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者美文

2024-07-22

游离者美文（通用6篇）

游离者美文篇1

游离的灵魂美文

喜欢用纸笔，记下一些随时冒出的想法。但是找遍角角落落，除了公公练习书法的毛笔，侄儿写作业的铅笔，五室两厅的家，找不到一支笔一张纸。幸好现代的科技，可以让人以指当笔，在手机上写字、抒情。

故乡的天空也可以看见星星，真让我惊奇!东南西北回来的车，披了厚厚一层风尘;车里的人呼吸了两鼻孔灰尘，在冻僵的空气里呼吸不畅;又怕又爱的故乡街道，被人流车流挤得水泄不通，五彩斑斓。

女人们红通通的手指，在冷冽的清水里，拾掇冒着热气的金黄鸡鸭。青色的鱼虾，瞟向门外的眼神，死气沉沉。蒸笼冒着腾腾热气，鞭炮借花献佛，不管你爱听或不爱听，都噼里啪啦地蜂拥而至，落下满地热热闹闹的红色，捎带散开青色的烟，钻进家家户户的门窗。

信徒无论走到哪，佛都在心里。流浪的人无论流浪到哪，百年好合的家就在那里。

没回家的前晚，一夜的梦，梦见爸爸叫我的名字。而妈妈一直无声地凝望着，不说话，也不笑。

梦见/无法挣脱的夜的粘稠

思念至顶/一遭滑落如坠入巨渊

孤独和爱的命题/寻找走失的灵魂

本来，这一年，父亲是要和母亲一起过生日的。两个老人是同一年出生，生日正好在春节前后。孩子们回来，就不另择日子了，在春节趁着喜庆，热闹热闹。母亲走了，父亲的生日还是得照旧。父亲让我写生日祝辞，让我主持仪式。生日祝辞，我写了。仪式我建议大哥主持。父亲同意了。

那天是大年初三，据说这个日子比大年初一，还要大。父亲便是这天的生日。

记得很清楚。父亲坐在正对厅门的八仙桌前。八仙桌是从爷爷奶奶的老家带来的唯一一件古董，上面用木箱盛放了两大箱族谱，除了父亲，谁也没兴趣去翻看。点着两根一尺多长，直径四五厘米的红色蜡烛，升腾的烛光，让我有一些游离。顺着烛光往上，母亲的`遗像，清晰地直视着我们。母亲一如既往地不苟言笑，她眉目端庄，眼神出奇地温和，不像她平常的凌厉。

我们就在母亲的相片前拜寿。在大哥大嫂的带领下，我们双膝跪地，向父亲行礼，父亲在烛光里笑着，一家一家分发红包。跪的跪着，旁边围着一圈跪拜过的家人，大家脸上没有多少笑意。我在一边举着手机拍照，从手机里往外看，似乎眼前的情景离我很远很远……热闹，生日，我参与演出，也编剧给别人演。

分发完红包，大家围坐在一起，唱生日歌。给父亲戴上寿星公戴的金色皇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人们唱起来，孩子们也唱起来，亲情仿佛浓浓的奶油在烛光下，开始化开，流淌。我帮着父亲分蛋糕，孩子们追逐着，吵闹着……母亲在我们的身后，默默注视着。

母亲离开我们这么久了，我却觉得她从来没有离开。她一定在我们头顶的某一个地方，某一朵云彩的上面，默默庇佑着我们。那些没有母亲的日子，就像是没有温度的剧本，无法让我完全参与进去。似乎我的灵魂变成了两个，一个在过着日子，一个在审视自己。

游离者美文篇2

2008年5月, 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巴士) 在旗下的104、106、126线上投放一批大金龙XMQ6103GF2型公交客车。尽管知道这款车只是大金龙的中、低端产品, 但该车2001年即已下线, 历经市场7年检验, 应该不失为一款成熟的车型。由于在此之前一直没能够见到实物, 这批新车上线之后, 笔者特地作了持续数天的观察, 然而得到的一些结果令笔者颇为困惑。莫非大金龙在精美的广告创意中反复传达的“细微之处专业之道”仅仅是一种宣传口号, 或者大金龙对其生产的中、低端产品有档次歧视?

从驾驶的角度看, 该批车采用的是轿车化设计油门和制动踏板, 但这两个踏板的位置均离驾驶区地板过高。城市客车在运行中, 加速、制动十分频繁, XMQ6103GF2踏板位置过高, 司机必须不断地重复大幅度抬脚。在笔者访问的十位司机中, 有九位反映开车时腿部比较疲劳, 有些较为矮小的女司机甚至觉得十分劳累。

新车使用了不到三天, 几乎每台车的驾驶员都在脚下垫上了一块红砖以缓解腿部疲劳。红砖与新车极不和谐, 当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更无法预估。笔者曾就驾驶感受和放置红砖的问题与驾驶员进行过交流, 他们普遍觉得此举实属无奈, 尽管破坏了新车的美感, 但只有这样开车才会略显轻松。

在驾驶感受上, 驾驶员还普遍反映该车型进一档十分费劲, 换挡行程较大, 很多司机都不大习惯。开新车头三天, 部分司机就因为换挡较为费劲, 手臂酸痛, 这其中更有甚者向我坦言, 他们怀念曾经开的于2003年初上线的长江CJ6110G前置汽油车, 因为开起来更为轻松。

从运营的角度看, 该车型的设计也存在一定缺陷。

该车为10米级城市客车, 前悬较长。但前悬较长并未带来宽敞的前方通道。相对于同级别的其它车型, XMQ6103GF2的车前轮位置占用了更大的空间, 车辆前部通道十分狭窄, 在加装投币机以后, 几乎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

笔者曾在高峰时段亲身体验, 人多拥挤时, 该车型前部乘客通过速度极为缓慢, 加之前门开门时向后内摆, 营运高峰时乘客通过速度进一步降低, 大部分人都堵在车厢前部, 而车厢后部空间却得不到有效利用, 司机经常被迫要求后上车的乘客从后门上车。

笔者了解到, 这批新车使用一段时间后, 106线路的车率先更换了一批小体积的投币机, 以此来增大前门处的站立空间。此后其他线路也陆续更换。不论更换投币机的成本由谁承担, 但车的设计缺陷问题, 实际上并未能得到解决。

说到XMQ6103GF2内部的细节处理, 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一直以来, 笔者都认为大金龙内饰的做工是一流的, 但这款XMQ6103GF2的内饰却令笔者大跌眼镜。

首先, 该车驾驶台右侧竖曲面竟然做不到与右前侧地台平齐, 驾驶台右侧部分脱离地台, 显得极不正规;其次, 该车的整体式条型厢灯尾端竟然没有保护罩, 固定厢灯的螺纹钉就斜插在灯罩外面, 既不安全, 又不美观。

实际上, 上述两个问题在一些二、三线厂商的产品上也不多见。至于这批车刚用不到一个月车门在开关时就产生异响现象, 不到两个月就有车后门导向轮罩松动, 不到三个月, 就有车辆的换挡杆与地板间的橡胶密封罩脱落等现象, 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评论。

从“专业之道”的角度而言, 作为一款开发于几年前的老产品, 笔者本不应怀疑XMQ6103GF2设计的成熟性, 然而对于湖南巴士这批新车存在的问题, 我们却无法回避。或许在过去的几年里, 大金龙注重的是新产品的研发和企业的管理, 但对于老产品存在的问题, 难道就不应该做做调研和改进吗?XMQ6103GF2作为XMQ6103G平台的细分产品, 与XMQ6103G系列的其它产品拥有同样的外型尺寸和内部空间布局, 作为一款老产品, 笔者相信, 几年来, XMQ6103G的用户必然不止湖南巴士一家, 那么湖南巴士在车辆运营中的尴尬也就必然曾在其它客户的运营中出现, 但令人困惑的是, 对于这款一直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 大金龙似乎并未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于湖南巴士这批车在内饰和细节上存在的问题, 由于笔者之前并未对其他用户做过调查, 因此无法对比。不过单就这批车存在的问题而言, 尽管不排除公交客户对于车辆配置的随意更改, 但我仍很难理解“细微之处”的含义, 难道中低档产品只能游离在大金龙“专业之道细微之处”之外?

“细微之处, 专业之道”是大金龙全新的品牌主张, 对于这家在行业内十分重视品牌传播的企业而言, 该广告语是一种承诺, 这种承诺蕴含着企业对自身产品的自信, 对客户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但当笔者亲身观察XMQ6103GF2这款车后, 却对大金龙的“广告语”产生了困惑——论产品档次, XMQ6103GF2在高端车云集的大金龙产品中只排得上倒数, 但这并不能构成它被忽略的理由, 莫非大金龙真的在进行产品档次歧视?

无论湖南巴士集团在购车前对车的状况是否做了认真调研, 但从更换投币机这一举措看, 即使运输企业管理人士, 他们对该款车型的满意度, 肯定比购买前为低。

笔者认为, 客户的采购决策因众多制约因素而难为外人窥视, 而且客户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但作为“中国客车专家”, 是否缺少了对自身产品的一定反省意识呢?是否真正满足了尊重客户需求, 真正为行业进步奋力不倦呢?

大金龙这两年的广告和品牌推广确实做得不错, “发现之旅”办得有声有色, 形象广告做得精美绝伦。但在笔者看来, 用户真正关心的还是客车产品本身所能够带来的价值, 而不是某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笔者对大金龙的喜爱程度不会比其他人低, 笔者更可以对大金龙产品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笔者期待着“细微之处, 专业之道”能够真正融入大金龙的每一款产品中, 为所有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注: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大金龙的公交车市场

大金龙较早进入公交客车市场。1998年, 大金龙在浙江绍兴成立了事业部, 开始研制开发大型豪华公交客车。

大金龙进入公交客车市场之初就把目光瞄准了高档豪华公交车, 我国第一台低地板公交客车就诞生在大金龙。2000年大金龙开始批量为香港生产高档双层巴士, 2001年大金龙成功进入深圳公交市场, 2003年大批量出口欧洲马耳它。

目前, 大金龙公交车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江苏、杭州以及珠三角地区, 都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走近大金龙的两款10米长公交客车

XMQ6103G

方正的外型, 雍容大度, 大视野的前风挡和侧窗, 将车内车外空间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 传达着精彩的城市、精彩的流动空间, 精彩的生活。

车内空间更加宽敞, 乘坐更为舒适, 人性化的设计引导了空间观念的更新, 纯净空间尽情释放, 城巴由此更具精彩魅力。无论城市客车专用座椅, 还是减震高靠背可调式司机椅, 以及简洁有力扶手及吊环设计, 均致力于以人为本, 营造纯净空间, 让快乐一路释放。

XMQ6105G

XMQ6105G系列的外型采用理性的设计理念, 延续了XMQ6121G系列所表现的设计精神和优良品质, 将直线简洁地组合在一起, 传达冷静沉稳的个性, 给人简约有力的视觉感受。

在内部空间的布置上, 力求宽敞舒适、豪华有形。前桥通道加宽, 使得内部空间豁然开朗, 乘客的流动更加顺畅。

空调出风口让冷暖得到适宜的调节, 独特的护栏安装方式, 使整体内饰更显简洁。

——注:内容摘自厦门金龙网站两个型号的造型和内饰说明, 有删减。

编辑手记:

“行外人”的声音也不妨一听

首先, 要感谢戴尼耳先生, 感谢他对本刊的信任。

读者给媒体投稿, 这是对媒体的信任。媒体应该珍惜这份来之自不易的信任。

接到关于XMQ6103GF2的评论稿件后, 本刊编辑颇感头疼。这是一篇批评性质的评论文章。从文章内容上看, 作者以事实说话, 针对的问题清楚明了。而且, 作者自称客车迷,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批评的客车品牌的喜爱、惋惜之情。作者的求是态度令人钦佩, 作者的叹息真情更让人心生暖流。

作为一个舆论平台, 媒体自然不应拒绝这样的稿件。我们不怀疑我们自己的专业操守, 我们也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对待这篇稿件, 我们绝无私心。

但任何一个行业的实况, 都比表现看到的更为复杂。该文作者尽管花费数月心思追踪调研, 但有一个核心问题, 他显然没有接触到:湖南巴士做了怎样的利弊分析后, 才作出采购决定?从经济理性角度看, 运营者的考虑点肯定和司机的驾驶感受和乘客的乘坐感受不同。

由于评论文章并不是一篇新闻调查, 作者对上面的问题显然没有进行思考, 也没有进一步发问。

这一点缺失, 在某种程度上, 使得文章颇为无力, 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这样说, 这种非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对于我们商用车行业是否是必须的?是否值得厂商和运输企业倾听?

笔者以为, 即使是“行外人”的声音, 也值得我们倾听, 值得运输企业和厂商的重视。因为, 从这篇文章上看, 它已经指出了一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背后, 或许正是行业的纠结之处。

事实上, 接到这篇稿件之后, 笔者即尝试与湖南巴士进行沟通, 该公司负责采购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是简单表示, 不清楚情况, 也不方便告诉我们, 即挂断电话。

笔者随后针对XMQ6103GF2存在的问题, 与大金龙沟通, 对方作了如下回答:该车2001年设计, 后因设计缺陷问题, 而且因为缺陷无法修正, 2003年即不作为主推车型, 等待“市场自然淘汰”。

这样一款连厂家也承认存在问题的车, 在市场上却依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笔者曾就此事咨询有多年采购经验的运输企业专业人士, 该人士说, 即使大金龙认为这个产品不符合市场, 但只要这个产品还在国家产品目录, 而且也有相关需求, 企业还是可以生产。除非这个产品在国家产品目录中已经撤销, 因为国家产品目录和上牌是紧密挂钩的, 产品已经撤销, 它就上不了车牌。

该人士说了一句:买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许, 恰是“行外人”在常识指引下的发问, 才能让我们对我们浸身其中的行业重新思考。

我们相信, 这种重新思考是有益的, 商用车市场需要良好的社会形象, 多听取“行外人”的声音, 有助于行业的进步。

“城市客车在运行中, 加速、制动十分频繁, XMQ6103GF2踏板位置过高, 司机必须不断地重复大幅度抬脚。在笔者访问的十位司机中, 有九位反映开车时腿部比较疲劳”

“XMQ6103GF2的车前轮位置占用了更大的空间, 这就直接导致了车辆前部通道十分狭窄, 特别是加装投币机以后, 几乎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

革命者·游离者·参与者篇3

【先秦时的中国自身曾形成国际体系】

中国是最早融入国际体系、最早应对国际体系问题的国家之一，先秦时的中国已形成区域性国际社会，也就是说，在现在中国的地盘上，先秦时已形成一个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马丁?怀特认为，人类历史上符合基本构成条件的国家体系只有三个，即古希腊—罗马国家体系、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体系以及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或西方国家体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同意，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已经演变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都认定先秦时的中国本身曾形成国际体系。胡适表示，战国时期，“好多个封建诸侯长成了大国，而几个有力量的独立国家并存竞争”。从整个中国体系看，“中原各诸侯国以及中原以外的国家都拥有差不多同等的独立性”。顾颉刚表示，春秋以前在中国内部的政权实体“多为独立的国家及部落”。葛剑雄认为，西周的分封制就是“承认各诸侯国实际上的独立”，而春秋战国时期只是诸侯国“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而在唐家璇主编的《中国外交辞典》中，则明确说周礼是春秋外交的“国际法”。

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不少人恐怕一时接受不了。其实，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在西周时期，诸侯国的独立权虽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到西周中后期这种限制已经开始瓦解，周穆王征讨犬戎不胜，“自是荒服不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基本上不再服从周王朝。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诸侯国是在周王朝统辖之下的一级国家政权”。即使在今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继续承认英女王是本国的最高元首，但没有人会认为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不是独立国家。因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春秋战国时代一些独立的前国家实体是古代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基本行为体。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一是外交主体有模有样。那时在中国现在这块大地上，有几十个独立主权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军队，管理着固定的领土和人口，能独立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有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力，能相互订立得到各国公认的盟约；二是外交人才群星灿烂。如子产、管仲、张仪、苏秦、范睢、晏子、蔺相如、蔡泽等；三是外交思想精彩纷呈。孔子理想主义的外交思想，老庄自然主义的外交思想，管子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兼具的霸权主义外交思想，荀子王霸之道的天下主义外交思想，等等，影响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外交历史；四是外交峰会司空见惯。当时诸侯国家间国君互访或参加多边的盟会是家常便饭，《左传》记载盟会多达160余起；五是外交智慧层出不穷。合纵连横、唇亡齿寒、完璧归赵、远交近攻，卧薪尝胆，等等，至今给人以启迪。这几点，中国后来的历朝历代恐怕都未能超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体系，那是需要外交人才、外交思想、外交智慧的历史时代。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无论哪一国，既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中国大地上当时的列国在外交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影响人类命运的剧目。

【中国长期是区域性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

秦汉的建立使中国归于一统，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有高山、沙漠和大洋阻隔，又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它悠久灿烂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使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东亚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主导下的和平。由于中国的实力远远强于于该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统一强盛时，中国为该体系的一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二是通过册封等，中国为其他国家政权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三是将儒家治国模式引入国际秩序，重在“以德服人”，不干涉他国内政，以“礼”为核心调节和约束国家间的关系，强调国家之间正式的等级制度，邻国只要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双方便可相安无事。四是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贸易。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受中国单极影响，但并非任何朝代都这样。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曾经历汉匈两极争霸的时代（匈奴面积是西汉前期的两倍多，汉匈相互承认平等，约为“兄弟之国”，相互承认对方首领为“天子”，汉匈军事力量基本相等，匈奴在西汉前期取攻势，楼兰、乌孙等26国曾归附匈奴）。东汉末年，中国分裂为魏蜀吴三国，后又经历分裂或分立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时代、五代十国时代、宋辽金夏时代等，这时的东亚国际体系显然是多极争霸的时代。争霸中的多极都在中国现在的版图内，按今天的观点，不管谁主导东亚国际体系，代表的都仍是中国。不过，当汉族中原朝廷软弱无力或面临内乱和分裂时，中国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力则大受影响，东亚地区往往陷入动乱之中。这时，汉朝政权往往不得不反过来向匈奴进贡、和亲，汉宋朝廷反过来也向金、辽等政权称臣纳贡。

【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历史性变化及启示】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国际体系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在应对国际体系这一涉及政权安危和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在不少时候缺乏均势战略思维和均势外交大师。北宋时，宋辽金形成了三国相互牵制的均势。对北宋安全而言，辽国对金国的战略牵制不可或缺，辽金抗衡最符合北宋的安全利益。然而，北宋朝廷却自毁均势，自毁战略缓冲力量，与金达成海上之盟：北宋帮金灭辽，金把幽云十六州送给宋，宋每年将送辽的岁币转送给金。灭了辽国，金国得以长驱直入，酿成俘获徽宗、钦宗二帝的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南宋晚期，蒙古已成为南宋的心腹之患，维持金国对蒙古的战略牵制，即维持宋蒙金三国均势体系，最有利于南宋的安全，宋廷却念念不忘雪靖康之耻，与蒙古联手灭了金国，南宋随之也亡于蒙古。宋朝外交缺乏均势的战略远见，竟然在同一个地方连续摔倒了两次。千年以来，宋“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的得失为后人所关注与讨论。王夫之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策论部分第五题题目便是“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苏美争霸，中国这张牌开始凸显重要性，中国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可惜中国外交当时全面左倾，既要“打倒美帝”，也要“打倒苏修”，还要“打到各国反动派”，不怕得罪人，自我孤立，未能借机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均势体系，使两极争霸的红利为日本等国所得。邀请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才得以大大改观。

远交近防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规律，是地缘政治决定的古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必然逻辑。远交近防源于秦国外交家范睢的远交近攻之计，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绝大多数时候秉承和平主义的理念，实际上是远交近防，即防止外来势力颠覆本土政权。在古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历史中，中国远交近防的事例不胜枚举。汉朝前期，匈奴对汉朝和大月氏形成了致命威胁，差点俘获汉高祖刘邦，也曾把大月氏国王杀掉，并把国王的首级割下带返匈奴，把他的头盖骨作茶杯来使用。月氏人深恨匈奴，但苦于没有支援力量。为了从根本上解除匈奴的威胁，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以便建立对抗匈奴的战略同盟，形成对匈奴东西夹击的战略态势。张骞出使西域成为外交千古佳话。慈禧、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视日本为中国的心腹大患，袁世凯更说自己的死是“使日本去一死敌”。为了阻止日本侵华，他们无一例外地远交近防，都借重英美来牵制日本。抗战时国共两党更是与英美结成盟友，共同抗战并终于打败日本，这是远交近防战略最辉煌的成果。虽然地球越来越像地球村，但地缘政治决定了经营好周边任何时候都不可大意，在中国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中，必须念念不忘远交近防。当然，该近交远防的时候，也必须切实做好。

思想文化对维持和扩大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古代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能取得主导地位和东亚国际体系能相对稳定，既靠军事威慑力，更靠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从秦汉开始，朝鲜半岛各国、日本、越南就接受汉字为书写系统，接受儒学、汉语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吸纳中国思想文化。至隋唐以后，日本、高丽“文物礼乐，悉遵唐制”，东亚文化圈逐渐形成。东亚各国具有相似的政府组织形式、贡赋制度、法律思想与律令体系，都以精耕农业为经济基础，用筷子，都以稻米为主食，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尊奉佛教，文学创作与学术著述使用汉语，连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形式也都极为相似。但从整体历史趋势看，中国思想文化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影响力逐步下降，到福泽谕吉时代，日本认为欧美是文明国家，中国只是半开化国家，主张消除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要脱亚入欧。中国朝贡体系的崩溃与中国思想文化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为西方思想文化所取代，其过程是一致的，其原因既同西方侵略有关，更同中国综合国力衰退，思想文化自秦汉一统以后固步自封、鲜有创新有关。加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扩大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增强在调整和制定国际秩序方面的话语权，必须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建设，必须加强公共外交，这并非单纯的外交事务，而首先有赖于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与时俱进。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不管是否认同这句话，从价值观的影响力这个角度审视我国公共外交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日本绝大多数时候不认可古代中国是政治上的主导力量。公元1世纪时，日本岛上存在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小国遣使来中国，汉光武帝以印为赠。日本九州北部曾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公元3世纪，九州北部出现一个较强大的邪马台国，其卑弥呼女王几次派使臣向中国曹魏赠奴隶以及倭锦、弓矢，也取得曹魏回赠。自公元5世纪大和统一日本后，日本只在较短时间里对中国称臣朝贡，承认中国在政治上的指导地位。例如，足利义满掌控幕府时（1368～1394），与中国明朝通好，严禁倭寇，接受“赐封”。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朝贡体系以外，虽然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将中国视为文化的楷模，积极学习中国艺术、文学和哲学，在日本政府不参加朝贡机制的情况下，日本商人甚至自己打着朝贡的旗号，或通过朝鲜半岛和琉球与中国通商。日本天皇始终想取得与中国皇帝政治上平起平坐的地位。例如，公元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太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隋书》，《东夷传?倭国》）表示和中国的对等地位。日本天皇致书明廷：“唯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手。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明史》三三二，《日本卷》）这是对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公然挑战。在效法中国君权的同时，由于文化的发展和受中国华夷观的影响，日本逐渐形成自视为文明国家而把文化低于自己的周边民族视为夷狄的观念，也引入自己的朝贡机制，力图在其周边制造出从属性的卫星国来，不仅将国内的虾夷和隼人当做夷狄对待，而且还把朝鲜各国作为朝贡国、藩国。随着日本的崛起，它就开始力图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先是谋求与中国对等，进而挑战并取代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1871年签订的《日清修好条约》，日本自此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国际地位。1876年日本派遣军舰到朝鲜，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明文规定“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一款载明：“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这表明，大清国与李朝数百年之宗藩关系为之废除，朝鲜获得了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标志着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彻底崩溃。在挑战古代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中国朝贡体系退出历史舞台方面，日本起到了核心作用。现在，非洲有非盟，欧洲有欧盟，美洲也有涵盖全洲的国际组织，但是亚洲却没有亚盟之类的区域性的国际组织，这是否能从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东北亚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角色作用有关？

为了维持中国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古代中国的外交成本总体来说一直很大，不少时候，这方面的支出是非理性的，有时甚至得不偿失。外交的首义是应使本国，特别是本国国民获得利益，外交成本的付出应为这一目标服务。著名国际法学者王铁崖指出，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朝贡双方，“在贡国方面，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的统治者由于皇帝的册封，使它们的统治合法化，因而它们的统治在人民面前提高了。它们受到帝国的保护而防止外国的侵略，而且还可以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请求援助。由于朝贡，贡国从皇帝那里得到丰盛的赠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有利的贸易。”（王铁崖：《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1991年《中国国际法年刊》）古代中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交往依据是利益的交换，唐高祖讲到唐与突厥的外交关系时说：“我观突厥……唯财利是视。”（《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元人马端临一针见血地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文献通考》卷331，《四裔考八》）厚往薄来确实是中国与朝贡国家外交中的传统，但是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优良传统”，不应该将这一传统凝固化、理想化，而是该厚往的厚往，该薄往的薄往，这是科学办外交的题中之义。从历史上看，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类的做法，换来的不见得是对方的欢心、真心和友心。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说，阿尔巴尼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马利列，1962年到中国要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没办法，又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命令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中国船队，立即改变航向，把进口救命的小麦，卸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而此时此刻，中国民众因饥荒而大量地非正常死亡。这种“舍己为人”的外交成本值不值得？

古代中国在只存在区域性国际体系的情况下，长期以来是区域性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在世界性国际体系形成中，中国先是国际联盟的为数不多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和首批行政院非常任理事国，后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表明，无论在区域性国际体系时代，还是在世界性国际体系时代，中国维持与发展同主导其他区域性国际体系和世界性国际体系的强国的关系，避免与这样的强国正面对抗，对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多交朋友，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降低外交成本，最为有利，至关重要。二战后，中美关系由于共同抗日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尽管斯大林、丘吉尔不同意，由于美国的力挺，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同时，中国收回租界，收回台湾，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中国军队不仅远征缅甸，而且入越受降，为近代以来空前绝后之举。在许多未定边界地区大大改善了态势，取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例如通过中国军队的远征和当地土司的归附，中国一度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等地与“1941年线”、麦克马洪线中缅段外的大片地区，并据此提出了更为进取的边界立场。中国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奠定了世界大国的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屈辱状况，说抗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点也不过分，抗战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试想，如果当时中美没有形成共同密切的合作关系，要取得上述外交成就，会那么顺利吗？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变，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到近代以后沦为国际体系的半边缘国家，再到一战和二战中追求平等的国家，及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分野中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国和20世纪60年代后的游离国，最后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并成为中心国家之一，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积极参与者、游离者，到全面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更加宏大的国际视野，不断探索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断深化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定位和相互关系，使中国外交实践走上一条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相和谐并平稳过渡的全新之路，是中国外交的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德者无敌美文篇4

《老子》中有言：“重积德则无不克。”就是说，不断积累德行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做不成的。这个理，我信。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样的人，所走的路就是一条正确的路，他确定好方向和目标了，到那里只是迟早的事。有时候，可能走了一段时间了，发现自己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不要着急，那说明：我们该走的路程还没有走完，要知道，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在一定的远方等着你，谁都不能一蹴而就。当然，在抵达自己想要的远方的路上，除了跋涉以外，还要拿出自己的耐心、毅力和恒心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去拥有美好的过程，也就是考验我们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内在的美好。

而一个德者，就是这样的`好人——用自己内在的美好去追求那些外在的美好，反过来，再用那些外在的美好来不断地壮大自己，使自己的内在的美好变得更强大、更有内涵。因此，所谓德者，就是世间美好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他们用追求、奋斗、善良、意志、执著、理想等这些内在的美好，换来的是成功、和谐、爱和美……比如，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就及时伸出援手，给予对方以帮助，使之脱离了困境。这说明：如果他的心里没有善良和爱，那么他十之八九会采取袖手旁观甚至漠然视之的态度。这样的例子，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成全了一个大写的自己。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在《自然与人生》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当年，他看到自己的仇敌掉下悬崖，身体挂在那里，危在旦夕，他当时有过犹豫，脑海里也随之浮现出之前仇敌对自己的种种不好，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救仇敌。而本质上，他救的是那个正直、豁达、有爱心的自己。如果当时他选择了放弃，那么就说明：他这个人也是一个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小人，心里全是冷酷无情。

这样说来，德者无敌吗?对，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足够德行的人，谁也别想着会把他击败。这就像阳光在那里，黑暗喊着：“我要把你打死。”你可能吗?即使有时候德者处于弱势，遭受了一些意外的蔑，那也不过像花儿遭逢了风雨，也许枝叶被摧残了一些，但那芳香是摧残不了的。正所谓：“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

而坏人终究不打自毁。贾先生在《〈行余集〉序》中所言：“坏人在一定时间内是活得很好的，又有钱，又有好身体，还常携着漂亮女人，似乎天忘了报应。这是因为坏人无羞耻心，不守道德规范约束，能吃饭，又不失眠。但坏人最终下场不善，皆源于他养成习惯的思维意识必会造就他与世事全面相违。”就是说，那些坏人，也许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会在劫难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那错误乃至邪恶的道路上鬼混着，就像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车祸在所难免。当坏人一个个走向了不归路，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德者的世界。德者無敌。

所以，还是做德者好。这是任何时代的主流。《四十二章经》里说：“没有道德的恶人去伤害有道德的贤人，这就犹如仰天吐口水一样;唾液不会到天上去，还是会堕向自己。逆着风去扬尘，尘不会到对面去，还是会落到自己身上。因此，贤人不可以被毁，去伤害贤人，祸必然还会殃及到自己。”理就是这个理，真理。我们不妨这样想想，去伤害一个德者，就相当于用自己乌七八糟的想法去伤害人间的真、善、美，从而让自己蜕化成一个坏人。而事实上，德者你没有伤到，也许你伤到了他们的皮毛，可是他们身上那些发光散香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的张牙舞爪、脏心烂肺有丝毫改变。

顶尖者永远有位子的美文篇5

每当自己与朋友面临生活中的诸多选择时，我总想起两位钢琴家。

一位是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演奏家贝洛夫，我曾向他请教如何引导有天分却不努力的孩子学琴。贝洛夫是钢琴天才，12岁就能掌握极其艰深的当代作品。我以为会听到他累积多年的经验与心得，至少会有苦口婆心的循循善诱，怎知他竟冷淡言道：“这样的孩子我几乎都在劝退，要他们趁早改行。”

“是天分不够吗？”

“不是，热情才是关键。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入学年龄上限是18岁，能考进的必然有天分。但是，许多学生不曾思考自己要什么，只因当年钢琴是最拿手的科目，糊里糊涂报考，懵懵懂懂弹下去。即使有天分，这也是在浪费生命。人生的可能无限，根本没有必要在20岁前就决定一切。用心探索，及早认识自己并找到真正的兴趣，这才是关键。”

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地追问：“如果有学生对音乐充满热情却天分不足，怎么练也不能成为演奏家，又该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问题？”钢琴家双眼突然一亮，“我从来没有劝退过这样的学生，还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音乐世界何其宽广，谁说每个人都该当演奏家？只要真心爱音乐并充满热情，音乐必定会给予回报。”

我永远不会忘记贝洛夫那时的神情，而那瞬间焕发的光芒让我无法再问这个问题：那些留下来的学生，最终也得面对僧多粥少、竞争异常激烈的音乐环境。现实不会改变，但有多少人能像贝洛夫般天纵奇才呢？

不过，我自己没说出的`问题，贝洛夫的师弟巴福杰给了我答案。

一日，他邀我在已故著名指挥大师萧提的故居中叙旧。这位20世纪名声响亮的音乐巨擘逝世虽已近，其伦敦故居却一如往常，仿佛主人从未离去。对这位传奇巨匠，巴福杰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有一次，我在他的琴房练习。那时我虽得了不少奖项，也日夜苦练钻研，却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里，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当年巴福杰才35岁，刚从手伤中复原，十分茫然。萧提听后，没有任何安慰，只说了一句十分简单的话：“顶尖的人永远有位子。”

这句话激励了巴福杰，他从此不再彷徨。“既然我选择了音乐，就要全力以赴。我不再问为何没有机会，只问自己是不是顶尖的人，够不够资格站上舞台。”

大的鼓励其实是美好的预言。这七八年来，巴福杰连获大奖，成为国际上响当当的名家。

这一切来得非常真实：他对古典作品和当代的作品都有深入的研究，还有谁能像他一样，可以同时演奏贝多芬与海顿所有的钢琴协奏曲和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和巴尔扎克的钢琴协奏曲全集，以及拉威尔与德彪西的所有钢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