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民俗（共8篇）
山东民俗 篇1
海阳过年扭秧歌，分为大架子秧歌和小架子秧歌两种。“大架子秧歌”代表了海阳秧歌的基本风格特点，主要流传在海阳东部和南部地区，“小架子秧歌”流传为海阳西北部地区，除打击乐伴奏外，还配有唢呐、笙、笛等乐器。舞蹈动作不多，以跑阵式为主，俗有“跑秧歌”之说。
二月二日龙抬头。海阳用白面或豆面做成小龙，谓神虫，放在粮囤和面缸里，祝愿粮面用之不尽。威海、龙口等地，以成串的圆形色布挂在小孩的帽子上，称小龙尾；
五月初一是海阳五猖庙会的日子会有祭灶神的仪式。
海洋的渔民风俗：
海规
“祭海”：除夕之夜发纸时及正月十三日，渔民到海滨摆供品、鸣鞭炮、焚香纸，虔诚叩拜。
“记风”：渔民凭经验牢记牢记刮大风、降暴雨的时间，以此预测百日后的风情。
“祈风”：正月二十五日为龙风日，渔民多以此日的风向，卜测海上收成，并烧纸、焚香、叩头，祈祷“顺风行舟”。
“送船”：新船下坞后船主择“黄道吉日”，在船头设供品、点蜡烛、焚高香、烧黄表，敲锣鼓、鸣鞭炮、行大礼。船主执朱砂为新船点晴、开光，船头披彩，桅悬红旗，抬船人喊着“百事大吉、波静风顺”号子，送船入海。
“上网”：每年初出海时先把一冬修整的网具分盘在海岸，在锣鼓鞭炮交响声中。渔民抬着网具，喊着号子，徐徐登舟，将网一节一节地盘入船舱，行礼祝福。
“出海”：出海之前宰猪一头带皮烫剥，把整猪供奉于船头，在锣鼓、鞭炮中，升起彩旗。祭祀毕，将猪开膛、剔骨，切为大块，炖成“丰盛肉”，渔民饱餐畅饮。外人遇上船员会餐不须谦让，自斟自食。
“祭龙王”：渔民首次出海验网捕到之鱼熬熟盛于盘中，奠酒浆、焚香纸，祈祷龙王保佑海上平安。
海忌
禁说“漏”、“翻”、“扣”，要说“明”、“转”、“划”或“划过来”；出海不说远“远”、“近”，要说“高”、“低”；卸完鱼、虾，不说“卸完”、“没有”，要说“满了”；帆要叫“蓬”；饺子煮碎了要说“挣了”；“打官司（灌死）”要换言“告状”；绳子断了要说“升了”；“初十”（触石）以“俩五”代替；东西碎了禁说“碎”，要说“笑了”；碰到鲨、鲸等老鱼，不能直呼其名，要称“老人家”；行船时，严禁吹口哨说笑话。勺子、饭碗不许扣覆，筷子禁止担在碗上吃完饭要将筷子向前猛趋以示行舟快而无阻；严禁妇女跨船头不准在船头上大小便。
山东民俗 篇2
山东省自古以来就是个文化名省,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它也沉淀了自己的各种文化特色。像端午节这类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旅游资源, 由于它承载着更丰富的节日文化内涵, 我们更要深入研究它的文化内涵, 在现今社会, 更好的融入现代文化的发展中。
而在现今社会, 像山东省这样以旅游业这种绿色产业为龙头的文化大省, 更应该重视像端午节这样的民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但是, 如今的端午节却在慢慢衰落, 这种民俗节日在现今社会也受到严重的威胁。这种民俗旅游资源的衰落, 有外在的原因, 更有其自身的原因。深入分析这些原因, 并研究它们。针对原因提出可行性措施, 拯救民俗节日, 是山东省保护民俗旅游资源的有效措施。为使山东省端午节这种民俗旅游资源健康的发展下去, 深入挖掘它们的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本身产生的节日产品, 我们必须加强对传统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力度。
二、端午节概述
1. 端午节的由来
从整个中国来看, 对于端午节有着不同的阐述。以端午节文化的发源地——湖南岳阳市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辐射这种文化。从古到今, 关于端午节有以下几种说法:
屈原说:这种说法是最广泛, 也是最被人们所接受的。屈原的那种崇高而博大的爱国主义已经被融入到民族精神之中。屈原本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 后遭奸臣, 被楚王流放, 当他听说楚被秦所灭, 痛不欲生, 于五月初五投汩罗江而死, 人们沿途泛舟打捞, 于是就以五月初五为纪念日, 来纪念屈原。
曹娥说:这种说法流行在浙江会稽。因为她的父亲在五月初五日迎江神活动中, 淹死在江中。曹娥很悲伤, 投江而死, 后人就以五月初五来几年孝女曹娥。
介之推说:这种观点流行在山西一带。《艺文类聚》中记载“文公令燔山求之, 子推抱木而死, 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伍子胥说:这种观点流行在吴楚两地。伍子胥, 楚国人, 力谏吴王夫差灭越时要斩草除根, 夫差不听, 赐其死, 并将其尸体抛入钱塘江。民间认为钱塘江涨潮, 既是迎接视为“涛神”的伍子胥, 每年五月五日迎之。
祭龙说:闻一多先生在其《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中认为端午节原是源于吴越民族举行腾龙的祭日。
恶日说:端午节源于对恶日的忌讳。“五月五日, 被古人认为是恶日, 故《风俗演义》《论衡》《后汉书礼仪态》等书有‘不举五日子’的记载。”
有以上对端午节的概括, 可以看出, 端午节的内涵更加丰富, 开发利用价值更高, 也更值得研究。
2. 山东省端午节概述
在山东省, 五月五日为端午节, 又叫“端节”“端午”“端阳”“重午”“蒲节”“天中节”。胶东的黄县, 招远等地, 又称初一为小端午, 初五为大端午。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不一。最普通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 山东农村多不知道屈原是何人, 他们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秃尾巴老李。
(1) 山东省端午节的佩饰
全省各地在端午节这天都给儿童的手脖, 脚脖或手指上缠上五色线, 叫长命线, 栓命线, 五丝。日照则缠七色线。从缠上之日起, 到节后第一次下雨, 才能解下来扔到水里。
临清给七岁以下的男孩戴“符” (用麦秸做的土项链) 。俗话:“端午不戴符, 死了变成小牛犊。”给七岁以下的女孩戴石榴花 (屈原投江时, 正是石榴开花时) , 以纪念诗人屈原。民谣说:“五月端午不戴五, 死了变成癞蛤蟆。”临朐, 滕县等地的妇女, 小孩可以戴香布袋。花布缝制的花布袋中装有多种草药, 戴在身上, 玲珑可爱, 香味扑鼻。据说可以驱瘟避邪。诸城一带的小孩习惯戴荷包。男孩戴的荷包形如锄头, 意在引导孩子学锄地;女孩戴的荷包里插又花针, 意在引导孩子学针线。还有少数娇惯的小孩戴无毒兜 (兜上绣又蝎子等五种毒虫) , 意在以毒攻毒, 确保健康。临清的孩子在端午节这天都要穿母亲亲手做的黄布鞋, 鞋帮上用毛笔画上蝎子等五种毒虫。意思是诗人屈原的墨迹亦能杀死五种毒虫, 使儿童免受毒害。德州的男女老少都要戴艾, 无一例外。因为“端午节不戴艾, 死了变成猪八戒。”端午节一般不举行祭祀活动, 只有临朐例外的举行祭祀蚕姑仪式。在蚕姑像前, 供上鸡蛋水饺, 然后焚香烧纸, 乞求蚕茧丰收。
(2) 端午节的饮食
端午节这天, 全省几乎都吃粽子和鸡蛋, 费县喜欢喝雄黄酒。据说, 雄黄酒有杀菌的功能。儿童不能喝酒, 便在而多喝鼻孔里抹上一点。招远, 诸城一代的妇女儿童, 习惯用雄黄酒涂抹耳鼻, 意在驱邪防病。
(3) 端午节的其他习俗
端午节之日, 山东所有地区普遍在门口插艾。城民谣说:“端午不插艾, 死了变个老鳖盖。”除了插艾外, 泰安和胶东部分地区还加插桃枝;德州还加挂纸葫芦。据说, 桃枝和纸葫芦可以避邪。诸城一带, 除了插艾外, 还用一束艾抽打屋内旮旯, 边打边说:今日端午节, 蝎子你听着, 只许墙上爬, 不许吧人蛰。
端午节的早晨, 文登, 乳山一带习惯用多种鲜花浸泡的水洗脸。即墨则用露水洗脸。少年儿童早早起床, 带着毛巾到青苗地里采露水。同时, 采摘青蒜和小白菜。据说, 吃了端午的菜, 可以去百病。如果能在端午节的早上抓到蛤蟆等小动物, 那就更高兴了。据说此时的小动物都是仙丹妙药, 包括百病。长岛的渔村这天早晨拉过露水之后, 又到海滩的礁石下去摸鲍鱼, 谓之“摸房檐”, 据说这天鲍鱼爬上来的特别多。
总之, 山东省各地庆祝端午节的活动也不尽相同。正是因为活动的多样性, 因此开发这种民俗旅游资源才有章可循。
3. 端午节的饮食文化
在端午节这天人们几乎都在吃粽子, 因此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的饮食文化。把粽子包成尖角形, 让水族见了以为是菱角, 就不敢吃了。
饮雄黄酒, 酒可以祛病, 防虫。但是现代医学认为, 雄黄酒对人体是没有益处的, 所以现在就没有饮雄黄酒这种文化了。
三、山东省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1. 山东省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随着省内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他们对于民俗旅游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多的是文化水平的提高, 民俗旅游活动的丰富多彩, 使得旅游者对文化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互异为诱因, 文化的差异可以满足旅游者求异性, 知识性, 刺激性的需求。旅游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应该丰富多彩, 以此来满足旅游者的不同需求。
(1) 节以食为天
端午节本是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但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好像与“吃”结下了不解之缘:除夕吃水饺, 元宵吃汤圆, 端午吃粽子, 中秋吃月饼。也许是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 人们似乎对饥饿充满了恐惧。因此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风俗——吃。
龙船竞渡, 粽子飘香是端午节的文化标志。然而, 端午也一度被商家裹上“粽子节”的伪劣包装。节日气氛也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逐渐谈化。过端午节就好像在过“吃节”。山东省各地在这个节日期间, 除了吃粽子, 挂艾之外, 好像就没有了其他娱乐活动, 而端午节也被着直接换成“粽子节”。
好在端午节在山东省已经成为法定节日。人们可以出游, 共同娱乐。端午节本是全国性的节日, 但除了在南方一些地方有政府组织赛龙舟等活动外, 在山东省也就是市民自己过节。最普通的庆祝方式就是吃粽子。流传到今天, 其做法与古代并无两样, 只是内馅变化较大而已。
近几年, 山东省的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剧烈的社会转型, 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却让传统文化陷入了逐渐失落和互换回归的双重齿轮中。在这种形势下, 人们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 而作为节日符号的食物, 已经随时随地都可以大饱口福, 这使得传统节日的魅力大大降低。然而商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传统节日本来就不多的促销活动中, 依然主打饮食牌。
端午节等全国性民俗节日遗产在山东省个大都市已经遭到了较大的损害。年轻一代对端午节更是不熟悉, 就知道在这一天吃粽子。
(2) 端午节在省内年轻人心中逐渐淡化
传统节日内容陈旧, 形式单一, 缺乏个性化与更多的是人情味。对现代的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在他们心中逐渐淡化。对于传统节日端午节来说, 年轻人知道在这一天要吃粽子, 在他们的记忆更多是“吃”, 端午节也被他们直接唤成“粽子节”。在节日期间, 年轻人喜欢逛街, 旅游, 上网, 睡觉等。很多年轻人并不能意识到传统节日的意义, 只是玩玩, 吃吃, 对于传统节日的保护上, 很多人认为不大需要, 让其顺其自然。
2. 山东省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存在问题的原因
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存在的这些问题, 是其文化衰落的一种表现。而文化的衰落是文化变异的一种情况。这种变异有两种情形: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发生的变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异。
(1) 物质文化中饮食的烙印太深
端午节起源于农耕社会, 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以食为天”。那时虽然在粽子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它的主料还是粮食, 逐渐由“时令化”走向“日常化”。在当代, 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 人们在日常就能吃到粽子。于是端午节就被浓缩成了“粽子节”。这也就是很难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因了。
(2) 行为娱乐方式较为单一
在山东省各地的端午节中好像还没有什么方式来供娱乐。南方可以赛龙船, 在我们北方没有什么方式来娱乐, 顶多挂艾, 挂荷包, 栓五色线, 方式单一。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旅游者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娱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省内端午节的娱乐方式很难适合当代旅游者的口味。
(3) 在精神方面展现的层次较浅
在我们省内, 也只是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至于别的精神就不曾知道。其实从龙船竞渡就可以看出古人对水的对抗;挂艾, 饮雄黄酒是对自然灾害的一种抗争。端午节所流承下来的应该是爱国主义, 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传承力, 这样的精神文化层次才是端午节不可分离的核心因素。
物质是基础, 行为是风貌, 精神是核心。三者相互联系, 共同构成端午节文化的整体, 才能使它继续发展。
(4) 西方文化的冲击
随着全球文化的发展, 多元文化的碰撞也日益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凭着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 把本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传入到我国, 在山东省, 韩剧热播, 我们崇拜他们的传统文化;美国饮食文化的传播, 使我们对圣诞节, 情人节等节日的热爱度大大大于本国的传统节日。
西方一些节日注重个人价值, 以个体为但原来庆祝, 而山东省的端午节则以群体为单元来庆祝。注重群体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价值。因此, 以个性价值为主的西方节日备受省内人们的欢迎。而以群体为主的中国传统节日则受冷落。
(5) 政府对端午节的重视程度不够大
政府是重视“雅文化”而轻视“俗文化”。在端午节这块上, 庆祝时间太短。旅游者在活动安排上, 出行上都受到限制, 就是在省内旅游也不现实, 就更不用说远行了。
还有对端午节的宣传力度不够。仅是吃粽子, 挂艾, 挂荷包等, 其余文化内涵人们就很少知道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则会削弱旅游者的出游动机。
四、山东省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措施
由于山东省各地在庆祝端午节上有着不同的习俗, 所以以下就其中的共同点进行着重研究, 重点是研究山东省端午节的开发对策, 在可持续发展中保护这种民俗旅游资源。
1. 山东省端午节不同文化层次的开发研究
山东省端午节有三个不同的文化层次:精神文化层次, 行为文化层次, 物质文化层次。在山东省, 可以通过对这三方面的研究, 来开发这一旅游资源。
首先, 物质文化层面:这主要表现在粽子上。在包粽子的过程中, 体会劳动的乐趣, 而且可以选用不同的馅子, 包成不同的形状。
其次, 精神文化层面:主要是以屈原为主。这样可以进行一下历史教育, 分析一下古诗。在中国的古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 展现着古代人们的民俗生活。因此在教材中可以适当的编入一些反映古人节日生活的诗篇,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些节日内涵。
最后, 行为文化层面:主要是吃粽子。也可以在活动形式上深入挖掘与升华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可以把端午节设成复古的场面, 让人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深入了解端午节的内涵。
2. 山东省端午节民俗产品的开发措施
端午节时, 山东省各地市都有制作香包的习俗, 它不仅可以防病除虫, 还具有审美情趣。在现今社会, 它的功能就更显示在后者了。
它用不同的布料, 缝制出不同的形状, 比如心形, 元宝形, 船形等。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缝制出更多的形状, 以此增加节日的娱乐气氛。它们可以带在身上, 可以挂在车里, 包上等, 还可以挂在墙上当饰物。另外, 可以再绳索上挂上其他小饰品, 增加美观。这样, 因为它的制作形状多样, 颜色丰富, 符合当今旅游者的审美心理。既可以自己收藏, 又可以赠送给亲友, 所以很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香包里面可以放上不同的植物, 例如干的艾叶, 月季, 玫瑰等代表不同意义的植物。让大家自己采集植物标本, 自己制作喜欢的香包。这样可以让大家热爱自然, 又能达到识别植物的心理需求。还可以在制作好的香包里放上轻巧的饰物, 以增加节日的娱乐性。
另外, 外面用不同的布料缝制, 体现多样化。而今最流行的就是十字绣了, 它能根据需要在外表上设计任何图案, 也可根据赠送对象的差别来设计。比如在儿童这方面, 就可以设计上一些卡通图案;青年就设计一些祝福语一类的图案。这样, 既有节日的气氛, 又可以增进感情, 还能理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还有端午索, 它用五色线作为驱妖辟邪的节物, 在省内各地, 一般是系在手腕、脚腕上。现代社会的发展, 现在有丝索饰品等多样的材料, 可以在节日期间组织一些文化部门, 丝索饰品、工艺品生产企业等举办端午索文化的交流会, 将山东省丝索饰品、工艺品纳入到一个合适的节日文化载体中, 丰富节日文化与节俗活动。
总体上看, 这些饰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让现代青年在娱乐的同时还可以增进对民俗旅游资源的了解。
另外, 可以根据南方的一些习俗来开发山东省内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南方最普遍的是赛龙舟。在省内, 一些沿海城市, 比如青岛和日照还有威海等城市, 可以进行小规模的龙舟漂流, 龙舟接力赛, 龙舟碰碰船等, 把古代竞俗改为竞趣。
3. 实现山东省端午节民俗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首先, 丰富节庆文化的内涵, 加快彼此间的相互交融, 以完善和充实传统节日文化。
在省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们与世界接轨, 我们不仅要学习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更要学习他们节庆文化的丰富内涵, 使我们的传统节日不衰落。
其次, 融入凸显个体价值的活动。旅游者在追求自身价值时个体精神才能得到满足, 这就需要以端午节文化为依托, 设计以个体价值体现为目标的参与型的旅游项目。比如再现端午节起源文化, 让旅游者亲自参与, 扮演不同的角色, 生动直接的了解历史, 也能更深入的理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然后, 加强政府对端午节的重视。政府在端午节的旅游价值实现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政府应该组织专家学者挖掘并弘扬端午节文化的丰富内涵。
总之, 在省内个城市举办端午节的活动不尽其样, 主要是突出地方特色, 加强政府重视, 深刻挖掘端午节的内涵, 使这一节日更好的传承下去。
五、结语
山东省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 必定与现代文化有所碰撞。只有在现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汲取像端午节这种传统旅游资源的精华, 传承他们的民俗文化意蕴, 并重在开发与之相关的旅游产品, 促进古文化与现文化的有机结合, 使端午节这种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在现代文化中绽放他原有的和再生的文化光彩。以促进山东省民俗旅游业更新的发展。
摘要：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 也是我国三大民族节日之一, 它本身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因此是我国重要的民俗旅游资源之一。文章主要研究山东省端午节这种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文章提出了一些可持续开发的策略。使得端午节这一民俗传统节日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继续健康的发展下去。
关键词：山东省,民俗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端午节
参考文献
[1]山曼李万鹏姜文华叶涛王殿基:山东民俗山东友谊社出版, 1990年
[2]金苹苹吴珊:端午节民俗文化特色初探, 绍兴纹理学院学报, 2002年12月第22卷第6期
[3]乌尔沁:中华民俗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4]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6月第1版
[5]曹俏萍周叮波:端午节习俗边缘化和我国传统节庆文化的现代化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报) 2006年7月第77卷专刊
[6]朱宁虹:中华民俗风情博览——节日娱乐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7]杨丽娟:端午节文化及其旅游价值探析宜宾学院学报, 2005年8月第4期
[8]姜延秋沈静:世界著名节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年9月第1版
好客山东休闲季齐鲁民俗看不完 篇3
山东琴书是山东重要的地方曲艺品种，又称“小曲子”、“唱扬琴”、“山东洋琴”、“改良琴书”等。发源于鲁西南的菏泽（古曹州）地区，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原为农民自娱的庄家耍（又叫玩局）。
山东琴书的演出形式一般为二至五人，演唱者分赶角色，也兼乐器伴奏。分赶角色者一般二至三人，余者为伴奏兼伴唱。传统的演唱讲究稳重大方，演唱者正襟危坐，仪态端庄，目不斜视，全靠富于变化的唱腔和有机的伴奏配合来完成故事情节的表达和人物形角的刻画。
兴奋点：山东琴书，味道浓郁，听着亲切实在，故事性强，在动听的音乐里能了解一段历史或者一个故事。山东琴书，现在多分布在景区里表演，不要错过。
济南千佛山庙会，邂逅秋季的金黄
农历的九月九日是传统的重阳节，民间有登山、赏菊的传统。济南自元代开始，就将九月九日定为千佛山庙会。千佛山附近的南部山区盛产柿子，尤以金黄色的大盒柿为最著名，庙会期间，适值大盒柿成熟上市，赶庙会者，多买柿子而归，所以千佛山庙会也有“柿子会”之称。每年庙会期间，从山脚下到山腰兴国禅寺间一公里多的山路两旁，柿子、大枣、栗子、核桃，火红金黄四处飘香，各种日用百货、土特产、风味小吃、工艺美术品琳琅满目，赶山会的人们熙熙攘攘，还有来自省内外的民间艺术团体在庙会上表演杂技、马戏、歌舞等，人流如潮，热闹非凡。
时间：每年农历9月9日开始，持续一周
兴奋点：济南的各类民俗表演尽数上场，好吃的，好玩的随处可见，再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你感觉到盛会是何等的热闹。另外，庙会往往是艳遇的发生地，想不想就看自己了。
曲阜孔子文化节，流传千年的文化盛典
民国年间，曾定孔子诞辰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又称之为“圣节”。1984年起，逢孔子诞辰纪念日，曲阜举办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在大成殿前举行祭孔乐舞表演，规模逐年扩大，活动项目逐年丰富，发展为“国际孔子文化节”。
在国际孔子文化节上，以优秀的儒家思想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使文化节变得异彩纷呈。当地艺术家先后挖掘、整理、编创、演出了仿古《祭孔乐舞》、仿古《萧韶乐舞》和仿古《云门大卷》等。
时间：每年9月底
兴奋点：围绕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不断推出情趣盎然的文化旅游项目，孔子家乡修学游、仿古射箭游、古鲁婚俗游、孔子周游列国摹拟表演等多项游览活动，这些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很强的文化旅游项目，使人在游览之余进一步触摸到孔子思想的脉搏。
杨家埠，年画千版儿时梦，风筝万里腾飞心
潍坊寒亭杨家埠是中国三大木版年画的主要产地。杨家埠木版年画全为手工制做，其题材广泛、造型夸张、构图饱满、想象自由、象征寓意、色彩鲜艳、图文结合。工艺分为构稿画样、雕刻木版、着色套印、烘货点胭等。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艺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拓稿画样开始，到雕刻木版、上案印刷、烘货点胭，四套工艺无一不是这些民间艺人手工所为。
杨家埠的风筝也是同样驰名中外。杨家埠是潍坊风筝的发祥地，历史源远流长，其构图朴实优美，形象鲜明生动，富有神韵和艺术魅力，自成一大派系——杨家埠风筝派。风筝内容祥瑞吉利，有鸟、兽、虫、鱼风筝，有板式、硬翅风筝，有串式、软翅风筝，其中为风筝会制作的长350米的龙头蜈蚣，被誉为“世界之最”。
时间：一年四季，随时都有机会
兴奋点：到杨家埠民俗文化古村，可以看到古老的年画作坊，领略杨家埠年画艺术精粹。作坊内民间艺人现场表演雕刻木版、运用传统的套印技法，套印红、绿、黄、紫、蓝等不同颜色。游客如有情趣可亲手参与制作年画。还可以欣赏到传统的十八女子风筝作坊，全程参观独特的风筝制作艺术全过程。
各地的渔民节，与大海一起狂欢
山东拥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青岛、烟台、威海地区沿海渔民历来有祭海的习俗，各地也有不同时间的祭海活动。随着渔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渔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祭海不再是一种迷信的祭典活动，而是作为一种祈福的风俗沿袭至今。祭海的形式、内容也由单纯的祭神变成了欢送渔民出海、预祝渔业丰收的盛大节日。
“祭典”仪式是一种布满乡情海韵的民间祭奠活动，村民们抬着宰好的整猪，渔妇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提着供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海滩上。各家都非常有秩序地将供桌、供品摊摆开来，在供桌前还要有一只雄鸡，取意“大吉大利”。
时间：长岛海鲜节：每年9月初；青岛田横祭海节：每年3月20到3月22日；荣城渔民节：每年4月20日
山东民俗 篇4
“潍坊民俗文化传承与利用的综合调查”调研山东社会实践活动正式
启动
潍坊自古以来，文事昌盛，辈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使得潍坊的民族民俗文化，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史载，生于潍坊市域或曾活动于潍坊市域的高层次文化名人就有百人之多。辈出的名人，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在潍坊地区这块充满齐鲁风范的大地上，催生、造就、传承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多彩多姿的潍坊民情风俗。使潍坊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继承了内容丰富、独具魅力和特色的民间艺术。
7月24日上午8:00，潍坊学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正式启动本次“调研山东”社会实践活动。本次调研活动以“潍坊民俗文化传承与利用的综合调查”为课题，以民俗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主题，应用相关理论为基础知识, 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来对其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分别从科学管理规划原则、综合效益原则、民俗节庆文化品牌、宣传策略等方面入手,深入地了解潍坊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的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从产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到推广为潍坊各地的民俗文化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和意见，对潍坊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本次调研活动的实地调查地点包括杨家埠、高密、风筝放飞场、风筝博物馆、十笏园、潍坊红木嵌银厂等，由学院团总支书记、辅导员办公室主任贺志波担任此次活动的团队指导老师。
本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同学们保护潍坊民俗文化遗产意识，并让同
民俗学之西南少数民族民俗 篇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民俗和民俗学
一、民俗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民俗？古今中外对民俗概念存在诸种解释:
（一）我国古代：
1.先秦时期的孔子、荀子、庄子都有对“民俗”的独到见解。
孔子是在阐明人治的过程中，力图把民俗观改造为与礼制体制有关的知识或学问。“志古之道，君今之俗”——历史介入民俗；“不语怪力乱神”——用人文历史的观点解释神话；“民教俗朴”——致力于贯彻男女、父子、君臣、礼义、仁德的纲常模式。
荀子提出应确立民俗的道德标准，民俗是由民众的性情、气质、服饰、器用、歌舞、仪式和管理惯制等现存的群体标记所显示，“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荀子的《蚕赋》是中国古代文人作品中第一篇仿制民间谜语的重要作品。
老庄民俗观的核心是反智主义，主张的社会模式乃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俗的实质，在于保存自然的人性。
2.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应劭，可称是我国古代一位成绩卓著的民俗学家。他撰写的《风俗通义》（即《风俗通》），被称为“是我国第一本以‘风俗’为名的民俗学名著”，1应劭在该书中提出了他对风俗的看法。其陈述旨在强调地理风土和国家社会生活对理解民俗形成的重要性。
南朝梁宗懔编《荆楚岁时记》以十二月为序，按月归纳农事生产和生活事象，包括岁时节日、祈年礼仪与文娱竞技等各种活动，这是对中国岁时节俗的首次整合，3.唐宋时期 对农俗和都市民俗的重视：在唐的《开元占经》、《四十纂要》中强调“勤农”观念，“勤农”指树立以农为本的农业经济意识，掌握一套关于气象时令、作物品质、畜禽饲养、耕种灌溉和农具器用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管理措施。要求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一种与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社会行为，认为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农业的丰歉有关。宋的《岁时广记》有意对民俗“探其原委”，曾多条征引织女渡河故事。4.元明清时期
1王文宝著《中国民俗学史》，页38，巴蜀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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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方志的撰写。自元代起，在传统正史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方志笔记著作，包括京畿志略、地方史志、边政考察记述和野史杂纂等。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以地方志为代表的地方文献。编纂方志的一项工作，是对地方风俗的含义进行界定、记录和描述。
（二）我国近现代对“民俗”的理解：
1.黄遵宪：认为民俗不仅是相沿成习的一种社会文化事象，而且有着不可变易的特点。
2.钟敬文：领衔主编的作为学科导论的《民俗学概论》一书，开篇即提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2 3.乌丙安：民俗是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的文化事象，这些事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3
4.仲富兰：民俗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社区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5.高丙中：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
（三）外国对“民俗”的定义
作为学术或学科语词的“民俗”是在英国首先出现的，英国人汤姆斯在1846年用“Folk”和“Lore”两个词合成的，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
自汤姆斯之后，国际学术界对“民俗”一词下了上百种定义，将它们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文化遗留物说：、精神文化说、口头文学说、草根传统说、生活手段说。
综上所述，民俗概念应该包含以下内涵：1.民俗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2.民俗的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民俗是具有一定稳定的形式且反复出现的生活现象。4.民俗由一定的外在事象表现出来，表达特定群体的意愿。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某个特定群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模式化的生活文化。
22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页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乌丙安著《中国民俗学》，第7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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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的基本特征
民俗特征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里所说的民俗特征，是指各类民俗共有的特征。
集体的模式性：集体的模式性，指的是民俗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形式，能够被这种民俗所流行社区的人们在生活中无数次地重复。
地方的传承性： 特定的地理坐落和社会生活维系、强化并创造着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出的特征。
民俗的历史传承性，是指民俗生活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这是由民俗主体在代际间绵延不断的纵向传递而形成的民俗特征。
民俗的传承性又衍生出稳定性和变异性这样两个特征。
主体的生活性：民俗的起源和发展，是人类主体选择的结果，民俗的具体展开，也依赖于人类主体的行为，归纳起来，民俗是人类主体存在的反映，民俗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主体生活的丰富性，民俗存在于主体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
三、民俗的社会功能
民俗的功能，指它在社会生活与文化系统中的位置、民俗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所发挥的客观效用。以下介绍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一些最主要的功能：
（一）教育和模塑功能。
指民俗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教化作用。那么，民俗的这种教化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主要靠无数民俗事象的重复出现，从而使受教育者依靠动作上的模仿、心灵上的体会等途径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受教育者完全依靠耳闻目睹和置身于民俗事象的无数重复中而心领神会，是在民俗氛围中生活的人们长期被熏陶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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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功能。
指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民俗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
另外，民俗的规范性还表现在民俗统一群体内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是指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得到调剂的功能。
民俗的社会功能让我们认识到民俗文化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传袭着过去，参与着现在，干预着未来，它支配着特定群体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潜移默化地养育着一方人民。
四、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概况
（一）学术历程：
中国现代民俗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间经历了几个阶段，现简述其学术历程：
1.启蒙和兴起：
中国民俗学兴起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民俗学的诞生地。1918年2月，蔡元培、刘半农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征集近世歌谣的倡议。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并于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这些学术活动不仅使民俗学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得以开辟，而且使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产生。
2.发展和繁荣：
以北大“风俗调查会”的成立与中大民俗学会的成立为标志。1923年5月，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对民俗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民俗调查的对象及研究方法等皆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在1926年到1927年间，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来到中山大学任教，南北合流，人才济济，组成了“民俗学会”这一研究机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
这一机构的宗旨是对中国的风俗、信仰、民间文艺进行调查、搜集和研究。从“北大”到“中大”所开展的一系列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使我国民俗研究出现了第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3.兴旺与沉寂：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 20世纪60年代，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但是后来被中断。
4.再生和复兴
1983年5月，全国性民俗学学术研究组织——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与此同时，不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民俗学会相继建立，民俗学的研究不断繁荣。
（二）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性质：
民俗学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习惯等人类的民俗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它研究的是最广泛的民众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作为传承的各种民俗事象。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法、历史研究法、结构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等
--田野调查法，是指从事民俗研究应深入到民俗事象发生地，对民俗事象进行详细的调查，以取得第一手民俗资料的民俗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中要多种方法并用：如参与观察、问卷调查、访谈、摄像、录像、录音方法。后面有专章讲述。
--民俗的历史研究法，指的是追溯民俗事象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学不仅是一种现实之学，而且是一种历史之学。
--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指的是将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群体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民俗事象集中在一起，比较其中的异同，寻找这些民俗事象的联系，探讨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一种方法。比较的方法可以有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交叉比较。
--结构分析法，指的是依靠分析和研究民俗事象自身所带有的构成要素和成分，以达到研究和分析民俗事象发生、发展和变异规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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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研究的一般程序：确定研究选题、材料搜集（包括相关研究成果，田野、文献）、材料分析、撰写论文。
民俗学研究的类型：民俗事象专题研究；民俗史研究；民俗理论研究；民俗志写作。
第二节 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概说
一、中国西南及西南少数民族概况
从世界版图上来看，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地处我国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其西部为青藏高原，南部为云贵高原，北部为四川盆地。区内河流纵横、峡谷广布，地貌以高原和山地为主。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气候水热条件及特殊的地质史，使得该区蕴含了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动植物的垂直分布差异很大，品种繁多，物产丰饶。
按习惯的说法，中国西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而广义的“中国西南”则还包含西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
在传统的西南民族研究中，常以川、渝、滇、黔为主。当然，由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与西藏、广西相邻，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西藏、广西也有涉及。本课程所指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空间上限定在狭义的中国西南，内容上包括以古今西南各民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俗事象为对象。中国西南自古就是我国民族的聚居地之一，西南地区境内生活着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少数民族，具有“族群多、人口密度大”的特点。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汉族、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30余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西南少数民族民俗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个特定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经过多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事象，除了前面所述民俗所具有的一般特点外，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特点还有：多样性、共融性、独特性和神秘性，这些特点将在后面各章的具体民俗事象中不断呈现。其具体生动的民俗资料，具有宝贵价值，也使西南地区成为一座民俗文化的宝库、成为民俗文化资源的富矿区。
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包括民间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具体说来，包括三大类八小类，为了便于认识、描述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我们依此把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也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第一大类是物质生活民俗，包括：
1、生产民俗（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等物质资料的初级生产方面）。
2、工商业民俗（手工业、服务业和商贸诸业等物质资料的加工、交易与服务方面）。
3、生活民俗（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
第二大类是社会生活民俗，包括：
1、社会组织民俗（家族、村落、社区、社团等组织方面）。
2、岁时节日民俗（节期与活动所代表的时间框架）。
3、人生礼俗（诞生、生日、成年、婚姻、丧葬等人生历程方面）。
第三大类是精神生活民俗，包括：
1、游艺民俗（游戏、竞技、社火等娱乐方面）。
2、民俗观念（诸神崇拜、传说、故事、谚语等所代表的民间精神世界）。
本门课程即以此作为讲述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基本框架。本门课程即以此作为讲述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基本框架。
西南少数民族民俗
三、“西南少数民族民俗”课程的基本语境
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几个理念： 首先是整体、整合和普遍性的观点。
其次是比较的观念也将贯穿于整门课程，即在较为广泛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比较中确定其价值、坐标，在充分肯定某一习俗的同时又不孤立地评说。
第三是相对观，又称“文化相对论”。持有此观念对《西南少数民族民俗》课程来说意味着：任何的讲述和接受，均需要尽量打破或超越原有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程式，宽容、平静地面对异彩纷呈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图景。
山东民俗 篇6
青云山民俗游乐园坐落在山东省潍坊市境内。这里主要展现的是民俗风情和文化。整个游乐园景色优美，植物繁多，花团锦簇，有山有水，充满诗情画意。主要有江南秀色，野生动物，民族风情，休闲娱乐，桃花源和齐鲁民俗六大区。此外，园里还有民族的歌舞表演，民族的结婚习俗，戏曲表演等等。
山水园林区主的要景点有渠丘阁，青云桥，留云湖，听雨轩，云泊榭，筠石园，青云斋，石舫观鱼，接秀亭，江南民居等。民族风情区主要有佤寨，摩梭人家，白塔，怒族寨，蒙古包，锦鸡园，鹿苑，哈尼寨，石林等等。野生动物区里有猕猴园，独龙桥，天鹅湖，龙潭，鸵鸟园，熊舍，生肖广场等。齐鲁民俗村里是孔子铜像，富有人家，鲁中民居，鲁北民居，钟楼，蕙芳园，大戏台等。休闲娱乐区里主要是木化石园，儿童乐园，植物园，青云塔等。桃花源区里主要有桃源度假村，五柳祠，茶园，秦人旧舍，桃源渡等等。
山东民俗 篇7
香包刺绣之乡
香包, 古名香囊, 又叫荷包, 俗称“绌绌”、“绌儿”、“耍活”。香包在庆阳的历史已有千百年。庆阳香包内容丰富, 取材宽泛。天地万物, 山川日月, 无所不包。但农村妇女多喜欢用自己熟悉的小物件来表达她们的心愿, 家养的牛羊猪鸡犬, 野生的狮虎猴鹿兔, 水中的鱼龙龟蛇蟹, 树上的桃杏梨瓜果等等, 无所不包。他们以此来表达驱邪防害的目的, 除秽护身的希望。庆阳香包的用料简单, 一布一针一线加一珠而已。布料多用丝绸或彩布, 线絮全为五颜六色的彩线。刺绣手法多样, 有手绣、锁绣、补绣、纳绣、套绣等;在缝制中有剪样、锁边、打结、绣样、吊絮、穿珠等工艺。其针工细密, 绣中罕见。
屈原在著名的《离骚》中吟诵道:“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均为香草。纫, 乃连缀之意。佩即佩帏, 在这里既指香包, 也含佩戴之意。这就说明了早在战国时代香包就已是一种饰物了, 汉代《礼记》曾有未成年男女佩戴香包的记载。到了唐宋时期, 香囊逐渐成为仕女、美人的专用品。明清两代, 庆阳香包十分兴盛, 成为人们佩戴或馈赠的佳品。至清代, 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而历史演化到近代, 香包则多半用于民间端午节的赠品, 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 驱恶避邪的。2001年, “千岁香包”在华池县双塔寺二号石造像塔塔体内发现, 这座石造像塔建于金大定十年, 由此推算, 这件香包距今已有840多年。这件香包制作精致, 完全按照佛教经义, 把浩瀚的佛法浓缩到了小小的香包上, 寓意深邃, 巧妙无比。香包通体由黄褐色织锦缝制, 成荷叶盖手包形, 玛瑙宝石带链, 周边采用传统锁边工艺, 附加十字针黄白丝线装饰边线, 底部有写意的凤爪纹饰, 加上织锦素底隐形莲花纹的飞针走线图案, 集中衬托了主体海棠花的风姿。海棠花是用彩色丝线绣成的, 叶的造型从色彩到形态, 层次分明, 变化丰富。整个香包造型雅致, 做工考究, 刺绣精细, 别具匠心。时近千年, 仍然色彩艳丽如新。
民国至解放后的60年代, 庆阳香包的绣制普及到家家户户, 庆阳女孩多“七岁八岁学针线”。
20世纪80年代中期, 经国家知名专家张道一、冯真、曹振峰、靳之林、杨先让及法国友人吉莱姆考察推介, 香包刺绣开始走向市场, 走出国门。
2001年文物工作者在华池县发现的保存完好的金代香包, 因其工艺精湛, 闻名遐迩, 被民俗专家们盛赞为“中国最好的香包”。
2002年庆阳市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香包刺绣之乡”。2005年, “庆阳香包绣制”进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 贺梅英老人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庆阳香包绣制”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庆阳举办了第11届中国庆阳端午香包民俗文化节, 借助香包节会的巨大影响, 庆阳香包近年来在艺术传承的基础上, 在民俗文化艺术市场上亦取得不俗的销售成绩。
庆阳香包主要有五大类型。头戴型主要供孩子们头上佩戴, 常用彩色布和彩色线做成虎头、猫头、兔头及各种动物头型帽, 端午节戴上以驱邪护身。肩卧型一般以猛虎雄狮为图样, 绣成头大身小、有爪无腿的老虎、狮子, 缝在孩子们肩上, 以祛邪恶。胸挂型样式繁多, 内容庞杂。一般用双股彩线把香包连起来, 挂在胸前衣扣上, 少则一两个, 多则八九个, 内容常为吉祥如意的动植物, 表达妇女们祝福求安, 五谷丰登的心愿。背负型主要为“五毒背心”。刺绣有毒的蛇、蝎、蜥蜴、蜈蚣五种小动物的图样, 缝在孩子们上衣的衣背上。这些小动物本是有毒的, 端午这天却要穿在身上, 表达了古人“以毒攻毒”的哲学观念和护身心愿。脚蹬型多为飞禽走兽头型的图样, 如虎头鞋、猫头鞋、蝴蝶鞋等。这种香包左右鞋双双对称, 古以左为阳右为阴, 寓古哲学阴阳平衡之理, 取避邪护身、成双成对、并蹄腾飞之义。
庆阳香包原本是供小孩佩戴的,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是庆阳香包艺术的大博览。近几年, 香包制作已不再受时令季节的限制, 开始变成商品, 走向市场, 并逐步形成了产业生产。香包在机关的办公室里、宾馆饭店的大厅里、商场的柜台上随处可见。民间出现了一些常年从事香包生产、营销的专业公司, 香包已走出庆阳, 走出国门, 销往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庆阳香包以独特内涵、独特造型和独特手法, 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国内外专家们的一致赞誉和肯定。“庆阳香包甲天下”。现在, 数十万庆阳劳动妇女从事的香包刺绣, 已经形成极富魅力的文化产业, 正以强大的生命力走出西部, 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民间剪纸之乡
在庆阳民间, 逢年过节, 娶媳嫁女, 满月祝寿, 农村妇女们都要打扫庭室、裱糊墙壁, 又要执剪铰纸, 制作窗花。这些剪纸花, 因贴的位置不同而名称各异。贴在门上的叫门花, 贴在窗上的叫窗花, 贴在炕墙上的叫炕围花, 贴在顶棚上的叫顶棚花。走进庆阳农舍, 随处可见贴在墙壁上的剪纸花, 有些已不再住人的窑洞房舍的窗框上、炕围上, 被烟火熏得发黑的剪纸花依然牢牢地贴在那里。剪纸在庆阳, 如同五谷杂粮一样必不可少, 哪里有人住, 哪里就有纸剪的花。剪纸, 在庆阳成了农村妇女美化生活、抒发情感的精神依托。窗户、门扇、窑壁、炕围则成了妇女展现手艺的美术天地。
庆阳剪纸, 由来已久, 在国内外早有影响。早在汉代, 随着造纸术的发明, 用纸剪人影像以代活人的剪纸艺术就开始了。到了隋唐时代, 剪纸用途进一步拓展, 人们用纸剪出武将秦琼、敬德的形象, 贴在门上作为门神, 祛邪挡鬼。此后, 剪纸艺术不断衍变, 题材不断拓宽, 用途不断增加, 由宫廷祛邪走向民间生活。庆阳作为当时京畿之地, 是剪纸艺术最先兴起地区之一。后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 剪纸不断发展成熟。
庆阳剪纸, 取材宽广。日月星辰, 山水花木, 人物鸟兽, 故事传说都是剪纸的素材。特别是家庭院落这方圣土内的男女娃娃、牛羊骡马, 猪狗猫兔, 瓜果蔬菜, 因为天天见, 对它们观察深透, 因而成了妇女们剪刀下永久的题材。她们通过对这些题材的取舍剪制来装饰美化家庭环境, 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
庆阳剪纸内容丰富多彩。有表达吉祥喜庆、反映传统民俗的“二龙戏珠”、“骆驼进宝”、“吉兽图”、“麻姑献寿”;有反映生殖繁衍、美好爱情的“孔雀戏牡丹”、“蝴蝶恋花”、“喜鹊踏梅”、“鱼儿钻莲”;有保佑平安康乐、祈求神兽降福的“老虎下山”、“狮子滚绣球”、“抓髻娃娃”、“送福娃娃”;有民间故事“刘海戏金蟾”、“武松打虎”、“王祥卧冰”;有表达对劳动果实喜爱的麦穗、谷穗、瓜果、桃杏等等。这些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反映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习俗, 充满着她们对生活的理解、感受、热爱和追求。
庆阳剪纸, 表现手法灵活, 剪纸技艺娴熟。颜色以红、绿为主, 有单色、套色、染色等;剪法上有阳剪, 即留下勾画形象的线条, 阴剪, 即剪去线条留下平面, 有二者结合的阴阳剪、折叠纸而剪的对称剪、阴影剪、图案剪等。为了线条丰富多变、多姿多态, 艺人们还创造运用了梅花纹、云勾纹、锯齿纹、田禾纹、月牙纹、水纹、花纹等剪法。
庆阳剪纸, 种类繁多。因用途不同而内容各异。大体有喜庆剪纸、礼仪剪纸、祛病剪纸、生活剪纸、福寿剪纸、婚禧剪纸、生殖剪纸、丧葬剪纸、图案剪纸、底样剪纸和现代生产劳动剪纸等等。这些剪纸大都有底样, 是从祖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细心的妇女把底样夹在杂志书籍中, 视为传家宝。
庆阳的剪纸作者, 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 甚至一些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的“剪纸艺术大师”也识字不多, 有的纯粹一字不识。她们的手艺是从上辈人那里学来的。农村女孩五、六岁就围着奶奶、妈妈学剪纸, 到十五、六岁就能执剪了, “二八闺秀学针线, 巧剪花样百家传。”
庆阳剪纸古拙质朴、粗犷奔放、简单明快、线条洗练。与全国同类民间剪纸相比, 独具特色。
一是原始图腾文化的遗存。庆阳位于陕甘宁三省交会地带, 远离大城市, 交通闭塞, 很少受外来文化冲击。作为生命象征的龙为图腾的龙文化, 以鹿为图腾的鹿文化, 在国内其他地方近乎绝迹, 但在庆阳剪纸中一直延续并保留了下来。如“人头鱼”、“神鱼瓶”、“娃娃鱼”都是以鱼、龙、蛇为图腾的原始文化的传承。剪纸“寿花”, 既有鹿头纹样的原始图腾形态, 又在向生命之树的植物形态发展, 上有双鸟的轴对称形剪纸“生命之树” (扶桑树) , 是两汉广为流传的图样。令人震惊的是, 两汉时代先民的民俗和图样, 竟然一直蕴藏在庆阳剪纸中流传下来。这在全国民间剪纸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古代阴阳哲学观的载体。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观点认识世界, 而中国古典哲学是以阴阳观认识世界的, 形成了阴阳五行说。庆阳剪纸, 揭示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阴阳哲学的奥秘。《绎史》中“天地开辟, 阳清为天, 阴浊为地”, 说的就是阴阳哲学观。庆阳民间也有以男为阳, 女有阴;南为阳, 北为阴;左为阳, 右为阴等哲学观念。镇原剪纸艺术大师祁秀梅剪出的《抓髻娃娃》, 一手捧鸡, 一手捧鱼;或一手捧鸡, 一手捧兔, 都是以鸡、兔或鸡、鱼象征日月、天地的哲学观念的反映。此外, 《双鱼枕》、《虎头蟾》等剪纸都是远古阴阳哲学观念的载体。
三是远古文物的“纸化石”。庆阳是远古文化的巨大宝库, 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蕴藏着得天独厚的远古文化。庆阳剪纸既揭示了远古文化的奥秘, 又承传着远古文化的信息, 是不可多得的远古文物的“纸化石”。宁县剪纸《八卦娃娃》, 本是春节祈祷丰收的巫术剪纸, “八卦娃娃”双手举禾黍, 头顶太阳蛛网八卦, 象征太阳普照万物生长, 它承载的就是生命崇拜、太阳崇拜的远古文化, 是原始社会炎帝部落太阳崇拜的遗存, 是远古文物的“纸化石”。
四是独特的审美意识。庆阳民间剪纸的审美意识是变形的。不求真实, 善于夸张;不合透视, 形体变形;不求物件形态毕肖, 只讲简练传神;不求四肢齐全, 讲究随心达意。剪纸《回娘家》中的毛驴儿仅有三条腿, 另一条腿被随意删掉了。在艺人们眼中, 毛驴走路是三条腿着地, 另一条腿是多余的。她们剪下的《猫吃老鼠》, 被吃掉的老鼠还活在猫的肚子里, 人隔猫肚皮还能看得见。这不仅是一种大胆奇特的构思和想象, 而且是古代变态的审美意识的显现。
2002年6月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上, 庆阳剪纸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庆阳市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民间剪纸之乡”。
陇剧艺术的故乡
陇剧是由陇东道情衍变而来的, 陇东道情则是流传于环县、庆城一带的皮影道情曲调。皮影是陇东民间流传的一种窑洞戏曲。1958年, 庆城县剧团受陕西把民间小调碗碗腔搬上舞台的启示, 大胆提出将陇东道情皮影搬上戏曲舞台的建议, 得到县委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指派庆城县剧团组织音乐创作人员, 深入环县木钵、曲子一带山区, 走访名老艺人, 采录道情曲调, 学习道情唱腔, 研究改革道情曲调, 连续排出了多部道情剧, 在西北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59年, 甘肃省戏曲研究院成立了“陇东道情剧团”。高士杰、邸作人等受组织委派深入环县, 对皮影道情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 聘请环县皮影道情艺人史学杰、敬庭玺为艺术指导, 排演了大型古典陇剧《枫洛池》, 从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 使其声腔更适合于戏曲演唱。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 甘肃省戏曲院道情团赴京演出大型陇剧《枫洛池》大获成功, 演出后全体演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的亲切接见, 并合影留念。周恩来高兴地说:“听了你们演奏的道情, 我又像见到了陕甘宁边区的人民”。1960年1月, 根据戏曲界人士的提议, 甘肃省政府将陇东道情改名为“陇剧”, 成立了“甘肃省陇剧团”, 陇剧从此成为甘肃独有的剧种, 并以不同于其他任何剧种的独特唱腔, 活跃在祖国的戏曲舞台上。
1963年, 庆阳地区剧团成立了陇剧队, 1981年秋改为庆阳地区陇剧团。几十年来, 在几代文艺工作者不懈的努力下, 创造出了适合于陇剧演唱的独特的声腔, 不仅能表现以三小行当 (小生、小旦、小丑) 为主的悲喜剧、唱工戏, 而且能表现形式复杂和题材多样的剧目。还派生了“忆板”、“二流”、“紧板”、“散板”、“清板”、“二扭板”等多种形式的板路, 丰富了陇剧的唱腔和曲牌。在继承嘛簧传统唱腔中, 利用了合唱、齐唱、重唱、领唱等形式活跃了舞台气氛。
器乐方面, 在保持传统的四弦、笛呐、笛子等基础上, 庆阳陇剧引进了大量的民族管弦乐器、西洋乐器和电子乐器。除保持单独吟诵的传统特点外, 还以高胡、二胡、琵琶组成伴唱乐器组支持哄托演员唱腔。中西乐器结合, 为古调奏出了新腔。
皮影之乡
庆阳的皮影艺术, 是与陇东道情并蒂绽放的“姊妹花”。它们共生共荣, 根深叶茂。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人, 经常南下侵扰, 首当其冲的便是彭阳 (今庆阳、镇原境) 一带, 有一次匈奴人将彭阳县令杀了, 当时的汉武帝刘彻大怒, 发兵10万, 亲率出征, 来到彭阳。当夺得战争胜利时, 一个噩耗传到了彭阳行宫, 刘彻的一位爱妃病故了。刘彻闻之, 深为悲痛。这时有个方士进言, 他能使皇妃再现, 于是他用皮革制作了一个酷似刘彻爱妃的偶像, 他自己藏在了这个偶像的后面, 带动这个偶像在帏帐内来回走动。方土让刘彻在帐外观看, 非常逼真。后来刘彻离开彭阳, 这种偶像光影的“把戏”便在彭阳一带流传开了。后来, 为了制作表演方便, 人物偶像逐渐缩小, 发展成为了今天的皮影。
皮影戏, 是一种古老的光投影成像影戏, 这是庆阳先民对光投影成像技术的伟大实践, 并在文化娱乐活动中得以应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手段是古老的, 原理是科学的。皮影艺术作为庆阳民间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 多运用于常见的皮影戏表演。然而, 它的精美之处不仅表现在戏剧表演过程中, 而且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件绝妙的艺术佳品。庆阳皮影雕刻精细, 风格古雅, 兼收并蓄庆阳民间剪纸、石刻、雕塑等艺术手法, 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艺术造型和风格。它的人物造型风格主要有两种, 一种粗犷浑厚, 粗中见细, 名曰“尺线”;一种精雕细刻, 小巧玲珑, 名曰“寸线”。在镂刻手法上, 采用正侧面塑造和散点透视来表现人像的侧面、斜侧面、正面、俯视、仰视等多角度特征。镂刻男女也有区别。男性眼大身高, 蒜头鼻子, 窄胸部;女性弯眉凤眼, 樱桃小口, 通天鼻, 无乳房, 有唐代仕女的特征。它还采取不同的镂刻造型手法, 活灵活现地表现各种人物性格, 正面人物用阳刻法刻成空脸, 反面人物用阴刻法刻成实脸, 英雄人物刻成豹头环眼、燕颔虎须, 表现其勇猛刚直;正直人物刻成蚕眉凤眼, 表现其赤诚潇洒;小姐、姑娘刻成直鼻梁、高额头、弯弯眉、线线眼、樱桃小口, 表现其善良美貌;奸诈人物则刻成面白目小、颔突嘴凹, 加以丑化。道具、景物也雕刻得十分精致, 惟妙惟肖。帝王的殿宇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龙车凤辇斑斓多姿、珠光宝气;宫廷内苑清秀雅致, 花园亭台生机盎然。此外, 神仙佛祖、妖魔鬼怪、奇禽异兽、梦幻仙境等, 设计构图想象力丰富, 刻制手法异常奇妙。
庆阳皮影的制作工艺极其考究, 非牛皮而不用, 而且对牛皮质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要达到平整耐用, 厚度适宜, 润泽透明, 柔而不软, 硬而不脆。所以, 通常选用青草期口轻的黑色公牛皮, 经过浸泡、框架、阴凉、刀刮等多道工序之后, 才动手设计构图、精心雕刻。人物、动物、景物的雕刻都曲直有序, 阴阳、虚实、疏密、长短错落有致。皮影的着色也极其讲究, 以大红、大绿、滕黄为主色, 兼用少许蓝色、黑色, 而且点染时只用纯色。这样渲染而成的皮影色彩绚丽, 色调和谐, 人物栩栩如生, 景物浑然天成。
皮影戏的表演形式比较简便, 在一张桌子上架起一米见方的幕布, 即“亮子”。在亮子后再配上灯光, 就算舞台设置就绪了。皮影戏的演奏人员, 一般3人即可, “三人一台戏, 前台、配音和乐队”, 前台操作皮影偶型并兼主配音, 其他两人则是司鼓和司琴, 也兼配音。庆阳皮影戏的传统唱腔是“道情”, 道情源于道教青祠音乐, 是道教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产物。
徒手秧歌之乡
秧歌, 起源于北方, 是产生于农田里的一种歌舞。因劳动强度大, 需长时间弓背弯腰, 为了消除疲劳、疏松筋骨, 休息时人们就在田地里扭起来。为防止踩坏秧苗, 就见空插脚, 于是出现了“扭秧歌”的交叉步子。
20世纪30年代中期, 是秧歌最活跃的时期。每遇节庆活动, 人们都要扭秧歌。这一时期秧歌的动作和歌词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当地文艺工作者把革命斗争的内容和民间歌谣、小调也融入了秧歌, 大大丰富了秧歌的内容, 出现了秧歌剧、秧歌小演唱等。30年代后期, 出现了一批很有艺术价值的秧歌文艺作品, 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十绣》《王麻子变工》《减租》《改造二流子》《四季歌》等。
庆阳的秧歌有两种, 一种叫秧歌舞, 一种叫秧歌剧。秧歌舞只舞不歌, 俗称“扭秧歌”始终突出一个“扭”字。有原地表演的, 也有在行进中表演的。原地表演要变换各种队形, 聚散分合, 动静有序, 看起来使人眼花缭乱, 妙趣横生。秧歌舞表演人数, 可多可少, 有男有女, 双排偶数。人物化妆多式多样, 有工人、农民、军人、学生, 还有老汉、丑婆、大头娃娃等。徒手秧歌是庆阳秧歌的一大特点。演员赤手空拳, 不拿任何道具, 这种表演形式难度较大。也有拿手帕、扇子、烟斗、花朵、镰刀、斧头的。腰中多束红绿彩带, 扭动时如花海翻浪, 异常耀眼。秧歌剧与秧歌舞不同, 它虽也以“扭”为主要表演特征, 但它是载歌载舞, 而且有故事情节, 只不过是剧情线条比较单一罢了。当年陇东解放区流行的《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就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代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秧歌这种文艺表演形式广泛流传。人们用秧歌歌唱翻身解放后的喜悦心情, 歌唱人民领袖和社会主义新事物。每年春节、国庆节和其他重要节庆活动, 都有秧歌队出现, 秧歌队成为街道文艺活动的主流和亮点。2002年, 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期间, 庆阳的秧歌更是盛况空前, 使国内外宾客大开眼界, 特别是徒手秧歌, 使来宾大饱眼福。他们说:“像这样数万人的秧歌队伍, 在国内真是少见。”也就是在香包节期间召开的民俗研讨会上, 中国民俗学会命名庆阳市为“徒手秧歌之乡”。
荷花舞之乡
荷花舞又名云朵子、地云子、莲花转, 是流行在庆阳南部的一种舞蹈形式。演出者为清一色的妙龄少女, 一般6至8人。人数可多可少, 适宜在各种场合表演。形式分边歌边舞和不歌只舞两类。边歌边舞, 即在音乐伴奏中轻歌曼舞, 舞姿以甩纱带为主, 身段一扭三弯, 摇扭相配, 颇有风吹荷叶的轻柔动态。歌词共四段, 每段四句, 曲调为陇东民间传统小调“扬燕麦”。不歌只舞, 只用舞蹈语言表演, 抒发情怀。舞蹈队列常变换花样, 队形有“龙摆尾”、“燕穿梭”、“剪子股”等。动作要轻松自然, 轻捷平稳, 用“碎步”, 脚跟先着地, 脚尖后着地, 有前脚着地, 后脚跟着虚抬的姿势, 走如舟穿莲田、飘逸轻柔。演员要年轻漂亮、身段苗条。
山东民俗 篇8
好一个“颠覆传统”！它道出了中国社会近百年来以民俗艺术为基础、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缺失的事实。
我们以为，当“颠覆传统”成为传统，人人把“开拓”、“创新”与“他文化”填充挪用当成唯一，人类社会的知识和技能不再有超出个体生命的时间长度的积累与叠加，社会将首先遭受不再有健康民俗艺术之灾难。客观上，我们的现实社会正在经历民族文化艺术的个性积淀由富向穷的嬗变；艺术是人类智慧与性情最灵动的表达，民俗艺术是其他所有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温床，民俗艺术是中国文化消费的传统“内需”。而激活当代民俗艺术“内需”，高校民俗艺术教育体系则承担着历史责任。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国际化”年代、特定的多民族文化背景，检讨百年“运动”之功过，向中国各民族传统习俗艺术（以下简称“民俗艺术”）挖掘宝藏，无异于在迷茫中向一位即将离世的智者讨要生存的秘诀。
承载着绘画、雕刻、刺绣、印染、剪纸、皮影、服饰、器物、戏曲、神话、传说等形式的中国民俗艺术，在人类的欲求与地球资源的匮乏之间，揭示了一种既保证人与自然永久和谐又使人类具有尊严与创造乐趣的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让所有的人都有强烈的欲望和机会以艺术的方式思维，以艺术的方式劳作，以艺术的方式交际，以艺术的方式打造每一个生活细节。艺术让人类的生命状态变得健康、积极、和睦、友爱、滋润、恬美，让生命意义得到升华。从当下人类最大的生存困境之角度看，传统民俗艺术最大的社会功能性意义是，这种模式让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变得有所节制，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获得消解与转移。
就在100年前，偌大的中华农耕渔牧区间，在56个民族的大家庭里，几乎就是一个艺术生态化的大作坊。从祭祀的载歌载舞，到民居的雕梁画栋，从年节的美食盛装，到器物的奇杯异盏，无不是普通人自给自足、自娱自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艺术大餐。
由于全民享受艺术，就存在全民服务艺术，全民服务艺术就带动了全社会跟艺术相关的所有物质的制作与经营环节。比如，为了刺绣艺术，就需要有人群提供各种品格、各个价位、各种颜色的丝线，为了提供丝线一项，于是，就会有人分别选择种桑、养蚕、剥茧、缫丝、造色、染色、纺织、包装、交易等职业，然后再有画稿、刺绣、品论、交易等等行当。
由此可见，民俗艺术全过程无不是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交互拉动的鲜活“内需”。而这民俗艺术 “内需”的全过程恰恰不是以工业污染、能源消耗为前提，而是以全方位的人文环保和自然环保为前提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艺术的生存方式，也许是人类从工业经济泥沼自拔来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
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一种艺术能像中国传统民俗艺术一样，吸引着全体平民在一定的德性和操守的规范之中，在自觉维护井然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如家家户户贴对联、人人个个练书法那样地崇尚文化，如四时八节唱歌跳舞那样自然地投身艺术；如生老死葬祭仪百般考究那样地珍爱生命；如邻里亲朋迎来送往那样地厚待人情；如婚恋嫁娶暗戏明调那样的风趣幽默。虽然其中难免也有愚昧落后的地方，但是，其主体意旨却在于让普通人通过身体力行，通过手工制作与即兴创造带来快乐，以此消解现实中无法逾越的悲苦与伤痛，化解天灾人祸带来的忧愁，为人类文化积淀资源、开发智慧。传统民俗艺术不会造成大量家庭成员长期的无奈分离，不会激发人类彼此仇视，只会促进人们乐观向善，社会人等友爱平和。人类生命的价值由此得以升华。
民俗艺术总是在观念中天地贯气，在意识里万物有灵，在情感上生死奠念，在行为上因果报应，在言语中抑扬顿挫，在游戏里出神入化。这一切，正如给密切咬合中高速磨擦的轴承添加润滑油，它能使矛盾消融，使冲突化解。
民俗艺术的基本造型法则不讲严格写生、写实的科学逼真，而是讲夸张变形趣味、追求诗性浪漫的意象造型体系。它并非完全排除具象再现，但是，它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科学局限，不讲固定的焦点透视解剖，不讲客观的光源色、环境色，不讲单一角度的明暗光影。著名的敦煌壁画、云岗石雕、陕西剪纸、山西皮影、武强年画、湖南木雕等等，都是隶属于传统民俗艺术，在抽象与具象之间具有不同度数、由民间艺人创作的独具地方风格的地域名作。
单纯从艺术本体审美立场客观地看，一件五个头长、神情夸张的中国民俗美术人物雕塑精品，和一件八个头长、科学写实的西方古典人物雕刻名作相比，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说，前者并不比后者低。谨慎地讲，东方意象与西方写实，只是文化特征各异、观察方法与创作方法各异、形态与风格各异，无需彼此取代，可能会互相借鉴，是两种可以并列的文化物种而已。中国民俗艺术非科学的意象与诗性造型体系，与西方“科学写实”平起平坐。
从近现代开始，在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民俗艺术环节中从事视觉造型艺术的中国民俗艺人慢慢认可了一种并非事实的论调：融文史哲理诗词书画浓淡疏密于一体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洋学堂里传出的科学技术、科学道理，把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艺术的外行与白痴。全社会启动了新的一套。
所谓新的一套就是来自西方古典科学写实的那一套。究竟是哪些人在怎样推行西方古典科学写实的那一套，从而让中国传统民俗艺术主体人群东方式“意象造型”的自信力陡然消解的呢？我们对自己的“传统”都做过些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深刻地影响了徐悲鸿、刘海粟这两位美术巨人、事实上深刻地影响了“美术革命”的康有为。康有为在他的《怀拉斐尔画师等绝句八》诗作中称“画师吾爱拉斐尔，创写阴阳妙逼真……”。他说：“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并发表言论，“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亦当派学生到意学之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康有为依靠他在政治圈里的巨大影响力，使他对西方绘画阴阳“逼真”的个人见地极大地影响了东方审美价值体系的传承。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鲁迅1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发表了“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帮（此中之‘别’并非‘不要’，而是‘特别要’的意思—本文作者）”的言论，表现出这位一辈子靠着中国古文功底吃饭的文学人希冀以西方“新”文化改造或者消解甚至某种程度上“颠覆”中国“古”文化的强烈愿望。
曾经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在1918年的一次北大画法研究会上倡言：“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的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据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工匠艺术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是当然应当革除的“据守成见”的粗陋之作。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曾在他主持的《新青年》杂志上借佛学家吕批评“新文化”背景下美术艳俗化现象的文章大肆推动“美术革命”，其核心是“……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陈独秀把“洋画写实精神”奉为美术革命的法宝，自然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民俗美术的“写意”法则。
20世纪初期，基于民族内外忧患的处境，迫于引进西方工业的需要，由肩负民族文化责任的文化先驱们发起的一系列“新文化”运动，其“革命”动机的积极性和进步性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不过，客观的事实是，“新文化”背景下主要来自政界、思想界的社会革命欲求而非美术界反思本体美术而发动的 “美术革命”，催生了遍及全国的西式新教育。
遍及全国的西式新教育持续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历经百年时日，一种缺乏专业美术教养、不无偏激的崇写实贬写意、崇西方贬东方的审美价值观，客观上从核心层面击碎了中国传统民俗艺术自以为是的良好心境与传承链条，留给后人许多亟待弥补和亟待挽救的课题。
如果说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背景下的“美术革命”利用其强势话语权从文化语境和教育体制上，把中国民俗艺术的意象造型法则当成旧文化的脏水倒向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么，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铁扫帚又一次以更加具体、深入、全面、彻底的力度扫荡了传统范畴里民俗艺术的方方面面。
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新文化”时期将西方科学体系引入中国，洋文化在我国民心目中的心理地位由“夷务”到“洋务”到“西学”到“新学”再到“国际化”步步升华的过程中，西方“写实精神”还确实为中国美学带来了些许“新”的容颜；而20世纪60-70年代的那场“革命运动”，让无数的人付出了人生岁月之代价，换来的只是文化荒漠“新”的废墟。
其实，在这所有的“运动”中，都是国人在自觉与不自觉的状态下，将自家祖宗传下来的艺术格调当成历史的祭品送上了异域的文化神坛。
在“文革”结束36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后来者自觉清理废墟并且做了许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但全国民俗艺术生态化的循环体系仍然无法建立，民俗艺术的人员主体—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到城市打工谋生，许多村子徒有象征财富和生活“现代化”的小洋楼如雨后春笋，屋子里只留下与骨肉分离、缺乏亲情呵护的留守儿童和鳏寡孤独。一些留在家乡“发财”的男女非常缺乏欣赏传统民俗艺术的素质，非常缺乏参与传统民俗艺术创造的热情，非常缺乏以传统民俗艺术技艺创造作品的能力。而且，当今西式工业文明的竞争机制有足够大的魅力吸引国人为无尽的高端物质生活标准不懈努力。人们早已习惯于坐视与选购现成的文艺配餐，民俗艺术几乎成为多余，甚至被不少人当成了劳神费力的老古董。很少有人为此觉得不适，因为总有信息提示我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当下，当年“美术革命”追求的西方之古典“写实”早已被众多西方国家所抛弃，差不多全世界都在以抽象艺术之“虚”，补当代科学之过于“实”；全世界都在以意象艺术之“浪漫”，补当代机械生产之呆板，而我百万美术大军时至今日仍在大考特考其“西式古典”写实素描。
当年康有为、吕、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诸位文化先驱们的“美术革命”具体要革的是清代四位王姓文人画家的命，放大一点说，是要革不如西方美术“科学”、“写实”、“逼真”的中国传统文人美术的命，革循循相因的临摹、抄袭旧作而无视现实表达的旧文人美术作风的命。100年过去了，象征临摹、抄袭之风的“四王”非但没死，反而遍及全国。只是他们都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在玩西式的“非科学”、“非写实”、“非逼真”，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在临摹、抄袭西式的“自我”与“个性”，只是他们不像“四王”已成“传统”。去看看北京“798”“当代艺术”批发市场随处可见的“样式”吧，临摹、抄袭而来的极端恶搞，临摹、抄袭而来的故作深沉，临摹、抄袭而来的虚张声势，一时已成为那片文化景观招徕世界游人的主体。此情此景，还有多少人忆得起这里曾经是以艺术营造健康、积极、和睦、友爱、滋润、恬美氛围的所在？
显然，临摹、抄袭、循循相因的美术作风没有倒下，真正在“美术革命”斗士和“时尚”前边倒下的是传统民俗艺术——我们的艺术“母亲”，我们艺术“母亲”的所有自尊与自信。
更可怕的问题还不是我们的艺术“母亲”已奄奄一息；是当我们的艺术“母亲”—传统民俗艺术奄奄一息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传统”旧事物的“自然老死”，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切其实来自于我们同胞100年的文化“他杀”；甚至，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位即将离世的艺术“母亲”还有一堆她自己的儿女，那些儿女因嫌恶母亲基因的“土气”与身份的卑微而纷纷换血，那些纷纷换过血的儿女，不少已经染上了文化的“爱滋”……
“新”的感觉让人惬意。从“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到“文革”的“破旧立新”，到每一辈年轻人天赐而来的“新”的骄傲，它们的合力竟然宏大到世界多元文化基因库中重要的一支血脉在悄无声息中被我们遗弃了也在所不辞。恐怕当年大力推广西方“写实精神”的陈独秀诸君也断然意识不到西式“写实精神”一旦真正深入普及到全国人民的心中，引起连锁的物欲膨胀，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国的后来人可以这么迅速地陷入如此深沉的文化失忆。我甚至猜想，那拨深怀民族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文化先驱们真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境遇，或许会在他们的革命口号中删除掉那个无根无叶着实有些肤浅的“新”字。因为他们毕竟不希望看到当全世界只留下科学写实一宗的时候，时人看到魏晋石刻和唐宋书画也不知所云。
统而言之，中国传统民俗艺术在当下面临的处境和它的处境所昭示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今天，民俗艺术的主体人群成为“打工族”流向机器和公司所在的城市，一些乡村徒有老小空守洋楼；明星与机器合谋，艺术快餐送货上门已经无需人们费力参与创造；有赖口传身授的民俗艺术传承链条几乎全线脱节；现代化让民俗艺术的大多子民对传统集体失忆；人类文化基因库在悄无声息中将丢失一支东方血脉。
如今，“新文化”之“新声”已成百年之旧事。单从高校美术教育与艺术家个人奉献方面看，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演绎下，被“新文化”扬弃的中国数千年艺术“传统”，仍时不时焕发出种种生机。
林风眠在“新文化”力举“西学”古典的狂潮中最先以新文化人的身份举起中国的“民间”旗帜，将中国“民间”与西方“现代”相结合，首开学院民间通道，最先以中国民俗艺术趣味入文人水墨绘画。可是，林风眠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我敢说，对林风眠，对林风眠艺术实验昭示给我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巨大文化涵义，我们的社会太不识其好；关良融民艺造型与文人笔墨入画，也成“反革命”；齐白石因其欲脱而脱不掉的“民间”、“写实”而走红；古元纳民俗版画趣味入革命版画，是为一家；杨先让创央美“民间美术系”，试当代美术教育之多元，后遭取缔；靳之林提出民间美术是中国造型艺术“第三体系”概念；曹力将民间艺术情怀、思维与手法悄然融入美术创作和教学，经数十年积累，渐成体系；许平等力主民俗老手艺进高校课堂，平衡当下中国设计一味“崇西”态势；吕胜中从“民间”切入，主持央美实验艺术系，虽因急于与当下“国际”样式“接轨”而离我传统渐行渐远，却仍与“民间”颇有些瓜葛；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以来不断对民俗艺术进行多角度学术探究的人和事，展示了这所艺术学府一以贯之的文化前沿姿态与传承有序的学术探究精神；王朝闻、张仃、张道一、王树村、丁立人、朱振庚、田青、孙健君、吕品田等许多画家、民俗艺术专家和学者把“民艺”当饭吃，为“民艺”的当代传播和语言转换之实践，做出典范性贡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力举以民俗艺术介入高校文理各科“艺术生态”教学，以传统民俗艺术审美教育结合本民族文化体系框架下的创造性思维开发，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以龙全为首的“北航”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强调当代艺术教学比重向民俗艺术倾斜，取得显著成果。
有的人留意“民间”，想快速索取，企求“民间”在他把玩中立马转化为脸面上的东西或者是荷包里的东西；还有的人留意“民间”，想为毫无意义的胡来找个貌似深刻或者伟大的借口。而以上诸君之留意“民间”，爱惜“民间”，大多是打心眼里发出的敬畏之情。他们学“民间”，研究“民间”，推举“民间”，大多从容、实在，没有花架子。
可以说，百年以来，以往打着美术“革命”与文化“颠覆”旗号的许多“运动”，其核心动机大多并不针对美术本体，那些运动者大多也不是地道的艺术人。而以上所列，却不但是地道艺术人针对艺术本体的艺术实践，还是直接关乎中国民俗艺术当代延展、以期激活民俗艺术“内需”的真实个案。
应当相信，以上诸君的实验成果随着岁月的进程将为更多的人所见识、所认同，成为我们这个古老的艺术国度调整未来发展思路与治国方针的重要依据。也许，他们对中国民俗艺术的系列探索，将成为中国传统民俗艺术的生命意义、生存态度、创造技巧在当代“国际化”语境下起死回生的“药引”—正如袁隆平在国人的饥饿中试验成功杂交水稻。
我们期待，参与这样直接关乎中国民俗艺术当代延展、激活民俗艺术“内需”实验的人会越来越多，成就越来越大，影响面越来越广。
拉动当代民俗艺术“内需”以求得自然与人文和谐发展的构想，也许是世界唯一一个民俗艺术历史最为长久、民俗艺术资源最为厚实、同时民俗艺术传承又相对最为连续的大国奉献给面临困境中的当下人类合理的处世方案。
寄希望于被有效拉动的当代民俗艺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使我们能源紧缺、生态失衡的未来“国际”将不再是国际霸权把文化艺术潜入政治、经济、军事谋略中，用于获取偏狭的所谓“国家利益”的致命“暗器”。由大国小国共同治理、多数与少数民族共同参与的未来“国际化”和不仅仅“以人为本”的自然、人文大和谐才是我们人类民俗艺术“传统”想要的平和、友爱、多元、恬美、大智慧之国际文化大气候。
2012年2月6日
（颜 开/北京理工大学教师；颜新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