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共8篇)
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 篇1
浅析我国绿色会计核算制度的实施论文
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研究生态环境的成本价值,提供生态变化会计信息的绿色会计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实施绿色会计核算的必要性以及实施绿色会计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绿色会计核算制度资源绿色费用
一、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及其内容
绿色会计主要核算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收益、损失以协调企业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自然资源损耗。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的损失,包括两部分,其一是环境污染损失:由于资源消耗过量、意外事故、排放废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如开采矿山造成对田地、森林等污染而引起的赔款,复垦消费等,损失大小可按复原成本或机会成本法核算,如果有赔偿或罚款,可按历史成本计;其二是自然资源消耗,主要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的自然资源,其估价方法可以采用折耗法,类似于累计折旧计提。
(2)环保支出。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时对环保及改善所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①企业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和恢复环境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如污染现场清理或恢复支出;矿井填埋及矿山占用地支出;污染限期治理而使企业关闭停产损失;目前计提的预计将要发生的污染清理等。②企业不能直接负担的须由国家承担的环保费用,如企业向国家交纳的排污费,造育林费等。③企业为环保而设置的环境机构发生的各项费用。④企业造成环境污染须向有关部门支付的罚金,如企业污染事故罚款,对他人污染造成人身或经济赔偿。⑤降低和改善环境污染的研究开发及利于环保的设施支出,如实用新型替代能源支出,购环保设备,研究减少污染的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开发费。
(3)改善环境资源所得收益,反映企业对资源和开发利用中以及环保治理中直接间接所得收益,具体包括:①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及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所得收益。②国家对环保业绩显著的企业给予的奖金。③其他单位或个人缴来的环境污染赔偿和罚金。④实施环保带来的“无形”收益,包括良好的信誉和社会效益等。
二、我国实施绿色会计核算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传统会计理论只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反映和监督企业资本及其运动,不涉及由环境引发的经济问题。绿色会计则从人类的全部活动过程和整个生态环境资源出发,围绕着应如何补偿自然资源的耗费这一主题,将资源和环境问题纳人会计的范畴中,作为会计体系的一个新兴分支,解决了传统会计所不能解决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会计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1)实施绿色会计核算是改变我国环境不断恶化现状的客观要求。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大批森林草地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失去平衡。黄河面临污染和断流的两重压力;监测的66.7%的河段为四类水质;1000万公顷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目前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360亿元,生态破坏损失为500亿元,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没有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建立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环境。
(2)实施绿色会计核算是实施“绿色GDP”核算的微观基础。绿色GDP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向的.,但我国在计算GDP时,由于采用的是传统GDP统计核算方法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考虑环境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些失误。基于此,中发办(1992)第7号文件明确要求,要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活动的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这表明把自然资源的损耗反映在GDP之中势在必行。绿色会计的建立和运用,无疑为计算绿色GDP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3)实施绿色会计核算是正确核算企业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对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雷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人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三、我国绿色会计核算制度的实施
我国实施绿色会计核算制度,核心内容包括绿色会计要素的确认、绿色会计的计量以及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三个方面:
(一)绿色会计要素的确认
(1)绿色资产的确认。绿色资产是指特定的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事项中取得或加以控制,能以货币计量,可能带来未来效用的环境资源。环境资源作为绿色资产加以确定的标准为:一是环境资源未来效用的可能性;二是环境资源计量的可靠性;三是环境资源的地域性。绿色会计只对会计主体内的环境资源形成的绿色资产进行确认。
(2)绿色费用的确认。它是指某一主体在其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而付出或耗用绿色资产的转化形式。绿色费用的确认标准为:一是未来效用的不可能性。如果一项支出不产生未来效用,或者未来效用不符合确认绿色资产的标准,那么,该项支出应确认为绿色费用;二是计量的可靠性。绿色费用计价是指以货币衡量各项绿色费用的发生额。
(3)绿色效益的确认。绿色效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绿色资产给人类带来的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的,能够用货币计量的效用。绿色效益可划分为直接绿色效益和间接绿色效益。直接绿色效益是指对环境开发费用,取得有形资源产品时获得的绿色效益,如:合理采伐森林获得的木材产品。间接绿色效益是指对环境开发利用,取得无形环境效用时而获得的绿色效益,如:保护野生动物群带来的效益。
绿色效益的确认标准为:一是绿色效益的现实性。人类无意识地向自然界索取或环境自发地提供给人类一定的环境效用。二是绿色效益的成本计量性。
(二)绿色会计的计量
绿色会计的计量主要是将绿色会计的各要素按照一定方法折算为货币。并根据环境资源的效用性、稀缺性、替代性、非交易性等特点,体现了环境资源价值,决定了环境资源的价格,稀缺性决定了环境资源计量要引入边际理论,非交易性决定了环境资源计量必须借鉴数学有关方法。绿色会计的计量是以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配合有关数学模型进行的。
(三)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
绿色会计报表应在传统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增添有关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再辅之以报表附注、文字说明等,揭示企业基本的绿色会计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最后应增列“自然资产”、“自然资产损耗”科目,负债方应增列“应付环保费”科目,所有者权益下面增列“自然资本”科目等,在损益表中应增列“环境收入”、“环境治理费”、“环境损害费”,以及“环境利润”。
此外,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生态成本以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同时,还应反映企业采取环保措施所发生的支出和收益情况及其对未来环境的影响、企业治理环境的长远目标及行动等。这样,使企业的会计报表不仅能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而且能更充分地反映绿色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宋胜菊.我国环境会计若干问题探讨[J].财务与会计,,(2).
[2]朱丹.论绿色会计的理论结构体系[J].财会通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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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光远,财务会计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 篇2
绿色会计, 也称为环境会计, 是将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传统的会计学相互结合, 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 运用一定的方法, 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形式, 辅之以实物计量和文字表述, 来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
二、绿色会计核算的意义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绿色会计弥补了传统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反映的完整性。它不仅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反映和监督企业的资本及其运动, 而且还从生态环境和整个人类的活动出发, 围绕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的高效利用及耗费的补偿为中心, 全面反映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 从而有效解决传统会计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此外, 绿色会计完善了传统会计对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的计量。在传统会计中, 只有存在财产所有权的东西才有价格, 才能以货币进行计量, 才能在企业的会计账表中得以反映。而如空气、海洋、臭氧层等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无所有权的事物却不能成为传统会计核算的内容, 企业对这些事物的使用和损害并不记入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不仅使企业的成本虚减, 利润虚增, 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默许”无疑可以视为是对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目前利益的行为的一种鼓励。而绿色会计则充分强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 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必须赋之以价值和价格, 并对其损耗予以补偿, 从而使企业的责任向社会延伸, 迫使企业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 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差异
绿色会计是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 针对传统会计在核算过程中对环境问题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 其与传统会计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不同。
传统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 而绿色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政府, 政府有关部门, 特别是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通过企业提供的绿色会计信息, 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取得的环保成绩, 综合起来作为进行宏观环保决策和对企业进行环保考核与奖惩的依据。企业的外部投资者也需要了解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状况, 判断企业由此获得的发展机会和前景, 决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
2. 信息披露的形式不同。
传统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主要是以财务报表为主, 以报表附注、文字说明为辅, 而绿色会计计量确认的非数量化信息较多, 需要采取较多的附注和文字说明并对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进行改革, 增加反映环境信息的报表, 如“环境成本明细表”或编制单独的绿色会计报告进行反映。
3. 计量方法不同。
传统会计采用货币计量方法, 绿色会计则不能采用单一的货币计量方法, 而应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相结合的方法。采取两种方法结合的原因在于, 环境资源是由自然界长期积累形成的, 其中没有凝结人类劳动, 无法按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确定其价值, 而且自然资源的再生期有很大的差别, 难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 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相结合的方法, 两种方法相互补充, 可以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信息。
4. 绿色会计理论和实践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绿色会计应在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核算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 反映企业经营和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和价值转移过程。可以说,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绿色会计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绿色会计正是基于企业与环境长期互利和共存关系, 着眼于企业在环境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实现持续经营。失去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经营难以延续, 绿色会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基础。
四、绿色会计主体与客体
1. 绿色会计的主体。
绿色会计的主体问题实际上是绿色会计的定位问题, 即如何理解绿色会计与现行财务会计的关系。关于这一点, 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1) 绿色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 (2) 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 (3) 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由此, 对绿色会计的主体就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政府, 属于宏观层面;二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企业, 为微观概念;三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既涉及企业又涉及政府。绿色会计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不能仅限于企业, 还应包括政府, 即从宏观层次进行核算。按核算内容的不同, 可以将绿色会计主体划分为不同层次:从国家角度划分, 称为宏观绿色会计主体;从区域的角度划分, 称为中观绿色会计主体;以各个微观经济组织划分, 称为微观绿色会计主体。这样就将会计主体置于环境系统中, 从而将环境资源的价值消耗与补偿纳入绿色会计核算系统, 体现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划分规定了绿色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的空间界限, 即绿色会计只核算本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环境事项;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上、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寻求不同代人之间的环境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体现出各个会计主体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共同占有地球的环境资源, 共同对资源的使用与保护负责。
2. 绿色会计的客体。
绿色会计的客体 (核算对象) 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 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因此, 绿色会计核算对象中必然包括自然环境, 具体说来, 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断补偿的循环过程。环境资源损耗是指由于资源消耗失控、重大事故、“三废”排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损失, 以及企业生产、储运、销售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超定额消耗。环境资源的补偿是指企业治理污染、改善环境, 以及以排污费、罚款和赔偿等形式上缴国家或付给他人用以保护环境的支出。由于绿色会计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 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 对于其核算对象主要有以下观点: (1) “三要素论”, 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成本。 (2) “四要素论”, 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支出、绿色收益、绿色资产和绿色负债。 (3) “六要素论”, 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权益、绿色收入、绿色费用和绿色利润。其中, 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入、环境污染收入、资源环境保护收入等;绿色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五、绿色会计的核算方法
1. 微观核算体系。
由于企业与环境资源关系复杂, 在具体反映企业个体的微观核算时, 要最大限度地考虑企业与环境资源的密切联系。基于目前的技术方法, 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环境资源损耗。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消耗自然资源给环境带来的损失。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环境污染与破坏损失, 即由于资源消耗失控、重大事故、三废排放等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损失。如对农田、山林及水资源由于污染或破坏而造成的损失, 其损失大小可按复原法或避免成本法核算, 即根据环境污染或破坏后, 恢复或事前预防损害所需成本来合理估计。二是自然资源消耗, 主要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耗用或使用的成本。
(2) 环境保护支出。反映企业对环境保护所付出的代价, 包括“三废”处理、控制、补救和减少自然资源耗费、美化社会环境的各项支出。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企业为减少和防治环境污染及恢复环境而发生的各种成本、费用, 如环保投资、补救措施费用等。二是企业设置的环保机构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和支出, 如环保人员工资、环保行政与规划费用、环境研究、开发费用等。三是企业定期向国家交纳的排污费及环境保护税, 以及可能发生的环境损害赔偿费或罚金支出。
(3) 环境资源收益。这是反映企业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以及从环保中所得到的收益, 是衡量企业环境经营效益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及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收所取得的收益。二是环保业绩卓著的企业收到国家发放的奖金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信誉收益与股票价格上升收益。三是其他单位或个人缴来的环境损害赔偿费或罚金收入。四是企业实施环保措施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效益或机会收益。对于上述收益中难以计量的隐性收益, 可适当估计测算。
(4) 环境资源效益。主要核算企业由于依靠环境资源所获取的净收益, 其计算公式为:环境资源效益=环境资源收益-环境保护支出-环境资源损耗, 综合反映了企业依靠环境资源获得超额收益的一种经营能力。
2. 宏观预算体系。
从宏观角度出发, 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应建立宏观预算体系。这是与加强环境保护、开发及利用相一致的, 有助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和环境效益的全面发挥。在国家预算会计中设置专门化的环境预算体系, 综合反映国民经济预算中关于环境的保护、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资金运动情况, 从环保资金来源与运用两方面反映:
(1) 合理回笼环保资金, 确保来源渠道畅通。环保资金主要有以下来源渠道:一部分来自国家财政预算拨款, 一部分来自环保部门征收的环保费用 (如排污费等) 及环境保护税, 还有一部分来自企业统筹的社会环保基金。
(2) 合理运用环保资金, 做到有的放矢。环保资金作为国家的专用资金, 主要用于环境保护。环保资金的开支运用主要有下列几种形式:一是环境维护、治理支出;二是社会环境福利工程支出;三是发放给环保业绩卓著企业的奖金;四是国家环保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
开展环境预算活动, 必须密切关注环保资金的来源与运用情况及其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并在此预算基础上健全环境立法, 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措施鼓励企业广泛开展绿色会计核算, 可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增加污染环境罪和盗窃国家资源罪等方式具体调节。
六、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
鉴于单独编制绿色会计报告难度较大, 企业可在原有财务报表上加入有关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此外, 还应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列明企业对环境损害情况及其治理措施, 包括该会计期间耗用自然资源数量;消耗自然资源给环境带来的损失;企业控制污染措施及效果;企业对有害的环境影响结果进行保险以及政府对此的补助金运用情况;企业治理环境的长远目标及行动等。但有时针对不同的信息使用者, 环境信息报告资料的详略程度应有所不同, 有时对特定使用者编制特定的环境信息报告。
浅析行政决策的特征 篇3
关键词:行政决策;特性;概念;行政行为
行政决策被普遍认为是行政学及政治学的概念,两大法系的行政法学中都难找到行政决策的概念。行政决策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一方面其几乎渗透到行政实践的任何一个阶段,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前必定会有相关的决策活动,也正如西蒙所说的,无决策,即无行政。[2]另一方面是其难以进入现有法学体系。总的来说,国内对行政决策的研究量大而不全面,多是关注其具体阶段,基本的概念特性鲜有人问津,导致在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决策的特性进行讨论,从而有助于对行政决策的理解及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行政决策的概念
行政决策的概念在行政学中虽然表述不尽一致,但已经形成普遍的共识。在相关行政学教材中,行政决策被定义为:“具有行政决策权的行政机关或个人依据国家的法律,为了国家和公共的利益,有效地推进行政管理,为一定的行政行为确定行政目标、制定并选择行政方案的过程”[3];“具有行政决策权的组织或个人为了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从多种可能的行政方案中作出选择或决定的过程。”[4]可见行政决策在行政学中是种技术性的手段。在行政法学中,现有可以参考的官方文件是曹康泰主编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辅导读本》,其中定义行政决策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处理的事务拟定和选择行动方案,并作出决定的过程。”[5]总体上讲,在我国,“行政决策基本上还属于学理概念。”[6]
二、行政决策的特性
(1)主体特定性。如果说行政决策的法学定位难以确定是因为其难以融入现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之中的任何一个,那么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行政决策本身就是在行政法学的行政行为范围内。而不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其主体是确定的,那就是行政机关。因此,行政决策的作出主体也应该是行政机关。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必然要进行的程序。
(2)过程性。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实践中的需要设定行政目标,并为实现行政目标而设置相关的程序、划分相关的任务,并作出先关的决定。但是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策后,其实施往往不是由制定机关进行的。并且行政决策一旦作出,之后的实施行为要么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要么是发布行政性法律文件,也即抽象行政行为。因此说,行政决策只是行政机关的程序性的行政行为,决策已经作出,便不再有行政决策。有观点认为行政决策不在行政法学现有两种行为之列的原因就是行政决策是一种过程性的行为,行政决策与行政决策的执行是不同主体分别进行的。甚至已有学者将行政决策分为程序性的、内部性的和外部性的行政行为,并根据程序性的行政行为提出了司法审查的可行性。[7]
(3)范围的广泛性。前面已经论述,行政决策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内容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进行的行政行为。当今世界,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欧美法系国家,其共同面临的一个现象就是行政权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历史上,行政机关曾经被称为守夜人,行政权力的行使被限制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弊端不断出现,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立法机关对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事物的出现及变化速度难以应付,而此时行政权力的灵活性和及时性使其具有更大的优势去处理相关问题,因此行政权力在社会调整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行政机关处理事务的范围也日益广泛。而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的处理必然会涉及行政决策,使得行政决策的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4)表现形式多样性。当下我国行政机关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和手段是多样的。行政机关不仅可以在传统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行政立法的职能。行政决策的表现形式受行政机关管理方式及手段的影响。行政机关一方面可以针对社会重大的问题通过行政决策作出行政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另一反面,在行政机关日常行政事务中,例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每一项决定的作出其实都是行政决策的结果,而行政决策也就变现为相应的形式。
(5)时效性。行政决策的时效性是行政决策难以被归入现有抽象行政行为的一大因素。行政机关针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或是针对一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需要作出一定的行政行为,但是这种问题与行政抽象行为所针对的对象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具有一定的时限性。也就是说,行政抽象行为针对的问题对象是长期存在的,一旦作出,一般不设定时限,除非行政机关自行撤销或者被新的法律法规所取代,否则其对相关的问题及对象都是长期有效的。而行政决策在制定之初就是为了解决某一时期的问题,在颁布之初就已经设定了实施的时间限制,时限到期后便自动作废。
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有联系也有区别,行政决策在行政法学中有不同于于其在行政学和政治学中的特性。在建设法治国家与政府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只有对行政决策给予足够的关注与研究,才能够真正实现法治目标。
参考文献:
[1]叶必丰.《行政决策的法律表达》.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
[2][美]费斯勒、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陈振明、朱芳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50 页
[3]张永桃主编.《行政管理学》.高教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4]张国庆主编.《公共行政学》(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5]曹康泰主编.《国务院关于加強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辅导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6]江国华.《中国行政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243页
[7]卢护锋.《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论反思与制度构建》.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 篇4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我国的财务管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以期能够更好地适应各个单位的需求。行政事业单位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行政事业单位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与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还是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加强单位的会计核算,强化财务管理水平,目的就是为了给单位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1)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行政事业单位中涵盖的职能部门种类较多,因而很多的部门在工作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实现对各部门的有效监管,必须有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就财务部门的会计核算而言,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急需改进。首先,没有建立健全内部的会计制度。因而部门的会计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阻碍。会计制度是开展会计工作的基本前提,很多行政企业虽然设立基本的会计制度,但是由于制定的会计制度比较薄弱,还不能适应现如今单位的会计核算需求,如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财产清查制度、内部牵连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会计核算中十分基础的会计制度。其次,没有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会计人员在开展正常工作的时候,需要完善的审计制度作为依据,以此来保障会计工作的有序开展。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开展审计工作,可以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水平,保证会计工作的高效性。但是现如今的行政事业单位比较缺乏完善的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因而会计核算中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2)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拥有扎实的会计基础是会计工作人员开展会计工作的必备前提。现如今,从行政事业单位在会计核算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会计工作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原始凭证方面。行政事业单位在处理会计核算的过程中,会接收很多的原始凭证,但是很多原始凭证的书写极其不规范,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些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对原始凭证的审核比较马虎,并没有仔细查看,除了在内容的书写上存在不完整之外,还有很多的书写格式不规范。第二,记账凭证方面。记账凭证是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进行记载的,如果原始凭证自身有问题,却没有审核出来,在后续记账凭证的记载中肯定会将问题暴露出来。或者是处理的不及时,以致很多描述不同业务的单据混在一起,最终统计在一张记账凭证上面,影响记账凭证的准确性。
(3)预算执行缺乏约束力和严肃性。行政单位在负责某些项目的时候,都会事先制定相应的预算执行方案,明确整个项目可能需要耗费的资金,以便做出更加完善的决策,对于后续项目的开展也是十分有帮助的,保障单位资金的最大化利用。但也仍然有很多的事业单位在预算执行这方面缺乏约束力和严肃性,虽然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方案,但是具体实行的时候却总是没有成效。第一,有些单位的预算单位资金控制不严,很多参与控制预算资金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利用工作的便利性,超支使用单位资金,甚至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用公款给他人送礼等等,这些额外的消费严重增加了单位的支出,降低了单位的会议费、招待费、其他方面的预算,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第二,有些单位为了更好地使用现有的资金,会按照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资金使用方案。但是资金的使用方案却没有明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划分界限,给了那些怀有心机的人可乘之机。很多的工作人员利用项目资金来弥补基本经费的不足,因而之前准备用于项目方面的资金数额明显不足,没有做到专款专用。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的.对策分析
(1)建立健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财务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事业单位的内部财务监督制度,有利于保障单位财务工作的有序开展。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单位的发展。首先,建立会计工作的岗位责任制。财务部门的工作员工各有分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部分负全责,责任到人,避免产生问题的时候责任追究不清楚。这样一来,员工在自身工作的时候也会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职责,同事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共同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其次,严格按照规定取得和填制原始凭证,填制记账编号需要按照编)号进行填写。原始凭证的取得和填制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记账凭证的填写,由此对整个会计报表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力度。此外,关于单位涉及到的各项会计核算,都要严格按照相应的会计制度执行。单位内部制定的财务监督制度,要将其落到实处。要有人起到表率的作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该制度的有效性。
(2)加强预算管理。预算编制是行政事业单位开展项目所必须的,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预算管理,及时掌握单位的资金动态,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强化预算流程,对于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加强力度,严格按照设定的预算支出标准进行考核,考核通过才可以实行预算方案,未通过则需要重新制定或针对问题进行修改。其次,建立完善的预算支出标准。为了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区分开来,让每个模块的资金充分地应用到需要的地方。为了进一步强化项目资金的使用,可以根据单位的项目建立合适的项目资金库,对每一笔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准确记录,及时掌握资金动态。随着经验的累积,单位内部也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预算管理体制,为后续预算方案的制定提供一个标准。
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 篇5
一、“绿色通道”是效率通道。凡进入“绿色通道”的许可事项,急事急办,难事特办,结合精简材料、限时办结的有效措施,使“绿色通道”成为效率通道。一是精简审批材料,减轻申请人负担。中心通过标准化建设,每年对进入“绿色通道”的许可事项审批申报材料进行清理,消减不必要的申报材料,不断减轻业主准备申报材料的负担,也减少了受理事项窗口的工作量,从而提高了审批速度。五年来,中心有计划地开展“‘绿色通道’材料最简化”专题工作,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许可(审批)环节需提供材料外,其他材料一律取消;“绿色通道”窗口部门的批件不再要求业主提供,而是由各部门互相抄送。申报材料的不断削减为“网绿色通道”成为快速通道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限时办结,提高审批速度。按照“绿色通道”的“只进一个门、只找一个人”和“受理事项限时办结”的要求,中心会同各审批部门对窗口进行了重新授权,加大了对窗口工作人员的授权力度,提高了各部门的办件速度。通过两次审批大提速活动,“绿色通道”事项的办结时限也大幅度压缩。通过实行限时办结,加上“绿色通道”相关窗口自我加压,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窗口办件办结速度,许多重大项目审批由原来1个月的审批时间缩短为几个工作日之内,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目前,中心新的审批平台已经正式运行,新平台中增加了对窗口办件的时效监督功能,通过办件平台与电子监察系统的预警纠错功能,对各窗口办结超时的项目亮“红灯”,对即将逾期项目发出预警提醒,提醒工作人员必须在承诺期限内办好办件,这将进一步推动各窗口的办件效率。三是特事特办,多项举措提升服务效率。以中心建立的“绿色通道”窗口为龙头,带动了中心审批流程的优化工作,对“绿色通道”事项实行“特事特办”,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踏勘、优先会办、优先上报,克服审批流程中的效率“瓶颈”,使“绿色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效率通道。
(一)建立工业项目联合预审制度。为了使企业进入“绿色通道”办理事项时,能够得到高效的服务,促进工业项目早落户,早产出,中心建立联合预审制度。对重大工业项目,由“绿色通道”登记窗口负责受理,发改委、国土局、建设局、环保局、安监局、卫生局、消防大队等预审部门的窗口同时进行预审,预审件在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二)实施许可“并联”制度。凡是在“绿色通道”通过预审的工业项目在行政许可环节上实行 “并联审批”,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前置方可进入企业注册程序外,其他部门一律不得互相前置,直接进入许可程序,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限。
(三)实行重大项目联办制度。对涉及多个部门的重大审批项目,建立分级分层分业务流的“绿色通道”机制,实行首问负责制和跟踪服务制,建立健全分线分段和“目标倒轧”的联办、督办、帮办制度,建立健全问责制度,“一条龙”落实快速办理责任。为大量重点项目的报批推进节省了时间,保证了重点项目手续的快速办理。通过联审联办会议,提高审批效率,放大服务功能。对重大项目建设的规划选址、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实行联合办理,大大提高了审批速度,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进程。
二、“绿色通道”是信息通道。通过自主引导开发,中心建立健全了中心门户网站、刷卡办事系统、信息共享系统、收费管理系统、审批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绿色通道”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化技术,实现了信息共享、网上审批、远程服务等功能,成为一条信息化通道,给业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极大的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和水平。一是实施工业项目刷卡制。对“绿色通道”项目审批实施“刷卡办事”系统。几年来,不断规范“绿色通道”项目刷卡制度,“绿色通道”事项办理全过程刷卡。由“绿色通道”受理窗口对相关事项的及时受理和办理情况实施跟踪,解决了“绿色通道”中效率考核真实性的问题。二是推行行政审批网上化。全面推行“绿色通道”行政许可网上审批,网上审批率达到100%。“绿色通道”的所有窗口、所有事项、所有环节的行政许可必须通过行政服务信息系统登记,规范办理,尽量缩短审批时间,部门间主要业务数据网上共享。非完全授权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审批。三是加强行政审批远程服务。中心相继在洋口港、双甸、袁庄、新店等镇区成立行政服务分部,集中受理该镇区“绿色通道”的行政审批许可事项,分部与中心“绿色通道”窗口实现异地资料传输、远程申报审批。“绿色通道”相关窗口人员按受理法制化的要求在网上完成受理程序,实现行政许可事项远程审批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四是建立中心对外网站平台,提高办件透明度。中心建立对外信息站点,发布中心动态、受理事项、政策文件等内容,基层业主足不出户,可以下载相关文件表格、了解办件进度,可以就问题进行咨询等等,方便了基层业主,也有利于服务水平和效率的提高。
三、“绿色通道”是应急通道。“绿色通道”是为重大建设项目、重要投资项目、急办事项、行政分部报件提供快速审批的通道,通过“绿色通道”对重大项目和急办事项实施有效帮扶,会商审批难点,落实帮扶措施,帮助基层业主解决实际问题。“绿色通道”成为实至名归的“应急通道”。一是实行“绿色通道值班制度”,保证绿色通道畅通。中心制定绿色通道值班制度,周末和假期安排党员值班,做好值班记录;设立绿色通道热线电话,回答业主咨询,了解基层需求;建立绿色通道党员应急服务小组,保证对基层业主的帮扶需求提供及时、周到的帮助。二是多种形式实施帮扶,保证绿色通道服务到位。“绿色通道”部门窗口采取上门服务、延时服务、陪同服务等多种形式实施帮扶。XX年中心召开各种协调会、办公会40多次,为江苏南黄海实业有限公司等一大批基层企业解决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实现企业继续做大做强,积极筹备在证券市场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证监会和券商的要求,非公开发行股票需提供该公司厂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司向县政府提交了书面报告,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房屋所有权证未能得到及时办理,严重影响了股票的发行进度。中天公司向绿色通道申请急办房屋所有权证,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根据《如东县行政服务中心5号会议纪要》的规定,要求各相关部门为该公司及时办理相关手续、证件,为企业发行股票争取了时间,受到业主的好评。
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 篇6
核心提示:
关键词: 公共服务/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行政手段 内容提要: 本文立足于现代行政的发展与演变趋势,阐述了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即:政府义务的积极化;行政规则的服务化;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行政手段的间接化。
公共行政的范围取决于不同阶段的社会公共需求,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共需求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中,因而,行政的内涵与外延亦具有相应的阶段性与变动性。从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传统行政走向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正是这种阶段性与变动性的体现。
就西方国家而言,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在此种模式之下,政府角色相当于消极的“守夜人”,行政职能主要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处理国防、外交等事务,所谓行政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
自20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产业革命、科学革命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有限的消极行政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积极的服务行政成为一种时代趋势。行政已不再是“公共权力”的代名词,同时还意味着政府的服务与保障功能,体现为公共事业的提供、社会福利的保障等等。在这种社会需求之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作为战后发展模式的“福特主义”在经济领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新兴的理论与政策强调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公共服务领域,推行国家垄断调节政策,大力强化行政职能。在这种演变之下,行政已由消极有限的权力行政转化为积极扩张的服务行政,无论从其活动范围、方式以及主体而言都日趋多样化、灵活化。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迸发,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局面,“福特主义”生产与分配模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共识破裂了,各国再次受到世界范围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在重塑政府的口号下,以服务为行政的宗旨,顺应社会需求,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行政管理的模式,打破公共职能的国家垄断,实现政府、社会分担行政,在有限政府的前提下,满足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中心,并为以“公共服务”为理念的公共行政赋予新的内涵。
就我国而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具有单方命令属性的行政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政府管制范围无限膨胀与行政管理方式单一化的双重弊端,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改革的深化,这种传统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单一行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转变行政理念,在“公共服务”的行政理念下,重新估价、界定政府作用,调整政府职能,改变单一的权力行政方式,改革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同时,深化行政改革,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在这种社会发展与行政理念的变迁下,促使现代行政的范围、方式、手段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形成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的如下特征。
一、政府义务的积极化
伴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公共领域的拓宽,单纯的“公共权力”已经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职能,代之而起的是“公共服务”的理念,这一变化标志着行政已由传统消极的权力行政步入了积极的服务行政。就政府义务而言,主要体现为政府由传统的不得侵权的消极义务过渡为积极的保障义务。
(一)以“权力”为核心的政府消极义务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之下,政府的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行政的方式体现为具有单方性、命令性以及强制性的规制行为。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理念下,这种公共权力的行使只能限定于维护公共秩序所必要的幅度和范围之内,并恪守其权限,以防对公民自由、权利造成不应有的侵犯。在这种行政理念之下,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指消极的不得侵犯个人权利的义务。所谓行政法治的内涵局限于规范政府行为,以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埃斯曼看来,这种限制只是为国家设定不得危害个人权利的消极义务,并不能促使国家承担或履行某种积极义务。他指出:“……现代时期中那些最为牢固确立下来的,最为丰富的观念之一,就是个人拥有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并高于国家权力的权利……它禁止主权者制定侵犯个人权利的法律,……个人权利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限制着国家的权力,但却没有强加给国家以任何积极的职责,以及任何为着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先期工作。国家必须为了使个人的活动保持自由开展的目的,而避免某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这句话概括了“公共权力”理念下个人权利为政府所限定的责任与义务——消极的不得侵权义务。
(二)以“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积极义务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有限的消极行政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积极的服务行政成为一种时代趋势。正如狄骥所言:“今天,作为某种复杂变革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归因于知识进步,另一方面归因于经济与工业的发展,政府的事务已经超出了提供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人们要求它履行各种其它职能,……包括公共教育、济贫、公共工程、照明、邮政电报电话、以及铁路运输。” 在这种形势下,行政已由消极有限的权力行政转化为积极扩张的服务行政,由单纯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并促使政府义务由消极走向积极,即以积极的行动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为此,在现代社会,“国家不仅有义务不损害个人的物质、智力、精神活动的自由发展,而且还有义务为保证所有个人充分发展其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而制定必要的法律、组织必要的公用事业。”
对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我国改革而言,为改革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单一体制,行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放松政府管制,培养与扶持市场与社会机制。前期经济与行政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功能,实现政企职责分离。但在政府从市场退步抽身的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新的政府职能与义务应运而生,如:环境保护与治理;建立现代监管制度;建立增强竞争出口的生产支持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逐步向外开放市场,对某些产业、部门、地区实行援助、保护政策,限制某些产品或服务进口;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和缓解国际贸易摩擦,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环境和发展空间;熟悉WTO体制、规则、运作方式,防止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因而,当前的行政改革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削减政府职能,它意味着社会变革中政府职能的分化与整合,它要求在合理地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的同时,保障公共服务的履行。为此,在服务理念下强化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心。
二、行政规则的服务化
20世纪初,面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狄骥曾指出:“现有的证据已经断然向我们表明:以前曾经作为我们政治制度之基础的那些观念正在逐步解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将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建立在截然不同的理念之上……”。这一理念就是公共服务。随着这一理念的确立,在原有的权力行为之外,政府更多地在实施非权力性的服务行为。公法也不再把解决个人的主观权利与人格化国家的主观权利——公共权力之间冲突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还旨在对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行组织,即对政府大量的非权力性公务行为进行规范、调整。因此,作为行政规则的公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发布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权者来加以执行的规则。……现代国家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诸如法国行政法中所确立的公务实施原则;公务不间断原则;公务适应性原则;公务的实施平等原则等。这些建立于“公共服务”理念的规则,适用于规范那些非权力性政府行为,体现了现代行政从“公共权力”——“公共服务”,从“权力规则”——“服务规则”的发展,标志着现代公法不再局限于规范“公共权力”,而扩展到了 “公共服务”实施的保障。这种新的行政理念的确立,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要求一系列建立于公共服务理念之下的政府行为规则必须得以完善。
80年代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吉耶曾提出,“现代的国家是谦虚的国家”,要求国家减少干预,这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十几年以后,法国总统希拉克旧话重提,说他赞同“谦虚的国家”的提法,但同时认为,一个“谦虚的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家”。他强调现代国家应继承“公共服务”的观念,提高国家效率,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更好地扮演普遍利益保障者的角色,加强社会协调,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下,重塑政府,具体措施包括以公众为对象,引入竞争机制,以企业的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这种改革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强调行政的服务理念与功能,从而使得行政规则成为真正意义上服务规则。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下,转变行政观念,完善政府行为规则,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诚实、信用,改善政府服务,完善公共服务规则也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行为方式的多样化
(一)传统行政下行为方式的单一化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中,所谓行政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构成行政行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具有单方意志属性的权力行为,这种行政方式被称为规制行政或警察行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限定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行政的方式多为此种规制行为。
就我国而言,在长期计划经济的单一体制下,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公共领域的泛化,政府主要通过公权力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强制控制,实行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政府职能与管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管理方式却呈现单一化,从而形成政府以权力行为的方式管制复杂社会生活的局面。
(二)现代行政下行政方式的多样化
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以及政府公共职能与义务的加强,传统的单方命令性行为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今天,除维持治安和确保税收这样一些传统的权力作用外,与人民福利紧密相联的非权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动领域越来越占主要地位。” “……再经一、二次大战,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保护国家(Fursorgestaat)、助长行政(Forderung srerwa ltung)、给付行政(leistung sverwaltung)等新颖之国家目的及行政作用论逐渐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级数之增繁多涉,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日益迫切……”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行政的内涵除传统的警察活动之外,亦增设了大量的公务活动,诸如:工商业公务、社会公务、职业公务等。这些公务活动,不但涉及到产业经营,而且包含众多的社会救助与保障的实施,充分展示了现代行政的活动空间,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此外,为适应现代行政的复杂性,激励公共行政的活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新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它以现代经济学,以及私营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其核心思想在于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并将私管理方式和手段运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广泛采取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根据服务的内容与性质选择相应的供给方式,如政府业务的合同出租、竞争招标等。在这一理念下,行政指导、行政合同、政府采购等非强制性行政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以私法的方式实现行政的目的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它标志着政府的行政方式已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在我国,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扩大以及政府职能的调整,单纯的权力行为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求,由单一化权力行政向多样化的服务行政过渡已是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的入世,这种行政方式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根据WTO的规则,各成员国必须取消关税壁垒,取消工业品进口的数量限制、许可证限制。这意味着原本在我国普遍采取的行政许可、审批等单纯的管制体制逐步被淘汰,转变政府行为方式已势在必行。在这一形势下,一些新的不具有单方命令属性的非权力性行为大量涌现,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等带有契约、指导、协商、鼓励、帮助等具有私法性质的柔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这些“非权力行为”的出现对于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打破传统的单方命令属性的单一管理方式,从而改变政府形象,改善执法环境,降低执法成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行政手段的间接化
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发展极大地拓宽了行政的外延。伴随着这种扩张趋势,引发出行政民主化、灵活化以及方式多样化等现代行政的需求。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僵化体制,调整政府模式,在“有限小政府”的前提下,发挥行政作用,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成为现代行政面临的双重目标。这一矛盾最终的解决途径是行政分散化,即将公共行政的职能分散于多个主体,培养、扶持政府之外的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在法国,这种行政分散化通过行政分权制度得以实现。这种行政分权制度改变了传统国家垄断公共行政的局面,使得现代行政从政府的直接行政过渡为直接行政与其他非政府机构间接行政的并存,从而实现了公共管理的分散化与间接化。
(一)公共职能的扩张与分担——行政间接化的根源
如前所述,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公共行政的职能与活动领域日趋扩张。但70年代末的经济滞涨与财政危机,使这种税收与服务的等式开始倾斜。政府面临提高税收或拒绝服务的两难抉择。加之政府职能膨胀所产生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赤字累累、行政机器运转不灵等弊病,使得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再次陷入困境。弗里德曼•A•哈耶克、戈登•图洛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人在对现实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发达国家行政机制的弊端在于国家奉行的垄断调节政策压抑了民间的积极性,滋长了市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弱化了其自主与自立能力,造就了许多专向政府提出非分要求的压力集团,从而削弱了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因此,重新估价、界定政府作用,调整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推行新一轮的行政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提出的行政分散化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其实质在于改变传统政府行政的模式,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性质选择相应的供给组织与方式,实现服务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合理配置,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实现行政分散化,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减轻政府行政负荷。这一方法使得政府、社会、市场各自以其特有的组织以及活动方式分担公共服务的供给,打破了“大政府“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局面,为现代行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顺应这一形势,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涌现出众多的社会中介组织,诸如:商会、同业公会等。这些非营利性组织以其各自的方式实现市民社会的自主管理,参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形成介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调节机制,分担着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弥补了政府组织官方色彩过浓、行动僵化等弊端,这种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促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这些公共服务从政府的直接管理与提供转变为由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承担,正是现代行政由直接走向间接的具体体现。它改变了公共职能国家垄断的全能政府模式,并最终促使政府职能调整,实现公共职能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分配。
(二)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行政间接化的前提
国家全能性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核心。在这种一元化的体制中,国家集政治、经济、安全、福利等所有职能于一身,在这种全能化的国家体制下,国家垄断所有的社会需求配给手段与功能,成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最终意义上的占有者和分配者。与此同时,个人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生活被最大可能地公共化。伴随着这种全社会的公共化改造与同构,私人领域淹没于公共领域之中,市场与社会被吸纳、同化于国家内部,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与纯粹化,形成了公与私复合,国家与社会同
一、合体的特有社会现象。在这种公共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体制下,公共行政的职能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即私,私即公。从而形成国家对公共职能,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垄断与控制。
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并通过“单位”这一中介实行社会配给。这种单一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导致各种类型的“单位” 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本单元,并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延伸体”而存在。这使得所有的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所承载的功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构性,从而使必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淹没于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体系中。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场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以经济领域为突破口,进而引发出社会领域的变革,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面临一次大的调整与变迁。这一调整与变迁预示着全能国家的逐步解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的重新整合与分化。自改革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开发,传统的单一体制开始分化,这一分解首先以政企职责分离为突破口的,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各自的社会角色及功能,从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功能体系。这一改革促使全能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逐渐走上解体,市场与社会因现实的需要脱颖出来,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结构已逐步朝着国家、社会、市场三元结构发展。总结中国社会经历的这场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权力多极化”过程,并指出:“伴随着政治领域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那种政治领域垄断一切的‘单级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这是1978——1998年之间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 这种多极结构的实质在于将市场与社会从国家桎梏中解放出来,明确其各自的功能,活动的方式与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多极化结构打破了公共职能国家垄断的传统,并促使传统“公共职能”履行模式的瓦解,进而为公共行政职能的社会分担以及行政的间接化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三)中介组织的发展——行政间接化的体现
如前所述,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不但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而且引发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瓦解了原有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促使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模式的初步形成。随着单一体制的解体,“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标志着政府从社会领域的退却,以及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在这种自主性的要求之下,社会承接起政府“退卸”下的公共职能,并通过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即社会中介组织)实施公共服务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实现公共职能合理分担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专业经济部门要逐渐减少”、“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些决议对社会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社会中介组织行使公共职能提供了政策依据。
浅析绿色会计特征行政执法论文 篇7
新制度在明晰会计核算目标、完整体现财政改革对会计核算的要求、改进会计核算方法、创新引入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新增了直接负责管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资产的核算内容、基建会计信息要定期并入“大账”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做出了明确规定。
一、设置反映行政单位特有业务的特殊会计科目
(一) “政府储备物资”
该科目核算行政单位直接储存管理的各级政府应急和救灾储备物资。负责采购并拥有储备物资调拨权力的行政单位将政府储备物资交由其他行政单位代为储存的, 采购单位通过该科目核算, 代储单位将受托代储的政府储备物资作为受托代理资产核算。该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 按照政府储备物资的种类、品种、存放地点进行明细核算, 核算方法类似“存货”科目。
1. 外购政府储备物资时, 借记“政府储备物资”, 贷记“资产基金—政府储备物资”, 同时, 按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接受捐赠、无偿调入的政府储备物资验收入库时, 按确定的成本, 借记“政府储备物资”, 贷记“资产基金———政府储备物资”, 按实际支付的补价、运输费等金额,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2. 对外捐赠、无偿调出政府储备物资时, 按实际成本, 借记“资产基金———政府储备物资”, 贷记“政府储备物资”, 发生由行政单位承担的运输费等支出时,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拨款收入”、“银行存款”等科目;对外出售报废毁损时,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记“政府储备物资”。
3. 要求每年对政府储备物资进行盘点, 盘盈时, 借记“政府储备物资”, 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 盘亏时, 做相反分录。
(二) “公共基础设施”
该科目核算由行政单位占有并直接负责维护管理、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工程性公共基础设施资产, 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公共照明设施、环保设施、防灾设施、健身设施、广场及公共构筑物。该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 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类别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核算方法类似“固定资产”科目。
1. 自行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完工时, 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贷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 同时, 借记“资产基金—在建工程”贷记“在建工程”;接受其他单位移交的公共基础设施时, 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贷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2. 发生后续支出的, 为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寿命而发生的改建、扩建或大型修缮的支出, 应予资本化, 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贷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科目;为维护公共基础设施正常使用而发生的日常修理支出, 应予费用化, 借记有关支出科目, 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拨款收入”、“银行存款”等科目。
3. 行政单位的公共基础设施移交其他单位时, 借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 贷记“公共基础设施”科目;报废毁损时,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累计折旧”, 贷记“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三) “受托代理资产”与“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资产”核算行政单位接受委托方委托管理的各项资产, 包括收妥指定转增和受托储存管理的物资等, 该物资如果是现金和银行存款时, 不通过上述科目核算, 应通过“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科目进行核算;“受托代理负债”核算行政单位接受委托, 取得受托管理资产时形成的负债。
1. 接受受托转增和储存保管物资时,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贷记“受托代理负债”, 支付相关税费、运输费时,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 将受托转增物资交付受赠人、根据委托人要求交付受托储存管理物资时, 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贷记“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3. 转增物资的委托人取消了对捐赠物资的转增要求, 且不再收回捐赠物资的, 应转为存货或固定资产, 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贷记“受托代理资产”, 同时, 借记“存货”、“固定资产”, 贷记“资产基金———存货、固定资产”科目。
(四) “应付政府补贴款”
该科目核算负责发放政府补贴的行政单位, 按照规定应当支付给政府补贴接受者的各种政府补贴款, 属于负债类科目, 按照政府补贴的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同时按照补贴接受者建立备查薄进行补充登记。
发生应付政府补贴时,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应付政府补贴款”;支付应付的政府补贴款时, 借记“应付政府补贴款”, 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五) “待偿债净资产”
该科目核算行政单位因发生应付账款和长期应付款而相应需在净资产中减少的金额, 属于净资产类科目。
发生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时, 借记“待偿债净资产”, 贷记“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偿付时, 借记“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 贷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 同时,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因债权人原因, 核销确定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时, 借记“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 贷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
二、扩大双分录会计核算方法的运用范围
(一) 七项资产取得时, 应做的双分录会计处理
行政单位取得预付账款、存货、政府储备物资等三项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公共基础设施等四项非流动资产时, 需作资产与对应净资产同时增加的相应处理和确认支出的双分录核算。借记“预付账款”、“存货”、“政府储备物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贷记“资产基金———预付款项、存货、政府储备物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同时,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
(二) 两项负债偿付时, 应做的双分录会计处理
行政单位发生应付账款和长期应付款后, 需要及时或按期偿付, 在具体偿付时, 需做负债与在净资产中需减少金额同时减少的处理和确认支出的双分录核算。借记“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 贷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 同时, 借记“经费支出”,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创新引入折旧、摊销的会计处理方法
新制度引入了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的业务处理, 在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上进行了创新, 行政单位计提折旧和摊销时, 并不做当期支出的处理, 而是冲减固定资产、公共基础设施、无形资产对应的净资产的数额, 借记“资产基金———固定资产、公共基础设施、无形资产”, 贷记“累计折旧”、“累计摊销”科目。这一处理兼顾了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双重需求, 既不影响行政单位支出的预算口径, 又有利于反映资产随着时间推移和使用程度发生的价值损耗情况。
四、科学设计了财政资金与非财政资金期末结转的流程
1.期末对本年度财政性收入支出的结转。
对于收入, 借记“财政拨款收入—基本支出拨款、项目支出拨款”, 贷记“财政拨款结转—收支转账—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对于支出, 借记“财政拨款结转—收支转账—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贷记“经费支出—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2.年末对已完工的财政性项目支出的结转。
借记“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转账—项目支出结转”, 贷记“财政拨款结余—结余转账—项目支出结余”。
3.期末对本年度非财政专项资金收入支出的结转。
对于收入, 借记“其他收入”, 贷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项目结转—收支转账”;对于支出, 借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项目结转—收支转账”, 贷记“经费支出—其他资金支出—项目支出”。
4.年末对已完成非财政专项资金结余的结转。
借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项目调剂—结余调剂”, 若结余资金缴回原项目资金出资单位的, 贷记“银行存款”、“其他应付款”等科目, 若结余资金留归本单位用于其他非项目用途的, 贷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非项目调剂—结余调剂”科目。
5.期末对本年度非财政非专项资金收入支出的结转。
对于收入, 借记“其他收入”, 贷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非项目结转—收支转账”;对于支出, 借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非项目结转—收支转账”, 贷记“经费支出—其他资金支出—基本支出”、“拨出经费—基本支出”科目。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Z].
行政单位历年制会计年度调整浅析 篇8
关键词 行政单位 会计年度 调整
会计年度是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会计核算的时间区间,是反映单位财务状况、核算经营成果的时间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八条规定了我国的会计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行政单位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和实行行政财务管理的其他机关、政党组织,行政单位会计是预算会计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各国预算法》第十条规定了我国的预算年度亦实行历年制。
一、历年制会计年度的弊端
我国采用统一的历年制会计年度,是为了使财政年度、纳税年度、计划年度和统计年度保持一致,使其适应计划管理和汇总会计报表的要求,最终便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这种规定虽然与国民的日常思维习惯和行为定势保持一致,与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也大体吻合,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年制会计年度弊端越来越明显。尤其对行政单位而言,其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容易造成预算效力的断档和真空。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单位预算需经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批准,做出决议,才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三月份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四、五月份才召开。这样一来,在预算年度开始以后的3—5个月,行政单位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虽然《预算法》第44条规定:“预算年度开始以后,各级政府预算草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本级政府可以先按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支出;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以后,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但是一方面这严重影响了预算作为法律文件的时效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行政单位在当年预算生效前只能比照上年的同期的支出,进行基本开支,严重影响行政单位工作的开展。
(二)每年12月份和次年1月份各项工作堆积。由于1月下旬常是我国的春节,这无形中增加了工作的紧张程度。工作过于集中,给各部门的会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财务人员长期处于繁杂、紧张的状态下时,势必产生敷衍应付的情绪,无法将财务工作做细做实,影响了会计工作质量。
(三)政府预算公开推进后,公众参与意识越来越强,预算未经审查就开始执行,会使人们对预算法的约束力产生怀疑。预算活动的公开透明几乎是发达国家的通行惯例,我国预算公开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而且即将进入关键阶段,行政单位每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预算要在3、4月份才生效,5、6月份才公布出来,这显然不能令公众满意。
由于行政单位实行历年制会计年度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应予以改革。
二、历年制会计年度改革措施
(一)世界主要国家会计年度规定
目前世界各国的会计年度种类除了与我国一样实行历年制的如:奥地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还有其他几种类型,有4月到次年3月的如丹麦、加拿大、英国、日本;有7月至次年6月的如瑞典、澳大利亚;有10月至次年9月如美国、海地、泰国;还有阿富汗、伊朗是3月21日至次年3月20日,阿根廷是11月至次的10月等等,这些国家的会计年度考虑了其基本国情,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我国会计年度改革设想及注意问题
要解决我国目前行政单位在会计年度上的不合理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改变“人代会”的召开时间,二是将财政年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年度改变为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1.将各地“人代会”的召开时间提前到12月下旬
这个方法的缺点一是仍无法解决节日集中各项工作堆积弊端。二是审议预决算只是“人代会”众多内容之一,更改“人代会”的召开时间适应预算年度使人代会最高立法权力的权威性受到动摇。三是我国人代会议是从中央到省市逐级召开,要将各级人代会的时间都提前到12月底前,会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操作难度很大。
2.将预算年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年度改变为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6月份是一年中最为空闲的月份,财务人员可以将较多的精力用于年度结账,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而且凸显了人代会的权威性,操作较为简便易行。充分考虑了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人代会召开,财政部门批复,预算单位上网公开等各方面所需要的时间。
由于第二种方法优点明显,笔者更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法。如国家决定对会计年度进行变革,需注意以下事项:
一是必须由国务院出台相应的文件,明确在会计年度变革中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以保障变更的顺利进行。行政单位的会计年度与财政年度关系密切,我国的财政年度也是公历年度,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财政年度的起止日期也应该同步变革。但是,无论财政年度变还是不变,客观上都存在会计年度与财政年度的协调问题。国家计划、财政税收、国家统计以及等方面都以财政年度作为统一的会计年度,因此会计年度的调整必须得到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会计年度变革不会取得成功。
二是国家必须及时修改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会计年度变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首先,要修改《会计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行政单位会计年度改变为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其次修改《预算法》中关于会计年度、财政年度的相关规定。最后,对于会计年度变革可能引起的会计处理问题,财政部等部门有必要制定相应的会计处理规范。比如调整当年如何衔接,账务如何调整等问题,财政部等部门需要对其进行统一规范。
三是会计、统计技术的配套支持问题。要修改报表设计、调整财务软件。会计、统计软件开发商应适时而动,并对原有的会计软件和统计软件的升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本文对行政单位会计年度调整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探讨。虽然会计年度对整个财务会计工作而言,只是一个细节性问题,但也会对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会计年度调整迫在眉睫,但也应保持妥善谨慎,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制定适合我国行政单位的会计政策做支持。
参考文献:
[1]刘有宝.政府部门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张建虹.论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管理.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
[3]汪中求.细节决定成败.新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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