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制度

史馆制度（精选3篇）

史馆制度 篇1

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档案管理工作的繁荣时期。唐代的档案种类已非常齐全, 档案管理工作也已经初具规模, 档案管理制度已经囊括了收集、保管、鉴定、统计等多方面, 并建立了相配套的档案管理违法处罚制度。随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档案管理、应用工作的发展, 史馆这一档案管理机构产生了, 唐代史馆与唐代的档案编纂及管理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 唐代史馆及其制度为唐代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由此可见, 梳理唐代史馆及史馆的档案管理制度不仅利于深入认识档案管理的发展历史, 更有利于我们探索盛唐时期的文明成果。

一、唐代史馆的概述

史馆起源可追溯到汉代时期, 汉代的兰台、东观是国家的藏书之地, 为了便于查阅资料, 逐渐成为了官方著书的场所, 这就是史馆的萌芽。之后, 北齐开始建立史馆, 其组织机构与人员制度相对完善, 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唐代时期, 史馆正式成为了隶属于国家的独立修史的政府机构。唐贞观三年史馆制度被正式确立, 史馆成为官方修史活动的独立机构, 史馆主要负责编纂本朝的历史, 国史一般是由著作局负责编纂, 太宗为了加强修史工作的管理, 将史馆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单独的机构。唐代史馆的人员建制也日趋完善, 其可分为监国修史、一般史官和其他勤杂服务人员, 史书的编纂活动主要由监修国史主持, 编纂任务主要由史官承担, 其他人员则为编纂活动提供事务性服务。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我国唐代史书编纂和档案管理工作空前的发展, 唐代统治者认识到史学对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作用, 不断完善史馆的修史制度、史官建制, 这一完备的史馆体系, 也为之后历代所沿用[1]66。

二、唐代史馆的档案来源与分类

唐代档案资源主要来源于当时政府机构的直接提供和相关机构的及时记载, 主要来源包括史官的记录、诸司的报送、史官的个人收集、资料宣付史馆。其中史官的记录和诸司的报送是史馆档案资料的基本来源。首先, 史官的及时记录主要是指官方设立的起居郎伴天子左右记录日常的言行及国家政治军务事务, 并定期送至史馆, 这一史料成为唐代史馆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档案资源。史官记录主要有起居注和时政记, 起居注是记载以统治者为中心各个方面的事件和制度的编年体史书, 其翔实的内容及较大的数量为日后编纂国史提供了丰富的档案资料;时政记是记录君臣们所言的国家政治军务要事或者事关礼体的言论, 时政记是对史官无法参与重要国事讨论及决策而不能记录的补充。第二, 诸司的报送是指中央集权下的各个部门要向史馆报送其直接参与国家各类事务管理的详细记录情况。唐代时期, 统治者明确制定了相关规定要求各个部门机构向史馆报送档案资料的类别, 并保证国家档案资料的数量及可靠。同时, 唐代对各司应向史馆呈报档案资料的时间规定极为详细。唐代将应报送的档案资料任务直接分派给各个政府部门这一相对完善的档案资料管理体系, 充分地保证了史馆对各司档案资源的保存及全面性, 使得史馆能够准确掌握各个部门管理事务的情况和信息, 为后人考证当时的各种信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2]38, 进而推进了我国古代档案事业的发展。

史馆人员进行史书的编纂能否取得较高的成绩, 其主要取决于档案资料的全面及可靠。唐代史馆的档案大概分为起居注、诸司及地方呈报的资料、遗闻佚事这三类。首先, 起居注主要记录了核心统治集团政事活动, 由起居郎定时交给史馆作为史料, 以季为卷。起居注内容详细, 凡是皇家册命启奏、封拜掩免都被悉数记载, 之后经由史馆进行编撰。起居注是由专职史官直接记录下来的资料, 极具真实性, 其对皇帝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第二, 经由各级管理部门及地方送报的重要事件及相关情况等基本资料信息。唐代时期, 国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其中规定了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应及时将政治、军事、典礼等各项事务, 及天象、吏治人才等社会情况呈送给史馆, 这些档案资源经由史馆整理存留。第三, 史馆相关人员对各类遗闻佚事及文人的文集、史馆的自行采访等资料进行整理、汇编。

三、唐代史馆的档案管理与利用

第一, 唐代史馆档案管理保证了档案的真实价值。唐代的档案资源来源较为广泛, 而唐代政府制定相对完善的相关制度来保证档案的真实性及客观性。比如, 起居注作为记录封建统治者政治活动的最直接的文献, 十分重要。这一档案资料是由起居郎对君主的一切言行进行如实记录, 即使面对某些特殊情况, 也要“临陛俯听”掌握第一手的真实资料, 之后“退而书之”。另外, 太宗时期, 还设立了左右史执笔记录宰相所奏之事, 逐一写入起居注, 保证了资料的真实。另外, 唐代例行规定皇帝不能观起居注, 当皇帝想要阅读甚至修改起居注都被一些史官严词拒绝, 进而保证了起居注内容的真实可考。对于史官自行收集的档案资料, 史馆也建立了一种自核制度, 这些档案资料需要与其他途径资料进行核对方可引用。唐代史馆对不同来源的档案资料采取不同的措施, 这些措施都保证了史馆档案资料的真实价值。

第二, 唐代史馆档案管理严格限定了档案的归档和保存。唐代规定了各个部门及地方呈送给史馆资料的相关规定, 其详细规定了各部门要呈报档案的类别, 还有如史馆查知某处有可考资料可向相关部门发牒索取, 该部门必须一个月内将相关资料呈送。这种对档案管理的制度对保证档案收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并使得档案资料收集渠道更加多元化。另外, 唐代史馆还规定了档案资料归档时间。档案资料经过相关人员整理完毕之后, 史馆会在文书上注明日期并打上红色标记, 之后进行收库保存。唐代史馆中对档案的保存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史馆中有专职人员来对档案进行整理和保存, 其中“楷书”负责抄录编次档案, “典书”负责管理史馆的档案库房, 还有负责纸张和装潢的“熟纸匠”和“装潢直”, 使得档案资料能够长期存放。此外, 唐代还开创了我国古代档案鉴定销毁制度的先河, 对档案资料进行三年一拣除的制度[3]70。

唐代史馆对档案资料的利用主要体现在用其编撰前朝和当代的史书。唐代时期, 史馆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使得唐代在编纂史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贞观三年到十年开始修撰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史书, 随后又相继修订了《晋书》、《南史》和《北史》, 二十四部史书有八部成书于唐代。史馆完成八史任务之后, 开始转修本朝史, 唐代史馆依据前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档案资料来编纂前朝皇帝的编年史, 比如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 编纂了高祖直至武宗的二十七部史书。综上所述, 可见唐代修撰了八部正史及若干本朝史, 其在于充分利用了档案资料, 这一辉煌的成就在我国史学发展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乃至后来历代都沿用了唐代史馆对档案的利用方式, 进行全国范围内收集档案资料编纂史书。

四、唐代史馆档案管理制度的评价

唐代修订了专门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其中翔实地制定了应呈送档案资料的类别、呈送方法及期限等内容, 共有18项条款, 由此可见唐代政府对档案管理十分重视。

唐代史馆具有双重职能, 其兼具保存档案典籍和修撰前朝史和本朝史的任务。史馆不仅是一个从事编纂工作的机构, 更是一个保存史料、材料的档案库。比如, 唐代时期史馆中设有专职人员“典书”来管理从朝廷及地方各部门收集来的档案。唐代史馆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到了更加广泛的档案资料, 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料, 取得了历朝罕有的编纂成果。唐代历经短短三十余年修撰了八部前朝史书, 其对我国史学研究极具价值。而唐代史馆修撰本朝历史也是基于汉代以来的史学成就, 创新出研究方法和编撰形式。唐代史馆还利用一些从民间收集的档案资料编撰了《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等大型书目, 还有一些法典律令及政书类文献, 比如《通典》、《唐律疏议》、《唐六典》等[4]9。这都显示了自唐代以来, 档案文献的编纂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时期, 在政府大规模主导下进行档案编纂活动, 不仅为古代文献档案编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也深入影响了后来历朝对档案编纂活动。

虽然唐代开创了设立史馆由政府主持大规模档案资料编撰活动的先河, 但唐代史馆对档案资料编撰及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由政府主持修撰档案资料活动带有极其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和政治色彩, 其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基础, 使得在修撰时会扭曲事实来证实本朝统治现状的合理性, 并约束和限制了史学家个人对本朝史的真实阐述, 及其才能的充分发挥。同时, 史馆进行修史主要是由编撰的官员来决定是非进退, 而馆内各家观点难以协调一致。史官对民间资料收集不全面, 其资料面不广, 导致有些材料匮乏, 进而不能保证史书的准确。相对唐代史馆对档案修撰及管理工作的成就及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深刻影响, 这些弊端仍旧是次要的。

随着唐代政治经济稳定发展, 国家的修史工作、档案资料整理工作都需要及时进行, 进而唐太宗设立史馆, 并制定了相关制度来规范和保证史馆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使得档案资料管理日趋制度化。唐代史馆进行大规模的修撰史书活动就是对前朝和本朝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修史与档案管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之, 唐代史馆的档案管理工作成为我国古代档案事业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为推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记录.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评述[J].殷都学刊, 2007, 5 (2) .

[2]岳纯之.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J].烟台大学学报, 2003, 6 (3) .

[3]王颖.史馆制度对档案工作的影响[J].兰台世界, 2007, 7 (3) .

[4]谭必勇.从史馆制度看唐代档案文献编纂[J].山西档案, 2003, 10 (5) .

浅析史馆修史的利弊 篇2

一

史馆确立之前, 历代王朝大多设有史官负责史籍的编撰, 最早传说在黄帝已设有史官。“盖史之建官, 其来尚也。昔轩辕寿命, 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到了周朝更是出现了系统的史馆建置, 大小内外左右等史官都有明确的分工, 但是这些官员都并非专职修史。政府明确设立修史机构始于东汉, 这也是史馆的雏形。但是无论是兰台还是东观, 仅可用“国家文献档案馆”及“著述之所”来称, 并不是真正的史馆, 而且其修史人员大多是临时而招。到了北齐, 改北魏修史局为史馆, 于是“史馆之名自此有也”。隋朝亦沿用这一制度。

到了唐代, 史馆制度正式确立, 而这一确立是我国修史伟业上的大转折。在历朝的基础上, “武德初, 因随旧制, 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 移史馆与门下省北, 宰相监修, 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 [2]修撰国史。之后, “与中书置秘书内省, 以修五代史”, [3]从此正式确立了史馆制度。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工作, 正式成为朝廷的修史机构。为此, 朝廷也安排宰相为监修国史, 拥有很大的权力, 领导全面工作, 指导史官的修史。此外, 唐王朝还授予史馆很大的权力, 制定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确保史馆的资料收集。这种正规史馆制度, 以及由宰相来负责监修国史的形式, 代代相传, 到清末从未断绝。历朝历代的修史工作从此成为一种传统习惯。

宋代史馆规模进一步扩大, 分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多是临时性设置, 因史而设, 史毕即停, [4]到了明清史馆制度又有所变化。建文帝时设文翰、文史二馆分别职掌国史、图籍等及修史, 到了后来史馆大体可分为国史馆、方略馆常设机构及明史馆、会典馆等临时性机构。

史馆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 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前朝盛衰成败为鉴戒来巩固统治地位。我国古代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 历代统治者都欲借此做到“惩恶劝善, 贻鉴将来”。其次, 唐朝社会经济发达, 文化事业的发展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此外, 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更是促进了修史工作的开展。最后, 统一修史也是封建政治统一思想的途径之一。树立统一的历史思想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政治统一。

二

史馆制度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它作为封建社会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 必然对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史馆修史确保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修史中, 而且为历史书写了浩瀚的史籍, 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史学的地位, 巩固了封建政权的统治。

第一, 修撰史书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 而庞大的史料收集工作私人必然无法承担。政府设馆修史必然拥有更多方便的途径获取历史材料。史馆可以利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 而且在政府的行政力量的支持下能够安排有关部门帮忙收集史料。众多的史官也能够帮忙询采。例如唐政府制定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规定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有关部门都要按期向史馆报送详细材料,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灾害等项目, 建立一套体系完整、来源多样、去到广阔、信息可靠的史料搜集制度。此外, 史官还有访知事由、移文径直索要有关资料的权力。私人著史很难完全充分拥有史料, 往往举毕生精力也不能竞其业。而史馆利用政府力量, 合众人之力, 取各家之长, 所修之书整体质量也比较高。史料征集的制度化, 保证了史书修撰所需的材料来源, 从而确保了史书的真实性。

第二, 史馆修史拥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撰史书, 对历朝历代的历史总结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唐朝史馆制度确立以后, 统治者便要求对唐以前历史作一次系统总结, 编修了梁、陈、北齐、周、隋、晋、南北朝等八个朝代的纪传体正史。之后, 宋修唐史, 元修宋、辽、金史, 到了明清则修元、明史。这些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 一般如此庞大的史书是私人无法编撰完成的。此外, 还有历朝历代大量的起居注、实录和国史等档案史料, 对于保存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第三, 史馆制度的确立提高了中国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唐将史馆移至“禁中”, 让史书撰写工作在最高政治权利中心下开展, 无疑是对史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唐以后, 社会的发展就由重武轻文向重文开始倾斜。而且, 历代统治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修史工作, 史馆的环境也很优美, 史官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 还配备各种不同的辅助人员。刘知几在《史通》中曾中肯地写道:“馆宇华丽, 酒馔丰厚, 得厕其流者, 实一时之美事。”[5]政府的高度重视无疑提高了史学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 而且以政府的关注带动了人民群众的对历史的兴趣, 引起了社会界对史学更广泛的关注与参与。在这个方面私人撰史是无法做到的。

第四, 史馆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政权统一政治思想的手段之一, 必然对统治者巩固统治政权有着重要的作用。隋唐以前, 史书多以私修为主。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和利害。[6]统治者通过政治思想的统一, 规范修史准则, 将史学放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中开展, 利用帝王的权利管束修史工作。史官也大多数是帝王的亲信, 从权贵的角度去开展史学工作。史馆修史则能够大大改善各家学派对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触犯, 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除此之外, 史馆的存在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积极性, 如能够促进史学领域的不断更新与发展, 能够帮助统治者以史为镜, 约束其一言一行, 励精图治, 等等。

三

隋唐以前, 史书都是私人撰写, 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 倍受人们的赞誉。自史馆制度确立以后, 私人撰史大大减少, 修史有了固定的机构, 有了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正史都是出自官府手中, 人们的赞美之声也少了很多, 而且见证了不少正直的史家因直书见诛而落得悲惨结局, 也看到了史学逐步被封建统治者所垄断, 走向了史学专制主义。刘知几在其《史通》中也毫不避讳, 直言史馆制度的弊端。虽其指责并非完全正确, 但是毋庸置疑, 史馆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或者是必定存在的缺陷。

首先, 从史官看, 监修与史官多用非其人, 大多是帝王亲信, 而且造成效率低下。设馆修史最重要的是选拔好的监修与史官, 但是史官多为帝王亲信。如此史官的选拔必定无法保证史书修撰的质量。不仅如此, 史馆还存在着徇私舞弊、尸位素餐、混淆是非等现象。这些帝王亲信占去了朝廷许多官职, 导致许多有才能之士无法受到重要赏识, 同时还造成了修史工作的效率低下。人多不一定力量大, 反倒若有人浮于事, 只怕是空座板凳, 浪费时间, 有的史馆“争学苟且, 务相推避, 坐变炎凉, 徒延岁月”;而且人多手杂, 意见不一, 观点难以统一协调, “每欲一事, 载一言, 皆阁笔相视, 含毫不断”。

其次, 从史学角度看, 设馆修史开创了政府干预修饰活动的先例, 使得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成为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 也扼杀了许多史学家一家之言的发挥, 囚锢了史学的发展。自从史馆确立, 修史就有了统一的宗旨———一切唯上。一切唯上统治了所有史馆的修史领域, 史馆修史的准则成了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为主。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对史学进行垄断。君主的思想被奉为信条, 一切不好的记录或者有损封建统治的记录是不允许在史书中出现的。为此帝王们也千方百计地干预史官修史过程。除了以威逼的手段来要求史官不书其恶, 只记其功, 还对于与“一切唯上”有抵触的史书和资料进行销毁。此外, 不少正直、“不虚美, 不隐恶”的史学家也因此受到排挤。统治者力图通过史馆来提高本朝的威望, 强化传统理论, 这对史学带来的损害时无法估量的。暂且不说多少有才能的史学家因此而被扼杀, 那数以千万被销毁的具有巨大史学价值的史料从此消失于世。史学最后开始逐步成为帝王的一部家族史, 史馆也成为了封建政权的一个统治机器。

最后, 从史书上看, 设馆修史还划定了统一的史书体裁, 封闭了中国史学与外部史学接触和交流的道路。设馆修史的确创造并保存了丰厚的历史文献, 但是纵观史馆所修正史, 却发现大多体例、笔法和体裁极其相似。第一部官修正史《晋书》的出世确实给史学界带来了小小的骚动, 其华丽的语言和完备的体例确实给中国史学增添了新的色彩。但是之后编修出的正史却往往跳不出这个体裁框架, 大多都与《晋书》极其相似。一系列会要体史书的出现,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等, 也说明了史馆修史一个比较严重的弊端, 即后世修史往往因循仿造前者的体例。二十四史中除了私人撰写的前四史, 如果细细品味, 就可发现其在各个方面上相似的特点。如唐修五代史, 主要凭借各朝旧史。清人赵翼曾感慨:“今细阅全书, 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 而后载其事实, 末又载饰终之诏, 此国史体例也。”在史馆修史的影响下, 正史的体例、笔法千篇一律, 完全成为史学界撰写史书的一种权威, 这种影响不仅在馆内发生作用, 而且对馆外其他体裁的编订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可否认正史的编写的确需要统一的写法, 但是这种相似的无创新突破的统一体裁无疑堵住了中国史学发展进步的道路。

四

史馆制度的确立, 是中国史官、史馆、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其功绩不容抹杀, 其弊端也不容忽视。设馆修史制度对于保证历史记载连续不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短命王朝, 都能够及时记载史事, 显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传承立和生命力。但是,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 封建王朝对史馆的控制也不断加强, 修史不断地制度化和政治化, 甚至到后来, 统治者不惜用血腥的文字狱来维护史馆修史的垄断地位, 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故官修史书的流弊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种集天下之人才, 将史学拖入一个史馆所设计的新世界里面的修史模式, 带来的是荣耀多还是悲哀多, 不容片面回答, 需要理性看待, 辩证分析。

摘要：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 史官的出现可追溯到黄帝时期。自唐确立史馆制度以来, 史馆就成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史馆的出现对史学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其流弊不可忽视。设馆修史开始了统治者参与修史工程的先例, 严重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 使史馆成为封建政权下的一个附属机构。

关键词：史馆修史,积极作用,缺陷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304.

[2]王溥.唐会要.史馆上 (卷63) .商务印书馆, 1089.

[3]王溥.唐会要.史馆上 (卷63) .商务印书馆, 1091.

[4]倪道善.古代史馆评述.历史教学, 1988, 8.

[5]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318.

史馆制度 篇3

近日, 沈阳军区某部政治处领导将一面印有“热情服务暖人心, 周到保障铸深情”的锦旗赠送给军区档案馆馆长董文君, 以表达他们对档案馆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的谢意。据悉, 该部是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去年年初以来, 根据上级机关的有关指示要求, 部队计划建立自己的军史馆并编写发展史。由于经历了多次精简整编, 部队留存的历史资料不够完整和充分, 一部分资料还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为了建好军史馆, 该部成立了由政治部门牵头的领导小组, 拓展史料文物征集渠道, 并到军区档案馆寻求帮助。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 军区档案馆工作人员从2个文书档案全宗和1个声像档案数据库中, 为该部提供了包括该部组织沿革、人员立功受奖、领导任职、科研成果、部队演习训练及重大事件等情况在内的档案资料300余份, 为部队建立军史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展览资料。

建立军史馆, 是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 继承发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董文君表示, 作为集中保管军区各门类永久档案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专门机构, 档案馆将增派业务骨干, 坚持积极作为, 发挥专业优势, 帮助部队加强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梳理和鉴定利用, 积极为部队军史馆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