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网络效应

2024-10-08

竞争网络效应(共7篇)

竞争网络效应 篇1

继以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为标志的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科技领域兴起了以信息控制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革命,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而产生的网络产业,凭借新一代的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生活方式。网络产业作为极具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研究的“网络”包括各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及互联网等“物理网络”(Physical network)和诸如电子邮件使用者和电子商务使用者等构成的“虚拟网络”(Virtual network)。以网络为基础,为用户(消费者、企业、组织)提供服务的新兴产业群体,被称为网络产业。

网络产业的本质特征是网络效应。网络价值是通过网络产品或服务体现的,梅特卡夫法则表明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这也是网络效应的起源。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后被定义为“消费者通过购买某产品或服务加入某一网络时,他所获得的效用依赖于同一网络中使用该产品或服务的人数”。很多经济学文献中,一般对网络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不做区分,但事实上二者是有差别的。网络外部性的概念源自于外部性,外部性也称溢出效应,指某行为对他人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本质上是这种行为对他人产生了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间接效应。Katz&Shapiro[1]把网络中发生的、对他人产生的外溢效应称为“网络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实质是指不能被内部化的网络效应。鉴于二者的区别,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网络效应影响下的企业竞争策略。

网络效应又称为需求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使网络产业的需求曲线呈现倒U型,这样就可能出现三重均衡:市场规模为零的稳定均衡;不稳定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稳定规模,而最终达到哪个均衡都取决于是否到达网络临界点并形成正反馈。当网络规模没有达到临界点时,市场就会萎缩甚至为零;但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表现出很强的网络效应,引发正反馈机制,正反馈作用下又会产生消费者和标准的锁定效应,增加转移成本,产生“赢者通吃”的市场现象。网络效应作用机制如图1。

网络效应下“赢者通吃”的特性早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其相关研究也业已成熟。但相关的文献综述多集中于研究方法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更着重在模型构建等技术层面;本文以企业竞争策略为出发点,按照网络效应来源与特征的不同,分为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和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交叉网络效应,分别综述在其影响下企业的关键竞争要素和主要竞争策略。

1 直接网络效应下的企业竞争策略———“网络规模”之争

直接网络效应(Direct network effect)指“某产品使用者的效用随着本产品使用人数的增加而增多”,最典型的是通信产业,这也是由消费者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Economides[2],Baake&Boom[3],王国才[4]等学者将网络效应与产品差异化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具有网络效应的产业中企业关键竞争要素是网络规模,而不是质量;鲁文龙,陈宏民通过研究电信产业中企业互联互通的问题,证明网络规模对产品兼容选择的重要影响;帅旭,陈宏民的研究表明网络企业的关键竞争要素是网络效应系数和技术标准的数量。因此,如何最先将产品的网络规模扩大到临界值以上形成正反馈是网络效应相关的产业中企业首要的考虑因素,兼容选择、技术标准成为扩大网络规模最主要的竞争策略。

1.1 兼容选择

一般而言,兼容选择对新进企业和在位企业都存在得失两面的效应。对新进企业而言,如果选择与市场上已有的产品兼容,则可利用已有产品的网络效应快速获得安装基础,达到网络规模临界值形成正反馈;但同时也放弃了自身产品与市场上已有产品的差异性,失去后动优势。对在位企业而言,也存在兼容后带来的整个产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和自身在产业中市场份额占比减少的得失权衡。

当在位企业网络效用强或者知名度高、声誉好时,一般偏好采用不兼容战略(Economides[7];Katz&Shapiro[1]),因为其规模和能力足够拉动市场增长,并且不希望被小企业搭便车,这种策略不乏成功案例,微软正式采用了技术不兼容策略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垄断操作系统市场。而新进企的决策正好与之相反,当在位企业网络效应强时,新进入企业选择兼容所失去的差异化优势可以通过在位企业强大的网络效应得到补偿,故偏好兼容战略(Katz&Shapiro[1];Economides[7])。当后进技术领先优势不够大时,往往会争取与在位技术兼容,称之为后向兼容(Backward compatibility),通常在位技术具有知识产权,后向兼容需要得到在位技术企业的许可或支付一定的兼容成本;但是,如果后进技术遥遥领先于在位技术时,往往在位技术则倾向于与新技术兼容,称为前向兼容(Forward compatibility)(Katz&Shapiro[1];Shy[8];夏大尉和熊红星[9])。当市场处于高速增长期,市场的快速成长将有利于企业迅速建立安装基础达到临界值形成自反馈,拥有成本优势的新技术企业则倾向于不兼容战略(Regibeau&Rochett[10])。

企业同时面临自身产品更新换代时兼容战略的选择,决策将更多地依赖于新旧产品的定位和总利润的权衡。在市场中的部分消费者已经购买了旧产品,且不能进行价格歧视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只向新用户高价销售新产品利益更大,企业会选择新旧产品兼容,利用旧产品的安装基础和网络效应来提高新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如果企业同时向新老两类用户销售新产品更加有利可图时,企业会选择新旧产品不兼容,促使老用户购买新产品,缩小旧产品的用户规模(Choi[11])。垄断企业具有扩大新旧产品的兼容性以图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且利润随前向兼容和后向兼容的网络效应的差异而变化(潘小军,陈宏民,胥莉[12])。

1.2 技术标准

网络效应会使技术产生“冒尖”现象(Tipping),即拥有技术标准的企业最终会赢者通吃(Katz&shapiro[1];Arthur[13]),形成单一标准:企业间微小的技术差异通过网络效应放大后反映在市场上,最终可能决定产品竞争的胜负;同时网络效应使技术标准的锁定产生路径依赖,即一旦某技术标准被广泛采纳,正反馈机制、收益递增以及消费者转移成本都可能促进市场锁定(Lock-in)此标准,即使有更优异的标准出现也难以将其替代,“锁出”了新技术。因此对网络技术标准的追逐和控制成为主要竞争策略之一。

消费者对网络规模的预期是技术标准最终确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企业常采用“提前宣告”策略影响消费者认知:在位技术向消费者提前宣告自身技术的改进时间,使消费者延缓或放弃采用后进技术;而后进技术则向消费者宣告自身技术的先进性,使消费者认为此领先技术足以战胜在位技术安装基础所带来的优势。Farrell&Saloner[14]及Dranove&Gandal[15]的研究表明“提前宣告”策略可以使后进技术以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甚至比价格策略更加有效。Dranove&Gandal对DVD标准和DIVX标准竞争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DVD标准的提前宣告策略对产品的最终胜出起了决定性作用。下一代技术价值的不确定性也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进而影响技术标准的确定(Choi[11])。

网络效应下,技术所有权也会对标准竞争的产生影响,当两种竞争技术都不存在私有产权时,可能出现过多的非标准化;当两种技术都具有私有产权时,领先技术将拥有竞争优势;当只有一种技术具有私有产权时,即使该技术居于劣势,仍可能主导市场。

同时,技术标准选择过程中还会出现超额惯量和超额动量:如果信息完全,且两家企业偏好一致,均衡结果是两家企业都及时选择了该标准;如果企业所获得的信息不完全且偏好不一致,则技术标准的选择会出现超额惯量(可能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先转换)或超额动量(两家企业都转换时总体福利下降,但仍出现了转换行为)(Farrell&Saloner[14])。

2.1 捆绑销售

捆绑销售分为纯粹捆绑与混合捆绑两种:生产系统产品的企业如果只销售系统产品,而不单独销售软硬件产品,称为纯粹捆绑;如果既销售系统产品又分别单独销售软硬件产品,称为混合捆绑。捆绑销售被认为是提高企业利润的有效竞争策略:一是捆绑销售具有杠杆原理(Whinston[17];二是捆绑销售是实现价格歧视的有效手段(Mc Afee)[18];三是捆绑销售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产品差异、缓解伯川德价格竞争(Chen)[19]。当生产系统产品的企业采取混合捆绑销售时,虽然捆绑后的价格低于独立销售时的价格,但此策略会迫使独立销售的竞争对手降价,最终捆绑销售企业的总利润将提高(Choi)[20];Gandal et al.[21]对个人电脑办公软件市场做了实证研究,也证明当消费者对互补产品偏好存在正相关时,捆绑销售将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蒋传海,杨渭文[22]证明单边捆绑销售将增加企业的利润。

但捆绑策略未必始终都是最优策略,当双寡头企业均生产系统产品且各系统组件可兼容时,单独销售才是占优策略,因为单独销售增加了用户选择的机会,可拉动产业需求;同时单一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兼容互补品产量增长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所分享,故企业降价的动机减少,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反而混合捆绑的折扣会降低双寡头垄断企业的利润,这种情况下单独销售策略则成为占优策略。

“是否捆绑”、“如何捆绑”取决于市场结构、软硬将的互补程度和消费者的品牌偏好、品牌忠诚度等诸多条件。

2.2 纵向一体化策略

间接网络效应影响下,企业存在较强的纵向一体化动机(Jeffrey C,Neil G[23];程贵孙,陈宏民,孙武军[24],左静[25]),并且随着网络效应强度的增加,动机也随之加强,因为纵向一体化会提高企业的利润,因为一体化后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加了边际利润。同时,纵向一体化也提高了消费者福利:企业纵向兼并可消除系统产品各组件间的不兼容性,提高用户效用;纵向兼并后的产品质量高于兼并前的质量,因为一体化后的企业统一了技术标准,成本减少,效率提高;纵向兼并后产品的价格也低于非一体化时的价格,因为纵向兼并避免了上下游的双重加价效应。

企业是否采用一体化策略还与消费者对互补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相关:如果偏好程度相对较小,那么均衡的产业结构是两家硬件企业都保持非一体化;而如果偏好程度相对较大,则两家硬件企业都选择一体化(Church&Gandal[16]。

2 间接网络效应下的企业竞争策略———决胜于互补品种类

Katez&shapiro[1]最先将间接网络效应描述为“随着某产品的使用者数量的增加,其互补品种类会变得更为丰富,且价格更低”。之后间接网络效应被定义为“消费某种网络产品所获得的价值随着与该产品相兼容的互补品种类的增加而增加”,这种互补品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硬件/软件范式,其中基础产品被称为硬件,辅助产品被称为软件,硬软件被统称为系统产品。

间接网络效应(Indirect network effects)与直接网络效应的差别在于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并不直接依赖于该产品的网络规模(购买同类或兼容产品的消费者数量之和),而是间接依赖于其互补品的种类与数量。直接网络效应来源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互补性,而间接网络效应则来源于产品需求的互补性。当硬件产品的网络规模扩大时,会吸引更多的软件企业为其提供互补品,互补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又使硬件产品使用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好地满足了其多元化的需求,间接增加了硬件产品使用者的效用。Matutues&Regibeau[15]、Church&Gandal[16]的研究结论也都表明软件多元化可增加硬件产品的价值和市场份额。因此,间接网络效应下,互补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企业关键竞争要素,如果相互竞争的企业都生产系统产品,则捆绑销售是主要竞争策略;如果企业只生产系统产品中的一种,则一体化策略则成为考虑的重点。

3 交叉网络效应下的企业竞争策略———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定价结构

现实中存在一类“平台”(Platform),交易双方位于平台两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Rochet&Tirole[26]把双边市场定义为:“当平台向交易双方索取的价格总额p=pb+ps不变时(pb为平台向交易方B索取的价格,ps为平台向交易方S索取的价格),平台中任何交易方的价格变化都会对平台总交易量和总交易额产生直接影响,这个平台市场被称之为双边市场”。国内学者也形象地把双边市场描述为“哑铃”型结构。Evans[27]提出双边市场存在的三个必备条件,进一步揭示出平台、交易双方三者间的关系:(1)两组不同用户;(2)两组用户间存在交叉网络外部性;(3)存在一个可以将网络外部性内部化的平台。

交叉网络效应是双边市场与传统单边市场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这种“平台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提高平台另一边用户的效用”的特征是源自平台两边用户需求的强依存性,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只有买家和卖家对网上交易同时有需求,电子商务平台才有价值,这种需求的强依存性也被称为“鸡蛋相生”。

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效应和消费需求的强依存性的特征导致平台提高对一边的收费,同时等量减少对另一边的收费,交易量会随之而变(Rochet&Tirole)[28];通过价格歧视先影响一边消费者的预期促进该边网络规模的形成,再通过交叉网络效应促成另一边的网络规模可以解决鸡蛋相生的问题(Caillaud&Jullien)[29]。因此,定价结构就成为平台企业关键竞争要素;定价策略成为主要竞争策略。但是“对哪边进行价格歧视”、“如何进行双边定价”等关键问题将取决于双边对平台需求弹性的比例、交叉网络效应的相对强度以及用户是单平台接入还是多平台接入(Armstrong)[30]等诸多影响因素。

需求弹性保持不变时,可以向需求弹性较高的一边用户采取低价甚至免费策略来扩大该边网络规模,再通过对需求弹性较低的一边用户收取高价来实现平台企业利润最大化。当双边用户通过平台所获得的网络效应不一致时,则对网络效应较小的一边收取低价或免费。这些结论在相关产业中得到了验证:当操作系统市场为垄断结构时,平台主要向应用软件提供商收费,对消费者免费,因为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使提供不同质的软件企业得以生存获利,因此也愿意支付较高的费用;媒体产业的定价结构,则是平台向广告商收费,对读者进行补贴。当然,这种对不同接入用户进行倾斜式定价的策略,也必然会导致市场上的多种价格均衡Rochet&Tirole的定价结构模型,得到认可并被广泛应用。

在双边市场中存在两个或以上的平台时,如果平台没有实施排他性交易,则双边用户都可以同时接入多个平台,享受更大的网络规模所带来的效用,这种“多平台接入(Multi-homing)”行为会对定价结构产生影响。当平台一边用户是单平台接入,而另一边用户是多平台接入时,单平台接入用户往往会成为平台企业的“竞争性瓶颈”(Competing bottlenecks),这种情况下,平台企业会选择对单平台接入用户制定低价,多平台接入用户制定高价(Armstrong)。当双边用户都可以多平台接入时,竞争迫使平台首先提高单边用户的效用,并使之高于竞争对手,争取用户到该边注册,再通过交叉网络效应,使平台赢得两边用户,从而形成垄断,这是双边市场定价理论中的“分而治之”(Divide-conquer)”策略,即对一边补贴,对另一边攫取利润(Calliaud&Jullien)[29]。总之,多平台接入下,定价结构变得更为复杂,最终平台双边的服务水平、交叉网络效应强度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平台的利润水平。

4 结论

自1985年Katz&Shapiro的文章“网络外部性、竞争与兼容”发表后,网络效应相关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迄今为止已应用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中,日趋成熟。

网络产业的本质特征是网络效应,在其影响下形成的需求方规模经济破解了传统产业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呈现出新规律。国内外部分学者也对相关文献进行过综述,但更多的是集中在模型构建的技术层面。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网络效应影响下差别于传统产业的企业竞争策略及策略影响因素。

虽然网络效应对产业的作用机制都是一致的,突破网络规模临界点的企业最终将赢者通吃;但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交叉网络效应的来源和具体特征不同,在其影响下的企业竞争策略也有所不同。直接网络效应下,自身产品的网络规模是关键竞争要素,企业的兼容选择和标准竞争成为主要竞争策略;间接网络效应下,互补品的种类和数量是关键竞争要素,捆绑策略和一体化策略成为主要竞争策略;交叉网络效应下,定价结构是关键的竞争要素,定价策略成为主要竞争策略。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网络效应有正负之分,例如除夕夜同一时间使用短消息服务的人数增多到一定的规模,超过网络承载力时就造成网络拥塞,短消息丢失,这种“随着加入网络的人数增多而引起的消费者效用的降低”就是网络负效应。对网络负效应及应对之策的研究相对较少,需要更多关注。

(2)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竞争策略,网络效应对创新影响的研究甚少,需要加强。

(3)目前,网络效应相关产业的研究多集中于银行卡产业、通信业、软件业和ICT产业,而一些网络效应明显的新兴产业,例如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研究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

(4)双边市场理论作为新兴理论,已被广泛的应用于众多研究领域。但大多集中于定价结构的研究,对其他的竞争策略研究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

各策略理论的提出都是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企业需针对市场动态环境全面考虑、谨慎决策。研究综述的价值在于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维的思考角度和决策依据。

摘要:网络效应是网络产业的本质特征,突破网络规模临界点的企业最终将赢者通吃。但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交叉网络效应的来源和特征不同,在其影响下企业的竞争策略也有所不同。直接网络效应下,自身产品的网络规模是关键竞争要素,企业的兼容选择和标准之争成为主要的竞争策略;间接网络效应下,互补品的种类和数量是关键竞争要素,捆绑策略和一体化策略成为主要的竞争策略;交叉网络效应下,定价结构是关键的竞争要素,定价策略成为主要的竞争策略。本文分别对这些竞争策略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关键词:信息产业,网络效应,双边市场,网络规模

竞争网络效应 篇2

一个企业的声誉不仅受其自身行为的影响,而且受其他相关企业声誉的影响。这种声誉的溢出已经跨越了企业的边界。比如2008 年三鹿集团三聚氰胺事件最终导致其走向破产,而且使中国奶制品企业普遍受到人们质疑。在这里,我们把实际发生声誉危机的企业称为发讯企业( messenger company) ,把被影响到的企业称为受讯企业( receiver company)[1]。在上述例子中,三鹿可被视为发讯企业,中国其他奶制品企业可被视为受讯企业。本文将受讯企业与发讯企业同方向的声誉影响称为声誉传染效应,将受讯企业与发讯企业反方向的声誉影响称为声誉竞争效应[2]。危机事件对同行业企业的声誉影响可能是传染效应也可能是竞争效应。

现有文献中关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发展方向: 一是FDI的溢出效应,二是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三是信任市场的溢出效应。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在技术差距、市场环境、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关系,其中与技术差距有关的溢出效应属于示范———模仿———传播型,受市场环境、MNC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相互影响的溢出效应属竞争型。资本市场溢出效应认为事件的经济后果一般分为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竞争效应反映投资者对受训企业的质疑[2],传染效应反映客户需求转移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目前支持传染效应的文献居多,而支持竞争效应的文献数据少些。信任市场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在企业社会责任、产品广告名人效应、供应链信任。费显政等( 2010) 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溢出具有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传染效应[1]; 何浏等( 2011) 指出明星代言产品会给该产品带来正的市场效应,同一款产品由不同明星代言,则不同明星代言产生效应会叠加[3]。由于信任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粱钟元( 2012) 验证了供应链中信任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

尽管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已很有成就,但是关于声誉溢出效应的研究却并不多。Barnett和Hoffman ( 2008) 指出企业声誉不仅受该企业自身的行为的影响,还受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即企业间声誉具有相互依赖性[4]。一个企业受危机事件影响所引起的声誉变化可能会超越其公司边界而影响到行业中其他企业[5],并且这种影响受该企业自身的显著性及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企业间竞争程度的影响[6]。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重点考察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并且探讨行业中受讯企业的特征如何受这些效应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文以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声誉危机溢出效应。制度理论认为组织通过形成相似的结构和进行相似的活动来维持其在一个群体中的重要身份[7]。在一个领域中共同的认知价值观有助于塑造组织行为[8],这些行为反过来会影响组织声誉。制度理论还认为一个企业的声誉受其所在行业的企业共同遵守的合法性标准的影响很大。从这一点来看,当发讯企业的声誉受到破坏时,这种声誉破坏会影响到与发讯企业有共同领域层企业的合法性( field - level legitimacy) 。同时,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其有价值的,即独特的和稀缺的资源[9]。在资源基础观看来,声誉就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Barnett指出“竞争优势源于独特性,而独特性由声誉来测量”[9]。和制度理论强调企业领域层合法性不同,资源基础观强调的是企业公司层的合法性( firm -level legitimacy) 。当利益相关者给A企业的评价高于其他企业时,那么A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就具有声誉的优势,如果其他企业加强自身的声誉,就会减小这种声誉差距,进而减弱A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企业的声誉受其他企业声誉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理论都强调竞争与合作的内在联系[10],并且为理解组织声誉动态性和组织领域合法性提供了奠定性的基础[6]。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本文选择食品行业中几起食品安全事件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与本文较相近的一篇实证分析文章是Goins和Gruca ( 2008)[6]针对企业裁员事件,通过验证受讯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与发讯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其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和企业专业性对声誉危机溢出效应的影响。

( 一) 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

我们将企业声誉定义为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自身特点和企业以其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一种综合评价[8]。当一个企业发生食品安全危机事件,这个事件不仅预示着该企业的一些信息,还预示着影响其他企业价值的经济条件和环境条件的信息,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这些信息来重新判断与自己相关的企业。因此,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就会超越发讯企业的边界影响到行业中的其他企业。这种信息传播对企业间声誉的影响会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方面,由于这些资源的稀缺性,同一行业的企业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取人才和投资者[11]。当竞争占主导地位,发讯企业的声誉受到负面影响时,竞争对手就具有相对优势来获得稀缺资源,从中得到益处,这就是竞争效应。在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中,而三元奶粉因没有测出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获得发展机会,目前已经成为一家大型的食品加工公司。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相似性,同一行业的企业面临相同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种共享的环境给声誉效应的传播提供了另一种机制。前面我们提到,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行业信息对企业做出评价。而危机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会改变利益相关者对与其相关企业原有的评价,当利益相关者再次对企业做出评价时,就会根据企业间的相似性来做出判断,这样发讯企业的声誉危机就给行业中其他企业带来消极影响,使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同样面临声誉危机,这就是传染效应。比如,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中国食品行业产品质量信任危机,使乳制品行业陷入生产、销售困境。所以,信息传播带来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将发展成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1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H1a: 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传染效应。

假设H1b: 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竞争效应。

( 二) 受讯企业显著性的调节作用

市场会自发的分出领导者和追随者。领导力和显著性有很多种测量的方式,规模大的企业经常被视为市场领导者[13]。换句话说市场领导者往往在行业中具有显著性地位,这种显著性使企业与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有关联。当行业发生危机事件时,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有实权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甚至通过要求政府干预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而使显著性企业免受风险的影响。由此,地位显著性强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会多一层保护。此外,显著性强的企业往往具有雄厚的资金,在遇到危机事件时,更具有战斗力,从而使其有能力脱离危机。比如,在360 和腾讯大战中,腾讯企业以其显著的行业地位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最终获得这场漫长 “战争”的胜利。

由于危机事件的传染效应给其他企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企业显著性地位对企业有保护作用,所以受讯企业行业地位的显著性会减弱这种传染效应。同理,由于危机事件的竞争效应给其他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所以受讯企业行业地位的显著性会增强这种竞争效益。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H2a: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传染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的提高而减弱。

假设H2b: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竞争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的提高而增强。

( 三) 受讯企业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最近一些研究指出组织身份与其是专业性的还是综合性的有关。如Carroll和Swaminathan( 2000)[14]研究发现,即使在综合型啤酒酿造商提高所生产啤酒的质量后,专业性啤酒酿造商依然能保持成功。Zuckerman和Kim ( 2003)[15]指出在类别系统的企业中,追求专业化是最重要的战略。专业化的形象可以提高企业在其专业领域的权威,使利益相关者认为其在此领域更专业。在中国,当提到冰箱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海尔,当冰箱市场出现危机时,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选择海尔。因为海尔冰箱已经成为一种品牌,当市场出现不确定性事件时,人们更愿意选择专业性强的海尔。

以上分析表明专业化将有利于企业的声誉,企业专业性会保护企业免受负面信息传播的影响。所以当发生传染效应时,受讯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强,会减弱这种传染效应; 当发生竞争效应时,受讯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强,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竞争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H3a: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传染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增强而减弱。

假设H3b: 如果发讯企业声誉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将给受讯企业带来的是竞争效应,那么这种效应随受讯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增强而增强。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方法和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是一种利用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来研究某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其最重要的是选择两个事件窗口期,确定一个估计期,计算异常收益率( Abnormal returns,简称AR) 和累计异常收益率( Cumulated abnormal returns,简称CAR) 。

Goins和Gruca ( 2008)[6]选择1 天窗口( - 1,1) 和10 天窗口( - 5,5) 作为两个事件窗口期,1 天窗口可以使我们获得及时效应,而10 天窗口保证在窗口期内既能放宽市场高效率的假设,又能排除其他的竞争事件。本文采纳他们的方法,选择1 天窗口( - 1,1) 和10 天窗口( - 5,5) 作为两个事件窗口期,同时由于估计窗口期和事件窗口期不能交叉,所以本文选择事件发生日的前70 天至前6 天为估计窗口期。首先将估计窗口期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得出市场模型( 1) ,再运用市场模型计算出事件窗口期正常的期望收益率。

其中,Rmt为第t日市场收益率,在本文中,对于深证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本文运用深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对于上证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本文运用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 Rit为股票i在第t日的实际收益率;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口期实际收益率和期望收益率的差,如公式( 2) 所示:

其中,ARit是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日的异常收益率,Rit是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日的实际收益率,E( Rit) 是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日的期望收益率。

累计异常收益率是事件窗口期内每天异常收益率的和,如公式( 3) 所示:

由于并非事件窗口期内每天的异常收益率都可以得到,所以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用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来代替异常收益率指标。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是累计异常收益率除以N ,如公式( 4) 所示:

其中,CARi( t1,t2) 为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1天到第t2天的累计异常收益率,N表示天数,表示股票i在事件窗口期第t1天到第t2天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

本文以2000 - 2014 年的所有食品安全事件来分析,通过整理新闻报道,并且剔除非上市公司食品安全事件和非大陆上市公司食品安全事件,最终选取7 件上市公司食品安全事件: 2007 年11 月1 日的五粮液幸运星糖精超标事件,2011 年3 月15 日的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 年6 月14 日的伊利奶粉含汞门事件,2012 年8 月24 日古井贡酒酒精勾兑事件,2012 年9 月7 日的光明牛奶变质门事件,2012 年11 月19 日酒鬼酒 “塑化剂” 事件,2013 年7 月21 日的南山奶粉事件。本文通过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来确定相关企业,其中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企业有21 个,与双汇集团相关的企业有22 个,与伊利集团相关的企业有11 个,与古井贡酒有关的企业有21 个,与光明集团有关的企业有11 个,与酒中酒集团有关的企业有21 个,与南山奶粉有关的企业有11 个,最终获得118 个上市公司的数据,这118 个上市公司数据全部来自上证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原始数据来源于CSMAR ( 国泰安) 数据库。

( 二) 研究变量的设定与测量

1. 自变量: 发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 messenger company’s average cumulated abnormal returns,简称MACAR) 。Goins和Gruca[6]用裁员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作为自变量来研究裁员企业的裁员事件对为裁员企业的声誉影响,本文采纳其方法选择发讯企业的ACAR为自变量来研究发讯企业的声誉危机对受讯企业声誉的影响。

2. 因变量: 受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 receiver company’s average cumulated abnormal ruturns,简称RACAR) 。在事件研究法中,将异常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来研究声誉已经得到运用,并且Goins和Gruca在2008 年时候运用为裁员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本文采纳其方法选择受讯企业的ACAR作为因变量。

3. 调节变量:( 1 ) 受讯企业的显著性( receiver company’ s prominence,简称RP) 。对于受讯企业的显著性,本文用企业规模来衡量,因为企业的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越是显著。对于企业规模的衡量,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用企业员工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即企业的显著性。企业员工数量越多,该企业的显著性越强。 ( 2) 受讯企业的专业性( receiver company’s specialism,简称RS) 。Dobrev et al. ( 2002) 曾用给定年限所生产的所有汽车模型机器容量的范围来测量专业化。本文采纳Dobrev et al. 的方法,本文选择企业在给定年限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所跨的行业来衡量食品制造企业专业性。一个企业的所跨行业意味着该企业的市场范围和企业的竞争战略,因为经营范围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和产品的品质。专业性企业所跨的行业通常比一般化企业要少,因此某食品制造企业所跨的行业越少,该企业的专业性越强。

4. 控制变量: ( 1 ) 发讯企业的显著性( messenger company’ s prominence,简称MP) 。Tyersky和Kahneman在1974 年指出组织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会增强信息的传播,进而使公众对信息更熟悉。Tieying Yu ( 2008) 也曾指出组织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会对其他企业有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选择发讯企业的显著性为控制变量。其测量方法与受讯企业显著性一样,同样用企业人员数量来测量。 ( 2)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众所周知,企业的前期盈利能力会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所以本文将受讯企业的ROA作为控制变量。用ROA来表示受讯企业的前期盈利能力,ROA越高,说明企业的前期盈利性越好。本文用受讯企业前三个季度的ROA的平均值来表示其前期盈利能力。( 3) 受讯企业总资产( receiver company’ s total asset,简称RTS) 。企业的总资产会影响股票的价格,进而影响股票收益率。所以本文选择受讯企业的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以受讯企业前三个季度的总资产的平均值来衡量。 ( 4) 受讯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用OC表示。杨兴锐在2014 年指出,股权集中度会影响累计异常收益率。所以本文选择股权集中度为控制变量,并且用事件发生日前一期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 ( 5) 受讯企业的国家所有制,用SO表示。杨兴锐( 2014) 在其论文中指出,国家所有制形式会影响累计异常收益率,所以本文选择国家所有制为控制变量。国企取值为1,民企取值为0。 ( 6) 事件发生次数,用Times表示。Goins和Gruca[6]指出,裁员事件发生的次数会影响声誉的溢出效应,所以本文将事件发生次数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用自2000 年到事件发生日之间的事件发生次数来衡量。

表1 为本文所选取变量的指标定义。

注: N = 118,图表中所列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p < 0. 01,**p < 0. 05,* p < 0. 1,双尾检验。

( 三) 模型设计

基于以上假设和变量定义,本文的模型设计如下:

在方程中,RACARi表示受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其中i = 1,5 ; MACARi表示发讯企业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其中i = 1,5 ; RP表示受讯企业的规模,RS表示受讯企业的专业性,MP表示发讯企业的规模,ROA表示受讯企业前期总资产利润率,RTS表示受讯企业总资产,OC表示受讯企业的股权集中度,SO表示受讯企业的国家所有制,Times表示事件发生次数; βi表示待估回归系数,其中i = 1,2,…,11 ; ε 是随机项。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tata12. 0 对样本数据进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通过OLS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

表2 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 700,说明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为了进一步诊断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对其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 VIF) 分析,结果显示,VIF的最高值为5. 143,小于其基准值10,因此可以判断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因变量受讯企业CAR1与自变量受讯企业CAR1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变量受讯企业CAR5与自变量受讯企业CAR5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很弱。因变量受讯企业CAR1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总资产,受讯企业所有制形式,受讯企业ROA及事件发生次数呈现正相关,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股权集中度,发讯企业的显著性呈负相关。因变量受讯企业CAR5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总资产,受讯企业股权集中度及事件发生次数呈正相关,与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所有制形式,发讯企业显著性以及受讯企业的ROA呈负相关。因变量受讯企业CAR1与调节变量受讯企业的显著性呈正相关且显著,与调节变量受讯企业的专业性呈负相关且显著。因变量受讯企业CAR5与调节变量呈正相关,但是不显著。回归分析的结果在表3 列出。

注: N = 118,图表中所列数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 01,**p < 0. 05,*p < 0. 1,双尾检验。

表3 为( - 1,1) 天窗口期回归模型。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的检验,模型2 是对假设1 的检验,模型3 和模型4 是对假设2 的检验,模型5 和模型6 是对假设3 的检验。从表中看出, ( - 1,1 ) 天窗口期的总模型匹配是显著的。其中,模型1 的F值( 3. 17) 在99%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 - 模型6的F值在95% 的水平上显著。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1 - 模型6 的R2均在20% 左右,调整后的R2均在20% 以下。从模型1 中可以看出,受讯企业ROA与因变量受讯企业ACAR1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但是在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后,受讯企业ROA与因变量受讯企业ACAR1呈现负相关,并且显著,所以控制受讯企业ROA这个变量是很有必要的。控制变量受讯企业所有制形式,发讯企业的显著性,事件发生次数在6 个模型中都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企业所有制形式会部分影响企业的效率,国企的效率相对于民企来说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同时发讯企业的显著性和规模会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利益相关者对食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关注。从模型2 中,可以看出主效应呈现显著负相关( β = - 0. 250,p < 0. 05) ,即当发讯企业声誉变差时,受讯企业的声誉是变好的,由此假设H1b得到验证,假设H1a在本模型中不能得到解释。模型4 是加入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1× 受讯企业的显著性之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受讯企业的显著性会增强声誉溢出的竞争效应( β = - 0. 261,p < 0. 05) ,因此假设H2b得到验证,但是没有理由支持假设H2a。模型6 是加入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1× 受讯企业的专业性之后的结果,在此受讯企业的专业性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验证( β =0. 074,p > 0. 1) ,所以假设3 并未得到支持。

注: N = 118,图表中所列数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 01,**p < 0. 05,*p < 0. 1,双尾检验。

表4 为( - 5,5) 天窗口期回归模型。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的检验,模型2 是对假设1 的检验,模型3 和模型4 是对假设2 的检验,模型5 和模型6 是对假设3 的检验。模型1 的F值( 3. 42 ) 在99%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 - 模型6 的F值均在95% 的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 - 5,5 ) 天窗口期的总模型匹配是显著的。模型1 - 模型6 的R2均在25% 左右,调整后的R2均在20% 以下。从模型2 中可以看出, ( - 5,5) 天窗口同样验证了假设H1b,即声誉危机溢出效应是竞争效应。模型4 中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5× 受讯企业的显著性的系数不显著( β = - 0. 225,p > 0. 1) ,说明假设H2b未被得到验证。模型6 中交互项发讯企业ACAR5× 受讯企业的专业性的系数显著( β = 0. 250,p <0. 05) ,说明受讯企业的专业性会加强声誉溢出的竞争效应,从而假设H3b得到验证。模型4 和模型6 的结果与( - 1,1) 天窗口期的结果不同,可能是由于危机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从模糊逐渐走向明朗的原因。随着危机事件的澄清,利益相关者最终会更加信赖专业性强的企业。

五、讨论与展望

本文证明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评价受行业中其他企业行为及利益相关者对这些行为解释的影响,得出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是竞争效应的结论: 在1 天窗口期内,受讯企业的显著性即受讯企业的规模的提高会增强其所受的竞争效应;在( - 10,10) 窗口期内,受讯企业专业性会增强这种竞争效应。本文的结论与Goins和Gruca得出的结论相悖,这可能是由于食品制造业这个行业的特殊性。第一,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利益相关者们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度非常高,一旦某一企业发生食品危机,利益相关者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将很快瓦解,转而寻求与其类似的企业产品或是替代品。第二,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是刚性的,即使出现食品危机,人们也会消费这种食品。这样一个企业的声誉危机就给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带来机会。而且,由于 “马太效应” 的存在( 人们倾向于选择规模大的企业即人们会认为规模越大越好的企业越能够生产好产品,当出现危机事件时,人们在心理上会更相信规模大的企业) ,使得行业地位显著性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优势。

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本文的观测样本数据很少。虽然最近几年在我国出现过很多次食品安全事件,但由于很多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本文无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二,本文选取的事件,大多是非系统性的事件,所以它不能显示出系统性事件在不同的窗口期会有怎样的效应。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危机分为系统性危机和非系统性危机来研究其传染效应和感染效应。

尽管存在以上的缺陷,但本文依然对理解组织领域声誉的动态性有理论意义。企业在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资源竞争的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声誉,这种情形给组织领域成员创造了一种二元现象。行业竞争者不仅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竞争,而且由于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在金融市场上会共享信息。一个企业的行为会对外界发出信号,各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信号来评价企业的价值。因此,在利益相关者看来,危机事件对企业声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而且会影响到其他企业。本文探讨了企业外部环境中的意外事故对组织声誉动态性的影响,增强了将企业外部环境中意外事故纳入声誉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探讨了合作和竞争这两种力量是怎样协调作用于企业产出的。这两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起到不同的作用。Barnett在2006 年理论上指出组织在竞争时期和合作时期行为的转变。

本文对管理者也有一定的启示。以往一直以为组织声誉来自组织内部管理控制,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评价并不仅仅只受管理控制的影响,同时受行业中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这就要求管理者要能够敏锐地意识到竞争者的行为。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受讯企业要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讯企业的不同之处,从而免受危机事件对其的影响或减轻危机事件对其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食品制造企业行业地位显著性和企业专业性两方面对危机事件的声誉溢出效应进行探讨,证实了声誉危机的溢出效应表现为竞争效应,具体而言,在(-1,1)窗口期内,受讯企业地位显著性越强,声誉危机的竞争效应越强;在(-10,10)窗口期内,受讯企业专业性越强,声誉危机的竞争效应越强。

企业集群效应与竞争优势提升 篇3

企业集群效应, 是指建立在由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企业集群的基础上, 所产生的在效率、效益和韧性等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优越性, 它所产生的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激励和规制, 是远距离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一种潜在竞争优势的具体体现。

企业集群效应的竞争优势

1. 低成本优势

(1) 生产成本低。企业集群往往是原材料供应商的主要客户, 占据供应商很大的市场份额, 集群内企业集中采购, 可提高与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可享受到更多的折扣。同时, 随着企业集群的扩大, 还可扩大本地人员就业和吸引外地技工, 形成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区域性市场。区域性劳动市场的形成可使企业在雇佣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时, 根据自身生产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人的数量, 减少工资成本和工人劳动保障方面的费用。

(2) 信息成本低。集群内大量的相关企业和相关人员的信息交流, 可使企业及时获得大量的市场信息、资金信息、人才信息和国内外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 形成信息集聚流, 从而减少单个企业独立搜寻信息的费用和难度, 也便利了需要信息的机构和企业。

(3) 配套成本降低。企业集群一般具有专业化的性质, 一种最终产品的出现, 分别由集群内不同的企业共同完成, 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到中间产品的生产, 最终到产品的组装、包装、分配、储运和销售, 都由不同的企业来配套完成, 而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紧临, 无疑能节约中间产品的采购、运输、库存等配套费用。

(4) 公共设施的低成本运用。大量的关联企业在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布局, 可减少各种额外的投资, 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优势, 实现在相同供给水平下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平均使用成本的降低。

2.创造需求优势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贸易的两个重要环节。企业集群能够通过以下途径增加市场上的有效供给和需求。

(1) 通过市场资源共享, 增加产品有效需求。市场资源如企业形象、产品销售渠道等是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 企业聚集使系统内企业能产生市场资源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效应。如果集群内某个企业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著名品牌, 它必然会扩大该产业产品的市场有效需求, 产生无形资源的外溢而使产业内的其它企业受益。

(2) 供给的互补性扩大了有效需求。由于在一个集群内相关产业的产品种类较齐全, 买主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 这样在市场销售上就比单个分散厂商更具吸引力。而且买主有众多的供应商可供他们选择, 增加了买主议价的力量。另外, 产品价格也更有可比性, 他们会觉得购买的风险降低了、受骗上当的机率减少了。

(3) 进退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创新企业的发展和新商机的形成。集群内由于有完善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体系、技术熟练的人才资源、市场资源等新建企业所需求的基本条件, 所以降低了企业的进入壁垒。新企业的创办便于抓住新的商机, 使集群内各个成员都受益。而且由于集群内产权交易或企业购并较活跃, 企业退出产业的风险也会降低。这样一来, 企业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也就完善了。

3.产品差异化优势

产品差异化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差异化。水平方向的差异化是基于同种产品的内在质量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靠产品的精心设计获得。集群中同类企业同居一地, 同行业相互比较, 有了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评价标尺, 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 绩效差或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 形成激励和压力并存。这种现象只有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产品差异化, 才能满足集群内有经验的、“挑剔”的顾客们的要求。而垂直方向的差异化是基于产品在品种、规格、款式、造型、品牌等方面的不同或多样化。国际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集群内拥有大量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 面临的竞争压力会使企业通过创造差异化产品来超越其它企业。由于集群中创新的外部性和信息的流动, 集群内产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极易为集群企业所获悉, 特别是关于产品品种的规格、花色、造型和款式等方面的信息。一旦拥有这些信息, 并根据自身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加以利用和改进, 产品的差异化就形成了, 这种优势远非集群外的企业可比。已形成产品差异化的集群企业会获得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可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4.合作创新优势

集群内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企业彼此接近, 了解周围的情况, 会受到竞争的隐形压力, 这种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由于集群多为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组成, 受资金、资源的限制, 单个企业很难实现创新能力的完全内部化, 很难独立承担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集群内企业的上下游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甚至是竞争对手之间频繁地面对面交流, 加速了信息的传播, 各企业在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的基础上各自完成本环节或某零部件的创新, 从而使最终产品的创新得以实现。这种群体创新在降低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同时, 也由于特殊的地理集聚, 使得一家企业的创新成果很容易外溢到周围的其它企业, 从而使集群整体的效率得以提高。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提升的困境

1.集群发育的外部环境尚不成熟

国内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 使各类生产要素难以充分流动、合理配置, 制约了企业集群的发展。实践证明, 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 企业集群的特征较明显;凡是经济相对封闭的地区, 企业集群现象不突出, 即使资源依赖型的企业也是这样。还有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问题, 也使许多集群产品在拓展国际市场中受到了制约, 不利于企业集群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 政府认识有待提高

集群的发展虽然不能完全由行政的外生力量主导, 但是单靠地方经济的发展自发形成集群, 任其自生自灭也是不行的。在我国, 至今国家竞争力仍集中在国家一级的政策和产业层面上, 而且以大企业为对象进行管制或扶持。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地方化的产业组织形式, 其主体一般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 因此用传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企业集群发展在这里很难奏效。虽然一些经济发达区域的地方政府在企业集群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对企业集群的机制没有认识, 或知之甚少, 通常表现在对一些正在成长的, 或对刚刚出现的企业集群重视不够, 难以使之发挥活力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区域。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则陷入盲目搞开发区的误区, 认为把企业“堆”在一起, 就是企业集群了。虽然也有些成功的企业集群是行政推动形成的, 但绝大多数企业集群是自然形成, 有其独特的产生土壤和壮大内因。“堆”企业, 稍有不慎就会“拔苗助长”或“弄巧成拙”。

3. 中介服务机构欠缺

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成本较低, 但是交易成本却很高, 除了制度不健全、规则不透明、诚信状况差等原因之外, 企业集群内普遍缺乏中介服务机构也是一个原因。中介组织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 以便降低交易成本, 特别是信息成本。如果中介组织能得以迅速发展, 并能提供一种高智力的服务, 它的活动就会有助于提高集群的效率,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中介组织对企业集群形成结构竞争力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 我国企业集群内如金融和保险机构、专业律师和会计事务所、创业咨询、专业人才培训等中介组织严重不足, 对企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4.企业集群内部创新能力不足

创新是企业集群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 对于集群中的企业也不例外。集群作为企业及其相关机构的集合体, 其创新优势在于能通过长期的交易营造一种共同的文化, 建立互信机制, 形成在集群内能有效传递的显性化共享知识。但是, 企业制度的不规范及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了集群内部信任的缺失, 企业之间往往更注重一次博弈中的得失, 而很难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形成共赢的创新机制。具体表现在:“产学研”合作较少, 忽视产品的研发, 许多集群企业的人员素质不高, 在市场竞争中依赖于价格优势, 产业进入能力低, 技术和管理水平差。

集群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对策

1.营造良好的企业集群环境

企业集群是一个地域性的综合体组织, 它要求相关部门共同调整、制定经济政策, 以促进其发展。

(1) 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包括商品流通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反对不正当竞争, 取消对少数地区或高新技术企业区等实行的优惠政策, 取消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性政策, 实行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同等待遇, 保护公平竞争和平等竞争, 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建立开放和统一的大市场, 严禁各地区和部门对要素流动的种种人为限制, 打破地区封锁, 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 推动流通领域的现代化。

(2) 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分工协作的企业网络, 企业之间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易方式连接的, 相互间的关系较松散, 主要依靠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互信和承诺等人文因素和非正式契约来维持长期交易关系。因此, 基于互信和承诺, 营造良好的企业集群环境是企业实现专业化分工协作、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基础, 是保证集群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和集群持续升级的重要条件, 是使其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其独特竞争优势的源泉。

2.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导作用

企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企业集群的行动主体之一, 政府在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应强化自身的职能角色。一是从中央政府层面看, 应制定界定产权和规范各种基本经济关系的法律, 同时建立对市场交易的规范的法律法规, 来解决诸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委托—代理等问题。并且特别要规范各种市场中介组织, 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制止产品压价竞争和因之诱发的新一轮假冒伪劣产品浪潮, 从而形成有序、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涉及国际纠纷时, 帮助企业进行国际谈判, 适当的时候可动用国家力量, 对不合理的贸易壁垒措施进行贸易报复, 以对其施加压力。二是从地方政府层面看, 应增进厂商之间的互信, 丰富本地的社会资本, 协调厂商之间的共同行动, 催生厂商之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格局, 促进企业之间的各种交流与合作。

3.建立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

要在整体上提升集群企业的竞争力和实现产业升级, 就要建立企业集群的支持服务体系, 如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专业技术协会等, 它们在集群授权下, 行使对整个集群的协调、监督、指导等方面的功能, 为集群内部的技术沟通提供重要机会, 规范市场交易规则, 承担起协调与集群外部企业、科研单位、行业协会的信息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职责。同时在企业集群内成立专业化机构中心, 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资金融通、人才开发、市场拓展、咨询信息等服务, 这是集群企业实现高度专业化生产, 获得外部经济支持, 保证集群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稳定发展的辅助条件。总之, 集群服务机构要在建立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中起桥梁作用。

4. 培育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在一个企业集群形成初期, 大多数企业往往靠仿制产品起家。但是当企业集群初成规模的时候, 如果集群内部的企业自身不能形成持续创新能力, 集群的前途就岌岌可危。因此, 创新是一个企业集群形成的前提, 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也是集群发展的基础。培育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要做到:

(1) 首先要形成产、学、研密切合作的网络。要帮助集群企业加强与区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合作和联系,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成立自己的研究所。

(2) 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公用图书馆、公共实验室、公共信息服务机构等有形设施, 也包括全民普及的基础教育、劳动者技术培训、企业家培训等无形的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有助于人们方便快捷地接触创新思想的知识、信息, 为知识、技术在集群中的传递、交流、扩散创造条件, 有利于集群创新集成效应的发挥。

(3) 尽快建立人才支持体系, 培养、引进和促进人才资源的流动, 通过期权、股权、住房等方式鼓励人才创新, 这是创新系统构建的关键环节。

(4) 注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内部升级, 不断提高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集群企业只有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 才能在发展中保持企业集群竞争力的长期优势。

5. 提升国际竞争力

人才开发应关注的十大竞争效应 篇4

一、鲶鱼效应

“鲶鱼效应”主要指引入的新生事物进入新群体, 面对陌生的环境, 不停运动, 引发新群体成员的警觉和互动, 从而促使群体成员加快运行速度, 激发潜能, 形成新的竞争态势。

“鲶鱼型”人才最大的特点是不安于现状, 喜欢求新、求异, 具有冒险精神。人才开发要求引进新竞争元素, 让沉寂的工作环境变得活跃起来, 让各种创新要素竞相迸发。因此, 适时引进具有竞争意识的“鲶鱼型”人才, 打破组织原有的竞争态势, 在组织内形成“鲶鱼型”人才的异军突起, 委以地位, 助其成业, 必然会激发组织“鱼船”内其他成员的斗志, 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新局面, 最终促使组织获得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

二、不拉马效应

“不拉马效应”主要是指组织在原有规划或设定下, 员工应从事的某项职能, 随着时代变迁或技术革新逐步退化或消失, 人员岗位与编制依然保留或存在。这就极易造成组织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终导致人心不齐、组织战斗力不强、效率不高的局面。

当今社会, 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组织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性质都有可能随时发生改变。当变化发生时, 组织不能迅速作出反应, 及时调整人才的定位和定岗, 就很容易造成闲置人员的存在。在一个组织内, 当人才竞争力出现“1+1﹤2”时, 人才的创新潜能就会受到抑制、创新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因此, 组织应具有自适应能力, 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 适时调整组织的规划与定位, 对组织内人才进行准确、科学的评定, 减少或杜绝消极怠工人才的存在。

三、饥饿效应

“饥饿效应”主要是指组织人才开发时要不断制造压力和困难, 不要让人才饱以待劳。

组织在人才开发过程中, 如果让他们每天生活在“过饱”的状态, 就会产生乐不思蜀的现象。人吃得“过饱”就会抑制自己的神经细胞, 抑制大脑的正常工作, 从而导致工作效率和创新力下降。而人经常处在“饥饿状态”, 就会心生危机感, 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质量, 用高于现实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要求强迫自己努力适应新环境, 获取新优势、以示在竞争中把握主动。人才时常处在“饥饿状态”, 创新潜能就会不断被激发, 从而将潜在的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更好地进行创新活动。

四、海象失败效应

“海象失败效应”主要是指当外在的竞争和威胁迅速来临时, 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和激励机制, 组织内的领导者不能及时获知讯情, 作出及时的应对策略, 最终引发人才流失, 形成组织衰退、竞争力下降的局面。

在人才开发过程中, 开发的实施者要多角度、多层次了解员工的工作激情、工作优点和劣势, 要根据组织外的潜在威胁和现实威胁迅速制定出符合本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措施, 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 注意倾听员工的心声。开发者还要身体力行, 多参与员工的研发活动、创新活动, 了解员工的所思所想, 及时帮助员工排忧解难。作为人才开发的实施者, 只有360度全方位把握人才开发的优势和劣势, 运用科学有效的激励手段, 才能避免“海马失败效应”的出现。

五、同态心理效应

“同态心理效应”就是指以对方的态度来确定怎样对待对方, 以对方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基本准则。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的目光始终是向外的, 从多角度审视别人的行为, 有时还经常戴着有色眼镜, 不断的挑剔别人的行为。其实人最难了解的就是人本身, 我们需要将目光收回, 用镜子照照自己是什么模样, 全方位审视自我。只有了解自身, 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面对他人。人才开发过程中, 开发的实施者或变革者要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被开发者的立场思考问题, 对其给予关怀、爱护、尊重, 以心换心、以诚换诚, 其根本就是充分理解被开发者的心理特征变化, 运用同态心理赢得人才的信任和尊重。

六、热炉效应

“热炉效应”是指每个组织都应有自己的“天条”或规章制度, 组织内的成员任何人违反了就应当受到对应的惩戒。

没有规距不成方圆。人力资源规划是天, 工作分析是地, 天地构成一个大的系统, 混沌居中央。混沌中的人原本是不受规距约束的, 自由散漫是人的天性。但对于一个组织而言, 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好的规距, 一切无章可循, 就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混乱, 导致组织效能下降。在人才开发中, 我们应该给予人才极大的自由、良好的创新空间和创新动力。组织应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 从源头上激发人才的创新能力, 引导创新人才的创新动机和创新行为向科学前沿方向发展。

七、雷尼尔效应

“雷尼尔效应”是指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们为了美好的景色而牺牲更高收入的机会, 实际上是指组织在吸引人才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靠物质性的激励措施, 更多应借助于人性化的管理, 让人才感受工作与生活的喜悦与快乐。

在组织内, 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 他们关注最多的是生存和安全的需要, 对这一类群体人才的开发应注重物质层面的奖励。而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 他们的收入水平足以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安全问题, 这时他们更多关注归属和尊重的需要。譬如某企业要求员工加班, 对普通员工而言, 应该明确加班费是多少, 而对于知识型员工尤其是具备核心技术的高尖端人才, 应充分尊重他们的价值体现, 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能亲自打电话邀请其加班并派车接送或与其共进晚餐胜过一切的物质奖励。

八、刺猬距离效应

“刺猬距离效应”是指两只刺猬由于寒冷想拥抱在一起取暧, 但由于身上长满了刺, 刚抱在一起不得不因为刺痛而分开, 但又想取暧抗击严寒, 故每抱一次都被扎得伤痕累累, 最终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既能取暧又能避免扎伤。

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 相处太粘, 无话不说, 丝毫没有距离感, 日子久了彼此间什么隐私什么秘密都没有, 这不见得是件好事, 没有距离这就是最大的距离。但如果离得太远, 就会缺乏亲情、友情和爱情, 一切变得那么陌生, 人情淡泊。人才开发过程中, 组织开发者或部门领导既要给予人才亲切的关怀和爱护, 注重他们的感受, 又要给其充分的独立性。弓拉得太紧, 弦会断, 风筝飞得太远, 线也会断的。要探索一个合适的距离, 使组织内的领导洒脱工作, 避免领导身在山脚下见不到大山这种现象的出现, 同时又要敢于放手, 打破统一的僵化模式, 让人才在可视的范围内自由飞翔。

九、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凡是少的, 他就会越来越少, 凡是多的, 他就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少之益少, 多之越多, 富的更加富有, 穷的一无所有。

人生来本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后天人们努力的程度、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有些人以十足的热情和十足的斗志全力以赴, 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气馁, 勇往直前。而有些人总觉得比别人少些什么, 似乎天生就是为别人做事的人, 没有主见, 畏难情绪强烈, 经常以三分热度二分热情艰难度日, 日子久了, 与前者相距甚远, 最终沦落为俗人。人才更多表现为前者的状态, 充分的自信, 自我价值实现要求强烈, 情绪自我调节自如, 能够不断向人生顶峰攀登。对这一类人才的开发, 应该让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 不断鼓励和激励, 创设创新环境, 减少不必要因素的干扰, 让人才在创新的过程中路走得更宽更远。

十、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指微小蝴蝶翅膀偶尔的扇动, 两周后在很远处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 原因在于蝴蝶翅膀偶尔的扇动引发了它身边的弱气流, 而弱气流牵动周围的气流不断变化, 层层幅射, 最终引发大的灾难。

人们经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创新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劳动过程, 但常常被有心人抓住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前, 苹果已从树上掉下了数百万年, 但这一机会被细心的牛顿抓住了。袁隆平发现水稻田中有几棵异样的稻草, 经过细心培育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难题吃饭问题。这是关注细节带给人类的丰盛大餐。然而, 我们却不能忘记美国航天飞机失事, 导致机毁人亡惨剧的竟然是一块小小的塑料挡板。科学研究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 我们在人才开发过程中, 要培养他们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想常人所不可能想的事, 做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事。要培养人才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去分析创新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抓住关键细节, 适当排除次要或根本不重要的细节, 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重大的创新活动中去。我们只有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保证科学的可持续与永恒发展。

摘要:构建创新型国家, 关键在人才。人才开发应充分关注人才的个体、团体和组织的特点, 运用现代管理新理念, 适时调整, 避免人才开发的效能衰退。

竞争网络效应 篇5

一、“马太效应”与核心竞争力

1.“马太效应” (Matthew Effect) 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美国著名科学家、当代哲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即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方面获得了成功和进步, 就会产生优势积累, 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步, 从而造成两极分化的现象。并由此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结尾的两句话:“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多余;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此现象称之为“马太效应” (Matthew Effect) 。

“马太效应”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 它是一种隐性调节机制, 在无形中对个体、群体或区域的发展产生影响;第二, 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 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受到影响;第三, 它体现了“优势积累”原理, 谁先获得优势, 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第四, 它也是体现了“稀缺要素”的重要性, 稀缺要素决定了发展的可能性。

从“马太效应”的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 “马太效应”的结果偏重于“锦上添花”, 忽视“雪中送炭”, 造成好的更好, 差的更差的局面, 这是“马太效应”的弊端。但不可否认, “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 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强化了社会竞争, 这是它合理的方面。而且“马太效应”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受到其影响。因此, 如何充分发挥“马太效应”的优势, 尽量削弱其弊端,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核心竞争力”是美国经济学家普哈拉哈和哈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的, 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 主要包括核心技术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对外影响能力和应变能力, 其本质内涵是让消费者得到真正好于竞争对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产品、服务和文化。核心竞争力具有三个特征:第一, 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第二, 能够支撑多种核心产品;第三, 竞争者难以复制或模仿。它是区别于同行业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的主要方式。

虽然核心竞争力是针对经济规律提出的观点, 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还是以个人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 而且核心竞争力概念具有浓厚的哲学根基, 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 因此可以将它的概念应用到个人核心竞争力上来。

比较“马太效应”与“核心竞争力”内涵与特点, 我们不难发现, 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两者都强调要在竞争中确立优势, 强调独特性, 可以说“马太效应”理论中的“稀缺要素”就是“核心竞争力”。

二、“马太效应”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概念的提出,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充分利用“马太效应”优势、获得自身发展的问题。但是大学生在个人经历、家庭环境、个性心理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性, 对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也必然存在着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的问题。因此, 在研究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时, 既要考虑共性问题, 又要体现个体差异。“马太效应”则为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马太效应”理论在指导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上, 提供了“为什么要培养核心竞争力”及“培养怎样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依据, “马太效应”主要有四个特点, 其中“隐性调节机制”和“无法完全避免受到影响”的特征解释了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必要性, 每一个人在社会的生存竞争中或多或少都将受到“马太效应”的影响, 那么就必须将发挥其正面效应, 减弱负面影响;“优势积累”的特性解释了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重要性, 一步落后, 可能步步落后, 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获得发展优势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稀缺要素”的重要性则说明了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方向, 就是要培养、创造属于自己的“稀缺要素”, 这种“稀缺要素”就是核心竞争力。

“马太效应”理论在指导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上, 也较好地解决了“共性与个体差异性”的问题。一方面, 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是共性的问题, 而培养的方向则带有明显的个体特征。另一方面, 就体现独特个性的培养方向上, 也依然存在“共性与个体差异性”的问题, 人格魅力、思维方式、学习水平、创新素质、实践能力、意志品质等个人因素是个人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都属于大学生的竞争力范畴。但这里有个层次的问题, 有的人几方面都很突出, 有的人其中某几项很突出, 突出的因素可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即大学生的“稀缺要素”。但究竟哪些因素能构成核心竞争力, 这与大学生的个体特征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此, 大学生核心竞争力是大学生各种竞争力中的核心, 是其他各种能力素质中最适合自己、最具有特色、最强有力的部分, 是相对于其他学生的比较优势能力。它是在一般能力基础上加以提炼和提升, 形成独有的、支撑大学生现在甚至将来的竞争优势、并使大学生长时间内在竞争环境中能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

大学生核心竞争力不是某种单一的能力, 而是能力的集合。可以把大学生具有的各种能力看成若干个圆, 核心竞争力就是若干个圆相关部分叠加后形成的交集, 当然这种叠加不是各种能力的简单堆砌, 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也就是说, 大学生的各种能力与素质是他的比较竞争优势, 但不是核心竞争力;把比较竞争优势发展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就是在充分把握个体特征的层面上, 把已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组合成无法拆分、别人无法仿效的整体。可见, 大学生核心竞争力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 能够使自己在竞争中树立巨大的优势;第二, 竞争者难以模仿或复制, 体现个体特征。

三、基于“马太效应”的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

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特点, 不难发现, 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不能、也不应该用若干个构成要素进行描述, 能描述的仅仅是他们的比较竞争优势, 这只是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而非核心竞争力本身。而且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是动态的, 不仅不同个体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不一样, 即使在同一个体身上, 他的核心竞争力也会根据“大环境”和“小气候”变化而不断充实。“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要培养、创造自己的“稀缺要素”, 基础就是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 深刻地把握个体特征。基于“马太效应”的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 主要抓住以下几方面:

1. 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 把握个体特征是关键。

这里的个体特征, 不仅指大学生的个性心理、生活经历等“小气候”, 还包括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等“大环境”。把握个体特征, 就是要求大学生既要充分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也要充分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 了解社会与时代的需求, 这样才能有目的地培养自己的能力, 积累竞争优势, 形成核心竞争力。

2. 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 发展人格要素是基础。

人格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特征而又相对稳定的心理行为模式, 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凝结与升华, 是人作为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责任性与自为性, 是个人心理与行为特质的总和。人格包含遗传和后天的成分, 具有可变性、可塑性。人格要素是实现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只有人格要素得到健康的发展, 才能使自己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可以克服的挑战, 有足够的度量接受不可克服的挑战。

3. 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 发现特长要素是重点。

特长是兴趣与天赋的结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天赋是与生俱来、与众不同的才能, 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有做事情兴趣、又有把事情做好的能力。在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过程中, 善于发现自己的特长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个人的天赋都是持久而独特的, 每个人的最大成长空间在于他最擅长的领域。只有发现了自己的特长, 充分认识了自己的潜能, 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就会事半功倍。

摘要:“马太效应”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之间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核心竞争力概念的提出,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充分利用“马太效应”优势、获得自身发展的问题“;马太效应”则为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太效应”,核心竞争力,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闻晓岚“.马太效应”大学生自我意象[J].教书育人, 2004 (1)

[2].佚名.大学生个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N/OL].2005-12-19[2007-12-30].http://www.027uc.com/Html/cycs/23330905121012513980552205.html

[3].韩丹.从思想道德角度反思研究生核心竞争力[J].井冈山学院学报, 2006 (7)

竞争网络效应 篇6

同样, 在我国加入WTO逐步放开了国内粮食市场后, 跨国粮商对我国市场进行着不断的渗透和扩张, 依靠其资金和技术优势、丰富的管理经验及成熟的经营战略, 以低调务实的作风驰骋我国市场。在短短二十年间, 成为中国粮食市场的一股重要而强大的力量, 甚至在若干领域已形成垄断优势。因此,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复杂的经济背景下, 为保障我国粮食产业安全, 发展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的粮食企业, 有必要对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的发展状况及竞争策略, 以及对本土粮食企业的影响效应进行详细分析, 从而有利于总结我国粮食企业应对跨国粮商竞争的策略, 保护我国粮食产业安全。

一、跨国粮食企业对我国粮食市场的进入战略

从市场结构来看, 目前我国粮食市场存在着“三方势力”:一是央企“国家队”, 二是外资跨国粮食公司, 三是地方国有和中小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领域的WTO过渡期结束, 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市场日益发展壮大,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 在某些细分市场甚至已经处于领先乃至垄断地位。并且, 跨国粮商在与本土粮食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中步步为营, 已引起部分国内学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作出进行分析考察。

跨国粮商早期进入中国市场, 并没有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 而主要是以设立办事处, 开展国际贸易业务为主。如1998年, 邦吉公司在中国设立贸易代表处, 2000年在中国成立国际贸易公司;路易达孚公司于1973年完成了在中国的第一笔生意, 1996年在北京建立了贸易代表处;路易达孚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8月成立, 成为了有农业贸易权的第一家外商独资公司 (WFOE) 。在这一阶段, 跨国粮商对中国粮食市场进行了多方位的信息搜集和市场研究, 为进一步开拓市场作准备。

至2008年, 随着中国加入WTO, 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已经结束。跨国粮食公司加大扩张力度, 扩展在中国的事业版图。外资在中国粮食领域的投资兴起新一轮高峰, 并设立加工厂和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 开始直接介入在中国粮食市场的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环节。截止2011年, 嘉吉在中国运营着39家独资和合资工厂, 拥有5000多名员工。益海嘉里作为进入中国最早的外资粮食企业之一, 目前在中国43个战略地理位置拥有170个以上大型综合加工厂, 并拥有遍布全国的销售和分销网络, 成为中国多个细分市场的领先企业。此外, 邦吉在江苏南京, 山东日照和天津均运营着大豆加工企业, 路易达孚亦对我国市场进行了布局。综合而言, 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市场遵循的发展路径可从设立办事处、介入粮食流通领域、建立生产加工企业及进行全国布局来总结。

近年来, 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加大了投资力度。外商投资企业十分看好中国的农业市场, 在该领域的投资积极性相对较高。由此给该领域国内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 该领域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目前, 世界四大国际粮油巨头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占据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资源。新加坡益海嘉里集团更是居国内食用油市场首位, 其旗下品牌占据小包装食用油60%~70%的市场份额。外资在中国大豆和油脂市场已经具有垄断优势, 通过对上下游市场的全面控制, 国内企业很难与其匹敌。

二、跨国粮商的全产业链控制战略及对我国粮企的影响效应

跨国粮商主要通过全球要素整合, 控制了产业链中的战略资源和关键价值环节。几大跨国粮商在中国粮食产业链的布局, 从上游化肥、农药、种子开始渗透, 到下游粮食加工及流通, 通过积极收购地方粮库, 控制粮食收储、加工环节, 再利用食用油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 控制我国粮食销售和流通环节。

上述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挑战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加以佐证。例如,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 大豆的进口关税降到3%, 我国迅速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严重进口依赖国, 跨国粮商趁机控制了我国大豆70%的加工企业及85%的大豆实际加工总量。控制大豆加工环节之后, 跨国粮商开始控制食用油价格, 攫取垄断利润。例如, 食用油价格从每桶36元上涨升至90元, 2008年初中国CPI上升了8.7%, 其中食用油价格上涨63.4%。实际上, 跨国粮食巨头逐利本性, 使它们不满足在一国获得垄断利润, 而要求在更大的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利润, 它们主导世界贸易规则, 在WTO自由贸易体制的庇护下, 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与此同时, 几大跨国粮商开始在中国整个粮食产业链进行布局, 上游从化肥、农药、种子开始, 下游渗透和进入粮食加工、流通领域, 跨国粮商正在积极收购地方粮库, 控制粮食收储、加工环节后, 再利用食用油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 控制我国粮食销售和流通环节, 冲击我国粮食价格体系,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所以,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 我国的玉米、水稻、大麦、小麦等其他粮食作物将可能会重蹈大豆的覆辙。因此,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条件下,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 跨国粮商的全产业链控制战略对中国的粮食产业发展会带来各种的冲击, 使中国粮企从外部获得技术及提高技术水平的难度大大加大, 从而使本土粮企对跨国粮商的技术依附性明显加强。总体而言, 跨国粮商对我国粮食产业和企业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一方面, 跨国粮商给我国粮商发展带来积极地影响, 但另外也会在各方面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积极影响来看, 跨国粮商的并购与纵向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粮商投入不足的问题;跨国粮商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对我国粮企产生一定的技术示范效应;跨国粮商的投资行为可以带动我国粮食企业, 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产业化、国际化生产经营。但从消极的影响来看, 首先, 不断对我国粮食产业实施控制, 挤占我国粮企的市场生存空间。我国粮食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太高, 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营销战略落后, 企业售后服务体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跨国粮商拥有先进的技术、高超的营销策略、雄厚的资金及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 而相形之下我国粮食企业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外资企业。跨国粮商进入我国后, 抢占了我国粮食企业的市场份额, 使我国粮企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其次, 部分外资并购企业大量进口农产品, 挤压了本土粮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空间。国际巨型的跨国粮商通过在国内设立的外资企业, 为国外农产品的低价倾销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而打压了中国市场价格, 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侵蚀甚至抵消了中国支农惠农政策的效果。并且, 跨国粮商的市场控制行为对中小型粮食企业的发展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过度竞争加剧。最后, 跨国粮食产业并购可能弱化中国粮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我国粮企对外资的依赖。跨国粮商的冲击使我国粮食企业的微观基础更为薄弱, 粮食安全风险剧增。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就是农户和粮食企业。改革开放以来, 粮食市场迅速发展, 但是我国粮食安全微观基础建设并没有与时俱进。相对于跨国粮商, 我国粮食种植是以农户为基础的小规模经济, 很难实现规模效益, 我国粮油加工企业数量多, 规模小, 竞争力弱, 呈现“小、散、低”现象, 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跨国粮商冲击下, 跨国粮商的进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 进一步控制粮食价格定价权, 使得我国粮食产业的微观基础显得更加薄弱。与此同时, 大型跨国粮商则以全球粮食产业链为依托, 凭借强大的资金、技术、物流、金融等优势, 先通过合资、合作等手段迅速进入我国粮食市场, 通过进入后的兼并重组, 从而形成收储、加工、销售的垄断地位, 严重破坏我国原有粮食生产流通的内在平衡体系, 最终造成我国粮食产业供求平衡依附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粮商的粮食产品供应体系, 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三、我国粮企应对跨国粮商竞争的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 我国粮食企业的市场势力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而较低, 相关粮企尚无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掌握定价权, 而只能嵌入在由跨国粮商所牢牢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 获取较为微薄的产业利润, 我国的粮食安全因而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 为了全面和可持续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必须应对跨国粮商地市场控制战略, 从而切实提高我国粮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利润。

(一) 大力培育行业龙头企业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推动粮食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资本重组和资产流动, 引导民间投资方向, 采用奖励投资的方式扶持粮食企业。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推进科研单位与粮食企业的整合, 提高粮企的科技创新能力, 引导大型粮企业与市、县上游种子公司进行优势资源整合, 增强企业实力, 以此促进育繁推销一体化的粮食大型企业的形成, 提高市场集中度, 壮大市场主体。

(二) 实施全产业链控制与经营

如前所述, 目前ADM、嘉吉、邦吉和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都已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了全产业链模式, 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新的竞争时期, 中国粮食企业必须调整策略进行战略转型, 实行全产业链控制和经营模式。从实际发展中可以看到, 我国粮食产业只有储备, 缺少加工、销售、价格的控制能力。从生产管理到加工运输, 中国粮食企业都无法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提并论。因此, 我们必须推进横向纵向联合, 实施全产业链控制与经营

(三) 以品牌和渠道建设拓展市场

粮食产品被广泛认为是同质的, 要实现粮食产品的差异化十分困难。但是在单一市场内部, 企业仍然有可能实现差异化, 培育企业品牌。由于粮食生产的准入门槛较低, 粮食企业随时都可能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与投资者, 在准入门槛较低的产业内要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 必须要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 即确定差异化的市场定位策略。因此, 要增强国内粮食产业和企业的市场势力, 必须加速培植粮油产业的内资品牌, 从提高产品的内在品质、准确的品牌定位和优化市场营销策略入手, 着力打造一批知名度高、市场认可的粮油产业优势名牌产品和企业, 以品牌和渠道建设扩张与控制市场。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对我国粮食市场的走势及本土粮食企业的发展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了跨国粮商在我国粮食市场的进入战略及全产业链控制战略, 进一步深入阐释了跨国粮商的竞争战略对我国本土粮企产生的影响效应, 最后就我国粮食企业如何应对跨国粮商的竞争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粮食企业,粮食市场,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王鹏, 曾铮.“跨国粮企”全球定价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浅析[J].中国物价, 2010.6

[2]李光泗, 朱丽莉, 孙文华.基于政府调控能力视角的中国粮食安全测度与评价[J].软科学, 2011.3

[3]林玉伟.揭开国际四大粮商的神秘面纱[N].黑龙江粮食, 2010.6

[4]基于指标评价体系视角的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0.9

[5]卜祥, 降蕴彰.九三油脂的困境[N].农业经济问题.2010.1

竞争网络效应 篇7

一、校企合作评价体系的设计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指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描述, 必须具备较好的可靠性、独立性、代表性和统计性。

2. 整体性原则。

指对校企合作的评价应从投入、过程和产出3方面包括人力、财力和合作的开发与应用等角度进行客观的评价。

3. 可行性原则。

一是指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尽可能使指标明确易懂、繁简适中, 数据易于采集、计算, 数据要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方便各项指标的定量处理。二是指整个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和相应的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要简便、科学, 易于操作, 能运用科学的方法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4. 可比性原则。

评价指标的选择应做到含义清楚明确, 口径一致, 应注意指标的内容、口径、计算方法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可比性及指标体系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使指标体系易于进行动态比较和横向比较分析。

二、校企合作评价体系的建立

笔者认为, 校企合作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从合作的投入、过程和产出3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投入方面。可以从企业和高校是否发挥各自的优势来考虑。二是过程方面。可以从合作是否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通过什么形式进行技术开发、能否促进成果的转化等方面来考虑。三是产出方面。主要从合作实现的利润, 合作产生的高技术产品的数量、种类, 获得省市级的奖项数量、国家级的奖项数量等方面加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 建立校企合作的评价体系。整个指标体系分4个等级:1个1级指标, 3个2级指标, 38个3级指标和23个4级指标。

三、校企合作的综合评价方法

计算全国校企合作程度涉及数据庞大, 为简化问题, 本文, 笔者先以市 (含市) 以上为单位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校企合作程度进行评价, 按线性加权求和方法计算出各省、市、自治区排名, 然后按各省、市、自治区的排名再进行线性加权求和处理, 最后计算出我国校企合作的程度。具体方法如下。

1. 指标的标准化。

消除指标间不同量纲和标志水平的影响, 为了用一个可比的标准化尺度来计算总体、要素和子要素的结果, 且能衡量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表现之间的差异, 特采用标准离差法来处理指标数据。

(1) 对每个指标计算其平均值, 然后利用下式计算标准差。

式中, Xi为指标原始值, 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值, N=31, S为标准差。

(2) 计算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各自指标的标准化值 (STD) i, 计算公式如下。

2. 指标权重的确定。

笔者采用专家咨询法确定校企合作评价体系指标的权重, 且各级权重应遵循归一化的原则, 即 (ai为该级的指标权重) 。

3. 计算加权和。

首先从校企合作指标评价体系中的4级指标入手, 通过公式 (1) 和公式 (2) 计算每个4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然后求线性加权和, 求出它们所对应的3级指标值。依此类推, 可计算出各级指标值。

4. 进行综合评价。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N=31。

5. 运用举例。

举例说明是对校企合作评价体系运用的进一步解释, 为计算方便, 将评价范围收缩, 只取1~3级指标, 并设仅有甲、乙、丙、丁、戊5市参与评价。根据校企合作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 计算过程及结果如下。

(1) 利用公式 (1) 和公式 (2) 对每项3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标准化值。然后对3级指标进行线性加权和处理, 得到2级指标的标准化值。由于数据较多, 这里仅列出2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如表1所示。

(2) 对2级指标进行线性加权和, 得到甲、乙、丙、丁、戊5市1级指标标准化值, 如表2所示。

(3) 计算全国及各地区校企合作的分值。计算过程类似计算标准化值的过程, 不同的是, 计算分值时, 根据3级指标标准化值的排名, 按排名第1赋予该指标100分的方法计算, 结果如表3所示。

四、校企合作对科技竞争力的效应分析

1. 相关分析。

笔者利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4》有关科技竞争力方面的数据, 对59个参评国家 (地区) 的企业与大学间的合作、合格的工程师、信息技术人才、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和技术开发资金等关系密切的软科技竞争力指标进行了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得出, 校企合作与其他5项指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97 568, 0.815 248, 0.886 692, 0.853 477和0.792 769。分析结果说明:校企合作与这5项软指标确实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校企合作关系的研究不但有利于改善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状况, 同时也可以对这5项指标产生较强的影响, 而这些指标在科技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排名均比较靠后, 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2.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这里的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指仅校企合作单项指标发生变化时, 按标准离差的方法进行计算排名来分析校企合作对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影响。在评估方法上, 用当校企合作指标数值分别提升10%和30%以及达到参加国 (地区) 的均值和科技竞争力排名前10名的国家 (地区) 的均值4种情况时, 将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的变化与目前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作对比。数据的处理采用标准离差法。首先, 利用公式 (1) 和公式 (2) 计算每个指标的STD值。在计算STD值时因为数据不全缺失值用0替代。然后, 对所有31个指标的STD求和。最后, 根据总STD值进行排序。通过计算, 笔者发现, 当校企合作变化的幅度分别达到上述的4种情况时, 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排名分别为第34, 33, 34和33名, 与原来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排名 (34名) 差别不大。

3. 联动效应分析。

校企合作的联动效应, 指在校企合作的影响下, 校企合作与和它相关程度较高的指标共同作用对我国科技竞争力产生的影响。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校企合作多因素敏感性分析, 另一种是校企合作多因素联动效应分析。第一种情况是当校企合作的数值发生变化时, 其他5项指标跟随其发生同步变化。数据处理的方法及排名的计算仍采用标准离差方法, 两种情况下的计算结果见表4和表5。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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