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咏史诗

中晚唐咏史诗（精选3篇）

中晚唐咏史诗 篇1

中晚唐咏史诗的发展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一类，是以历史为客体来抒写主体情志的诗歌。它大多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有所感慨或有所感悟而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史》，开了咏史诗的先河。至此，咏史诗的创作，便逐渐茁壮成长。直到唐代，咏史诗创作达到成熟与繁荣。

中晚唐时期，诗坛上怀古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刘禹锡、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都创作了一些怀古名篇，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种景观。在初唐时期，深重的忧患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是咏史诗一贯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 忧世之思和忧生之嗟。“忧世之思”集中表现在以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而在中、晚唐则表现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中唐是咏史怀古诗的繁荣期，不但出现大量作家作品，而且总体水平较高。此时的诗歌多吊古伤今，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怀咏，对历史古迹的凭吊，针砭时弊，寄托怀抱。刘禹锡可以说是此时咏史诗人之冠。他的《乌衣巷》《西塞山怀古》都堪称传世名作。他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嫱来”中的“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又是旧时风景，又通过“旧时月”达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兴亡变化的无限沉思。再如他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如寻常百姓家。”这个通过对 “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旧时的繁华与今日的冷清“野草花”“夕阳斜”构成一副凄凉的景象。此外，中唐的咏史诗也逐渐走向以诗议论历史人物或事件。

晚唐咏史怀古诗也尤为发达，由于政治危机的加剧和末世的逐渐到来，追忆与感伤成为此时咏史怀古诗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形式上，绝律取代古体。这个时期，李商隐与杜牧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们通常会以小见大，讽意隋唐。杜枚《过华清宫三绝句三首》，杜牧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骄奢荒淫。诗中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明皇杨贵妇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讽刺了晚唐帝国们的荒淫享乐。李商隐的《北齐》诗：“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把周师入晋阳。”两句在历史上，小怜被召幸与晋阳城陷并不在同一时间，为了突出齐后主的荒淫误国，作者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虽有悖于史，却增强了感染力和震撼力，极度表现了帝王荒淫奢侈。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咏史诗已从深厚的叙述性转入更偏重于抒情性，从而使诗更有韵味。

总的来说，中晚唐的咏史诗量多而且艺术质量较高，在中国诗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它集中体现了诗人对古史的掌握，对现实的体验，更表现了诗人们的才情和意趣，诗人通过借古讽今、以小见大，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我们在阅读咏史诗时，既可汲取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可以从诗中探求到诗人的经历，身世以及心理发展的历程，更可以在欣赏此类诗歌中得到美的享受。

中晚唐咏史诗 篇2

(一) 强烈的现实感

李商隐的咏史诗大多是以史论史, 将其六十余首诗按照与现实政治联系的方式来划分, 可以分为以古鉴今、借古喻今, 借题托讽这三种类别, 虽然表现手法略有不同, 但是都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 其表现形式也愈加隐晦, 但与现实的关系则更加直接。因而清代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认为“义山近体, 襞积重重, 长于讽谕, 中多借题摅抱, 遭时之变, 不得不隐也”。

诗人自敬宗朝步入少年时代, 从此对朝政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这在他的大量咏史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敬宗的荒德误国, 文宗的勤勉优柔, 武宗的求仙贪色, 宣宗的平庸昏愚, 李商隐均在咏史诗中有痛切的讽咏, 如《富平少侯》、《陈后宫》二首、《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隋师东》之托讽敬宗, 《咏史》 ( 历览前贤国与家 ) 之悲怀文宗, 《汉宫》、《瑶池》、《海上》、《茂陵》、《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之暗喻武宗, 等等。《北齐二首》中“晋阳已陷休回顾, 更请君王猎一围。”一句, 在程梦星的《李义山诗集笺注》中认为“此托北齐以概武宗、王才人游猎之荒淫也。”可以看出诗人将个人对时事政治的看法, 讽刺之意都用咏史的方式写出, 使之每一首都有强烈的现实感。

(二) 冷峻的讽刺性

咏史诗大多从正面赞颂, 以抒发感慨为主, 很少出现直接的讽刺, 李商隐却大量创作具有讽时色彩的咏史诗, 特别是他密切地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 以咏古代亡国之君来讥讽、揭露、批判当代昏君。他把批判的对象集中在他所生活的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以及唐朝由盛转衰的代表人物唐玄宗身上。其笔触之广, 思考之深, 态度之冷峻, 语言之辛辣, 都足以为晚唐咏史诗的代表。

唐朝由盛入衰, 对帝国衰落推原祸始, 借对唐玄宗的题咏来进行历史反思和深刻检讨成了中晚唐诗人们的一大题材。然而唐代无数咏及唐玄宗的作品中, 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 大都对唐明皇的过错加以回护, 多方掩饰。但是与以往前贤不同的是, 李商隐以其过人的政治胆识对唐玄宗进行了集中有力的揭露讽刺, 他的《马嵬》二首、《龙池》、《华清宫》二首等多首咏史诗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大胆揭露史实, 充满着对安史之乱冷峻的审视和对纵情享乐的唐玄宗的无情讽刺。《骊山有感》诗云 :“平明每幸长生殿, 不从金舆惟寿王”。这一句“不从金舆惟寿王”, 便把玄宗父夺子妻, 宫中乱伦的丑行揭露无疑。

《马嵬》二首是李商隐讥刺唐玄宗最为警策的作品。尤其是第二首, 更是传诵不衰的佳作。“海外徒闻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 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诗用倒叙, 写玄宗遣方士为杨妃招魂。以冷嘲的口吻深刺贵为天子的唐玄宗, 还不如普通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 。此诗每一联内都包含鲜明对照, 以“如何”来反问, 暗含指责玄宗的懦弱无能, 突出了李隆基荒淫所招致的悲剧后果。

(三) 独特的叙述技巧

咏史诗是以历史事实为吟咏对象的, 这就需要作家有高超的创作技巧将咏史和抒情完美结合, 使诗中的人物、事件、场景既不局限于历史事实, 又不脱离历史的基本面貌, 从而有效地将历史真实提升为艺术真实。

其中最为典型的诗作便是《北齐二首》其一, 诗人运用了时空组接的手法写出“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史料记载北齐后主宠幸小怜, 大肆淫乐, 此事与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然而诗人并没有拘泥于史实, 而是把这两件事的时间距离进行压缩, 重新调整后把两幅画面并置形成强烈反差, 给读者以直观的视觉冲击, 大大加强了讽刺的深度和力度。

到了中晚唐, 七绝成为咏史诗人最常选用的题材, 刘学锴先生认为 : “由于篇幅短小, 难以展衍叙写, 淋漓抒慨。但咏史诗因事兴感, 抚事寄慨的特点又使它不能离开必要的叙事描写和抒情议论。”【2】受篇幅限制, 咏史诗对于写作技巧的要求更为严苛, 情节场景要蕴含恰如其分的深刻和典型。如《楚宫》中“朝云暮雨长相接, 犹自君王恨见稀”, 《贾生》中的“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都从一点延伸出深刻的政治主题。诗人巧妙地运用对比、设问、反问、典故等多种手法把自己地情感或隐或显或直或婉地表达出来, 如《梦泽》、《隋宫》都是如此。

沈德潜《唐诗别裁》本着“观民风, 考得失, 非为艳情也。”【3】的观点, 对李商隐的《锦瑟》、《无题》一概不收, 而对于长于讽谕的咏史诗大加赞赏, 仅七律一体, 收李诗20首, 其中咏史诗即占大半。足可见咏史诗是李诗中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部分之一, 为咏史诗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1]林庚:《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 1958

2[2]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文学遗产1993, 1

简论左思咏史诗 篇3

关键词：咏史 咏怀 建安风骨

一

最早以咏史诗命名的当推东汉班固的五言《咏史》。钟嵘在《诗品·总论》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1]班固的这首《咏史》几乎用的是史事的叙事手法，我们很难窥视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和感情。因此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无法与左思《咏史》相比，但不难看出后者对前者的承袭。清人何焯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太冲多自虑胸臆，乃又其变。”[2]从咏史诗的发展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为正体，以“自抒胸臆”为变体。前人的咏史诗虽有咏怀成分，但偏重于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把历史现象、经验与个人的现实遭遇、情感体验如此成功的结合在一起，始自左思。刘熙载《艺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3]所谓“论体”，重在议论。惟有采用议论方式，才能坦率咏怀。诗人把议论融于形象，使作品富于感情。不管是回顾过去，还是面对现实或驰想未来，一切理想和雄图的表述，都紧紧地扣合着激发人们想象的具体事物。每首诗中，诗人的自我都得到了升华。

张玉谷所言：“（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以史实证之。或先述史实，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与史实暗合。或止述史实，与己意默寓。”[4]诗人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从容调度，纯熟而自然地直抒胸臆，名咏史，实咏怀。如《咏史》第一首，直抒胸臆，把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与慷慨抒写无遗。第二首“郁郁涧底松”里，一边是赫赫洋洋的金日磾和张汤，一边是年老官微的冯唐。对比了他们的悬殊地位，这样“蹑高位”和“沉下僚”的具体事例有了，“由来非一朝”的铁证也昭然若揭。在《咏史》第三、五、六三首中，左思歌颂了段干木、鲁仲连、许由、荆轲、高渐离等高节之士的情操。鲁仲连建有功业，诗人景仰；许由不慕功名，自甘退隐，作者追慕；荆轲、高渐离傲岸世俗更为太冲赞赏。第四首诗中，作者表示愿以扬雄为准的，著论辞赋，希以“立言”求“不朽”。第七、八首中，诗人“直举胸情”，诉尽寒士的悲辛。

由此可见，左思所关注的不只是事件所蕴含的得失意义及道德评价，而是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通过历史上的人、事来抒发，这样的咏史诗往往有所寄托，他把历史人物作类的归纳以探讨寒士的命运与出路，从中获取的不是某件事的具体教训，而是抉择生活道路的启示。这使他的《咏史》超出事件的限制而真正具有“史”的意味。

二

左思是西晋杰出的文学家。他是当时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的不良风尚中重振建安风骨的唯一诗人。钟嵘评其诗“出于公干”，[5]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说“又协左思风力”[6]，“风力”与“风骨”相近。可见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建安风骨之意。钟嵘还说他的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7]，也批评他“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8]。这固然是囿于齐梁时尚，但我们从中可知钟氏所谓“左思风力”并非指其诗的文采，而主要就其内容而言。很显然，左思不像以前的咏史诗人那样，只在客观铺叙史事中略见自己的意旨，而是能慷慨地以古人自喻，做到了咏史而己之情性俱见。他的咏史诗具有强烈的抒发性。再加之他恰当而变化多端地以史实作为抒怀的素材，这就使他奔放热烈的感情能多角度地自由迸发。故他的咏史诗典而怨，精而切，得讽喻之致。其建安遗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在咏叹古人古事中抒发了自己慷慨敷昂、高洁不凡的功业理想

咏史第一首，叙写自己早年的文才武略、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铅刀虽钝，犹贵一割，为国捐躯，何等慷慨。一“眄”一“盼”，一“澄”一“定”，表现了他为国立功的勃勃雄心。“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与渴求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建安诗人曹子建何等相似。

（二）无情的批判了黑暗的现实

如果说前面抒发的理想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那么咏史其二则是他对当时门阀世族的直接揭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涧底松喻受屈的寒士，山上苗喻依仗门第世代为官的士族。通过比兴，揭露了当时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指出了这种历史悠久的根源。“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观今鉴古，全诗洋溢着强烈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西晋时代，在门阀世族制统治下，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左思着他的身世之感，同时还替古人发了牢骚。如果说曹操的《蒿里行》是用民歌体的形式反映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现实，是“汉末实录”，是“史诗”，那么，左思以咏史诗的形式展现了魏晋门阀制下庶士受压的历史。他在兴寄讽喻中嵌进史材，咏史以咏怀，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建安风骨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左思作品中抒发了高洁不凡的人格理想，鲜明地提出了评价人物的独特标准——尊重“寒士”，追随“隐士”，钦佩“侠士”，倾慕“达士”。

咏史其四，以赋的手法铺写京城的豪贵繁华和扬雄穷居著书的寂寞，表现了对寒士的崇高评价。清人何焯说：“此首言地势既非，立功难觊， 则柔翰固在，潜于篇籍，以章厥身者，乃吾师一也。”[9]指出了左思在“铅刀一割”的理想没有实现之后，力图“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以寂寞寒士自况。左思的确有与扬雄类似的经历。公元272年，他送妹入京而迁居洛阳。当时著名文人陆机听到左思想作《三都赋》就讥笑他说：“此间有绝父欲为此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但左思仍穷居著书，赋成之初，时人看不起，最后左思请有高誉的皇甫谧为之作序延誉，终于使得“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由此可见，左思对历史上的寒士的崇高估价渗透了他个人独特的身世之感，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豪贵士族的蔑视。

咏史其八抒发了作者认清黑暗现实后产生的愤嫉和绝望。他反对苏秦、李斯之辈的暴兴暴亡，主张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虽于反抗黑暗现实是消极的，但与那些虚伪狡诈、逐鹿荣华的人相比，就高洁得多了。左思独善其身的归隐思想是真率自然的感情流露。他能在污浊的现实中坚持独立的人格，正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骨气的真实表现。

综上所述，左思咏史诗能直抒胸臆而不颓废，抒发感情时有《古诗十九首》那样的真率自然，而去其庸俗颓废的糟粕。整组咏史诗达到了历史感、现实感和身世之感的统一，洋溢着向上的情调，托史抒怀，使人感到风力内充，有建安诗人“骨气奇高”、“慷慨悲凉”的风骨。

注释：

[1][5][6][7][8]周振甫：《〈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别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2006年版。

[2][9][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清]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清]张玉谷：《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