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共7篇）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1

胃癌是我国死亡率排名第二的恶性肿瘤, 患病率是西方国家的6~8倍[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 E R 2) 是一种磷酸化受体蛋白, 能够活化细胞信号转导系统, 加快细胞转化与增殖,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H E R 2能够在胃癌组织中表达并影响胃癌的发生、发展, 为胃癌治疗提供了一个新靶点, 在临床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2]。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对415例胃癌组织中H E R 2蛋白表达进行检测, 并探讨H E R 2蛋白表达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病理中心2012年7月至2013年5月收治的415例胃癌住院患者, 其中男286例, 女129例;年龄20~88岁, 平均 (35.6±4.8) 岁。所有患者均有详细完整的住院病历, 从415例胃癌组织蜡块标本中随机抽取202例, 取其癌旁组织, 一般取距离癌组织5cm以上的组织作为对照组, 其余213例标本作为观察组。

1.2研究方法

手术切除后采集胃癌组织样本, 经过脱水、透明、包埋等一系列处理后连续切片备用。采用免疫组织化学二步法染色, 用电吹风将石蜡切烤熔融, 浸到梯度乙醇中梯度水化, 用蒸馏水冲洗2~3次后, P B S缓冲液浸泡5min, 取出冷却到室温。用PBS缓冲液浸泡3次, 每次2 m i n, 滴加一抗, 孵育60min;PBS缓冲液浸泡3次, 每次2min, 滴加2抗, 室温孵育30min;PBS缓冲液浸泡3次, 每次2 m i n, 滴加二氨基联苯胺 (D A B) 显色液, 用苏木素复染后脱水封片。

1.3 免疫组化结果判断

根据HER2免疫组织评分标准评分:0分为0~10%细胞有膜染色;1分为10%以上细胞有部分膜染色;2分为10%以上肿瘤细胞有轻度到中度的完整膜染色或基底外侧膜染色;3分为10%以上细胞有强度的完整膜染色。细胞膜、细胞质染色呈棕黄色颗粒, 0分和1分为阴性, 2分和3分为阳性。

1.4 观察指标

观察HER2在胃癌及癌旁组织中表达的差异及HER2蛋白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 临床病理特征包括性别、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T N M分期。胃癌分化程度:G 1为高分化, G 2为中分化, G3为低分化, G4为未分化;浸润深度由T0到T4依次增加;淋巴结转移范围由N0到N3依次增大;TNM分期Ⅰ~Ⅳ, 数字越大肿瘤累及范围或程度越大。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 E R 2在胃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由表1可见, 观察组胃癌组织中HER2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 1.7 6, P<0.01) 。

2.2 H E R 2蛋白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

由表2可见, 不同性别、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T N M分期癌细胞组织中的H E R 2蛋白的表达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女性、分化程度低、浸润深度大、淋巴结转移范围大及TNM分期高的患者HER2蛋白阳性率高。

3 讨论

大量研究发现, H E R 2基因能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细胞异常扩增, 如胃癌、肺癌、乳腺癌、食管癌、结肠癌等, 且直接影响预后[3,4]。HER2基因表达与肿瘤的恶性程度有关, H E R 2在良性肿瘤中不表达, 在低度恶性肿瘤中阳性率较低, 而在高度恶性的浸润性导管癌中阳性表达率较高[5]。也有学者认为, HER2表达受癌症分期早晚、肿瘤大小、分化高低和淋巴结转移情况影响, 并建议作为胃癌预后指标[6]。

本文结果显示, 胃癌组织中H E R 2的阳性表达率为3 0.0%, 但在癌旁组织中未见其表达;在侵及的胃癌组织中, H E R 2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未侵及的胃癌组织;有淋巴结转移和细胞分化程度低的胃癌组织的HER2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和细胞分化程度高的组织, T N M分期中Ⅲ+Ⅳ期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Ⅰ+Ⅱ期。这些结果表明, 细胞分化程度、胃癌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TNM分期直接影响H E R 2基因的表达。

综上所述, 通过测定胃癌组织中H E R 2基因的表达, 可以为胃癌的诊断、预后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积极寻找预测这些靶向药物疗效的生物靶标, 以筛选出优势获益人群, 可以为胃癌选择治疗方法提供更科学合理的依据, 结论值得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 E R 2)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对4 1 5例胃癌组织中H E R 2蛋白表达进行检测, 并结合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对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胃癌组织中HER2的表达水平较癌旁组织高, 女性、分化程度低、浸润深度大、淋巴结转移范围大及TNM分期高的患者H E R 2蛋白阳性表达率高。结论 测定胃癌组织中H E R 2蛋白表达, 为患者预后的判断和分子靶向等胃癌治疗药物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结论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胃癌,病理特征,相关性

参考文献

[1]陈秀凤.胃癌1049例临床分析[J].中国乡村医药, 2013, 20 (11) :17.

[2]卞保祥, 郑义同, 晏淼, 等.HER2及EGFR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价值[J].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 2011, 9 (4) :249.

[3]唐勇, 王丽娟, 马兰英.HER2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2, 35 (2) :202.

[4]武鸿美, 刘艳辉, 林锋, 等.中国胃癌患者HER2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学参数及预后的关系[J].中国病理学杂志, 2011, 40 (5) :296.

[5]刘弘基, 彭艳, 廖玲, 等.Syk及HER2基因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J].天津医药, 2011, 39 (11) :987.

[6]舒文斌, 曹家庆.HER-2在胃癌研究中的新进展[J].生命科学, 2013, 25 (3) :324.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2

1材料与方法

1.1病例资料

选取山东省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病理科存档胶质瘤标本45例, 均为2010年1月‐2013年6月在该院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 男26例, 女19例;年龄7~79岁, 中位年龄41.52岁。全部患者均为初发, 术前未行放、化疗等治疗。45例胶质瘤标本均由病理科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核查和确诊。根据WHO2007年公布的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标准[2]对所有胶质瘤进行组织学分级 (Ⅰ~Ⅳ级) , 其中, Ⅰ级9例, Ⅱ级12例, Ⅲ级13例, Ⅳ级11例。45例患者中室管膜下巨细胞性星形细胞瘤9例, 少突胶质细胞瘤12例, 间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13例, 胶质母细胞瘤11例。另取同期10例脑外伤患者施行减压术中切除的正常脑组织作对照 (本实验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及患者和家属同意) 。所有标本制成4μm厚切片备用。

1.2主要试剂和方法

鼠抗人c-Erb B4/HER4单克隆抗体HFR-1购自英国Abcam公司, 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石蜡切片脱蜡水化, 蒸馏水漂洗, 高温抗原修复, 冷却, 蒸馏水及PBS冲洗, 3%H2O2孵育, PBS清洗, 山羊血清封闭, 滴加一抗 (稀释度1∶200) , 4℃过夜;按照SP试剂盒说明操作 (以已知阳性乳腺癌组织作为HER4阳性对照, 用PBS缓冲液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 DAB显色, 苏木素复染, 脱水, 透明, 干燥, 封片。

1.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判断

进行半定量判定, 切片由两位病理学医师重复观察, 结果有分歧时由第三人阅片, 讨论判定。参照Kountourakis等[3]的研究标准, HER4主要在细胞质着色, 呈浅黄、棕黄及棕褐色程度不等的颗粒。通过胞质着色程度来判读:阴性 (-) , 不着色或<10%的肿瘤细胞着色;弱阳性 (+) , ≥10%的肿瘤细胞弱着色;中等阳性 (++) , ≥10%的肿瘤细胞中等强度着色;强阳性 (+++) , ≥10%的肿瘤细胞强着色。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HER4在正常脑组织及胶质瘤中表达的差异和不同病理级别胶质瘤之间HER4表达的差异均应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HER4阳性细胞表现

细胞质和细胞核中出现浅黄、棕黄及棕褐色不同强度的染色, 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大部分阳性细胞在肿瘤组织中散在分布, 分布不均匀, 且HER4随胶质瘤恶性级别的提高表达增加 (见图1~4) 。

2.2 HER4在正常脑组织和胶质瘤肿瘤组织中的表达

正常脑组织HER4阳性率为10%, 胶质瘤为68.9%, 两者差异明显,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7) ;室管膜下巨细胞性星形细胞瘤阳性率为22.2% (2/9) , 少突胶质细胞瘤阳性率为66.7% (8/12) , 间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阳性率为84.6% (11/13) , 胶质母细胞瘤阳性率为90.9% (10/11) 。高恶性度组 (Ⅲ、Ⅳ级) HER4阳性率为87.5%, 低恶性度组 (Ⅰ、Ⅱ级) 为47.6%,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6) 。

3讨论

HER4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4成员之一, 该基因在人体中位于2号染色体长臂, 2q33.3-34[4]。该家族其余3个成员分别是HER1 (erb B1, EGFR) 、HER2 (erb B2, NEU) 、HER3 (erb B3) 。四者在结构上均由配体结合区、单链跨膜区及胞浆蛋白酪氨酸激酶区3部分组成。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与其配体在胞外区结合形成二聚体, 二聚体可以激活胞内酪氨酸激酶区, 使受体的酪氨酸残基发生磷酸化, 启动一系列信号传导通路, 将信号从细胞质传到细胞核, 进而活化一系列相关基因, 促进细胞从G1期过渡到S期, 从而调控细胞的生长、分化、增殖以及血管生成和凋亡[5]。

本实验结果显示:HER4在胶质瘤组织的细胞质和细胞核中均有表达, 但主要表达在细胞质。Kew等很早以前研究HER4在原发性乳腺癌中的定位时发现:原发性乳腺癌的细胞质、细胞膜及细胞核中均有不同程度HER4表达, 其中, 以细胞质表达最多。这均与笔者的实验结果相似;Tovey等[6]研究乳腺癌中HER4的表达时发现:不同的抗原位点可使不同位置出现不同的染色模式。H4.77.16可能选择细胞膜, 而HFR-1可能选择细胞质和细胞核。本实验笔者选用的是HFR-1, 这可能是胶质瘤组织细胞膜中未见到HER4明显表达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对HER4在肿瘤中表达的研究结果差异比较大。Glibertson等早在1999年研究HER4在小儿髓母细胞瘤中的表达时发现:66%的髓母细胞瘤存在HER4高表达, 而神经原及正常星形细胞中只存在HER4弱表达, 且HER4的单独表达与肿瘤的浸润无相关性;Bussu等[7]研究也发现:HER4在喉鳞状细胞癌中呈过度表达。Feinmesser等[8]研究HER4蛋白在普通痣、异常增生痣和黑色素瘤中的表达情况发现:HER4蛋白在普通痣中阳性表达率最高, 在异常增生痣和黑色素瘤中的阳性表达率逐步降低;而最近的一项国内研究却发现:HER4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过度表达明显增强, 并且与结肠癌的临床分期密切相关[9]。本实验笔者发现:与正常脑组织相比, 胶质瘤存在HER4的高表达;且随着胶质瘤恶性程度的升高HER4表达也相应增加。由此可以推断:HER4是胶质瘤生长的重要调控基因, 并与胶质瘤的恶性进展有关, 但其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HER4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45例不同病理级别胶质瘤标本和10例正常脑组织标本中HER4的表达水平。结果 HER4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胶质瘤与正常脑组织相比存在HER4的高表达,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 ;低恶性度组HER4的表达阳性率显著低于高恶性度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6) 。结论HER4在胶质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作为胶质瘤恶性程度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胶质瘤,HER4,免疫组织化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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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ountourakis P, Pavlakis K, Psyrri A, et al.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HER3 and HER4 protein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s[J].BMC Cancer, 2006, 6 (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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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inggi B, Carpenter G.Erb B receptors:new insights on mechanisms and biology[J].Trends in Cell Biology, 2006, 16 (12) :649-656.

[6]Tovey SM, Dunne B, Witton CJ, et al.HER4 in breast cancer:comparison of anti-bodies against intra-and extra-cellular domains of HER4[J].Breast Cancer Research, 2006, 8 (2) :1186-1194.

[7]Bussu F, Ranelletti FO, Gessi M, et al.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patterns of the HER4 receptors in normal mucosa and in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antioncogenic significance of the HER4 protein in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The Laryngoscope, 2012, 122 (8) :1724-1733.

[8]Feinmesser M, Veltman V, Morgenstern S, et al.Different patterns of expression of the erb B family of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 in common nevi, dysplastic nevi, and primary malignant melanomas:an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J].Am J Dermatopathol, 2010, 32 (7) :665-675.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

参比品 (批号C201105002) :四川恒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第2批生产的CH225注射液;对照品 (批号C201107006) :四川恒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第6批生产的CH225注射液;爱比妥 (Erbitux) :通用名西妥昔单抗 (cetuximab) , 默克公司生产。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SDS-PAGE电泳装置和扫描仪为Bio-Rad公司产品;水为超纯水,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缓冲液的配制

还原型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 (2×) :0.12 mol/L Tris-HCl, 20%甘油, 0.1%溴酚蓝, 4%SDS, 200 mmol/L DTT;非还原型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 (2×) :0.12 mol/L Tris-HCl, 20%甘油, 0.1%溴酚蓝, 4%SDS;天然供试品缓冲液 (2×) :0.12 mol/L Tris-HCl, 20%甘油, 0.1%溴酚蓝;加碘乙酰胺的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 (2×) :向上述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中加入新鲜配制的1 mol/L碘乙酰胺母液, 至终浓度为200 mmol/L。

1.4 实验过程

1.4.1 70℃与100℃水浴非还原SDS-PAGE分析

C201105002 (参比品) 、稀释至2 mg/m L与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等体积混合, 70℃分别水浴1、3、5 min后, 立即转入冰浴。另取相同样品加入与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等体积混合, 100℃分别水浴1、3、5 min, 立即转入冰浴。再取相同样品加入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等体积混合, 不经水浴。分离胶浓度8.0%, 10μL/孔上样, 100 V电压开始电泳, 待指示剂前沿进入分离胶后, 电压改为150 V。电泳结束后, 凝胶用考马斯亮蓝R250染色[5]。

1.4.2 普通非还原SDS-PAGE与天然SDS-PAGE分析

C201105002 (参比品) 和Erbitux样品均稀释至2 mg/m L与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等体积混合, 分别70℃水浴3 min、100℃水浴1 min后, 立即转入冰浴。分离胶浓度8.0%, 10μL/孔上样, 100 V开始电泳, 待指示剂前沿进入分离胶后, 电压改为150 V。另取相同样品加入天然供试品缓冲液后不进行加热变性处理, 直接进行SDS-PAGE电泳。再取相同样品加入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等体积混合, 不经水浴进行电泳。电泳结束后, 凝胶用考马斯亮蓝R250染色[5]。

1.4.3 添加碘乙酰胺的非还原SDS-PAGE分析

C201105002 (参比品) 、C201107006和Erbitux样品均稀释至2 mg/m L, 分别加入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或加碘乙酰胺的2×非还原SDS-PAGE供试品缓冲液, 混匀后, 70℃水浴3 min。分离胶浓度8.0%, 上样量10μL, 采用室温条件下150 V恒压电泳。电泳结束后, SDS-PAGE凝胶用考马斯亮蓝R250染色[1]。

2 结果

2.1 70℃与100℃不同时间水浴非还原SDS-PAGE分析

70℃分别处理1、2、3 min的样品电泳结果的相对分子量小的次带依次减少, 70℃3 min相对分子量小的次带已基本不可见;100℃1、2、3 min时相对分子量小的次带有增加趋势, 100℃1 min时相对分子质量小的次带已基本消失;未经水浴的条带出现多个杂的相对分子低的次带。表明对样品进行70℃3min或者100℃1 min的水浴处理对减少相对分子小的次带有较好的效果, 见图1。

注:1.70℃1 min;2.70℃2 min;3.70℃3 min;4.100℃1 min;5.100℃2 min;6.100℃3 min;7.样品未经水浴

2.2 普通非还原SDS-PAGE与天然SDS-PAGE分析

未经水浴的样品中相对分子量大和相对分子量小的杂条带比较明显;对样品进行过预处理的电泳结果条带单一;而对样品未经预处理的天然SDS-PAGE电泳结果出现弥散状条带, 见图2。

注:1.样品未经水浴;2.爱比妥普通非还原70℃3 min;3.爱比妥普通非还原100℃1 min;4.爱比妥天然SDS-PAGE;5.参比品普通非还原70℃3 min;6.参比品普通非还原100℃1 min;7.参比品天然SDS-PAGE

2.3 添加碘乙酰胺的非还原SDS-PAGE分析

爱比妥、C201107006、参比品在添加碘乙酰胺的情况下都比其没有添加碘乙酰胺的相对分子量小的次带要少得多;添加碘乙酰胺的样品和未添加碘乙酰胺但经过100℃1 min水浴的样品的相对分子量小的次带都明显减少;在70℃3min煮样后再添加碘乙酰胺对减少相对分子量小的次带基本没有效果, 见图3。

注:1.参比品100℃1 min;2.爱比妥未加碘乙酰胺;3.爱比妥加碘乙酰胺;4.对照品未加碘乙酰胺;5.对照品加碘乙酰胺;6.参比品未加碘乙酰胺;7.参比品加碘乙酰胺;8.参比品煮样后加入碘乙酰胺

3 讨论

由以上实验, 可推测, 电泳中低分子量条带可能由这些原因导致:在基因表达过程中, 抗体分子内存在自由巯基, 这些自由疏基因为无法形成完整的二硫键, 轻链和重链之间只能由非共价键的作用力连接[6,7];在电泳时样品的加热变性处理或未经处理的过程中 (如图2) , 轻链和重链之间的非共价键断裂, 因此而导致产生了一些游离的抗体分子亚基, 从而出现了低相对分子质量条带[8];另外, 在电泳时样品的加热变性处理的条件下, 抗体分子的自由巯基还可能会引发二硫键重排, 导致部分链间二硫键断裂, 增加低相对分子质量条带出现的几率[9,10]。

高分子量聚体带产生的可能原因是, 在加热变性处理的过程中, 抗体分子间的自由巯基通过缩合形成分子间二硫键, 从而将单体的抗体分子连接成分子聚体, 出现聚体带[7,8,9]。碘乙酰胺可以保证蛋白质样品完全变性并保持还原状态, 可以对蛋白质分子中的自由巯基进行封闭, 以阻止二硫键重排的反应以及自由巯基重新形成二硫键, 从而抑制电泳次带的产生[8,11,12]。封闭自由巯基后的非还原SDS-PAGE结果显示, 如图3中所示, 高相对分子量的聚体带基本消失, 低相对分子量带显著减少, 证明非还原SDS-PAGE结果中出现的次带是在电泳样品变性处理过程中因有自由巯基的存在而产生的。

综上实验结果, 鉴于100℃煮样1 min情况下, 加不加碘乙酰胺对次带形成影响不大, 因此以后CH225项目质量检测的SDS-PAGE实验采用100℃煮样1 min, 不加碘乙酰胺的预处理方案。

摘要：目的:分析CH225在非还原电泳时抗体条带主条带以外在高分子量和低分子量产生杂条带的原因。方法:在不同的供试品缓冲液和不同电泳条件下进行SDS-PAGE电泳比较。结果:上样前100℃煮样1 min与加碘乙酰胺结果相同。结论:高分子量和低分子量杂条带可以用电泳上样前100℃煮样1 min消除即可。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4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健康SD雄性大鼠46只(体质量280～300 g),清洁级,购自四川大学华西实验动物中心;Cetuximab(德国默克里昂制药公司);EGFR抗体(美国Santacruz);RT-PCR试剂盒(美国Santacruz)。

1.2 方法

1.2.1 分组

大鼠随机分为3组:CPC模型组(10只)、Cetuximab治疗组(30只)和假手术组(SO,6只)。治疗组分为3个亚组。

PARK[6]曾通过在大鼠胆管内留置异物的方法建立CPC模型,研究紫杉醇对CPC的抑制作用,本实验参照PARK等介绍的方法,复制动物模型。

Cetuximab给药组的3个亚组则在CPC模型组的基础上,以尼龙线为引导丝,插入20号静脉留置针进胆管,分别注入浓度为C 0.05%、C 0.10%和C0.20%溶液。SO组仅在开腹后关腹。

1.2.2 标本采集

术后1周,麻醉后,切取全部肝外胆管组织,将胆管分为两段,一段置于10%甲醛溶液中固定,常规行HE染色、PAS染色、Masson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另一段置于液氮中保存,行RT-PCR。

1.2.3 图像分析

美国Nikon&Spot图像采集系统采集图像,Image-proplus 4.5分析软件(美国Media Cybernetic公司)进行图像分析。按随机等距抽样原则选取测定视场,以积分光密度值(IOD)作为参数进行计算。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各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两两比较用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大体病理观察

采集胆管标本时,观察各组大鼠的胆管大体病理特征并测量直径:(1)CPC模型组的胆管壁增厚,管壁僵硬,胆管明显增粗,胆管弹性降低,管腔内可见胆汁浑浊,部分管壁已有少量附壁胆管结石形成。(2)C 0.05%组胆管直径比CPC模型组细,管壁薄。(3)C0.10%组及C 0.20%组的胆管直径小于C 0.05%组,胆管壁增厚及炎症反应程度较C 0.05%组减轻,质地柔软,但与SO组仍有差异(见图1)。

2.2 HE染色观察

CPC模型组胆管壁增厚,黏膜上皮增生,呈绒毛样向管腔内突起,管壁纤维组织,管腔直径明显变小,黏膜下腺体呈分枝状增生,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增加。增生的胆管壁纤维组织包裹胆管壁腺体,黏液瘀滞,腺腔扩张。和CPC模型组相比,C 0.05%组胆管壁薄,纤维组织及黏膜下腺体少;C 0.10组%和C 0.20%组炎症改变轻于C 0.05%组,但仍未达到SO组水平(见图2)。

2.3 PAS染色观察

糖黏蛋白可表达于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细胞质及细胞膜。在PAS染色中黏液糖蛋白呈紫红色。CPC模型组的胆管黏膜上皮及管壁腺体PAS染色明显增强,表现为胆管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细胞质及细胞膜上阳性染色物质增多。C 0.05%组弱于CPC模型组;C 0.1%组和C 0.2%组弱于C 0.05%组,仍强于SO组(见图3)。

2.4 Masson染色观察

Masson染色下胶原纤维呈蓝色。CPC模型组胆管管壁及管周胶原纤维大量增生,增生的胶原纤维将黏膜下腺体包裹。C 0.05%组胶原纤维的密度和厚度较CPC模型组小;C 0.10%组和C 0.20%组较C0.05%组小,但两组间差别不明显,仍强于SO组(见图4)。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2.5 EGFR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

EGFR阳性表达:细胞浆和细胞膜呈棕黄色,以细胞浆为主。CPC模型组可见大量的EGFR阳性表达于增生的胆管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的细胞浆和细胞膜,以积分光密度值(IOD)作为参数来量化各组间的EGFR表达(见图5、6)。C 0.05%组弱于CPC模型组;C 0.10%组和C 0.20%组均较C 0.05%组弱,但两组间差异不明显,仍略强于SO组。

1)与CPC模型组比较,P<0.05;2)与C 0.05%组或SO组比较,P<0.05

2.6 EGFR的RT-PCR检测结果

CPC模型组EGFR m RNA成高表达状态,C0.05%组较CPC模型组表达稍减少(P<0.05),但仍明显高于C 0.10%组及C 0.20%组(P<0.05),C 0.10%组及C 0.20%组EGFR m RNA复制数量差别不大,但表达仍大于SO组(见图7、8)。

CPC模型组(n=10);C 0.05%组(n=10);C 0.10%组(n=10),C0.20%组(n=10);SO组(n=6)。EGFR m RNA检测

1)与CPC模型组比较,P<0.05;2)与C 0.05%组或SO组比较,P<0.05

3 讨论

肝内胆管结石病治疗后复发率相当高[10],其主要原因是肝内胆管结石同时合并炎症、狭窄[11,12]。有研究指出肝内胆管结石反复发作的病理基础是慢性增生性胆管炎(CPC)[13,14],CPC与胆道感染及肝内胆管结石之间存在恶性循环[8,9]。PARK等[3]通过动物实验探讨了紫三醇对慢性增生性胆管炎的抗增殖作用,效果明显,由于其细胞毒性大等副反应,应用受到限制。本研究选择的Cetuximab是人/鼠嵌合型抗人EGFR单克隆抗体[15,16,17],探讨这种以EGFR为靶点的药物能否用于治疗慢性增生性胆管炎,从而预防肝内胆管结石的复发。

本研究中,笔者通过胆道局部给药,探讨了Cetuximab对CPC中过度增殖的胆管黏膜上皮、胆管壁腺体、管壁胶原纤维及过度分泌的黏液糖蛋白是否具有抑制作用及其效果。实验结果显示,在CPC模型组,胆管炎症明显,胆管黏膜上皮、胆管壁腺体、管壁纤维结缔组织增生明显,黏液糖蛋白分泌增多,说明动物模型复制是成功的;治疗组大体标本显示,炎症减轻,胆管质地软,胆管直径细,管壁薄;HE染色和Masson染色显示胆管壁增生组织受到明显抑制,管腔直径扩大;PAS染色显示胆管壁腺体黏液糖蛋白的分泌明显抑制,而黏液糖蛋白是成石初期主要的成核因素[18,19]。通过不同浓度的Cetuximab治疗组之间的比较,发现浓度在0.10%以下抗增生作用强度呈现剂量依赖性,而浓度为0.10%～0.20%的抗增生作用未见明显增强,可能受体拮抗作用已达到饱和。

通过对EGFR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EGFR的RT-PCR分析发现,随着Cetuximab浓度的增加,胆管EGFR蛋白和m RNA的表达较CPC模型组明显少,证实Cetuximab具有下调EGFR表达的作用,并有受体饱和效应。有研究指出Cetuximab可上调Cyclin/CDK抑制蛋白p27KIP1的表达,阻止细胞从G1期进入S期;Cetuximab可使磷酸化视网膜蛋白(Rb)减少,抑制转录因子E2F的释放,从而阻止细胞从G1期进入S期。Cetuximab还可诱导促凋亡基因Bax表达,使Bax/bcl-2比值升高,激活Caspase-8,促进细胞凋亡[20,21,22]。在基因水平,Cetuximab通过上调周期抑制因子,下调周期促进因子从而减少EGFR表达。该实验结果提示Cetuximab用于CPC,可以取得良好的抗增生作用。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5

1 非小细胞肺癌的流行病学特征

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又称非小细胞癌, 是肺癌中对人危害极大的一种。与小细胞癌相比, 它的癌细胞分裂更缓慢, 扩散转移速度也较慢, 但其发病率很高, 占全部肺癌患者的80%~85%[1]非小细胞肺癌涵盖鳞癌、腺癌、大细胞未分化癌、细支气管肺泡癌, 患者总的5年生存率不到15%, 虽然NSCLC早期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80%, 但NSCLC根治术后 (包括进展期) 的5年生存率降至35%~50%, 因此在NSCLC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意义重大。然而NSCLC早期患者自己不易察觉或症状不明显, 仅有15%的患者可以确诊, 但确诊时多为中晚期, 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伴有近远处转移。40岁以上人群为NSCLC高发人群, 其发病率随岁数的增长而渐渐提高, NSCLC确诊的中位年岁为71岁, 男性患者病发高峰为75~79岁, 女性患者略低于男性为70~74岁, 青年患者 (年龄≤40岁) 相对较少[2]。手术切除是NSCLC首选的治疗方案, 手术医治对未发生转移的肿瘤原病发灶切除更有效, 但50%~60%的Ⅰ~ⅢA期患者在手术彻底后切除后仍会复发去世, 复发后的中位生存期为11.5个月。由于7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错过手术最佳时机或已失去手术机会, 故手术治疗方法局限性大, 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同时常用的放化疗以及免疫治疗对靶细胞的选择性特异性差, 治疗中常伴随杀伤大量健康细胞, 治疗的缓解率分别为25%~35%和15%~20%, 疗效也不完全使人满意。实际上有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药源性致死而并非死于癌症本身[3]。近年来, 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的靶向性、低毒性和特异性日益引起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关注, 也是世界范围内研究的热点。临床应用数据显示,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作为分子靶标在肺癌的诊断和治疗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EGFR与肿瘤

2.1 EGFR简介

表皮生长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最早在小鼠颌下腺进行分离纯化, 然后在人的胃酸中也发现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是EGF细胞增殖的受体及信号传导的受体, 位于人类第7号染色体短臂P13~q22区, 由118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分子量约为170 k D。EGFR是一种分布于哺乳动物角质细胞、神经胶质细胞、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细胞膜外表的多功能糖蛋白, 这种跨膜蛋白结构由三部分组成:一个胞外功能区、一个短的穿膜区以及一个胞内区[4]。胞外功能区能够联结表皮生长因子等配体;胞内区域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 此区域包括3个重要结构:氨基端小叶、α螺旋结构和羧基端小叶。EGFR与配体联结后, 在细胞外构成同源二聚体或异源二聚体, 二聚体发生内陷, 构象发生变化, 细胞内TK被激活, 分子内发生自身磷酸化激活有丝分裂, 磷酸化后的酪氨酸从而引发信号传导机制、激活分子位点、激活下游的多个通路。

EGFR是鸟类成红细胞白血病病毒 (avian erythroblsatic leukemia viral, v-er-b) 致癌基因同源体, 是原癌基因cerb B1的表达产物, 是跨膜受体酪氨酸激酶 (HER/Erb B) 族类成员之一, 别名HER1或Erb B-1。该家族包括HER1 (erb B1, EGFR) 、HER2 (erb B2, NEU) 、HER3 (erb B3) 和HER4 (erb B4) , 在细胞的生理过程中施展着显著的调控作用[5]。

EGFR基因涵盖28个外显子, 第18-21号位于外显子编码酪氨酸激酶域。EGFR基因5'调控区包含一个富含GC的启动子, 缺乏保守序列TATA盒和CAAT盒, 有多个位点可以作为转录起点。EGFR信号传导通路参与调节了多种生物学效应:如基因表达、生成新血管、抗凋亡、调控修复DNA的损伤、诱导细胞周期阻滞、细胞的增殖等。EGFR信号传导通路激活后, 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通路实现信号传递: (1) Ras/Raf/MAPK通路; (2) PI3K/AKT通路; (3) PLC-γ通路; (4) JAK/STA通路, 通路 (1) 与细胞的增殖联系紧密, 而通路 (2) 与细胞的生长凋亡、侵袭迁移等生理功能有关。

2.2 EGFR与肿瘤的联系

肿瘤标志物一词最先出现于1978年, 美国学者Herberman在人类免疫及肿瘤免疫诊断大会上率先提出。肿瘤标志物是能够指示肿瘤存在的化学类物质[6]。此类物质在肿瘤组织中的含量远远高出健康组织, 它们可以指示肿瘤的性质和组织类型、细胞分化、细胞功效。肿瘤标志物敏感性好、特异性高, 对于肿瘤前期的诊断、分类、治疗有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不断激发人们对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除已知的癌胚蛋白、肿瘤相关抗原、特殊血浆蛋白等, 原癌基因、抑癌基因及其产物也广泛地被用作肿瘤标志物, EGFR即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肿瘤标志物。

EGFR在许多上皮性肿瘤中被异样激活, 生成异常激活的信号如受体高表达、基因突变、受体的配体高表达、基因扩增、负性调节机制失活等。受体激活后打通下游信号通路, 下游细胞内的底物发生汇集或磷酸化, 从而激活有丝分裂信号和其他加强肿瘤细胞活动的信号, 促成肿瘤的成长、发展。EGFR酪氨酸激酶功能缺失、EGFR胞内信号通路中关键因子的活性异常或信号通路中细胞定位异常, 与肿瘤的增殖分化等生理过程紧密相关, 均会引起肿瘤、免疫缺陷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EGFR的特点决定了EGFR是一种可用性非常强的肿瘤标志物, 目前EGFR抑制剂已成为分子靶向治疗的重要靶点[7]。

3 目前对EGFR表达及突变的研究

3.1 EGFR表达

研究显示, EGFR是一种重要的基因, 调控很多肿瘤疾病:结肠癌、头部和颈部鳞状细胞癌、乳腺癌、神经胶质瘤等, 许多肿瘤都有EGFR过表达或异常表达, 晚期肺癌患者也经常存在EGFR过表达状态, 且预后不良。EGFR的过多表达在细胞内产生了大批信号, 激活下游细胞通路, 致使细胞过度生长并具备侵袭迁移性。肺癌患者的组织学分型不同, EGFR的过表达率也不一样, 表达率范围在40%~80%之间, 有研究认为, EGFR表达最多的是鳞癌, 其次是细支气管细胞癌。EGFR表达最低的是腺癌[8], 目前关于NSCLC患者EGFR表达检测的方法多为免疫组化方法。

Arfaoui等[9]研究发现NSCLC患者粘膜原发性肿瘤EGFR表达强度和分布比正常粘膜原发性肿瘤显著增加, EGFR阳性肿瘤患者比EGFR阴性肿瘤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减短, 认为EGFR超表达是一个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不良的标记。

周璇[10]选用免疫组织化学SP三步法检测63例NSCLC原发肿瘤组织及相应淋巴结转移癌组织中EGFR的表达状态, 在两类组织中, EGFR表达阳性的比例分别为76.2% (48/63) , 79.4% (50/63) , EGFR基本都在NSCLC肿瘤细胞胞浆表达, 少量细胞的胞膜也有表达。认为EGFR在NSCLC原发癌组织及相应淋巴结转移癌组织中的表达较正常肺组织中显著增高。王中秋等[11]选用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三步法检测100例NSCLC及与其相对应的100例癌旁健康肺组织中EGFR的表达情况, 认为EGFR在NSCLC组织中有63%阳性表达, 远大于其在健康组织13%阳性表达。

已有研究显示, 检测多种基因表达水平或作用关系在肺癌的诊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12]。有研究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60例NSCLC患者在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下组织中EGFR和Ki60的表达状态。发现NSCLC患者EGFR表达阳性率65%, 其中鳞癌71.43%, 腺癌55.00%, 腺鳞癌60%, 与文献报道的结果 (鳞癌74%~100%, 腺癌34%~97%, 大细胞癌33%~100%) 基本相似, Ki67阳性表达率为81.67%, 表明EGFR的阳性表达与NSCLC的生物行为密切相关, EGFR的表达与Ki67表达有协同作用。Zhu等[13]在研究中把VEGF和EGFR作为NSCLC的联合治疗靶点, 通过抑制两者, 发现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得到明显的控制。宋懿懿等[14]检测186例NSCLC患者在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下VEGF和EGFR的表达情况, 发现NSCLC组织中VEGF阳性表达率为35.48%, 而EGFR阳性表达率为55.91%。NSCLC组织中VEGF和EGFR的表达具备相关性, 可作为判别NSCLC患者病情及预后的参考提示。

EGFR的持续高表达可产生加速肿瘤细胞生长、肿瘤转移、新血管生成等恶劣结果。国内外有研究认为, EGFR在不同性别NSCLC患者中的表达存在差异。NSCLC女性患者的EGFR表达高于男性患者, 多数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患者的基因突变率高于男性导致。如宋懿懿等[14]检测结果显示, EGFR在不吸烟人群、女性以及腺型NSCLC组织中表达偏高, 与淋巴结转移及分期密切相关。男性患者表达率显著低于女性患者、男性吸烟患者表达率显著低于女性不吸烟患者、鳞癌患者表达率显著低于腺癌患者 (P<0.05) ;N0、Ⅰ~Ⅱ期患者EGFR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N1~3、Ⅲ~Ⅳ期患者 (P<0.05) ;EGFR表达对生存率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EGFR表达阳性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低于EGFR表达阴性组患者。对于女性NSCLC患者, 由于EGFR的表达同癌症病理类型、癌症TNM分期及向淋巴结转移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EGFR可作为判别女性NSCLC病情进展和预后的重要指标, 是关键的肿瘤标记物, 对患者分子靶向医疗方法的选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2 EGFR突变

EGFRVⅠ、EGFRⅡ和EGFRⅢ是三种EGFR突变蛋白, EGFRVⅢ是其中最为熟知的突变蛋白, 其突变模式为:胞外氨基酸残基缺失, EGFR配体结合域丢失导致受体酪氨酸激酶处于持续活化状态。在NSCLC中, EGFR突变总发生率约为26%[15], EGFR酪氨酸激酶区域的突变主要发生在18-21外显子, 全部突变总量中, 19外显子和21号外显子突变占90%, 这也许和此位置DNA的A-T序列的密集程度有联系[16], 同时也和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s) 的敏感性相关;EGFR突变常被视作是原癌基因的“激活突变”, 目前EFGR突变的检测方法有: (1) 直接测序法, 这个方法被视作是基因突变检测的“金标准”; (2) 核酸肽锁核酸 (PNA-LNA) 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3) 定点突变的PCR法:如mutation-specific PCR (MSP法) ; (4)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 (DHPLC) 等。

有学者对40例晚期NSCLC患者进行了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17], 从石蜡包埋组织中提取DNA, 采用巢式PCR扩增EGFR基因外显子18、19、20、21, 纯化后的PCR产物用Bigdye v3.1kit (ABI) 双向测序, 共测出EGFR基因突变15例 (37.5%, 15/40) , 其中, 11例为外显子19突变, 3例为外显子21突变, 1例为外显子19、21均存在突变, 非腺癌患者的EGFR基因突变率远小于腺癌患者。CT领导的经皮肺穿刺活检方法简易可行、安全可靠, 是晚期NSCLC患者获得肿瘤组织检测EGFR基因突变的可靠方法。

姜北等[18]收集48例晚期NSCLC患者血清及相应石蜡组织标本DNA, 通过直接测序法来测出EGFR基因19和21外显子的突变状态, 血清EGFR基因突变检出率为14.583% (7/48) , 组织样本中, EGFR基因突变检出率为31.2%, 认为血清与组织DNA检测出EFGR突变类型一致, 血清循环DNA可用于EFGR基因突变检测, 为肺癌靶向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张怡湜等[19]用石蜡组织提取DNA, 再用荧光定量法检测EGFR突变情况。在全部NSCLC患者中基因突变率为40.9%, 携带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大多是非吸烟者和腺癌患者。Yang等[20]采用实时荧光PCR技术检测315例NSCLC患者血清癌胚抗原 (CEA) 水平和EFGR突变情况, 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ISEL研究得出, 亚洲非抽烟女性腺癌患者是具备异质性的特别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 EGFR基因突变 (包含19Del、L858R及T790M) 发生率更高。单因素分析结果得出, EGFR基因在腺癌中突变率明显增高;而多因素分析显示, 性别不再是影响原因。此次研究还发现, 在中国人群中肿瘤家族史与EGFR基因突变状态存在相关性。

不同人种肺癌的EGFR突变率存在较大差异, Li等[21]在对202例肺腺癌患者检测研究后发现, 我国汉族肺腺癌患者的EGFR突变率为75.3%。Schmid等[22]和Kris等[23]经过对大批肺癌病例研究后认为, 高加索人肺癌EGFR的突变率为7%~17%。在Han等[24]和Hsu等[25]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了东亚人肺腺癌患者的EGFR突变率为30%~62%。我国不同民族间的肺癌的EGFR突变率也不同。单莉等[26]研究阐明中国维吾尔族人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率为16.2%, 突变率显著小于汉族肺腺癌的EGFR突变率。

4 EGFR甲基化研究

4.1 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属于表观遗传学中的一种重要模式, 当前关于抑癌基因的甲基化探讨较多。DNA甲基化是指:DNA中CG两个核苷酸的胞嘧啶被选择性地增添甲基集团的化学过程。即以S-腺苷甲硫氨酸为供体, 遇到DNA甲基转移酶的作用后, 供体上的甲基集团转移到Cp G二核苷酸胞嘧啶5位碳原子上, 使其变成5-甲基胞嘧啶 (5 m C) 的化学修饰过程。Cp G二核苷酸是哺乳动物DNA甲基化发生的作用点, 密布于基因组的5'启动子和第一外显子位置, 也就是Cp G岛 (Cp Gislands, CGIs) , Cp G岛长为0.5~5 kb, GC含量接近55%, 尽管只占到DNA的1%, 但可以使染色质结构、DNA的稳定性和DNA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方式发生改动。甲基化方法的探讨对于基因的调控以及肿瘤的产生有十分紧密的关联。通常细胞中Cp G岛处于非甲基化的状态, 基因能正常表达。而当细胞产生癌变后, 这些CG位置就会显示甲基化状态, 基因转录调控受到影响, 基因的正常结构被打乱[27], 这可以导致基因功能的异常, 细胞生长分化失控, 最后形成肿瘤。DNA甲基化过程可逆。很多高甲基化缄默的基因能够被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如5-氮杂胞苷) 作用恢复表达也就是去甲基化,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则能够提高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去甲基化的功能。

许多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和编码micro RNA的结构基因内5'Cp G岛发生甲基化使基因失活, 肿瘤进一步发生发展, 基因失活存在于肿瘤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几乎所有癌症病变早期都存在肿瘤相关基因 (包括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甲基化的改变现象, 因此DNA甲基化现象是肿瘤早期诊断的理想标志物, 可以用于癌症危险人群的早期筛查[28]。基因的DNA甲基化的检测是诊断病情的重要指标, 也是鉴别肿瘤类型的重要辅助手段。经常使用判别DNA甲基化检测法有: (1) 甲基化敏感性内切酶法; (2) 亚硫酸氢盐修饰法; (3) 特异性识别甲基化修饰DNA的抗体以及蛋白法; (4) 使用质谱或色谱等精密仪器检测, 前三种技术措施的使用较广泛。DNA甲基化检测优势在于:通过PCR可以扩增检测很微量的DNA组织, 敏感性很高, 而且DNA甲基化区域明确, 便于设计引物以及探针检测。临床多选择两种或多种方法联合检测, 目的是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性。由于血清标志物创伤小、没有有害射线接触、耗资较少, 目前寻觅特异性较好和敏感性较高的血清肿瘤标志物是人们探讨的热门。DNA甲基化虽已普遍用于肺癌患者初期筛查诊断, 然而在临床的一些诊断中还存在少许问题:如单个基因的阳性率偏低, 特异性位点极少, 不能满足肺癌初期筛查标准;DNA甲基化标志物在临床无创或微创方式得到的介质如痰液血液中尚未得到验等。DNA甲基转移酶 (DNMT) 抑制剂缺少特异性, 能够使最初处于沉默状态的一些基因重新具备活性, 加快癌变的发生。

4.2 EGFR甲基化

DNA甲基化的起先探讨齐集在少数较明确的抑癌基因, 有研究认为, DNA甲基化不只在抑癌基因中, 原癌基因中也有其存在。检测细胞系以及组织中EGFR的Cp G岛甲基化状态能够得出, 乳腺癌细胞系CAMA1中EGFR的甲基化率高至90%, MB435和MB453甲基化率为30%~50%。在其他不同的细胞系中也有EGFR甲基化现象, 例如头颈部鳞癌细胞中EGFR甲基化率是35%, 肺癌细胞EGFR甲基化率是11%。在高表达EGFR的宫颈癌细胞系He La和EGFR表达阴性的白血病细胞系K562中, 前者EGFR基因启动子区域Cp G岛没有产生甲基化, 而后者EGFR基因启动子区域转录起始点周围出现高甲基化现象[29]。

5 EGFR用于癌症的靶向治疗

最近几年EGFR靶向药物渐渐问世并逐步应用于晚期NSCLC的医治, NSCLC分子靶向药物较多, 当前临床经常使用的靶向治疗可分为下列几类: (1) 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医治方法, 涵盖EGFR-TKIs及EGFR单克隆抗体; (2) 抗肿瘤血管生成的靶向治疗; (3) 多激酶 (多靶点) 治疗等。由于EGFR过表达对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有促进作用, 故可作为靶向治疗NSCLC的突破点[30], EGFR已成为靶向肺癌治疗手段中的重要的分子靶点。伴随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钻研,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TKI) 开辟了一条治疗肺癌的新途径。

EGFR酪氨酸激酶在癌组织中含量很高, 它能够有针对性地将磷酸根转移到蛋白质的酪氨酸残基上使其发生磷酸化。而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对EGFR中高度保守的ATP结合位点竞争性进结合EGFR, 阻断氨基酸残基磷酸化, 控制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以及下游信号通路的激活, 信号传导遭到干扰, 导致肿瘤细胞周期发生阻滞, 加速肿瘤细胞凋亡, 新生血管产生被抑制, 肿瘤细胞迁徙转移能力减弱, 从而可达到治疗肿瘤目标。对于配体依赖型和配体非依赖型的EGFR活化, EGFR-TKI都可以产生抑制作用。临床常用的吉非替尼 (gefitinb) 和厄洛替尼 (erlotinib) 两种药物均为喹啉类衍生物, 目前常作为二线或三线方案治疗NSCLC特别是晚期NSCLC。研究显示EGFR突变与Gefitinib、Erlotinib的疗效存在紧密关联。EGFR酪氨酸激酶编码区域是EGFR基因突变关键产生位置, 这个位置同时也是EGFR-TKI靶向药物的作用靶点,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药物在NSCLC中, 尤其是在医治肺腺癌的过程中展现了特别好的抗肿瘤疗效, 一般情况下, 有EGFR突变的NSCLC患者对Gefitinib、Erlotinib治疗敏感, 有效率在80%以上;而无EGFR突变的患者对Gefitinib、Erlotinib治疗有效率在10%以下。因而, 在抗肿瘤治疗中通过使用抗EGFR疗法, 可以发挥对肿瘤生长的抑制功用。

有学者通过聚合酶链反应 (MSP) 法检测EGFR的甲基化状态, 并通过免疫印迹分析和定量实时方法研究EGFR蛋白质和m RNA的表达水平[31]。研究认为, DNA甲基化的抑制作用可能提高EGFR-TKIs和吉非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抗肿瘤效应。但EGFR-TKIs的疗效存在明显差异, 临床实践发现EGFR-TKI只对部分患者有效, 吉非替尼在晚期癌症患者中的有效率为8.9%~69%[32]。且许多患者经过一定治疗时间后出现疾病进展获得性耐药。患者产生EGFR-TKI耐药的原因可能是EGFR甲基化与突变的关系, 也可能与下游信号分子的结构性活化、EGFR旁路的TK信号激活有关。还需不断地研究确定, 有助于进一步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6 展望

非小细胞肺癌是一组在组织学、转移方式、治疗后反应和基因表达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异质性的疾病, 深刻地了解非小细胞肺癌中EGFR分子与信号转变的重要意义, 可以指导我们从分子水平认识肿瘤。随着人们对非小细胞肺癌及其相关基因、相关功能的不断深入研究, 相信最终会找到令人满意的分子靶标并运用于各型癌症的诊断与治疗。

摘要：近半个世纪, 我国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居全部恶性肿瘤之首。将来的20年, 我国的肺癌病发数和病死数还在持续上升, 传统的癌症治疗方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艰巨的挑战。近年来肺癌的分子病理指导下的个体化靶向治疗作为一项极具潜力的新方法已逐渐成为肺癌临床标准治疗的一部分, 有着传统化疗及免疫治疗无可匹敌的优越性。肺癌分子靶向的诊断和治疗正逐渐成为常规治疗以及最佳个体化治疗的重要依据。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已成为炙手可热的临床肺癌治疗的分子靶点。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4例乳腺癌患者进行化疗前后体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的变化及意义进行研究, 所有患者均为女性, 年龄为29至67岁, 所有患者经过活体检验病理证实为侵润性乳腺癌。

1.2 方法

对所有乳腺癌患者进行乳腺癌化疗方法进行治疗后, 对乳腺癌患者体内癌细胞膜进行ABC染色法检测结果。细胞阳性判断标准为:若患者体内癌细胞膜上呈现出的颜色进行判断标准, 若患者体内细胞膜上呈现出清晰的深棕色则为强阳性+++, 若患者体内细胞膜上呈现出棕黄色为阳性++, 若患者体内细胞膜上呈现出浅黄色为弱阳性+, 若患者体内细胞膜上呈现出不着色为阴性-。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分别对24例乳腺癌组织标本进行短期化疗前后EGFR、C-erbB-2、CD147及Ki67的表达进行评估。

2 结果

经检测可知,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患者进行化疗前的蛋白表达阳性的患者为11人, 概率为45.83%, 但在患者进行化疗前的蛋白表达阳性的患者为20人, 概率为83.33%, 而Ki67、C-erbB-2以及CD147在患者进行化疗前后的蛋白表达阳性变化情况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相反, 即患者化疗前Ki67、C-erbB-2以及CD147的蛋白表达阳性概率高于经过化疗后患者Ki67、C-erbB-2以及CD147的蛋白表达阳性概率。说明化疗后, EGFR表达比化疗前明显增加, C-erbB-2、CD147和Ki67表达则明显下降, 但只有Ki67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乳腺癌是当今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据资料显示, 近年来, 该病的发病率呈年轻化,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严重的威胁广大妇女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发病往往与遗传有关, 通常在40～60岁。现今只有外科手术治疗是此病的主要治疗方式。乳房对于当今女性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外科保乳手术、化疗统称早期乳腺癌的保乳治疗, 已经成为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常规治疗模式。随着当今医疗技术和人们对健康水平的标准日益提高, 使用外科保乳手术以及后期辅助放疗, 化疗的保留乳房乳腺癌根治术已经受到广大患者的认同和青睐。保乳手术无论在对乳房外观、功能还是患者心理等各方面都具有非常有益的影响。当然也是我国乳腺癌治疗界的必然趋势。乳腺癌患者易存在恐惧和孤独感, 对手术及癌症存在双重恐惧, 特别是患者年龄较轻时, 具有较差的自我调节能力, 情绪不能得到有效稳定, 乳房切除后第二性征消失, 形体发生较大改变, 不愿让事实说他人看到伤残乳房, 易自卑和自责, 为家庭承受较重的经济负担而不安, 故有系列不良反应产生。所以保乳手术后的放疗也是减少局部复发的必要手段, 而全身化疗更是减少远处转移发生率的重要途径。然而保乳手术以及术后辅助放疗, 化疗会可能引发放射性肺炎、心肌炎、胸膜炎、上肢功能受限以及保留乳房部分的皮肤萎缩和硬化等并发症。

对乳腺癌患者进行化疗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肿瘤情况, 甚至达到治愈肿瘤的目的。但在临床实际应用中, 随着乳腺癌患者化疗的进行, 肿瘤细胞在患者体内会普遍产生耐药性, 特别是多耐药性, 严重影响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发生耐药性的肿瘤细胞具有生长迅速以及较早发生转移的特点[1,2],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乳腺癌疾病的发生、转移、治疗以及预后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 与患者体内进行细胞生长和细胞发生恶变有直接关系,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发生高表达与乳腺癌患者术后发生早期复发有关[4]。

研究表明, 大部分乳腺癌患者经过化疗后体内肿瘤体积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形态学同时发生明显变化。短期化疗即可杀伤肿瘤细胞, 也可诱导EGFR表达增强, 使Ki67增生减弱, 但不足以引起肿瘤细胞的转移。即并不引起CD147等下游因子的表达。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P-gp底物化疗药短期化疗前后蛋白表达的变化及意义。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分别对24例乳腺癌组织标本进行短期化疗前后EGFR、C-erbB-2、CD147及Ki67的表达进行评估。结果 化疗后, EGFR表达比化疗前明显增加, C-erbB-2、CD147和Ki67表达则明显下降, 但只有Ki67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短期化疗即可杀伤肿瘤细胞, 也可诱导EGFR表达增强, 使Ki67增生减弱, 但不足以引起肿瘤细胞的转移。即并不引起CD147等下游因子的表达。

关键词：乳腺癌,化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变化

参考文献

[1]Saeki T, Tauruo T, Sato W, et al.Drug resistance in chemotherapy forbreast cancer[J].Cancer Chem other Pharmacol, 2005, 56 (1) :84-89.

[2]Hoffmann J, Schmidt PP, Hansch W, et al.Anticancer drug sensitivi-ty and express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markers in early passa-ge human sarcomas[J].Clin Cancer Res, 1999, 5 (8) :2198–2204.

[3]李哲, 袁守军.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络氨酸激酶抑制剂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2004, 9 (4) :361-364.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篇7

关键词：非小细胞癌,肿瘤组织,表皮生长因子,基因突变

肺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生率和病死率均明显上升，多项研究表明[1,2],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均发生在酪氨酸激酶域ATP结合域附近（第18～21外显子），约90%EGFR基因突变集中在第19和2l外显子，第18和20外显子为耐药性突变，第19和21外显子为活化性突变，但部分晚期肺癌患者因肿瘤部位取材困难很难获得足量肿瘤组织用于基因检测。由于EGFR突变基因具有肿瘤体细胞遗传的特性，因而在血液游离DNA中可能会检测到相同的遗传改变。各国学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至今为止结论尚未统一，本组研究抽取90例NSCLC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匹配的血清标本，对NSCLC组织和EGFR突变的一致性进行分析研究，现将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10年5月至2014年5月90例NSCLC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匹配的血清标本，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病理组织检查确诊，未接受过靶向治疗及辅助化疗，患者病理分型参考2004年WHO肺癌组织分类[2]，临床分期参考IASLC肺癌TNM分期标准，取材均符合伦理要求。

1.2 方法：

血清标本均在手术前抽取全血，肿瘤组织经手术切除后浸泡于液氮中，将肿瘤标本和相匹配的血清标本保存于一80℃冰箱中待测。选用DNA Mini Kit 51304试剂盒（Qiagen），直接测序所用引物和Mix（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ABI 3730XL,DxS EGFR29Mutation Kit,Lightcycler 480,PCR 8联反应条辅助器。所有标本均经DNA提取试剂盒提取，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将所提取的DNA采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检测，保存于一20℃冰箱中。PCR扩增和直接测序：PCR总反应体系为50μL,Mix 25μL，上游引物、下游引物均2μL，去离子水19μL,DNA模板2μL，扩增条件：93℃预变性2 min,94℃30 s,60℃30 s,72℃中30 s,72℃2 min，共35个循环。PCR反应设置内参照GAPDH，内参照扩增条件：93℃预变性3 min,94℃30 s,59℃30 s,72℃中30 s,72℃3 min，共35个循环。去PCR产物5μL，采用3%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Gel-Pro Analyzer凝胶图像分析分析目的基因。对显示目的基因的PCR产物进行直接测序。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肿瘤组织总共检出29例EGFR基因突变，总突变检测率为32.2%(29/90），其中19-del缺失16例（55.2%),L858R点突变13例（44.8%）；血清共检测出5例EGFR突变，均为L858R点突变，突变检出率5.6%(5/90）。

直接测序法检测血清E G F R活化性突变的特异度为1 0 0%(61/61），灵敏度为17.2%(5/29），阳性预测价值100%(5/5），阴性预测价值71.8%(61/85）。血清和肿瘤组织EGFR活化性突变的一致率为5.6%(5/90），具体见表1。

3 讨论

近年来，多种靶向药物被广泛应用于NSCLC的临床治疗中。据相关研究报道，对确诊的EGFR基因第19或21外显子突变的NSCM患者行一线药物化疗和厄洛替尼治疗，患者平均进展生存期分别为4.6、13.1个月，提示对NSCLC患者进行EGFR基因第19、21外显子突变状态的检测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组研究抽取90例NSCLC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匹配的血清标本，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EGFR基因中第19、21外显子的突变状态，结果显示，肿瘤组织总突变检测率为32.2%，血清总突变检出率5.6%，血清的突变检出率明显低于肿瘤组织，与张静等研究结论吻合[3]，血清和肿瘤组织EGFR活化性突变的一致率为5.6%，此结果与邹敏等人研究报道一致[4]，此外，且灵敏度及特异度也低于肿瘤组织，说明在评价NSCLC患者EGFR基因突变状态方面，肿瘤组织检测更具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志红,倪琛琛,于敏,等.105例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分析[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1,46(8):740-742.

[2]宋国红,邸立军,任军,等.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的研究[J].现代肿瘤医学,2008,16(4):553-556.

[3]张静,梁智勇,曾碹,等.应用蝎形探针扩增组织突变系统检测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与病理改变的关系[J].中华病理学杂志,2008,37(5):294-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