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责任问责制度

企业责任问责制度（共7篇）

企业责任问责制度 篇1

管理制度

企业责任问责制度（试行）

第一条 目的：为了加强责任管理体制，强化工作责任制，严格管理，坚决减少和杜绝各类职务失职行为，建立“爱岗敬业、格尽职守、创新务实、奖罚分明、和谐高效”的管理机制，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依据：责任问责制度，是根据“有职就有责、任职要负责、失职要问责”的原则，对责任问责对象在其管辖的部门和在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造成经济合同纠纷、质量事故、安全事故、企业合法权益受损或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都要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 责任问责对象：

（一）高层管理人员：总经理、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等；

（二）中层管理人员：职能部门、车间主任、仓库主任等单位的正副职主要负责人。

第四条 责任问责制度，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追究过错与责任相结合，责任问责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在对责任问责对象追究责任时，必须坚持“责任原因未查明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造成事故或损失的，都要严肃追究相应责任。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责任追究：

管理制度

（一）违反《合同法》等法规，在合同（协议、合约等）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因玩忽职守、内外勾结、泄漏或窃取企业（商业、技术）机密等，造成经济合同纠纷，造成公司经济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二）违反《安全生产法》、《消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操作规程》等法规，造成安全事故、交通事故或者火灾事故的；

（三）违反《技术规范、标准》等法规，造成质量事故的；

（四）因失职造成质量事故、安全事故、经济纠纷或者其它不良后果的；

（五）对事故处置不力，导致后果扩大或造成次生事故的；

（六）完不成“经济目标、工作目标和公共目标”的。第七条 责任问责追究方式：

（一）责令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降薪等行政处分；

（四）给予罚款、一次性赔偿、全额赔偿等经济处罚；

（五）留用察看、辞退、开除；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七）以上责任问责追究方式，可单款或多款合并执行。

第八条 合同、经济纠纷或工作失职，物料损失责任程度的界定： 直接与间接损失在5万元以上的，为“特大级”；

直接与间接损失在3万元以上至5万元以内的，为“重大级”； 直接与间接损失在1万以上至3万元以内的，为“严重级”； 直接与间接损失在1万以下的，为“一般级”。

管理制度

第九条 安全或火灾事故责任程度的界定：

（一）死亡1人或者直接与间接损失在5万元以上的，为“特大级”；

（二）致残1人或者直接与间接损失在3万元以上至5万元以内的，为“重大级”；

（三）受伤1人（休假30天以内正常上班）或者直接与间接损失在1万元以上至3万元以内的，为“严重级”；

（四）受伤1人（休假7天以内正常上班）或者直接与间接损失在1万元以内的，为“一般级”。第十条 质量事故责任程度的界定：

（一）客户投诉3次以上且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受国家其它行政部门处罚或者返工材料人工费用在5万元以上的，为“特大级”；

（二）客户投诉3次（口头、电话、书面）或者返工材料人工费用在3万元以上至5万元以内的，为“重大级”；

（三）客户投诉1次（口头、电话）以及返工材料人工费用在1万元以上至3万元以内的，为“严重级”；

（四）返工材料人工费用在1万元以内的，为“一般级”。

第十一条 发生设备事故的：不可抗拒的设备事故免责。

（一）因设备事故造成停产七天以上为“特大级”；

（二）因设备事故造成停产五天以上、七天以下为“重大级”；

（三）因设备事故造成停产两天以上、五天以下为“严重级”；

（四）因设备事故造成停产一天以上、二天以内为“一般级”；

第十二条 发生特大级事故的：

管理制度

责令事故单位第一责任人书面检查、给予行政记过直至辞退处分。对事故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记大过直至开除的处分。并分别处以罚款、一次性赔偿甚至全额赔偿的经济处罚。违反国家法规的，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发生重大级事故的：

责令事故单位第一责任人书面检查、给予行政记过直至撤职处分。对事故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记过直至辞退的处分。并分别处以罚款、一次性赔偿甚至全额赔偿的经济处罚。

第十四条 发生严重级事故的：

责令事故单位第一责任人书面检查，给予行政警告直至记大过处分。对事故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记过直至辞退的处分。并分别处以罚款、部分赔偿甚至全额赔偿的经济处罚。

第十五条 发生一般级事故的：

责令事故单位第一责任人书面检查，给予行政警告直至记过处分。对事故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警告直至记大过的处分。并分别处以罚款、一次赔偿的经济处罚。

第十六条 对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处理，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拒绝接受调查以及拒绝提供真实情况和资料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照第十二条规定从快从重从严查处。

第十七条 对设备、材料、辅料等管理不严，发生失窃偷盗现象的。责令单位第一责任人书面检查，给予行政警告直至记大过处分。对当事人处立即辞退。并处偷盗物品5至10倍价格的经济处罚。

第十八条 对设备、材料、辅料等管理不严，在各分管辖区内，出现乱扔、乱放造成损失的，按价值参照以上规定级别处理。

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所有责任问责事件，在责任问责查处终结以后，都将书面通报各有关单位。

第二十条 企管部依照企业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追究实施监督检察。总经理办公室应做好日常事故责任追究的情况收集、归档工作。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二十二条本制度由企业管理中心及工会负责解释和修订。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企业责任问责制度 篇2

一、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现实困境

(一) 审计范围过窄导致问责不全面

在实际工作中, 经济责任审计仍然以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为主, 没有沿着责任人权力运行的路线进行审查, 没有将权力运行的绩效作为审查的重点, 责任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责任人失误或错误决策带来的经济损失缺乏应有的关注。实践表明, 一些以“合法”形式、非数字化形式出现的严重违纪违规问题, 仅靠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难以彻查清楚, 难以界定应当承担的责任;审计内容过窄势必造成审计结果不能全面反映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职责的情况, 难以对其任期经济责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 经济责任划分不明确, 致使问责无依据

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连续性和审计对象的特殊性, 造成某些经济责任区分和界定困难, 如前任责任和现任责任、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等, 特别是被审计单位违反财经纪律, 在某些环节上既有离任者的个人行为, 又有领导班子的集体行为时, 更难界定责任。而审计人员为了规避审计风险, 审计评价大部分是三句话:“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单位财务收支情况, 与财务收支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有效, 财务收支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 这难以真正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 使得审计问责缺乏依据。

(三) 审计结果运用不充分, 出现问责脱节

无论是中办、国办《暂行规定》还是2010年12月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以下简称新规定) 均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将审计结果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按照新规定的要求, 经济责任审计任期结束后, 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结果报告在送达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时, 报送本级政府行政首长, 必要时报送本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提交委托审计的组织部门;抄送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 审计结果一般不对外公布。由此, 纪检监察部门是否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追究责任, 组织部门是否将其作为领导干部考核、选拔的重要依据, 公众缺乏充分的知情权, 未能形成动态问责。

(四) 审计协调机制不健全, 未能形成问责合力

为强化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 做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中央五部委建立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各地也相继建立经济责任联席会议制度, 并制定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议事制度。但是, 由于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制度约束, 联席会议的召开和议题的确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审计成果的运用由成员单位各自把握, 未能形成问责合力。

二、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内在逻辑

问责制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质疑与探询确定责任, 并根据应承担的责任做出惩罚的一种制度安排, 其本质在于对公共权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因此, 问责包括定责与究责, 定责是究责的依据, 究责是定责的运用。作为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监督手段, 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领导干部权力监督和制约, 能够防止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 成为政府问责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经济责任审计是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依据

经济责任审计将“对人”和“对事”的监督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在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做出评价的同时, 主要对领导干部的个人履职行为进行评价, 界定其任职期间直接导致或间接影响经济后果等行为应负有的责任, 这一特点与政府问责的本质要求相吻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问责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提出问责建议, 应当同时向问责决定机关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况说明, 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可以将审计实施环节发现的“问责线索”及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作为问责佐证资料, 由此可以得出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机制中主要发挥“定责”作用, 为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部门等问责主体提供问责依据。

(二)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是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

经济责任审计本质是证明被审计单位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在被审计单位存在过失时, 审计机关拥有认定存在的错弊、提出处理意见和做出审计决定的权力。但是, 审计是一种有限的权力, 发现被审计单位责任人的责任缺失和违法违纪违规问题, 只能通过审计决定书依法对部门和单位直接进行处理处罚, 涉及个人的审计只有建议权, 没有问责权。《问责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因检举、控告……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 ……, 对需要实行问责的,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也就是说, 如果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违纪或违法行为, 出具审计移送处理书, 由问责决定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即审计结果的运用。

三、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制度重构

(一) 实施绩效审计拓宽问责范围

经济责任审计是围绕受托经济责任的评价与追究而开展的, 它的内容也随着受托责任的变化而变化。“十二五”规划要求:“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和具体考核办法, 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 考核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第十八条要求, 经济责任审计中应当关注“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应以绩效审计为主线, 主要关注被审计对象任期内重大经济事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家经济政策执行的效果, 以及专项资金的效益性等方面的情况, 实施绩效问责。绩效评估是实行绩效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 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 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为此, 应当引入并改进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为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提供更精确合理的标尺, 提高问责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 完善问责立法, 明确界定经济责任, 使问责有法可依

问责立法是问责有效推行的前提。目前我国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法律的依据主要包括:《审计法》、《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各地方政府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规定。从法的形式来看, 现有的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 缺乏操作性很强的法律规范;从法的层次来看, 现有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规范主要体现在规章制度和政策层面。因此, 有必要对经济责任审计进行多层次立法, 建立以《经济责任审计法》为主体, 以《经济责任审计准则》和《经济责任审计操作指南》为配套的法律体系, 为党委、政府提供客观公正评价干部的信息, 使审计问责有法可依。

问责制顺利推行的关键是责任划分明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将领导干部应承担的责任区分为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 但是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过程中还需要区分以下几种责任类型。 (1) 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前任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 比如政府债务的举借使用等事项, 对现任领导干部的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不能简单地从时间上进行界定, 而是要根据经济事项的重要程度和延伸性特点, 综合运用财务、工程等方面的知识评估其影响, 正确界定经济责任的归属。 (2) 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在审计评价时, 要分清究竟是领导干部决策失误的主观责任还是国家宏观政策引发的客观责任, 属于客观原因的, 审计评价中应予以充分说明, 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追究责任时, 也必须严格区分被问责人的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 做到责罚相当。 (3) 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当前审计问责的实践中, 多是“引咎辞职”或者调离原单位, 缺乏对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究, 因此为了避免审计问责“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 对于造成重大损失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予以量化,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以起到警示作用。

(三) 推行审计信息公开制度, 提高问责透明度, 使审而有问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是对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综合评价。将审计结果报告对外公布既是降低公众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要求, 也是审计机关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需要。除了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公民个人“私权利”的部分因受法律限制不便公开外, 其他所有的审计结果都应当公开。通过充分公开审计结果, 不仅可以促进被审计单位改进工作, 对其他单位具有一定的震慑力, 提高审计监督的权威性;而且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开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对象和问责的结果等, 形成社会舆论监督, 也可使审计问责真正落到实处。

(四) 健全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问责合力

经济责任审计的开展有赖于各部门相互配合, 审计结果运用也需要各部门形成合力,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首先, 明确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其次, 各成员单位应配合联动发挥部门合力。组织人事部门、纪委监察机关和审计部门在审前互通干部监督管理信息, 有利于审计部门搞好审前调查;在审计进点时联合召开进点会, 有利于被审计单位积极配合;在审计中遇到阻力和审计手段难以核实, 及时介入予以协调解决;审计结束后对审计结果及时加以利用, 并向审计机关反馈结果利用情况。最后, 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运作规范, 将联席会议的召开由随机化转变为固定化, 明确联席会议的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

(五) 改革审计经费拨付体制, 保证问责效果

为了保证审计部门的经费, 《审计法》第十一条规定:“审计部门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 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审计经费一直难以足额到位。为此, 应在《预算法》等财政专业法中列入审计经费的来源, 在此基础上由省级财政部门根据《预算法》中关于审计经费保证的相关条款统一安排, 使审计机关从与地方政府、地方财政机关的博弈中解脱出来, 从根本上保证审计部门的经济独立性。同时, 取消审计部门从审计查处上缴当地财政罚没收入中提取审计经费的规定。从上缴当地财政罚没收入中提取审计经费, 不仅使国家赋予审计机关的监督职权沦为审计机关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而且扭曲了审计对公共权力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J

参考文献

[1].郑颖.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作用研究[J].审计研究, 2009, (3) .

执行问责制度 强化责任担当 篇3

一、问责制度的历史沿革

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这是党的文献第一次明确提出责任追究的概念。1998年11月，中央颁布实施《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规定了责任追究的7种情形。2000年12月，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对出现的重大腐败问题，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不尽职尽责或者领导不力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依法实施问责制。这是党的文献第一次出现问责制的表述。2005年1月，十六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干部监督管理的各项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200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党内规章首次提出问责的概念。2010年3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颁布实施。

二、十八大以来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

2012年11月，中央纪委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强调，把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结合起来，加大对违反责任制行为的追究力度。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2014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加大问责工作力度，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有错必纠，有责必问。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2015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既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严肃追究领导责任。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使问责形成制度、成为常态。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法宝和重要利器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法度，法度必求完备。党内规章制度体系建设是制度治党的核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党内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向来是一个政党成熟程度与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政党发展到高级阶段，都离不开系统、健全、完备的党内规章制度。问责制度作为党内规章制度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强化问责已成为管党治党建设党约束党的鲜明特色。狠抓落实、善抓落实、不折不扣、完全到位的执行力，是当前宣传贯彻落实问责制度的重要保障。

问责的前提是精准发现问题、落实责任与强化检查。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精准发现问题，探索源头治理的对策措施，确保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留盲区。要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发挥现代功能，使其真正成为落实责任与强化检查的得力手段。在党风廉政责任项目细化的基础上，要把落实主体责任的要求进一步向机关科室、窗口单位、下属企事业单位、村居、学校和医院等基层单位、党支部延伸和拓展，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加强对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督查力度，不仅要做好常规性巡察，还要强化专项检查，督促抓好问题整改，把整改情况作为重点督查内容，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通过检查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发现问题后，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敢于担当是纪检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敢于担当就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切实承担起全面从严治党、从严问责的时代重任。坚决破除“好人主义”，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让《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求，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问责制度绝不是一纸空文，更不是纸老虎，必须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对违反《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行为坚决依规查处，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批的作用。

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问责制度 篇4

问责制度

为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公务员法》、《国务院关于特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园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问责制度，是指按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行“属地管理”“谁许可、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泰州医药园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规定的管辖范围及职责分工，对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措施不到位，或出现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较大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实施行政责任追究问责，令其对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并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园区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对需要追究领导责任，给予行政处分的，分别由事故调查组提出建议，任免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做出决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职员、对安全生产负有领导责任，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制度，由问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移交其所在单位或报请其上级机关做出决定。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领导责任分为全面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领导责任。园区行政一把手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安全生产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对本辖区的安全生产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分管其他工作的行政负责人，是分管业务范围内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对其分管业务工作涉及的安全生产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第四条 园区将按照安全生产责任追究有关办法成立由园区安委会牵头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在规定时限内对事故进行调查，认定事故性质，确定事故责任。对涉及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由事故调查组提出行政责任追究建议，按干部管理权限征得上级组织的同意后，提交监察部门按程序进行处理，需给予组织处理的，提交组织部门处理。对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或是公民、法人检举、控告、投诉的普通案件，由安监办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问责小组，就相关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后，提出处理建议，报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第五条 接受行政问责的责任人员，要认真负责回答联合问责小组提出的询问，全面细致地说明问责事项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整改措施，并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同时，将整改结果书面报告联合调查问责小组及有关部门备案。

第六条 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和责任追究，根据不同适用对象所负的责任和情节轻重实施。其中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情节较重的，在园区范围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对非管理权限内的责任人提出行政处分建议；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情节较重的，在园区范围内通报批评。

（一）不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或有关安全生产的指示、命令、规定的；

（二）没有逐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将安全生产列入目标管理考核内容的；

（三）未及时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例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整治、规章制度尚不健全、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等保障体系尚未落实的；

（四）未积极主动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有关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的；

（五）未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违规办理有关企业申报事项、没有及时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经营条件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六）对检查、监管部门提出的检查意见或整改指令逾期不改或整改不力的；

（七）未提取、缴纳安全生产费用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或安全经费保障不足，直接影响安全生产工作的；

（八）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检举、控告、投诉的重要情况不及时解决或一个月内接到两次以上同类举报，而对被监管对象存在的隐患或问题不采取有效监管措施的；

（九）对超出管理权限的安全隐患，未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也不及时报告有管理权限的上级政府或部门的；

（十）其他方面存在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或监察职责的。

第八条 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有下列情形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或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现第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导致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并产生后果的；

（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没有采取必要和可行的措施，贻误时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未能避免而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在人群聚集活动场所缺乏周密部署和应急防范措施，致使恶性事故发生的；

（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瞒报、谎报、迟报或者阻碍、干涉事故调查的；

（五）阻挠、干涉安全监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恶劣影响或产生严重后果的；

（六）已经发生伤亡事故，但不采取相应防范整改措施，导致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

（七）违规投资或入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事故的企业；

（八）其他因没有依法履行职责或失职、渎职而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九条 行政问责由联合调查问责小组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对问责事项按照管辖权限直接做出处理决定或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对重要责任追究事项的立项须经园区主要领导批准。

第十条 行政问责和责任追究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当事人认为问责人与问责调查处理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证问责时，有权申请问责人回避，问责人认为自己与问责调查处理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时，也应当申请回避。问责人的回避，由联合调查问责小组决定。

第十一条 涉及责任追究和行政问责事项的有关内容，可酌情向社会公开，必要时新闻媒体可以对行政问责会议实况进行采访录制和转播报道。

建筑企业安全生产问责制度 篇5

为了强化安全生产的责任，促使各部门及人员认真履行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四川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项目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问责制，是指在项目及相关业务范围内，按照本制度规定需要进行问责的，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接受问责，对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接受问责：

（一）对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检查重大隐患整改不力的；

（二）对公司安全生产检查重大隐患整改不力的；

（三）发生工亡、重伤、重大设备事故、重大火灾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危化品泄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的；

（四）安全管理考核不达标的。

三、以生产管理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组成联合问责小组，并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列席问责会议。生产管理部具体负责会议的组织。

四、生产管理部根据公司和项目领导的要求或相关反映和举报，可对各部门提出问责。

五、接受问责的主要负责人就问责事项的发生原因和整改措施等方面认真回答联合问责小组的询问，并积极主动采取补救措施。

六、问责由问责小组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对需要问责的事项予以立项；

（二）制定问责方案并组织实施。问责方案包括问责小组人员组成、问责内容等；

（三）根据问责调查结果，向公司行政提出处理意见；

（四）作出问责处理决定；

（五）重要问责要报告总经理。

七、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

问责当事人认为联合问责小组成员与问责调查处理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可能影响公正问责的，有权申请问责小组成员回避。

联合问责小组成员认为自己与问责调查处理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

问责小组成员的回避，由联合问责小组决定。

八、问责需要进行责任追究的，依照公司和项目的有关规定处理。

九、有关问责内容可在项目内部公开。

武威市消防安全责任问责办法 篇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增强消防安全责任意识，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武威市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制度实施办法》等法律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解决各县区政府、各行业部门、各社会单位日常监管中消防责任不落实，火灾隐患整改不及时、消防投入不到位等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苗头性问题，以避免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武威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消防监管职责的组织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 消防安全责任问责坚持实事求是、处分有据、追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同时，应当积极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火灾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五条 市政府成立消防安全问责办法，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按照本办法规定具体负责消防安全问责工作。

消防安全问责小组由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和市纪检监察、检察、安检、消防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消防安全问责小组召开问责会议，可以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等单位和人员列席。

第二章 问责内容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政府启动行政问责程序：

（一）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单位年内发生2起（含2起）火灾事故的；

（二）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较大火灾事故；

（三）对上级部门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整改不力，导致发生火灾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

（四）消防供水、消防通信等重要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维护责任不落实的；

（五）各县区消防专项规划与城市发展及国家标准规范严重不配套的；

（六）根据国家机关建议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经查证属实需要提起问责的；

（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第七条 实施消防安全责任问责时，发现县区政府在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对主要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一）未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或列入安全生产会议议题，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的；

（二）未将消防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消防经费未能足额投入，使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不相适应的；

（三）未组织有关部门编制消防规划，并纳入城乡规划的；

（四）未能将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进行考核，不及时分析辖区消防安全工作情况，对上报的消防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解决不力的；

（五）未组织或责成督促有关部门、单位整改火灾隐患的，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请的有关事项未依法及时作出明确决定的；

第八条 实施消防安全责任问责时，发现市、县区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主要责任人在消防安全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追究：

（一）发展改革部门对符合城乡消防规划并已经满足项目审批前置条件的消防项目未及时审批的；

（二）规划部门未经消防部门同意，擅自改变消防专项规划，造成消防队（站）无法建设，无法保障消防设施与其他市政基础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的；对占用消防设施建设用地的行为未进行监管和查处的；

（三）城管执法部门对无相关审批手续在消防设施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行为未依法及时查处的；

（四）财政部门未按照本机财政预算拨付消防事业经费，未在城市维护费中列支用于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维护和管理费用；未将消防通信、消防装备等各项消防事业经费列入本级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的；

（五）建设部门未根据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同步建设、同步改造管理公共消防设施的；

（六）市政、通信等负责公共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单位，未保持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的；

（七）公安消防机构未按照法定职责履行消防安全监管职责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未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防隐患的；对不及时消防隐患可能严重危险公共安全的危险部位或者场所应当采取而未采取临时查封措施的；对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未依法报告本级政府的；公安消防机构工作人员在灭火救援、监督执法过程中不依法履行职责，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的；

（八）公安派出所对辖区所管辖单位未开展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核查举报投诉的；

（九）工商、质监部门未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

（十）房管部门对同一建筑多产权主体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前，未要求各方明确其建筑消防设施管理、维护责任，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或者委托统一管理的。

（十一）城管执法部门对违章搭建的彩钢板房等违章建筑未依法及时查处的；

（十二）教育、人社部门未将消防知识纳入教学、培训内容的；

（十三）新闻、广播、电视等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未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消防宣传教育的；

（十四）行业主管部门对本系统、本行业的消防工作未按规定履行监管职责的；

第三章 问责方式

第九条 消防安全责任问责方式分为：

（一）诫勉谈话；

（二）通报批评；

（三）停职检查；

（四）调整工作岗位；

（四）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五）构成违纪的，依据政纪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六）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合并适用，并将处理结果抄送各级组织部门备案，作为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条件。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关立项处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问责程序

第十条 消防安全问责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需要问责的事项予以立项；

（二）制定问责方案，以书面形式通知问责对象；

（三）实施调查，认真听取问责对象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对象在收到问责通知书后应在5日内向市监察局写出书面申辩材料，书面情况，就问责事项的发生原因和整改措施等回答问责小组的质询；

（四）问责小组根据调查结果向市政府写出书面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市政府根据问责小组提出的处理意见和建议，做出问责处理决定，并制作书面问责处理决定送达问责对象。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问责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二条 问责调查时间，应从问责立项之日起两个月内结束，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应报市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或上一级组织提起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条 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收到问责对象的申诉后，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程序进行复查、复核，并根据复查、复核工作应在30日内完成并作出决定。处理决定主要有以下三种:(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恰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

第十五条 消防安全问责的结果，可视具体情况向社会公开。

第十六条 问责调查人员与问责对象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回避。

第十七条 问责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作出的调查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导致作出错误问责决定，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县区政府的消防安全问责参照此办法执行。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企业责任问责制度 篇7

(一) 政府问责制的产生

(1) 责任。现代汉语中的“责任”是从古汉语中的“责”发展而来的。“责”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多义词, 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含义:一是求、索取;二是诘斥、非难;三是要求、督促;四是处罚、处理;五是义务、责任、负责;六是债。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两种含义, 其一指义务或职责, 其二是指对应做好却没有做好的事所承担的后果。在中国思想史上, 从秦汉时期的“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论断, 到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名言, 都不乏思想家对于社会责任的论述。在西方, 不少圣贤明哲围绕责任及其相关概念展开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如培根将“责任”理解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善, 提出“力守对公家的责任, 比维持生存和存在, 更要珍贵的多”的思想。马克思则把“责任”看做是一种使命和任务。可见“责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范畴。在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 行政人员行政责任意识和行政责任制度的形成, 是构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同时也构成了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哲学基础。比如, 现代行政组织中的科层制就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现代科层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职的等级排列和系列分工, 即每个公职人员都有明确的职责, 可以说, 科层制的行政组织形式对于其中的行政人员来说, 就是一个纯粹的责任体系。另外, 在界定民主政治的特征时, 大多把“责任”作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 在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 责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 责任观念也是现代法治社会实践的思想先导, “责任”一词在法律上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为职责, 如岗位责任制等;第二种含义为义务, 如法律上的举证责任等;第三种含义即法律责任, 指不履行法律义务而应承受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或接受某种制裁。而问责制中的责任主要属于第三种含义。 (2) 受托责任。“受托责任”一词首先是由杨时展先生从英文“Accountability”一词翻译过来的。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委托关系可以是由于通常的托付行为而建立, 可以由于聘请而建立, 可以由于任命而建立, 还可以由于民主选举而建立。委托关系建立之后, 作为一个受托人, 就要以最大的善意、最经济有效的办法、最严格地按照当事人的意思来完成委托人所托付的任务。这种责任叫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在公司则为公司受托责任, 在公共部门则为公共受托责任。新公共管理学提出的公共行政的委托——代理理论, 将公众与政府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公共受托责任的合同关系。美国审计总署认为:公共受托责任就是指受托管理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的机构向社会公众说明其全部活动情况的义务。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认为:公共受托责任是指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报告管理这些资源及其有关的规划、控制、财务的责任。受托责任的出现, 为问责制的产生确立了前提条件。 (3) 政府问责制。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公共责任承担者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追究。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 学术界对政府责任有多种不同的分类。一般认为, 政府责任可分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对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 可以作如下理解:第一, 政府问责制的核心是要政府及其官员承担政府责任、对权力的授予者人民负责。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 因而必须对权力的授予者人民负责, 接受人民的监督和问责, 对人民的意见给予积极的回应和交代。政府问责制不仅是要求对相关的失责行为予以追究, 更是要对形成失责的制度环境予以追究, 进而完善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基础, 避免人民的权益受到侵害。一个实施问责制的政府就是能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和言行进行责任追究的政府, 其内涵是把各级政府部门所掌控的公共权力与他们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联系起来, 形成权力与责任、行为实施与行为后果、行为后果与行为主体的政治合法性及其荣辱褒贬密切相关的机制。第二, 政府问责制的本质上是一种责任追究机制和责任追究方式。政府问责制体现的是责任追究过程中各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是为加强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使公共权力行为的控制和监督, 构建负责任的政府和政治体制, 使政府及其官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 向任命他们的上级和社会公众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 政府问责制首先是一种承担责任的制度设计。通过这种制度安排, 使得责任政府下的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能够得以实现。第三, 政府问责制及其组成有其自身特点。政府问责制由问责主旨 (即为什么问) 、问责主体 (即由谁问) 、问责客体 (即对谁问) 、问责方式 (即如何问) 等多个要素构成, 因而政府问责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 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复合机制。运行这样的机制, 不仅要构建和完善政府问责制本身的一系列制度, 明确问责的主旨、主体、客体, 规范问责的方式、程序、原则, 而且必须完备政府问责制运行的配套机制, 推广问责理念, 夯实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基础, 从而构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责任政府。 (4) 政府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建国以来, 我国也不乏官员被问责的个案, 但“问责”作为制度化推进, 则始于“非典”事件。自2003年以来, 问责制已经成为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亮点, 政府问责制已从个案追责走向制度化的建构, 并逐渐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中央制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有:2004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其中有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同时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读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2005年3月国务院又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务员法》;均对问责制的相关内容作了规定。在地方, 长沙于2003年8月率先推出《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11月, 四川公布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2004年5月, 重庆市政府颁布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2004年9月, 大连市出台了《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此后, 浙江省也创立了庸官问责制, 天津、南京、成都、海南等地也推出了类似的政府官员问责办法。这一系列作为问责处分依据的法规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政府问责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也标志着问责正逐步摆脱自上而下的权力问责阶段, 开始向制度问责阶段过渡。从不问责到问责, 再到以法制保障问责, 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 一个透明的、可问责的政府已初具雏形。

(二) 政府问责制的理论基础

(1) 民主政治理论。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权力时, 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督, 就会导致腐败滋生, 这是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所反复证明的一个铁律。因此, 代议制民主表明, 政府问责制的全部正当性或根本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谋”, 人民给政府授权, 政府给官员授权, 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 政府则通过官员向人民负责, 官员有责任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为, 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失职读职的官员, 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代议民主制的出现, 使得人民可以通过议会将权力的授予与政府责任连在了一起。 (2) 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罗斯 (Ross) 、詹森 (Jensen) 与麦克林 (Meckling) 最早提出来的。代理人的行为都具有理性和自利的特征, 从而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追求目标和利益的差异。同时,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因此委托人要建立对代理人的制衡约束机制来克服潜在的代理人权力滥用和选择偏差, 通过激励机制来引导代理人提供真实的信息并采取有利于委托人的决策行为。在公共管理方面, 政府作为受托方接受了公共权力, 对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经营, 就负有不断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的责任。公众 (委托人) 也必须选择有效的机制来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监督和约束。因此, 为确保政府部门和官员能够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 使前者能积极地承担和履行责任, 就必须建立明确的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3) 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府机构, 都有自己的行为目标, 而这些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异, 这就成为责任行政缺失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失灵以及责任缺失的表现及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具体的解释, 其主要表现为公共决策失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府进行“寻租”活动等行为。因此, 通过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府问责制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发展及理论基础

(一) 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

经济责任审计是审计机关对领导干部经济职责履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评价的一种活动。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始于国有企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 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国有企业纷纷落实各项经济责任制, 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在国营企业厂长 (经理) 调离时, 对其任职期间的盈亏和财务收支进行审计。1984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吉林辽源市率先实行了国营企业厂长 (经理) 的经济责任审计。1986年, 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规定:“厂长离任前, 企业主管机关 (或会同干部管理机关) 可以提请审计机关对厂长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议”。同年12月, 审计署下发了《关于开展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1988年, 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委托的其他组织对合同双方及企业经营者进行审计”。同年审计署下发了《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的若干规定》。八十年代末期, 为适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 经济责任审计这一方法逐渐被引入到党政领导干部。山东菏泽地区从1985年起推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把手”离任审计制度。1997年,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发了一篇题为《菏泽三年中135名“一把手”未过“离任审计关”》的信息, 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当即批示:“此事对加强监督,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很有好处, 需研究有关范围及办法, 先试行起来, 然后总结、推广”。1998年, 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关于菏泽地区实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菏泽地区经验, 结合实际, 积极、稳妥、有步骤地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199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的通知》 (以下简称两办《暂行规定》) , 经济责任审计在我国全面展开。

(二) 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

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伴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并把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为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形造了良好的环境。这一时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主要呈以下特点:一是组织架构不断完善, 相关部门协调配合。1999年两办《暂行规定》下发后, 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得到快速发展,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县级审计机关都先后设立了经济责任审计专职机构, 配备了专职人员, 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同时, 由纪检、组织、监察、人事、审计、国资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得到了普遍推广, 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工作运行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每年初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项目计划、审计管理、结果运用等工作。二是审计覆盖面不断扩大, 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成为主角。1999年两办《暂行规定》下发后, 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全国普遍推开。2005年起, 根据中央五部委《关于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的意见》, 地厅级领导干部又正式列入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同时, 审计署还开展了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试点,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的职级不断提高。2007年初, 中央五部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经济责任审计进一步向各单位内部管理干部辐射。据审计署统计资料, 2007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共组织经济责任审计36429名, 其中党政部门领导干部26411名, 占72.5%;事业单位领导干部8866名, 占24.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1152名, 仅占3.2%。党政领导干部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角, 这一趋势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完全吻合。三是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认识日益深化, 审计内容不断拓展。经济责任审计开展初期, 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理解得比较狭窄, 两办《暂行规定》把经济责任定义为“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 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人们把经济责任审计看成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似人化, 审计的着眼点也主要放在有关违纪违规行为中被审计人需承担的后果上。随着形势的发展, 这种审计方式愈来愈难以适应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四是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 运作日趋规范。2006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把经济责任审计正式列入审计机关职责, 明确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地位, 为审计机关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中央五部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起草的《经济责任审计条例》, 经多次调研、座谈和修改后, 日前已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各地方也十分重视经济责任审计法制化、规范化工作。辽宁、福建、北京等省 (市) 根据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操作规程, 以指导地区、部门、企业等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山西、天津、安徽、海南等省 (市) 对经济责任审计的文书格式进行了规范;辽宁、山东、江苏、云南、陕西、山西、河南、青海等省制定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办法;上海、浙江、甘肃、四川、吉林等省 (市) 也结合本地干部管理工作的实际, 出台了许多新的制度、规定和办法, 经济责任审计的运作越来越规范。五是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经济责任审计逐渐成为干部监督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的不断深入, 经济责任审计在促进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促进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 则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 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可见经济责任审计已成为干部监督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权力制衡体系中的一个机制性因素。

(三) 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

(1) 受托责任理论。审计史学家理查德·布朗 (Richard Brown) 在论述审计起源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审“计的起源可追溯到与会计起源相距不远的时代……当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需要某人受托管理他人财产的时候, 显然就要求对前者的诚实性进行某种检查。”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 随着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的出现, 社会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受托责任关系, 这就需要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第三者加以检查和评价, 于是审计就出现了。我国的审计始于西周, 当时中央政权设置“宰夫”一职, 负责审查“财用之出入”, 考核官、府、群、都、县之治, “且治事之官员, 有功者置之进其爵, 有过者废之退其位。”可见当时的审计非常注重对责任人的赏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审计也是如此, 早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城邦, 就实行对官吏卸任时的经济责任审查。当时执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官是罗基斯塔埃 (Logistae) 和埃乌苏诺衣 (Euthunoi) 。官员卸任离职后必须在30天内向他们报送会计账册, 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工作差错和贪污、受贿行为时, 才允许他们卸任离职。否则就要将事件送交法院裁决, 以正法度。纵观古今中外的审计发展历程, 尽管在不同的时代, 其称谓不同, 其地位也有强弱之分, 但审计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可以说概莫能外。正如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思想家杨时展教授所说:“审计工作的精义在于受托责任。有受托责任, 才有审计, 没有受托责任, 就无所其用审计”, “审计不但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而且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最设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审计准则》第1.0.36条也明确指出:“无论作出何种安排, 最高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促进公共责任。”显然, 经济责任审计更直观地反映了审计的本质和缘起, 是审计本质的一种回归。 (2) 权力制衡理论。权力制衡理论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包含了权力制衡的思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是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真正开创者, 他系统阐述了“三权分立”思想, 并明确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 即关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彼此牵掣”和“协调前进”的学说。他认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的权力制衡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权力, 共产党人并不忌讳。从成为执政党开始, 就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指出:“在我们国家, 任何人都要接受监督。掌握权力而不接受监督, 必将导致腐败。”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 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 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提出, 要发挥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中的作用。权力制衡无疑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另一理论诠释。

三、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作用

(一) 政府责任中的经济责任

(1) 两个“责任”的不同涵义。政府问责制中把政府责任划分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 这里的“责任”不光是指义务和职责, 而主要是指没有做好份内应做之事需承担的后果。经济责任审计中所说的经济责任, 则主要是指应履行的经济职责和义务, 就象通常所说的岗位责任、管理责任之类, 因而两个“责任”具有不同的涵义。事实上, 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领导干部未能正确履行经济责任, 就有可能追究其政治、法律、行政乃至道德上的责任。可见, 把政府责任划分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 这是基于建立责任政府这一目标所进行的一种分类, 这与我们所说的政府经济责任并不矛盾, 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容的关系。 (2) 经济责任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活动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而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 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包括政治、军事、艺术、文化、宗教、哲学在内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政府作为人民推选出来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毫无疑问, 它也必然把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作为自身的基本责任和任务。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100多年历史中,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种经济学派和主张都曾成为过主流和主导。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为标志, 经济自由主义被高度推崇, 认为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 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即使在这一时期, 政府这一“守夜人”也并不是无所作为, 政府至少还承担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保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畅通的职能。20世纪70年代, 与当年出现的“市场的失灵”一样, 出现了“政府失灵”, 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又兴起了“第三条道路”, 力图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平衡。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不难看出, 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政府参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有差异, 但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自身的经济责任。可以这样说, 在当今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把发展经济, 维护经济秩序, 保护本国经济利益, 提高经济竞争力作为自身的职责。 (3) 我国政府的经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 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 规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定和命令;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帮助本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 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对这10条职权细加分析, 都直接或间接与经济或经济管理相关, 可见促进经济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是我国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二) 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制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实现途径

政府问责制作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 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经济责任审计是国家审计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属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与政府问责制有许多共同的属性和特征, 表现为:关注的都是受托公共责任, 责任主体主要是政府官员, 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相近, 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公共责任的履行等, 因而经济责任审计可以成为强化政府责任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政府责任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责任机制一般由明确责任、责任履行、责任监督、追究责任四个环节构成。经济责任审计可在以下环节发挥作用。 (1) 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一项改革举措的推行, 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是很获得成功的。由于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 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比较淡薄, 不知权力来自何方, 容不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认为监督就是对他的不信任, 抵触情绪强烈。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好心办错事不该问责, 以致“付学费论”一度在我国盛行。而一些监督主体也习惯于当“老好人”, 怕得罪人, 使监督在我国干部管理体制中成为薄弱一环。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推行, 对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 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审计过程往往是责任意识的宣传过程。经过了二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 经济责任审计已深入人心, 被审计者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观, 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已为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 这就为政府问责制的推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2) 促进明确责任, 完善政府责任机制。近年来各地在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活动中, 积极探索, 不断创新, 努力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上有所突破。一些地区实行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告知承诺制度, 即在领导干部上任前, 告诉其应履行哪些经济责任, 并要其作出书面承诺, 以便下步的审计监督;一些地区积极探索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办法, 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事项划分成几类, 每类又分成若干项, 然后逐项打分;一些审计机关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领导干部权责不相称的事项, 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要求完善有关制度和法规, 做到有权必有责, 权责相对应。上述工作的开展, 对明确领导干部的责任, 促进政府责任制的落实,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3) 促进对责任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目前各地实行的政府问责制, 往往是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 然后去跟踪问责, 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偶然性。一个官员只要不犯大错, 不管其工作有多平庸, 就能稳稳的当下去, 甚至还可得到升迁。这显然不符合责任的定义, 也不符合问责制的要求。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推行改变了这一状况, 它通过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定期检查, 使责任监督制度化、常态化, 有利于政府问责制由追究有过向追究无为转变, 由偶发性事件问责向常规性履职问责转变。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推行, 则进一步把民情舆情引入了干部监督机制, 在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共同作用下,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履行公共责任,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4) 促进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政府问责制是一项系统工程, 并不是某一部门可以单独来完成的, 而是需要不同的监督主体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国家审计机关尽管是一个有处理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但它仅是对单位或部门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有处理处罚权, 对于具体的责任人, 审计机关主要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通过移送处理, 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进行责任追究。经济责任审计的一个有利方面是, 有由纪委、组织、监察、人事、审计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 来组织、指导、协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这一制度框架下, 审计主要行使的是独立的检查权和对问题的披露权, 解决问题则主要依靠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有关监督部门。在近几年的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中, 一些地区还纷纷出台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成果运用办法和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规定了各个监督主体的职责, 强化了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力度, 进一步发挥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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