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效应（共9篇）
竞争效应 篇1
一、引言
一个企业的声誉不仅受其自身行为的影响,而且受其他相关企业声誉的影响。这种声誉的溢出已经跨越了企业的边界。比如2008 年三鹿集团三聚氰胺事件最终导致其走向破产,而且使中国奶制品企业普遍受到人们质疑。在这里,我们把实际发生声誉危机的企业称为发讯企业( messenger company) ,把被影响到的企业称为受讯企业( receiver company)[1]。在上述例子中,三鹿可被视为发讯企业,中国其他奶制品企业可被视为受讯企业。本文将受讯企业与发讯企业同方向的声誉影响称为声誉传染效应,将受讯企业与发讯企业反方向的声誉影响称为声誉竞争效应[2]。危机事件对同行业企业的声誉影响可能是传染效应也可能是竞争效应。
现有文献中关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发展方向: 一是FDI的溢出效应,二是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三是信任市场的溢出效应。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在技术差距、市场环境、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关系,其中与技术差距有关的溢出效应属于示范———模仿———传播型,受市场环境、MNC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相互影响的溢出效应属竞争型。资本市场溢出效应认为事件的经济后果一般分为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竞争效应反映投资者对受训企业的质疑[2],传染效应反映客户需求转移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目前支持传染效应的文献居多,而支持竞争效应的文献数据少些。信任市场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在企业社会责任、产品广告名人效应、供应链信任。费显政等( 2010) 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溢出具有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传染效应[1]; 何浏等( 2011) 指出明星代言产品会给该产品带来正的市场效应,同一款产品由不同明星代言,则不同明星代言产生效应会叠加[3]。由于信任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粱钟元( 2012) 验证了供应链中信任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
尽管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已很有成就,但是关于声誉溢出效应的研究却并不多。Barnett和Hoffman ( 2008) 指出企业声誉不仅受该企业自身的行为的影响,还受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即企业间声誉具有相互依赖性[4]。一个企业受危机事件影响所引起的声誉变化可能会超越其公司边界而影响到行业中其他企业[5],并且这种影响受该企业自身的显著性及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企业间竞争程度的影响[6]。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重点考察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并且探讨行业中受讯企业的特征如何受这些效应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文以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声誉危机溢出效应。制度理论认为组织通过形成相似的结构和进行相似的活动来维持其在一个群体中的重要身份[7]。在一个领域中共同的认知价值观有助于塑造组织行为[8],这些行为反过来会影响组织声誉。制度理论还认为一个企业的声誉受其所在行业的企业共同遵守的合法性标准的影响很大。从这一点来看,当发讯企业的声誉受到破坏时,这种声誉破坏会影响到与发讯企业有共同领域层企业的合法性( field - level legitimacy) 。同时,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其有价值的,即独特的和稀缺的资源[9]。在资源基础观看来,声誉就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Barnett指出“竞争优势源于独特性,而独特性由声誉来测量”[9]。和制度理论强调企业领域层合法性不同,资源基础观强调的是企业公司层的合法性( firm -level legitimacy) 。当利益相关者给A企业的评价高于其他企业时,那么A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就具有声誉的优势,如果其他企业加强自身的声誉,就会减小这种声誉差距,进而减弱A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企业的声誉受其他企业声誉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理论都强调竞争与合作的内在联系[10],并且为理解组织声誉动态性和组织领域合法性提供了奠定性的基础[6]。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本文选择食品行业中几起食品安全事件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与本文较相近的一篇实证分析文章是Goins和Gruca ( 2008)[6]针对企业裁员事件,通过验证受讯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与发讯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其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和企业专业性对声誉危机溢出效应的影响。
( 一) 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
我们将企业声誉定义为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自身特点和企业以其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一种综合评价[8]。当一个企业发生食品安全危机事件,这个事件不仅预示着该企业的一些信息,还预示着影响其他企业价值的经济条件和环境条件的信息,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这些信息来重新判断与自己相关的企业。因此,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就会超越发讯企业的边界影响到行业中的其他企业。这种信息传播对企业间声誉的影响会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方面,由于这些资源的稀缺性,同一行业的企业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取人才和投资者[11]。当竞争占主导地位,发讯企业的声誉受到负面影响时,竞争对手就具有相对优势来获得稀缺资源,从中得到益处,这就是竞争效应。在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中,而三元奶粉因没有测出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获得发展机会,目前已经成为一家大型的食品加工公司。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相似性,同一行业的企业面临相同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种共享的环境给声誉效应的传播提供了另一种机制。前面我们提到,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行业信息对企业做出评价。而危机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会改变利益相关者对与其相关企业原有的评价,当利益相关者再次对企业做出评价时,就会根据企业间的相似性来做出判断,这样发讯企业的声誉危机就给行业中其他企业带来消极影响,使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同样面临声誉危机,这就是传染效应。比如,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中国食品行业产品质量信任危机,使乳制品行业陷入生产、销售困境。所以,信息传播带来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将发展成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1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H1a: 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传染效应。
假设H1b: 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竞争效应。
( 二) 受讯企业显著性的调节作用
市场会自发的分出领导者和追随者。领导力和显著性有很多种测量的方式,规模大的企业经常被视为市场领导者[13]。换句话说市场领导者往往在行业中具有显著性地位,这种显著性使企业与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有关联。当行业发生危机事件时,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有实权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甚至通过要求政府干预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而使显著性企业免受风险的影响。由此,地位显著性强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会多一层保护。此外,显著性强的企业往往具有雄厚的资金,在遇到危机事件时,更具有战斗力,从而使其有能力脱离危机。比如,在360 和腾讯大战中,腾讯企业以其显著的行业地位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最终获得这场漫长 “战争”的胜利。
由于危机事件的传染效应给其他企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企业显著性地位对企业有保护作用,所以受讯企业行业地位的显著性会减弱这种传染效应。同理,由于危机事件的竞争效应给其他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所以受讯企业行业地位的显著性会增强这种竞争效益。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H2a: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传染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的提高而减弱。
假设H2b: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竞争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的提高而增强。
( 三) 受讯企业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最近一些研究指出组织身份与其是专业性的还是综合性的有关。如Carroll和Swaminathan( 2000)[14]研究发现,即使在综合型啤酒酿造商提高所生产啤酒的质量后,专业性啤酒酿造商依然能保持成功。Zuckerman和Kim ( 2003)[15]指出在类别系统的企业中,追求专业化是最重要的战略。专业化的形象可以提高企业在其专业领域的权威,使利益相关者认为其在此领域更专业。在中国,当提到冰箱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海尔,当冰箱市场出现危机时,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选择海尔。因为海尔冰箱已经成为一种品牌,当市场出现不确定性事件时,人们更愿意选择专业性强的海尔。
以上分析表明专业化将有利于企业的声誉,企业专业性会保护企业免受负面信息传播的影响。所以当发生传染效应时,受讯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强,会减弱这种传染效应; 当发生竞争效应时,受讯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强,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竞争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H3a: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传染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增强而减弱。
假设H3b: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竞争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增强而增强。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方法和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是一种利用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来研究某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其最重要的是选择两个事件窗口期,确定一个估计期,计算异常收益率( Abnormal returns,简称AR) 和累计异常收益率( Cumulated abnormal returns,简称CAR) 。
Goins和Gruca ( 2008)[6]选择1 天窗口( - 1,1) 和10 天窗口( - 5,5) 作为两个事件窗口期,1 天窗口可以使我们获得及时效应,而10 天窗口保证在窗口期内既能放宽市场高效率的假设,又能排除其他的竞争事件。本文采纳他们的方法,选择1 天窗口( - 1,1) 和10 天窗口( - 5,5) 作为两个事件窗口期,同时由于估计窗口期和事件窗口期不能交叉,所以本文选择事件发生日的前70 天至前6 天为估计窗口期。首先将估计窗口期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得出市场模型( 1) ,再运用市场模型计算出事件窗口期正常的期望收益率。
其中,Rmt为第t日市场收益率,在本文中,对于深证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本文运用深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对于上证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本文运用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 Rit为股票i在第t日的实际收益率;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口期实际收益率和期望收益率的差,如公式( 2) 所示:
其中,ARit是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日的异常收益率,Rit是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日的实际收益率,E( Rit) 是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日的期望收益率。
累计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口期内每天异常收益率的和,如公式( 3) 所示:
由于并非事件窗口期内每天的异常收益率都可以得到,所以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用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来代替异常收益率指标。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是累计异常收益率除以N ,如公式( 4) 所示:
其中,CARi( t1,t2) 为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1天到第t2天的累计异常收益率,N表示天数,表示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1天到第t2天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
本文以2000 - 2014 年的所有食品安全事件来分析,通过整理新闻报道,并且剔除非上市公司食品安全事件和非大陆上市公司食品安全事件,最终选取7 件上市公司食品安全事件: 2007 年11 月1 日的五粮液幸运星糖精超标事件,2011 年3 月15 日的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 年6 月14 日的伊利奶粉含汞门事件,2012 年8 月24 日古井贡酒酒精勾兑事件,2012 年9 月7 日的光明牛奶变质门事件,2012 年11 月19 日酒鬼酒 “塑化剂” 事件,2013 年7 月21 日的南山奶粉事件。本文通过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来确定相关企业,其中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企业有21 个,与双汇集团相关的企业有22 个,与伊利集团相关的企业有11 个,与古井贡酒有关的企业有21 个,与光明集团有关的企业有11 个,与酒中酒集团有关的企业有21 个,与南山奶粉有关的企业有11 个,最终获得118 个上市公司的数据,这118 个上市公司数据全部来自上证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原始数据来源于CSMAR ( 国泰安) 数据库。
( 二) 研究变量的设定与测量
1. 自变量: 发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 messenger company’s average cumulated abnormal returns,简称MACAR) 。Goins和Gruca[6]用裁员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作为自变量来研究裁员企业的裁员事件对为裁员企业的声誉影响,本文采纳其方法选择发讯企业的ACAR为自变量来研究发讯企业的声誉危机对受讯企业声誉的影响。
2. 因变量: 受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 receiver company’s average cumulated abnormal ruturns,简称RACAR) 。在事件研究法中,将异常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来研究声誉已经得到运用,并且Goins和Gruca在2008 年时候运用为裁员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本文采纳其方法选择受讯企业的ACAR作为因变量。
3. 调节变量:( 1 ) 受讯企业的显著性( receiver company’ s prominence,简称RP) 。对于受讯企业的显著性,本文用企业规模来衡量,因为企业的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越是显著。对于企业规模的衡量,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用企业员工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即企业的显著性。企业员工数量越多,该企业的显著性越强。 ( 2) 受讯企业的专业性( receiver company’s specialism,简称RS) 。Dobrev et al. ( 2002) 曾用给定年限所生产的所有汽车模型机器容量的范围来测量专业化。本文采纳Dobrev et al. 的方法,本文选择企业在给定年限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所跨的行业来衡量食品制造企业专业性。一个企业的所跨行业意味着该企业的市场范围和企业的竞争战略,因为经营范围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和产品的品质。专业性企业所跨的行业通常比一般化企业要少,因此某食品制造企业所跨的行业越少,该企业的专业性越强。
4. 控制变量: ( 1 ) 发讯企业的显著性( messenger company’ s prominence,简称MP) 。Tyersky和Kahneman在1974 年指出组织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会增强信息的传播,进而使公众对信息更熟悉。Tieying Yu ( 2008) 也曾指出组织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会对其他企业有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选择发讯企业的显著性为控制变量。其测量方法与受讯企业显著性一样,同样用企业人员数量来测量。 ( 2)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众所周知,企业的前期盈利能力会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所以本文将受讯企业的ROA作为控制变量。用ROA来表示受讯企业的前期盈利能力,ROA越高,说明企业的前期盈利性越好。本文用受讯企业前三个季度的ROA的平均值来表示其前期盈利能力。( 3) 受讯企业总资产( receiver company’ s total asset,简称RTS) 。企业的总资产会影响股票的价格,进而影响股票收益率。所以本文选择受讯企业的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以受讯企业前三个季度的总资产的平均值来衡量。 ( 4) 受讯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用OC表示。杨兴锐在2014 年指出,股权集中度会影响累计异常收益率。所以本文选择股权集中度为控制变量,并且用事件发生日前一期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 ( 5) 受讯企业的国家所有制,用SO表示。杨兴锐( 2014) 在其论文中指出,国家所有制形式会影响累计异常收益率,所以本文选择国家所有制为控制变量。国企取值为1,民企取值为0。 ( 6) 事件发生次数,用Times表示。Goins和Gruca[6]指出,裁员事件发生的次数会影响声誉的溢出效应,所以本文将事件发生次数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用自2000 年到事件发生日之间的事件发生次数来衡量。
表1 为本文所选取变量的指标定义。
注: N = 118,图表中所列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p < 0. 01,**p < 0. 05,* p < 0. 1,双尾检验。
( 三) 模型设计
基于以上假设和变量定义,本文的模型设计如下:
在方程中,RACARi表示受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其中i = 1,5 ; MACARi表示发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其中i = 1,5 ; RP表示受讯企业的规模,RS表示受讯企业的专业性,MP表示发讯企业的规模,ROA表示受讯企业前期总资产利润率,RTS表示受讯企业总资产,OC表示受讯企业的股权集中度,SO表示受讯企业的国家所有制,Times表示事件发生次数; βi表示待估回归系数,其中i = 1,2,…,11 ; ε 是随机项。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tata12. 0 对样本数据进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通过OLS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
表2 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 700,说明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为了进一步诊断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对其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 VIF) 分析,结果显示,VIF的最高值为5. 143,小于其基准值10,因此可以判断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因变量受讯企业CAR1与自变量受讯企业CAR1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变量受讯企业CAR5与自变量受讯企业CAR5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很弱。因变量受讯企业CAR1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总资产,受讯企业所有制形式,受讯企业ROA及事件发生次数呈现正相关,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股权集中度,发讯企业的显著性呈负相关。因变量受讯企业CAR5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总资产,受讯企业股权集中度及事件发生次数呈正相关,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所有制形式,发讯企业显著性以及受讯企业的ROA呈负相关。因变量受讯企业CAR1与调节变量受讯企业的显著性呈正相关且显著,与调节变量受讯企业的专业性呈负相关且显著。因变量受讯企业CAR5与调节变量呈正相关,但是不显著。回归分析的结果在表3 列出。
注: N = 118,图表中所列数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 01,**p < 0. 05,*p < 0. 1,双尾检验。
表3 为( - 1,1) 天窗口期回归模型。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的检验,模型2 是对假设1 的检验,模型3 和模型4 是对假设2 的检验,模型5 和模型6 是对假设3 的检验。从表中看出, ( - 1,1 ) 天窗口期的总模型匹配是显著的。其中,模型1 的F值( 3. 17) 在99%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 - 模型6的F值在95% 的水平上显著。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1 - 模型6 的R2均在20% 左右,调整后的R2均在20% 以下。从模型1 中可以看出,受讯企业ROA与因变量受讯企业ACAR1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但是在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后,受讯企业ROA与因变量受讯企业ACAR1呈现负相关,并且显著,所以控制受讯企业ROA这个变量是很有必要的。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所有制形式,发讯企业的显著性,事件发生次数在6 个模型中都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企业所有制形式会部分影响企业的效率,国企的效率相对于民企来说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同时发讯企业的显著性和规模会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利益相关者对食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关注。从模型2 中,可以看出主效应呈现显著负相关( β = - 0. 250,p < 0. 05) ,即当发讯企业声誉变差时,受讯企业的声誉是变好的,由此假设H1b得到验证,假设H1a在本模型中不能得到解释。模型4 是加入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1× 受讯企业的显著性之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受讯企业的显著性会增强声誉溢出的竞争效应( β = - 0. 261,p < 0. 05) ,因此假设H2b得到验证,但是没有理由支持假设H2a。模型6 是加入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1× 受讯企业的专业性之后的结果,在此受讯企业的专业性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验证( β =0. 074,p > 0. 1) ,所以假设3 并未得到支持。
注: N = 118,图表中所列数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 01,**p < 0. 05,*p < 0. 1,双尾检验。
表4 为( - 5,5) 天窗口期回归模型。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的检验,模型2 是对假设1 的检验,模型3 和模型4 是对假设2 的检验,模型5 和模型6 是对假设3 的检验。模型1 的F值( 3. 42 ) 在99%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 - 模型6 的F值均在95% 的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 - 5,5 ) 天窗口期的总模型匹配是显著的。模型1 - 模型6 的R2均在25% 左右,调整后的R2均在20% 以下。从模型2 中可以看出, ( - 5,5) 天窗口同样验证了假设H1b,即声誉危机溢出效应是竞争效应。模型4 中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5× 受讯企业的显著性的系数不显著( β = - 0. 225,p > 0. 1) ,说明假设H2b未被得到验证。模型6 中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5× 受讯企业的专业性的系数显著( β = 0. 250,p <0. 05) ,说明受讯企业的专业性会加强声誉溢出的竞争效应,从而假设H3b得到验证。模型4 和模型6 的结果与( - 1,1) 天窗口期的结果不同,可能是由于危机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从模糊逐渐走向明朗的原因。随着危机事件的澄清,利益相关者最终会更加信赖专业性强的企业。
五、讨论与展望
本文证明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评价受行业中其他企业行为及利益相关者对这些行为解释的影响,得出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是竞争效应的结论: 在1 天窗口期内,受讯企业的显著性即受讯企业的规模的提高会增强其所受的竞争效应;在( - 10,10) 窗口期内,受讯企业专业性会增强这种竞争效应。本文的结论与Goins和Gruca得出的结论相悖,这可能是由于食品制造业这个行业的特殊性。第一,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利益相关者们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度非常高,一旦某一企业发生食品危机,利益相关者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将很快瓦解,转而寻求与其类似的企业产品或是替代品。第二,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是刚性的,即使出现食品危机,人们也会消费这种食品。这样一个企业的声誉危机就给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带来机会。而且,由于 “马太效应” 的存在( 人们倾向于选择规模大的企业即人们会认为规模越大越好的企业越能够生产好产品,当出现危机事件时,人们在心理上会更相信规模大的企业) ,使得行业地位显著性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优势。
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本文的观测样本数据很少。虽然最近几年在我国出现过很多次食品安全事件,但由于很多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本文无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二,本文选取的事件,大多是非系统性的事件,所以它不能显示出系统性事件在不同的窗口期会有怎样的效应。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危机分为系统性危机和非系统性危机来研究其传染效应和感染效应。
尽管存在以上的缺陷,但本文依然对理解组织领域声誉的动态性有理论意义。企业在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资源竞争的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声誉,这种情形给组织领域成员创造了一种二元现象。行业竞争者不仅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竞争,而且由于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在金融市场上会共享信息。一个企业的行为会对外界发出信号,各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信号来评价企业的价值。因此,在利益相关者看来,危机事件对企业声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而且会影响到其他企业。本文探讨了企业外部环境中的意外事故对组织声誉动态性的影响,增强了将企业外部环境中意外事故纳入声誉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探讨了合作和竞争这两种力量是怎样协调作用于企业产出的。这两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起到不同的作用。Barnett在2006 年理论上指出组织在竞争时期和合作时期行为的转变。
本文对管理者也有一定的启示。以往一直以为组织声誉来自组织内部管理控制,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评价并不仅仅只受管理控制的影响,同时受行业中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这就要求管理者要能够敏锐地意识到竞争者的行为。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受讯企业要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讯企业的不同之处,从而免受危机事件对其的影响或减轻危机事件对其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食品制造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和企业专业性两方面对危机事件的声誉溢出效应进行探讨,证实了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表现为竞争效应,具体而言,在(-1,1)窗口期内,受讯企业地位显著性越强,声誉危机的竞争效应越强;在(-10,10)窗口期内,受讯企业专业性越强,声誉危机的竞争效应越强。
关键词：声誉溢出效应,竞争效应,行业地位显著性,企业专业性
竞争效应 篇2
一、引言
大型企业合并既可以带来效率改进，又可能限制竞争、阻碍创新，因此一直是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的重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开始研究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合并所产生的竞争效应，以及与此相关的成本函数与需求体系估计。传统的合并分析方法是以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为基础的结构分析方法，该方法严重依赖于市场界定，如果市场界定过宽，那么就会低估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低估合并对竞争的损害；相反，如果市场界定过窄，就会高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起不必要的干预，影响市场的正常竞争。在差别产品市场上，由于每两种产品的需求替代性是不同的，因此很难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从而给反垄断执法带来挑战。此外，早期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同质产品市场的古诺模型，然而在现实中，产品真正同质的行业几乎不存在，大部分行业的产品总是存在物理上或观念上的差别。
随着计算机模拟技术和单边效应理论的发展，估计差别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比如Nevo对芬兰银行业等所进行的合并模拟分析。与传统的结构方法相比，合并模拟(merger simulation)的优点在于量化了合并的单边效应，有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合并作出合理的分析，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决议的准确性，节约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在难以合理界定相关市场时，合并模拟更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在过去的10多年里，合并模拟方法在Interstate Bakeries公司收购Continental Baking公司案、Kimberly-Clark公司收购Scott Paper公司案、Staples公司合并Office Depot公司案以及Oracle公司收购People Soft公司案等受到广泛影响的差别产品市场合并案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在合并领域的反垄断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基础性的经济理论和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对合并模拟的研究刚刚起步。黄坤和张昕竹[5]采用定量方法对可口可乐拟并购汇源案的竞争影响进行分析，是目前国内该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尝试。此外，刘伟[6]、王继平和吴瑨[7]以及刘丰波和吴绪亮[8]等也做了初步的阐释性研究工作。本文以上述研究为起点，结合中国空调业的行业和企业层面数据，重点探讨合并模拟技术在分析差别产品市场时的模型选择、敏感性分析以及与结构方法的比较。
二、合并模拟关键技术讨论
合并模拟是量化单边效应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一种在假定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下，使用合并前市场条件的信息来预测合并后价格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仅使用合并前的数据预测在合并后新的市场结构下，每种产品的均衡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从而判定一起合并是否产生反竞争效应。
合并模拟通常包含前端估计(front-end estimation)和后端分析(back-end analysis)两部分内容。前端估计就是估计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其中需求函数估计不仅是合并模拟最困难的，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其估计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后面的结果。后端分析就是根据需求与成本的估计结果模拟合并后的价格均衡，并计算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从而判断合并是否产生反竞争效应。
合并模拟模型通常包括产品的需求函数、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合并后的价格均衡模型三部分内容。由于需求函数在合并模拟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合并模拟的研究重点往往集中于需求函数估计。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用于估计需求函数的模型众多，Budzinski和Ruhmer[9]根据竞争模式和需求模式对这些模型进行两步分类，第一步根据竞争模式把诸模型分为伯川德模型、拍卖模型以及古诺和供给函数模型；第二步根据需求模式把伯川德模型进一步细分为线性和对数线性模型、离散选择需求模型、AIDS和PCAIDS以及多层次需求估计模型。
在合并模拟中，常用于估计模型需求方的函数有线性需求函数、对数线性需求函数、Logit需求函数、AIDS和PCAIDS等等。在这些方法中，线性需求函数和对数线性需求函数的模型假设严重脱离了现实，而AIDS需要非常详尽的数据，应用受到严重限制。相比较之下，Logit需求函数计算简单，所需资料也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工具。此外，Logit需求函数预测的价格涨幅更小。
简单Logit模型是一种特殊的离散选择模型，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模型。它将市场上所有可满足消费者某一需求的产品分为内部产品和外部产品两类。所谓内部产品是在被研究的市场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外部产品是指除内部产品之外的其它产品。简单Logit模型的优点在于计算简单、所需资料少，因此备受经济学家的推崇，被视为“对传统反垄断分析的重大跨越”[10]。简单Logit模型的最大缺点在于受到“独立于无关产品”(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IIA)假设的严格限制。IIA规定任何两种产品的选择概率比，只取决于两产品的效用，与其它任何产品的效用完全无关。这意味着，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上涨时，流失的消费者会按照市场上其它产品的市场份额成比例地转移到其它产品上去。这是由于IIA假设认为每种产品的替代性是相同的。虽然这大大便利了模型的估计，但不符合现实，因为在差别产品市场上产品之间的替代性是不同的。
由于受IIA的影响，简单Logit模型得出的结果并不精确。为了解决IIA假设对简单Logit模型的影响，有些学者建议使用嵌套Logit模型来代替简单Logit模型。嵌套Logit模型是简单Logit模型的一般化。前者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解释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它引入了小组(nest或group)的概念。分组越多，计算就越复杂，结果也越精确。分组的结果是组间产品替代性比组内产品的替代性差。嵌套Logit模型的优点在于如果组的划分合理的话，那么估计出来的结果更加精确，更加符合现实，而且保持了简单Logit模型的运算优势。但是，该模型仍然受到IIA的限制，因为组内的产品依然暗含着IIA假设[1]。
关于成本函数，原则上可以直接估计，也可以通过间接估计生产函数或要素需求方程来实现。然而相比较而言，成本函数估计所需要的成本和投入的数据，通常比需求函数估计所需要的产出和价格数据更加难以获得，这使得成本估计往往缺乏必要的数据，从而无法直接估计成本函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估计出企业的边际成本，就有必要对企业行为做些假设。
关于合并后的价格均衡，Werden和Froeb[11-12]认为，在差异产品市场上，由于合并后差别产品的价格成本差是一样的，所以合并使得在合并前市场份额较小的产品的价格效应更大。此外，非合并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的斜率为正，且随着合并企业的产品和自身产品的市场份额的上升而上升。这样，合并后不仅合并企业会提高价格，所有的非合并企业也有动机提高价格，且合并前市场份额越大，则价格涨幅越大，非合并企业的价格涨幅通常小于合并企业加权平均涨幅。此外，非合并企业的集中度越高，合并所引起的平均行业价格涨幅越大。
三、数据、估计与结果
(一)数据说明
据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怡康)对全国446个城市1 819个商场4 095个门店空调卖场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截至3月，全年累计销售量同比增长43.35%，全年累计销售额同比增长35.85%，格力、美的和海尔三个品牌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强占据过半市场份额。从数据上看，空调行业存在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市场的达到62.07%，达到69.24%，达到83.85%。根据美国著名产业组织学家贝恩的市场结构划分，空调行业则属于寡占Ⅲ型市场，根据日本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的市场结构划分，空调行业属于高寡占型行业。
本文所使用的市场份额、销售量、价格、商场覆盖率、冷暖空调比例、挂式空调比例和功率等数据来自中怡康零售监测数据，分别用s、q、p、corate、kfr、wac和power表示。
产品特征相关数据来自中国最大的专业家用电器产品信息库——万维家电网。由于该网站未包含全部需考察的型号，本文也参考了一些其它同类网站。本文根据中怡康提供的各品牌的主销型号，考察各品牌的产品特征相关数据，根据各型号在品牌中的份额对产品特征进行加权，得到各品牌排名前10位型号的平均特征。所考察的产品特征包括制冷量、制热量、循环风量、最大室内外噪音、能效等级、能效比、是否变频、是否自动清洁、是否自动除霜、维修商数量和经销商数量。由于各品牌提供的参数不一致，因此未能统计出上述所有的产品特征，最后包含制冷量、制热量、能效等级、维修商数量和经销商数量，分别用refca、heaca、dpcon、dist和rep表示。
中怡康零售监测数据共监测了从3月到203月24个空调品牌，它们占据了99.54%的市场份额，其中格力、美的和海尔三个品牌占据了半壁江山。本文将排名前10位的品牌视为内部产品，它们的最低占有率为81.23%，最高占有率为88.19%，平均占有率为84.53%，所以所选取的内部产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简单Logit模型的需求与成本估计
1.回归模型与估计结果
中国空调行业的简单Logit需求函数为：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使用其它企业的产品特征为工具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剔除了挂式空调比例、能效等级、制冷量和分销商数量等4个自变量，以及价格滞后值和商场覆盖率两个工具变量。表1给出了需求估计的结果。
从估计结果来看，整体回归结果较好。从拟合优度来看，调整达到0.9172，也就是说，所考虑的因素对平均效用δ的解释达到91.72%，未包含在模型之内的因素的解释不到10%，这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就整体模型构建来说，F统计量较高，反映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模型拟合的整体效果较好，所选择的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解释能力强。最后检验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回归过程中剔除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平均效用具有显著的影响，最终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除商场覆盖率和制热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2.简单Logit模型的价格弹性
表2给出了简单Logit模型计算出来的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同一列里的所有非对角线的元素相等，也就是说，所有产品对某种产品的替代性是一样的，这反映出了IIA假设的问题。IIA假设每种产品的替代性是一样的，得出的所有弹性与价格和市场份额成线性相关，这是不符合现实的。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空调行业各品牌富有弹性，自价格弹性最低的也达到4.60，这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虽然目前空调行业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但是空调行业的市场进入障碍相对较低，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较强，市场上品牌较多，竞争较为激烈，从而各品牌的价格弹性也相对较高。
3.简单Logit模型的边际成本估计
本文根据内涵成本法计算各品牌的边际成本，结果如表3所示。这里计算出来的边际成本是多售出每一件产品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不仅包括产品的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产品运输成本等为了销售产品而支付的成本。通过表中数据可以发现：第一，产品的价格越低，其边际成本越低，如格力与海尔，这反映了空调企业的价格不仅仅体现其市场势力，也可以体现其产品的功能与质量，功能越多，质量越高，所投入的成本就越高，收取的价格也就越高。第二，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市场份额越高，其边际成本越低。第三，产品的价格越高，其价格成本差率越低，如价格最高的三菱电机的价格成本差率最低仅为7.70%，价格最低的志高的价格成本差率最高达到21.70%，两者相差近3倍。
在简单Logit模型中，自价格弹性和产品价格呈线性相关，而在所考虑的10个品牌中，志高的价格最低，平均价格仅为2 056元，而三菱电机的价格最高，达到5 536元，所以三菱电机的自价格弹性最高，而志高的自价格弹性最低，这使得二者价格弹性相差甚远。但是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相比之下三菱电机属于高档产品，不仅产品的价格高，品质也较高，而志高属于低档产品，一般而言高档产品享有较高的利润率，应该具有较高的价格成本差。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是简单Logit模型建立在伯川德假设之上，但在实际中，企业不仅仅进行价格竞争，也进行品牌竞争、品质竞争、货架竞争和渠道竞争等非价格竞争。这时候可以使用嵌套Logit模型替代简单Logit模型，嵌套Logit模型把内部产品分为若干组，把品牌档次相近的产品放入同一个小组内，这样可以缓和IIA对模型的影响，估计出来的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
(三)简单Logit模型合并后的价格均衡
本文模拟国内前5位空调企业两两合并可能引起的价格变化。在计算合并后价格变化的时候，假设外部市场为5家实力相当的企业占有，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同。另外假设不存在合并效率，合并前后各企业的边际成本不变。合并后的价格根据上文得出的价格弹性和边际成本计算而得出。
根据表4数据可以发现：第一，市场集中度上升之后，不仅合并企业会提高价格，非合并企业也会进行涨价，但是合并企业的价格涨幅要大于非合并企业。第二，相对于合并企业而言，非合并企业的价格涨幅相对较低，均未超过1%。第三，在合并企业中，合并前市场份额较高的产品的价格涨幅相对较低，随着合并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差距拉大，这种现象就越突出。这是因为给定的合并企业因提高价格而导致的销售流失时，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能够截取更多的的销售流失。第四，合并企业的合计市场份额越高，非合并企业的价格涨幅也就越高。如奥克斯在格力/美的假设合并中的价格涨幅为0.33%，但在格力/志高假设合并中的价格涨幅为0.08%，这是因为非合并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随着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的上升而上升。
表4的最后一行给出了合并后合并企业的加权平均价格涨幅。仅有格力和美的进行合并才会使得合并企业的加权平均价格涨幅大于5%，其它各假设合并案均低于该值，如果再考虑合并效率的话，合并后的价格效应将会更低。如果合并会产生效率，边际成本至少降低5%，那么就会抵消合并产生的价格效应，但格力/美的假设合并除外。此外，格力/海尔假设合并和美的/海尔假设合并的合并企业加权平均价格涨幅接近5%，具有较高的价格效应。
由于Logit需求模型形式简单、计算方便，因而对数据的要求较低，但是由于IIA假设的限制，得出的结果并不精确。为了谨慎性考虑，本文对格力/美的假设合并案进行敏感性测试，分别考虑价格弹性变化±50%、±20%和±10%六种情景，结果如表5所示。从结果中可知，在价格弹性下降50%之后，各产品的价格涨幅均约上升了1倍，格力和美的的合并企业加权平均价格涨幅从8.74%达到17.48%，产生严重的价格效应。但是当价格弹性上升50%时，各产品的价格涨幅约下降了1/3，格力和美的`的加权平均价格涨幅滑落到5.83%，仍然具有较强的价格效应，即使合并后边际成本下降5%，也无法克服合并产生的价格效应。
表6给出了各假设合并案例在价格弹性变化±50%、±20%和±10%六种情景下，各假设合并案中，合并企业的加权平均价格涨幅。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当价格弹性下降50%之后，除了海尔、奥克斯和志高三者之间的两两合并之外，其余假设合并的合并企业加权平均价格涨幅均高于5%，因此，当价格弹性较大幅度下降后，大部分合并都会产生较严重的价格效应。当价格弹性下降20%和10%时，仅有格力/美的假设合并案、格力/海尔假设合并案和美的/海尔假设合并案具有较高的合并企业加权平均价格涨幅，其余假设合并案均未超过5%。当产品更加富有弹性时，仅有格力/美的假设合并案会产生较大的合并企业加权平均价格涨幅。可以看出，仅有格力/美的假设合并案、格力/海尔假设合并案和美的/海尔假设合并案这三起假设合并会产生较严重的价格效应，其余各假设合并的价格效应较小。
上述分析假定合并不会产生合并特有效率、不会引发市场进入和产品的重新定位、合并前后每家的边际成本不变以及合并不会引起价格之外的其它产品属性的变化等。在合并的经济分析中，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此还需要分析合并可能产生的特有效率，以及市场进入和产品的重新定位对合并企业的影响。此外也需要考虑买方实力，目前国内存在国美和苏宁两家实力强大的家电零售商，它们在与空调企业谈判时可能占据上风，有利于阻止合并企业提高价格。
(四)嵌套Logit模型合并后的价格均衡
为了削弱IIA假设对简单Logit模型的影响，这里进一步分析嵌套Logit模型的合并后价格效应。根据内部产品的平均价格将十大品牌分为3个小组：第一小组为高档产品，平均价格在5 000元以上，仅仅包括三菱电机1个品牌；第二小组为中档产品，平均价格在3 000—5 000元之间，包括格力、海尔和海信3个品牌；第三小组为低档产品，平均价格在3 000元以下，包括美的、奥克斯、志高、科龙、惠而浦和长虹6个品牌。小组内的各产品的替代性比小组间各产品的替代性强，从而小组内各产品的竞争强度比小组间各产品的竞争强度要激烈。表7给出了嵌套Logit模型预测的合并后价格变化。
对比表4和表7可以看出，在引入小组之后，明显提高了合并带来的价格效应。除海尔/奥克斯假设合并之外，其它假设合并的合并企业加权价格涨幅均大于5%。此外合并前属于同一小组企业之间的合并会产生更严重的价格效应。例如在简单Logit模型中，格力/奥克斯假设合并的合并企业加权价格涨幅大于美的/奥克斯假设合并的合并企业加权价格涨幅，但在嵌套Logit模型中，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虽然格力/奥克斯假设合并产生更高的市场集中度，但美的和奥克斯属于同一个小组，产品之间的替代性更强，所以它们之间的合并会引起更加严重的价格效应。
从嵌套Logit模型预测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合并后市场集中度越高的合并，其价格效应越大。第二，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属于同一小组的产品之间的合并所产生的价格效应，大于不同小组产品之间的合并，即合并企业之间的产品替代性越强，合并产生的价格效应越大。第三，虽然嵌套Logit模型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更能够符合实际情况，但嵌套Logit模型得出的结果比简单Logit模型的大。
四、与结构方法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检验简单Logit模型的效果，下面分别用传统的结构方法与简单Logit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查看合并所引起的集中度的变化。该方法首先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而后计算合并前后相关市场内各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及市场的集中度，从而评定一起合并是否会对竞争造成损害。在1982年之前，主要采用CRn来表示市场的集中度，但是该指标未考虑企业的规模，因此另一个充分考虑企业规模的指标——HHI越来越受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欢迎，1982年美国首次在《横向合并指南》中引入HHI衡量市场的集中度，2004年欧盟《横向合并指南》也采纳了该指标，并界定两个临界值：HHI=1000，ΔHHI=150；HHI=2000，ΔHHI=250。美国标准与欧盟标准有些差异，年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最新版界定的两个临界值分别是：HHI=1500，ΔHHI=100；HHI=2500，ΔHHI=200。
本文将空调产品视为相关产品市场，中国内地市场为相关地域市场。表8给出了各假设合并案的合并后HHI值和ΔHHI值，落入欧盟、美国安全港中的区域，并与简单Logit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结构方法中，美国方法和欧盟方法均显示只有海尔、奥克斯和志高3家企业两两合并会落入安全港，其它假设合并案均可能产生竞争效应，这与上文简单Logit模型的敏感性分析中，价格弹性下降50%时的结果一致。对比结构方法和简单Logit模型可知，结构方法更加保守，往往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不必要干预。合并诉讼中的实际HHI临界值比标准HHI值要高出很多，指南中的HHI门槛通常不能在执法决策中起决定作用，在实际中要考虑市场进入和效率等其它影响因素。
五、结论与引申
本文以简单Logit模型为基础，运用中国空调业相关数据，估计了中国空调业主要企业的需求函数和边际成本，模拟了国内前5位空调企业横向合并可能引起的价格变化，并对模拟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最后还与嵌套Logit模型和结构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的边际成本与企业的市场份额成反向关系，市场份额越高，其边际成本越低。第二，集中度上升之后，不仅合并企业会提高价格，非合并企业也会提高价格，但是合并企业的价格涨幅要高很多。此外，在合并企业中，合并前市场份额较低的产品的价格涨幅更大，但在非合并企业中则相反，合并前市场份额越低，价格涨幅也就越低。第三，嵌套Logit模型得出的价格效应明显比简单Logit模型的更高，且同一小组内的企业合并将产生更严重的价格效应，可见模型假设对合并模拟的结果非常重要。第四，结构方法得出的结果比简单Logit模型的结果更加保守，往往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否则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反垄断干预。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也反映出了不少技术问题需谨慎对待。比如，简单Logit模型受到IIA假设的严重限制，使其弹性矩阵中同一列里的所有非对角元素相等，说明所有产品对某种产品的替代性是一样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外，由于模型仅仅考虑了价格竞争，未考虑品牌竞争和渠道竞争等非价格竞争，使得模型计算出来的价格成本差率与价格成反相关，产品价格越高，其价格成本差率越低，即较高档的产品享有较低的价格成本差率，这也与实际不相符。相较于简单Logit模型，嵌套Logit模型与其在各项假设都一致，仅仅是将内在产品分为不同的小组，但是从本文的结果可以看出，两者预测的价格存在较大的差异，验证了模型选择对结果的重要性。因此，在合并分析中，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应该考虑多个模型的结果。
竞争效应 篇3
关键词：旅游产业集群；区域竞争力；区域商
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云南省2013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111.24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01%，占第三产业的41.8%。2013年全省国内旅游人数达23972.35万人次，海外旅游人数达533.5万人次。旅游产业早已在云南省的各产业的发展中起到支柱性作用。
1.云南省旅游产业集群的产生
从区位上，云南处于我国西南边疆，地理环境独特，相对于旅游产业，其他产业无法做到旅游产业的循环性、可持续性和产业带动性；从自然资源上，云南省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适宜发展旅游产业；从人文资源上，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民俗文化独特，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文化保障；旅游业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经过国家及地方的大力投入和培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善，创建了一批知名度较高的精品景区景点；云南省旅游业面临着巨大的需求，随着我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国内对少数民族特殊地区旅游的需求日益扩大，为云南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云南做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交通运输、国内外投资的发展，给云南省旅游产业提供了新平台，使云南旅游业进入国际化道路。
2.云南省旅游产业区域集群板块分析
云南省地域广阔，拥有16个州市，旅游产业主要以资源主导型旅游产业为主，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产业集群关联度不高。主要形成了以滇中大昆明国际文化旅游区为中心的，包括滇西北香格里拉生态文化旅游区、滇西边境风情文化旅游区、滇西南澜沧江—湄公河贝叶文化旅游区、滇东南喀斯特山水文化旅游区、滇东北红土高原文化旅游区在内区域板块旅游产业集群。多样的民族文化与地理地貌是区别各个旅游产业板块的重要因素。各地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旅游产业集群的虽然能够发挥资源的共享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区位品牌”但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性及关联性仍存在问题，出现产业集群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的地区旅游产业资源过度开发，虽能在一时上能够起到加强竞争力的作用，但长远来看不利于本地区旅游产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的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度不够，有些甚至还未开发，对本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发展支持度不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二、云南旅游产业集群区域竞争力分析
1.模型及数据来源
本文将采用区位商这一反映产业集中度的指标来衡量产业的竞争力。本文以云南省16个州市做为研究对象，数据评估所用的区位商值均由《云南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0—2014年的数据计算得出。
2.云南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及优势分析
通过计算区域旅游产业区位商，能够分析出旅游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区位商值越大，集聚程度越高，产业优势越明显。故本文构建以下指标。区位商（Q）是衡量产业地区聚集的重要指标，其数学表达式为：
Q=g1g2G1G2（1）
（1）式中：g1、g2分别表示某市（州）的旅游产业总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G1、G2分别表示全省的旅游产业总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该指标可以判别产业集群存在的可能性，如果Q大于1意味着旅游产业在该地区可能存在集群现象。
表格2 2009年至2013年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车产业区位商变动情况
城市
Q
20092010201120122013
昆明0.940.981.000.870.84
曲靖0.340.310.320.280.27
玉溪0.400.390.450.430.43
保山0.830.850.840.790.81
昭通0.360.380.390.450.51
丽江5.595.625.836.036.22
普洱0.480.500.670.840.93
临沧0.460.480.490.400.41
楚雄0.480.550.570.530.58
红河0.790.760.760.700.69
文山0.810.760.770.710.69
版纳3.423.603.463.643.50
大理1.741.741.671.761.82
德宏2.532.362.382.452.48
怒江1.051.051.060.951.11
迪庆5.965.085.115.415.38
表2的计算结果表明：云南省旅游产业集群存在相对稳定的状况，只有丽江、版纳、大理、德宏、怒江、迪庆等六个城市的Q值大于1说明旅游产业在这些城市都出现了集群现象，且大部分城市的产业集群程度的Q值都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城市的旅游产业集群程度不断加强，产业集群优势业日益凸显。昆明在2011年的Q值曾达到过1，由于其省会的地位，作为全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经济实力的得分在全省遥遥领先。从区位角度看，昆明地处滇中地区，接近全省的中心位置，辐射范围不仅包括滇中，还包括滇东部分区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以丽江为首的包括大理、怒江迪庆在内的滇西北地区旅游产业集群度高，竞争优势明显，已经形成了其“区位品牌”。版纳与德宏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状况也使得旅游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明显。由于昆明、曲靖、玉溪、红河四个州市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强，经济总体实力在云南省属于最强的四个城市，且涉及的产业领域较广，在区位商的得分中优势并不明显，故其旅游产业开发在整个云南省区域比较优势还不够明显。2009年至2013年整个云南省的旅游产业集群区域商Q值的变化呈现出一种规律性。
三、提升云南省旅游产业区域竞争力对策分析
各种旅游要素在特定领域的集聚和大量的浓缩形成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劳动力的集聚在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拉动作用。集群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应加强旅游产业集群政策发展、实施和指导，加快区域合作和产业合作。云南省旅游产业在其开发过程需要重视集群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区域旅游之间的合作。
随着竞争优势的加强，旅游业逐步吸引着更多专业化人才的进入。云南省需通过人才政策从各地区引进多样的高素质旅游业人才，提高旅游产业各部门的经营管理，提高旅游从业队伍的专业素质，包括旅游资源开发和中高级导游人才，旅游纪念品设计专业人员，旅游研究人员，旅游信息化人员，高级经营管理者等。这些人才的引进有利于优化本地区旅游产业人才结构，达到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的。（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把多勋，郭言歌，高力.基于产业集群效应的区域旅游竞争力分析[J].商业时代，2012，
[2] 郭言歌.基于产业集聚效应的区域旅游竞争力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知识溢出效应与传媒市场竞争 篇4
关键词：溢出效应,传媒,市场竞争
1知识溢出效应
知识溢出效应是指做相似的工作并从彼此的研究中受益。是在知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Public Goods) 的假设下, 其他企业的技术研究投入可以使本企业以较少的成本支出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知识溢出。通常意义上说的知识溢出效应往往是由于地理距离的存在而产生的。经济主体的研发活动具有局域有界性, 但是传媒业的特点决定了知识溢出效应广泛存在于媒体竞争中, 区域间相互“学习”可以共同促进传媒业发展, 而由于电视和网络的原因, 地域界限已经被打破, 溢出效应给传媒业发展带来了同质化的严重后果, 大量克隆节目的出现, 可以说阻碍了传媒业的原创力。
节目的克隆一方面的确节省出了新节目研发的时间与成本, 但是更多的节目克隆过于生硬死板, 同质化严重, 甚至丧失了节目复制的最初意义。我国的版权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近几年人们对版权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但是国内的版权市场依旧存在诸多的不规范, 非法盗版的行为屡见不鲜。内容创意与开发之类的“软件”跟不上, 版权贸易平台资源的“硬件”也亟待加强, 在节目版权问题上, 我国与世界其他传媒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的电视市场上, 原创的精品节目少之又少, 一些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中几乎都能够找到一些外国著名节目影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同时, 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 大多数媒体在创新时害怕克隆节目分享市场, 于是将产业链压缩, 无法形成长期效应。因此, 在享受溢出效应带来的某些便利的同时, 传媒业必须认真面对核心竞争力落脚点问题。
在大多数产业领域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和局域集群。当然, 今天的传媒业同样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 但是由于知识生产方式的不同, 其不平衡的基础不仅仅是地域这么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先认识一下传媒业发展的基础。
首先, 传媒业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新增长理论[4]区分了两种技术进步:研发促进的技术进步、技术扩散或技术转移引起的技术进步。对于传媒业来说, 不论是哪种技术进步, 其中的设备功能开发是硬件, 但是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技术扩散在传媒业中除了指硬件外, 还包括内容处理技术, 这种形式上的技术处理手段存在创新成本, 但是不可否认复制是低成本的。特别是对于今天的传媒竞争来说, 在内容上下大成本进行创新研发, 需要的不仅仅是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技术, 更需要的是时间。而复制所需要的时间则是极短的, 将一些经过市场检验了的成功节目形式复制过来, 因其本身就具有经过市场检验的成功因素, 那么就只需选用合适的主持人与参与嘉宾, 把握好节目的节奏, 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打造出一档成功的栏目。例如:2002年江苏台城市频道推出了《南京零距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 几乎全国的省市台都相继开设了以《某某零距离》、《直播某某》来命名的民生新闻类栏目。还有一种复制方式是将国外的节目复制到国内, 这种模式在娱乐节目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例如《我爱记歌词》、《挑战麦克风》等一系列K歌节目, 都是复制美国的《歌唱小蜜蜂》, 《非诚勿扰》等相亲类节目的复制模板是英国的《Take me out》。当然, 在看到这些通过技术手段复制的节目取得巨大收益的同时,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弊端也随之浮出水面, 那就是节目的同质化带来的恶性竞争。纵观世界其他传媒业尤其是电视业发达的国家, 在电视节目的竞争上就显得有序的多, 究其研发策略, 有学者就美国的电视业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联播网在全国范围内的节目分配和发行;二是各种各样的节目制作公司和辛迪加所提供的大量节目;三是广告的经济支撑;四是地方附属台和独立台对受众的大面积覆盖。”[5]有了这些方面的保障, 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总是能出精品节目并被竞相引进和模仿了。
其次, 传媒业的本质是内容产业。其内容在生产和复制中明显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 显性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表达, 可以通过同类节目名称、类似的舞台等来实现复制, 隐性的内容则是无法用外在形式的模仿来实现,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核心竞争力。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当《天天向上》连续取得收视率冠军的时候, 也有很多家媒体都兴起了模仿之风, 例如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好好学习》、江苏卫视的《时刻准备着》等, 但是这些节目都只是停留在显性模仿的层面上, 最精髓的隐性内容并没有模仿到。《天天向上》的制片人张一蓓说:“《天天向上》是一档有难度系数的电视节目, 它融入了每位主持人、主创人员的性格。我们的脱口秀模式、主持人群设置别人可以学习, 但无法复制我们的主持人、制作团队为节目打上的深深烙印以及血脉相连的要素。”[6]而《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复制也说明外在形式的复制必须同时拥有内在驱动, 如果没有刘欢、那英等权威人士, 这个节目也不可能成功。当然, 由于《中国好声音》具有明确的知识产权, 其运作模式、鲜明的形象与内核都成为被保护内容, 但是更多的电视节目创意却不能在短时间就形成一整套可以被明确保护的知识产权。提到知识产权, 国外一直比较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并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而且不仅对国内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法律约束, 还有专门的法律条文以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不受涉嫌侵权进口产品的侵害。
最后, 溢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在传媒业也有表现。Normanu (2004) 认为, 知识溢出是产业中没有任何纸面痕迹的生产率和产品的改进, 这些改进不能成为专利, 只能通过无意识的传播 (Fallah2004) , 这是由于知识的部分流动性和公共产品性所决定的, 空间异质性是空间计量学识别来源, 指地理空间上的区域缺乏均质性, 存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 中心和外围地区等经济地理结构, 从而导致社会发展和创新行为存在较大的空间上的差异性。创新主体的异质性与技术知识异质性的耦合将导致创新行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差异, 但是对于传媒来说, 这种空间异质性首先是基于地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而不是技术的无意识传播。
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 传媒业在复制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创新是其中的关键。除了经济与人才因素影响创新外, 制度、组织、社会、文化都在影响着创新, 并决定了创新产品的复制。溢出效应的特点决定了传媒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技术和知识的创新, 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重新基于溢出效应与知识创新审视媒体竞争的核心点。
1.1传媒业投资门槛的提高
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思想是非竞争性的产品, 同时也只具有部分的排他性, 当媒体尤其是电视把它变成形象化的产品时, 我们需要制造排他性。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通过投资门槛带来的技术、场景、主持人、嘉宾、奖金等一系列的优越性, 这些都是传媒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决定因素。可以说, 当我们要做传媒产业时, 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生产车间的境界, 必须要进行资本运作的重要意义就首先体现在这里。今年夏天一夜爆红的音乐类节目《中国好声音》, 仅对外播出的打包售价就是8000万元, 其他诸如“导师”出场费以及各种精益求精的细节, 舞台、音响、摄像、剪辑、包装, 无一不是大投入, 光是这些资金的投入已经大大提高了中国好声音的形象和高度, 使复制的难度加大。因此高效的资本运作能够为传媒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传媒业适当提高投资门槛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条可行之路。
1.2本土文化消费环境和人才支持
节目这个消费品也是要依赖经济环境生存的, 尤其是现在我国媒体对广告的依赖更是体现了这点。可以说, 立足本土的经济文化才是传媒产业长效发展的基础, 也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对于传播业来说已经没有这种地域界限了, 但是本土的技术人才、文化支撑还是必需的。就像湖南的娱乐精神与当地的茶馆文化之间的互动一样, 国外的节目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因为它的一系列设置都是按照当地的文化需求来设计, 当这些节目被引用到国内就不能照搬照抄了, 这就是外来节目的本土化。本土化换一种说法来讲就是地方化, 传媒产业的地方化就是要有最重要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对本土经济文化特点的放大或者关注点的发掘。一个能持久发展的节目肯定是“接地气”的。
1.3受众需求点的发掘
当我们无法在传播内容本体上有绝对排他性时, 我们不妨尝试寻找受众需求或者创造受众需求。
受众需求点的发掘不是“闭门造车”, 是靠及时获取受众的反馈信息以及在大背景下对整个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准确判断。每一档成功的栏目背后都有对受众需求的精确把握, 把握每一时期受众的不同需求, 或者创造新的需求以此来调整不同时期传媒的创作与宣传重点,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或是根据受众新的需求来制作新的节目, 才能作为原动力使传媒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当然, 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产品也是具有溢出性的, 不过, 当市场的第一位吃螃蟹者满足了这种需求时, 其他的模仿者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在好声音节目获得成功之后, 就算是有其他节目模仿的再相像, 也最多是赢得观众赞叹一句:“噢, 真的好像中国好声音”, 因为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形式以及内容包装已经在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中国好声音系列产品的开发也就深深打上了“好声音”的烙印, 使其他节目难以超越。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抢占发掘受众需求点的先机是取得竞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1.4媒体鲜明品牌内核的发掘
品牌实际上是文化产业最高的门槛, 品牌的重要性对于传媒行业来讲是不言而喻的, 打造成功的品牌形象是提升传媒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以电视为例:为频道的发展确立一个准确的定位, 然后围绕这个定位去制作节目, 拥有几档精品节目后, 品牌的效应就产生了。就像提到《快乐大本营》等娱乐节目就想到湖南卫视, 提到《非诚勿扰》等就想到江苏卫视, 这就是品牌的效果。在品牌的塑造上湖南卫视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借鉴的例子, 节目都围绕频道的定位来设置, 带动了整个频道影响力的提升。浙江卫视近几年斥重金打造“第一梦想频道”的品牌形象, 而这次中国好声音也使用“梦想”作为主题, 从主题曲到广告语, 都与梦想有关, 浙江卫视“梦想频道”的品牌再一次深入人心, 实现了口碑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发掘鲜明的品牌内核不仅只是针对某一频道或者某一传媒机构, 而是整个传媒业都需要注重的一点, 在普遍的产品复制情况下, 如何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鲜明的品牌内核, 如何使自己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又一关键因素。
总之, 在知识溢出视角下, 传媒业的部分知识资源再生产 (传播) 成本几乎为零, 研发活动的效应不够明显 (Arrow 1962) , 因此, 需要高度重视通过资本运作带来的门槛效应。虽然网络打破了地理局限, 但是由于区域文化的因素, 地理效应在传媒产业集群发展中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此, 还要高度关注本土经济环境与文化支撑。同时, 传媒业因知识溢出效应而造成的产品链延伸乏力问题和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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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开发应关注的十大竞争效应 篇5
一、鲶鱼效应
“鲶鱼效应”主要指引入的新生事物进入新群体, 面对陌生的环境, 不停运动, 引发新群体成员的警觉和互动, 从而促使群体成员加快运行速度, 激发潜能, 形成新的竞争态势。
“鲶鱼型”人才最大的特点是不安于现状, 喜欢求新、求异, 具有冒险精神。人才开发要求引进新竞争元素, 让沉寂的工作环境变得活跃起来, 让各种创新要素竞相迸发。因此, 适时引进具有竞争意识的“鲶鱼型”人才, 打破组织原有的竞争态势, 在组织内形成“鲶鱼型”人才的异军突起, 委以地位, 助其成业, 必然会激发组织“鱼船”内其他成员的斗志, 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新局面, 最终促使组织获得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
二、不拉马效应
“不拉马效应”主要是指组织在原有规划或设定下, 员工应从事的某项职能, 随着时代变迁或技术革新逐步退化或消失, 人员岗位与编制依然保留或存在。这就极易造成组织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终导致人心不齐、组织战斗力不强、效率不高的局面。
当今社会, 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组织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性质都有可能随时发生改变。当变化发生时, 组织不能迅速作出反应, 及时调整人才的定位和定岗, 就很容易造成闲置人员的存在。在一个组织内, 当人才竞争力出现“1+1﹤2”时, 人才的创新潜能就会受到抑制、创新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因此, 组织应具有自适应能力, 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 适时调整组织的规划与定位, 对组织内人才进行准确、科学的评定, 减少或杜绝消极怠工人才的存在。
三、饥饿效应
“饥饿效应”主要是指组织人才开发时要不断制造压力和困难, 不要让人才饱以待劳。
组织在人才开发过程中, 如果让他们每天生活在“过饱”的状态, 就会产生乐不思蜀的现象。人吃得“过饱”就会抑制自己的神经细胞, 抑制大脑的正常工作, 从而导致工作效率和创新力下降。而人经常处在“饥饿状态”, 就会心生危机感, 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质量, 用高于现实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要求强迫自己努力适应新环境, 获取新优势、以示在竞争中把握主动。人才时常处在“饥饿状态”, 创新潜能就会不断被激发, 从而将潜在的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更好地进行创新活动。
四、海象失败效应
“海象失败效应”主要是指当外在的竞争和威胁迅速来临时, 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和激励机制, 组织内的领导者不能及时获知讯情, 作出及时的应对策略, 最终引发人才流失, 形成组织衰退、竞争力下降的局面。
在人才开发过程中, 开发的实施者要多角度、多层次了解员工的工作激情、工作优点和劣势, 要根据组织外的潜在威胁和现实威胁迅速制定出符合本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措施, 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 注意倾听员工的心声。开发者还要身体力行, 多参与员工的研发活动、创新活动, 了解员工的所思所想, 及时帮助员工排忧解难。作为人才开发的实施者, 只有360度全方位把握人才开发的优势和劣势, 运用科学有效的激励手段, 才能避免“海马失败效应”的出现。
五、同态心理效应
“同态心理效应”就是指以对方的态度来确定怎样对待对方, 以对方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基本准则。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的目光始终是向外的, 从多角度审视别人的行为, 有时还经常戴着有色眼镜, 不断的挑剔别人的行为。其实人最难了解的就是人本身, 我们需要将目光收回, 用镜子照照自己是什么模样, 全方位审视自我。只有了解自身, 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面对他人。人才开发过程中, 开发的实施者或变革者要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被开发者的立场思考问题, 对其给予关怀、爱护、尊重, 以心换心、以诚换诚, 其根本就是充分理解被开发者的心理特征变化, 运用同态心理赢得人才的信任和尊重。
六、热炉效应
“热炉效应”是指每个组织都应有自己的“天条”或规章制度, 组织内的成员任何人违反了就应当受到对应的惩戒。
没有规距不成方圆。人力资源规划是天, 工作分析是地, 天地构成一个大的系统, 混沌居中央。混沌中的人原本是不受规距约束的, 自由散漫是人的天性。但对于一个组织而言, 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好的规距, 一切无章可循, 就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混乱, 导致组织效能下降。在人才开发中, 我们应该给予人才极大的自由、良好的创新空间和创新动力。组织应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 从源头上激发人才的创新能力, 引导创新人才的创新动机和创新行为向科学前沿方向发展。
七、雷尼尔效应
“雷尼尔效应”是指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们为了美好的景色而牺牲更高收入的机会, 实际上是指组织在吸引人才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靠物质性的激励措施, 更多应借助于人性化的管理, 让人才感受工作与生活的喜悦与快乐。
在组织内, 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 他们关注最多的是生存和安全的需要, 对这一类群体人才的开发应注重物质层面的奖励。而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 他们的收入水平足以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安全问题, 这时他们更多关注归属和尊重的需要。譬如某企业要求员工加班, 对普通员工而言, 应该明确加班费是多少, 而对于知识型员工尤其是具备核心技术的高尖端人才, 应充分尊重他们的价值体现, 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能亲自打电话邀请其加班并派车接送或与其共进晚餐胜过一切的物质奖励。
八、刺猬距离效应
“刺猬距离效应”是指两只刺猬由于寒冷想拥抱在一起取暧, 但由于身上长满了刺, 刚抱在一起不得不因为刺痛而分开, 但又想取暧抗击严寒, 故每抱一次都被扎得伤痕累累, 最终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既能取暧又能避免扎伤。
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 相处太粘, 无话不说, 丝毫没有距离感, 日子久了彼此间什么隐私什么秘密都没有, 这不见得是件好事, 没有距离这就是最大的距离。但如果离得太远, 就会缺乏亲情、友情和爱情, 一切变得那么陌生, 人情淡泊。人才开发过程中, 组织开发者或部门领导既要给予人才亲切的关怀和爱护, 注重他们的感受, 又要给其充分的独立性。弓拉得太紧, 弦会断, 风筝飞得太远, 线也会断的。要探索一个合适的距离, 使组织内的领导洒脱工作, 避免领导身在山脚下见不到大山这种现象的出现, 同时又要敢于放手, 打破统一的僵化模式, 让人才在可视的范围内自由飞翔。
九、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凡是少的, 他就会越来越少, 凡是多的, 他就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少之益少, 多之越多, 富的更加富有, 穷的一无所有。
人生来本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后天人们努力的程度、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有些人以十足的热情和十足的斗志全力以赴, 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气馁, 勇往直前。而有些人总觉得比别人少些什么, 似乎天生就是为别人做事的人, 没有主见, 畏难情绪强烈, 经常以三分热度二分热情艰难度日, 日子久了, 与前者相距甚远, 最终沦落为俗人。人才更多表现为前者的状态, 充分的自信, 自我价值实现要求强烈, 情绪自我调节自如, 能够不断向人生顶峰攀登。对这一类人才的开发, 应该让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 不断鼓励和激励, 创设创新环境, 减少不必要因素的干扰, 让人才在创新的过程中路走得更宽更远。
十、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指微小蝴蝶翅膀偶尔的扇动, 两周后在很远处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 原因在于蝴蝶翅膀偶尔的扇动引发了它身边的弱气流, 而弱气流牵动周围的气流不断变化, 层层幅射, 最终引发大的灾难。
人们经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创新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劳动过程, 但常常被有心人抓住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前, 苹果已从树上掉下了数百万年, 但这一机会被细心的牛顿抓住了。袁隆平发现水稻田中有几棵异样的稻草, 经过细心培育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难题吃饭问题。这是关注细节带给人类的丰盛大餐。然而, 我们却不能忘记美国航天飞机失事, 导致机毁人亡惨剧的竟然是一块小小的塑料挡板。科学研究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 我们在人才开发过程中, 要培养他们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想常人所不可能想的事, 做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事。要培养人才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去分析创新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抓住关键细节, 适当排除次要或根本不重要的细节, 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重大的创新活动中去。我们只有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保证科学的可持续与永恒发展。
摘要：构建创新型国家, 关键在人才。人才开发应充分关注人才的个体、团体和组织的特点, 运用现代管理新理念, 适时调整, 避免人才开发的效能衰退。
竞争效应 篇6
一、产业集群的创新效应
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够产生创新效应。这种创新具体体现在观念、管理、技术、制度和环境等许多方面。一般地讲,产业集群的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产业集群能够为企业提供一种良好的创新氛围。集群是培育企业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温床。企业彼此接近,会受到竞争的隐形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由市场的需要引起,企业通过组合各种创新资源,运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并进行生产,最终进行商业化,当它商业化成功、企业取得利益时,这项技术创新才算成功。在产业集群中,比邻而居的企业之间由于频繁的交往和经常性的合作,产生了面对面的观察与学习的便利性,一项技术创新很容易为其他企业所发现,其他企业通过对此项技术创新的消化、吸收与模仿,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技术改良,又导致渐进性的技术创新不断发生,从而形成强大的挤压效应。另外,在产业集群中各行动主体因地域的接近、交往的频繁、亲友的情缘等因素形成与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学习与交流的交易费用。这一切导致了“集群中飘荡着行业秘密的空气”(马歇尔),集群中技术溢出效应更强。产业集群的生命力就是持续创新。一些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都是以科技创新系统为基础的,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产业集群都是借助于集群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而发展起来。产业集群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栖息地”,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产业集群作为新经济形式下一种极具活力的产业组织形式,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创新所需的组织架构、产业文化基础、知识积累和扩散的内在机制,产业集群为创新域的构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第二、产业集群可以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基于分工,交易是产业集群的核心。依托市场的多样性需求,产业集群通过内部成员间以及成员与集群外部的交易,使产业内(间)分工细化与知识的溢出相得益彰,推动技术的扩散与创新,促进产业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内各个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和其生产产品的高度相关性,使其交易成本降至极低,从而使产业集群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可以无限发展的“大企业”。集群内企业的深度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规模可以很小。这样实施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很少。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日益专精于某一项技术,使得每个企业负担的技术创新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创新活动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动的交易成本。在集群内企业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比集群外的要低。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相互之间进行频繁的交流就成为可能,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了较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交流,更能激发新思维、新方法的产生。由于存在着“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使集群内专业化小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同时,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产业集群的出现与成长本质上是一种产(企)业间交易或联系形式的创新,是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形式。
第三、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网络形成。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网络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构成产业集群的各个行为主体(如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等)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总和。在产业集群中存在着清晰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网络(图1)。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相关机构(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中介机构)以及各种创新的思想和设计构成创新网络的结点,交流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使各个结点链结成网或类网,并在交流中产生“网”中新的结点。交流越频繁,则结点越多;结点密度越大,交流的机会也就越多、越频繁,创新的机会就越多,创新的能力也就越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网络反映了集群中创新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横向、纵向的联结,信息、技术、资源在网络内部不断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集群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不仅产业集群内的同类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网络关系,更重要的是还要与非同类企业之间也要结成一定的网络关系。产业的区域集聚就为形成创新的产业网络奠定了基础。在产业集群内,大学与研究机构作为知识与技术的源头,以及专业人才的有效供给者,不仅可创造新知识与新技术,还可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产业集群中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以及创新人才的有效供给,为企业创新的实现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服务,中介机构为企业技术创新及时地传递科技信息、市场需求信息,金融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分担创新风险等,这些都会导致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技术创新较容易进行。正是通过五大行动主体的共同行动,产业集群内比较容易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是企业技术创新的良好平台和有效温床。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结构、政府、金融机构)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环境中,便组成了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系统。
二、产业集群的合作与竞争效应
“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个同等重要和普遍的方面,没有好坏与主次之分,都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进步的动力。企业之间交互联系的作用力是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产生的进化力量。产业集群使一大批关联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内,其中有许多企业生产差别性较小的产品。企业基本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中,有利于形成“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存在密切的协作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集群内的企业除了横向竞争外,也会注重纵向方面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形成“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多赢合作模式。产业集群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组合,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同与竞争,对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作用显著。
合作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分析市场外部环境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从自身利益出发,采用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生产、销售、管理、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相互协作关系。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动关系就成了知识转移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以弹性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点的集群内企业的合作是集群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的方式包括业务行为(研发、营销)共享、资源(有形或无形)共享和专业化等。在很多的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和技术联盟的现象日益普遍。这种合作不但可以分担某些领域内巨额的开发费用,还可以达到知识共享、人力资源和技术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对合作双方以及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多种资源共享,并将这些资源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配置和协调,使各种资源要素(特别是知识、技术等高级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和最优组合,尽量配置到最能产生经济效能的经济活动中,从而保持集群持续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在产业集群内,大量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如联合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生产供应链,由此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合作竞争机制。这种合作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集体行动。要获得创新优势,需要反复的学习,尤其是有意识的学习能力,从而获取“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ies),来增强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形成合作。从经济网络的角度看,企业合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分工与交易的合作,称为交易性合作,另一类是基于技术和资源共享的合作,称为非交易性合作。基于分工与交易的合作是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的。企业间分工明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就存在一定交易,合作恰好能减少这些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成本。在基于技术和资源共享的合作中,如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创新的风险性和交易费用,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由于存在着“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使集群内专业化中小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
合作并非意味着缺乏竞争。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企业对于竞争压力的感受也更为直接,竞争障碍将会进一步减少,也将更容易了解行业动态日产业攀比心理,企业间的竞争就会因此而加剧。地理上的集中相对加剧了同业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内紧密接近的企业由于共同的区位缩短了竞争的过程,减少了代理成本,激励了供应商的发展,加速了竞争者的不断出现,使得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竞争加剧,迫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及服务,进行技术创新。当创新在某一企业率先实现时,集群内其他企业就面临新的挑战。率先创新者的成功,会打破原来的竞争格局和企业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其他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或面临生存危机,或使他们原有的创新贬值或完全失去价值,落后的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了避免被兼并、被淘汰,就必须不断进行创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同时,率先创新成功的企业也给集群内其他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率先创新企业的知识溢出成为其他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非正式交流,处于落后地位的企业能够获得关于创新的信息,从而明确新的发展路径、降低创新风险、提高经营绩效。在较清晰的发展路径、较低的创新风险以及较高的创新收益等激励下,落后企业会努力成为创新企业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集聚增强了竞争,竞争同时有提升了产业集聚区的竞争能力,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更高层次上展开。竞争是一个知识的发现过程,竞争是产业集群创新的一种无形推力,迫使企业产生紧迫感、压力感,集群企业由于受到竞争的隐形压力,迫使它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因此,发生在产业集群内的竞争压力(Competitive Pressure)、潜在压力(Potential Pressure)和持续的比较也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创新动力。
相比较地理上分散的直接竞争,产业集群区内企业竞争的最大特点是在合作中竞争。从理论上讲,这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正和博弈。合作竞争能够规范竞争秩序,实现“高层次竞争”。合作竞争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竞争。参与合作竞争的企业更注重企业内部环境的改进,从而为自己赢得竞争制胜的主动权,增加竞争制胜的筹码。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因此,进一步合作成为集群创新优势形成重要条件。事实证明,集群内企业合作形成的创新能力为集群的提供了长期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说集群形成的动力由聚集经济(包括外部经济和市场进入)和合作两个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所产生的成本优势和创新能力形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其中创新能力正好是集群长期竞争优势所在(图2)。当然,在分享产业集群的合作竞争优势的同时,要谨防盲目竞争、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在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合作与适度竞争是该集群内单个企业与整个产业集群保持活力与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盲目竞争、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都会使产业集群效率下降,市场环境恶化,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图3),甚至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衰亡。
四、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效应
我们对一个地区的认识和记忆,常常与当地最有名的特产有关。比如,说到时装,就立即联想到巴黎和意大利的米兰;说到手表,立即联想到瑞士;这些品牌是企业无形的资产,更是区域的品牌名片。品牌,能有效地提高市场占有率。单个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然而企业通过集群,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力量,加大广告宣传的投入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容易形成“区域品牌”,从而使每个企业都受益。与企业/产品品牌不同,区域品牌是指某个行政或地理区域内某一优势产业经过长期努力而形成或创建的为该产业企业所共同拥有的在产业市场具有较高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其总体表现形式通常为区域名称+优势产业(或产品)名称,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即集体商标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地理标志是用于商品上的一种具有特殊地理来源并拥有因该来源地点而获得的品质或声誉的标记。区域品牌是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产物。区域品牌包括3个要素:(1)区域特性。产业区域是区域品牌的重要组成要素。区域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区划和地理的概念,一般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如地理特征、资源优势或人文历史渊源、自然风貌等。(2)品牌内涵。品牌内涵是构成区域品牌的基本要素。一个成功的品牌代表着一种特定的产品属性、利益、价值观念、个性、文化、顾客群体等。区域品牌也是如此,它是某一区域的企业品牌、产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拥有品牌的一般内涵。(3)产业实力。产业实力构成了区域品牌的基本内容。区域内特定产业、产品所具有的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技术和质量水平、产业内部分工合作程度等,其所体现的实力水平与区域品牌的影响力成正相关。
产业集群的特征与区域品牌的构成要素是相吻合的。产业集群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因此,产业关联企业及其支撑企业、相应辅助机构,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部门与教育培训机构都会在空间上相应集聚,形成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构成了区域的核心竞争力。此外,集群的形成使政府更愿意投资于相关的教育、培训、检测和鉴定等公用设施;另外,这些设施的设立又明显地促进了集群内企业的发展。公共物品共享使资源在产业集群内具有更高的运用效率。随着产业集群的成功,集群所依托的产业和产品不断走向世界,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区域品牌。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伴随产业集群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区域品牌是一个拥有强劲竞争优势产品生产区位的象征。产业集群是区域品牌的最优载体,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区域品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集群依赖性,大量相同、相近、相关的生产企业的区域集中是区域品牌形成的依托,对于一个产业集群来说,由于资源条件,产业传统、历史机遇等原因使某一产业最初在一个区域落户,形成产业的初始集中,大量相关企业集于一地,逐步形成本区域专有的要素积聚和产业结构,其后,通过产业集群的自我强化效应,集群逐步成长壮大,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随之提升,逐渐支撑起一种有影响力的产业整体品牌,这就是区域品牌。可见,区域品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集群依赖性与时间依赖性,这也提示我们,区域品牌不是短期人为造就的,而是有着扎实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的。国内外经验表明,知名区域品牌的背后都有一个有着很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是指产业区位是产品品牌的象征,即产业集群的区位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服务功能、良好的服务品质,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在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中,能够吸引这些产业向该区域内集聚,并且能够不断促进区域内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保持产业集群区位的持续发展,最终形成区域内产业和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明显优势。
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区域品牌的形成有着明显的集群依赖特征,是集群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相伴形成区域品牌。可以说,区域品牌的形成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结果。产业集群主要体现为特定地理区域中的产品集中、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产业集群的地理集中性已隐含着区域品牌的内涵和要素。这是打造区域品牌的支撑条件和基础。区域品牌的形成是随着产业集群的产生、成长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及机构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结成本地化网络,这既克服了单个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又可避免层级制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些企业采取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通过竞争和合作,相互协作和补充,形成学习和创新机制,共同推动区域的发展和企业的持续创新。正是产业集群这种集聚、竞争、合作、学习和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产业集群的营销优势,从而促成了区域品牌的形成。另一方面,作为产业集群的重要无形资产,区域品牌一经形成,对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区域品牌一旦形成,其影响力将促使与区域产业相关的更多企业向区域内聚集,同时大量的资金、丰裕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及时的市场信息等要素也会源源不断涌人区域,这些条件为产业集群的规模扩张与技术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量的资金将使区域内产业集群的规模扩张将变得简单易行,先进的产业技术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丰裕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区域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及时的市场信息也不断地引导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进行协同调整,适应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产业集群的市场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再者,由于区域品牌的公共属性,需要集群企业共同创造和维护,从而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增强了企业之间的合作效应。
区域品牌效应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一方面,可以提升集群的整体形象。建立区域品牌相当于为区域内的企业建立了一个区域形象平台,随着区域品牌的发展,区域内的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形象价值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都从中受益,起到传播信息、创造市场需求、树立消费者信心以及排斥竞争对手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获得持续的品牌效应。区域品牌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与单个企业单个产品的品牌效应相比,一个地区的品牌效应更形象、更直接,影响力更大,具有更小的风险系数,更高的价值,更广泛、持续的品牌效应。相对于产业集群,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相对短暂的,品牌效应难以持续。而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只要不是由于技术或自然条件等外部原因使集群衰退或转轨,区域品牌的效应就更易持久。因此,区域品牌对集群企业来说具有一种无形的品牌价值。区域品牌作为产业集群的重要无形资产,在产业集群发展与转型升级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产业集群发展主体的企业与产业集群推动力量的地方政府应在明晰区域品牌效应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区域品牌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区域品牌在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效应。
竞争效应 篇7
同样, 在我国加入WTO逐步放开了国内粮食市场后, 跨国粮商对我国市场进行着不断的渗透和扩张, 依靠其资金和技术优势、丰富的管理经验及成熟的经营战略, 以低调务实的作风驰骋我国市场。在短短二十年间, 成为中国粮食市场的一股重要而强大的力量, 甚至在若干领域已形成垄断优势。因此,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复杂的经济背景下, 为保障我国粮食产业安全, 发展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的粮食企业, 有必要对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的发展状况及竞争策略, 以及对本土粮食企业的影响效应进行详细分析, 从而有利于总结我国粮食企业应对跨国粮商竞争的策略, 保护我国粮食产业安全。
一、跨国粮食企业对我国粮食市场的进入战略
从市场结构来看, 目前我国粮食市场存在着“三方势力”:一是央企“国家队”, 二是外资跨国粮食公司, 三是地方国有和中小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领域的WTO过渡期结束, 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市场日益发展壮大,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 在某些细分市场甚至已经处于领先乃至垄断地位。并且, 跨国粮商在与本土粮食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中步步为营, 已引起部分国内学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作出进行分析考察。
跨国粮商早期进入中国市场, 并没有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 而主要是以设立办事处, 开展国际贸易业务为主。如1998年, 邦吉公司在中国设立贸易代表处, 2000年在中国成立国际贸易公司;路易达孚公司于1973年完成了在中国的第一笔生意, 1996年在北京建立了贸易代表处;路易达孚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8月成立, 成为了有农业贸易权的第一家外商独资公司 (WFOE) 。在这一阶段, 跨国粮商对中国粮食市场进行了多方位的信息搜集和市场研究, 为进一步开拓市场作准备。
至2008年, 随着中国加入WTO, 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已经结束。跨国粮食公司加大扩张力度, 扩展在中国的事业版图。外资在中国粮食领域的投资兴起新一轮高峰, 并设立加工厂和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 开始直接介入在中国粮食市场的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环节。截止2011年, 嘉吉在中国运营着39家独资和合资工厂, 拥有5000多名员工。益海嘉里作为进入中国最早的外资粮食企业之一, 目前在中国43个战略地理位置拥有170个以上大型综合加工厂, 并拥有遍布全国的销售和分销网络, 成为中国多个细分市场的领先企业。此外, 邦吉在江苏南京, 山东日照和天津均运营着大豆加工企业, 路易达孚亦对我国市场进行了布局。综合而言, 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市场遵循的发展路径可从设立办事处、介入粮食流通领域、建立生产加工企业及进行全国布局来总结。
近年来, 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加大了投资力度。外商投资企业十分看好中国的农业市场, 在该领域的投资积极性相对较高。由此给该领域国内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 该领域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目前, 世界四大国际粮油巨头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占据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资源。新加坡益海嘉里集团更是居国内食用油市场首位, 其旗下品牌占据小包装食用油60%~70%的市场份额。外资在中国大豆和油脂市场已经具有垄断优势, 通过对上下游市场的全面控制, 国内企业很难与其匹敌。
二、跨国粮商的全产业链控制战略及对我国粮企的影响效应
跨国粮商主要通过全球要素整合, 控制了产业链中的战略资源和关键价值环节。几大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产业链的布局, 从上游化肥、农药、种子开始渗透, 到下游粮食加工及流通, 通过积极收购地方粮库, 控制粮食收储、加工环节, 再利用食用油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 控制我国粮食销售和流通环节。
上述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挑战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加以佐证。例如,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 大豆的进口关税降到3%, 我国迅速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严重进口依赖国, 跨国粮商趁机控制了我国大豆70%的加工企业及85%的大豆实际加工总量。控制大豆加工环节之后, 跨国粮商开始控制食用油价格, 攫取垄断利润。例如, 食用油价格从每桶36元上涨升至90元, 2008年初中国CPI上升了8.7%, 其中食用油价格上涨63.4%。实际上, 跨国粮食巨头逐利本性, 使它们不满足在一国获得垄断利润, 而要求在更大的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利润, 它们主导世界贸易规则, 在WTO自由贸易体制的庇护下, 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与此同时, 几大跨国粮商开始在中国整个粮食产业链进行布局, 上游从化肥、农药、种子开始, 下游渗透和进入粮食加工、流通领域, 跨国粮商正在积极收购地方粮库, 控制粮食收储、加工环节后, 再利用食用油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 控制我国粮食销售和流通环节, 冲击我国粮食价格体系,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所以,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 我国的玉米、水稻、大麦、小麦等其他粮食作物将可能会重蹈大豆的覆辙。因此,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条件下,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 跨国粮商的全产业链控制战略对中国的粮食产业发展会带来各种的冲击, 使中国粮企从外部获得技术及提高技术水平的难度大大加大, 从而使本土粮企对跨国粮商的技术依附性明显加强。总体而言, 跨国粮商对我国粮食产业和企业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一方面, 跨国粮商给我国粮商发展带来积极地影响, 但另外也会在各方面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积极影响来看, 跨国粮商的并购与纵向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粮商投入不足的问题;跨国粮商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对我国粮企产生一定的技术示范效应;跨国粮商的投资行为可以带动我国粮食企业, 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产业化、国际化生产经营。但从消极的影响来看, 首先, 不断对我国粮食产业实施控制, 挤占我国粮企的市场生存空间。我国粮食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太高, 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营销战略落后, 企业售后服务体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跨国粮商拥有先进的技术、高超的营销策略、雄厚的资金及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 而相形之下我国粮食企业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外资企业。跨国粮商进入我国后, 抢占了我国粮食企业的市场份额, 使我国粮企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其次, 部分外资并购企业大量进口农产品, 挤压了本土粮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空间。国际巨型的跨国粮商通过在国内设立的外资企业, 为国外农产品的低价倾销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而打压了中国市场价格, 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侵蚀甚至抵消了中国支农惠农政策的效果。并且, 跨国粮商的市场控制行为对中小型粮食企业的发展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过度竞争加剧。最后, 跨国粮食产业并购可能弱化中国粮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我国粮企对外资的依赖。跨国粮商的冲击使我国粮食企业的微观基础更为薄弱, 粮食安全风险剧增。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就是农户和粮食企业。改革开放以来, 粮食市场迅速发展, 但是我国粮食安全微观基础建设并没有与时俱进。相对于跨国粮商, 我国粮食种植是以农户为基础的小规模经济, 很难实现规模效益, 我国粮油加工企业数量多, 规模小, 竞争力弱, 呈现“小、散、低”现象, 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跨国粮商冲击下, 跨国粮商的进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 进一步控制粮食价格定价权, 使得我国粮食产业的微观基础显得更加薄弱。与此同时, 大型跨国粮商则以全球粮食产业链为依托, 凭借强大的资金、技术、物流、金融等优势, 先通过合资、合作等手段迅速进入我国粮食市场, 通过进入后的兼并重组, 从而形成收储、加工、销售的垄断地位, 严重破坏我国原有粮食生产流通的内在平衡体系, 最终造成我国粮食产业供求平衡依附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粮商的粮食产品供应体系, 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三、我国粮企应对跨国粮商竞争的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 我国粮食企业的市场势力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而较低, 相关粮企尚无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掌握定价权, 而只能嵌入在由跨国粮商所牢牢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 获取较为微薄的产业利润, 我国的粮食安全因而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 为了全面和可持续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必须应对跨国粮商地市场控制战略, 从而切实提高我国粮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利润。
(一) 大力培育行业龙头企业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推动粮食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资本重组和资产流动, 引导民间投资方向, 采用奖励投资的方式扶持粮食企业。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推进科研单位与粮食企业的整合, 提高粮企的科技创新能力, 引导大型粮企业与市、县上游种子公司进行优势资源整合, 增强企业实力, 以此促进育繁推销一体化的粮食大型企业的形成, 提高市场集中度, 壮大市场主体。
(二) 实施全产业链控制与经营
如前所述, 目前ADM、嘉吉、邦吉和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都已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了全产业链模式, 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新的竞争时期, 中国粮食企业必须调整策略进行战略转型, 实行全产业链控制和经营模式。从实际发展中可以看到, 我国粮食产业只有储备, 缺少加工、销售、价格的控制能力。从生产管理到加工运输, 中国粮食企业都无法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提并论。因此, 我们必须推进横向纵向联合, 实施全产业链控制与经营
(三) 以品牌和渠道建设拓展市场
粮食产品被广泛认为是同质的, 要实现粮食产品的差异化十分困难。但是在单一市场内部, 企业仍然有可能实现差异化, 培育企业品牌。由于粮食生产的准入门槛较低, 粮食企业随时都可能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与投资者, 在准入门槛较低的产业内要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 必须要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 即确定差异化的市场定位策略。因此, 要增强国内粮食产业和企业的市场势力, 必须加速培植粮油产业的内资品牌, 从提高产品的内在品质、准确的品牌定位和优化市场营销策略入手, 着力打造一批知名度高、市场认可的粮油产业优势名牌产品和企业, 以品牌和渠道建设扩张与控制市场。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对我国粮食市场的走势及本土粮食企业的发展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了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的进入战略及全产业链控制战略, 进一步深入阐释了跨国粮商的竞争战略对我国本土粮企产生的影响效应, 最后就我国粮食企业如何应对跨国粮商的竞争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粮食企业,粮食市场,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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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卜祥, 降蕴彰.九三油脂的困境[N].农业经济问题.2010.1
竞争效应 篇8
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优势,竞争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 (FDI) 除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其所带来的技术优势在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综合生产率并进一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已经得到了经济学家的认同。但是, 外资的技术在我国专利技术资源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具有怎样的竞争特性, 与内资专利技术相比呈现何种竞争状态, 在哪些产业具有竞争力, 又对我国国内专利技术的发展格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研究上述问题对于我国专利技术资源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利用1997—2007年典型国家和地区专利的面板数据, 定量评估外资技术的竞争效应。
1 文献综述
目前, 国内外关于FDI在东道国技术效应方面的文献多是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 研究技术竞争力及竞争效应的文献较少。Blomstrom和Kokko (1996、2001) [1,2]提出理论认为, FDI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竞争效应、示范和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发生作用。
实证研究方面, Hu和Jefferson[3]利用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得到了FDI对中国制造业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Cheung和Lin[4]利用专利申请数量研究FDI对中国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发现外资对于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蒋殿春和夏良科[5]使用我国13个高新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影响, 发现FDI的竞争效应会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 但是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效应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冼国明和薄文广[6]在对蒋殿春和夏良科的模型进行一些修正基础上, 通过引入大样本范围的面板数据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专利领域重新考察了FDI对于中国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得出外资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对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着积极作用, 但是在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行业中, 外资企业在科研人员和经费投入上的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明显的提升。这篇文献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内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竞争中的互动机制, 并得出结论: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激发外国投资企业更强的创新动力, 但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技术创新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
Fai和Tunzelmann[7]利用32个公司1930—1990年专利数据对行业技术竞争力及技术分散化进行考察, 得出行业发展“路径依赖”观点仍然存在, 但新的平台技术的发展, 使得技术在产业间扩散。Chen和Liu[8]用专利数据对中国电子行业的技术收敛和多样化程度进行了考察, 结果显示在中国电子行业中, 总体的技术收敛程度是下降的, 表明了电子行业中企业日趋激烈的竞争, 即使对那些大的跨国公司来说, 控制特定的技术领域也是很困难的。
本文在Fai和Tunzelmann对于竞争效应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四象限竞争模型对不同行业中外资在我国专利技术资源中的竞争效应进行考察, 并给出了具体的检验和分析。
2 我国专利技术资源的竞争性分类
专利资源作为技术创新良好载体,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实力的一种度量。专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 可以有效反映一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我国专利分类实行的是国际专利分类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方法, 国际专利分类表的内容设置包括了与发明创造有关的全部知识领域。由于IPC分类太细化, 实际难以对每个小类进行单独考察, 因此本文首先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统计报告中的对应方法, 将IPC三位码归类到33个小的技术领域, 再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行业的分类将这些技术领域的数据分为六大类。
本文的数据的选择包括1997—2007年按照技术领域划分标准中的33个技术领域上十个典型国家和地区发明专利数据。为了避免由于数据量过小会测量偏差, 典型外资国家选取标准是其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都在1000个以上, 并且专利申请数量之和占到了所有外资在我国专利申请份额的90%以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中, 台资、港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中也将对台资和港资专利技术资源进行考察。数据来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中心 (www.cnpat.com.cn) 。
根据专利技术发展规模和成长性, 将我国专利资源领域进行竞争性分类:专利数量代表各技术领域发展的规模, 发展速度体现专利技术资源的成长性。其中专利数量大小区分的标准为是否达到技术领域专利数量平均值的1.5倍, 增长速度快慢的区分为年均增长率是否达到20%, 由此得出我国专利技术资源的总体竞争状况。
表的上半部分 (Ⅰ、Ⅱ部分) 可以称为“高度积累技术领域”, 右半部分 (Ⅰ、Ⅳ部分) 则可称为“快速发展技术领域”。
3 外资专利技术资源的竞争优势分析
专利申请量只是一个数量概念, 不能很好的体现创新的质量。因此测度技术的竞争优势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用显性技术优势 (RTA)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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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t表示第i个国家在第t个技术领域中的专利数量。显性技术优势指数 (RTA) 是一个比较优势的指标, 其取值范围是[0, +∞]。当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的RTA指数值大于1, 就表明在某一特定技术领域中此国家具有比较优势, 当指标值小于单位1的时候意味着比较劣势。
利用显性技术优势指标对外资在我国发明专利进行测度, 按照RTA分值得到如下结论:Ⅰ部分具有数量多增长快的特点, 是我国专利技术资源中的“强势领导技术”, 技术领域主要包括“医药”、“计算机与通信”和“电气;电子”这三个高技术行业, 其中, 台湾、日本的优势比较明显, 我国则在“医药”行业具有优势;Ⅳ部分主要包括“机械”和“其他”行业中包含农业、建筑业等生产方面技术的领域, 这些技术领域在专利积累量上较少, 但同样具有非常高的发展速度, 在这一部分德国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国在生产性“其他”行业中具有优势;Ⅱ技术领域中主要包括“化工”行业, 这些技术领域在技术的积累量上依然具有非常强劲的力量, 但是在发展速度方面已经放缓, 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技术优势集中在这个领域;最后, Ⅳ部分既没有高度积累又没有发展活力, 技术领域主要包括“其他”行业中生活相关技术, 这些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属于典型的传统自有技术, 我国在其中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进一步, 用RTA=1作为纵轴, 增长率=25% (Ⅰ部分技术领域的平均增长率) 作为横轴划分为四个象限, 对Ⅰ部分即“强势领导技术”进行四象限竞争效应定位 (图1) 。位于第一象限 (垄断强势) 的点多为东方国家和地区, 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和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 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地区技术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与通信”和“电气;电子”行业, 中国则在“医药”行业的表现处于领先地位;位于第二象限 (滞后强势) 的多为西方发达国家, 且遍布各个技术领域, 这些国家在技术优势方面比较显著, 但增长率低于平均值, 发展不够活跃;第三象限 (滞后弱势) 同样多为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较低, 且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第四象限 (发展强势) 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但技术竞争力仍然有所欠缺的国家, 中国在此象限中占了很大份额, 表明我国在强势领导地位的技术领域中竞争力仍不足, 但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体现了中国追赶外资技术的现象。
从国家来看, 美国集中于两轴的交点部分, 表明与我国发明专利技术总体发展状态趋同;东方国家和地区在增长率方面表现相对较好, 并在某些领域表现突出, 体现了较强的竞争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集中于二、三象限, 增长势头逊于东方国家和地区;我国处于第四象限居多, 体现的是技术追赶。
4 内外资专利的稳定性和相似性分析
在确定了各个国家在我国专利技术资源中的技术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接下来将对这些国家在专利技术资源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相似性进行考察 (表3) 。
注:**在双尾t检验中相关系数达到0.01显著性水平*在双尾t检验中相关系数达到0.05显著性水平
对稳定性的考察结果显示 (表3) , 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即1997—2007年间其技术优势在统计上是具有显著稳定性的, 这证明在“路径依赖”观点在国家对技术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是普遍规律。但是,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路径依赖程度却有所不同。美国和英国自身在时间上的技术优势相关程度较低, 表明其技术组合在两个时间段当中的变化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大,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可能是发展新兴技术的表现, 同时也有可能是对原有技术失去竞争力。经过对两个时间段显性技术优势指数的观察, 就主要变化来看, 美国是在“个人及国内用品”、“发动机;泵”及“工程元件”等领域中获得比较优势, 而在“照明;蒸汽产生;加热”、“武器;爆破”及“测量;光学;摄影术”等领域失去优势, 即在“机械”行业加强了发展, 而在“其他”行业的优势则有所减弱;英国则是在“机械”和“化工”行业中的各技术领域中都增强了技术竞争力。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技术稳定性居中, 其他国家则具有相对较高的相关程度。
在技术优势的相似性方面, 表格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相关关系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技术组合的差异性。中国国内专利的技术优势与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相关关系都是负向的, 这说明国内积累专利技术资源的领域与国外是不同的, 说明国内技术发展的程度还与外资具有差异性。但同时, 外资国家间的技术组合也不完全是相同的: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之间的技术优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而与西方国家间则关系不显著, 即使存在也多是负相关关系;西方国家之间多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荷兰则与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显著关系都不明显。由此可以推论, 东西方的技术组合存在差异, 而我国国内技术组合与其他国家都存在差异。
5 结论
本文运用1997—2007年中国33个技术领域上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对外资在我国专利技术资源中的竞争效应进行测度, 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我国专利技术资源在总体上发展迅猛, 专利技术积累也达到了相当规模。在这种增长和积累的过程中, 外资主要以发明专利为主, 而我国国内专利则有相当大的比重放在实用新型专利上面, 创新性稍逊于外资;但同时, 我国国内专利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外, 体现了我国国内专利技术的追赶效应。
第二, 在国民生产生活的六大行业中, 我国专利技术资源在总体上呈现竞争性较强的状态, 但竞争力则有不同的分布。外资专利技术在“计算机与通信”、“电气;电子”等高技术领域中占据着比较强的技术优势, 而在包含人民生产生活的传统技术上则不具有优势;内资专利则相反, 在包含农业、生产生活等传统技术的“其他”行业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 而在高技术领域中虽然发展较迅速, 但这种技术优势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资专利在“医药”行业中得到了非常巨大的发展, 已经超过了外资专利数量, 因此, 内资专利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跟随外资专利并最终赶超的格局将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 各国在我国的专利技术发展遵循“路径依赖”观点, 体现了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技术路线。外资国家中东方国家和地区具有比较相似的技术组合, 且发展速度快于欧洲国家。
第四, 在四象限竞争效应模型中, 国内专利技术的优势还停留在传统自有技术上, 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外资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发展的速度和格局来看, 国内专利在保持传统自有技术优势的基础上, 对于外资所带来的高新技术是跟随发展而不是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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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AI F, VON TUNZELMANN N.Industry-specific competenciesand converging technological systems:evidence from patents[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1 (12) :141-170.
竞争效应 篇9
(一) 市场竞争的“低价数量依赖”
我国出口加工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自创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 出口商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替代性, 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以低价格抢占市场, 以出口数量的扩张换取收益总额增长, 是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基本竞争策略。由于盲目出口、低价竞销, 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一路走低。如2004年, 中国羊毛衫的平均价格7美元/件, 到2005年下降到3美元/件。中国的鞋、球类产品在过去的10年里出口额增长了50%, 而平均价格却下降了20%以上。除此之外, 原材料、资源性产品以及机电产品也有低价竞争加剧之势。2006年第一季度, 轿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458%, 而出口值只增长了302%。“低价数量依赖”短期容易形成规模扩张但效益不高, 造成更为严重的过度竞争和低价竞销, 使我国出口企业屡遭倾销指控和反倾销制裁。
(二) 价值创造的“低附加值依赖”
无论是中国本土出口加工企业, 还是加工贸易型的外商企业, 它们基本做法是, 从国外进口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 然后在中国组装再出口。其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 将企业生产主要定位在劳动密集程度很高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阶段。虽然2005年中国工业成品占总出口比重为91.9%, 其中机械、运输设备产品占46.2% (WTO, 2006) , 但出口产品结构的低附加值、低端化和劳动密集型特征仍然明显。即使出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国承担的也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 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自创品牌的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比重偏低。由于国际竞争激烈, 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一直在降低, 1981-1987年, 中国的增加值率是0.48-0.44之间, 相当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水平, 到了20世纪90年代, 这个比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 至2003年, 已经下降到了0.3384。
(三) 生产技术的“外向依賴”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外向依赖偏好, 新产品技术来源大多依赖进口, 对外技术依存度高, 技术上的“拿来主义”比较盛行。近年来尽管我国研发投入有所增加, 研发能力有一定的提高, 2006年中国科技研发投入达到2943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 但我国自主的核心技术仍然缺乏, 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 产品设计、关键部件、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按照技术引进合同金额 (含设备费) 计算, 2004年, 中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约为36%。
(四) 产品生产的“资源高消耗依赖”
由于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自创品牌, 在国际分工中普遍处于产品生产的加工组装阶段, 资源消耗量大, 很多出口加工企业依靠高强度消耗资源来换取产量高增长。据测算, 中国用消耗30%-40%的资源只生产世界5%左右的GDP。不仅如此, 出口加工外商企业来华投资除了利用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外, 另一重要目的就是利用我国尚不完善的环保体系、扭曲的资源价格, 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加工业转移到中国。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原煤、电力消耗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0之间, 而我国原煤、电力等能源消耗的增幅明显高于GDP增速, 消耗弹性系数呈不断扩大趋势, 该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
二、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自主创新影响
(一) 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为检验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我们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 TCLit表示贸易竞争指数, 即i行业在t年的进出口差额与其进出口总额的比率, 用来衡量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IMIit表示加工贸易指数, 即行业在年进口的中间、资本品额与该行业加工贸易出口额的比率, 用来度量每一单位出口产品中由进口的中间品所创造的贸易额 (没有考虑产业关联和循环利用效应的加工贸易) ;LPIit表示劳动生产率指数, 即行业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与整个工业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率, 用来衡量该产业在整个工业行业中的相对技术和管理水平;APKit表示研发投入率, 即i行业在t年研发投入与该行业GDP的比率, 用来衡量研发投入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KLIit表示资本深化指数, 即i行业在t年总固定资本形成与就业人数的比率, 用来衡量不同要素密集度对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i表示时间上恒定的未观察因素, !it则为随机扰动项。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由于部分变量数据在一些时间段无法获取, 时间跨度只涵盖为1995-2003年。为了克服估计过程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在对模型 (1) 估计时我们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下:
Adjust R2=0.743, F统计值=26.5512, D.W值=1.765, 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 加工贸易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系数为正, 说明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两者相关程度不如研发投入大, 且只是在10%置信水平显著, 这同时说明加工贸易虽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但其作用有限。
一国产业竞争力能否从加工贸易中获得提升, 主要取决于以加工贸易形式参与国际分工是否能够获取技术溢出效应、产业拉动效应和出口渠道效应。而这些效应发挥的强度又取决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深度以及跨国公司对技术扩散的控制程度。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说明国内企业通过融入加工贸易供应链, 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效应、技术溢出、出口渠道效应, 从而提升了产业国际竞争力。
为什么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虽有作用但又不甚明显?在这里, 笔者做出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 跨国公司无论是出售技术还是向本土企业提供技术援助, 以满足自身产品质量要求, 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基本准则, 即转让的技术不能对自己构成竞争, 否则, 跨国公司不仅不会转让技术, 而且还会封锁技术和利用专利、标准、品牌、知识产权等工具抑制我们企业技术能力的发挥。因此, 寄希望通过接纳跨国公司发出的外包订单, 贴牌生产, 获得转让技术, 进而大幅度提升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几乎可能。
其二, 加工贸易的共同性质是中国劳动力与外国资本、技术、标准、跨国经营网络、世界销售网络等广义生产要素的结合。从本土企业的角度, 引进国外的资本品、中间品, 利用国内劳动力等要素, 在进行加工组装后再大规模出口, 其目的在于获取加工费。生产的产品国内没有产业链, 或是国内的产业链很短。从外商的角度, 无论是把发达国家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中国, 还是把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环节放在中国。其目的一般都是在封闭技术、品牌的基础上, 借用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优势建立出口加工基地, 这种加工方式在中国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零部件本地化较低, 通常只有个别本土企业能够参与其供应链。特别是近年来, 外商在华投资的系统性越来越强, 外商自己解决了零部件供应。无论从哪个角度, 加工贸易与中国国内其它企业之间都难以建立合理的价值链或产业链, 因而对国内产业拉动作用十分有限。
其三, 即使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新国际分工体系, 但生产阶段普遍处于分工体系的低端, 技术含量低, 与国内其它企业技术差距小, 因而对其它企业技术溢出效应低。至于出口渠道方面, 由于销售权由外方把持, 中国国内企业从中获得的出口渠道效应也非常有限。
(二) 加工贸易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分析
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工贸易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消化和吸收, 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自主技术创新。从现阶段中国发展现实来看, 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外向依赖”已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这种作用传导到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方面, 必然形成中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创新能力缺乏, 从而对中国自主技术创新产生较为明显的反向“示范”效应。
其一, 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受到抑制。由于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 中国一些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 为尽快适应国外厂商的要求, 大多选择了直接购买国外技术的发展路径。这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不良后果也逐步显现。由当初权宜之计变成了我国很多出口企业的一种偏好。这种偏好对国内其它企业产生“示范效应”, 反过来抑制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尽管成功的创新有可能获得高回报, 但创新毕竟是“厚积薄发”的过程, 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性质, 很难短期见效。因此, 我国相当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企业为样板, 把国外购买、与外商合作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的首选方案。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 基本上都用于引进技术, 送给了外国企业, 企图依靠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表现为中国近年来研发投入虽有较大提高, 但主要用于技术引进。据商务部统计, 1999-2005年, 累计引进技术近5万项, 合同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 相当于同期国内研发投入80%以上。其中技术费达623亿美元, 占引进技术合同金额57.6%。虽然在自主创新还是国外直接购买的技术路径选择上有很多影响因素, 但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外向依賴”无疑具有很大反向“示范”效应。
其二,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受到抑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企业是一国创新的主体, 构建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 核心是以企业为技术集成和产业化平台, 产学研相结合。近年来, 尽管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比例高, 但受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外向依賴”“示范”效应的影响, 国内多数企业不仅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梦想”, 将研发投入主要用于引进技术, 忽视自身创新能力培育。而且在技术需求、技术使用、技术改进方面, 企业对开展与大学、政府科研机构的信息交流缺乏主动性, 对于大学、政府科研机构研发的新工艺、新产品在企业的试验、推广缺乏热情, 不是企业主导创新过程, 而是企业被动地接受大学、政府科研机构的技术扩散。大学、政府科研机构研发成果与市场脱节, 产业化率低, 整个社会创新效率不高。
其三, 加工贸易利润率低, 难以积累起技术创新所需资金。在价值链上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 只有某些特定的价值环节才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由于缺少品牌、核心技术以及营销网络等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的加工、组装、制造等中间环节, 利润分配低。同时加工贸易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装配环节的地位, 也因此进一步导致了我国高技术出口产品生产的低附加值。这种生产、出口模式与绝大多数后进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发展战略雷同, 并同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竞争关系, 难以垄断出口品市场, 价格越来越低, 利润将越来越薄, 企业无法通过生产量的增加、销售收益的扩大, 积累技术创新所需资金。
三、结语
本文分析了加工贸易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本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还发现, 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提升效果不甚明显, 其作用明显小于研发投入的贡献率。研究还发现, 加工贸易企业技术来源的外向路径依赖对我国自主技术创新产生较为明显的反向“示范”效应。它不仅可能使国内一些企业逐渐失去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梦想”, 忽视自身创新能力的培育, 而且还会阻碍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从研究结论中得到的政策含义是:其一, 加大对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支持力度, 提升国内相关产业配套能力, 延长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其二, 营造有利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与机制, 确定不同行业尤其是影响国民经济重大发展行业中的企业研发投入及其该投入中自主研发的最低比例, 确保企业自主研发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幼文.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J].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