为这才是库恩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义。在他看来，规范信念或规范认识比起任何明白表述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为广泛、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但不幸的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恰恰是某些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似乎发生了危机，即规范认识的危机。那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说已经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黄氏认为，规范认识危机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所揭露的一系列悖论现象(ParadoxS)，这些悖论现象使人们不得不转而怀疑规范信念本身，使规范信念濒于崩溃的边缘。在这里，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例如，按照规范认识，商品化应同经济发展相一致，商品化将导致近代化。然而，实证研究所揭示的悖论却是：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一对立的现象确实同时存在。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然会导致近代经济发展？如果从事实性研究中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应当超越传统规范认识，构筑新的理论规范，对商品化与经济发展的正确关系作出新的解释，这样，新认识和新观念也就随之产生。黄氏提出的其他悖论现象还包括：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的同步发展；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所市场并存；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的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等等。最近黄宗智先生在他正在撰写的有关中国近代民法史的新著中，已开始系统地提出法制史研究中的若干新的规范。在创立新规范的方向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学术的进步通常伴随思维方式的进步。黄宗智先生上述的探索应当说是相当深刻的，它触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隐密，但又相当关键的思维方式问题，即立论和思考的规范性前提的可靠性问题。倘若我们研究的是新问题，使用的是新资料，但凭借的却是含糊的、外延不周的，缺乏共同约定的旧概念，或已经与事实相悖的旧规范，仍难免穿旧鞋走新路的尴尬，无法获致有突破意义的科学新认识。此外，当我们在既有规范的旧轨道上运行惯了之后，是否会产生某种思维的惯性和惰力，而需要一种根本性的怀疑精神来重新验定既有规范，激活我们的理论创新意识呢？
当前，史学研究存在着某种危机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走出危机的出路何在呢？这里，黄宗智先生有关规范认识危机及其出路的思考，对我们不无启迪：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大胆怀疑并超越某些传统规范性认识，可能是走出危机的第一步。对旧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的创立，常常是从原有的概念和研究规范暴露出它们的不适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史上，相对论的创立就否弃了牛顿物理学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并重新审查了质量和能量等概念。所以，超越规范认识，首先意味着对旧有理论的许多看似规范实则不规范的关键性概念进行廓清或重新理解，使概念的表述得以准确化、清晰化和真正规范化。例如，“封建社会”即是在中西方历史学者中长期引起歧义的一个概念。Feudalism(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在西方史学家中是一个有着共同约定性的历史概念，通常指中世纪同封臣制、采邑制和庄园制相联系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古义中，“封建”一词亦指实行“裂土分封”制的上古社会。然而，在我们今天所接触的历史教科书中，则是指由秦朝至清朝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形态。这是将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果。概念上的如许差异，难怪要使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在洗耳恭听我们宣讲中国封建社会史时，会急得抓耳搔腮，举手频频。再如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也存在若干认识含混不清的地方。过去受革命史的影响，通常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主张从社会形态演化的角度，将下限定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究竟如何断限更合理姑且不去理论，但至少为编写历史教材计，也应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否则一入近代史大门，真有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的感觉。其次，更重要的是，对规范认识的超越，又意味着摆脱某些似乎认为毋庸置疑的规范性暗示、联想和推理，逐步过渡到一种新的规范性认识或范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使用得颇为频仍的“洋务派”、“改良派”、“买办阶级”等概念，便带有某种规范性、暗示性的否定价值评判在内。历史人物一旦与这些概念沾上边，往往就成为灰色的乃至反面的历史人物，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反之，对待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类来自社会下层的农民运动，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去寻找和论证其革命性、进步性，而对其内在的深刻矛盾性则鲜有着力的分析，对其表现出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往往轻轻一笔带过，甚至完全避而不谈。这是习惯从政治史(有时是极狭隘的革命史)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结果，也是长期的规范认识使然，惜乎尚未得到彻底的纠正，总是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我们的史学思维。对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化认识，也是长期左右人们史学思维的一种规范性联想和暗示。在西方“传统—近代”两橛模式的影响下，人们总是习惯不暇思索地将西方近代社会当成万流归宗的“楷模”，凡近代的就是好的、进步的，凡传统的就是不好的、落后的，因此有“全盘西化”的主张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误导。而完全看不到“传统”与“近代”并不是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近代化非但没有也完全不必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是为传统的近代转化和承传开辟道路。摆脱“传统一近代”两橛模式的旧规范认识的影响，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确立一种新的中性的认识，其结果很可能是导致新规范的产生，使我们的史学思维走出某种思想的误区。
在上述意义上，黄宗智先生近著中对规范认识的超越，其启发性和普适性似又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隅。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于武昌南湖之滨
超越 篇7
亨利·戴维·梭罗, 19世纪美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 28岁的他独自来到瓦尔登湖畔并在此生活了两年。《瓦尔登湖》就是他对这段生活后的作品, 它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 在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 向世人揭示了这样的人生真谛——一个人如果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 其实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梭罗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 工业发展蓬勃, 经济增速迅猛, 但它却使人们普遍的陷于拜金主义思想之中, 物质与经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梭罗对工业文明侵蚀人性心怀忧虑, 他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 将时间腾出来来深入生命, 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 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 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 就不会有那么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他在瓦尔登湖畔追求孤独, 实际上也是在追求深刻, 他想在孤独的心境中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探索。他曾说的“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 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 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在同时代的人眼中, 梭罗一直被当作一个行为怪异的人而得不到认同。一直到世纪之后他及他著作才得到了理解, 而现代人在浮躁、焦虑的人生状态中反思人生, 也越来越能体会到梭罗的睿智与深刻。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е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 , (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 , 苏联—俄罗斯的杰出作家, 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曾参加卫国战争, 因作战英勇而荣获勋章并且衔至大尉;却又因敢于批判现实的言论而被劳改和流放, 长达11年;70年代后, 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10月8日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 “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 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承诺他领奖后还能返回苏联, 所以索尔仁尼琴未能去领奖;1974年2月13日他被强行押上飞机驱逐出境, 直到1994年5月27日才结束了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回到祖国。索尔仁尼琴著述颇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1916年10月》、《1917年3月》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 名为《红轮》, 这是目前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它构成了俄罗斯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完整而又真实的重现了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他曾经说“作家绝不能以事不关已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自己的同胞, 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的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的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 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永远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 在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推上绞架, 那绞索必然在你手上留下紫色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 甚至吸毒、绑架, 那么你的呼吸中必然杂有污秽之气。我们谁能够大言不惭地宣布, 现在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很多西方人视索尔仁尼琴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 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 资本家, 个人消费者, 自由主义者等, 在他们眼中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在俄罗斯国内,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对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因为他既不同“民主派”站在一道, 也不同“爱国派”站在一起——因为, 用他自己的话表述——他只与俄罗斯在一起。索尔仁尼琴比苏联活得更长了17年, 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超级系统, 已于1991年宣告解体。索尔仁尼琴似乎早已洞见了这一天的到来, 有人曾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 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 正因为他的良知使他能够超越同时代人们的眼界限制, 超越政治压迫, 超越时代环境的局限, 而看清眼前、看到未来, 从而为世界贡献出了一笔无比丰厚的文学财富, 虽然他的一生饱经磨难, 却为人类的前行之路点燃了一支明亮又温暖的火把。
还有许多伟大的作家, 无论是有生之年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 多年后却被奉为现代主义开山鼻祖的卡夫卡;或者是承受着同代人们的不理解和排挤, 却有毫无保留的著就《忏悔录》的卢梭;又或者是身后数百年才为人所理解, 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皈依的象征的, 被成为“千古隐逸之宗”的靖节先生, 等等, 他们生前都曾饱尝孤独, 他们是思考者、是践行者、是引路人, 他们也许都曾经历过卞和一样的痛苦, 他们的孤独, 正是来自于他们的超越, 超越了世俗趣味乃至文化环境, 以此点亮了人类精神前进的火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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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广告战略 篇8
成功的广告首当其冲是新奇的策略。在国内站稳脚跟的广告公司, 一个个又面临国际大型广告公司的挑战。企业若想持久, 反映在广告竞争上, 非具有“推销挂帅”的市场观, 和广阔的广告眼界不可。经济战中, 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也非广告战莫属, 国内每投资1元广告费, 就可收回10—20元效益;在国外, 投资1元广告费, 可收回20—30元的效益。
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而又竞争激烈的市场, 消费者十分熟悉的外国商品, 有瑞典的汽车, 比利时的糖果, 日本的电子产品, 意大利的表, 德国的笔, 原苏联的伏特加, 法国的香水。之所以有这种繁荣的景象,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营销信息交流的努力。广告业和促销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为产品增加市场占有额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广告的竞争, 实质上是智力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广告应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美国广告活泼、渲闹;英国广告持重、朴实;法国广告华丽、抒情;香港广告夸张、戏谑;台湾广告含蓄、蕴藉, 各地广告风格多样, 特色纷呈。
在中国“先入为主”、“先声夺人”, 正说明提前发动广告攻势的必要性。可口可乐“挡不住的感觉”, 让亿万中国人为之喝彩。“万宝路”带着浓厚的美国西部色彩, 浪漫潇洒投合了中国中青年一代的心理向往。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年代, 广告不仅提供了消费者需要的信息, 拉近了买卖双方之间的距离, 也将成功的企业文化带给每一个人, 甚至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活一个企业。如1990年以前, “健力宝”面临着饮料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的危险境地。这时, “健力宝”集团冒着倒闭的危险, 将仅有的百万资金投在广告宣传上, “健力宝”就是这样将企业形象树立在中外客户心中,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 如果由此认为广告大投入一定能获得高产出, 就大错特错了。
“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广告竞争
在我国陨落的企业中, 很多都是由于广告战
点石成金
略上过于乐观而失败的。“标王现象"曾引起整整一代企业家的思索。让我们看看中央电视台标王的命运:1995年的“孔府宴"、1996和1997年的“秦池", 1998年的“爱多"无一例外地陷入困境。它们都曾靠广告效应红极一时, 但最终还是在广告的陷阱中淹没。其中仅仅是县属小企业的“秦池", 将注册资金仅几十万元的小企业, 发展到利润过亿的利税大户。但这时, 头脑发热的他们坚信“最优秀的人应该做商人, 最优秀的商人应该去做广告。"居然在1996年以6666万元的高价夺得标王之后, 1997年又送给中央电视台3.21亿元的天价。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利润固然与广告有关, 但也包括了其他因素的巨大作用, 如产品市场环境好坏、员工的素质等, 不能把利润完全看作广告投入的一元函数, 后来在“地毯式轰炸的无效广告"中产品严重积压, 企业最终在亏损的境地中一蹶不振。
企业家急于通过广告造名似乎钻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还不成熟, 盲从现象非常普遍的空子, 因此, 从这个角度上说, 中国消费市场又是广告的温床;又由于大多数消费品是消费者本身根本不能检验, 比如某种饮料是否具有保健效果、洗发水是否含有维生素等。这些产品一旦被广告引发了从众现象, 产品的销量就会以几何级数猛增。在我国这个大市场里, 即使每个消费者只是以试用的心态购买一次, 厂家获得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
另外, 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 如“某产品扬威国际市场"、“某产品取得科技重大突破"、“某产品展览会在京召开"等等。他们利用消费者对媒体新闻的信任, 以新闻的形式表达广告的内容。在这种如产品市场和消费心理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使广告在我国的作用非常明显。如果广告表现出来的投入产出比高于其他投资的经济效益水平, 企业就会不遗余力地做广告。然而, 随着人们选择意识的逐渐成熟, 消费者们就不免去想:我买的这1000元商品中有多少是代替企业支付广告费, 有多少才是我真正得到的产品使用价值。这个想法将使很多消费者对宣传泛滥的产品望而却步, 而且没完没了的广告也会使消费者产生逆反心理, 甚至最终会葬送这个企业。我们做广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只是为了提升一时的销售额吗?
知名度不等于名牌
企业都希望通过广告战略提高企业和产品
“的之造知前实名企", 业与但有“在必造投要放名搞"的关广清告楚 VIS系。“造实"和“造名"
似乎是有对立性的, 因为企业的资金及其他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把过多的财力和精力用在广
告的“造名”上, 必定会导致另外一方面的资源不足, 如果说我国“秦池"等企业是“造名"的巨人, 那么他们同时也不愧是“造实"的侏儒。虽然“酒好不怕巷子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分析, “造实"才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 否则产品难免“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 给消费者留下永久的不良印象。
超越大限界外生意 篇9
跨界 (Crossover) 代表着一种新锐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的融合,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最潮流的字眼。如今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 跨界的风潮也愈演愈烈。
在跨界消费时代, 企业如何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在《跨界战》一书中, 深度解剖了在跨界消费和跨界事例营销传播来临的时代里企业面临的种种挑战, 并阐述了一系列在市场实战中形成的跨界策划的策略、方法、战术, 并列举了十多个经典的跨界成功案例。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会发现:当不同领域发生交叉时, 各种观念在一起碰撞、融会、糅合, 我们往往能获得出其不意的创新。譬如文艺复兴时期, 之所以能引发空前的科学与艺术革命, 就在于艺术、科学、文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跨界使得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一次空前的爆发。可见, 积极探寻不同领域的“交叉点”, 我们就能发现无数出奇制胜的创新想法。
事实上, 今天, 很多企业, 包括很多从事广告和传播的人, 脑袋上都有一个“习惯的紧箍咒”, 这个“紧箍咒”会让我们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惯性认知。一个成功的职业者必须在多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职业领域中转换, 这样可以通过移动自身, 把自己变成多个领域的交叉点, 从而激发出某种非传统式的创新。这个世界的所有要素都是可以重新组合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跨界战》是一本帮企业完成超越既有观念、摆脱禁忌, 进入不破不立、超限之境的书。
俗话说:太熟悉的地方, 没有风景。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行业, 有点陌生, 有点新鲜。“生意”就在陌生与新鲜之间。书中所提到的云南白药牙膏, 作为一个医药企业, 云南白药与牙膏结合就是一个界外生意。这种“界外生意”是需要智慧的, 不是每个人、每个企业都能看到这种“界外”的机遇, 同时, 即使看到了, 也需要企业付诸实施的跨界勇气。
“跨界”, 是要讲策略、讲方法的, “跨界不当”就有“败走麦城”之险, 在《跨界战》中, 论述了不少跨界的策略方法。
跳出行业看行业、跳出产品看产品。跨界创新需要企业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如书中所述:人群的跨界拓展, 可以为企业带来滚滚财源。每个产品和品牌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目标消费群体, 而在跨界消费时代, 原来不需要你的产品的一类人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目标消费者。传播的创新对企业也尤为重要, 如何做到跨传播突围, 企业必须加快创新的步伐, 打造自身的“独特的传播模式”。
跨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合营销传播的纵向概念延伸和扩大。所谓整合营销传播, 一方面把广告、促销、公关、直销、CI、包装、新闻媒体等一切传播活动都涵盖到营销活动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使企业能够将统一的传播资讯传达给消费者。所以, 整合营销传播也被称为Speak With One Voice (用一个声音说话) , 即营销传播的一元化策略。
超越高清,追求完美 篇10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4K终端显示设备如影院放映机、投影机和电视机已经商品化。美国的影院中40%以上的数字银幕都装备了4K放映机,家电卖场里几乎所有电视机厂商都在销售4K大屏幕电视机,支持60P的4K显示接口HDMI V2.0技术规范刚刚发布就被业界广泛采用。在电脑设备方面4K显示器已经开始销售,20英寸的4K平板电脑也即将上市。与高清和3D一样,目前终端显示设备在4K产业链上的发展遥遥领先。
从生产4K内容的前端也就是拍摄和制作设备来看,4K、5K、6K以及8K像素的摄影机/摄像机已经大量上市,几乎所有主流非线性制作设备厂家的产品都支持4K制作,新的压缩编码算法能够大大降低4K节目的数据量,因此4K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成本正在快速下降。4K电视直播系统已经在2013年的联合会杯赛场进行了测试,2014年的世界杯将首次采用4K电视进行直播,日本和韩国都将开播4K超高清电视试验频道。
因此,对影视行业来说,4K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开始做的问题。从技术层面来看电影采用4K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已经有很多电影采用4K技术拍摄、制作、发行、放映。目前电视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尤其是直播系统都是为2K高清设计的,因此对电视直播来说4K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就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高清的发展状况,在整个4K的“生态环境”中处于滞后的状态。
安庆鸿达 超越平凡 篇11
有着戎马生涯的陈世贵总经理既有军人的刚毅与豪爽，又有商人的睿智和儒雅。他当过兵，从过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超人的胆识塑造了他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处变不惊的强者风范。站在浪尖的人，永远不会被浪潮所淹没。采访中他的一句话掷地有声："要学好做生意，先要学好做人!"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无法把陈总与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纵横捭阖的商人联系起来，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不仅做活、做好、做强了企业，还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把企业员工真正团结凝聚在一起，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这种对员工人性化的管理成为同行中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陈总介绍道，安庆市鸿达通讯是经安徽省邮电管理局批准销售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的技术服务性单位，是中国移动安庆分公司、中国联通安庆分公司SIM卡入网特约代办处，是国信寻呼安庆分公司指定专营商店，是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松下、三星、科健、西门子、波导等系列手机指定的经销商。自1998年成立以来，公司员工始终本着"用户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的经营宗旨，不断发展壮大，鸿达人经历了春的播种、夏的耕耘，得到了秋的收获。
谈及这一切，陈总深有感触，他认为，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就必须以顾客为中心，"顾客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围绕这个中心，再保证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人才管理、市场供求变化、思想教育等各项工作，只有花大功夫下大力气，才能使企业迈上新的台阶。公司为此提出的口号是：管理严、质量优、服务全、意识新。陈总说，这十二个字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源泉所在。
面对已取得的成绩，陈总显得很谦虚冷静，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加强硬、软件设施建设，同时顺应形势走集约化营销、服务、维修一条龙的配套经营之路，努力使企业走上一条具有专业品牌特色的稳定发展道路。"流金岁月，谁主沉浮"，我们相信，安庆鸿达通讯，这颗在竞争中崛起的经营服务通讯之星，在未来将会迸发出更加辉煌夺目的光芒
爱,超越生死 篇12
灾难之时方显人性的光辉, 危难之时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感动。从灾难降临至今, 在神州大地传诵着的众多感天动地的名字里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是:谭千秋、袁文婷、聂晓燕、王周明、刘宁、严蓉、张米亚、苟晓超、吴忠洪……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教师。当成千上万间房屋倒下去的时候, 当砖石瓦砾砸向孩子们的时候, 他们用爱撑起了整个世界, 用鲜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示了人民教师的伟大, 诠释了教师这一太阳下最光辉职业的内涵。
当救援人员扒出了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导主任谭千秋的遗体时, 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他双臂张开匍匐在一张讲台桌上, 身下死死地护住了4个学生。孩子们得以生还, 而谭老师却永远地去了……在他的身后, 留下的是一个家庭的眼泪和惋惜, 四个家庭的团聚和幸福。
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的袁文婷老师, 为了救学生, 一次又一次冲进教室, 柔弱的双手抱出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当她最后一次冲进去时, 楼房垮塌了, 青春定格在26岁。
地震发生时, 汶川映秀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睡午觉。聂晓燕老师一手一个抱出了两个孩子, 而她自己的孩子却被掩埋在屋子里。当她的孩子终于从废墟中被挖出时, 聂晓燕撕心裂肺的哭喊穿透了废墟:“娃娃……妈妈……来不及啊……”
红白中心小学的王周明老师, 在房屋垮塌的一瞬间, 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把还没跑出教室的一名女生推出教室。而这时, 一根粗大的横梁打在他的头上……
汶川县映秀镇的群众永远也忘不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一名男子跪仆在镇小学教学楼的废墟上, 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还活着, 而他已经永远离开了!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 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这就是该校29岁的老师张米亚……
灾难面前, 生命原来如此脆弱;面对灾难, 生命却又如此璀璨。在最危急的时刻, 人民教师用他们的沉着、机智和勇气挽救了无数个花朵般的生命, 奏响了无数次荡气回肠的生命颂歌。同样是生命, 同样有亲人, 他们用一次辉煌的陨落, 挽回了另一个生命。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阐释了什么是爱, 什么是责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教师博大的爱, 铸就了师魂!他们的每一个表情, 都令人动容;他们的每一个姿势, 都感天动地;他们的每一个瞬间,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人类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绽放出的伟大, 足以让有限的生命变成永恒, 把“老师”这个亲切而又令人敬重的称呼深深地刻进世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