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读后感

论三个代表读后感（共8篇）

论三个代表读后感 篇1

《论三个代表》文献-读后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实践依据，有必须科学回答的基本问题，有核心内容和精髓，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说，是因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科学的总结、全面和创造性的回答。早在1990年，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经过实践，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作好。”之后，他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江泽民同志曾说，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是他10年

来想得最多的两个问题。20xx年6月，他在谈到“三个代表”时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想得最多、长时期思考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三个代表”。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既统一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又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过程中 本文来自文秘网。江泽民同志多次从党的建设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都是从研究和解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出发来进行阐述的，是从党如何更好地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来进行阐述的，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全局性和科学性。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体会和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江泽民同志在阐述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时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能真正顺

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完全应该这样理解。这里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对这一点，江泽民同志讲得很清楚：“我们始终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同时，我们也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不渝地高举。他指出，“党中央所要求的‘高举’，必须是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真正把邓小平理论全面正确地学习领会好，积极认真地贯彻落实好，不断取得工作的新成绩，不断开创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只在口头上喊，认识上不提高，行动上不落实，这不是真正的‘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来自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从回答的基本问题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使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有了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二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理论创新意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3月4日在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在参加两会的军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胡主席讲话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组织全军官兵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一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对于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指导意义。

代表、委员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胡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作为社会的先进群体，军队在贯彻落实胡主席重要讲话，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上，应该走在前列。陈章元代表认为，青年官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教育引导，使青年官兵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在头脑中深深扎根并成为行为道德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冲击。方庆灵代表说，胡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高屋建瓴，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们要以此经常对照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田绍奇代表说，胡主席提出并倡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大量涌入的外来思想文化、急剧转型的社会环境、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当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

值取向产生了影响。张世刚代表认为，“八个为荣、八个为耻”是非十分明确，对青年官兵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王守志代表说，当前，我们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胡主席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非常及时。我们必须在关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精神文明。

论三个代表读后感 篇2

本案编号为: (2008) 沪二中民五 (商) 初字第21号

本案原告是江文宏, 被告是吴金辉和苏州嘉慈服饰有限公司, 第三人是上海蔻薇尔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周正宝, 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

(一) 案件事实

媚若诗公司于1993年在香港注册成立, 公司现任股东、董事均为原告江文宏和被告吴金辉, 两人持股量均为1股。

蔻薇尔公司系于1994年在上海市普陀区成立的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是媚若诗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吴金辉。

2007年4月, 蔻薇尔公司委托太仓市众信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其自有厂房的房地产价格进行估价。后蔻薇尔公司按照估价结果即人民币353万元的价格, 与被告嘉慈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将该厂房出卖给被告嘉慈公司, 并办理了相关房地产登记手续。因蔻薇尔公司另一名董事于三年前死亡, 且媚若诗公司没有委派新的董事, 故被告蔻薇尔公司在仅有一名董事即被告吴金辉的情况下, 没有召开董事会对上述厂房出卖做出决定。

2007年12月12日, 原告江文宏委托律师向媚若诗公司发出《律师函》, 要求媚若诗公司以蔻薇尔公司股东的身份, 向蔻薇尔公司监事会或监事书面发函, 对被告吴金辉提起诉讼, 或以媚若诗公司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2008年1月17日, 原告江文宏委托律师向蔻薇尔公司发出《律师函》, 提出因媚若诗公司对上述要求未予回应, 原告江文宏以媚若诗公司股东的名义, 要求蔻薇尔公司监事会或监事对被告吴金辉和被告嘉慈公司提起诉讼, 如被拒绝或未提起诉讼, 则将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二) 法院判决

本案中, 第三人蔻薇尔公司是原告江文宏诉称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公司, 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媚若诗公司, 原告江文宏只是媚若诗公司的现任股东, 并非第三人蔻薇尔公司的股东, 因此, 只有媚若诗公司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本案原告江文宏无权行使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 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

二、本案的问题所在

(一) 原告江文宏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即原告江文宏是否有权行使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也即我国是否承认双重股东代表诉讼

(二) 被告家慈公司理论上是应作为案件的被告还是第三人

(三) 第三人蔻薇尔公司理论上是应作为案件的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

三、分析

(一) 在公司集团的治理中, 母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 能够对于母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 特别是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非法侵害公司利益, 而公司怠于追究时,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以便维护自身的利益。[1]而问题在于, 母公司股东, 特别是母公司少数股东, 是否可以代表子公司或孙公司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从公司一般诉讼的逻辑, 分析设立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逻辑, 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 最合适的原告是公司。而当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 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而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进而维护股东自身利益。在公司集团中, 由于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法人股东, 在子公司中享有股利分配请求权和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因而这些股利或财产到母公司后, 最终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从而相当于母公司股东在子公司中也享有利益。[2]因此, 依上述逻辑分析, 依照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立目的, 当子公司利益受到来自于子公司董事、监视或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损害, 而子公司股东、母公司均怠于行使诉权时, 可以由享有子公司利益的母公司股东行使诉权。对此, 美国法院的实践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美国法院受理的多重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例中,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审理的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一案[3]是比较有影响意义的。

在此案中, Lambercht 和 Loveman 是美林公司的股东, O’Neal是美林公司的董事, O’Neal 在公司的一次交易中违反义务造成公司损失, 遭到Lambercht 和 Loveman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但在起诉期间, 美洲银行收购了美林公司, 美林公司成为美洲银行的全资子公司, 美林公司股东的股份也全部换为美洲银行的股份, 因此, 原美林公司的股东成为美洲银行的股东, 也即Lambercht 和 Loveman 等人成为美洲银行的股东。被告O’Neal以原告不再是美林公司股东为由, 动议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采纳了被告的动议。随后原告修改了诉讼请求, 以美洲银行的股东的身份, 为维护美林和美洲银行的利益而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以追究O’Neal 的责任。

在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一案的判决中, 主审法官Jacobs 论证到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应当只适用于极少的场合, 也就是当母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能证明他们在是否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上做出正当的、不偏袒的商业决定时, 这种诉权可以由其股东行使。[4]

由于目前并没有国家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 只是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判例中, 可以得出大多数法院和学者是支持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 也认为其是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本案相对于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案件案情简单明了很多, 是先存在母公司即媚若诗公司, 之后由母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即蔻薇尔公司, 原告江文宏作为母公司的股东, 起诉子公司董事会不当行为导致子公司利益受损。显然, 本案是一个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 在承认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础上, 原告江文宏是有诉讼资格的。

(二) 这个问题涉及到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及其范围大小问题, 《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为:“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和“他人”

“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公司内部人员, 董事、监视的范围是明确的, 那么什么是高级管理人员呢《公司法》第217条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表述为“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即表明, 公司章程可以将公司的其他人员界定为高级管理人员。[5]“他人”是指除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其他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人员。笔者认为, “他人”的范围在《公司法》中并未明确规定, 其大致可划分为两类, 即公司内部人员, 如:公司除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控股股东、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和公司外部人员, 如:公司的债权人、合同相对人等。

在学界, 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他人”的范围, 具体来讲是仅指公司内部人员, 还是亦包括公司外部人员。沈贵明老师认为, 公司外部人员不应属于他人的范畴而具备被告的主体资格。其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通常在此情况下, 此公司外部人员与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公司已有救济渠道, 因此无需再通过股东派生诉讼起诉公司外部人员。笔者认为, 法律是保护弱者的, 对一切非正当非正义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调整, 法律并没有排除从多个角度保护弱者的可能性, 因此, 在此情况下, 可以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渠道供股东选择进行诉讼。二是可能导致混乱, 特别是在公司外部人员是公司的债务人时, 典型情况是涉及到诉讼时效, 在诉讼时效未到期时股东没有理由起诉债务人, 但是在诉讼时效到期后股东起诉债务人已没有胜诉权,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混乱的问题。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仅因为其有可能导致混乱就拒绝其适用, 且这一情况可以通过公司法第152条有关紧急情况的规定解决:“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我们可以将诉讼时效与紧急情况相结合规定, 来解决这个混乱与矛盾。

因此, 笔者认为, 不仅公司内部人员, 同时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人, 都可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即凡是因侵害公司合法权益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人, 在公司怠于对其行使诉权的情形下, 都可以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这种宽泛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作用。

(三) 这个问题涉及到, 在股东代表诉讼理论中公司的法律地位

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但由于股东的诉权派生于公司的诉权, 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 公司应当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6]。首先, 笔者认为公司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因为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不愿提起诉讼后, 股东所做的不得已的行为。假设公司愿意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 那么诉讼的性质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即由股东代表诉讼变为公司直接诉讼, 而导致股东代表诉讼的实质性消亡。因此, 公司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

其次, 笔者认为公司也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股东代表诉讼中, 原告股东没有对公司提起诉讼, 并且公司享有原告的胜诉利益, 而与假定的被告身份不符, 所以公司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再次, 笔者认为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股东代表诉讼中, 股东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即被告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公司的利益, 股东和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利益一致的, 而不是相互冲突的, 股东的诉权最终来源于公司对被告享有的请求权。因而公司在此诉讼中对原告并无独立的诉讼请求, 不能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的请求不是独立的, 但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 因此公司应界定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实践中, 公司多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其可以不主张任何实体权利, 只是提供证据, 协助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公司参与诉讼的目的在于使公司知晓诉讼进程, 承受诉讼结果, 防止原告股东不当诉讼行为以及为诉讼提供证据。

四、结语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法律制度, 需要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 进行更多的研究。同时,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 由于在我国尚未有法律规定, 而根据国外判例、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等, 该制度的形成对我国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此, 关于股东代表诉讼, 仍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改进, 以期能使我国公司法更好的规范公司实践。

摘要：股东代表诉讼在我国已有一定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基础, 但在理论和实践中, 公司的诉讼地位和被告的范围仍存在争论。同时,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也仅存在于理论中, 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因此, 结合一个实际案例, 讨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可行性, 以及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和第三人的理论范畴。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法

参考文献

[1]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英]A.J.博伊尔 (Boyle) 著, 段威, 李杨, 叶林译.少数派股东救济措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特拉华州最高法院: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

[4]张媛.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由双汇事件引发的思考[J].时代金融, 2011 (10) .

[5]马太广.董事责任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四方代表论“创新” 篇3

本次会议旨在倡导媒体、企业与广告公司之间互相沟通，为促成更多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广告形式而努力。与会嘉宾认为，广告创意不仅仅体现在广告内容上，在广告形式、广告投放方式上，创新也非常重要，与众不同的广告形式极易引起受众关注，令受众耳目一新，形成记忆，提高传播效果。参会四方还特别强调了广告与节目的融合，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广告与节目浑然一体，传播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嘉宾们在本次会议上也强调，媒体创新虽然重要，但也不能一味以创新为主，对企业来说，应该坚持“支撑＋补充”的媒介策略，以硬性广告、黄金时段广告为支撑，以创造性的广告形式为补充，如此才能取得最理想的广告效果。以宝洁为例，2005年，宝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中标3．85亿，同时又赞助了中央电视台“三八”特别节目，以黄金时段广告为支撑，以特殊广告方式为补充。

媒体资源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

2003年4月10日，CCTV－1黄金时段破天荒播出了长达5分钟的威驰轿车广告，此前，为了让这支产品上市广告产生轰动效应，威驰的广告代理公司北京电通特意在这个广告播出前就在央视黄金时段的同一位置投放了一周的预告广告。这种创新的广告投放方式成倍放大了这支广告的传播效果。

在广告投放方式上，业界一致认为策略创新非常重要：

第一，特殊形式广告往往不同手常规的15秒、30秒广告，它可能在时长上与众不同，比如威驰的5分钟广告；也可能不是完全的硬广告的形式，而是特约播映、冠名、演播室背景版赞助等特殊形式；也有可能是与节目融合在一起的广告。因为形式上的不同，特殊形式广告更容易吸引受众的关注，广告的记忆度更高。

第二，特殊形式广告可以跟节目很好地结合起来，将观众对节目的关注和好感转移到品牌身上。在香港一家电视台转播体育比赛的节目中，有个啤酒品牌的广告与节目结合得非常绝，比赛中插播5秒广告，广告语只一句话：“喝杯啤酒接着看”，然后就是接下来的比赛。这样的广告能很快形成一种口碑传播的效应，比那些与节目毫不相干的广告反复播很多遍的效果都要好得多。

2001年7月1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时，国内的电视观众马上看到了一个画面“全球海尔人祝贺北京申奥成功，”就在这样一个全国人民共同的激情时刻，海尔出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海尔这一策略创新，也创造了“广告比新闻还快”的佳话。

2004年，围绕奥运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国内外的顶级企业采取了不同的广告策略发动进攻，高露洁独家赞助CCTV奥运前期节目《千秋奥运》，中国联通借《联通雅典》节目完美演绎品牌内涵，联想手机冠名“巅峰时刻”，与观众共享奥运激情，金六福冠名《奥运贺电榜》，美酒庆祝冠军凯旋。这些企业通过对奥运特殊广告资源的充分利用，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

种种优势，导致特殊广告形式的实际投入产出比往往非常高。比交口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步步高以650万元独家特约播出，事后评估价值3000多万。到第十届时，许多企业争抢这一资源，最后通过招标哈药六厂以2640万元夺得，活动过后企业认为还是相当值，第十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哈药六厂又以4050万元中标大赛的独家冠名权。

2005，央视致力媒体资源创新

为了落实和强化媒体资源创新战略，加强客户需求和资源创新的互动，央视广告部于2004年底成立了跨部门的“媒体资源创新研发”，项目组，该项目组由广告部策略研究组、频道管理组；客户服务组、宣传活动组等部门人员构成，由广告部主任郭振玺亲自担任组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CTR媒介研究总监袁方博士以及著名广告人陈天成担任顾问。项目组以客户的需求为圆心，以央视丰富的节目和广告资源为半径，不断创新广告投放策略和广告形式，为客户提供更具传播价值、更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组以每周一次“头脑风暴会”的方式进行，集思广益，通过生产创意—制定方案—宣传推广等环书，最终实现播出。自启动以来，项目组讨论研发出了多项创新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央视广告部的努力赢得了企业、广告公司与央视节目部门的大力支持，3月19日会议当天，央视节目部门11位处级干部参加了会议，表示大力支持企业与广告部对央视节目资源的灵活运用。

3月19日的“媒体资源创新研讨会”上，台湾著名广告人颜淑珍列举了国外及台湾的许多创新广告投放案例，引起了嘉宾们的极大兴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OTB媒介研究总监袁方博士以及著名广告人陈天成也分别就广告与节目结合的问题作了既入木二分又生动活泼的演讲。

这几年，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许多成功的特殊形式广告。在当天的会议上，许多嘉宾回顾了这些案例，比如宝洁与《半边天》成功合作的“三八”节特别节目——“飘柔女性记录”，联想、中国移动、丰田等企业于2004年雅典奥运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的特殊广告投放，等等。

央视广告部主任郭振玺反复强调了媒体资源创新在2005年央视广告部客户服务中的重要性，再次提出“一切广告形式都可以想，任何合作方式都可以谈”，鼓励企业、广告代理公司与央视广告部一起创新，携手同赢。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读后感 篇4

通过对认真的学习，以及老师的指导，我对科学发展观有了深刻的理解，感受颇深。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坚定不移地把科学发展观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一、求真务实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我们党历来强调和提倡求真务实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求真是务实的基础，务实是求真的目的。求真务实是知与行、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是认识真理、实践真理与发展真理的辩证统一，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体现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与时俱进，要求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使我们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

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里的“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实事”和“实践”，重点讲的都是一个“实”字，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务”的是实事、实际、实践；这里的“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重点讲的是一个“真”字，表明我们共产党人“求”的是真理。因此，“求真务实”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固有特征和核心内容。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既抓住了当前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和国家工作的关键环节，又将这种全局性的工作要求和思想指导置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基础之上。求真务实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一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历史。我们党8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所在，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当前，我们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赋予求真务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然而，在坚持求真务实方面，确实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坚持求真务实，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种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象，违背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与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格格不入，如不坚决克服和纠正，势必严重削弱党的影响力和战斗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事实表明，能不能坚持求真务实，对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需要我们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二、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求真务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要求

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根本依据和根本要求。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增强宗旨意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只有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从根本上做到求真务实。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真正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履行执政为民的使命，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断实现执政为民的目标，以求真务实的成果不断检验执政为民的绩效。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增强忧患意识。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我们想

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所肩负的任务和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始终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精神，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勇于开拓，争创一流，带领人民群众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增强创新意识。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抓住时代的本质、主流和基本趋势，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并与变化了的客观事物和变化着的社会一起前进。当前，重要的是要尊重、把握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自觉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途径，增强责任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途径。这些年来，为推进事业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提出的好政策、好思路、好措施不少，但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并没有真正落实，更不用说达到预期的目标。追根寻源，重要原因还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没有真正做到求真务实。有没有责任意识、敢不敢负责任、能不能负责任，是衡量领导干部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强化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对人民负责和对事业负责的责任心，真正做到勇于负责、敢于负责、能够负责，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三、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领导干部是关键

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和带动作用。要有求真务实之“心”，坚定信念，夯实基础。要不要求真务实，是不是求真务实，根本上是与每一个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在行动上做到求真务实，首先要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坚持求真务实的极端重要性，打牢求真务实的思想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进一步提高坚持“一个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和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领导干部要严格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大力倡导和发扬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永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把心思凝聚到干事业上，把精力集中到办实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把本领用在促发展上，在真抓实干中开拓前进，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要有求真务实之“勇”，坚持原则，敢抓敢管。求真务实，关键在于一个“真”字和一个“实”字。它要求我们讲真话、用真心、求真理，办实事、重实际、务实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同志不能求真务实，往往并不是因为能力不够和水平不高，而是因为考虑个人利益得失而不敢、不愿求真务实。只有时时事事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才能够做到讲真话、办实事。如果一事当前只想到自己的名利、地位、家庭，那么就会对求真务实知而不行、能而不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都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跟风跑”那一套，都要努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说真话、报真情、较真劲，善于出实招、鼓实劲、干实事。要有求真务实之“诚”，老实做人，诚信做事。强调求真务实之“诚”，就是要真心实意地把求真务实的精神体现到做人做事的各个方面，就是要老实做人，诚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篇5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涵义及特征

股东代表诉讼(derivative action)又称派生诉讼、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民事责任及实现其它权利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的诉讼。它源于英国18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的判例。该案创设了这样一条规则：如果少数股东指控控制公司的人欺骗了公司，则该少数股东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⑴ 目前，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美国，罗伯特W汉密尔顿专门论述了衍生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也明文规定了此种制度。在法国，法院于1893年即准许股东行使代表诉讼。在日本，1950年修改《商法典》时规定了股东的代表诉讼。德国⑵、西班牙⑶、菲律宾⑷、韩国⑸，我国台湾地区亦规定此制。因此，我们应尽快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完善公司立法。

要想更清楚地认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我们应从以下几个特征来把握：

第一，股东代表诉讼是基于股东所在公司的法律救济请求权产生的，这种权利不是股东传统意义上的因其出资而享有的股权，而是由公司本身的权利传来的，由股东行使的。因此，我们要注意区别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的区别。

第二，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须是公司的股东，一人或多人联合提起诉讼均可，但是并非只要公司的股东就可以提出诉讼，不同的国家对此均有限制，以防某些恶意的股东进行滥诉。

第三，股东知识作为名义上的诉讼方，股东没有任何权利、资格或权益。也就是说原告股东并不能取得任何权益，法院的判决结果直接归于公司承担。

第四，股东代表诉讼发生在公司怠于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若公司不通过诉讼手段行使其权利时，则可能发生公司权益遭受损失之情形。只有这种条件下，才可发生股东代表诉讼。

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法理依据及其性质

要探求代表诉讼的法理依据，我们应从股东的法律地位，董事、经营者的义务，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诸方面进行分析。

(一)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具有二元性。一方面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另一方面，股东有在特殊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取得公司代表人的地位。前者决定代表诉讼提起权是股东权的一部分，但股东仅作为出资人的地位仍不能说明其有代表诉讼的权利，充其量只能是个别诉讼的权利;股东在公司受到侵害后怠于或拒绝行使权利的情形下，通过一定的前置程序可作为公司的代表人，正是这一点使股东代表公司的行使权利与个别诉讼区别开来。而将这二元统一起来是公司的社员权。社员权一方面源于股东的出资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决定了股东在特殊情况下能够成为公司的代表人。社员权与债权不同，债权以财产权为核心，以对方给付一定的财物、劳务为内容。社员权则不然，除了股东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如股利分配请求权、公司破产后分配利益请求权等之外，还包括对公司中重大事项的表决权、知情权，通过参加股东会推举和选举或罢免董事的职务，监督公司的各项事务的权利。正是股权、监督权、使股东在公司怠于或拒绝行使权利时，为了保证公司的利益免遭损失而享有公司代表人的身份，而具有代表公司行使诉权，追究公司的董事或其他经营者的侵权责任。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与董事对公司义务的强化。从股东、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中可探知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依据之一是公司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与强化董事对公司的责任。

公司与独资企业不同。独资企业的股东只有一人，股东对公司的重大事情决定权，对经营者有绝对的任免权;经营者不可能阻碍企业行使权利，因而不存在代表讼诉问题。不仅独资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不能产生代表讼诉，合伙企业也不存在代表讼诉。因为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不能完全分离，且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也可委托一人或数人执行)。若合伙人认为其他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的利益，可依合伙协议起诉该合伙人，而不具有代表讼诉的性质。公司则不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主体自不必说，即使是有限责任公司，其投资主体都是两人以上，即投资主体具有多元性，这意味着不是所有股东都参与公司的经营，只能由股东会推选出董事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不仅如此，公司的股东投资后，公司的财产便与股东的财产相分离，股东不能直接支配和控制公司的财产，公司的财产直接由董事支配和控制，公司成为股东的异化物。这样一来，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人员就有可能利用其经营管理权违背股东、股东会的意愿，公司的宗旨而从事某些不正当的活动。如同业经营，侵吞公司的利益等。董事以自己的名义与自己或亲友的公司从事交易将公司的资金出借给亲友或他人，以公司的名义为他人担保等行为，都必然损害公司的利益。为了防止董事、经理的上述行为，各国公司法均强化董事对公司的义务和责任。董事的义务，概括的说，就是董事对公司尽到善管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董事的责任是指董事违反这些义务给公司带来损害时应对公司付赔偿责任。在董事控制公司的机关时追究董事、经理的责任往往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股东投资的多主体性和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的分离是代表诉讼产生的一个极重要的依据

另外，对股东代表讼诉提起权的性质是属于共益权还是自益权，学术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松田二郎博士认为，如果公司不对侵害公司利益的董事，经理等行

使诉权，股东为了保全其债权，有权行使作为债务人公司的权利，代表讼诉提起权属于自益权而非共益权。然而，大多数学者主张代表讼诉提起权属于共益权，笔者也认同这种看法，其理由是：

(一)自益权的根据是股份债权说。笔者认为，股权与债权不同。债权是在债的关系中，债券人有要求债务人按合同或法规履行义务的权利。但股东投资后不能抽回出资，且要承担出资范围内的有限责任。此外，债权只是一种财产权，但股东权除具有财产权的内容外，还包括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监督董事、经理的权利，对公司的知情权等。股东的这些权利都属于社员权，故自益权说理由不能成立。笔者认为 提起权行使的是社员权中的非财产权的内容。

(二)公司的财产及其他利益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和利益。提起权发生的原因一般是公司的机关人侵犯股东的财产和利益，而公司怠于或拒绝行使诉讼提起权时，股东才行使诉讼提起权的。故股东是直接为了公司的利益而直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侵害人提起诉讼的。

(三)代表讼诉提起权中“代表”是指股东代表公司且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提起诉讼，而不是指代表股东本人提起诉讼。这一点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最为典型。

(四)判决的结果，原告胜诉的利益归属于公司而不归于提起诉讼的股东。

当然，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公司的利益是股东实现其利益的基础，股东的共益权的行使也是股东实现其自益权的手段。但是，自益权和共益权界限不能混淆。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在提起代表讼诉后即使胜诉，其在公司中的获利甚微。因为胜诉的利益归于公司，原告股东只是与其他股东一起分享公司的利益，若股东的股份比例较小，从公司中获得的利益也较小;若股东因提起代表讼诉而败诉是，其还需要负担诉讼费用。

三、当代世界各国股东代表讼诉制度的基本内容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是当代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法所广泛加以规定的制度，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起股东代表讼诉的权利主体

在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时，谁能够代位公司对致害人提起诉讼，这是各国公司法在规定股东代表讼诉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综观各国公司法，能够代位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讼诉的人有三类：股东、公司债权人和其他适当的人。

⒈公司股东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公司法原则上准许股东提起诉讼，不同的是，有些国家公司法允许公司的任何成员提起诉讼，而有些国家则仅允许符合公司法所规定的特定条件的股东为公司的利益提起诉讼。

⑴英美法之规定

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对于提起股东代表讼诉的主体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加拿大公司法对股东的条件和范围未作任何规定，因而，只要是公司的股东，不管其占有份额多少，其成为公司股东的时间多久，也不管对公司损害的行为是在其为股东期间发生的，还是在其成为股东之前发生的，均有权为公司的利益对违反行为人提起诉讼。⑹英国1985年公司法仅规定公司成员和由于法律上的原因受让或取得公司股份的人，可以依法提起股东代表讼诉。⑺在美国，绝大多数州的公司制定法要求股东在诉因发生时是公司的成员。

⑵大陆法之规定

尽管股东代表讼诉是从英美法借鉴而来，但它对提起该诉讼的股东资格所作的规定严于英美法。《日本商法》第267条⑴条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讼诉的原告必须是自6个月以前持续拥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14条规定，提起代表讼诉的原告必须为继续一年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的股东。

⒉公司债权人

由于传统公司法严格区分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将他们分别看作是两种性质不同，法律地位迥异的利益主体，因而，传统公司法从根本上否认公司债权人的代表讼诉提起权。在现代公司法上，仅有加拿大公司法允许债券人提起该种诉讼。

⒊其他被法庭裁量为“适当的人”

加拿大公司法不仅明确规定债权人是股东代表讼诉的主体，而且还允许法庭在这一问题上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凡不是公司成员或债权人的人，只要同公司利益攸关而又被法院认可的即可为公司利益提出代表讼诉。但其它国家的法律没有此种规定。

(二)提起股东代表讼诉的前提条件

两大法系国家对于股东代表讼诉的前提条件都作了规定。这些条件因国而异，并不完全相同。

⒈股东在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前负有向公司提出正式请求或通知的义务

美国绝大部分州的公司制定法都要求原告股东在起诉前负有向董事会提起正式请求的义务。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少数股东并不证明他已向董事会提出了请求，而是证明不适当行为人处于公司事务的控制性地位，这一点使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讼诉区别开来。在加拿大，股东在起诉前负有向公司董事会予以合理通知的义务，并且此种通知要件是很宽松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的公司法也规定了此种限制性条件。日本商法和我国台湾公司法规定，股东在代位公司提起代位诉讼或代表讼诉时，必须首先以书面方式请求公司或监察人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公司自该项请求之日起30天内不对董事提起诉讼时，则股东可以代位公司而对董事提起诉讼。⑻

⒉原告股东的行为是善意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提起诉讼的

在大陆法系中，鉴于股东代表讼诉时常被滥用来作为谋求公司股东个人利益的手段的现实，法律在许多情况下要求起诉股东是真实的、慎重的和善意的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美国联邦程序规则第23.1条规定，“若原告在行使公司权利不能公正地、充分地代表公司利益，则不能进行派生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加拿大公司法也将“善意”和“为公司利益”作为开始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此种要件毕竟涉及到原告股东的主观活动，因而，在欠缺足够的、有力的证据的前提下，很难为法官所掌握和判断。所以，不应考虑原告动机是否纯正，其对于诉讼的提起并无影响。

3、诉讼费用的担保

为了遏制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意图通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达到追求自己利益的目的，也为了能够使被告在原告败诉时能够从原告所提供的担保费用中获得补偿，同时，也为了通过令人咋舌的诉讼费用的担保阻止某些不必要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发生，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法一般规定了原告股东应法庭的请求而想法庭提供诉讼费用的担保制度。在美国，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始于1944年纽约的公司制定法。在现代美国公司法中，许多州公司法虽然没有旧的公司法中规定的那么严格，但是仍要求法庭在认为这种诉讼之提起无正当理由时有提供诉讼费用担保的必要。

在大陆法系的日本，旧的公司法也明确要求向监事会提出诉讼请求的股东提供担保。修改后的日本商法认为代位诉讼股东诉讼费用之提供只有在被告提出该种请求并成功地证明原告提起该项代位诉讼系出于恶意时，基于法庭命令始有必要。⑼

(三)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性问题

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有些不同，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在英美法中，由于股东是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因而它并不是真正的原告，公司法将股东仅看作是名义上的原告;公司尽管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告，但由于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不授权或批准该种诉讼，因而，它不能作为原告。公司又是诉讼中的必要的当事人，没有它，诉讼就无法进行，为了，能使法庭作出的判决对公司产生效力，英美法将处于真正原告

地位的公司看作是名义上的被告。公司致害人在诉讼中处于被告地位，但它不得与公司一起成为共同被告，因为，致害人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而是有着利害冲突的。因而，一般说来，不允许有共同的律师代理公司和致害人双方。另一方面，尽管英国和澳大利亚并未明确区分股东个人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并且常常允许股东同时提起这两种诉讼。但在美国，从程序上看，人们禁止股东在同一诉讼中将这两种诉讼混合在一起，原告股东亦不得提起个人反诉请求。如果股东提起诉讼以后，其它股东要求介入该种诉讼，法庭是鼓励的，并且，首先提起诉讼的股东的律师通常亦被允许站在原告的立场上对该种诉讼进行控制。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并未明确股东的诉讼性质，也无股东个人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的规定，因而，其许多程序性问题不同于英美法系，就其诉之当事人而言，原告股东被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原告，尽管其诉讼之目的是为了公司之利益。公司在诉讼中既非原告，也非被告，而是一种处于独立地位的诉讼参加人，得于原告之侧参加诉讼。提起代位诉讼股东以外的股东如想参加代位诉讼，原则上法律准许，但如不当的使诉讼迟延及使法院的负担显然大大的增加，则不在此限。⑽此外，日本商法还就代位诉讼的管辖、告知等内容加以规定。

(四)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股东的权利和责任

⒈胜诉时股东的权利

原则上讲，股东所提起的代表讼诉如果成功，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对其诉讼费用予以补偿。此种费用之补偿鼓励了那些为公司利益而提起诉讼的股东，是公平的、合理的。因而，两大法系对此均加以规定。在英美法国家，现代公司法规定，只要诉讼的结果“对公司有一定的好处”，即使公司从中没有获得任何金钱赔偿，股东也有权要求公司补偿其诉讼费用。《日本商法》第268条之二的第一项规定：“提起第267条第2项诉讼的股东，在胜诉的情况下，支付律师报酬时，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在该报酬金范围内，给付相当的金额。”另一方面，鉴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利它性的特征，股东通过诉讼取得的赔偿金通常应当归还公司而不是按比例分配给股东。然而，如果不适当行为人是公司的大股东或某些股东，将从他们那儿取回的赔偿金仍归于公司，供这些大股东或股东支配、运用，即使他们间接地从他们自身的赔偿金中分享利益，则对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是显失公平的。为此，在美国的某些案例中，为了使从不适行为人那里取回的损害赔偿金限定在“善意”股东之间受益，法庭判决将此损害赔偿金在善意股东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主要在诉讼中针对滥用公司财产的行为提出时⑾,代位诉讼中存在善意股东与恶意股东时⑿，公司不再是继续兴旺的企业时⒀以及不适行为人控制了公司时，加以适用。不过，这些情况是不寻常的，它只是上述原则的一种例外⒁。

⒉败诉时股东的法律责任

通常而言，败诉时股东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赔偿公司因该种诉讼所遭受的损害，包括公司为进行该种诉讼而支付的诉讼代理人的费用。在美国，鉴于该种诉讼多数是基于“胜诉后付报酬”的条件由律师包打包诉的，因而，多数股东并不是通过法庭审判结案的而是通过律师与被告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结束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股东败诉，其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亦可由其代理律师偿付，因而，其利益之影响对股东并不大。一些州规定，如果股东败诉时，公司可以从该股东提供的诉讼费用中受偿。而在日本，仅有恶意的败诉股东始有对公司的损害付赔偿责任，“如果股东没有恶意”，在败诉时“对公司不付赔偿责任。”⒂而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14 ⑵条则明确规定败诉股东对公司损害的赔偿责任。

四、加快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它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人的损害，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快公司法的修改，建立自己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完善公司立法。笔者认为，建立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东代表讼诉的原告

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法制建设时间不长的国情，我们认为，能够代位公司提起代表诉讼的人只限于股东。至于股东资格的条件，我们区分为两种情况：

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为原告的资格不应加以限制。凡是无过错的股东，不管其在公司中的股份的大小，都允许其行使代表讼诉提起权，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一般最多不超过50人，人数不多，且股东之间有一定的人合性质，一般不宜对股东的原告资格作出限制。

⒉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原告的资格加以限制。这是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纯粹是资合性质，有些小股东同时又是其他公司的大股东，其有可能借代表讼诉之机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公司的名誉，所以要对其作为原告的资格作出一定的限制。

(二)公司的诉讼地位

在代表讼诉中，公司的诉讼地位非常特殊，是作为原告、被告抑或第三人?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公司不能为被告，因为公司是受害方，若原告胜诉，其利益归于公司，若将公司作为被告，则自相矛盾;同时因为公司的机关(董事或经理)拒绝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亦不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原告股东代表诉讼请求权的目的就是恢复公司的利益，也不应象日本商法那样列为诉讼参加人。因为公司若作为诉讼参加人，或者支持被告，或者支持原告，这与代表诉讼的宗旨相悖;是否象英美法那样列为名义上的被告?似乎与代表诉讼相矛盾。因此 ，将公司作为实质上的原告最合适。若原告股东胜诉，其利益归属于公司，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代表诉讼的被告

代表诉讼的被告是因对公司实施不正当行为而对公司负有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包括执行董事、经理或监事)，特殊情况下还包括公司机关、公司人员以外的人。

(四)判决的法律后果

由于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原告，换言之，原告股东仅享有形式意义上的诉权，而公司则享有实质上的诉权，从而形成了形式上的诉权与实质上的诉权相分离。因此，若原告股东败诉，则不仅由原告负担该案的诉讼费用，而且该案的判决对公司和其他股东产生既判力，其他股东不得就同一理由再次提起代表诉讼。

(五)前置程序

从两大法系国家的做法与我国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应设置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要求股东在提起诉讼前，须在一定时间内向公司的机关――董事会、股东会或监事会提出书面的要求。当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既是股东(大股东或两人公司中各占50%股份的股东)，又是董事控制的公司，若该股东侵害了公司的利益，由于董事是公司的机关，无过错的股东实际根本不可能通过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行使诉权，故提起的代表诉讼，可免除前置程序。

(六)原告股东的担保义务

原告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由于被告是公司的董事或监事、经理，若告错了，或原告股东滥用诉权，很可能给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或给被告造成经济或名誉的损害。为防止原告股东滥用诉权，法院可依被告的请求，命令原告股东提供担保，原告股东负有担保义务。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许多问题未提出。笔者在此今就我国的股东代表讼诉制度的建立提出一点建议和看法。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立涉及了《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的修改所以，为切实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加快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立。

注 释：

⑴ 曾培芳、盛建明：《英国公司法中的派生诉讼初探――少数股股东权利的救济之一》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1999第3期

⑵ 刘兴善：《商法专论集》 第332―334页 1982年版

⑶ Caozorla, Dervative Actions under Spanish Corporation Law, 4 Tex.Int’L.F.359 (1968)

⑷ Tipon, shareholder’s derivative suits in the Philippinesi An Apraisal in the Light of Comparative Law and Practice , 43 philippine L.J.486 (1968)

⑸ 《韩国公司法》 第403条，565条

⑹ the 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S231

⑺ the Companies Act 1985, S459(1)，(2)

⑻ 《日本商法》第267条，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14条

⑼ 《日本商法》第267⑷，⑸条

⑽ 《日本商法》第268⑵条

⑾ Backns v . Finkelstein 23F.2d 531 (D . Minn.1924)

⑿ Brown v . De Young , 117 I 11.529,47 N.E.863

⒀ Bailey v. Jacobs , 325 Pa.187 ,189 A.320

⒁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⒂ 1990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P424

[参考文献]

1. 曾培芳、盛建明：《英国公司法中的派生诉讼初探――少数股股东权利的救济之一》

2. 刘兴善：《商法专论集》

3. 《韩国公司法》

4. 《日本商法》

5.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三个和尚》读后感 篇6

今天，我读了一篇生动有趣而富有文书拿出来抄生字，我可慌了，我的语文书没有带来，同桌带了，我想，刚才我没有借给他，这下他不会借给我了。他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把语文书递过来，我十分的激动，可见一个人不能自私自利。

我第二个体会是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正像三个和尚那样，他们齐心协力扑灭那场大火。时间上有许多的事，一个人不能太自私，只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才能完成。俗话说的好：人心齐，泰山移。你自己的力量是很小的，虽然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十分大，但是只要你和别人合作起来，力量就会无穷无尽了。有一次，我们班举行依次篮球比赛，比赛开始里。我们这队伍一点也不团结，一个球也没有进，这时老师叫他们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到最后终于胜利了。可见，齐心协力是十分重要的。在军队里，光靠你一个人是不会保卫祖国的；在工地上，你一个人无法建起摩天大厦。

这篇文章让我受益无穷，告诉我们不能自私自利，要团结一致去面对困难。从今以后我也要做一个无私的人。我还要多很多的书，开拓自己的视野，懂得更多的道理。

论音乐内容构成的三个层次 篇7

一、纯感性因素

这是造成音乐作品是否“好听”的因素, 在音乐创作和欣赏中属于纯粹感知驰骋的领域。黑格尔对此论述道:旋律尽管不应缺乏情感的特殊性, 音乐在使情绪和想象流露于音调之中却仍应使沉浸在这种情感中的灵魂超出这种情感之上, 即不受内容的约束而回翔自如, 这样就替灵魂辟出一个境界, 使它可以从沉浸于情感的状态恢复过来, 不受干扰地单纯地感觉到它自己。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一个乐调的真正的可歌唱性。

这些内容包括对所有音乐形式因素——音高、力度、速度、节奏、音色以及旋律、和声、复调、结构的纯感性观照。它只通过听觉对人的纯感性精神活动发生作用, 是一种纯粹感知的行为。它并不通过想象, 与情绪表现无直接关系, 它是通过满足人的纯听觉感知需要而使人产生愉快, 但相对而言, 深情、轻松、宁静或忧伤等类的音乐离这种令人神往的纯感性内容较近, 而冷漠、压抑、痛苦或怪诞等类的音乐则离这种内容较远。由于这种纯听觉审美需要及其获取能力是人们普遍具有的, 因而这种纯痞性因素是音乐内容中最易打动人心、最易被人们理解的组成部分, 是音乐获得广大听众的重要手段, 在流行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这种纯感性内容的短小、片段性以及变化不定、难以把握, 它在音乐中一般主要是作为非结构因素, 存在于作品结构的表层, 而结构因素则主要由文学、数学, 哲学等音乐以外的理性因素来承担。这种纯感性内容的创造和感受能力主要依靠感性认识, 主要来自先天性的素质, 后天性的环境、学习等客观和理性因素虽然也能对其起到很大的开发或抑制作用, 但相对而言终究是次要的方面。

这种纯感性内容本质上是由外部客观世界决定的。它首先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如从简单乐器的制造到钢琴、电声乐器的发明都要依靠科学技术:其次是由自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的思想观念对其纯感性审美 (包括听觉) 的影响, 不同时代, 地区、民族、群体的人们所具有和爱好的音乐风格不同, 其中的纯感性内容也不相同, 它总是与音乐的形式 (风格) 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同群体的人们判断音乐是否好听的标准是不同的, 这表现了纯感性内容受制于外部客观环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的, 可概括的一面, 但不同个人 (主体) 对这种内容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 而且这种内容是难以把握和言传的, 这又表现出它的个性、感性的一面, 但根本而育音乐创作和欣赏中纯感性天才的纵横驰聘一般不会超出客观条件和主体基本思想观念的界限。只有在此前提之下这种纯感性内容才是纯粹属于听觉感知的, “没有其他目的, 也没有明确的内容”, 可以认为是自律的。

这种纯感性听觉因素是音乐之所以能够成其为音乐并且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要素, 它始终在实际的社会音乐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什么体裁和形式的音乐——如古典音乐, 民间音乐, 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等, 其中凡是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音乐作品都具有相当程度的这种纯感性内容因素, 流传得越广、时间越长则该作品中所包含的这种纯感性内容就越丰富, 反之亦然。但是这种内容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人们往往视之为纯感官性的肤浅享受而对之不予理睬、置若罔闻。

二、情感因素

声音在时间中的运动形式与人的内心情绪运动形式可以具有同构关系, 因此音乐能够表现人的情绪以至情感。人的内心情绪运动主要属于感性认识的范围, 具有难以言传性, 人们只能归纳出情绪的基本类型及其在一段时间内的大致走向, 面对于其中细腻的层次差别和微妙的运动变化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音乐中的情绪表现具有相同的特点, 以感性认识为主, 但在情绪的总体概括和把握中已有理性认识的介入。这种情绪内容与前述纯感性内容并不相同。虽然二者都是主要由感性来认识和观照的, 但前者的表现是依靠建立乐音运动与情绪运动的同构关系而实现的, 后者则与此无关。

由于情绪与产生它的外部原因——感性的紧密联系, 一般情况下作曲家表现于作品中的情绪是有感情基础的, 而欣赏者也会自然地通过想象去寻求音乐情绪的产生根源, 于是便在音乐的表现内容中间接地引入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 由此造成了音乐与文学、绘画、舞蹈, 戏剧、影视的结合。这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纯音乐因素与非音乐因素的结合。这种情感内容主要存在于音乐结构的中层。其中的情绪因素是感性、音乐性、非结构性而倾向于音乐结构的表层的, 感情因素则是理性, 非音乐性、结构性而倾向于音乐结构的深层的, 它常常需要借助标题、文字说明以至作品及其作者的有关背景知识或欣赏者自身的经历等非音乐手段来获得较为明晰的表达和感受。

三、纯理性创作

试论腐败行为的三个阶段 篇8

2008年以来，Y院先后办理C市法院系统、规划系统、车管所系统、民政系统等职务犯罪窝案、串案。我们发现一个单位、系统或者地区的腐败行为中，贿金与非法利益的关系大抵呈现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无重大外力（如权力转移、案件爆发等）干预下，三个阶段从小到大发展不可逆。

一、可有可无阶段

这一阶段中贿金与非法利益并无直接关系，起到关键作用的更多是人情，发展成权钱交易具有偶然性，金钱仅仅是请托人最后的义务，被请托者可能收，可能不收，但无论收与不收，他们之间的交易已经完成，即权力与人情的交易。从受贿人主观心态来看，具有侥幸心理。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所作的事情都是应当完成的，工作本身没有问题，请托送钱的人又因此获得了利益不会告发，很难被发现。有的人将行贿款模糊为劳务费、工作津贴等，将自己工作上的付出与之挂钩对等，从而正当化受贿行为，避免心理反弹。从行贿人主观心态来看，是感恩的心态。从受贿行为来看，往往表现出被动，多次拒绝的特点，往往借着“亲情”，“友情”的由头，帮人办事后“无法推脱”、“却之不恭”，才收下贿赂，一般不会主动索要。从行贿行为来看，往往表现出主动的特点，起到支撑作用的是“请人帮忙应该感谢”等人情世故的道理，由于这些道理在我国这一个人情社会中有着极高的认同度，所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行贿人往往具有强烈的抵抗意识。一旦讯问工作不细致，不能对症下药，将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从受贿金额和性质来看，是请托人情的延续和补充，而不和行贿者谋取利益的大小挂钩。是感谢被请托人付出劳动的感谢费，一般是一万到数万元不等，受賄人也不会当面计较大小。从系统层面来看，各个权钱交易行为具有偶然性和独立性，互不影响

二、普遍性阶段

这一阶段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受贿行为由单个的、偶然的变成普遍性行为，贿金与非法利益获得的次数有了正比关系，与非法利益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受贿人的主观心态发生变化，将受贿行为正当化，反感正常的不行贿行为，并在系统层面上开始对他人产生影响，潜规则开始建立。从受贿人主观心态来看，已经完成了受贿行贿正当化的变化，反而对不行贿的人产生反感，并可能在工作中进行刁难。他们将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当做私有财产，将找自己办事的人当做给自己增添麻烦，因此适当的对自己表示尊敬是必要的，在社会流传中，即“送了的不一定记得，不送的一定记得”。如F区公安局原局长H某，在担任局长期间先后收受下属贿赂50余人次，在提拔中予以关照。实际上每次受贿金额从1万到5万人民币不等，H某更多的是当做对方对自己的尊敬，表示是自己的人，从而在提拔中不予刁难。从行贿人主观心态来看，也产生了变化，既有主动，也有不得不如此的心态。因为受贿人的普遍性作风，在外界必然有一定风评，已经感受到了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目的的压力，所以不得不送。从受贿行为来看，由事后向事前开始转变，由于前期的经验积累，对请托事项的把握增大，同时对发案的畏惧减小，敢于事前先收。一般仍然不会当面索要，可能会有一定暗示。从行贿行为来看，仍然表现出主动的特点。从贿赂金额和性质来看，是对被请托人的尊敬，是对被请托人为其付出的肯定，因此与请托事项是否达到目的并不一定挂钩，为了培养长期的关系，甚至出现请托未成功仍然送钱的情况。如L某等人诉B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被告方代理人某律师事务所主任D某，在C市Y中级人民法院原民二庭庭长Z某收受原告律师30万元，判决明显偏向原告的情况下，为保持关系，事后仍送上“辛苦费”2万元。贿赂金额上限仍然不和行贿者谋取利益的大小挂钩，但下限往往要与被请托人的地位相适应，当金额过小时，会产生反作用。如C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Z某，在接受请托时并不关注对方收益大小，但是受贿一般不能低于5万元人民币，我市某高校教授接受他人请托向其送钱时，发现对方只给了4万元，熟悉Z某脾性的教授自己主动贴了1万元，以免发生反作用。从系统层面来看，由于受贿者采取普遍性的收钱方式，在该单位或系统内逐渐建立起凡事必须送钱的潜规则，因此必然对其他人员产生恶劣影响，对具有同样或者相关权力的人员树立了一个不良典型。

三、比例分成阶段

贿金的大小直接与非法利益获得的大小挂钩，这是腐败行为的终极阶段，也是破坏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务的廉洁性最彻底的阶段，它标志着原有的规则和方式被赤裸裸的金钱标准代替，整个单位或者系统就此沦陷。从受贿人主观心态来看，“贪婪”是唯一恰当的描述。受贿的目的由改善家庭基本生活转向了追求个人的享受，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变化。犯罪行为一次次的成功实施，使他们从中得到了一种快感，助长了贪欲。请托他们办事不仅仅要送钱，而且要送足够的钱，他们内心中的天平砝码由送的次数变为送的多少，没有按照行规送到足额，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会因此反目。如，C市高级法院原执行庭副庭长G某通过其上司W某结识了某拍卖有限公司法人代表L某，G某认为L某应该是懂“规矩”的人，于是在拍卖“腾意汽车城”案中予以帮助，事后L某却只送给G某5万元，离“行规”约定的180万相去甚远。G某大怒，竟以“找黑社会杀人”进行威胁，最后由W某出面协调，才以40万元了结。从行贿人主观心态来看，被动行贿渐渐占了主流。因为在按比例行贿的模式下，双方不再是请求和被请求的关系，而是交易的平等关系，“我吃亏了”代替了原有的感激心理。从受贿行为来看，明目张胆的索要和公开的讲价还价成为常态，市场交易的心态使受贿人不再害羞。如C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助理审判员Y某就谈到“我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就像医生和医药代表的关系，律师把他获得的律师费拿出一部分给法官，就像医生收取医药代表回扣一样，是一种普遍现象，是行业潜规则，只要自己不枉法裁判，那么收取律师的好处费就没什么大的问题”。此外，在这一阶段中介人员或者机构开始出现，他们代替受贿人员出面，促进了腐败行为的成功率，也为受贿人增添心理保护。如在国家专项资金申报领域，就出现了专门负责申报文书制作的中介机构，而这些机构往往与申报关键人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申报企业以风险承包的形式与中介签下合同，提供高出一般常额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在申报成功后，会由中介作为好处费支付给申报关键人员，这一模式大大减小了一般企业对申报人员的行受贿风险，被广泛采用。从行贿行为来看，不再像以前那么主动，有时候需要受贿人点醒，甚至威胁才会拿钱。从贿赂金额和性质来看，较以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行贿人和受贿人更像合作经营一门生意，并从中分成获利。达到这一形态的前提是受贿人在长期工作中能够了解行贿人从中获利的多少，这也是该类型贿赂犯罪往往出现在较长犯罪实践后的原因。由于各个行业和系统的不同，抽成比例各不相同，而每种比例的后面，都蕴含着该行业经营的精髓，越是长久的行业，该比例越稳定。据我们不完全了解：一是建筑行业，全国通用的5%回扣，可见该比例的稳定和该行业腐败行贿的存在久远；二是法官提成律师费用，往往是律师代理费用的三分之一或是30%，一些法官会直接要求看律师代理合同；三是各种国家专项资金，其中又各有不等，对于需要重大付出的资金，比如节能减排资金，由于达到国家要求起码需要投入60%以上资金，所以分成的资金不会超过20%，一般是15%。而对于一些不需要成本的专项资金，比如奖励类的，分成比例最高会达到50%；四是对于难以计算收益的，也有采取按次计费的方式，如C市某区车管所在领导的授意下，开展专项“服务”活动，专门为部分车辆运输公司违规登记注册上牌，并按每台车200元的价格收取“服务费”。从系统层面来看，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为了保证腐败人员的利益，潜规则必须通行无阻，对于不按照潜规则办事的正常工作人员，往往会被排挤，而腐败行贿进行到这一阶段时，一般主管人员早已下水，为腐败行贿开绿灯，营造氛围。如C市某区车管所两任所长，任职时间跨度近10年，分别受贿200万元和50万元。他们为了保障行贿的运输公司利益，将民警组织起来搞“突击加班”，违规上牌过户，对不听话，不愿意违法办事的民警，打击排挤，迫使其离开关键岗位；对运输公司向民警行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导致车管所内在关键岗位上的民警，都是“听话”的，愿意收钱的，整个所的风气糜烂，人人将以权谋私视为合理合法之事。

作者简介：

邹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污贿赂侦查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