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共8篇）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篇1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困境与纾解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正完成着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这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给其造成了一定的发展瓶颈。本文以工业发展为视角，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困境进行分析，并给出纾解路径。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困境,困境纾解,工业化

随着工业化发展日趋常态化，我国县域经济正在转变传统“三农型”的发展模式，向复合型转变，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与农村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已经呈现出诸多弊端，只有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引，以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大力发展三大产业，并促进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传统县域经济向现代县域经济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型具有一定风险，能否取得最终成功，除了要依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外，还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正完成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这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也造成一定的发展瓶颈。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如果县域经济得不到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体系的支撑，将无法使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境得到纾解。本文以工业发展为视角，对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并给出纾解的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

“郡县治则天下安”，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今社会，县域对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一直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当前，在对我国百强县的发展共性进行分析后可知，我国不同地区的县域在地理人文、政策优势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又进一步造成了不同县域之间产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能力，已经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发展县域经济，不但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还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充足动力。

(一)实现现代化。按照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借助多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领域都会因此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区域内的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都会逐渐处于较高水平。比如，会在县域经济的推动下，最终形成具有“辐射”状态的、以本区域内的县城为中心的新型城乡关系，无论是县域之内还是县域之外，都会因此而受到积极影响。实际上，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对实现现代化充满了替代，也为此做了充足准备。可以说，“城乡一体化”的全面现代化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有使县域内大量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实现区域内的现代化，并使其处在一个良心循环的状态之中。此外，根据国外经验，发展和壮大发展县域经济能够为区域内的农村和其他区域提供各项服务，这对促进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资料在县域之间的流动，强化城乡商品与物质交流，而这又能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生产绩效。

(二)解决“三农”问题。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备受关注，无论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出水平，亦或是农民的增产增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直接相关。而发展县域经济，将这一承上启下的区域打造成吸收劳动力、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区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发展县域经济，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县域转移，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化的步伐也会由此加快，产业转移的水平和力度也将取得新的成绩，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农业的发展程度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力度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此外，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还会进一步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借助县域内较为完备的行政、经济与社会管理手段，能够不断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整体收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县域经济，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农民的政策性扶持力度。这样一来，不但有利于市场的统一和资源的整合，还能因此而构建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对借助县域经济优势助力“三农”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作的重心和县域经济的核心所在，只有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也只有实现了县域经济的良性运转，才能借助产业结构调整与角色转换，不断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化解在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二、县域经济走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

(一)资源和市场运行低效。当前，一些县域在围绕核心产品发展方面显得力度不足，上下游产品的开发深度不够。同时，由于提供的上游配套产品与承接下游产品加工的配套企业十分有限，使得县域经济只能在较低的发展速率上行进。此外，由于县域内一些企业的市场意识与分工协作意识不高，使得各项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实际上，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种类很多，不但涉及到县域内的自然资源，也与县域内的人力资源、资本和信息资源直接相关。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表明，无论是何种资源，都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县域内的资源具有一般资源的稀缺性特性，只有实现了这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使之发挥最大功效。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需要发挥调节和优化的作用，并逐步构建起资源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的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比如，要充分借助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以市场供求机制为标准，对县域经济的运行进行必要调节，并以市场为导向，对县域内的各项资源和供求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使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要求。

(二)区位与科技不明显。市场运行机制的优劣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总体功能，也会对县域经济的成长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行政管理机制、政府领导机制还是政策扶持机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工业化进程。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区位和科技因素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农村和城市之间、县域和县域之间、县域和外部环境之间，都因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各有各的区位优势，彼此之间能够优势共享和共同发展。在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相对丰富，能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进步，这样一来，城乡之间如果能够构建一体化的合作运行机制，将会更好地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践表明，我国大部分县域的区域优势都不明显，科技进步机制对县域经济的束缚很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县域政府之间并未构建起完善的相互合作的机制和网络体系，彼此之间的活动与相互影响相对有限，县域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与扩散以及应用和推广工作都受到一定限制，通过科技进步促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远未实现。 (三)资源缺位。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新型工业化改变了以往工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原有的工业框架体系，并在改造、升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工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工业布局也通过调整得到了优化。这样一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对资金、技术与人才形成了强烈依赖，传统生产资料或者工业资源正在让位于这些新型资源，而这对县域经济来说，恰恰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这种源自资源的缺位使得县域经济在短时间难以获得新的突出的表现。这是因为，在发展高新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大部分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对那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县域经济来说会更加艰难。此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县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资金外流十分严重，在这一情况下，也进一步造成了技术与人才的瓶颈，找不到人、留不住人的事实十分明显，人才匮乏的问题十分突出。不但人才总量存在较大缺口，高层次人才匮乏，而且在人才结构方面也存在明显矛盾――人才分布不合理，育人、用人机制落后，等等。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篇2

一、发展县域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

“郡县治则天下安”, 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今社会, 县域对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一直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当前, 在对我国百强县的发展共性进行分析后可知, 我国不同地区的县域在地理人文、政策优势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而这些差异又进一步造成了不同县域之间产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水平的不同。所以, 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能力, 已经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 发展县域经济, 不但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还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充足动力。

(一) 实现现代化。

按照区域经济理论,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借助多种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 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领域都会因此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区域内的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都会逐渐处于较高水平。比如, 会在县域经济的推动下, 最终形成具有“辐射”状态的、以本区域内的县城为中心的新型城乡关系, 无论是县域之内还是县域之外, 都会因此而受到积极影响。实际上, 在当今时代,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都对实现现代化充满了替代, 也为此做了充足准备。可以说, “城乡一体化”的全面现代化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只有使县域内大量农村经济得到发展, 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才能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实现区域内的现代化, 并使其处在一个良心循环的状态之中。此外, 根据国外经验, 发展和壮大发展县域经济能够为区域内的农村和其他区域提供各项服务, 这对促进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 在这一过程中, 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生产资料在县域之间的流动, 强化城乡商品与物质交流, 而这又能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生产绩效。

(二) 解决“三农”问题。

在我国, 农村、农业、农民备受关注, 无论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出水平, 亦或是农民的增产增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都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直接相关。而发展县域经济, 将这一承上启下的区域打造成吸收劳动力、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区域,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 发展县域经济, 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县域转移, 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城镇化的步伐也会由此加快, 产业转移的水平和力度也将取得新的成绩, 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农业的发展程度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力度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此外, 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 还会进一步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借助县域内较为完备的行政、经济与社会管理手段, 能够不断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渠道, 使农村整体收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更为重要的是, 发展县域经济, 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农民的政策性扶持力度。这样一来, 不但有利于市场的统一和资源的整合, 还能因此而构建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这对借助县域经济优势助力“三农”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作的重心和县域经济的核心所在, 只有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也只有实现了县域经济的良性运转, 才能借助产业结构调整与角色转换, 不断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化解在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二、县域经济走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

(一) 资源和市场运行低效。

当前, 一些县域在围绕核心产品发展方面显得力度不足, 上下游产品的开发深度不够。同时, 由于提供的上游配套产品与承接下游产品加工的配套企业十分有限, 使得县域经济只能在较低的发展速率上行进。此外, 由于县域内一些企业的市场意识与分工协作意识不高, 使得各项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实际上, 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资源的种类很多, 不但涉及到县域内的自然资源, 也与县域内的人力资源、资本和信息资源直接相关。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表明, 无论是何种资源, 都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县域内的资源具有一般资源的稀缺性特性, 只有实现了这些资源的有效配置, 才能使之发挥最大功效。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机制需要发挥调节和优化的作用, 并逐步构建起资源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的机制, 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比如, 要充分借助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诉求, 以市场供求机制为标准, 对县域经济的运行进行必要调节, 并以市场为导向, 对县域内的各项资源和供求结构进行调整, 从而使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要求。

(二) 区位与科技不明显。

市场运行机制的优劣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总体功能, 也会对县域经济的成长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此外,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无论是行政管理机制、政府领导机制还是政策扶持机制,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工业化进程。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 区位和科技因素不容忽视。这是因为, 农村和城市之间、县域和县域之间、县域和外部环境之间, 都因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各有各的区位优势, 彼此之间能够优势共享和共同发展。在我国, 农村的生产资料相对丰富, 能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一定的生产资料, 而城市经济相对发达, 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进步, 这样一来, 城乡之间如果能够构建一体化的合作运行机制, 将会更好地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 实践表明, 我国大部分县域的区域优势都不明显, 科技进步机制对县域经济的束缚很大,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县域政府之间并未构建起完善的相互合作的机制和网络体系, 彼此之间的活动与相互影响相对有限, 县域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与扩散以及应用和推广工作都受到一定限制, 通过科技进步促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远未实现。

(三) 资源缺位。

与传统工业化不同, 新型工业化改变了以往工业发展的思维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原有的工业框架体系, 并在改造、升级的过程中, 完成了对工业资源的重新配置, 工业布局也通过调整得到了优化。这样一来,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对资金、技术与人才形成了强烈依赖, 传统生产资料或者工业资源正在让位于这些新型资源, 而这对县域经济来说, 恰恰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这种源自资源的缺位使得县域经济在短时间难以获得新的突出的表现。这是因为, 在发展高新技术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大部分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 对那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县域经济来说会更加艰难。此外,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一些县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资金外流十分严重, 在这一情况下, 也进一步造成了技术与人才的瓶颈, 找不到人、留不住人的事实十分明显, 人才匮乏的问题十分突出。不但人才总量存在较大缺口, 高层次人才匮乏, 而且在人才结构方面也存在明显矛盾———人才分布不合理, 育人、用人机制落后, 等等。

(四) 产业集聚程度低。

在前文的分析中可知, 资金、技术、人才的缺位问题倘若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县域经济新型工业化的进程。而对我国当前县域经济的发展实际来说, 打造具有特色的优势产品和品牌, 使之能够走出去、进入到国内国际市场, 能够很好的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说, 也是无可替代的强大增长源, 也能够对县域经济产生强大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但是, 需要承认的是, 我国大部分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程度较低, 特色经济并不明显, 生产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即便对那些已经形成产业集群雏形的县市来说, 虽然其产业集群基本成型, 也在市场中占有一定竞争优势, 但是因其大多为从传统产业发展而来, 在产业生态上还属于原始的产业集群, 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加之集群内企业的位置较为固定, 产业链条较短, 其延伸也主要围绕在企业母体附近, 空间分布十分有限, 使得这些县域能够向社会提供的终端产品只有较少品种。这种产业链条不完整、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不强的状态, 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缺少必要的动力支撑, 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也困难重重。

三、工业化视角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纾解

(一)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这一产业的发展壮大能够为县域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 在工业化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还是要优先发展农业, 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 使农村资源以体现更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比如, 通过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和制度推进, 使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 通过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模式, 使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实现合理流转, 继而实现规模经营和适度经营。此外, 还应不断探索高效的农业组织模式, 通过借助当地资源不断培育优势产业, 使农产品的销售领域和销售层次不断扩大和提高;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还应进一步发展县域金融, 借助财税、信贷等措施, 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利双赢。

(二)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为了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 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 要不断挖掘人民智慧, 释放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 以实现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快速进步。为此, 需要不断引导规模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管理制度, 以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综合素质, 使更多高素质人才能够成为县域经济的新的支撑, 实现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此外,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要适时发展民营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 这样一来, 不但能够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还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更为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此外, 还应借助多种措施, 不断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户加入到非农产业之中, 以此壮大民营经济群体的规模和力量。同时, 还应以此为基础, 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提高县域产品的科技含量与经济附加值。

(三) 强化县域产业融合。

国内外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表明, 县域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要素资源优势与市场互补优势, 根据产业和市场相互依存的思路, 不断推进和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融合, 通过构建开放型产业组织体系和依托各种要素资源并开拓市场空间, 使县域经济在产业的推动下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绩。比如, 要将企业、政府、合作机构与知识机构融为一体, 使之能够在良性互动中不断拓展活动空间和地域范围;同时, 要全面启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尤其要面向国内区外市场与国际市场大做文章;此外, 还应在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不断扩展网络空间和网络域面, 在深化节点分工的同时不断强化网络互动, 以实现和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互补、功能联动与错位发展。

(四) 推动和构建产业集群。

县域工业要不断扶持专业化产业集群的进步与壮大, 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和整体功能优势, 提高其在区域经济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为此, 在组织形式方面, 要不断加快重点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逐渐形成以重点企业为核心, 以众多小企业为配套产业范式, 以外包式、垂直式等方式, 使县域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整体协调式发展;在发展模式方面, 要对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的协调发展与统筹规划加以重点关注, 将培育产业集群看作是县域经济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内容, 通过在园区企业之间构建产业关联, 不断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的空间利用率;而在发展环境方面, 要不断发挥政府的功能, 使之能够促进产业之间的联系, 在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群体培训与信息服务投入等各方面, 不断采取新的、有效措施, 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保障与支持。

四、结束语

当前, 加快发展方式转型, 促进产业调整升级, 正在成为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 要改变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的状况, 使之向着发展态势良好的方向转移, 体现更为明显后发优势。而为了实现这一点, 就需要以新型工业化为指引,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进步, 继而为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做出更多贡献。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产要素正完成着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 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 这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 也给其造成了一定的发展瓶颈。本文以工业发展为视角, 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困境进行分析, 并给出纾解路径。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困境,困境纾解,工业化

参考文献

[1]刘勇.产业新城: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探索[J].区域经济评论, 2014.6.

[2]徐建华.关于新型工业化视阈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4.11.

[3]苏艳霞, 张文儒.浅谈壮大县域经济的意义和对策[J].邢台学院学报, 2014.4.

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建议 篇3

1.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1.1农村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增产不增收 市场决定生产，农产品也离不开市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调配，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1.2农业标准化建设不容乐观

大力发展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据了解，我国现行颁布的2万多项国家标准中，农业方面的标准只占10%左右，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也为与国际接轨带来极大困难，使农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

1.3农业利用外资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农产品加工项目尤其是初加工项目投资较少、审批较快、易于生产经营、市场广阔且投资回报率较高，所以外商选择投资项目大多以农产品加工项目为主。而荒山、荒地、荒滩和未养殖水面的开发与利用等项目，因所需投资较多、回收期长、风险较大，外商更缺乏投资兴趣。对于农业技术研发、农业生物制品生产、农产品品种改良等高风险、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项目，外资更是很少涉足，因此影响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1.4农业利用外资结构不尽合理

农产品加工项目尤其是初加工项目投资较少、审批较快、易于生产经营、市场广阔且投资回报率较高，所以外商选择投资项目大多以农产品加工项目为主。而荒山、荒地、荒滩和未养殖水面的开发与利用等项目，因所需投资较多、回收期长、风险较大，外商更缺乏投资兴趣。对于农业技术研发、农业生物制品生产、农产品品种改良等高风险、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项目，外资更是很少涉足，因此影响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2.农业经济发展建议

2.1以农产品特性为基础

任何一个区域的农业产业总是和其过去的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自然条件、生活习惯和人文精神等都会作为遗传因子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活动方式。农业产业可以充分汲取当地的历史文化养分，利用所在这种历史形成的优势，通过文化积淀塑造品牌，形成具有一方特色的个性化品牌产品，从而获得市场和顾客的青睐。

品牌赋予农产品一种与众不同的内涵，反映农产品的特性或功能，融入着农业文化情感，实现着与消费者的沟通，最终成为消费者最愿意接受、最可信赖的东西。农业产业品牌要根据农产品特性、消费者的心理及各种社会因素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塑造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

2.2建立品牌声誉信任实施机制

现代社会中声誉信任的取得非常重要，品牌声誉靠质量，必须以农产品质量为根基，品牌才有竞争力。应通过优质产品、诚信交易，将维护品牌形象形成自觉意识，并通过质量追溯系统，深化顾客与农业品牌之间的联系，建立起顾客对品牌的持久信任度，提高品牌的美誉度。

建立农民广泛参与的各种合作组织，有利于提高品质量、巩固品牌形象。当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民组织的声誉相关，而声誉又取决于他所提供产品的质量时，农民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参与组织合作，并可通过农民组织形式来约束农民的生产行为，减少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农产品质量。

2.3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体制，做好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转换机制、调整结构，建立社会公益及基础型科研机构，从事遗传育种、病虫害灾变规律及防治机制、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及规律、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研究，建立起高效、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农业知识、技术转化的新体制，成立以“县为中心、乡为骨干、村为基础、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二次开发及转化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善技术咨询中介服务型科研机构，全面落实其研究、开发、经营、服务等各项职能，积极开拓第三产业，重点发展农业科技咨询业、信息业和技术服务业。农业部门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制度化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本领，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发布农业信息，指导结构调整，研究市场营销等，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新型农民。

2.4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农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是农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最终体现，其决定于农产品的结构构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卫生水平等因素。发展现代农业要以优质的原材料生产作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而这一前提条件的要素包括：通过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进而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好体系。通过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扶持科研單位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构建高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篇4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经济适用房；互动理论模型

我国自开始，国家就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经济适用房为重点的房地产业，提出要建立以最低收入家庭承租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较高收入家庭购买或租赁商品房的住房供应体系。经济适用房也就此进入中国城市居民的视野，从最初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到以后定位为“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推行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为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一住房保障体系的基本目标而提供典型模式，是我国政府干预住房市场一种方式的积极探索。

一、经济适用房的内涵及其作用

经济适用住房是一种供中低收入者居住，享受政府政策优惠的住房，它与市场价商品房均属于商品房的范畴，受政府控制并限价销售。它作为一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准商品房”，兼具行政性和商品性，其行政层面关注社会公平和福利，商品层面则追逐利润最大化。其具体内涵可参考王洪春学者的《住房社会保障研究》一书中提到的：“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特点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经济性，是指住房的价格相对同期市场价格来说是适中的，适合中等及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而适用性，是指在房屋的建筑标准上不能削减和降低，要达到一定的使用效果。经济适用房是国家为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

经济适用房政策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住房保障政策，是我国住房政策领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产物。实施经济适用房这项政策，其特有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功能满足了公平和效率的统筹兼顾，是实现居民住房需求的有效方式，它与其他的住房保障形式共同构成我国住房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适用房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实施经济适用住房计划，是重大的利益调整，是施惠于民的善举。由于商品房的售价比经济房要高出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根本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出现成为他们的首选，很多无力购买商品房的群体在国家的补贴下能买得起经济适用房。同时经济适用房在克服收入方面不平等引起的住房问题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涉及住房的资源配置和流通、消费，经济适用房在扭转此中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的趋势向社会公平倾斜里边担负着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促进了住房公平，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公共住房政策目标。

（二）经济适用房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结构调整

经济适用房政策实行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通过结构调整存进了商品房开发的理性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的健康发展轨迹，确保商品房的投资结构与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基本一致，此外，经济适用房由于其经济性特征，相比其他商品房价格要低得多，吸引了大批投资者的关注，给商品房市场带来一定压力，不得不相应作出价格调整。

（三）经济适用房有助于拉动内需，促进社会和谐

推行经济适用房它不仅可以让许多中低收入者和部分中等收入者进入消费者的行列，同时还会促使商品房降价放量，是启动内需，刺激经济的重要选项。保障房与普通商品房消费的“双龙合璧”是以自主需求为特征的大批量的消费行为，它不同于以投资为目的的购房行为，它产生的是真实的、持续的消费，可以拉长消费链，带动生产链，其能量不可低估。既可在破解房地产僵局上一展身手，又能在挑战经济危机中建立卓越功勋，成为启动内需，扭转危局的关键之举，其效能将超过已经出台的诸多措施，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促进作用，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我国经济适用房发展困境及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经济适用房或许是住房改革中强调保障性和强调商品性两种改革思路并存的产物，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适用房更像是一种试验品。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与建设，对改善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条件，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政策设定初衷而言它本身是为社会中低经济收入的家庭设计、建设的，现在却表现出不“经济”不“实用”的一面，值得我们总结、反思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表现为：

（一）经济适用房建设违规超标，建设出现“高档化”现象

经济适用房缺乏具体标准，使得经济适用房建设容易陷入一个逻辑上的怪圈——越造越大，日显贵族气息。这是因为经济适用房定价相对同区域内的商品房来说较低，利润有限，大多数开发商只好将房屋面积扩大，以此来降低成本，造成目前市场上的经济适用房主流产品在140m2左右，100m2以下的房子甚少。在实际中，一部分高收入阶层通过不正当渠道购买了经济适用房，使得经济适用房成为出租或炒卖的投资品，造成了经济适用房的旺销和供不应求，诱使经济适用房越盖面积越大，越盖越豪华，造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本应保障的对象——中低收入者却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只能望房兴叹。

（二）经济适用房价格不合理，出现弃购现象

虽有明文规定经济适用房在各地的价格，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由于项目规划设计和使用的建筑材料上档次，经济适用房品质有所提高，加上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模式从过去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交叉合建的模式转变为形成纯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模式及因经济房价格较商品房低，消费者争相抢购，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导致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往往与规定的购买价格存在出入。因此虽然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冲着低的房价去，最终却因其实际规定价格而未能如愿购房。经济适用房价格过高，超过中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承受能力。

（三）经济适用房配套设施“缺失化”

经济适用房不同于商品房，其出发点是经济、适用，设定为只提供给中低收入者，受成本和地价约束，经济适用房往往地处偏远或者交通不便地带，一般建设在市政基础设施配套不太完善的地块，加上政府以及电力、电信、供电、供暖、供水等部门的低效率，消费者入住后生活上出现诸多不便，这与经济适用房的出发点违背。

（四）发售过程存在黑箱操作，出现权力寻租现象

按最初的制度设计，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是中低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个人和家庭收入信息很难准确获得，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买走了，而很少落到真正的穷人手里。由于定价较高、支付能力和运作不透明等原因，有相当部分出售给了收入偏高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他们从中获得的住房资源甚至超过了最困难的廉租住户，导致政策优惠未能真正落实到那些最需要保障的家庭，反映出供应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许多经济适用房在未正式销售之前就已经被税务、建设、房管、规划等与房地产有关的政府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买走，开着私家车去买经济适用房的人也不鲜见，一栋楼排在前十几名的都是有“门路”的人。

（五）转租、转让现象明显，监督管理失控

按规定，经适房在拿到房产证3年内不得转让。但是一些转让者也有其对策：出售经适房的人在房屋租售中心登记后，遇到合适买家，双方私底下签订房屋购买合同。一些开发商利用经济适用房监管缺失，以经济适用房政策获得土地，以纯粹商品房性质开发出售，扰乱市场秩序。另外对于如何确定中低收入者标准难以确定。

三、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济适用房之所以能长期在保障房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发现它在制度设计上的诸多缺陷，而是由于政府对住房保障本质属性和改革路径的认识的游移不定。鉴于麦克拉夫林对政策执行实践中提出的“互适模型”，对政策的执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以麦克拉夫林的互适模型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麦克拉夫林通过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说明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与受影响着之间就目标或手段做相互调适的一个过程，他认为这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取决于两者互适的程度。如下图所示：

（一）政策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的需求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政策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的需求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在政策上的共同利益，彼此经过说明、协商、妥协等确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执行方式。在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中，政府与中低收入人群之间的需求并不一致，从当初提出经济适用房至今，这项政策就处于不断的调适状态，为的就是能够保障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实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二）相互调适的过程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彼此进行双向交流的过程

相互调适的过程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彼此进行双向交流的过程，而不是传统的上令下行单向流程。传统的交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的要求，对于政府—房地产商（市场）—中低收入人群这三方面来说，更侧重的多方的交流。

（三）政策执行者的目标和手段可随着环境因素、受影响者的需求和观点的改变而改变

随着经济适用房叫停的声音不断出现，公共租赁住房的大规模扩建，越来越多的人看重的政府的监督执行力度上如何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群体利益。

（四）受影响者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将反馈到政策上

受影响者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将反馈到政策上，从而影响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对于经济适用房发展中出现的黑箱操作以及住房质量、配套设施等问题都是根据中低收入者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进行调整。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完善经济适用房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应对经济适用房抱着“一刀切”的态度，经济适用房应该是可进可出的，对有限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进行一种动态的管理和分配是当前满足市场上对于经济适用房需求人群的一个重要途径，要保证达到各区域的住房保障的要求和任务。应该在不断修正和规范现行的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保持推进其在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当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多样式的住房保障形式建立起来的时候，经济适用房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淡出大众的视野。

（一）规范标准，符合政策对象需求

家庭收入水平式衡量是否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的重要指标。应该根据职工工资、家庭收入、家庭结构、房租水平等因素，拓宽审核参照对象，综合界定购房目标群体，计算并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收入标准。

经济适用房建设的面积及其在总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比例也应做到因地因时制宜，规定具体的住房标准，在构建时严格落实各项细节，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需求层次越高，消费者就越不容易被满足。经济学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消费者获得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同样的住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越高，消费者能接受的定价也越高。

（二）进行政府干预，多种方式进行补贴

经济适用房类属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由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干预，在补贴方式上向住房补贴转变，减少保障面。一般的，住房保障水平随着收入结构发展呈倒U型曲线，其保障规模也趋于下降。政府注重在整体价格上的微调工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的经济水平情况不一，因地制宜，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持续发展水平，经济适用房的房价不攀高商品房，不损伤开发商的利益，维持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值相平衡。

（三）合理规划选址，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要满足到入住群体的交通便利问题，需要从其建筑选址上入手，经济适用房的选址应在充分考虑居民需求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所建之处应搭建好公交车、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标志牌，在道路交通处构建更能达到交通方便；要选“熟地”市政、管线、道路等配套齐全；从成本方面考虑，要选拆量不大的地，同时应加强市政、生活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以人为本，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的情感生活交流需要，建设花园、活动区等作为沟通平台，对于居民生活痛苦指数的缓解起到帮助作用，是新时期下构建人本社会的要求，是安居工程进一步落实的 体现。

（四）执行问责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明确界定在住房问题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落实政府应承担的责任，通过培育、引导和干预市场，确保通过市场满足大部分居民住房需求，利用规划、土地供应、金融和税收等手段对市场供应与需求进行引导及调控，实施住房建设规划，对新建住房结构提出比例要求。制定住房保障的长远发展规划，分阶段制定不同的住房保障目标，并落实布局，具体项目和交付日期等，按年度对社会公布。

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保障资源的高效率供给与配置。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因而政府必须在住房保障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如经济适用房规划设计和保障对象资格审查环节，都需要政府制定标准并严格管理。涉及到户型和建设标准，要依据政府制定的具体规划实施建设；在其分配环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申请者应实行严格的审查。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督执行力度

建立更加公正透明的监督机制，通过公开摇号确定购买人员，扩大公示范围，延长公示时间，对骗购经济适用房者进行包括经济上大额罚金和行政处罚在内的重罚和公示；及时的经济适用房情况的信息公开，从经济适用房的规划到始建，再到申请人群的获批事情，相关部门的规定等进行全方位的信息公开，利于政府负外部性的扭转，实行其行政性质。

在经济适用住房的平时开盘销售活动过程中进行全程监督，通过开展现场政策解答、销售信息公开检查、现场监督房源投放、售后管理明查暗访等工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适用房销售监督管理力度，尤其针对“捂盘惜售”现象，市监察局应联合市房产部门建立健全督查工作机制。开展房源投放管理现场监督，对经济适用房开盘各流程实行驻场监察，全程跟踪，重点对房源是否全部投放、选房结束后剩余房源是否清点登记封存并在下次开盘时再次投放等事项进行监督，严查暗箱操作行为，确保申购户排队选号选房的公平公正。开展信息公开现场检查，重点加强对开盘现场申购户信息、房源信息、销售流程等资料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公示内容是否完整、公示地点及形式是否合理等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督促企业及时整改，最大限度地保障申购户的知情权，接受群众监督。

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困境 篇5

第一，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功利主义。

这种功力主义的价值观一旦缺乏外在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的制约，又缺少高尚的道德原则从内心深处加以范导，就极易诱使一部分人为攫取暴利而采取与良心、义务、责任相悖逆的反伦理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从而走向放纵自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第二，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容易导致经济主体为了一己私利，以致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不道德现象横行。

第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致使其只能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自发运行，而不能自觉地提炼和选择能为经济秩序和人性的完善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充实提供具有超越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

最后，市场观念的世俗化容易招致人文精神反叛、道德理想缺失、终极关怀鲜有问津。

致使文化商业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最终导致人类精神迷惘、心灵困惑。

二、对市场经济道德化的构想——用智信仁礼等伦理精神指导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人之间的联系度和交往度就越频密。

而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又是合作经济，经济人要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要善于处理利益集团内外的密切关系，更要妥善处理好“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微妙关系。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体系，并且在互利的原则下从事经济运作，使市场经济日益趋向道德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尽管由新教伦理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力量哺育了近代“经济人”，然而，“经济人”的成长需要道德的.支持，他强调经济利益的求取应符合“天理”。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在自爱的利己心与同情的利他心的平衡中产生的，也即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正”。

因此，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指导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用“智、信、仁、礼”来严格规范市场行为，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内在价值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围绕道德轨道运行的保障。

市场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四环节与我们的伦理德性是紧紧相依的。

首先.生产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在市场经济生产中要严格遵守“智”的规范。

其次，财富交换符合信。

诚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信誉是物质交换中的保障性因素。

朱熹的经济伦理思想称：“信便是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

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 。

再次，财富分配符合仁。

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原则遵循按劳分配，但并不反对以 “仁”的方式去达成。

以仁爱之式“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最后，财富消费应当符合礼。

对个体消费来说，朱熹主张“学圣贤安贫乐道”，厉行节约，崇尚个人消费脱离世俗物质享受的层次，追求一种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这是合乎“礼”的最高消费境界表现，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资源节约型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将伦理精神渗透到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之所以存在双重作用关系，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类进步的历史尺度是正相关关系，而历史的必然性从根本上决定着道德的合理性，所以市场经济一方面能推动伦理道德的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以功利为原则，有悖于利他的社会伦理的主导取向，因此市场经济机制会诱导出不道德现象。

但是，市场经济的正负作用都不是自然直接发生地，而是通过道德主体的行为选择而发生作用。

亦即，市场经济本身无所谓善恶，就像武器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一样，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残杀无辜。

所以，加强对市场经济主体诚信、礼智等道德德性的培育，树立不义之财不可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信念，追求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是市场经济稳步前行的重要保证。

“诚信”作为一种“天道”，是经济活动中不可违背的信念，是经济活动的“基石”，是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人文资本。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信誉的世纪，哪个国家的信誉度高，哪个国家就会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他使我们认识到利益的获取不仅仅关涉手段运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文本性，尤其是“诚信”德性的具备。

所以建构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诚信体系，将“诚信”作为经济活动实体的内生要素和力量，并运用它来规范经济活动秩序，是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绕道的选择。

“节约”曾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四主德”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消费道德，在防治挥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一个财富还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奢侈消费是极大的不“善”，而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引导是目前的实然状态，因此朱熹提倡适“中”不违“礼”的经济消费观，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我们要力行勤俭节约与合理消费相统一。

在“节俭”基础上更多的追求健康型的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这不仅是公民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更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吴忠.市场经济与现代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张培勇.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伦理学解析[J].山东纺织经济(3)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篇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2009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 1 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 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

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 4 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 5 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6 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篇7

(一) 山区发展问题有重要性

时至今日, 全球山区发展总体上仍处于经济相对落后、贫困相对集中的地位, 边远、落后、贫困、封闭等成为山区的“符号”特征。我国是一个山区大国, 整个山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9%, 山区人口所占的比重为56%, 其经济社会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山区的全面小康, 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没有山区现代化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 山区又是全国的生态屏障区、自然资源富集区, 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的汇集区, 是淡水资源的主要源头。如果这些环境破坏了, 往往经过几代人也很难恢复, 所以山区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没有山区的绿色发展, 就没有全国的生态安全保障和可持续发展。因此, 山地的生态功能, 不仅是山区本身绿色发展的基础, 而且是全国特别是平原区、经济发达区的生态屏障。山区生态环境又是极其脆弱的, 一旦破坏, 不仅难以恢复, 而且影响到山地环境的稳定性。因此, 山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我国具有特殊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政治意义。同时, 山区又是中国贫困人口聚集的主要区域, 而且由于自身反贫困能力不足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山区人口反贫困的结果是, 其生态系统不断遭到干扰和破坏, 山地灾害有增无减, 山地环境不断退化, 这就体现了山区总体上不富裕的状态, 不仅影响着山区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而且对山区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也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 山区发展面临的四大困境

从山区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 部分山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财政收入增加了, 但由于收入分配机制的因素, 山区民众并没有富裕起来;甚至, 少数山区的民众也富了起来, 但由于发展路径选择的偏差, 生态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综合起来看, 山区在多年的经济发展中面临四大困境。

一是丰富的山区资源, 贫穷的山区经济。以贵州为例,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 贵州境内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资源丰富, 分布广泛, 门类齐全, 且成矿地质条件好, 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已发现矿产123种, 76种已经探明储量, 有多种保有储量排在全国前列, 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煤炭不仅储量大, 且煤种齐全、煤质优良, 素有“江南煤海”之称, 煤炭保有储量达549亿吨, 居江南各省区市之首;铝土矿质佳量大, 保有储量4.24亿吨, 居全国第二;贵州是全国富磷矿最多的省份, 富磷矿资源储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全省已查明的黄金储量在150吨以上, 居全国第10位。贵州虽然有丰富的山区资源, 但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全国后列, 1978年贵州人均GDP为175元, 排全国倒数第一, 通过了30多年的发展, 2011年贵州人均GDP虽然上升至16413元, 但仍然排全国倒数第一, 比倒数第二的云南差2624元。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快速, 生态严重破坏。山西也是一个以山区资源发展为主的地区, 2010年12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牛仁亮介绍说:山西的资源型经济是粗放型的、初级化的, 万元GDP耗能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 污染则以二氧化硫为例, 它的排放也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生态破坏相当严重, 每采一吨煤要破坏2.48吨水, 目前为止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到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山西1/8的国土面积。

三是富了政府、富了企业, 穷了农户。一些资源富集山区依靠资源开发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同时也造就了若干的亿万富翁, 但在地方财政收入和企业富裕的过程, 并没有实现农民的同步富裕。以山西为例, 2011年山西省财政总收入完成2260.57亿元, 增长24.85%, 跨越2000亿元大关。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601元, 比2010年增长4736.25, 增长18.26%,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6.6个百分点。这么高强度煤炭开采, 并没有给山西人民带来富裕, 山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在全国的20位以后。因此, 一些山区走了一条富政府、富企业和穷农户的发展道路。

二、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湄潭模式

人们普遍认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走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 就必须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就我们对湄潭进行的调研看,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 保护环境与经济的持续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在长期的探索中, 湄潭走了一条以发展茶叶种植为基础, 再发展茶叶等农产品加工和以茶叶为基础的生态旅游, 从而推进全县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湄潭县核桃坝等村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种茶, 然后逐将茶叶种植产业培育为保护生态和带动农民致富的主导产业。茶产业已经成为湄潭的第一大农业收入产业, 以2009年为例, 在投产茶园12.5万亩的条件下, 实现茶叶产量1.1万吨, 茶产业产值6.16亿元, 平均亩产值4928元, 茶叶的综合收入达到了10.2亿元, 占湄潭经济总量的42%。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99元上升为2011年的5841元, 增长28.3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2011年湄潭县为59.12%, 贵州为25.26%, 湄潭县高于贵州33.86个百分点, 这充分说明, 在经济发展过程湄潭县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湄潭县走了一条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湄潭县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 坚持生态立县战略,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扩大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种养基地建设面积和规模。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不断提高农村“三废”的综合利用水平。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建立完善县域环境功能区划和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实施对重要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的分区保护,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石漠化生态重建工程。三是大力推进产业生态转型。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发展工业, 制定出台鼓励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产业政策, 促进产业生态化。

第二, 以茶叶产业为突破口, 打造生态产业。一是是茶叶生产专业化。形成“湄江-永兴-天城无公害茶海区”、“兴隆-抄乐生态茶区”、“洗马-马山-复兴-西河富锌富硒茶区”三大产茶区, 进行茶叶的专业化生产。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特色优势产业迅猛发展, 跃升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县形成了“茶、米、烟、畜、椒”等优质农产品支柱产业。

第三, 以优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为突破口, 发展绿色工业。湄潭县在狠抓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同时, 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 以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突破口, 按照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围绕优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业、发展工业促产业, 延长产业链条, 提高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联度, 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做大做实绿色工业。

第四, 充分利用茶叶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发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休闲旅游、农业观光旅游,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打造休闲养生度假中心, 着力打造休闲避暑胜地, 精心设计“中国茶海·休闲湄潭”的主题旅游产品。“十一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173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55亿元, 旅游业成为全县后续优势产业的潜力得到显现。

三、绿色发展生态富民湄潭模式的启示

第一,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是未来中国山区发展的路径选择。山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如何走是理论工作者的实际工作部门长期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虽然专家学者在不断思索, 各地区都在进行实践探索, 但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既能够兼顾经济持续发展, 又能够保护良好生态, 实现区域财富增加、政府财政增加、企业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并且农民能够分享更多成果的发展道路。换言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管是现有的经济理论, 还是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认知, 即不少地区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 都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与地方经济发展是相互矛盾的。发展地方经济就要破坏现有环境, 保护环境经济就搞不上去。湄潭县则走了一条通过茶产业这一既能保护生态, 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还能带动农民致富的道路, 即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了实践的挑战, 实现了经济发展、财政增收、农民富裕、生态保护和企业发展的多赢格局, 不仅培育了新型农民, 形成了而且湄潭的农民文化。

第二,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湄潭模式是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深刻领会和富有创造性的践行。通过“绿色发展、富民新民”, 湄潭把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精神落到了实处, 通过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建设发达农业、培育新型农民、构筑和谐农村、不仅初步实现了城乡统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口均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而且使全体湄潭人民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得到了实惠, 富民强县的战略目标得以初步实现。

第三,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湄潭模式表明。如果能够立足农业求发展, 即使是欠缺矿藏资源、缺乏工业基础、没有大城市带动的农业县, 也可以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 也可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第四,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湄潭模式说明。如果能够真正了解和引导农村居民的意愿, 从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 兼顾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可以高效推动社会主义新村建设, 为农民建设起村容整洁、生活便捷、环境如画、安居乐业的人居环境。

第五,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湄潭模式说明。以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政绩观, 是湄潭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坚持实事求是、以民为本、民生为重, 致力于从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出发, 探索具有地方特性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山区农业县完全可以化劣势为优势, 走出一条成功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共生”。

摘要：我国是一个山区大国, 山区发展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山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四大困境:一是丰富的山区资源, 贫穷的山区经济;二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生态严重破坏;三是富了政府、富了企业, 穷了农户;四是欣欣向荣的劳务经济, 贫困萎缩的山村。在长期的探索中, 湄潭走了一条以发展茶叶种植为基础, 再发展茶叶等农产品加工和以茶叶为基础的生态旅游, 从而推进全县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

关键词：山区经济,绿色发展,生态富民,湄潭模式

参考文献

[1]洪名勇.绿色富民湄潭[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非公经济发展困境 篇8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困境；出路

村集体经济无实力，发展生产无财力，提供服务无能力，干部说话无威力，农村社会化服务功能大大削弱，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村级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因此，如何不断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增加集体积累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困境

1.干部思想保守，观念滞后，创新发展能力薄弱。根据调查资阳市雁江区集体经济可知，许多村民大都认为集体经济与他们关系不大，实在的是找到一个工资高的打工机会。而村干部工资低、任务重，有不少村党支部书记整日忙于乡镇的中心工作，很少有时间谋划村里发展大计，有些村干部对集体经济的理解则比较片面和滞后，认为集体经济就是集体办企业、上项目，认为集体经济应该集体管，从而存在严重的“等、拿、卡、要、靠”思想。另外，部分城区村集体因建设占地补偿收益高，觉得集体不缺钱，发展意识淡薄。

2.干部激励机制还不完善，调动不了积极性。有些乡镇只是在认识上赞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上没有足够的激励行为。譬如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整体规划；没有将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落实到乡、村；对于发展好的乡村也没有奖励等，这样难以调动村干部以及村民的积极性，“要我发展”的被动心理没有真正转变为“我要发展”的进取状态。

3.农村资金的缺乏。农村大部分的集体收入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出，集体经济的收入少之又少，甚至很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村里的正常工作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支出；而且大部分农村集体负债较多，每年政府提供的财政资金有限，导致农村大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创建集体经济，另外，银行的贷款难，即使有人想创办企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也由于银行的贷款条件严格，贷款困难。

4.政策扶持力度不够，集体经济管理不到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普遍感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是现行政策环境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力度不够。集体资产在管理上也存在漏洞，少数村发挥村民代表议事不够，缺乏村务公开，造成了部分集体资产的流失，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二、进一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出路

1.提高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重要性的认识。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经济腾飞的重要路径选择。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认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增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为村集体经济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2.以政策扶持为保障，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办法，大力发展“菜蓝子”工程，打造效益农业和特色产业，采取资金倾斜，政策扶持，积极协调贷款等办法，以切实加大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在项目审批、土地转让等方面，只要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优先给予照顾，严格禁止各种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行为，切实减轻村级集体负担。

3.加强村级班子建设，转变思想观念。一是要选优配强党支部一班人。在选配上一定要坚持标准，把那些事业心强、懂经营、会管理、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意识、开拓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人选进班子。要注意从能人、大户、科技致富带头人中选配村干部，提高村级班子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二是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农村干部的培养教育。通过市场经济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转变他们思想观念，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经营管理的水平，用好的典型、经验激发他们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增强他们发展集体经济的恒心和本领。

4.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各村地理位置、外部环境、资源状况、干部思想解放程度等情况不同，发展集体经济的模式也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可以集体开发“四荒地”承包增加集体收入；或者依靠村级成立服务组织，开展有偿服务，增加集体收入；或者集体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使集体收入与农民收入同步增长；或者依托地理优势，开发饮食服务、商业流通等产业，增加集体收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