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期肝细胞癌（共8篇）
中晚期肝细胞癌 篇1
肝细胞癌在早期不易被察觉, 而晚期手术切除治疗时机丧失, 因此探讨有效的手段提高治疗效果,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有着显著的临床意义。肝动脉化疗栓塞为临床治疗无法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细胞癌的有效手段, 然而远期效果不能令人满意[1], 联合伽马刀治疗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为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伽马刀序贯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的临床效果, 作者对本院近两年收治的90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 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2010年9月~2012年9月收治的90例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 其中男50例, 女40例, 年龄50~89岁, 平均年龄 (67.45±4.77) 岁, 其中结节型21例, 巨块型69例, Child-pugh分级:A级78例, B级12例, ECOG评分:0分22例, 1分41例, 2分27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中的相关诊断标准, 排除严重肝硬化失代偿期、肝癌破裂及远处转移患者, 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参考组, 各45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考组采用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 Seldinger技术操作, 患者均采用局部麻醉, 经股动脉穿刺插管, 成功穿刺后, 将5 F导管置入, 并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SA) 系统进行监视, 选择性给予肝动脉插管、腹腔干动脉插管造影, 之后插管至肿瘤供血动脉部位将化疗药物混悬剂[丝裂霉素 (MMC) 10 mg/m2、5-氟尿嘧啶 (5-Fu) 1.0 mg/m2, 阿霉素 (ADM) 40 mg/m2) ]注入, 超液化碘油10 ml。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同时采用伽马刀序贯治疗, 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7~14 d后, 给予伽马刀治疗, 患者采取平卧体位, 范围为膈顶上3 cm到肝下缘下3 cm, 经CT螺旋扫描, 准确肿瘤体积后描画出来, 将需要保护的器官进行标记, 治疗计划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 经50%~80%剂量曲线包绕肿瘤体积, 靶周剂量设置为25~40 Gy, 分割剂量设置为2.5~4.0 Gy, 1次/d, 每周连续治疗5次, 连续治疗8~15次, 具体根据患者病情确定。
1.3 疗效判定标准[2]
根据WHO标准对治疗效果进行判定。显效:肿瘤体积至少缩小50%;有效:肿瘤体积缩小25%~50%;稳定:肿瘤体积减少25%内, 然而未出现新病灶或者病灶未增加, 至少持续1个月;无效:肿瘤体积增加25%以上。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稳定) /总例数×100%。观察两组的1、2年生存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实施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实施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显效21例, 有效14例, 稳定8例, 无效2例, 治疗总有效率为95.6%, 参考组治疗后显效14例, 有效12例, 稳定10例, 无效9例, 治疗总有效率为80.0%,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观察组患者1、2年死亡率及生存率均优于参考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注:两组1、2年死亡率及生存率比较, P<0.05
2.3 观察组治疗期间出现5例呕吐恶心, 参考组治疗期间出现4例呕吐恶心,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肝细胞癌为临床常见的原发性癌症,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其已经在全球癌症发病率中占第5位, 同时疾病发生率及患者死亡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尤其是男性患者, 肝细胞癌的死亡率更高[3]。原发性肝癌早期发病患者无显著症状, 因此明确诊断及治疗时多为中晚期, 最佳手术时间已经丧失, 患者需要辅助化疗等抵抗疾病进展, 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是目前临床首选手段, 肝动脉、门静脉对肝细胞癌双重供血,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后, 正常肝组织的血供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较为安全, 然而由于门静脉具有供血作用, 因此在栓塞治疗后, 部分浸润细胞、肿瘤细胞及肝内转移细胞仍然处于存活状态, 癌细胞可出现远处转移或者局部复发, 效果并不显著[4]。
伽马刀为填充式三维适形放疗方法, 精确立体定向后, 高剂量照射肿瘤靶区, 从而诱导肿瘤病灶区血管变性, 靶区供血明显减少, 有效射杀肿瘤细胞, 同时正常肝组织因为不受严重照射, 因此基本无损伤。且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能够缩小肿瘤体积, 伽马刀的照射范围显著减少, 正常肝组织受到的损伤较小, 化疗的敏感性明显增强, 伽马刀的杀灭作用更加明显。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大于参考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观察组1、2年内存活率均明显大于参考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期间观察组与参考组均仅出现轻微呕吐、恶心等不良反应, 经积极治疗后症状消失,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综上所述, 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伽马刀序贯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效果显著, 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同时患者可耐受, 可作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 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与伽玛刀序贯联合疗法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的效果。方法 90例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参考组, 各45例, 两组患者均接受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伽玛刀序贯治疗, 分别在治疗结束后1、2年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观察,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及治疗后1、2年生存率均明显大于参考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参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伽马刀序贯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近期与远期效果均显著, 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同时患者耐受良好。
关键词：肝动脉化疗栓塞,伽马刀序贯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1]郑家平, 邵国良, 罗君, 等.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安全性和预后因素分析.介入放射学杂志, 2014, 23 (3) :222.
[2]张磊, 李勇.中晚期肝细胞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熊去氧胆酸护肝利胆作用的研究.实用医学杂志, 2011, 27 (22) :4129.
[3]李勇, 黄建文, 陆骊工.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的临床分析.中华医学杂志, 2010, 90 (31) :2187.
[4]徐爱兵, 沈茜, 田思源, 等.索拉非尼对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近期生活质量的影响.肿瘤防治研究, 2013, 40 (12) :1187.
中晚期肝细胞癌 篇2
【关键词】 肝细胞癌；肝胆管细胞癌；CT特点
【中图分类号】R44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4）24-0112-02
肝细胞癌及肝胆管细胞癌是原发性肝癌的常见类型，对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进行正确诊断，能够帮助医生制定更科学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分别对肝HCC患者及肝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CT扫描，并总结两种疾病的CT诊断特点。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于我院就诊的肝细胞癌患者30例为HCC组，另选取同期来院治疗的肝胆管细胞癌患者30例作为肝胆管癌组。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且经过术后病理学检查后确诊[1]。HCC组中男性16例，女性14例，患者年龄26～62岁，平均年龄（439±27）岁；肝胆管癌组患者中男性17例，女性13例，患者年龄29～65岁，平均年龄（445±26）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使用CT机（美国GE公司生产的CT/e型CT扫描机）进行扫描，扫描范围为膈顶位置至肝脏下缘部位，具体步骤为：①首先进行全肝平扫；②平扫后静脉注射碘海醇对比剂100ml，注入速率为4～5ml/s；③注入完毕后的20～30s及65～75s后分别进行螺旋CT动脉期及门脉期全肝扫描；④增强扫描后进行延迟扫描，延迟时间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确定，一般为7～15min。扫描层厚均为8mm，部分病灶较小的患者进行35mm薄层扫描。
13 疗效判断标准[2] 根据患者的CT扫描结果，统计两组患者中发生肝内转移、胆管结石的病例数，并分别统计早期强化及延迟强化的患者数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本次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HCC组中有8例（267%）表现出肝内转移，1例（33%）患者有胆管结石，患者多为早期强化；肝胆管癌组患者中有2例（67%）患者有肝内转移，6例（200%）有胆管结石，延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较大。上述三项指标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见表1。
3 讨论
肝胆管细胞癌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患者多伴有慢性胆管炎或胆管结石等合并症，有研究推断其发病原因与胆管系统的炎性反应有关[3]。肝胆管细胞癌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的特异性，实验室检查缺乏特异性的确诊指标，患者容易延误最佳治疗时机。CT扫描能够及早发现病症的间接征象，为病症确诊提供条件。因此，分析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31 平扫结果 HCC组患者的病灶部位均呈现出低密度圆形或类圆形区域，有明显的占位效应，且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间的界限不明，肿瘤发生肝内转移的可能性较高，肝门部位病变患者的肝脏边缘部位有不同程度隆起；胆管细胞癌患者的CT影像学资料显示，病灶大多为低密度片状区，肝脏边缘有不同程度的凹陷。本研究结果显示HCC组患者中发生肝内转移的患者比例为267%，远高于肝胆管癌组的67%。
32 增强及延迟扫描的差异性 HCC为血供良好的肿瘤类型，血供来源的90%为肝动脉；另有10%的血供来自门静脉[4]。CT增强扫描的早期结果显示：①病灶区有明显的环状强化，强化区域缺乏规律性，且肝动脉的内径明显增大；②门脉期病灶部位的强化效果变弱，直径超过6cm的病变区域中包括有不规则的组织坏死区域。同时，延迟扫描未表现出强化特点。肝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增强扫描特点有：①动脉期的肝脏边缘呈环形或延伸进肿瘤内，导致增强区域呈锥形；②病灶周围有异常灌注现象，且中心区域未坏死组织的强化结果不具有定型特点；③门脉期影像学特点显示，增强幅度减弱，强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扫描范围内的胆管区域存在明显结石。本次研究中，HCC患者的早期强化率为767%，明显高于肝胆管癌组。此外，除了较为特殊的肝门区病变或肝内胆管扩张等病变类型外，其它HCC患者有胆管结石或钙化现象的可能性较低。本次研究结果显示，HCC组患者中有胆管结石的患者数量为1例。因此，影像学医师可通过观察早期强化图像中的病灶区域形状、门脉期病灶强化范围是否扩大及是否存在胆管结石，并注意延迟扫描图像中是否有强化特点等，对肝HCC和肝胆管细胞癌进行鉴别诊断。
综上所述，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特点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胆管结石、肝内转移及强化阶段差异等方面，临床诊断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王滨，乔慧洁，于德新，等.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螺旋CT增强特征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及VEGF表达的相关性[A].第二届放射青年医师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全国MR功能成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2]胡晓燕.18F-FDG PET/CT显像对肝细胞癌与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的比较研究[D].2011.
[3]雷晓锋.肝内胆管细胞癌与肝细胞癌临床特征的对比研究并4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报告[D].2012.
[4]杨丽，马存文，韩丹.肝内型胆管细胞癌与肝细胞癌CT表现对比分析[J].中外医疗，2008，27（2）：12-13.endprint
【摘 要】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鉴别诊断。方法：选取肝HCC患者30例为HCC组，另选取同期收治的肝胆管细胞癌患者30例为肝胆管癌组，比较两组患者的CT特点。结果：HCC组中有8例表现出肝内转移，1例有胆管结石，早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为767%；肝胆管癌组患者中有2例患者有肝内转移，6例有胆管结石，延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较大。三项指标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鉴别要点主要在于是否发生肝内转移及胆管结石，同时两者的强化阶段存在差异，必须在临床工作中引起重视。
【关键词】 肝细胞癌；肝胆管细胞癌；CT特点
【中图分类号】R44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4）24-0112-02
肝细胞癌及肝胆管细胞癌是原发性肝癌的常见类型，对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进行正确诊断，能够帮助医生制定更科学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分别对肝HCC患者及肝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CT扫描，并总结两种疾病的CT诊断特点。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于我院就诊的肝细胞癌患者30例为HCC组，另选取同期来院治疗的肝胆管细胞癌患者30例作为肝胆管癌组。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且经过术后病理学检查后确诊[1]。HCC组中男性16例，女性14例，患者年龄26～62岁，平均年龄（439±27）岁；肝胆管癌组患者中男性17例，女性13例，患者年龄29～65岁，平均年龄（445±26）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使用CT机（美国GE公司生产的CT/e型CT扫描机）进行扫描，扫描范围为膈顶位置至肝脏下缘部位，具体步骤为：①首先进行全肝平扫；②平扫后静脉注射碘海醇对比剂100ml，注入速率为4～5ml/s；③注入完毕后的20～30s及65～75s后分别进行螺旋CT动脉期及门脉期全肝扫描；④增强扫描后进行延迟扫描，延迟时间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确定，一般为7～15min。扫描层厚均为8mm，部分病灶较小的患者进行35mm薄层扫描。
13 疗效判断标准[2] 根据患者的CT扫描结果，统计两组患者中发生肝内转移、胆管结石的病例数，并分别统计早期强化及延迟强化的患者数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本次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HCC组中有8例（267%）表现出肝内转移，1例（33%）患者有胆管结石，患者多为早期强化；肝胆管癌组患者中有2例（67%）患者有肝内转移，6例（200%）有胆管结石，延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较大。上述三项指标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见表1。
3 讨论
肝胆管细胞癌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患者多伴有慢性胆管炎或胆管结石等合并症，有研究推断其发病原因与胆管系统的炎性反应有关[3]。肝胆管细胞癌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的特异性，实验室检查缺乏特异性的确诊指标，患者容易延误最佳治疗时机。CT扫描能够及早发现病症的间接征象，为病症确诊提供条件。因此，分析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31 平扫结果 HCC组患者的病灶部位均呈现出低密度圆形或类圆形区域，有明显的占位效应，且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间的界限不明，肿瘤发生肝内转移的可能性较高，肝门部位病变患者的肝脏边缘部位有不同程度隆起；胆管细胞癌患者的CT影像学资料显示，病灶大多为低密度片状区，肝脏边缘有不同程度的凹陷。本研究结果显示HCC组患者中发生肝内转移的患者比例为267%，远高于肝胆管癌组的67%。
32 增强及延迟扫描的差异性 HCC为血供良好的肿瘤类型，血供来源的90%为肝动脉；另有10%的血供来自门静脉[4]。CT增强扫描的早期结果显示：①病灶区有明显的环状强化，强化区域缺乏规律性，且肝动脉的内径明显增大；②门脉期病灶部位的强化效果变弱，直径超过6cm的病变区域中包括有不规则的组织坏死区域。同时，延迟扫描未表现出强化特点。肝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增强扫描特点有：①动脉期的肝脏边缘呈环形或延伸进肿瘤内，导致增强区域呈锥形；②病灶周围有异常灌注现象，且中心区域未坏死组织的强化结果不具有定型特点；③门脉期影像学特点显示，增强幅度减弱，强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扫描范围内的胆管区域存在明显结石。本次研究中，HCC患者的早期强化率为767%，明显高于肝胆管癌组。此外，除了较为特殊的肝门区病变或肝内胆管扩张等病变类型外，其它HCC患者有胆管结石或钙化现象的可能性较低。本次研究结果显示，HCC组患者中有胆管结石的患者数量为1例。因此，影像学医师可通过观察早期强化图像中的病灶区域形状、门脉期病灶强化范围是否扩大及是否存在胆管结石，并注意延迟扫描图像中是否有强化特点等，对肝HCC和肝胆管细胞癌进行鉴别诊断。
综上所述，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特点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胆管结石、肝内转移及强化阶段差异等方面，临床诊断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王滨，乔慧洁，于德新，等.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螺旋CT增强特征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及VEGF表达的相关性[A].第二届放射青年医师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全国MR功能成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2]胡晓燕.18F-FDG PET/CT显像对肝细胞癌与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的比较研究[D].2011.
[3]雷晓锋.肝内胆管细胞癌与肝细胞癌临床特征的对比研究并4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报告[D].2012.
[4]杨丽，马存文，韩丹.肝内型胆管细胞癌与肝细胞癌CT表现对比分析[J].中外医疗，2008，27（2）：12-13.endprint
【摘 要】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鉴别诊断。方法：选取肝HCC患者30例为HCC组，另选取同期收治的肝胆管细胞癌患者30例为肝胆管癌组，比较两组患者的CT特点。结果：HCC组中有8例表现出肝内转移，1例有胆管结石，早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为767%；肝胆管癌组患者中有2例患者有肝内转移，6例有胆管结石，延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较大。三项指标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鉴别要点主要在于是否发生肝内转移及胆管结石，同时两者的强化阶段存在差异，必须在临床工作中引起重视。
【关键词】 肝细胞癌；肝胆管细胞癌；CT特点
【中图分类号】R44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4）24-0112-02
肝细胞癌及肝胆管细胞癌是原发性肝癌的常见类型，对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进行正确诊断，能够帮助医生制定更科学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分别对肝HCC患者及肝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CT扫描，并总结两种疾病的CT诊断特点。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于我院就诊的肝细胞癌患者30例为HCC组，另选取同期来院治疗的肝胆管细胞癌患者30例作为肝胆管癌组。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且经过术后病理学检查后确诊[1]。HCC组中男性16例，女性14例，患者年龄26～62岁，平均年龄（439±27）岁；肝胆管癌组患者中男性17例，女性13例，患者年龄29～65岁，平均年龄（445±26）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使用CT机（美国GE公司生产的CT/e型CT扫描机）进行扫描，扫描范围为膈顶位置至肝脏下缘部位，具体步骤为：①首先进行全肝平扫；②平扫后静脉注射碘海醇对比剂100ml，注入速率为4～5ml/s；③注入完毕后的20～30s及65～75s后分别进行螺旋CT动脉期及门脉期全肝扫描；④增强扫描后进行延迟扫描，延迟时间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确定，一般为7～15min。扫描层厚均为8mm，部分病灶较小的患者进行35mm薄层扫描。
13 疗效判断标准[2] 根据患者的CT扫描结果，统计两组患者中发生肝内转移、胆管结石的病例数，并分别统计早期强化及延迟强化的患者数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本次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HCC组中有8例（267%）表现出肝内转移，1例（33%）患者有胆管结石，患者多为早期强化；肝胆管癌组患者中有2例（67%）患者有肝内转移，6例（200%）有胆管结石，延迟强化患者所占比例较大。上述三项指标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见表1。
3 讨论
肝胆管细胞癌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患者多伴有慢性胆管炎或胆管结石等合并症，有研究推断其发病原因与胆管系统的炎性反应有关[3]。肝胆管细胞癌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的特异性，实验室检查缺乏特异性的确诊指标，患者容易延误最佳治疗时机。CT扫描能够及早发现病症的间接征象，为病症确诊提供条件。因此，分析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31 平扫结果 HCC组患者的病灶部位均呈现出低密度圆形或类圆形区域，有明显的占位效应，且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间的界限不明，肿瘤发生肝内转移的可能性较高，肝门部位病变患者的肝脏边缘部位有不同程度隆起；胆管细胞癌患者的CT影像学资料显示，病灶大多为低密度片状区，肝脏边缘有不同程度的凹陷。本研究结果显示HCC组患者中发生肝内转移的患者比例为267%，远高于肝胆管癌组的67%。
32 增强及延迟扫描的差异性 HCC为血供良好的肿瘤类型，血供来源的90%为肝动脉；另有10%的血供来自门静脉[4]。CT增强扫描的早期结果显示：①病灶区有明显的环状强化，强化区域缺乏规律性，且肝动脉的内径明显增大；②门脉期病灶部位的强化效果变弱，直径超过6cm的病变区域中包括有不规则的组织坏死区域。同时，延迟扫描未表现出强化特点。肝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增强扫描特点有：①动脉期的肝脏边缘呈环形或延伸进肿瘤内，导致增强区域呈锥形；②病灶周围有异常灌注现象，且中心区域未坏死组织的强化结果不具有定型特点；③门脉期影像学特点显示，增强幅度减弱，强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扫描范围内的胆管区域存在明显结石。本次研究中，HCC患者的早期强化率为767%，明显高于肝胆管癌组。此外，除了较为特殊的肝门区病变或肝内胆管扩张等病变类型外，其它HCC患者有胆管结石或钙化现象的可能性较低。本次研究结果显示，HCC组患者中有胆管结石的患者数量为1例。因此，影像学医师可通过观察早期强化图像中的病灶区域形状、门脉期病灶强化范围是否扩大及是否存在胆管结石，并注意延迟扫描图像中是否有强化特点等，对肝HCC和肝胆管细胞癌进行鉴别诊断。
综上所述，肝HCC与肝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特点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胆管结石、肝内转移及强化阶段差异等方面，临床诊断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王滨，乔慧洁，于德新，等.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螺旋CT增强特征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及VEGF表达的相关性[A].第二届放射青年医师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全国MR功能成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2]胡晓燕.18F-FDG PET/CT显像对肝细胞癌与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的比较研究[D].2011.
[3]雷晓锋.肝内胆管细胞癌与肝细胞癌临床特征的对比研究并4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报告[D].2012.
中晚期肝细胞癌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选取2011年3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88例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 其中男51例, 女37例, 年龄36~71 (58.72±10.36) 岁;Ⅲ期82例, Ⅳ期6例。所有入选研究对象均经肝穿刺细胞学检查、血清肿瘤标志物CA19￣9检查以及CT和MRI等影像学资料最终确诊为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 严格排除心、肺、肝、肾等全身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患者, 并且卡氏 (Karnofsky) 评分均在80分以上, 预期生存周期均在3个月以上。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44例。两组性别和年龄等一般资料等方面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研究组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采用替吉奥与奥沙利铂的联合药物治疗, 具体给药方法和给药剂量:第1~14d, 替吉奥胶囊40mg/m2, 分别于早晚餐后分2次用温开水送, ;第1d, 奥沙利铂注射液130mg/m2, 静脉滴注2h, 3w为1个治疗周期。对照组患者采用5￣氟尿嘧啶与顺铂联合治疗:第1~5d, 5￣Fu 500mg, 静脉滴注;第1~5d, 顺铂注射液20mg/m2, 静脉滴注, 4w为1个治疗周期。治疗过程中, 两组患者均应用5￣羟色胺受体拮抗类药物进行呕吐的预防, 并给予保肝、抑酸、增强免疫等一般支持性治疗, 同时采用维生素B1、B6对铂类抗癌药的神经毒性进行预防和治疗。临床主管医生可根据两组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具体病情的实际变化, 分别对给药剂量和用药周期进行科学的调整, 2个治疗周期后分别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1.3 评价指标
分别对两组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临床治疗改善情况、生存质量改善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其中临床治疗改善情况采用美国癌症研究所制定的实体肿瘤RECIST疗效标准进行评定[2]:完全缓解 (CR) :经治疗后患者病灶完全消失, 至少维持4w;部分缓解 (PR) :经治疗后患者肿瘤缩小30%以上, 至少维持4周;无变化 (NC) :经治疗后患者肿瘤缩小不及30%或增大未超过20%;进展 (PD) :经治疗后患者病变增大20%以上或出现新病变。其中生存质量改善情况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研制的生活质量测定量表进行评估[3], 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整体功能。标准分为0~100分, 功能指标的得分越高, 表示生存质量状况越好。其中不良反应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抗癌药急性与亚急性毒副反应分度标准进行评定[2]。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本次临床研究数据均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 其中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改善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总有效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研究组无变化率、疾病控制率、进展率均优于对照组, 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改善情况比较
研究组躯体功能评分、角色功能评分、认知功能评分、情绪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分、整体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贫血、脱发、静脉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目前, 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是临床上仅次于肝细胞癌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 其肿瘤大多起源于机体肝内小胆管或末梢胆管上皮组织[4]。一般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在临床确诊时, 大部分已经处于无法手术的癌症晚期, 故预后效果较差, 且中位生存周短亦相对较短。近年来, 化疗已成为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而氟尿嘧啶联合奥沙利铂则被公认为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标准化经典治疗方案。由于氟尿嘧啶持续性输入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弊端, 故筛选和确定口服氟尿嘧啶类化疗药物已成为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治疗的关键。
本研究特对我院所收治的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了不同模式的化疗方案, 通过临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两组患者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总有效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研究组无变化率、疾病控制率、进展率均优于对照组, 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研究组躯体功能评分、角色功能评分、认知功能评分、情绪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分、整体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研究组贫血、脱发、静脉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此可见, 替吉奥联合奥沙利铂对于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明显改善生存质量以及减少不良反应, 可作为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较为理想的联合化疗方案, 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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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肝细胞癌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2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Ⅰ、Ⅱ期肝细胞癌患者17例, 年龄38~72岁, 平均年龄55岁;Ⅲ、Ⅳ期肝细胞癌患者20例, 年龄35~65岁, 平均年龄51岁。对照组40例均为良性肿瘤患者, 年龄29~69岁, 平均年龄45岁。以上两组病例均经病理组织学证实。选取同期健康体检50例为正常对照组。肝细胞癌组于化、放疗及手术治疗前采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 而对照组则抽取空腹静脉血2 m L进行检测。
1.2 方法
T淋巴细胞亚群 (CD4、CD8) 、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均采用流式细胞计数仪检测法检测。根据试剂盒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说明书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 各组间数据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NK细胞百分比分别明显低于良性肿瘤患者, 见表1。
注:与良性肿瘤组、正常对照组比较:均★P<0.05, 均★★P<0.01
2.2 Ⅲ、Ⅳ期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 NK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Ⅰ、Ⅱ期患者 (P<0.05) , 见表2。
注:与Ⅰ、Ⅱ期比较:★P<0.05, ★★P<0.01
3 讨论
机体的抗肿瘤免疫机制以细胞免疫为主, T细胞亚群是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细胞群, 包括CD4+T辅助细胞和CD8+细胞毒性T细胞 (CTL) 两个亚群。其标志主要有以下3种:CD3存在于所有的T细胞中, CD4存在于辅助性T细胞中, CD8存在于CTL中。故以上3种临床上常用于T细胞的鉴定。CD4+T辅助细胞并不能直接识别肿瘤细胞, 只是辅助其他免疫细胞分化和调节免疫应答 (促进和抑制) [1]。CTL则可以通过释放穿孔素、颗粒酶来特异性直接杀伤靶细胞。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是检测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 它总体反应机体当前的免疫功能、状态和平衡水平, 并可以辅助诊断某些疾病, 如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恶性肿瘤、血液病、变态反应性疾病等, 对分析其发病机制, 观察疗效及预后有重要意义[2]。本研究中, 肝细胞癌组的CD4、CD8均明显低于良性肿瘤组和正常对照组, 而随着肝癌病程的进展, 上述两指标值也明显降低。且CD4/CD8比值与CD4和CD8的变化趋势一致, 说明T淋巴细胞CD4/CD8比值在反映机体免疫状态方面是可靠和敏感的。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余慧青
近年来, 非特异性抗肿瘤免疫细胞如NK细胞等也日益受到重视。NK细胞介导天然免疫应答, 它不依赖抗体和补体, 既可以通过NK细胞上的Fas L分子与肿瘤细胞上的Fas结合启动肿瘤细胞的凋亡途径, 又可以通过释放穿孔素、颗粒酶来直接杀伤靶细胞。然而, 肿瘤细胞亦可产生前列腺素E2 (PGE2) , 来抑制NK的活性。因此, 多数肿瘤患者NK细胞活性都比较低下[3]。本研究中, 肝细胞癌组的NK细胞数量均要明显少于良性肿瘤组与正常对照组, 且随着肝癌病程进展, NK细胞数量也越少。
综上所述, 在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中, CD4细胞数量明显减少、CD8细胞数量明显增加, 使得CD4/CD8比值显著降低, 同时伴随有NK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说明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处于免疫抑制状态, 不能有效识别和杀伤突变细胞, 形成了肿瘤的生长转移。且随着肿瘤进展, 细胞免疫功能越弱, 进一步引起肿瘤恶化并持续削弱细胞免疫功能。
摘要：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测定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法对37例肝细胞肝癌患者、40例肝脏良性肿瘤患者和50例正常对照的血样进行检测并作对比分析。结果 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及NK细胞百分比分别明显低于良性肿瘤患者。Ⅲ、Ⅳ期肝细胞癌患者CD4+、CD4+/CD8+比值及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Ⅰ、Ⅱ期患者 (P<0.05) 。结论 细胞免疫功能的检测对肝细胞癌患者的综合治疗提供了参考,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细胞免疫,检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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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峻梅, 张正伟, 刘晓平, 等.肺癌患者细胞免疫的改变及临床意义[J].四川肿瘤防治, 1999, 12 (3) :18.
中晚期肝细胞癌 篇5
领导这一研究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 (Y.M.Dennis Lo) 教授。卢煜明教授是分子生物学的临床应用专家, 尤其致力于人体内血浆DNA和RNA的研究。卢教授早在1997年就发现了孕妇外周血中存在漂流的胎儿DNA, 并发展出了一套新技术来准确分析和度量母亲血浆内的胎儿DNA, 被誉为无创产前诊断的奠基人。2013年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延伸阅读:卢煜明教授PNAS发表测序新成果) 。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 其中90%为肝细胞癌, 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肝癌起病隐袭, 早期诊断困难, 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中晚期, 且约90%的患者被诊断为肝癌时已是中晚期, 而丧失手术机会。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肝癌诊断标记物为甲胎蛋白, 简称AFP。然而, AFP诊断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并不十分理想。在妊娠妇女、急慢性肝炎、生殖腺肿瘤和胃肠道肿瘤等人群中AFP亦可能升高。约40%的肝癌患者AFP并不升高, 呈AFP阴性。因此, 找到特异性和敏感性的肝癌诊断新方法迫在眉睫。
1948年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循环DNA, 癌症患者的循环DNA则发现于1977年。在那之后又过了17年, 人们才发现这些DNA含有癌症的标志性突变, 说明它们来自于肿瘤。当癌细胞破裂和死亡之时, 会释放出循环肿瘤DNA (ct DNA) 等内容物, 这些ct DNA基因组片段漂浮在血液之中。
分析ct DNA为通过液体活检标本来实现实体瘤评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它的临床潜力, 但对于这些ct DNA许多方面的生物特性却仍不是很清楚。就这些血浆DNA分子的大小而言, 许多研究报道称发现了延长的肿瘤源性血浆DNA, 而另一些研究的证据则表明肿瘤释放出了缩短的血浆DNA分子。
在这篇新文章中, 作者们报告称对90名肝癌患者、67名慢性乙肝患者、36名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以及32名健康对照人群的血浆DNA大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采用大规模平行测序以单碱基分辨率, 在全基因组水平上测量了血浆DNA的大小。研究人员通过染色体臂水平z-score分析 (CAZA) 进一步鉴别了这些肿瘤源性的血浆分子, 以检测它们的特异性大小情况。
他们证实在肝癌患者的血浆中存在着数组异常长和短的DNA分子。这些短DNA倾向于携带着一些肿瘤相关的拷贝数异常。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在肝癌患者的血浆中线粒体DNA的量增高。这些分子比血浆中的核DNA要短得多。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CT诊断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8例中男性17例, 女性11例, 年龄37~73岁, 平均55岁。上腹部疼痛不适19例, 发热7例, 黄疸6例, 触及上腹部包块12例。11例曾作肝内胆管取石术, 7例有2次以上手术史, 最多者6次。结石病病史1~30年不等, 平均7年。全部病例甲胎蛋白 (AFP) 均为阴性, 转氨酶升高6例。
1.2 CT扫描方法:13例采用Somatom plus4型螺旋CT机扫描, 15例采用GE prospeed II型螺旋CT机扫描。28例均行CT平扫, 其中7例因胆管结石未行CT增强扫描, 其余病例均行CT增强扫描。经肘前静脉团注, 速率为3.0 ml/s, 造影剂300 mg/ml欧乃派克100 ml, X线准直宽10 mm, 螺距比1∶1。其中动脉期从注药后25 s开始扫描, 门静脉期为65 s, 11例在扫描结束后延迟在病灶最大层面重复扫描, 观察病灶及肝实质密度变化。
2 结果
28例CT平扫均表现为低密度灶, 病变内或周围可见胆管扩张16例。其中病灶位于肝左叶19例, 右叶9例。肿瘤直径4~13 cm不等, 17例病灶呈分叶状, 8例呈类圆形。21例边缘模糊, 7例边界较清, 瘤内CT值9~32 Hu, 瘤周CT值40~54 Hu。11例低密度病灶内隐约可见条索状或分支状更低密度影。局部肝轮廓膨隆9例;局部肝叶萎缩, 肝包膜回缩征15例。病灶内出现点状及斑片状钙化7例, 合并肝内胆管结石7例, 其中5例为多发, 肝硬化1例。增强CT扫描显示病灶呈不均匀强化, 但密度低于周围肝组织, 6例病灶内可见大片状、低密度无强化区, 但周边部分呈薄层强化带, 3例似牛眼征。11例延迟扫描, 7例出现延迟强化, 密度高于周围肝组织。在无强化区发现与强化区相连的索条状或线状强化影6例。19例病灶内见条索状、分支状水样密度胆管扩张。11例有肝内胆管结石手术者可见肝内胆管局部扩张、狭窄、僵硬及管壁增厚等反复感染征象。肝门区、胰头区及腹膜后淋巴结肿大2例。
3 讨论
肝内胆管细胞癌CT平扫表现为大小不一的分叶状或类圆形低密度区, 密度不均匀, 边缘模糊或欠清楚, 这些征象对提供诊断依据帮助不大。本组15例出现病灶同侧肝叶萎缩, 肝包膜内陷回缩改变, 这是由于肿瘤浸润生长, 胆管梗阻引起门静脉血流转向并导致肝细胞代谢呈负氮平衡, 肝细胞萎缩, 致肝叶萎缩, 且肿瘤位于肝脏边缘而出现的牵拉回缩内凹现象[2]或局限性胆汁淤积性肝硬化、肝萎缩所致。
本组常规CT团注增强扫描21例, 病灶均为不均匀轻度强化, 密度低于周围肝组织, 与文献[3]报道相同。延迟扫描部分病灶可见延迟强化区, 其特点是增强扫描时, 肿瘤强化的密度高于周围正常的肝组织, 但一般不会填充整个病灶, 且持续较长时间。文献[4]报道59%~80%的肝内胆管细胞癌出现延迟强化现象, 病理证实延迟强化区即纤维组织丰富区, 由于造影剂在纤维组织间质与血管之间弥散缓慢, 再从纤维间质经血管清除也慢, 这样就出现了肝内胆管细胞癌产生延迟强化。而肝细胞癌则不同, 增强扫描早期病灶即可明显强化, 表现为密度高于正常肝组织, 而随后强化迅速消失, 表现为密度低于周围正常肝组织。肝海绵状血管瘤虽然也可出现延迟强化, 但增强早期低密度瘤灶的边缘出现高于正常肝的结节状强化, 逐渐向中央扩展, 最后填充整个病灶。由于肝内胆管细胞癌相对肝细胞癌及血管瘤是一种少见血管性肿瘤, 病灶中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坏死, 3例似牛眼征, 经病理证实中心为坏死病灶。坏死区内含癌组织的纤维间质带形成了CT影像病理基础。本组13例出现瘤周胆管扩张, 9例病灶内出现胆管扩张, CT表现为索条状、分支状水样密度影, 这种征象在其他肝肿瘤CT表现文献中未见描述。因此, 本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征象, 这些扩张的胆管是由于肿瘤阻塞、包埋胆管或原有胆管疾病所致[3]。
肝内胆管结石并发肝内胆管癌的发生率远远超过肝内胆管细胞癌, 因而有人认为肝内胆管结石是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病因之一, 但缺乏病理学上有力的证据。文献报道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细胞癌发生率为2.36%~10.00%[5,6]。由于肝内胆管结石的存在, 对胆管上皮形成长期慢性刺激, 致使胆管上皮不典型增生而癌变[5,6]。Hakamada等[7]报道在取尽结石但胆道扩张、胆道感染仍长期存在下胆管癌发生率仍然较多, 约为7.3%。因此, 本研究推测肝内胆管结石并发肝内胆管细胞癌是结石、胆汁淤积、细菌感染综合作用的结果。
摘要：目的 探讨肝内胆管细胞癌的CT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对28例经手术或穿刺活体组织检查经病理证实为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CT表现进行分析。结果 28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30个病灶CT平扫均为低密度, 病变区或其周围见胆管扩张, 其中15例见肝包膜回缩征, 11例为肝内胆管结石术后。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边缘环形增强9例。门静脉期11例中央网格样增强。延迟期8例呈向心性增强, 密度略高于正常肝实质。结论 肝内胆管细胞癌CT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 有利于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
关键词：胆管, 肝内,胆管肿瘤,体层摄影术, X线计算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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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肝细胞癌 篇7
1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简介
1.1 传统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传统TACE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治疗方法,主要通过导管将具有细胞毒性的抗癌药物同碘油混合制成混合液在供血动脉中有选择性地注入肿瘤内,再使用栓塞剂对肿瘤的动脉进行阻塞[4]。随着导丝及微导管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导管能够更加深入肝动脉,接近肝脏肿瘤,从而提高治疗的安全性。传统TACE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抗肿瘤药物主要包括顺铂、多柔比星、丝裂霉素、表柔比星等,目前尚无发现哪种药物较优[5]。碘油在TACE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包括:X线下显示可见,通过动静脉的交通进入肝脏门静脉形成双栓塞,增强疗效,方便药物的运输,能够对肝脏肿瘤有高选择性,超过80%可进入肿瘤组织。TACE技术中常用栓塞剂包括聚乙烯醇、明胶海绵等,其中明胶海绵具有廉价、可吸收、安全等优点,使用广泛[6]。
1.2 球囊阻塞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在传统TACE的灌注中,动脉的血流可能会出现变慢甚至暂停,肝窦及肝脏门静脉的血可能会反流到肝脏肿瘤内,从而使后面的碘油及抗肿瘤药物不能充分进入到肝脏肿瘤内,甚至进入周围肝实质的动脉内,损害正常肝脏组织[7,8]。球囊阻塞TACE则是通过球囊导管来阻塞肝动脉和肝静脉,改变肝脏血流的动力学,增加灌注的压力,减少动脉的血流,从而使抗肿瘤药物及碘油更加完全集中地进入肿瘤内,减少反流,提高治疗效果[9]。但是灌注时如果压力过高也可能形成侧支循环。球囊阻塞TACE技术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1.3 药物洗脱微球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药物洗脱微球TACE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缓慢释放抗癌药物、增加肿瘤组织缺血的强度及时间、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的作用[10]。目前研究表明,与传统TACE对比,药物洗脱微球TACE在客观反应率、完全反应率、安全性、肝脏功能、疾病控制、恶心、发热、疼痛等不良反应发生发面具有较大优势,但在癌症进展时间及生存期方面,两种方法比较无明显差异[11,12]。从目前现有研究来看,虽然药物洗脱微球TACE技术与传统TACE技术在患者总生存期、病情进展等方面无明显改善,但是药物洗脱微球TACE的治疗次数少于传统TACE[13],具体的临床疗效对比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目前这种方法在我国还未广泛应用,主要与医疗保险、价格等因素有关,是否应该在中国推广使用需要更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2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的优势、适应证
TACE治疗肝细胞癌患者具有较大优势,在患者肝脏肿瘤的供血细胞内注入抗肿瘤的药物,能够将肝癌细胞暴露于较高浓度的药物环境中,同时又能减少药物带来的全身性的毒副作用,栓塞剂可以栓塞肿瘤的微血管,减少因为血流冲刷从而带走抗肿瘤药物降低浓度,减少药物从肿瘤组织中流失,延长药物的治疗作用[14]。栓塞肿瘤组织的供血动脉能够引起肿瘤组织缺血,肿瘤组织内高浓度的药物同缺血共同作用最终导致肿瘤组织的坏死。目前已有研究证明碘油注入肿瘤组织后能够大大增强肿瘤的坏死[15]。
TACE的主要适应证:(1)巨型肝癌患者行手术切除前,先通过TACE治疗可以缩小肿瘤的大小,提高二次手术的成功率。(2)原发性或转移性肝细胞癌及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的小肝癌。(3)肝脏肾脏功能无严重的损害并且无严重腹水及黄疸的患者。(4)肝细胞癌手术切除不彻底,复发或者其他疗法治疗失败的患者。(5)肝细胞癌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术后40 d左右需行TACE治疗,清除掉残留于肝脏组织内的癌细胞,降低复发率。(6)随着TACE技术的进步,之前认为的TACE治疗禁忌证已不再是绝对禁忌证,如胆道阻塞,可先对胆道进行引流降低患者胆内的压力及胆红素的水平,改善患者肝功能后再行TACE,在TACE治疗时辅以抗生素治疗;患有肝脏门静脉或肝动脉或肝静脉的动静脉瘘患者,可根据瘘口闭塞状况,若闭塞较好可行TACE,闭塞状况不佳则不能行TACE;对于伴有肝脏门静脉左支或者门静脉2级分支癌栓患者,如肝脏功能在Child B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TACE治疗;对于伴有门静脉右支或主干癌栓,但未发生完全阻塞或者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侧支循环,如肝功能Child B级以上且无严重肝硬化的患者可采取TACE治疗,治疗时应进行超选择插管,并适量减少抗癌药物和栓塞剂的使用[16]。
3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的联合治疗
3.1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
RFA治疗是临床上目前最常用的物理消融方式,主要原理是由电子发生器发射射频电流,通过电极针对肿瘤周围组织产生热凝固性的变性坏死;主要适用于肝脏肿瘤直径<3 cm,全部由肝脏实质包围,不在肝门区,位于患者的肝包膜下面2 cm甚至更深,远离肝脏的大血管和胆管[17]。TACE和RFA联合治疗肝细胞癌,TACE可以阻断肝脏肿瘤的血流供应,在RFA治疗时射频电流的热能不容易随着血流流失,一定程度上消除热沉降效应,提高了肿瘤的局部温度,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已有研究报道TACE联合RFA治疗肝细胞癌效果在患者生存期和生存率方面明显高于单纯TACE治疗[18]。
3.2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
肝细胞癌是血管较为丰富的肿瘤,多数肝细胞癌患者均可见血管出现异常增生,癌细胞中发现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过度表达,新生血管能够给肿瘤组织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使肿瘤能够迅速生长[19]。减少肿瘤组织的血流供应,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的生长,研究发现,缺乏新生血管供血的情况下,肝脏肿瘤将处于2~3 mm大小的状态[19]。TACE治疗肝细胞癌容易发生转移和复发,主要是侧支循环的建立。而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主要抑制新生血管,不对现存血管产生作用,主要的药物包括血管抑素、反应停、TNP2470、内皮抑素、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等[20]。TACE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使用能够产生较好的临床疗效,已有研究发现,两者联合治疗肝细胞癌的1年生存率和甲胎蛋白下降程度明显高于单纯的TACE治疗[20]。目前TACE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技术还未成熟,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3.3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经皮无水乙醇注射治疗
PEI治疗主要通过向肿瘤组织内注入无水乙醇,使肿瘤细胞发生脱水、蛋白质发生变性坏死,具有简单、费用低、安全等优点,主要针对肿瘤直径≤3 cm的小肝癌。主要缺点包括:大多需要进行多次注射治疗,肝功能容易受到损伤;在治疗过程中难以控制无水乙醇的流向,较易损伤正常的肝脏组织;对于较大的肝脏肿瘤,无水乙醇不易渗透,肿瘤细胞灭活效果不佳[21,22]。TACE联合PEI治疗肝癌可以形成互补,TACE治疗能够阻断肝癌组织的血流供应,使肿瘤组织缺血坏死,肿瘤组织内的纤维隔出现崩解,促进无水乙醇的扩散,扩大治疗范围;TACE能够使肿瘤组织内的血流运行不畅,无水乙醇不容易被带走,增强了无水乙醇对肿瘤组织的杀伤力,并且可以减少对正常肝脏组织的损伤。有研究发现,TACE联合PEI治疗肝癌1年生存率为96.9%,2年生存率为71.9%,3年生存率为37.5%,明显高于单纯采用TACE治疗[23]。
3.4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基因治疗
随着现代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基因治疗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根据目前研究发现,把重组人的P53腺病毒基因通过介入方式导入进肿瘤内,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发现用重组人的P53腺病毒基因联合TACE来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24]。此方法目前仍处于动物研究的阶段,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3.5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放疗
随着放疗技术和设备的进步,放疗在肝脏的治疗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三维立体的适形放疗是应用广泛的放疗技术,在尽可能保护肝脏正常组织的情况下,杀死肝脏肿瘤细胞。三维立体的适形放疗联合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1)首先进行TACE治疗,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放疗的肿瘤负荷,提高肿瘤组织放射的治疗剂量;(2)放疗可以治疗TACE难以到达的肿瘤周边的癌组织、门静脉的癌栓等;(3)TACE治疗结束后碘油会高选择性地潴留在肿瘤组织内,使放疗时对肿瘤组织的定位更加精准,从而减少放疗对正常组织的损伤;(4)TACE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抗癌药物对放疗具有增敏的作用,能够提高肿瘤组织对放疗的敏感性[25]。
4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效果的影像学评估
4.1 计算机断层扫描CT
CT平扫加增强是评估肝细胞癌TACE治疗效果的最普遍的方法,能够简单直观地显示碘油分布状况和抗癌药物沉积情况。但是碘油的沉积状况不是判断肝癌治疗效果的唯一标准,碘油沉积良好的区域肿瘤组织不一定全部坏死,碘油缺失的区域肿瘤不一定残留或者复发。CT灌注成像能够通过测定肝脏组织内的灌注量反映肝脏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既能显示肝脏的形态学方面的变化也能反映其生理功能的变化[26]。CT灌注成像主要通过对特定层面进行动态的扫描来获得该层面的时间-密度曲线,基于该曲线,利用相应的数学模型可以计算出灌注的参数,主要包括肝血容量、平均通过时间、肝血流量等。CT灌注成像不仅能够精确地评价肿瘤的大小,还能定量地评估肿瘤血流动力学情况。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灌注参数的变化与肝癌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相关性,因此应用CT灌注成像可以判断TACE治疗后肝脏癌组织的活性,对于判定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4.2 超声
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直接测量肝脏、肿瘤组织及周边组织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并且碘油沉积不会影响其观测结果,但是对于小肿瘤,尤其是低流速肿瘤血管存在一定局限性。超声造影是今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评价组织灌注和微循环的新兴技术,通过病灶局部的血流供应特点来反映病变情况,可以对TACE治疗肝细胞癌效果进行评估并且为后续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但是超声也存在一些目前尚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超声探头的扫查平面较为局限,不能够全面掌握病灶周围以及相邻病灶的情况;当病灶部位血流较少时,容易出现漏诊;超声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与操作者的能力及经验密切相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让超声在肝癌TACE治疗评估的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4.3 核磁共振成像
核磁共振成像(MRI)近年来成像方法、采集速度、扫描序列及图像质量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使MRI在肝脏肿瘤的诊断及疗效评估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在某些方面弥补CT检查的不足,更加全面有效地评估肝细胞癌治疗的效果,特别是对碘油出现不均匀沉积的患者。大面积残存的肿瘤组织,MRI检查在增强的早期出现明显的强化,呈现出高信号,而出血、凝固性坏死及纤维化的组织则不会出现明显强化。MRI主要包括:(1)动态增强扫描:对于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能够发现早期的残余病灶,对于预测患者的残余肿瘤具有较高的敏感性。(2)弥散加权成像:通过表观弥散系数即ADC反映组织的细微结构,可以为TACE治疗后的肝癌患者的治疗及随访提供重要信息。(3)磁共振波谱:是一种检测器官和组织代谢物成分的无创检查,对于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早期疗效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27,28]。
4.4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C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是反映患者病变分子、基因及代谢状态的设备。PET-CT是将PET和CT两者整合到一个仪器上,患者通过检查可以同时得到PET的人体代谢的图像和CT的解剖的图像,能够在反映生物相关代谢信息的同时准确定位解剖位置,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疾病。PET-CT对肝癌患者具有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断的重要价值,能够让肝癌患者更早地治疗疾病,提高疗效。TACE治疗肝癌的患者预后主要与患者病灶中碘油的沉淀过程相关,PET-CT能够在分子水平通过癌症细胞葡萄糖代谢的增加情况来评估其代谢活性,确定肝细胞癌的病灶残留、复发及转移情况,进一步地指导治疗。
5 小结
对于无法进行肝脏切除术或肝移植手术的肝癌患者,目前介入治疗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局部治疗方案,其中以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应用最为广泛。TACE主要包括传统TACE、球囊阻塞TACE、药物洗脱微球TACE。其中,传统TACE是应用最普遍、技术最成熟的;球囊阻塞TACE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药物洗脱微球TACE技术尚未完全成熟,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一定的优势和适应证,只有严格遵守TACE治疗的适应证,才能更好地应用TACE。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综合分析,可以考虑采用联合治疗,如TACE联合RFA治疗、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药、联合PEI治疗、联合基因治疗、联合放疗等,联合治疗可以克服单个治疗的缺点,达到互补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的疗效评估主要包括CT、超声、核磁共振成像和PET-CT。综合来说,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仍有很多问题亟需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肝细胞癌是一种发病率高的恶性肿瘤。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治疗肝细胞癌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简述了TACE主要包括传统TACE、球囊阻塞TACE、药物洗脱微球TACE。介绍了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相应的适应证,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综合分析,可以考虑采用联合治疗,克服单个治疗的缺点,达到互补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回顾了TACE治疗肝细胞癌后的疗效评估,主要包括CT、超声、核磁共振成像和PET-CT。分析表明TACE治疗肝细胞癌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临床问题。
原发性肝细胞癌介入治疗的新进展 篇8
1 肝癌的诊断及分期
有症状的肝癌或大肝癌不难诊断, 对亚临床肝癌和小肝癌的诊断依靠临床症状、体征、酶学、核素扫描的联合分析变为对AFP与超声显像学等定位诊断的联合分析。1997年首届全国肝癌防治研究会通过一个诊断标准为: (1) 病理诊断; (2) 临床诊断。临床诊断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①如无其他肝癌证据, AFP对流法阳性或免疫法≥500μg/L, 持续1个月以上, 或≥200μg/L持续2个月以上, 并能排除妊娠、活动性肝病、生殖腺胚胎性肿瘤等;②有肝癌临床表现, 加上核素扫描、超声显像、CT、肝动脉造影、X线、酶学检查等有三项肯定阳性, 并在继发性腹水中找到癌细胞, 并能排除继发性肝癌者。肝癌分期方法较多, Dkuda等介绍了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 用下列4个因素判定: (1) 肿瘤体积>50%肝体积; (2) 腹水; (3) 血清蛋白<30g/L; (4) 血清胆红素高于17.1μmol/L (30mg/L) 。Ⅰ期无上述任何征象, Ⅱ期有1~2项, Ⅲ期有3~4项。
2 肝癌的介入治疗
2.1 经皮穿刺小肝癌或经动脉灌注栓塞后残余癌灶内药物注射治疗
临床实践证实, 超声或CT引导下经皮穿刺癌灶内注射无水酒精治疗原发性小肝细胞癌 (Φ<3cm) 疗效甚好, 已成为外科手术外另一种常用而有效的小肝癌的治疗方法[3], 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3年生存率高达63%[4]。将无水酒精注入肿瘤内部后, 通过细胞脱水及蛋白变性等过程, 促使肿瘤组织凝固坏死[5]。王莉等用MRI随访, 89.7% (61/68) 病例肝癌病灶由术前T2相对高信号转变为均匀一致的相对低信号, 且无强化, 10.3% (7/68) 病例的病灶中央大部分呈低信号, 周边部存在弧形或结节状相对高信号, 在动态增强扫描时呈单峰型“快进快出”强化表现, 提示癌灶存在[6]。有学者认为, 由于醋酸较酒精的组织穿透力更强, 更易引起肿瘤组织的坏死。经皮穿刺醋酸注射法治疗小肝癌疗效优于酒精注射法治疗小肝癌, 前者和后者治疗小肝癌, 术后患者病灶的局部复发率分别为8%和37%, 1、2年生存率分别为100%、92%和83%、63%, 后者术后患者1、2、3、4、5年生存率为96%、86%、68%、51%、32%。
2.2 TACE术与激光消融术联合治疗
常用的介入治疗方法有: (1) 单纯肝癌供血肝动脉局部药物灌注, 与全身化疗相比, 可以提高局部药物浓度, 减低全身药物浓度, 减少药物毒副作用。又分为一次性突击量给药 (既在20~30min内经导管一次性将一个疗程的药量给入) 和连续间隔给药 (即将导管保留将药物分5d给入) 。 (2) 将药物与碘油充分混合后再在肝动脉内局部灌注, 碘油具备肝癌供血栓塞作用, 并可使局部药物停留在癌灶内的时间延长, 增加药效。 (3) 将药物与碘油混合灌注后, 再将供血肝动脉用明胶海绵碎粒与碘油混合物栓塞, 阻断或减少肝癌病灶的供血。TACE作为目前临床上治疗肝癌的重要方法, 主要是通过阻断肝癌血供, 导致肿瘤组织缺血、缺氧, 达到抑制肿瘤生长, 促使肿瘤坏死的目的。研究表明TACE随能使肿瘤病灶大部分发生凝固坏死, 但发生完全坏死者少见, 多数病灶内仍可见残存的肿瘤细胞, 从而成为肿瘤复发、转移的根源。而栓塞后肿瘤组织部分恢复血供可能是导致肿瘤细胞残存的重要原因之一[7]。1996年罗鹏飞等[8]提出了完全性填充法的基本概念, 即病灶的坏死与TACE治疗中碘油-化疗药物的沉积情况密切相关。沉积不充分是癌肿不能完全坏死及复发和转移的主要原因。有学者发现CT下的碘油浓密区与癌肿凝固坏死区相一致, 镜下可见坏死组织与大量浊肿变性或完整癌细胞相混杂。强调从肿瘤中心到边缘应完全充满碘油, 肿瘤才能完全坏死。其判断标准是: (1) CT高窗位扫描病灶内无低密度灶; (2) DSA未发现肿瘤染色, 在实际工作中, 以碘油不再向癌灶内弥散为标准。有研究也表明了单纯的TACE治疗存在不足之处, 而与激光消融术联合后, 能明显地改善其不足。但激光消融术也有其自己的局限性, 单针消融坏死直径仅1cm, 多针可达3cm。对直径大于3cm的癌灶实行多次多点的治疗, 直径6cm以上的癌灶即使行多次消融治疗, 完全坏死率也不理想[9]。而TACE术则能使有血供到达的癌灶大面积坏死, 故而TACE是治疗肿瘤的基础, 而激光消融是有效的补充, 二者联合起来, 其治疗效果将得到明显地提高。对于肝外动脉供血常见于左右膈动脉、右肾上腺动脉、胰十二指肠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胃网膜右动脉、胃左动脉、结肠右动脉和腹腔动脉-分支。应常规腹腔动脉、肝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造影。对肝外动脉供血行双灌注双栓塞[10]。肝癌术后肝动脉灌注治疗, 可以明显地降低术后复发率, 一般安排在术后3周左右进行, 依肝癌的倍增时间, 将疗程间隔定为3个月[11,12,13]。
90钇和碘油悬浮液可选择性积聚于肝癌组织内, 具有较高的癌/肝比, 对栓塞瘤区内及周围小动脉发挥内照射杀伤癌细胞和减少或阻断肿瘤供血作用, 对继发性及原发性肝癌的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 尤其适用于富血管的局限性肿瘤, 不存在明显肝肺分流者[14]。目前, 抗血管生成药物在介入灌注治疗肝癌中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抗血管生成药物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减少肿瘤的供血, 使肿瘤细胞的生长与凋亡呈平衡状态, 从而抑制肿瘤生长及转移[15]。
2.3 药盒系统置入对肝癌的治疗
肝癌的灌注治疗需反复多次进行, 而每次治疗都要穿刺插管, 多次损伤相对并发症也多。而药盒系统置入, 为肝癌患者建立了一条灌注化疗的长期、规律的治疗通道, 可视患者情况长期给药, 一般给药间隔2周。药盒置入分为股动脉和锁骨下动脉入路, 经股动脉入路方法简单, 安全性好, 无严重并发症, 但当腹腔干及肝动脉向下行再弯曲向右上时, 经左锁骨下动脉入路是较理想的路径[16,17,18]。
3 肝癌TACE后经门静脉持续性灌注治疗
有学者认为, HCC在采取TACE后选择性门静脉灌注化学药物为较好的治疗方法, 能提高疗效。经研究表明, 虽然TACE可有效延长肝癌患者的总存活期[19], 但TACE后, 阻断了肝动脉, 使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供血的癌灶门脉血供增加, 同时由于TACE使肿瘤内肝动脉-门静脉瘘阻塞, 门静脉压力减低, 增大了门静脉血流速度和肿瘤的门静脉供血[20]。另外, 脱落的瘤栓随门静脉血流移至其他肝叶、肝段形成肝内转移灶。这是临床上观察到的部分HCC患者随时间和治疗次数的增多, 复发和转移趋势增加的原因之一。李美荣等通过超选择性肝动脉联合选择性门静脉碘油栓塞化学药物化疗中晚期肝癌, 其TACE组和TACE加选择性门静脉碘油栓塞化学药物组 (SPVE) , 总有效率分别为38%和59%,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1) , 门静脉癌栓消失或缩小率为19%和75%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 , 0.5、1、2年生存率TACE组为93.1%、65.4%、36.6%, TACE加SPVE组为100%、95.1%、59.8%, 两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 。肝癌TACE后经门静脉的介入治疗, 更有利于控制肝内、外的扩散, 改善存活率。
恶性肿瘤发生、发展、浸润及转移的各阶段都依赖肿瘤新生血管生成, 作为多血供的HCC的血管形成机制以及相关基因/因子对其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研究表明, 细胞凋亡不仅对肿瘤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也与肿瘤的血管的生成有一定的关系。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可以抑制肿瘤血管的再生和侧支循环的生成, 进一步促进肿瘤的缺血坏死, 有效的防止肿瘤复发和转移。因此, 介入治疗与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相结合有强大的抗癌优势, 也是肿瘤治疗学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