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述评（精选7篇）
新闻述评 篇1
大学生寝室探访述评
大学生是一群即将步入社会的宏大群体，良好价值观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也会在大学生身上得到社会渗透。中国当代的大学在课程设定上为了充分给予大学生自由时间，大多学校选择将课程定量为三分之一高中周（即高中课程量的三分之一）。显然，这给予了大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权利毫无保留的交还给了学生，对于“空闲”时间的利用，也一直成为各高校的焦点性问题。
从内在来看，大学生的自律性普遍不高，高中紧张生活之后，大学成为放松的大舞台，对于何时做什么，需要做什么，怎么样去做，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理想的划分上，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实践性和幻想性两大类。实践性，便是要在本学科和自己的能力要求上进行稳健的学习和发展，也包括很多的课余文化，娱乐，会友等活动：幻想性，是对于新兴的事物有极大的被新引力的群落，对于更发展的地区，城市，乃至国家有着心灵的归属感，从而在很多行事做为上往往与众不同，或许这一群落的在学科上并不名列前茅，但有很多受到外界影响的独到之处。从外在来看，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以及高校优雅教学环境的考虑，大多数校区都坐落于城市的远郊地带，这一方面有利于学校的教学和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生活中，另一方面又会形成各高校簇拥的群落效应，成为有各项基本设施功能的卫星城---大学城。但是远郊地区离人口聚居区较远，这无疑给学生的出行造成了阻力，选择寝室生活了解大学生无疑成为方便,快捷,高效的途径之一。
在一周内的多次探访中，敲门之后往往得到室内学生的质问，之后便是一阵凌乱的声响，方才进入寝室。很显然，很多学生对于寝室中的外来人员有一些抵触情绪，对于个人的隐私十分的关注，这不免根源于现在独生子女为社会家庭主要成分的诟病，独居成为许多学生长时期的习惯。在进一步多的相互了解中，许多学生在寝室中相互之间也会有保护主义，对自己的某些物品，如手机，电脑，音像设备，尤其是自己的隐私物品，这不免会造成一定的寝室室友之间的不融洽气氛。但我认为保护贵重物品和隐私物品是每位同学的固有权利，这应该坚持的好习惯，是公共社会生活一贯遵循的条例，学习用品，书籍和课堂笔记，乃至日用品，食品，体育器材在很多寝室早已经成为了公用，这不得不说，大家相处的蛮好啊！气氛的融洽使得相互之间的了解也在时间的磨砺中逐渐的加深。室友的兴趣爱好，平常的生活喜欢，对什么东西厌恶，伤感，失落，兴奋之事，很多往往是本人不了解，室友们却能略评一二，真是其乐融融。
作为有理想和抱负的新时代学子，成为社会堪当一面的栋梁是每位在校生的本职第一要务，社会行业的诸多和千变万化使得我们的选择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寝室文化虽然已经有很多年的发展，但真正处于寝室中的学生在很多事情上仍有诸多的焦虑，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之后固然会存在很多的差异，用一个经典的例子：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在校园这颗大古树中的学生们有着自己不同的性格，这会影响到其将来的就业发展的道路，同一屋檐下的几个同龄人在不同的个人性格和理想抱负之下发展，业余的大量时间和空间意识的自我很容易形成小的隔离区，在探访中，了解到寝室中的口角之争在大学生之间微乎其微，高学历的新时期知识青年们似乎不屑于用口角这种市井之术来解决问题，有朋友会认为这很好，但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能用语言的解决的问题是直面性问题，即是某某讲出，让某某知道，至于效果可以不计较。但在大学生寝室中，“冷战”和“潜意识敌对”往往是相互认为不合格的室友的处理办法。“别扭，但也就这么着吧”，这是很多同学的回答，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几只雏鹰相互望着唯一个狭小的飞出口争相张开翅膀，却没有愿意谦让的一只，很显然被困在了这唯一的生命口之下，“狭口之鹰”，这个小比喻很适合寝室中的一些情况。青春在挥洒，友谊在嫁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相聚在一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过往时代早已经消逝于那段清濛初开的“季节”。知心朋友的真心面对；不轻意之间的点点关心；分
享收获和喜悦的成功时刻；离开了谁？我们又将会得到谁？回想着《真心英雄》中康强有力的歌词，重复这那久违的！！！
新闻述评 篇2
从“融合新闻”研究论文的数量来看, 以“融合新闻”为主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共搜索到125篇相关文章。相关搜索显示, 从2006年开始, 已有零星论文以“融合新闻”为主题进行研究。2008年, 有关“融合新闻”的研究文章迅速增加。2008年相关文章有17篇, 2009年有22篇, 2010年有17篇, 2010年稍有下降。2011和2012年数量又有所提高, 分别是21篇和24篇。2013年至今, 相关论文9篇。从整体来看, 对于“融合新闻”的研究呈上升的趋势。
从“融合新闻”研究论文的内容来看,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目前, 对“融合新闻”进行研究的话题主要集中于概念、特点、类型、变化、前景、兴起必然性 (原因) 、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实施策略 (内容组织重构、报道创新) 等方面。
从研究方法上看,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的方法, 注重对“融合新闻”在具体实践中的运行进行探讨。
相较于西方, 我国学者对“融合新闻”的相关领域研究时间较晚, 其中人民大学的蔡雯教授属于早期涉猎该领域的国内学者之一, 其研究成果相对系统和成熟。她的研究成果涉及融合进程中新闻传播的变化、新闻传播模式的变革、融合进程中的媒介组织重构以及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人才的培养与媒介素养教育等。她的研究结论为学界认可和引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相关概念
关于“融合新闻”, 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 从广义讲, “融合新闻”即Convergence Journalism, 指由于数字技术发展, 媒介之间彼此的界限逐步消解, 新闻传播业务走向融合的状态;从狭义上看, “融合新闻”也称为“多样化新闻” (Multiple Journalism) , 主要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生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不同的媒体集中在一个信息操作平台上, 进行统一的策划, 媒体之间互相协调、补充, 根据自身及受众特点对新闻信息分类加工, 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2
美国“背包记者”先驱人物Jane Stevens给出如下的定义:“融合新闻是文本、照片、视频段落、音响、图表和互动性的集合体, 它以非线性结构呈现在网站上, 各种媒介的内容相互补充而不重复。……媒体在制作融合新闻时要充分利用网络新闻的另两大特征———提供背景和保持传播的延续性, 为其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3
“融合新闻”的精髓就是要让新闻报道从传统的樊篱中突破, 将报道范式整合重构, 针对目标群体制作新闻产品, 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新闻报道方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总结特点有三:立体、个性及互动。4
二、研究的重要问题及其创获
(一) “融合新闻”产生的原因
“融合新闻”在我国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 (1) 数字技术的成熟。首先, 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 技术催发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媒介融合;其次数字技术直接导致“融合新闻”的产生。5 (2) 传媒集团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改变新闻业务流程, 深层次开发新闻资源, 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正是“融合新闻”所具备的。 (3) 新旧媒体走出“瓶颈期”的必然选择。媒介融合促使新旧媒体实现共享和整合,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 (4) 取胜注意力经济的新支点。融合新闻不仅满足受众个性化的需求并优化了新闻的表达和发行方式, 因此它为媒体在注意力经济上创造了新支点。
(二) 从不同角度认知“融合新闻”
目前国内学者大致从应用学、传播学以及受众的角度来研究“融合新闻”。
从应用学的角度来说, “融合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1) 信源结构与传播主体发生逐渐转变, 传者受众一体化成为趋势; (2) 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发生变化, 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流程再造; (3) 传播渠道与信息载体发生变化, 立足于各种新技术的传播终端羽翼日渐丰满。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 以5W模式来研究“融合新闻”的居多。 (1) 传播主体。“融合新闻”对人才的要求很高, 不仅需要高层次管理人才和全能型记者编辑, 草根记者的媒介素养也有待提高; (2) 传播内容。首先是信源的变化, 草根化的趋势很明显, 其次对新闻内容的生产整合要求颇高; (3) 传播渠道。多种创新型传播载体的搭建, 让各类媒体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 (4) 传播对象。为满足受众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需要“融合新闻”生产出为其量身定制的新产品, “融合新闻”通过崭新的媒体产品形态开拓和满足受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丰富了内容和渠道选择; (5) 传播效果。于传播者而言, 不同媒介形态的信息搭配传播更易于实现传播目标, 于受众而言, 对新闻事件认知的过程更便捷、认知程度更深。
最后, 是从受众的角度来研究的。 (1) 共赢式发展。各种媒介资源共享, 取长补短,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2) 多样化发展。从不同角度和形式对同一新闻产品深度加工, 使资源再生而非同质化, 吸引受众; (3) 个性化发展。“融合新闻”制作的新闻产品以“内容为王”满足受众不同的需求, 将有限的受众市场“无限化”; (4) 内容与载体的分离式发展。“融合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内容产品的生产进一步与传播载体分离, 载体的使用将完全服务和服从于内容; (5) 先“分众”再“聚众”式发展。先从社会大众中“分”出有相同个性和文化特征、有相同价值追求和生活模式的小族群, 再通过传播渠道将其“聚”在一起, 便会得到目标传播群体; (6) “一站购齐”式发展。“融合新闻”尽可能将多种服务项目打包, 方便受众, 为其提供“一站购齐”式服务。6
(三) “融合新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融合新闻”走到今天, 面临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媒介垄断加大。尽管各媒体传播新闻的方式和载体不尽相同, 但基于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的特性会不同程度地导致信息源垄断, 传媒所有权集中, 新闻业务和集团利益失衡导致公信力下降; (2) 传播效果不理想。制作过程难度加大, 报道内容的精准定位对“身兼数职”的传播者要求相当高, 且一个环节出问题会影响全局, 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3) 新闻工作者压力过大。“融合新闻”对“全能型编辑”的要求甚是严格, 记者在重大压力下会逐渐失去工作热情, 一味追求利益, 丧失职业道德; (4) 新闻职业化程度下降。网络媒体、“公民新闻”的兴起给新闻监管工作提出巨大难题, 新闻规范化、法律化和职业化程度降低。7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 有学者提出以下对策: (1) 加大体制改革, 消除妨碍媒介融合及“融合新闻”发展进程中的行业壁垒和规制障碍; (2) 加强资源整合, 打破传统媒介体制与管理的限制和流程, 在全方位的技术运用和所有形态的媒介介质基础上整合并建立新流程; (3) 加快人才培养。一是高层次管理人才, 具有多种媒介工作经历且具备管理才能, 懂新闻、懂技术并擅长策划。这类人才主要从长期积累而具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里发掘。二是全能型记者编辑, 技术全面, 集写稿、编辑、拍照、摄影于一身。这类人才可以通过对现有新闻工作者进行技术培训获得, 也可在高校开设相关专业, 从学生中着手培养。
三、研究的缺失及研究期待
从总体上看, 国内对于“融合新闻”的研究较分散。基于我国国情、体制等原因, 对于“融合新闻”实践层面的研究难度较大。研究大都侧重于描述案例和现状, 后期研究还有待上升到学理层面。今后在研究“融合新闻”的过程中, 可以尝试跨学科研究, 打破只在本学科领域内探索研究的框架。例如, 在媒介内部资源整合和体制改革中, 新闻采集与载体是分离的, 团队成果不为某一个载体所独有, 载体的使用以传播整体效果最优化为目标。这在管理学中是一种复杂的网状组织结构。如此, 我们可以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为切入点进行跨学科研究, 以期寻求新的突破。
注释
11 冯上斌.融合新闻:从“单一”走向“多样”[J].新闻传播, 2010 (2) .
22 冯艳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融合新闻[J].科技信息, 2009 (19) .
33 Stevens Jane.What is a Multimedia Story?Knight Digital Media Center, 2011-4-5.
44 王菲.媒介大融合[M].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
55 黎娜.从受众视角看融合新闻的特点及发展[J].青年记者, 2009 (6) .
66 佟欣.融合新闻如何重塑传媒公信力[J].传媒观察.2010 (6) .
专业技术工作述评 篇3
在政治思想方面，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导思想，坚持改革、发展和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维护领导、团结同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工作任劳任怨、以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前提，以增强理论知识和提高业务技能为基础，坚持走临床和社会工作相结合的道路。
在临床工作中，本人深切的认识到一个合格的神经外科科医生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通过订阅大量业务杂志及书刊，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经常参加院内外举办的专业学术会议，从而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储备。现在可以独立完成脑出血、颅脑损伤等高级别手术，并对脑肿瘤、脑血管病、神经介入治疗有较好的认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近患者，贴近临床，不断在临床实践中去完善所学的理论知识，为广大病患服务。认真书写病志及医疗文书，及时向上级医师反应临床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从未出现过医疗事故或差错，受到了广大患者及同事们的好评，并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参与组建了“爱心病房”，为伤员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
在科教研工作中，积极努力，认真备课，认真授课，临床实习和带教工作有生有色，对刚接触临床工作的学生，关怀备至，使他们更有兴趣去学习、探索。积极从事教改课题的研究，积极参与PBL授课及组织讨论，并有一项关于外科实习教学的科研项目。
护理技术工作述评 篇4
阅读治疗与护理(Bibliotherapy)，又名“阅读疗法”、“阅读自助疗法”、“文献治疗”、“图书治疗”、“阅读治疗”、“图书护理”、“图书疗法”、“读书疗法”、“图书辅助治疗”、“读书治疗”、“阅读辅助疗法”、“书目疗法”、“阅读干预”等，护理技术工作述评。阅读治疗与阅读护理本出一源，是专指医院的医生与护士在心理咨询师和图书馆员的共同指导下，以文献为媒介和手段，有针对性地为患者精心设计、科学选择和提供文献，指导和督促患者适当阅读，努力使患者的情感、心理与文献中的人、事产生共鸣、认同，净化、领悟，并从中体味温情、忘却烦恼、改善情绪、愉悦身心、陶冶心境、消除焦虑、免除恐惧、减轻压力、***内心，缓解身心不适，增强保健意识，消除对自身疾病的心理恐慌与心理误区，在认知、情感及行为方面发生变化，进而主动配合治疗，更好更快地达到心身健康。这是一种心理治疗技术和心理干预方法，也可称之为辅助治疗的艺术，属于职业或教育疗法。这种方法本身是通过医护人员、图书馆员和心理咨询师三者配合进行,最终的实施和具体操作主要由护士帮助指导患者来完成,因此也可称之为“阅读护理”。它包括治疗与康复两个阶段。不同于普通的自助阅读。关于阅读护理的原理，依照国外较有影响的弗洛伊德学派观点是：患者通过阅读作品，可以产生认同、净化和领悟等心理现象，从而对自身心理和身体产生有利于健康的作用。王波从发生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阅读疗法的原理，认为：心理学、生理学原理是阅读疗法的科学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活动本身即起源于人类治疗身心疾患的需要,自发生之时就具有治疗功能，阅读过程既能带来共鸣、净化、平衡、暗示、领悟等各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又调动着五脏六腑做着看不见的体操,这些活动综合作用，能够调节人的情绪、锻炼人的器官机能，从而收到保健祛病的效果。
2阅读护理的历史与现状
在国外，阅读护理实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第1篇专门研究阅读疗法的论文早在1848年就已诞生。之后近160年来，阅读护理研究与实践逐渐成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芬兰、瑞典、丹麦、匈牙利、斯洛伐克、以色列、埃及、日本、澳大利亚、南非等许多国家，医生在处方中开列有利康复的书目清单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英、美等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治疗功能。不仅在医院，而且在学校、疗养院、养老院、戒毒所和监狱等众多社会机构中，都普遍设立有图书治疗与护理设施;医院患者、儿童、老人、残疾人、犯人、酗酒者、吸毒者和困居家中者(Houseboundpeople)等一切需要帮助的人,都能享受阅读疗法服务，阅读护理逐渐普及,并且效果良好。特别是对于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偏执、成就焦虑、心理失调、心动过速、手术应激反应、生理疾并慢性疾并人格障碍、儿童自我形象紊乱、问题儿童、夜尿症儿童等病症，效果更加明显。截止到70年代早期,关于阅读疗法的论文就已达400多篇。1984年，国际图联(IFLA)医院分会还专门制定了《图书馆为医院病人和残疾人服务纲要》,特别强调了阅读治疗在病人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图书馆，特别是医院图书馆全力为病人服务。2010年9月，英国在西约克郡的哈得兹菲尔特地区推出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耗资60万英镑的阅读护理试验计划，要求当地的家庭医生除用药给人治病外，亦可选择将患上精神紧张、轻度或中度精神***症、焦虑和压抑的病人送去图书馆进行治疗和护理。目前，美国84%的心理医生、俄勒冈地区90%的心理咨询师和医生都在使用阅读护理。
反观我国，阅读治疗与护理虽然作为一种医疗实践早已存在,史籍中也记载了不少关于良书医病的医案，从古至今诞生了如陆游、朱熹、张学良、马寅初、季羡林等无数因好读书、会读书而健康长寿,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年久不衰的名人;民间也一直有“书犹药也”、“好书胜过良药”、“读书养生”、“读书养颜”等众多经验之谈。但所有案例均属个体偶然行为和人们自发感受的一种自然现象，并非有目的、有组织的科学治疗与护理行为，工作总结《护理技术工作述评》。系统研究阅读治疗与护理1993年才刚开始。之后，主要用于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辅助治疗、大学生心理问题干预和其他愿望并且能够接受阅读护理帮助的住院患者。
近20年来，随着现代医学护理模式从单一的疾病医学护理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护理模式的全身心整体医学护理模式的转变,随着图书馆服务功能的日益拓展和多元化，作为心理护理重要方法之一，利用阅读书籍辅助治疗疾并强化治疗效果的“阅读护理”，日益引起了我国医学界、图书馆界乃至心理界的关注，艺术治疗(其中包括阅读治疗)在东西方各国迅猛发展。科学家们预言，人类对大脑在防治疾病方面的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和全面利用，将是21世纪医学的突破，人的大脑将成为自我治疗的有力工具，思想、意志、情感、想像、信念、心理、情绪等在防治疾并增进健康方面必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精神医生、艺术家、教师等传统职业界限正在逐渐淡化，各领域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互动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阅读治疗与护理也必然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医院开展阅读护理的优势与意义
众所周知，患者的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十分密切。医院的本质是通过生理医学、心理医学等各种科学方法手段医治人类的身心疾患。如上所述：阅读治疗与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疗技术手段。要使医疗工作取得更好效果，重视心理护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必须根据患者的心理规律和特点，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疏导方法，通过护理人员语言、行为或人际关系的影响，给患者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纠正患者的异常情绪和异常行为，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进而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患者身体的全面康复。
3.1阅读护理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容易推广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尤其是对由心理、精神因素引发的疾病和长期卧床或因慢性病长期住院的病人,治愈疾并恢复身心健康不仅有赖于医师、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取决于自身的调节。运用阅读护理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方式，存在着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优势，不用药品，不用家长、亲人、教师乃至社会的权威进行强制，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容易推广，容易被接受，是自身调节的最佳方法。阅读护理适宜于治疗因精神和情绪因素而引发的疾病,如抑郁、精神性焦虑、紧张、恐惧、偏执症等，适宜于辅助治疗生理残疾、慢性疾患等躯体疾病以及情绪问题、人格障碍和社会经济问题(如酗酒、嗜毒、青少年男女关系、家庭问题、代沟、种族和伦理问题)等众多领域。
3.2有助于缓解我国现有医疗机构的不足我国社会13亿人口逐渐老龄化,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又处于转型期,高科技现代工业和信息化带来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得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性疾患、身心疾病和残疾人口日益增多。仅靠现有的医疗机构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必须重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群体卫生保健意识,重视影响个体健康的社会、心理和精神因素,提倡动员自身力量,强化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强调增进健康和预防为主。图书文献到处都有，只要有所选择地去指导、跟踪患者阅读，把阅读护理作为一项新兴的护理方法和制度，这种最经济、最容易被患者接受、最容易推广的方法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医疗机构数量、经费与医护人员的不足。
3.3有助于提高我国现有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和医疗水平我国现有医疗机构长期以来大量存在着人文环境差、敬业意识薄弱、误诊率高、医患纠纷多等问题和矛盾，医疗质量和医疗水平常受到社会的误解与怀疑。医院如能普遍开展阅读治疗与护理，医护人员必然要首先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患者及其亲人也必然大量阅读相关书刊，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整体医护质量与水平，也有助于医院营造一个良好温馨的人文环境,帮助病人消除对医院环境的陌生感、孤独感和恐惧感,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和不安心理,有益于病人及家属了解有关的医学知识和病情,增强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主动与医护人员配合;更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增强病人对医务人员的亲近感,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和医疗纠纷。
专业技术工作述评 篇5
本人长期来从事公司的安全、生产、车辆技术管理工作，在汽车运用专业技术方面主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2000年3月，儋州公司购进一批桂林大宇GL6120客车，在使用过程中多部车辆出现横拉杆断裂情况。针对这一断裂现象，本人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横拉杆发生断裂的层面、部位、裂痕等方面进行比较细致的检查，发现横拉杆芯靠近空气弹簧下支架的地方都有明显的碰撞痕迹，原因是：①横拉杆的安装高度接近与前左右气包座和车厢减振摇杆前支座在同一平现上，这是厂方的设计问题；②原横拉杆的杆芯部分杆壁过薄，这是质量问题。建议厂家对横垃杆进行如下技术改造：①将横垃杆接头改为垂直下弯，避免横垃杆被撞击断裂问题；②将横拉杆改为厚壁空心管，增加有效管壁厚度。
二、2004年8月，儋州公司安凯HFF6900K55型客车的发动机在使作一段时间后，上油的现象就日趋严重，到底是何原因？我通过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检查后，发现该车的空气滤清器（敞开式）在安装设计方面不合理，位置设在靠近后左轮胎上部。因此当车辆在路况较差的路面行驶时（如黄土路），容易把该车后轮带起的灰尘吸入空气滤清器中，造成发电机磨损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于是我一方面要求驾驶员在车辆收班后对该车空气滤清器进行及时的清理。，不仅节约了车辆的维修成本和运行油耗，通过对机械部位的改也提高了维修队伍的技术含量、锻炼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招聘外包研究述评 篇6
一、招聘外包的界定
招聘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国内外企业界皆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关注。
外包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其概念和含义有许多不同。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对外包的定义大多是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进行阐述的,引用较多的定义为“外包是在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仅保留其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而把其他资源借助于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予以整合,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绩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
美国Outsourcing Institute指出:“外包是一种通过有选择地将一些功能(及其日常管理)转交给第三方供应商来围绕核心能力进行的企业重新设计。”GreaverⅡ认为外包是一个组织将内部重复发生的活动及决策权通过合同的方式转移给外部供应商的行为。”Heywood引用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为“(外包是)将企业内部的一项或多项业务职能,连同其相关的资产,转移给一个外部供应商或服务商,由这个供应商或服务商在一段时期内按照一个规定的但受到限制的价格提供特定的服务。”
综合多方面定义可以看出外包有如下基本特征1.外包的内容是可以整合在企业内部的;2.外包不仅涉及相关的资源转移,而且涉及相关的管理职能的重新定位;3.外包活动的内容是重复性的,外包活动双方的合作不是一次性的购买关系;4.外包的形式介于完全自制(或完全一体化)及完全外购之间,而外包形式的选择或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外包的内容对企业的重要性及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于是,可以将外包概括为“:外包是企业进行业务重构,将可以整合在企业内部的某些业务职能或流程的部分或全部,连同其相关的资源(包括人员)及管理职能,按照一定的合作方式转移给外部产品或服务提供商,由产品或服务提供商按照规定的价格和水平提供产品或服务。”
关于外包的形式有多种划分方式。Quinn根据对外包的灵活性和控制程度的不同需要将外包划分为七种方式,即完全所有权、部分所有权、联合开发、预先保留、长期合同、买入期权和短期合同。从组织形式上讲,外包的形式有单纯的工作或流程外包、战略联盟、企业网络及虚拟企业等。
外包问题是近年来受到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当前学术界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系统研究与支持,这其中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活动中的下层分支-招聘活动外包更是缺乏权威的理论定义。参考一般的普遍定义,人力资源外包是指企业根据需要将某一项或几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或职能外包出去,交由其他企业或组织进行管理,以降低人力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从招聘职能活动的性质出发,参考相应文献的解释,招聘外包可以理解为指让第三方服务商连续提供过去由企业内部有关部门进行的一系列招聘活动以使人力资源部门专注于自身的核心职能,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企业整体战略规划。即用人单位将全部或部分招聘,甄选工作委托给第三方的专业人力资源公司,专业人力资源公司利用自己在人才评价、评价工具和流程管理方面的优势来完成招聘工作的一种方式。
二、招聘外包的理论解释
参考国内外的文献,招聘外包主要应用了以下理论进行解释。
1. 交易费用理论。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认为,在市场上是节省交易费用,其内容主要包括:(1)“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发现交易的相对成本,在收益和处理市场信息的交易筹备阶段所产生的成本;(2)完成市场交易以继续为了达到统一意见所进行谈判和监察中所产生的成本;(3)未来作用机制不会带来成本之外的如限制,保护财产权成本等。根据交易成本观点来看,招聘外包是位于市场和企业中间组织之间。在指定的生产元素情况下,企业有三种选择,一是自己生产;二是从股市购买;三是从外部生产线购买。外包产生交易费用,企业自身通过招聘外包使得人力资源服务产出抵消了采用不同人力资源功能服务产生的交易成本。当市场、政府结构能更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而且减少带给组织的影响,人力资源招聘外包更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2.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主要涉及企业资源招标和资源使用者之间关系,其基本内容是规定了受托人的要求,聘请代理,其中代理完成一些作业,为了与受托人的利益代理人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受托人相应地向代理人支付什么样的回报。受托人及代理共同批准的合同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代理请求的实现决定了目标,通过一系列驱动机制促使代理与委托人的利益一致。敦促代理人像对待自身工作一样尽力达成工作目标,最大化限度提升委托人的利益。同样,招聘外包采用了代理,带来代理成本,预期是企业选择外包招聘时代理成本并不是重要参考因素。
3. 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生产能力,销售能力,技术能力等),也有各自的特殊技能。但不同的能力和特殊技能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可以维持企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和过剩盈利能力和特殊技能的不同能力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对成本领先和专业化企业,外包战略都使得外包非核心招聘业务,因此可以集中企业的有限资源在核心业务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竞争力方面功能。
4.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的理念,是由大卫李嘉图提出:在国际贸易,一个国家应该发现自身优势最大或劣势最小的产品生产和出口,进口自己不具备的优势或最小劣势的产品。如果每个国家生产的专业化和它有优势的产品,那么,贸易是双方有利的两个国家。如果考虑企业为贸易主体,招聘外包行为可以得到解释:在招聘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则会提供招聘服务的专门生产与提供,交换双方都可以获取更高的效益。
5. 木桶理论。
木桶原理指出,木桶的最大水量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要增加木桶丰富的水量,必须增加短木板的长度。应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即外部实施人力资源招聘了一系列的战略,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个“木桶”首先要分散,提出“短板”,在过程成本收入比较之后,选择恰当的商业服务外包,从而使得“长板”取代“短板”,之后重组的木桶的蓄水量得以提高。
6.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和企业赚取利润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要赢得竞争优势,必须在行业中赢得竞争优势,并且要有非凡的产品和更低的成本以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这些是由资源优势和处置方式决定的。但实现之间的资源和现存资源的战略目标,需要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外包可以充实和扩大该公司现有的资源基础,然后能得到良好的效果。在当组织现有的人力资源不能满足其管理能力与公司竞争的战略需要,招聘外包可以提供为有用的选择。
综合上述提及文献中主要涉及的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主流观点中更多关注的是交易成本费用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的综合。目前对于招聘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领域,主流观点是参考提出的模型而引申的模型。
Quinn J.B.和Hilmer F.G.在Strategic Outsourcing中提出竞争优势与战略价值模型。考虑的两个关键问题是:1.考虑了交易成本后,取得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多大?2.外包之后可能引起的战略危险多大?如下图所示
同时竞争优势这个广泛存在与诸多有关企业经营论述中的概念也在此文献中提出了质疑,对竞争优势这一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即(1)究竟什么是核心竞争力?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实质上是一种同义转换,如“关键”与“重要”或“基础”。如何逻辑上选择与开发核心竞争优势?(2)如果核心竞争优势对组织关键应该内部进行,那么其他一切是否都应该外包?如何做出决策?(3)经理人如何评定特定情况下外包的相对风险与收益?面对外包的经济利益时如何考虑重要的危机?可以看出综合考虑竞争优势与外包,并不具有清晰的概念界定。
郑楠在“招聘外包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中参考了Quinn J.B.和Hilmer F.G.的竞争优势与战略价值模型,构建了外包决策模型。如下图
其参考综合交易费用经济学和资源为基础的观点,通过价值尺度和独特性尺度来衡量人力资源活动,将企业的人力资源活动划分为四种类型: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具有高价值和高独特性的人力资源活动,该活动对达到组织目标起到直接作用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应该完全内制;核心相关业务是指直接达到组织目标的日常人力资源活动,价值高而独特性低,可以选择外购先进的HR软件来运作;支持性业务是指具有企业自身特点的日常性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价值低但独特性高,可以选择与其它企业合作完成;可抛弃业务是指企业的日常事务性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适合外包。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招聘活动属于可抛弃业务,因此具有选择外包的可行性。
Scott Lever在An analysis of Managerial Motivations Behind Outsourcing Practices in Human Resources中呈现了其以美国东北部500家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者为样本所得出的调查结果。发现招聘外包更多的被中小企业采用。与外包水平相关的两个因素是法律法规影响及招聘程序与实践的变化频率。前者与招聘外包水平负相关而后者与其正相关。对于招聘外包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其他部分外包情况与相应支持之间的关系、招聘程序与实践的变化频率以及法律法规影响这三个因素影响了招聘外包的决策,前两者正相关而后者负相关。并且招聘外包水平与抱怨出现频率之间也呈现出正相关。
三、招聘外包的决策选择
上文对招聘外包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关键结论做了叙述,接下来探讨对于企业实际决策具有参考意见的环节——招聘外包的优势劣势何在?国内外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关注在于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外包的领域,对于专门的招聘职能外包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是非常多,目前主流观点仍是招聘外包的优势劣势共存,企业在考虑是否实施招聘外包的时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Glyndwr Jones和Kylie Finlayson在”’Buy or Lease’?‘Outsourcing’as a Strategic Decision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ertiary Institutions”中提出,弹性工作安排成为生产服务领域中应对变化的一种方法,为了保证工作缺位的对策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外包能够成为通过提供这种弹性,以及增加竞争力,利润最大化等目的的方法。其他益处还包括降低风险的能力,注重组织核心活动,降低管理要求等。但仍有其他学者认为为了保证与组织政策应用的一致,招聘应该内部进行。
张永生,杜丽红,王娜在“招聘外包及其在农民工招聘中的应用”中提出了招聘外包的优势与劣势,优势包括可以扩大企业宣传,服务更专业,招聘时间缩短,招聘物质成本降低以及有利于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能转变。劣势包括经营管理风险大,文化错位,承包商素质良莠不齐以及冲击企业现有人员等。实施招聘外包时应注意当:外部专业机构能够以比本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外部专业机构能够比本企业更为有效地完成工作时才采用外包,选择适合的承包商,借助于企业招聘外包委员会,注意人力资源外包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积极配合承包商的活动以及监控和评价承包商的业绩。
郑楠在“招聘外包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中认为招聘外包可以获取收益最大化即企业通过招聘外包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地控制人力资源成本,或者以同样的费用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获得专业化的服务。如广泛的招聘渠道;专业的招聘流程与方法;多种服务组合。并且通过招聘外包企业可以有效降低和转移招聘风险并且减少培训成本。
Linda K.Stroh和Deborah Treehuboff在Outsourcing HR Functions:When and When Not to Go Outside中提出招聘外包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一个主要的因素即是组织规模。大小企业采取外包都会有不同的优势,但根据IPA成功外包决策模型来看,招聘外包决策之前必须首要考虑维持公司文化。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现实情况及研究文献对招聘外包的界定、理论解释和影响因素予以综述。招聘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重要职能活动,其外包作为一种新兴潮流与趋势受到了理论界及实践领域广泛关注。但是目前理论界的关注尚未建立起权威的实践参考模型,招聘外包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遇到多种挑战,包括外包市场成熟度,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技术更新,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的影响,招聘外包是万能?还是毁灭?如何保证效率与效果的双赢,这些都是企业界和理论界需要关注的问题。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关注包括对影响招聘外包决策过程以及实施效果的关键变量的界定等。
摘要：招聘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重要职能活动,其外包作为一种新兴潮流与趋势受到了理论界及实践领域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既有文献关于招聘外包的理论诠释以及优势劣势的研究,同时对企业实施招聘外包提出了理论参考意见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篇7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
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
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
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
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
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