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医务室制度（通用7篇）
旅游景区医务室制度 篇1
秀园景区医务室工作制度
1、负责景区内突发性伤、病患者的救治工作。
2、景区开园期间，医务室应确保医护人员在岗候诊。
3、医务人员上班前，应按常规做好一切应急救护的准备工作，对药物进行检查，确保药品及设备能及时投入使用。
4、对就诊的伤、病游客，医务人员应进行耐心细致的检查、诊断、治疗，并做好诊断记录。
5、景区医护人员均需持执业资格证上岗，并接受卫生管理部门对医务室进行的有关检查。
6、景区举行大型活动时，医务室应根据活动安排，到指定地点设立现场医疗点，做好现场医疗保障工作。
7、在医务室就诊或现场救治的急诊游客，如病情危重，医务室不能处理者，经景区医护人员初步处理后，由景区车辆及时送就近的医院治疗，转送时由景区医护人员或指定的其他人员随同前往。
8、对所有危重病人的处理，均应做好有关记录，包括病情经过、初步检查诊断结果、所采取的措施等，以便进一步的治疗及处理。
9、如遇重大伤、病或有生命危险的游客，医护人员应及时向景区有关领导报告，协调有关各方及时、妥善地进行救治。
10、遵守景区各项规定，业务上受县卫生局指导。
旅游景区医务室制度 篇2
一、医务人员薪酬存在的问题
现行医务人员薪酬结构中, 岗位工资与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 执行国家统一的政策与标准, 绩效工资则是收入分配中“活”的部分, 国家对绩效工资分配进行总量调控和政策指导。大多医院在绩效工资的发放中, 没有按工作量、岗位风险等因素考核, 存在着激励性不足的问题。
目前国内医院绩效工资考核有以下几种方法:关键目标评价法, 把员工承担的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业绩, 未完成目标项目、原因等, 由个人填进医院统一印发的年度目标考核表上交科室, 由科室主任 (科长) 填上评价意见, 交医院人力资源部门汇总。成本核算考核法, 按照国家财务制度“实行院、科两级全成本算”的要求, 设计考核项目、标准, 目的是增收节支, 控制成本, 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目的。根据成本核算结果, 提取绩效工资, 在医院分配制度指导下, 自主决定绩效工资发放。民主评议考核法, 根据每个员工岗位职责和应承担的工作目标制定出每一项内容评价标准, 采用百分制方法, 让科室或医院全体员工根据其工作描述和平时表现打分, 最后统计得分。平衡记分卡考核法, 平衡记分卡是美国著名管理大师罗伯特·卡普兰和复兴方案国际咨询企业总裁戴维·诺顿在总结了12家大型企业的业绩评价体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管理业绩评价工具, 其显著的特点是注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四大要素:即财务指标 (体现企业的战略及其实施和执行情况) ;客户指标 (客户的满意度, 对客户的挽留, 获取新的客户, 获利能力和市场份额) ;业务流程指标 (关注那些创造价值, 推动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 ;学习和成长指标 (通过人才培养改进有限资源投资效益) 。工作量考核法:以工作量核算为基础, 以质量控制为重点, 以综合评价为手段的综合分配制度。
目前大部分医院设立的绩效工资系统是建立在“收减支”的成本核算模式上:成本核算方案基本公式: (收入-支出) ×系数。成本核算考核法存在的不足:成本核算方案, 基本公式: (收入-支出) ×系数。以科室收入为导向, 容易造成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成本核算方案, 无法全面反映不同科室医疗服务高技术、高风险的价值含量。由于各科室的规模水平、医院投入、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不同, 工资以科室总收入为统一评价标准, 科室间缺乏可比性。绩效工资与工作量间的相关性较差, 难以反映科室实际工作量水平的变化。医院绩效工资核算的计奖系数的科学性, 合理性很难明确解释。成本控制效果不明显。
二、医院实施绩效工资改革的三个阶段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 医疗卫生体系将日趋完善。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建立新型的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制度, 加强绩效管理, 是医院面临的新课题。医院绩效工资改革实施从方案的设计论证到试运行, 共分三个阶段落实。
(一) 思想统一阶段
医院领导班子对医院的现状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 提出当前的管理改革策略, 做出进行绩效工资改革的决定。全院进行多方面的宣传发动, 将改革的目的, 依据、意义讲深讲透, 全院从院领导到普通职工都经历学习、理解、接受的过程, 都有迫切要求实行绩效工资的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 核察摸底阶段
医院可借鉴国外成熟管理经验, 再根据医院实际, 制定出适合医院的绩效工资方案, 包括绩效工资考评的内容、方式、方法和程序, 对各科室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归纳。用医院历史数据资料, 测算新旧两套方案的工资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 将测算结果向医院领导班子进行汇报。
(三) 启动实施阶段
测算结果达到预期效果后, 形成绩效工资考评方案的软件系统, 正式启动。然后医院要多次召开分系统、多层次的座谈会注意收集意见和建议, 不断调整和完善方案, 最后向院长办公会集体汇报通过。
三、医院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内容设计
绩效工资考核的主要目标, 在于对成员的良好行为给予奖励, 提升工作意愿与绩效, 以确保医院的竞争力而同时又能创造医院永续经营的动力来源。笔者认为, 我国公立医院的绩效工资改革必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 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步骤
1. 确定范围。
绩效工资考评方案以薪酬中的绩效工资部分作为分配模式的初期目标, 暂时不涉及基本工资部分。
2. 建立类别。
按岗位分为医师类、护理类和医技类, 各类别又根据岗位职责、技术含量、风险程度分为若干小类。如医师类分为内科医师、外科医师、医技医师三小类。
(二) 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方案的内容
绩效工资考评方案是以工作量考核为基础, 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分配模式, 并根据不同岗位的责任、技术、劳动复杂程度、承担风险的程度、工作量的大小等不同情况, 恰当拉开分配档次, 坚持向高风险、关键岗位、优秀人才、临床一线倾斜的分配原则。所以, 绩效工资的方案在实际上必须要做到“以工作量核算为基础, 以质量控制为重点, 以综合评价为手段”,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评模式设计。
1. 医师类绩效工资。
医师泛指具有医师资格证, 能独力工作的医生。如, 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医技医生等。
(1) 核算公式:按诊疗项目统计工作量计算医师绩效费, 扣除科室成本后与质量控制指标综合计算。医师类绩效工资=医师工作量×绩效费率-可控成本-其他成本。医师工作量按诊疗项目统计=项目×数量。
(2) 绩效费设计原理。医疗组绩效工资= (医疗项目1× (RVS1) +项目2× (RVS2) +……) -医师可控直接成本。参考哈佛大学研究相对价值比率RBRVS (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 。通过比较医生服务中投入的各类资源要素成本的高低来计算每次服务的相对值, 并结合服务量和服务费用总预算, 算出每项诊疗 (收费) 服务项目的医师绩效费。
(3) 绩效费设计原则。必须为医师亲自操作的项目;药品、材料、血液项目不提奖;风险性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 绩效费率高, 反之则低。如手术;技术含量高的项目, 分配比率高;单位工作量耗费人力价值多的项目, 分配比率高, 如血管摄影;医师只判读不亲自操作的项目, 分配比率低, 如检验;如放射科医师绩效费率为18%, 病理科医师绩效费率为19%, 手术绩效费率为25%。绩效工资分配:门诊、手术分配到人, 病房分配到科室。这种做法既体现多劳多得, 又兼顾团队合作。
(4) 医师手术绩效工资二次分配指导意见。手术参与者的绩效工作量分配:主刀和一名助手分配比例为6:4;主刀和二名助手分配比例为4:3:3;指导者、主刀和助手分配比例为3:3:2:2;指导者与主刀分配比例相同, 体现带教医师的责任和风险。
(5) 医师当月绩效工资=工作量奖±质量控制工资±综合考评奖。质量控制:按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实施方案, 设置六大类70多项指标, 总分100分。医疗规章制度30分, 病历检查40分, 质控指标20分, 其他10分。综合考评:将病人满意度、医德医风、学术科研成果及科室新技术开展等做为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考评。
2. 护理类绩效工资。
护理指具有护士资格证, 能独立工作的病房护士, 非病房护士按医技技师类考核办法考核。
(1) 核算公式:按部门工作量指标 (KPI) 统计工作量, 扣除科室成本后与各项质量控制指标综合计算。
护理贡献收入: (科室护理费+护理治疗费+护理化验费)
(2) 引入护理时数的合理性。护理时数可以反映不同护理单元在不同病种下病种治疗的难易程度、操作的难易和技术要求、治疗风险性。
(3) 设计所考虑的因素:工作负担衡量 (照护床日数量) , 效益衡量与效果 (护理费、治疗费, 病人满意度等) 。
(4) 护理单元二次分配:以护理质量、出院者人均费用、病人满意度等指标为每月考核指标, 当月兑现奖惩。
(5) 护理当月绩效工资=工作量奖±质量控制工资±综合考评奖。质量控制:按医院护士考核评分细则制度5大类23项考核指标按百分制进行考核。具体如下:综合管理35分, 护理安全15分, 病房护理质量40分, 其他10分。综合考评:将病人满意度、医德医风、学术科研成果及科室新技术开展等做为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考评。
3. 医技类绩效绩效工资。医技类指医技科室的技师及非病区护理类人员。
(1) 核算公式:按部门工作量指标 (KPI) 统计工作量, 扣除科室成本后与各项质量控制指标综合计算。即: (科室收入-科室支出) ×绩效费率+科室KPI×KPI单价-基本工资
(2) 设计考虑因素。绩效工资设计同时考核效益、生产力、基本工作量因素。生产力:以各部门KPI指标, 作为绩效工作量计算指标;效益:设计基本工作量扣除基准 (科室人员基本工资等) 。
(三) 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方案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内容设计出来以后, 由于情况的复杂性, 在实施中还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注重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对绩效工作效率考核指标的设定和取值做到真实有据。如医师查房工作无法准确计量, 就没有纳入绩效系统质量绩效工资统计护士个人工作质量的系数 (可通过职称系数, 进行适当调整) 。
2. 注重及时沟通调整。
与科室和职工进行沟通,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在实施过程中, 及时沟通调整非常重要, 因为医院医师、护士操作的项目较多, 而从事绩效工资管理工作者又非医疗专业, 对医疗专业知识不太了解, 所以, 必须注重与科室和职工的沟通,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才能使科室和职工支持并信任绩效工资改革。
3. 注重过程公开与公平。
考评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让职工明确考评目的今后努力的方向, 查找自身差距, 进行改进提高。
四、强化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改革的保证措施
(一) 必须要依据正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 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管理改革。以“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结合综合绩效考评等因素, 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 更新观念, 加强成本控制
医院各级领导和员工要更新观念, 加强推行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意识。
(三) 提高对绩效工资管理的认识
提高领导及全体员工对绩效工资管理的认识。绩效管理对医院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绩效管理与考核有利于对各部门及全体工作人员进行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 绩效考核要与奖惩、晋升、加薪、人力资源配置、教育培训等挂钩, 让绩效考核真正起到促进和激励作用。
(四) 绩效指标的制定科学合理且有健全的管理会计组织体系
绩效指标要科学合理并且有健全的管理会计组织体系, 实时监控调整。
(五) 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体系, 引入竞争、约束和激励机制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绩效考核领导小组, 设置独立的绩效考核办公室, 形成医院绩效考核长效机制。在绩效工资分配上要依据考核结果和工作实际, 向重点科室、重点岗位倾斜, 同时兼顾一般, 使绩效工资分配真正起到奖勤罚懒激人奋进的效果。使工作人员在绩效管理考核中得到组织的认可, 实现自身价值。
(六) 建立新的医院经营模式、管理机制和分配体系
旅游景区医务室制度 篇3
关键词：旅游者；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公平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5.00x
“立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确切地认识和协调各种利益， 以减少利益冲突， 促成利益的最大化。立法工作的成败得失都与人们对各种利益的认识和协调状况有关[1]”。在《旅游法》的立法过程当中，旅游者基本上被假定为是各种利益关系当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对旅游者给予倾斜保护也成为该法的一大特点[2]。其中，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旅游者对于旅游合同具有任意解除的权利可谓代表这一倾斜保护的主要表现。然而，立法调整利益的失衡理应遵循适当性的基本原则，矫枉过正的话不仅最初调整失衡的目的达不成，甚至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利益失衡下的群体必然对于法律本能持抵制的态度，这将对法律的实施构成一种严峻的考验。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设立固然对于保护旅游者的目标实属必要，然而，在构建这一制度的同时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公平的角度对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加以适当的考量。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法律不仅没能得到旅游经营者等相关主体的一致认可，甚至包括国家旅游行政主管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似乎也着意通过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等形式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拟从旅游合同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角度对此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讨，以期为后续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一、利益对立思维框架下利益保护的失衡
（一）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主要理由和内在逻辑
所谓合同之任意解除权，一般是指法律规定某些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可以不具任何理由，仅基于自己的意思即可将合同解除的权利[3]。合同任意解除与一般合同法定解除的最大之不同在于，后者目的往往在于惩罚违约方而保护对方当事人，而前者则似乎更着眼于保护具有任意解除权之一方。在《旅游法》的制定过程中，此种观点也成为在旅游合同中设置旅游者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基本依据。具体理由颇多， 其中，主张人身自由保护优于财产权保护的观点被认为最有说服力[4]。因为，旅游合同是需要旅游者亲自履行的合同，尽管旅游者解除合同将导致旅行社的经营活动无法继续，涉嫌侵害旅游经营自由。但是，如果旅游者不愿旅游而迫使其不得不旅游，必然又会涉嫌侵害旅游者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与经营自由保护发生冲突时必然要求立法进行适当的平衡。从法律价值位阶来看，立法当然应优先保护旅游者的人身权，因此，赋予旅游者任意解除权较为适当。
事实上，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制定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考虑。《规定》第12 条规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院有关人员在介绍《规定》起草背景时交待，几乎每次讨论和征求意见时都会争论到“任意解除权”这一核心问题，主张旅游者对旅游合同享有任意解除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在于： 旅游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性，它与承揽合同的性质最为接近，因此旅游者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否则会构成对旅游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只是考虑到司法解释与立法的关系，该条文最终文字表述上回避了“任意解除权”的提法[5]。
客观的说，侧重于对旅游者人身自由的保护是没有什么疑义的。然而，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旅游合同中，旅游者拒绝受领或受领迟延并不意味着旅行社可以直接对旅游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在民事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具有对对方人身自由施以强制之权利或可能。法律只是允许合同双方设定违约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来督促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只不过，作为理性的当事人，责任的承担自然也会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这种限制是一种间接的或是潜在的限制。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显然以合同任意解除权来保护旅游者的基本逻辑似乎应该是：在赋予旅游者对旅游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的同时也免除其因解约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责任。换言之，必须去除旅游者害怕承担解约带来的责任而不敢解约的担心才能真正实现合同任意解除权设置对于旅游者保护之目的。我们的立法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的。立法在赋予旅游者对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同时并未同时提及损害赔偿抑或违约之责任，仅规定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该扣除必要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旅游法释义》（以下简称《释义》）对此还进行了特别说明。《释义》解释说，尽管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旅游者享有任意解除合同权利的同时，应当赔偿旅行业者或者旅行营业人因此所受的损失。在立法过程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解除合同是由于不可归责于旅游者的情形造成的，如由于旅行社擅自变更旅游行程而造成旅游者解除合同，旅游者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是由于可归责于旅游者的情形导致合同解除的，旅游者除了赔偿旅行社已经支付的费用外，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立法最终没有采纳这种观点。根据本条的规定，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无须承担违约责任。这样规定，其目的在于保护旅游者的任意解除权，更有利于维护旅游者的利益[6]。
（二）利益保护失衡下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搁浅”
法律对旅游者如此之绝对保护无疑很容易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而，对于一项关涉多方利益的立法，立法必然要首先考虑对于各方利益的平衡，仅从一方之利益进行考量难免需要认真斟酌。的确，在通常情形下，旅游者之人身自由的保护必定优于旅行社的经营利益的保护。但是，也需要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利益都是合法利益，都需要法律予以保护。两者之间虽然存在一种谁优先于谁的关系，但绝不是一种“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关系。对于旅游者利益的倾斜保护也决不意味着对于旅行社利益毫不考虑。现有的立法显然有将旅游者的人身自由和旅行社的经营利益完全对立起来的嫌疑，在考虑对旅游者人身自由进行保护的同时基本放弃了对于旅行社利益保护的考量。然而，我们或许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方面去考虑下，即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旅行社来说，仅因旅游者具有任意解除权就可能使其丧失可能获得的经营利益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而且，立法中对于旅游者的这种绝对保护也容易在实践中引发旅行社的“自我救赎”。其中，对于必要费用的“操作”就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endprint
依据《释义》之解释，必要费用主要包括在旅游开始前，旅行社为预订机票、办理护照签证等所需费用，以及在旅游过程中，旅行社为旅游者支付的交通、住宿、餐饮、参观游览等费用[7]。显然，这是一个应该根据实际花费具体计算的概念。但是，在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GF-2014-2402）和《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示范文本）》（GF-2014-2402）中，必要费用的计算则是按照旅游者提前通知解除合同的日期按比例进行计算。以团队境内旅游合同下旅游者行程前解除合同为例，旅游者行程开始前6日至4日解除合同，必要费用按旅游费用总额的20%扣除；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解除合同，必要费用按旅游费用总额的40%扣除；如若行程开始当日解除合同，必要费用则高达旅游费用总额的60%。且不说此种计算方法与立法者意图不一致是否恰当，在此也不想去追问此标准之制定依据为何。但就旅游行业的经营特点来说，一般而言，交通、住宿、餐饮、参观游览的费用往往占据了团费的绝大部分。假使考虑到旅行社经营旅游路线的相对固定性以及其与交通、酒店以及景点之间的长期业务关系，除一些特定情况，譬如打折机票不能退改签而致使费用可能损失外，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费用在通常的情况下都是可以退还或是以其他旅游者顶替的。因此，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按照旅游者提前通知解除合同的期限按如此比例进行计算大体上更有利于旅行社。
在此，我们也不想追问作为旅游主管部门为何和立法部门之意图呈现如此之差异。仅就旅游者利益保护而言，尽管这里所谈的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并不具有强制实施的效果，但是，考虑到行政机关示范文本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立法者原有的通过赋予旅游者合同任意解除权进而保护旅游者利益目标的实现。
因此，站在实现立法的科学性以及促进立法目标实现的立场来看，在旅游合同中，我们在明确要优先保护旅游者利益的情况下，显然还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科学的对两者利益进行适当平衡的机制。
二、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下合同双方的利益再平衡
有人主张，合同中的任意解除论其实际为债权人不备理由之终止， 虽然有法条上的依据， 仍应与因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 而致给付不能情形同视[8]。前述《释义》中所提及的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旅游者享有任意解除合同权利的同时，应当赔偿旅行业者或者旅行营业人因此所受的损失的规定基本上与此一致。事实上，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国际旅游契约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旅游者依国内法或契约之规定向旅行组织者支付赔偿时，得以在任何时间撤销契约全部或一部[9]。然而，站在优先保护旅游者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理论和立法也值得推敲。因为，假使按照这样的立法，旅游者虽然拥有任意解除权，但是，却未能免除因此所带来的责任。责任的存在将事实上构成对于旅游者解约的一种实在限制。那么，在旅游合同中设置任意解除权以优先保护旅游者利益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就很有疑问。当然，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完全站在旅游者利益保护的角度而完全不考虑旅行社的利益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此，较为合理的措施是：既要在旅游者无正当事由的情形下设定一定的责任，同时这一责任又不应过大，至少其不应超过因违约所应承担的责任。如此，既不至于让旅游者难以承担责任从而使其事实上不能行使旅游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同时，也对于旅行社的利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依照这一逻辑，笔者以为有两种方式或许对于我们在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制度下平衡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利益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以取消金制度为形式，以情事变更原则平衡旅游合同双方利益
取消金制度是日本旅游业的一种通行做法。根据日本《标准旅行业约款》之规定，订立旅游合同应该约定一定数额的取消金，假使旅游者在旅游行程前解除合同，则依其解除合同的具体情形决定旅游者是否有权取回该取消金[10]。取消金一方面既不会给旅游者解除旅游合同造成困难，另一方面，其在一定程度起到了促使旅游者谨慎行使解除权的效果。并且，在旅游者无正当事由解除合同下，旅行社亦能以此作为补偿从而适当的照顾了旅行社的利益。就取消金之性质来看，既不是违约或也不是侵权责任。此种情形下之法律责任乃是基于公平原则所实施的一种责任形式。其基本目的在于在设置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情形下对旅游者利益和旅行社经营利益保护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当然，既然存在公平之责任，那么就有必要对旅游者行使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之主观状态给予考虑，假使确有正当之事由则旅游者行使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可以免责。相反，如果旅游者行使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非基于正当之事由，那么则应要求旅游者承担相应之责任。那么，何谓正当事由？笔者认为，在此引入情事变更原则较为适当。所谓情势变更原则， 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 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 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 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显失公平） 时， 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11]。情事变更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立基于公平之原则，所生之责任亦是公平之责任，这也恰好符合取消金制度之性质以及旅游者和旅行社利益平衡之目的。事实上，域外立法也已有范例。前述之日本《标准旅行业约款》第十四条规定，1.旅游者得在任何时候向旅行社支付如附表一所载明之取消金后解除包价旅行契约。2.具备下列条件，旅游者得在旅行开始前不支付取消金而解除包价旅行契约。（1）旅游者的配偶或双亲死亡，不能参加旅行；......（4）因天灾、战乱、运输部门等的争议行为、外国政府机构之命令和其他事由致使旅行不能安全、圆满地实施或者此种不可能性极大时[12]；......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国立法层面并未明确情事变更原则，但是在司法对此已经持肯定态度。2009年2 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第26 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 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endprint
因此，目前在我国，至少在司法层面情事变更原则的运用已经没有阻碍。只是就旅游者对旅游合同的任意解除而言，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情事变更的具体情形仍然有必要。对此，借鉴前述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做法可以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二）设置旅游者解约的提前通知期
以上仅是从公平责任的设置角度来探讨旅游者和旅行社两者利益的平衡问题。此外，两者利益的平衡还可以考虑通过设置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提前日期来实现。此类方式在其他的领域已有应用。以劳动合同为例。同样是为了优先保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和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只要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或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考虑到用人单位寻找替代人员需要时间，因此，该条在赋予劳动者任意解除权的同时通过设置提前通知的日期一定程度上也照顾到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有意思的是，尽管旅游立法中没有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根据前述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GF-2014-2402）和《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示范文本）》（GF-2014-2402），境内旅游旅游者只要提前7天以上（含7天），境外旅游旅游者只要提前30天以上（含30天），旅行社将不会扣除任何费用之。我们据此可以认为，在合同实务当中旅行社已经对这样的方式予以了认可。此种情形下，将此项做法法定化也可谓顺理成章。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提前通知的设置和以情事变更为基础的公平责任设置两者之间并不是冲突关系。对于按照规定提前通知解除合同的当然不存在相应的责任。但是，对于超过提前通知期限的合同解除则需要运用公平责任的机制来解决相关争议。
三、结语
市场经济条件下， 合同双方作为“经济人”主体都会倾向于使用各种手段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将个人的利益与幸福摆在首位， 而不去考虑其他人可能会遭受的损失[13]。法律过度的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不仅容易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而且也容易导致实践中“受损”一方对于法律的变相抵制，进而使得立法原有的目标落空。《旅游法》对于旅游者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设置站在保护旅游者的角度来看是大体适当的，但是，立法者似乎对于旅游者的保护过于“情有独钟”，抑或对于合同任意解除权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致使设置这一制度的同时没有考虑从公平原则出发，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对旅行社利益的适当“照顾”。这不仅使得本应倾斜的保护出现了倾斜过度的问题，而且，实践中也出现了对法律规定的变相“修正”。本文从公平保护之原则出发，提出了在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下实现旅游者和旅行社利益适当平衡的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在旅游合同中设置适当数额的取消金，是否执行取消金以旅游者是否存在过错来决定，与此同时将情势变更情形明确为不执行取消金的免责事由。如此，既能保证旅游者慎用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同时，基于公平责任之取消金由于数额不高以及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因而也不会对旅游合同任意解除权构成实质限制，能较好的平衡旅游合同双方的利益。二是借鉴劳动法等其他部门法要求合同任意解除权之享有者在解除合同时要提前通知对方，以在时间上保证对方修复可能出现损失的情况，从而平衡双方的利益。当然，本文的研究还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取消金的数额设置应该遵循什么标准，是设置一个固定的比例还是设置一个比例区间等问题还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二是就情势变更的列举事项来说，只是指出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却没有对于我国立法当中应该采纳哪些情形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将是笔者接下来要着重关注的问题。当然，也非常期待学界同仁一同参与探讨。
参考文献
[1] 孙国华.《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30 .
[2] 有学者认为，《旅游法》具有社会法的属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旅游法》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旅游者的保护符合社会法对于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的基本特征。参见：邹龙妹、熊文钊.旅游法的社会法属性刍议[J]，河北法学，2013（9），68-74.
[3] 刘兆莲.任意解除权研究.清华大学法学硕士论文，2006，7.
[4] 其他理由包括：第一， 在旅游合同中游客相对于旅行社处于弱者的地位， 分散的游客在经济力量上无法与旅行社相抗衡； 第二，游客和旅行社在信息占有方面不对称； 第三， 旅游合同多是格式合同； 第四，旅游合同需游客的亲身参与才能完成， 旅客基于种种原因（ 如健康、工作、家庭） 可能不能参加或在旅游过程中无法继续参加合同， 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仅因个人喜好不愿参加旅游， 若不允许解除合同或者对游客解除合同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可能导致游客既不能解除合同也无法参加旅游， 构成受领迟延， 游客将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游客未解除合同， 旅行社基于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给付义务， 如预订了交通工具、预订了宾馆，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见：陈悦.旅游合同解除初探[J].旅游学刊，2005 （2），76-80.
[5] 汪传才.旅游者行程前任意解约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探析[J].旅游科学， 201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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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茂荣.《债法各论（第一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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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from Interests Balance to Improve Tourism Contract around TOURISM LAW in China
ZHANG Yang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tourism law" in tourist contract arbitrarily termination right there was an obvious personal freedom and so on will be tourists set opposite interests protection and travel agency business. This legislation leads to excessive considering the interests of tourists and basic ignored under the same system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travel agency take care of appropriately， not only against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 but also in practice through the "necessary cost calculation setting to" legal disguised boycott， which led to a large extent lawmakers targe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 it is necessary by setting the cancel the gold syste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d set a deadline for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n advance notice to tourists and travel agencies to properly balance interests.
医务室管理制度 篇4
1、认证贯彻执行“各级医疗卫生法规”。
2、配合学校医疗保健科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并将检查结果及时汇总，做好统计分析工作。
3、制定防病措施，预防和治疗学生常见病和多发病，特别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已经发现应及时采取措施，并向校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4、定期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5、对学生进行预防部门规定的各种疫苗预防接种、防止各种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6、搞好学生医疗保险，尊照参保的各项条款，认真做好学生的理赔。
7、医疗操作严格按《医疗操作制度》进行，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
8、定期补充药品，防止药品浪费或积压，严禁通过不正当渠道购进假冒伪劣药品。
9、遇到医疗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向学院领导和医疗保健科请示汇报。
医务室管理工作
医务室是实施预防、卫生防疫和医疗保健的基层单位。我校充分认识到医务室的重要作用，采取措施充分发挥医务室在学校卫生工作中的作用。
1、每学期开始，医务室根据有关规定和学校整体工作要求，负责制定学校卫生工作计划，并检查、督促计划实施情况。
2、定期进行学生、教师的健康检查，建立师生健康情况档案，对健康情况跟踪。对全校学生、教师健康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制定相关的卫生保健措施。
3、有计划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学生自我保健能力。
4、经常开展学生常见病的防治和矫治工作，做好特殊学生、发育低下、营养不良学生的保健工作。
5、做好传染病报告、预防、服药、隔离、消毒、计划内免疫工作。
医务室管理制度 篇5
第一条:医务室在景区开发公司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二条:医务人员须具备专业资格和一定的临床经验，对就治过程中的疑难病人不能确诊时，要及时送上级医院诊治。
第三条:对出现的高热、重病游客患者要提前安排就诊，及时施行救治措施。第四条:对病人应认真检查，详细询问病因，记录病历，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疗和救护方案。
第五条:医务室要做好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防止交叉感染，并向卫生部门做好病情报告。
第六条:医护人员要做到关心、体贴病员，态度要和蔼，要耐心地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尽量简化手续，及时安排患者就诊。
第七条:医务室应保持清洁整齐，各类药品要有明显的标签。要切实改善救治环境，严格把握药品进货关，禁止使用过期或违禁药品，并加强疾病预防、交通安全、紧急自救等方面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第八条:医务人员要采用保证疗效、经济便宜的治疗方法，科学用药，合理用药，尽可能减轻游客的经济负担。每名病人一律先交款后取药。
第九条:医务室要做好景区工作人员疾病防治工作，经常性开展常见病防治知识宣传，并定期做好公共场所消毒工作。
旅游景区医务室制度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1年9月至12月, 课题组在北京市城区分级别随机抽取三级甲等医院6家、二级甲等医院5家进行问卷调查。三级甲等医院中兼顾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每家医院发放100份问卷, 按照医生、护士、医技科室、管理岗位的适当比例随机抽取。全部问卷要求本人填写, 共发放问卷1100份, 回收997份, 其中三级医院543份, 二级医院454份, 回收率90.64%。
1.2 调查内容
鉴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涉及法条和概念比较多, 本次问卷调查比较注重制度的核心内容, 侧重考察了医务人员对医疗损害的概念、诊疗义务及其判断标准、告知义务等项制度的关注程度和认知状况。
1.3 统计方法
调查问卷采用Epidata进行录入, 其后导入SPSS17.0建立相应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基本情况
总体而言, 调查对象包括医生532人 (53.4%) 、护士255人 (25.6%) 、管理岗位123人 (12.3%) 、医技人员82 (8.2%) 。其中高级职称人176 (17.6%) 、中级职称388人 (38.9%) 、初级职称385人 (38.6%) , 其他38人 (3.8%) 。调查对象对于医疗法律问题“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分别占19.1%和42.8%。31.5%的调查对象关注程度“一般”, “不关注”的占6.6%。其中二级医院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三级医院,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的关系
53.06%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损害范围更宽”, 37.41%的调查对象认为“两者有交叉”。11.94%的人认为“医疗事故范围更宽“, 回答“两者没有差别”和“不了解”的分别占5.22%和7.82%。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二级和三级医院对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认知水平比较接近。当问及“若一起医疗差错不属于医疗事故, 医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62.1%的人选择“不应该”承担责任, 仅有15.2%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承担责任, 还有22.7%的人认为“说不清”。三级医院应答正确率16.9%, 略高于二级医院的13.2%,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基本法律依据
目前, 《侵权责任法》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基本法律制度, 在所有调整医疗纠纷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最具有权威性。然而, 调查显示, 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 (42.4%) 选择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仅有37%的人选择了《侵权责任法》, 选择“不确定”的占8.8%, 另有11.7%的人选择“不知道”。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侵权责任法》在医务人员群体中的知晓率比较低。二级医院的认知程度略好于三级医院,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医疗损害可能侵犯患者权利的范围
医务人员对于医疗损害侵权的种类的看法见表3所示。总体而言, “生命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自主选择权”这个四个选项选择人数比较多, 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90.57%、71.41%、45.64%和36.31%。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二级医院人员。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5 对诊疗规范的认知状况
医务人员对于诊疗规范的认知状况见表4所示。总体而言, 选择人数从高到低的选项依次为:技术规范和标准 (84.45%) 、诊断指南 (65.90%) 、质量管理制度 (55.17%) 、临床路径 (52.56%) 、医学前沿文献 (16.15%) 以及其他 (1.10%) 。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二级医院人员。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6 对告知义务及其内容的认知状况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调查表明, 医务人员对此条文的性质有着不同理解。71%的调查对象认为该条是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 而29%的人认为, 这已经不再是人们通常谈论的“告知义务”了, 而是有关“说明义务”的法律规定。经统计学检验, 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对此在认识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P>0.05) 。这说明医务界对于告知义务的立法转向尚未准确把握。关于向患者告知或说明哪些事项的认知状况详见表5。总体而言, 选择人数从高到低的选项依次为:需要实施手术的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84.65%) 、需要实施特殊检查、治疗的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78.64%) 、普通诊疗中的病情 (73.32%) 、普通诊疗中的医疗措施 (66.80%) 、收费的详细情况 (43.93%) 和参与诊疗的人员配置情况 (25.98%) 。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二级医院人员。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 我国医疗纠纷司法解决的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下发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 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医务人员执业的法制环境。《侵权责任法》的出台, 导致医疗执业法制环境产生以下变化:第一, 建立起“一元化”医疗损害赔偿体系。第二, 确立了新的医疗责任体系[2]。第三, 确立了医方的过错评判标准[3]。第四, 进一步明确了医方的免责事由。第五, 突出强调了病案管理的法律责任。此外, 在医院紧急救治制度和增加赔偿项目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调查发现, 医疗损害制度的变迁与医务人员群体法律认知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现象, 这昭示出医方在适应新制度环境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 比较突出地体现在:
3.1“事故思维”根深蒂固, 制约医务人员对医疗损害基本法律制度的准确理解
《侵权责任法》出台前, “医疗损害”这一概念并未正式“植入”法律之中。《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医疗事故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而《侵权责任法》引入了“医疗损害”的法律概念, 舍弃“医疗事故”概念, 打破了《条例》“不构成医疗事故不赔偿”的规定。该法第54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调查表明, 虽然有53.06%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损害范围更宽”, 并且37.41%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损害与医疗事故之间有交叉。然而, 62.1%的医务人员仍然认为,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 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到本次问卷调查时已近2年, 然而, 医务人员不仅依然习惯于沿用“医疗事故”的说法,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还“滞留”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文本语境当中。可见, “医疗事故思维”也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方式影响着其对新制度的有效接纳。这与医疗损害制度中隐含的“法律权利逻辑”是完全相悖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医疗事故”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尽管《办法》随着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实效, 但是“医疗事故”的概念仍然被法规文本“继承”下来, 医疗事故的内涵也随之充实起来[4]。直至2010年《侵权责任法》的公开实施, “医疗事故”一词有着长达23年的“制度史”。由于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废止《条例》的效力, 目前, “医疗事故”的概念虽然有些过时, 但是仍然继续存在于医疗法律制度环境之中, 这就足以对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产生持久的影响。42.4%的调查对象认为, 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足以印证这样的判断, 这不仅说明医务人员群体对《侵权责任法》作为调处医患纠纷的唯一法律依据尚缺乏基本的了解,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普及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任重道远。
此外, 医务人员对于患方权利认知水平比较低, 大部分医务人员对于医疗行为有可能侵犯患者生命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比较熟悉, 但是对于医疗行为可能对财产权、自主选择权和肖像权等方面带来的损害认识不够充分。本文认为, 这一定程度说明, 医务人员多是从对患方的有形伤害考虑侵权后果, 至于医疗损害可能导致的患者在财产权利、人格权利和精神权利等方面损害缺乏明确的认知。
3.2 立法缺陷增加了医务人员对法律制度的认知难度
法律的最基本功能是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提供确定的指引[5]。模棱两可的制度设计方案必定造成法律认知上的歧见。医务人员对立法变迁的认知固然受其知识结构、所在单位重视程度、宣教力度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这其中立法质量瑕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众所周知, 立法者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 其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医务人员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偏差就是鲜明的例证。迄今为止, 作为立法者的全国人大都没有明确应该如何协调两者在法律效力上的冲突。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全国人大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效力等级上高于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然而, 《医疗事故条例》至今仍然没有被明令废止, 究竟应该以哪一个规范性文件为准成为困扰实务界的一个重大疑问, 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存废之争。这为医务人员认识上的举棋不定提供了很好的注解。调查显示, “不知道”和“不确定”上述两个文件中以谁为准的的分别占11.7%和8.8%。立法者在态度上的“不置可否”、在行为上的“不作为”无疑会导致医疗损害新、老制度“并存”的复杂局面, 这有可能使得新制度的传播和旧制度“痕迹”的消除均陷入困境。
此外, 立法的不足还体现在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标准的设定上。《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8条规定,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因此, 如何理解“医疗水平”和“诊疗规范”, 对于医务人员提高行医合法性至关重要。然而, 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对“当时的医疗水平”、“诊疗义务”等法律术语缺乏必要的界定, 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医务人员的认知偏差, 增加了其守法成本, 也会为日后司法审判带来困难[6]。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 应当以当时医疗行业的普遍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过错的基本标准。而对行业普遍技术水平的确定, 则取决于医务人员对“诊疗规范”这一个概念的理解。大部分医务人员对于医疗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范属性有着比较一致的认知, 至于诊断指南、临床路径和管理制度是否应当归入诊疗规范之列, 有着不同的认识。三级医院的大部分医务人员倾向于将诊断指南和临床路径作为诊疗规范, 而二级医院则比较认可质量管理制度的规范作用。对诊疗规范的认知差异有可能导致医疗质量管理难以取得统一口径。
3.3 告知义务的扩大化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我国的医疗告知制度最早见于1982年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工作制度》中关于“实行手术前必须由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的规定[7]。其后, 《执业医师法》、《献血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相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 告知义务本应为医务人员群体广泛知悉和深刻理解。而令人困惑的是,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是否扩大了告知义务的范围、提高了告知义务的标准呢?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是关于“说明告知”义务的规定[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从基本法理的角度看, 患方知情权作为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具体体现, 其本身也兼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属性, 其不仅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问题, 其更多时候面对的是具有公权性质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 (医院) 和政府机关[9]。知情权作为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 其权利保障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相关法律主体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 《侵权责任法》明确地使用“说明”的措辞替代“告知”, 提高了先前立法中有关告知义务的标准, 旨在进一步强调了医务人员负有如实告知病情和实施有风险的诊疗措施与手术必须征得书面同意的法定义务。其立法原意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现行规定更为强调说明的效果。医务人员既要将诊疗措施与可能风险说清楚, 又要能让患者听明白;二是新增了对替代方案的内容要求;三是对说明对象的顺位进行了明确;四是将以往履行告知的一般要求上升为违反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10]。而大部分医务人员对于实施多年的告知制度出现的重要而不显著的变化并没有真正察觉, 更谈不上提高对该义务的重视程度。
总之, 医务人员对《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认知, 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知识背景和结构的异质性, 还受制于医务人员法律知识学习能力、途径和机制的差异性。更为关键的是, 法律知识的理解和习得, 有着迥异于医学技术工程学科的独特规律。深入领会立法精神内涵, 剖析和掌握像“医疗损害”、“当时医疗水平”、“替代医疗方案”等第一次出现在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中的法律术语, 无疑对提高医务人员适应复杂法制环境变迁的能力很有助益。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 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在立法技术上的缺失、以及后续立法协调策略安排上的失误, 无疑加大了新制度在传播过程中以讹传讹地诱发歧义的可能性。质言之, 这正是立法者为建构和优化医疗责任制度引入新概念、新制度的同时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客观而言, 立法者在规避某个或某些立法难题的同时, 无形之中又放任了其他问题的滋生。而在这种“单向度的操作主义立法观”[11]的驱使下, 医疗责任立法很可能最终沦为解决医患民事纠纷实体责任归属的技术性措施, 进而忽略对一些本源性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例如医疗损害预防机制的法律定位、普通患者与医学专家在医疗过程中的“商谈”与“合作”机制等等[12]。凡此种种, 对于未来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实施效果都将会产生潜在影响, 这就需要“后侵权法”时代的医疗法律研究高度关注并及时跟进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化的法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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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医务室制度 篇7
所谓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法律赔偿风险为承保对象的一类保险。根据《保险法》第65条第4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国家旅游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旅行社责任保险，是指以旅行社因其组织的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和受其委派并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或者领队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借鉴该条款的规定，所谓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是指以旅游经营者因其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对旅游者以及受其委派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或领队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在此种保险法律关系中，旅游经营者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保险人则是保险公司。旅游者以及其他受害人与保险合同虽无直接关系，但订立保险合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一般情况下，依合同自由原则，经营者有权决定是否投保责任险，法律并不强行要求经营者必须投保。但要注意的是，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是法定强制性保险，其强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制投保；二是强制承保。所谓强制投保，是指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必须投保旅游经营者责任险，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旅行社条例》第38条规定：“旅行社应当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第4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不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2条第1款也有类似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旅行社，应当依照《旅行社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第28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旅行社解除保险合同但未同时订立新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期满前未及时续保，或者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低于20万元人民币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旅行社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罚。”《旅游法》第97条规定了旅行社违反此义务时应承担的更为严格的责任，即“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經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一）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二）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三）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所谓强制承保，是指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承保，也不能随意解除合同。例如，《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情形外，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通过对比《旅游法》和上述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旅游法》规定的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的投保主体范围更广。除旅行社之外，还包括住宿、旅游交通以及高风险旅游项目（见《旅游法》第47条）的经营者，从而实现了对旅游者更为充分的保护。《旅游法》之所以规定旅游经营者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有以下几点原因：（1）为旅游者以及为其服务的导游、领队提供基本保障，使其受到损害后可以直接、迅速地获得赔偿。（2）减轻旅游经营者由于向受害人赔偿而引发的财务负担。（3）通过分散责任，强化赔偿能力，减少旅游过程中的纠纷，以及后续赔偿上的迟延。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的标的范围是指旅游经营者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4条对此做出了规定：“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当包括旅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中依法对旅游者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和依法对受旅行社委派并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或者领队人员的人身伤亡承担的赔偿责任。具体包括下列情形：（一）因旅行社疏忽或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二）因发生意外事故旅行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三）国家旅游局会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通过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保险公司对旅游者的人身伤亡赔偿承担保险责任；对旅游者的财产损失赔偿承担保险责任；对导游和领队的人身伤亡赔偿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公司对导游和领队的财产损失赔偿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旅游经营者因故意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不承担保险责任，、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是指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赔偿保险金范围。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除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应支付保险金之外，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保险金还包括施救费用、查明费用和诉讼费用等。《保险法》第64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第66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