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文化自信(精选6篇)
费孝通文化自信 篇1
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编者按:费孝通先生以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也同时在一个更广阔的 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思考着文化的自觉,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 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强有力的解说。朱苏力先生认为,由于费孝通先生有效的现代社 会科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 期儒家一致。在这一维度上,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
演讲人:朱苏力
演讲人简介:中国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阅读秩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波 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等;译有《法律的运作行为》、《法理学问题》、《宪政与分 权》、《美国宪法在海外》等书。
对“礼”的同情解说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以及《江村经济》等著作中充分展示了儒家思 想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功能和必要,为儒家思想的发生、存在和历史正当性做了强有力的 社会学解说。
费孝通强有力地论证和指出了,在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和意义;强有 力地,也非常精细地展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并因此似乎是捎带着,展示了 儒家传统政治社会制度、规范、礼教、习俗和思想在这种社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如他对“礼治”和“法治”的阐述:
[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 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 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
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 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 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 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 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没有任何其他现代或古代学者比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解说,在抽象 层面上,更自然、真切且系统展现了儒家倡导的“礼”和“礼治”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重 要性。如果考虑到传统中国基层农耕社会的极少流动性,这些“礼”确实是普通民众生活 秩序的“纲”(基本支撑点)和“常”(始终存在)。考虑到传统农耕中国几乎是“天不变道 亦不变”的状况,考虑到“礼治”实际履行的维系社会和平稳定的重大社会功能,考虑到 “法治”执行所需要巨大财力、信息以及很难监督防止的滥官污吏,确实很难设想在传统 中国有可能拒绝“礼治”而仅仅依靠“法治”。这种并不雄辩却令人无法拒绝的生活逻辑 展示和合理性分析论证,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费孝通因此针对20世纪的激进者,实际上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温和却又是 最强有力的辩护。但他不像梁漱溟那样更多用想象的三种文化对比,借助某种形式的进化 论在情感上呼唤皈依者,也不像牟宗三那样强调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传统,没有激 进者或新儒家的那种强烈情感冲击,但他的语境化解说却把儒家文化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 验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现代生活一步步切断儒家在中国的生活情感之根的时候,费孝 通使它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智识学术之根。
承继的创造
但费孝通是一位现代学人。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儒家的辩护者、卫道者,不是历史知识 和传统的固守者。他对儒家思想是有贡献的,如果不是把贡献仅仅理解为阐释和捍卫儒家 命题的话。
首先,鉴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一贯坚持的是纯阐释学传统,那么费孝通实际上开始了(如果还不能说创造的话)现代社会科学的儒家思想传统。
例证之一是《生育制度》对乡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的分析。费孝通充分演示了其 发生的逻辑、效用和结果,不仅颠覆了自由恋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的先验道德优越性 ;在“单系偏重”一文中,他还从社会整体合理性角度有效反驳了自由主义话语对中国农 业社会中财产继承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指控。诸如此类的分析支持了与儒家思想相联系的 一些乡土中国的实践,但不是诉诸权威,而是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其次,鉴于是在社会科学层面展示了传统儒家思想和制度的语境合理性,因此费孝通 也就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在世界变化中的近代中国的局限性,以及在当代变革的必然性。这在理性上界定了儒家思想和实践作为制度的边界,界定了儒家作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 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因此费孝通指出,面对20世纪的世界,中国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 起来,为什么儒家思想和实践是不够的。
费孝通的思路是给人启发的,即任何文化和制度都是为了人民或民族的生存,而不是 为了实现某个或某几个先天综合判断,实现上帝的或其他的道德权威的绝对命令。费孝通 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表达是有所“损益”的,损或益的标准并不是“真理”或“心”,而是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中国人的整体利益。
因此,这就可以解说费孝通为什么似乎完全背离了据说是因儒家“重义轻利”而形成 的鄙视工商的传统。他自称一生以富民为追求。不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关注问题是《 江村经济》,而且在之后《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他也一再以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 分析先是表明了副业(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手工业)后来是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 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明确提出了“工业下乡”的主张。他要比后代儒家更重视社会 的物质生产,重视社会的物质财富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不 是把狭义的文化表达视为首要。
但这真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吗?若是同一贯首先强调“富之”和“足食”的孔子相比,费孝通先生比那些更多强调教化和心性的后代儒家,包括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新儒家们,都更像孔子。而且重利并不一定轻义,就一定属于“小人”。在1980年代初,费孝通不 顾当时种种非议和压力,大力支持发展社队工业。这正是儒家赞美的那种人格力量的体现。
尽管是社会科学的进路,但若是从思路上看,费孝通先生坚持的更像是早期儒家“致 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因此其实属于经验主义的知识传统,拒绝了宋理学、明心学 和现代新儒家的理念主义。不是从阅读文本或自我反省中获得知识,他关注社会生活经验,见微知著,非常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中提炼问题并将之有效转化为学术讨论。并且 由于注重经验,不强调内圣外王的菁英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我看来,费孝通还恢复了至少 是早期儒家的那种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费孝通不仅在这个时代解说了,更是创造了儒家思想表达和传播的现代话语形式。在 比较温和且愿意思考问题的现代知识分子中,费孝通获得了远比新儒家更为广泛和深刻的 影响力。
理想的超越
创造必定已是超越。但我还想从国际层面来表明费孝通促成的儒家思想的超越。
费孝通使儒家的思想实践不限于国际汉学界或儒学界;他创造了儒家思想论战的新对 手,因此也就创造了儒家思想同其他文明对话的更大空间和可能。
例如,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费孝通解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更 重要的是,他颠覆了通过文化启蒙改造社会的幻想。费孝通先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展示 了,知识总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任何正常人都有知识,不必定附着于文 字,因此每个人都只有知识的比较优势等等。费孝通隐含的结论是,必须首先改变生产方 式,否则仅仅文字下乡无法改变乡土中国,而且文字也不会扎根农村。经验证据一再支持 了费孝通的判断。费孝通思考着改造乡土中国的新出路;但在智识上,他也挑战了直到今 天仍颇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启蒙哲学的话语。
在“无讼”一文中,费孝通通过一个简单的个案——某人因妻子偷人打伤奸夫、奸夫
到法院告前者——就提出了一系列抽象意识形态化的基于个人权利的法治话语和实践很难 回答的问题:传统“礼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治实践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法律移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等等。这 个例子高度具体化了“礼治”与“法治”遭遇的现实情景,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惊醒作用。
但晚年的费孝通还有另一种超越,并且同儒家思想有了更直接的承继。思考集中表现 在费孝通晚年的一系列学术短文和学术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林片思》。不仅 由于思考的地点或触媒使费先生同儒家传统在空间和文化符号上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 思考的问题——从国内看是“教之”,从国际看则是“平天下”——和思考的方式也同儒 家传统联系起来了。
文章的核心是关心未来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 ”。费先生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与 人的心态问题。他在《孔林片思》中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 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 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 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 生活下去的出路。”
这段文字写在1992年6月。在国内,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全面推进,而费孝通先生 却提出了如何在21世纪处理国际之间的问题,提出了环境和能源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以及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超越其所处具 体社会和思想环境的眼光和关怀。而在国际上,也是直到一年后,美国学者杭廷顿才提出 了所谓“文明的冲突”问题;而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及了费孝通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 …这足以展示费孝通的思考和判断在中国和世界学人中具有的先锋性,但更重要的是超越 性。
费孝通、儒家传统与文化自觉
如果只是打算勾连儒家传统和费孝通,上面的话大致足已支持我的论题了。但一个重 要问题是,如果不是牵强附会,那么我在一开始时勾勒的那个费孝通又是如何同儒家思想 勾连的呢?很多人会简单追溯到费孝通早年(“五四”之前)受过的教育,“约四岁入蒙养 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以及家庭的熏陶等。一个人幼年的教育确实会影响他 的终生。但是这个回答不可能对。
真正建构费孝通与儒家传统之联系的很可能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那个农耕社会,那个乡 土中国。尽管时光流逝,多少次改朝换代,19世纪后期起中国更经历了“数千年未见之大 变革”,但直到费孝通中年时,中国广大农村熟人社区的秩序问题基本还是当年孔子力图 回答的问题,普通农民基本还是沿用了儒家提出或概括的方案,并且基本有效。哪怕改朝 换代,社会上层或者“礼崩乐坏”,或者“变法改制”,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最终还
是“礼失求诸野”。有或没有儒家来表达,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都需要这样一套规则,并 一定会作为实践而存在。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永远都存在这些问题,孔子时代如此,至少到费孝通中年时也 还基本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规范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创 造,与儒家的阐述和传播也并不直接相关,相反,更可能是这种传统农耕社区的内生秩序 本身启发了孔子及其后代传人的表达。接受了系统西学教育的费孝通,尽管有了西方国家 的社会组织和学说理论作为参照系,但只要他直面这样的乡土中国,就只能以现代社会科 学来阐述和表达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内在于这种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其正当 性来源于也受制于这个看似可塑实在坚定的农耕社会。
因此,在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文化自觉”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直面对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我刚才说的 对费孝通和儒家思想发生及其关系的重构,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为了社会 的生存,所有的知识运用都必须是具体的和地方的,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社会生活需求的知 识;要直面社会,而不是试图在文字层面上进入某个据说是正确的文化或学术传统(那不 是为了社会的研究,而是为了“不朽”的研究)。如果不是首先在这个层面上达到文化自 觉,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发展和贡献。
对费孝通的探讨还暗示了,必须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复兴、发展和贡献,必须考虑在世界学术竞争中发展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很可能必须在社会 科学的传统中继承、发展和表达中国的文化。这是另一种文化自觉。如前所述,费孝通先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基本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教义学或阐释学传统,他很少直接触及儒 家经典,他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和功能主义来解说儒家文化的实践形态和有关这些形 态的表述。但这些解说是非常强有力的。
尽管力求展示费孝通与儒家思想的关联,但必须强调,费孝通显然不相信新儒家的“ 内圣外王”,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之类的宣言。费孝通对人的分析,对制度的分析,他的功能主义,背后的假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和社会人,他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和与自我 直接相关的人的利益。费孝通重视道德,也承认“礼”和“礼治”的社会功用,但他的分
析表明他并不相信无论是儒家或是新儒家的道德教诲,或是其他什么文化教诲,本身可能 完全改造平凡的人。费孝通的最高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最低理想:人类的和平和 安定,每个人都能比较富裕像样的生活,与其他人共存共荣。
费孝通并没有规定我们的追求。但费孝通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轻狂起来,试图构建 一个纯理性的世界,期望一个完全正义的世界。费孝通讲新孔子不是追求思想的独尊,一 统天下,而只是期望“在争论中筛洗出和在一个过程中形成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费 孝通当然希望在新一代中国人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但请注意,只是懂得 “当”孔子,而并非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孔子;“当”只是一种职业分工,只是履行一种社 会功能;而不是因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是因为文化必然一统或真理必定趋 同,而仅仅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共处的心态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强调文化自觉的费孝通从没有说过诸如“21世纪属于儒家文化”这类话,他既 不认为未来将由中国文化主导,也从来没有认为甚或希望中国文化本身的优点会带来中国的复兴,而只是在世界性的共识形成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他一生只是强调富民,不 奢谈狭义的文化,他的研究进路,以及他的晚年提出的心态研究,都表明他始终都是一个 文化的功能主义者,一个文化建构主义者,一个文化的反本质主义者。他似乎认为,只有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长期富裕和强盛,人民的安居乐业,才真正强有力地表达其文化,产生长远和扩展的影响力,而不是相反。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某种现象,无论是广义还是 狭义的文化表达都不可能仅仅因其“独一无二”或“源远流长”就自然能或应当在世界获
得一席之地。学者必须通过至少是具有某种程度普遍性并且是有竞争力的表达才有学术意 义,才能进入人类的知识库房。
如果分析到这一点,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费孝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的文化观太功能主义了,也太实用主义了。但这不就是历史背景关照下当年的孔 子吗?一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仅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认为“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但从广义的文化层面、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这种虚无主义恰恰 反映了一种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深厚责任感,一种更高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在这种视 野中,从长远看来,人类没有最终目的或无法察知那个最终目的并强使一致认同。所有的 文化最终都要适应人的生存,无论文化的发生、消长和存亡,都契合着而且必须契合着群 体的人类生存。
费孝通文化自信 篇2
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
费孝通第一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 是在这个班上作闭幕发言时费孝通突然冒出来的, 可以说这是费孝通的一时灵光闪现, 但又不仅仅是一时灵光闪现, 而是其长时间思考的必然结果。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 是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发生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1]?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费孝通才会形成“文化自觉”的概念。
那么费孝通讲的“文化自觉”指的到底是什么呢?费孝通是一位社会学人类学家, 它在思考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 文化发展和交流都在加剧, 作为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将自身文化长期保存下去, 他认为人口较少民族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存, 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 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费孝通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 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概念界定是对其长期思考的问题的有效回应。这种文化自觉不是一种“文化回归”, 费孝通没有片面的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而一味的固守传统。他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及其合理性, 但是, 这种文化在其变迁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只有顺应时代的发展, 不妄自尊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
二、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实现路径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理解所接触到的其他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相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费孝通为实现“文化自觉”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虽然只有简单的十六个字, 但是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比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就是各种文明的人, 不仅要欣赏本民族的文化, 还要发自内心的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劣”, 断定什么是“糟粕”, 什么是“精华”。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 比如作为强势的西方文明, 容易妄自尊大, 热衷于搞“传教”, 一股脑儿的推销自己的“文明”, 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 成为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 并且容易造成世界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可以说是对西方文化妄自尊大的一种警告, 但后来美国用“恐怖对恐怖”的做法对付恐怖主义以及现在在中东等地推行的做法还是一种文明霸权。
还有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 这些国家的民众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 盲目崇拜西方, 导致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 这种倾向在中国也存在, 它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 最后会使自己的发展偏离正确的方向, 找不到自己文化发展的根, 更谈不上民族文化的自觉了。我们党对民族文化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坚决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就阐述了民族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 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 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2]这是我们党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科学认识, 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还有一种就是闭关排外, 甚至极端仇视西方。这种文化心态在历史上存在过, 在现在的一些民众中也还有一定的市场。中国从明朝末年开始到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我们对文化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用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世界各种文化的发展。
在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后, 接下来的就是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了。费孝通认为,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 我们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 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 这将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革, 这种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将是前所未有的, 并且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不一致。在这场变革中, 有可能会因为不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 更有甚者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 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 现代社会是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并且这种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和频度将会越来越加剧。我们只有拥有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 才能实现文化上的天下大同。这里讲的天下大同指的是世界上各文明之间和平相处、相得益彰和共同繁荣。费孝通认为, 大同不是无差别的统一, 只强调“同”而不能“和”, 那只能是毁灭, 而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 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分析民族关系时提出的一个理想模式, 他认为世界文化的理想模式也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关系之间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这就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 或者说整个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自觉。
三、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当代价值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阐释。笔者主要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和进步的意义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阐释。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启迪,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妄自菲薄, 也不能搞“回归主义”, 妄自尊大, 要以开放的心态, 宽广的文化胸怀迎接世界上的其他各种文化,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大力发展先进的民族文化, 使中华文化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进步也有重要意义。他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树立了一个比较合理可行的理想模式, 只要世界各文化之间能和平相处, 各种文化以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加强交流与合作, 全球范围内“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就一定能确立。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九十心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207-211.
中华文化?费孝通说:看玉器 篇3
写作这篇文章,适从英国归来。
在英期间,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在中国馆,同行的中国作家们让我讲讲展示在眼前的那些玉器。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玉器,相对于其它浩博的中国藏品,数量不算太多,等次参差不一,但却涵盖了从史前到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富有特色的器物,勾画出中国玉器和中华玉文化发展的脉络。
神秘玄幻可做多义诠释的良渚文化玉琮,以拉丝工艺精细镂雕的商代玉鹿、西周玉人,代表封建礼制显示品秩地位的汉代玉组佩,敬天礼地、奉神事鬼的璧璜管勒、窍塞覆面,装点威仪的韘佩剑饰,明承宋工以繁复的花下压花手法雕琢的玉带板,清代的玉陈设器摆件……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前后贯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图像叙事,让参观的中国作家们从一个全新角度看到中华文明根系和承传发展链条。这是书面叙事之外的对中华文化的另一种解读,也令陪同参观的英国作家同行深受震撼。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曾论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有很多独特的东西,但是哪些东西是西方文化所未见而为中华文明所独有?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玉器。因为玉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重要的地位,这是西方文化所没有或少见的。”费孝通先生没有选择汉字、瓷器、丝绸,而将玉器作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概念符号,并认为应该把对玉器的研究作为研究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的导向和钥匙,将这一人类宝贵财富,贡献给未来世界。
中国玉器和玉文化,因为与宗教信仰、国家典章制度、中华民族精神和人们内心深层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在数千年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构成中,一直是一条主脉。当下中国欣逢盛世,是玉器和玉文化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机遇期。
撇开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因素不谈,关于玉器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玉器的服务对象、玉器的交流传播方式、玉工的主体性地位、各级专业性机构组织的配置、原材料的开发周转、各种推动创作和生产的激励机制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鬼神天命束缚和王公贵族专享,是中国玉器数千年摆脱不掉的藩篱和桎梏。现在的服务目标却归依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的审美理想和消费需求,成为玉器生产和玉器市场的主宰。
早先玉器“不鬻于市”,绝无在市场流通的可能性,宋代虽开玉器买卖之先河,但构不成玉器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今天,玉器市场声威壮阔,以匪夷所思的海量吸纳吞吐,打造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运营和消费模式,直接推动了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从事玉雕行业的人地位低下,被称为“玉工”“磨玉匠”。《吕氏春秋》载古时有“物勒工名”制度——一些重要的器物上,必须刻上工匠的姓名。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上边就留有工匠名字。不少宋版书,在书口内就有刻工的署名。干将镆铘宝剑,一对工匠夫妇造出来,就用这对夫妇的名字命名,这是很高的荣誉。碑文刊石也都会镌刻上工匠的名字……但唯有玉器属于例外。工匠决不能勒名于物,这不是制作者不重要,而是玉器太重要。中国古代存世玉器多不胜数,但知名知姓的玉雕人仅能数出孙寿、陆子冈、姚宗仁等不多几位。如今随着社会进步,玉雕工作者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有成就者被评为大师,“玉工”“磨玉人”的称谓已不复闻,改而尊称“玉雕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理直气壮地署名,可以成名成家,可以先富起来,这使得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华得到极大发挥。
过去有玉器生产的专业组织管理部门,但那是宫廷造办机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现在建有各级专业学会、协会,其宗旨是为玉雕艺术家,为行业发展和社会公众玉文化消费服务,自然有着本质不同。过去玉器原材料受到开发、运输、配置等条件制约,现在这一切均不成问题。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评选、奖励、展卖活动,也是早前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创新。所有这一切,犹如火箭之于卫星,助推中国玉器和中华玉文化一飞冲天,跃上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高度。
中国玉雕艺术承载着既往和当下的许多信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既有历史性又有现代性,是古老民族文化积淀的记忆和象征。玉雕艺术家的作品,如同作家写书、音乐家谱曲、画家画画一样,对受众来说,现在和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获取观念、解读社会、认识历史的重要物质对象。
我认为,出自优秀玉雕艺术家的中国当代玉雕作品,都具备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味,这是“中国制造”,是独有的中国艺术语汇,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痕,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中华文化尊荣而高贵的徽征,世界因此会从一种被称作“空间图像叙述”的特殊载体了解我们,而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也会满怀敬仰地看待当代玉雕艺术,正像我们满怀敬仰地看待早前各代辉煌的玉雕艺术一样。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篇4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提高文化自觉,关键是要全面认识文化发展对于国家、民族及青海的重大意义。
文化自信是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
文化自信来源历史深处。泱泱大汉、煌煌盛唐,当这些盛世湮灭于历史的长河时,留给人们的是深深扎根在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所以,当人们谈到兵马俑,谈到丝绸之路,甚至谈到不被人熟知的缶,都满怀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信。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只有掌握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历史大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化是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是综合实力的有力支撑。
综合国力的竞争,深层次是文化的竞争。只有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面对我国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党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对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导。只有引领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才能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物质基础日益坚实的关键时刻,作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部署,这是对未来趋势的科学判断。
做到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作为社会经济重要支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觉地提高文化对历史进步,社会前行,人民幸福的时代担当和重要职责。做到文化自信,就是要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自信。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防止的一些倾向。
这就是说,我们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要抱正确的态度。如果对外来文化一律兼容并包、全盘西化,或抵制拒绝引入,对传统文化逆向解构、颠覆、拆缷、那就叫文化的不自觉、不自信。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要放眼世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既要充分认识和坚守自己的文化,又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传统文化首要的是学习和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去爱国、怎样去爱家乡、怎样去爱他人。其次是对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毛泽东同志说:“文学艺术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另外,要给文化创新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着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当代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充分理解了自己的文化后产生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如同一个人的自信心深入骨髓。
费孝通文化自信 篇5
———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编者按: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对深化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本刊将分三期陆续刊出。
今年以来,中央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指示。最近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为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文化历来是人们十分重视和积极探寻的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推进,全党全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分析总结这些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进文化建设,我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我以为,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自觉:觉醒、使命与担当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这个轴心而展开。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十六大之后,我们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把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眼光。
第二,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我国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精神文化需要更加突出、更加强烈,解决人们“文化饥渴”的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讲公平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些人的思想困惑、精神焦虑有所增多,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精神抚慰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时,更好地用文化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更好地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满足人们多样化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支柱性作用就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
差异。这表明,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更不是空中楼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上的不发达、制度上的不完善、发展上的不平衡,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充分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和状况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既不降低标准又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第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文化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但其中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特别是在阶级社会,占据主导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但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自己的主流文化更加重视、更加自觉。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新加坡为团结国民共同致力于本国发展,以国会法案的形式,确定了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价值观,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可见,培育和壮大主流文化,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第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淀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涉及人们的历史认知、观念认同、理想追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长期的孕育。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见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有人说,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文化的变迁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也要看到长期性,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
应当是人,是人的精神的丰富、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现在人民群众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热切。我们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有责任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也有责任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让文化的阳光普照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在文化沐浴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要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问题,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来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同世界互动中的作用更直接、更现实。特别要看到,中国还面临着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臶,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正如毛主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
步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消极腐朽内容。那种对西方文化“全面拒斥”或“照单全收”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势力打着文化开放的名义,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其目的就是试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对此,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第三,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应当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是有机的“化学反应”,目的是为了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必然导致消化不良。毛主席讲过:对待外来文化,应当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中华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许多外来文化传入后,都实现了同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吸收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要把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要同中国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要同中国人民的接受习惯结合起来,创造适合中国人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只有通过转化再造,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着眼将来。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历史的辉煌,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放眼世界、审视自己、展望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进步、人民的伟大创造为我们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舞台,当代中国文化正展示出令人振奋、再现辉煌的良好势头。
第一,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初现端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这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现在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化东移论”,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认为“未来在很多方面西方要向中华文明取经”。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甚至有“捧杀”成份。然而,中国影响在扩大、中国文化吸引力在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的文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华文化兴盛的势头不可阻挡。只要我们把文化建设放在世界发展大背景下来审视和推
为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好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汇聚各个方面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实现文化发展的新跨越。
第四,从网络化、信息化的潮流趋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当今时代已进入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过去我们谈网络,往往只是把它作为虚拟空间,现在互联网已成为现实社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化、媒体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网民已达4.2亿,通过网络了解信息、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人们丰富文化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文化建设,借助博客、播客、维客等进行文化创造,广大网民既是网络文化的享受者,又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网络技术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同时,也孕育了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催生了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化样式,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效率,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领域、内容。有人预言,今后文化的消费享受、创作生产和交流传播大都要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实现。谁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上抢得先机,谁就能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只要我们顺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潮流,抓住难得机遇,把互联网作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阵地新平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就一定能够为我国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领域.3 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体现时代感、突出大众化、富有独创性。时代感,就是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和谐和睦”等理念,所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曾经发挥了进步作用,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人们摆脱封建专制束缚的历史要求。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在价值观念上,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大众化,就是关注大众诉求,融入大众生活,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处世、行世、立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价值观只有走进心灵、走进大众,才能有广泛的亲和力、感召力。独创性,就是要有特点、有特色,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不断筛选的过程。只有那些原创性强、普遍意义大的价值观念,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淬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精神内核。同时,面向世界,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阐明自己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主张,敢于在超越他人中引领潮流。当然,塑造核心价值观还有表述形式的问题,要尽可能鲜明、简洁、凝练,让人们易懂、易记、易表达。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让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更好地感知、领悟,更好地遵守、践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与无孔不入的渗透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影视作品、主流媒体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相比之下,我们有的传播媒介、文化作品却没有他们做得那么自觉、那么巧妙,有的甚至宣扬“讲责任太累”、“讲崇高太虚”,贬损、亵渎、消解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念,误导和扭曲人们的是非标准、美丑标准。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正确价值追求,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确保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使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
2.自强之路——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路就是路径,这里主要是解决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紧密结合文化建设的实际,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既积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又努力实现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努力促进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了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可以说,提出事业产业两手抓,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正是有了这个飞跃,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需求有了进一步界定,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把握。在此基础上,科学定位了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功能,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找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形成了用不同的思路来推进事业、产业发展的办法,开创了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继续坚持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
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是一个根本特征。人民群众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群众。那种认为文化是少数人把玩、少数人享用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完全背离的。在文化建设上,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摒弃“小众”意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开辟渠道、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时总结提炼和积极推广源于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样式、文化载体,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释放出来。
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不否认专门人才的作用和贡献。无论是文化元素的升华提炼,文化潮流的引领带动,还是文化艺术的再创造再发展,都离不开专门的文化人才。人才强文化才能强,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我国春秋战国出现思想文化高峰、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卓越建树密不可分;我国唐宋时期诗词、散文发展之所以形成鼎盛局面,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唐宋八大家等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欧洲文艺复兴铸就的艺术辉煌,离不开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的艺术创造;18世纪下半叶欧洲古典音乐的兴盛,离不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维也纳三杰”的音乐成就。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大厦,必然要有一批大师和大家来支撑;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必然要有一批泰斗和巨匠来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兴盛,必然要有一批领军人物来领衔。要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必须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培养一支宏大的、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造的文化人才队伍。这些年,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的看,文化人才队伍状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还不相适应。应当把文化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臵,用战略思维、改革精神谋划和推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一批世界级的文化代言人。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超越、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类文化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肩负着精神文化生产、创造和传播的重要使命,搞好文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按照“尊重、包容、服务、引导”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
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有些方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是不可逾越的,现在则需要突破。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还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应当把创新作为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开掘和利用,提高创意含量和竞争优势。要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使创新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最强音。
5.自强之翼——插上文化腾飞的强劲翅膀。在当今时代,科技和市场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市场如同鸟之双翼,借助它们的力量,文化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古代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摆脱了时空的局限,成为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近代以来,无线电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文化进入了一个视听传播的新时代。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思想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科技的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在舞台表现上,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技,可以呈现出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舞美效果。数码电影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环幕4D电影、球幕电影、交互电影等,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实现文化自强,必须增强科技意识。要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加快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不断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构建新的平台、创造新的形式,努力用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当然,技术是手段、是途径,是为内容服务的,所有技术性的东西都依附于内容的思想深度、高度和广度。必须把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防止技术淹没思想、形式大于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臵起着基础性作用。运用好市场机制,0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发表于《红旗文稿》,文章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对深化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我以为,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云杉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1、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
第一,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
第二,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
第三,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支柱性作用就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详细】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1、不忘本来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应当礼敬自豪地对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三,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详细】
2、吸收外来
第一,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以各自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就会失去发展的活力,甚至走向消亡。
第二,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发挥作用的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也必然发生变化。同时,外来文化也是形形
1.自强之魂——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
第一,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体现时代感、突出大众化、富有独创性。时代感,就是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大众化,就是关注大众诉求,融入大众生活,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独创性,就是要有特点、有特色,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
第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让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更好地感知、领悟,更好地遵守、践行。【详细】
2、自强之路——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第一,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紧密结合文化建设的实际,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第二,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了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
第三,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详细】
3、自强之本——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
第一,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追溯文化的起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
第二,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不否认专门人才的作用和贡献。无论是文化元素的升华提炼,文化潮流的引领带动,还是文化艺术的再创造再发展,都离不开专门的文化人才。【详细】
一历史趋势,立足于当代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的历史时刻,立足于当今时代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从如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时代的必然要求,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二是源于视野开阔。文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辟论述,又有对人类进步历程的旁征博引;既有文化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有文化实践经验的概括;既是一部回顾历史、立足现实的中国文化沉思录,也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启示录。
宏大的体系何以体现?一是架构完整。文章用三个部分统领全篇: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清晰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系框架。每个部分由三到五个核心论点作为支撑,每一个核心论点往往又包括几个分论点,逻辑严密,层次分明。二是解答重大问题。文章系统回答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的特点、执政党的历史责任、发展文化的基本要素、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路径等若干重大问题,全面展示了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文化问题的新的思想成果。三是阐述重要思想。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为例,文章提出: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
丰富而简明的概念云杉文章的三个核心概念——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三个核心概念准确反映了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概念的形成中,在概念的不断更替和运动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实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概念的提出,堪称连接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之网的纽结,也是我们认识和掌握文化现象之网的纽结。
从中国传统文论的角度来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犹如文眼,使文章气韵贯通、浑然一体。深化了我们对文化本质的认识,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
现实而超前的思想云杉文章最可贵之处是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一是对文化的思考具有现实针对性。文章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臶,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顿挫的美感。类似的佳句,文章中多有所在。
云杉文章没有官话套话,没有大话空话,处处务实,坚持实事求是。比如,在谈到文化发展时,强调文化建设需要长期积累,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时间。推进文化建设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疾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务实的文风贯穿文章的始终。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发表于《红旗文稿》,文章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对深化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自觉:觉醒、使命与担当 文化自信:传承、开放与超越 十位文化界人士谈“文化自信自觉自强”
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
1、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体现时代感、突出大众化、富有独创性。时代感,就是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和谐和睦”等理念,所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
大众化,就是关注大众诉求,融入大众生活,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处世、行世、立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价值观只有走进心灵、走进大众,才能有广泛的亲和力、感召力。
独创性,就是要有特点、有特色,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不断筛选的过程。只有那些原创性强、普遍意义大的价
0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了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可以说,提出事业产业两手抓,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详细】
3、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文化领域同样也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从当前情况看,我们在文化发展方式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文化布局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门类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各类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在大中城市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农村、基层相当薄弱、相当缺乏,特别是在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人们的基本文化温饱还难以保障。在文化结构上,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进出口结构都还不尽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低、非公资本比重低,适合大众消费的优质文化产品还不够多。在产业集中度上,散、小、滥的问题依然存在,规模实力、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家贝塔斯曼,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的马戏团。【详细】
文化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是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
1、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追溯文化的起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人民大众不仅创造着文化,也不断传承发展着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所以能够一脉相承,靠的就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薪火相传、接力推进。在谈到文化的源和流时,毛主席曾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是一个根本特征。人民群众需要文化,文化更
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直接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微观运行机制上,一方面,围绕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打造一批文化领域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大幅度提高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详细】
2、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当今文化发展,创意制胜、内容为王。有人说,美国算不上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强国,强就强在创新上。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三片”,实际上都包含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意。只有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才能在发展水平上胜人一筹。重视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在这方面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有些方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是不可逾越的,现在则需要突破。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还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详细】
在当今时代,科技和市场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市场如同鸟之双翼,借助它们的力量,文化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1、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
古代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摆脱了时空的局限,成为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近代以来,无线电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文化进入了一个视听传播的新时代。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思想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科技的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在舞台表现上,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技,可以呈现出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舞美效果。数码电影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环幕4D电影、球幕电影、交互电影等,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实现文化自强,必须增强科技意识。要适应当代科技
集团总裁
张 宇: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访谈】陈少峰谈文化体改 【专访】提升文化事业效率 【专访】广东宣传部长林雄 【专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部政法司司长、文化部体改办主任
韩永进:文化部政法司司长、文化部体改办主任
胡锦涛总书记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强调,“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特别强调“协调发展”,要求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冯骥才:著名作家
中国的文化有两类。一种我称为“父亲文化”,是庙堂文化,是孔子,是能给我们力量的文化。另一种我称为“母亲文化”,也就是流传于民间、动态的、生长于每个人心里的文化。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我们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我想从两个方面的需求来谈这个问题。一是文化的对内需求。现时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四位一体”格局的全面推进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文化最主要的目标应当是人,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精神需求的关心,因而需要有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本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积淀、文化基因、文化密码,它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揭示一个国家文化的个性。【详细】
▲著名作家王蒙 著名作家王蒙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回顾我们自己,当前中国文化正处于“反本开新”的大浪潮中。“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流向有深切的了解。这种了解越深入,就越能使中国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以面对新的世纪和人类。“开新”则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发展总趋势,以便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最好的诠释。
王 蒙:著名作家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到来。文化方面的设
续的根和种子。举例来说,如中国人重视世代之间的联系,崇敬祖先,重视培育出色的子女;中国人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相信不同的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中国人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反对以力压人,倡导以德服人等等。【详细】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提出来的,是作为政党的发展目标和总体战略构架提出来的。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包括四大模块,这四大模块就是文化凝聚力、文化影响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服务力。它有一个核心,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四者综合起来,形成国家的“文化竞争力”。
肖永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出的第一步,实现了经济市场的开放和制造业产品的输出,是最基础、最原始和相对低端的“文化走出去”。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趋势日益显著,创意内容丰富、传载形式多样的高端文化产品的全球市场共享提到了国家发展的议事日程,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现有的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化业已成为必然。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文化“走出去”,首先还是内容问题,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本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当代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然而,历史上精华与糟粕杂处,现实中成果与矛盾并存,我们究竟应该拿些什么内容到世界上去,让别国的受众来认识、理解、接受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详细】
本刊记者 单 庆 智建丽 苗遂奇 王锦慧 张进中 张少义 集体采访
▲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
熊澄宇: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产业大体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文化生产力主要指具有一定智能知识的劳动者运用和掌握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人的智力水平、文明程度、科学知识、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为其构成要素。
张 宇: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有三点建议:一是集中力量扶持重点企业。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化共识。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找准推动首都文化发展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推动首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是在积极承担推动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上要有高度自觉。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集聚了丰富的各类文化资源。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是中央对北京的重要要求,也是北京人民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我们必须以首善的标准,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重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的重任。
二
文化自信是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在新的发展阶段,增强文化自信,一要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信心。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辩证思维等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对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要继承和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时代特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要坚持和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信念和追求,积极利用首都文化资源密集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首都科学发展。
二要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广泛吸收借鉴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以辩证取舍的科学态度,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广泛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既要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又要加强交流、交融,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既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努力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要不断开创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增强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机遇,推动文化大发展,再创文化的新辉煌。要牢记使命,认真履行职责,从世界发
0 聚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推动产业整体升级,打造具有强大承载力、竞争力的“文化航母”,提升首都文化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进一步统筹央属和市属、国有和民营、京内和京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文化资源,形成首都文化发展新格局。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6
《乡土中国》这本书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
关于这本书,费氏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它是费氏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内容的整理,除后记外,全书共14部分:“乡土本色”略论了乡土社会的概况,为不甚了解乡土情形的读者简要搭建了中国乡土的框架;“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两篇则从时间与空间角度分别阐述了传统乡土中文化的传递方式,从而引出礼治之适用于较少变动之传统社会和法治之适于变动较为剧烈之经济社会;“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和“家族”三篇又成一体,通过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比较作为中西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团体与社区,并引申出了中西结构其本质的不同;“男女有别”、“礼治秩序”与“无讼”三篇承前之礼治话题,从立法角度来具体考察分析乡土社会的秩序;“无为统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与“名实的分离”四篇则通过考察乡土中权力的归属将权力分为四类: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横暴权力类于传统之军政权力,同意权力类于今之法治的和平暴力,教化权力类于宗教教化之权而时势权力颇有卡理斯玛统治之列;最后一篇“从欲望到需要”则从经济的角度,以其动机是否为单纯生存需求为界,辨析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之经营目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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