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通用12篇）

三个代表理论 篇1

1 引 言

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提升员工个人绩效来改善组织的整体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创造价值的基础是能够理解并执行公司的整体战略。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聚焦于人力资源活动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这贡献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机制等问题。这种宏观的导向, 称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 。1984年, Devanna, Forbrum & Tichy 在《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中提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下称“SHRM”) 的概念, 标志着SHRM研究领域的诞生。SHRM定位于人力资源在企业战略实现中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以来, 特别是近二十年来, 这个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

传统的人事管理只停留在事务处理层面, 使人力资源管理职能陷于被动、滞后的局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管理学界对于组织的战略管理一直非常感兴趣, 衍生出许多战略管理模式。这种取向使组织的各个功能模块——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在内, 都开始思考其在组织战略管理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如何整合到整体战略体系中去。因而, 在这种战略取向的推动之下, 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由过去着眼于微观方面的研究, 如员工离职、工作投入、工作满意等, 转为宏观的或者战略性方面, 即SHRM的研究关注组织层面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新研究不断呈现, 揭示SHRM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影响的强弱、影响机制等。

2 SHRM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SHRM这一概念提出后, 不同学者对其进行过界定。目前采用最多的是Wright, McMahan等人所下的定义:SHRM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采取的有计划的人力资源配置和活动模式, 它将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及其活动与组织的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 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在达成经营目标中的战略性角色, 关注组织达到其目标所运用的多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以及这些实践如何一起运作以实现组织目标。这个定义突出了SHRM的四个基础特征:①战略性。即人力资源是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②系统性。组织为获得竞争优势而部署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实践以及方法、手段等战略系统;③契合性或匹配性。包括纵向和横向契合, 或称垂直和水平契合。纵向契合指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跟组织的发展战略契合以协助组织达成目标;横向契合指人力资源管理各组成部分和要素之间契合以形成一种系统。这种契合的观点认为, 环境与组织的契合度越高, 组织行为的效率也越高。对组织来说, 最中心的问题不是如何识别哪些是最佳的人力资源政策, 而是去寻找组织内部、组织外部、总体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执行间的最佳契合点。

结合理论派和实践派的各家观点, 作者认为, 可以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待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战略的关系, 进一步深化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意义的理解。

从战略层面来看, 人力资源战略对企业战略起到支撑作用, 协助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员工的质量、动机和满意度等对企业的发展起能动作用。如果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合理, 人才质量高, 员工对企业满意度高、支持企业目标的实现, 这种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将促进企业的发展。反之, 则对企业战略的实现起到阻碍作用。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正在从企业战略的“反应者”向企业战略的“参与制定者”和“贡献者”转变。

从制度层面来看, 好的制度、程序是管理者的“利器”。人力资源的各模块必须做到协调一致, 并兼顾内部公平性、外部竞争性, 重视员工对组织的贡献和价值, 最终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促进组织成长。

从技术层面上看,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地位的实现必须依靠具体可行的实施措施, 如胜任力模型的构建、评价中心技术的应用、岗位分析职位说明、职位评价、薪酬调查、考核方式和指标制定、薪酬等级设计等操作。这些细化到技术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各子模块确保了人力资源战略意义能落实到位。

因此, 研究并掌握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 使二者相匹配, 可以提升企业实力,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3 SHRM的理论基础

SHRM的主要观点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组织绩效有重要作用。很多学者应用不同的理论进行观察和解释。主要的理论观点有人力资本论、行为论和资源基础论。

3.1 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

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组织应该将人看做资本, 将员工培训、激励、保留的成本看做投资于组织的人力资本。该理论强调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提升组织生产率。组织成员所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等具有经济价值, 而且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正向关系, 那些能提升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组织绩效的发挥是最有利的, 即为SHRM。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研究者将人力资本看成SHRM和组织绩效的中间变量,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提高员工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从而提高组织的人力资本含量。当员工所具有的人力资本能够对顾客产生价值时, 便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

3.2 行为理论

行为理论植根于角色理论, 关注员工与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角色行为, 它为理解SHRM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该理论认为员工的行为是战略及组织绩效的中间变量, 人力资源实践是为了诱导或控制员工的态度与行为。当组织特性、经营目标改变, 相应也会要求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有所调整以适应战略。行为理论假设组织将SHRM实践作为管理员工行为的工具, 并且认为不同的战略强调不同的行为规则。人力资源管理传递角色信息, 审核角色表现, 支持预期行为以达到组织的目标。

3.3 资源基础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资源基础理论与SHRM研究相结合, 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的结合及SHRM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支持。

基于资源理论的SHRM系统最具特色的观点是将人力资源看成一个系统, 认为它是一种战略性资产, 具有稀缺、独特、难以交易和模仿等特点, 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然而不同学者在是什么导致企业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上持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三家之言:

(1) Wright等人认为人力资源, 他们称之为人力资本池, 即有高技能和高意愿的人力资本集合是长期拥有竞争优势的源泉。竞争对手模仿单个人力资源实践较容易, 但是要复制整体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却很困难。即使竞争对手能够复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但由于其无法与组织的特定战略或内部情景环境一致, 复制并不能取得理想效果。

(2) 与Wright等人恰好相反, Lado & Wilson提出人力资源实践才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他们指出人力资源实践在增强企业胜任力方面是独特的、因果关系模糊和路径相依的, 因而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同时指出人力资源实践由一整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的实践构成, 这样系统化的人力资源实践是不可能被模仿的。因果关系模糊, 即很难准确把握人力资源实践相互作用创造价值的机制。要模仿一个复杂的系统, 就必须理解元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认识到效应是可加还是相乘, 是否包含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等。如果没能理解人力资源系统的运行模式, 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模仿。另一个因素, 人力资源系统是路径相依的, 是长期发展形成的结果, 竞争对手在市场中不能简单购得。

(3) 第三家的理论是整合的观点, 由Boxall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源所带来的优势包括两方面:人力资本优势和人力资源整合过程优势。他认为, SHRM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管理, 最终形成高素质和具有使命感的员工队伍, 即人力资本优势。第一个任务是开发员工和团队, 使组织具备在行业内或者跨行业的组织学习能力, 形成组织的过程优势。

4 SHRM的研究视角

4.1 理论和视角的概念区别

理论与视角可谓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据华裔美籍学者罗小薇介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理论是完整的假设、验证和结论体系, 而视角只是看待问题的某一个角度, 它没有完整的假设和结论。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 包括了假设、验证过程和结论, 是完整的一套可被反复验证的体系。而视角, 只是作为一个切入点, 它可以是一个理论, 也可以只是简单的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观点、看法, 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问题, 解释或揭示问题的实质。

很多研究者在看待某一个问题时, 选择了一种理论作为切入点, 称其为理论视角。所以, 理论和视角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两个概念。用某理论去观察一个问题可以称为理论视角, 但是视角无法称为理论。

4.2 SHRM的几种研究视角

SHRM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个:最佳实践视角、权变视角和形态视角。最佳实践视角认为一些人力资源实践是普遍有效的, 组织采用那些最佳的人力资源实践就能给组织的绩效带来好的作用。权变视角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是随企业战略、环境等多因素而变化的。形态视角则认为人力资源实践之间互动, 横向匹配以形成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形态, 并纵向与组织战略等外部因素匹配, 从而对组织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4.2.1 最佳实践视角

持这种视角的研究人员认为某些人力资源活动常优于其他, 这些特定的人力资源实践能带来更好的组织绩效。这些最佳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对于组织的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关系, 而且不用考虑产品市场、经营目标和组织外部环境, 强调了一些人力资源实践对企业绩效具有的普遍性促进作用。

多位学者在检验了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 在甄选、培训、绩效评估和薪酬等方面的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很多研究者都对最佳人力资源实践进行了确认, 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未达成普遍的一致。比较突出的是由Delery和Doty发现的七项最佳实践, 分别为:①广泛正式的培训体系;②成果导向的绩效评估;③绩效导向的薪酬;④员工参与;⑤内部晋升;⑥工作保障;⑦宽泛的工作定义。

4.2.2 权变视角

越来越多的实践研究者发现人力资源实践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受到一些外部变量的影响。Delery和Doty在以美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的人力资源实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时发现, 只有在特定的企业战略下配合特定的人力资源实践才能发挥出较佳的组织绩效。

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 组织战略等因素会增加或降低人力资源实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它强调了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战略的交互将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依照这种研究思路, 在组织绩效和人力资源实践之间引入了中间的权变变量, 如组织战略、组织的发展阶段等, 体现了SHRM的外部匹配和管理研究的权变思想, 因此我们把这种研究视角称为“权变视角”。

4.2.3 形态视角

亦称为组合/配置视角, 目前国内翻译尚未统一。1996年Miller提出:“形态可以定义为一个组织的各要素是如何相互呼应并被联系在一个主题之下的。”一个组织是个复杂的系统, 通常为完成共同的任务会被分为多个小组, 但在组织运行中, 其结构、信息处理程序、战略等都相互影响, 即它的各组成部分有一种因自然产生相互依赖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倾向。组织的形态代表许多特定的或分散的变量集合在一起并形成整体的意义。实践中可以看到, 一个有效的组织并非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 而是集中于一个主题, 并力求其他要素与之保持一致。

形态视角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首先强调通过人力资源实践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支持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形态, 以实现最大化的内部匹配。然后, 把这些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相应的战略形态连接起来以实现最大化的外部一致, 从而实现了SHRM的内外部匹配。

5 研究趋势

SHRM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SHRM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有重要的影响。但是, 对于人力资源实践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式, 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 也就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在SHRM的研究上仍需进一步清晰鉴别各理论流派和研究视角, 或者找出一个更加融合的观点进行整合, 推动SHRM的实践研究。

对于SHRM的研究趋势, 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

(1) 理论层面:今后对于SHRM的研究需从更加多维的视角, 尤其是近年来发展出的整合型的形态视角——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关注人力资源管理互动之间的关系。最佳实践视角认为一些人力资源管理是普遍有效的, 组织采用这些最佳的活动就会获得相当高的利润;权变模式采取了“外部匹配”的观点, 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效率是随着企业战略而权变的, 因此采用适合于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组织更有效率。形态视角则同时吸收了“内部匹配”和“外部匹配”的观点, 整合最佳实践视角和权变视角, 融合成为更加接近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现实的理论体系。

(2) 实践层面:今后对SHRM的研究应在融合的理论和视角的支持下, 引入中间变量, 实践研究SHRM对于公司绩效产生作用的机制, 将“黑箱子”密码解开。样本公司的选择应向内陆和西部地区延伸;跟踪研究, 以获得纵向数据, 这样能更好地得到因果关系。另外, SHRM深受国家文化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对SHRM有不同理解。从中国文化视角去观察和研究SHRM实践, 也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切入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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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lery, J.E., D.H.Doty.Modes of Theorizing in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Tests of Universalistic, Contingency, andConfigurational Performance Predic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43 (39) :802-835.

[3]Lado, A.A., &Wilson, M.C., Human Resource System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Wright, P.M.&McMahan, G.C.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2, 18 (2) :295-320.

[4]Miller, D.Configuration Revisited[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 (7) :5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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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建武, 赵曙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的新框架:理论整合的视角[J].管理学报, 2007, 4 (6) :77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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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正堂.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模式[J].南开管理评论, 2004, 8 (5) :48-54.

三个代表理论 篇2

自古以来，历史上都记载下了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贪官污吏的真实写照，所以历代执政者为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都把贪污腐败犯罪视为大敌，破坏发展的癌症。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腐败现象也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一、腐败的定义

对于腐败的定义有很多，在“百度百科”里面是这么形容的: 腐败专指那些，行使国家管理公共职能的人类群体，忽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为了个人以及小集团的私利，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思想和道德水准极度的腐化堕落，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腐败的性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腐败是一种违规行为，其具有如下四点特征：

1)腐败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行使人；

2)腐败主体在实施腐败行为时在思想上是明知的，存在主观故意； 3)腐败者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牺牲公共利益，为个人或小团体谋求利益； 4)腐败的基础是腐败者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

二、腐败的成因

1、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不仅为个人专断决策打开方便之门，而且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其实，不少人都能看出这个问题的根本，那就是“一把手”的权力太过集中，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在“一把手”的眼里和操作下，就算是 试卷第1页（共4页）

一些十分严密、严谨的制度、机制和规定，甚至是法律法规，都是不堪一击，形同虚设。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能管了。”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是正常渠道曝光的贪官为什么这样少、腐败的风险率为什么这样低的根本原因。用权力失去监督的观点解释我国转轨时期的腐败问题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当掌权者拥有不受其同事和上级监督的权力时，容易形成家长制作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局面，就易使掌权者腐败。

2、政策执行力度小

政府对于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够，考虑到大家都是官员，惺惺相惜，官员们对于个别暴露的腐败官员采取轻判轻罚的措施，很多犯罪官员都获得轻判或从轻发落，赏罚不明就导致官员不惜犯错。就拿公款吃喝来说，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对接待的档次、金额、陪同人数，甚至是菜的分量都进行了规定，但结果却是“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此外，在公款配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务招待、办公用房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

3、价值观和道德观失当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在留给后世许许多多文化精华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文化糟粕，这些文化糟粕对国家公职人员滋生腐败的价值观念能起推动作用，这些文化糟粕主要是贵至富随的致富观念，与西方社会不同，在我国历史上，富与贵合一，贵与官统一，认为做官是谋富求贵的最好途径。这些人崇拜金钱,向往荣华富贵,把花天酒地、一掷千金视为阔气,把贪污受贿、投机取巧、欺诈行骗、视为“会弄”,把养情人、包小蜜视为有本事、懂生活。不择手段地谋取位子、房子、票子，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方式。

三、防腐败的对策

1、建立健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明确划分各种监督主体的职责，调动各种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要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形式的监督。要改变目前反腐倡廉主要以纪检机关为主的做法，充分重视和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防治腐 2页（共4页）试卷第败中的作用。要重视和依靠政协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体的监督作用。要强化舆论监督，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赋予新闻媒体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其成为防治腐败的锐利武器。要理顺纪检机关的管理体制，增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要解决“一把手”的问题，必须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立起真正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才会让人民敢于、能够监督政府，这才是治理“一把手”腐败问题的真正基础和源头，当前一些地方试水的“公推直选”等政改，都是一些好的方向，但希望能够在走得稳健的基础上，能够走得更快、更大胆一些。

2、严格执法，政务公开

制定了好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得到切实执行，不但失去法律法规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法不执行比没有法律更有害。要破除错误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行为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重要措施来抓。要尊重法律的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执法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不允留“空档”、“特区”，不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不贷。

落实关键政务信息公开，对决策信息，财政预算信息，特别是“三公消费”等信息，领导干部个人必要的生活细节信息进行公开。同时，要通过立法保障媒体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权，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3、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在廉政文化教育时，要弘扬 “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等民本思想，继承和发扬民族和党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精神，摈弃“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败文化思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

“全或无”理论的三个特例 篇3

是谁“逍遥法外”？

没错，99%的药物都适用于上述“全或无”的理论，未必会给胎儿带来伤害。但不容忽视的是，确实存在几种不适用于这个理论的特例药物。

这些药物包括利巴韦林、异维A酸（曾用名：异维甲酸）以及预防麻疹、风疹、腮腺炎的疫苗。

由于这些特例药物在人体内的清除半衰期长，身体要把药物完全从体内排出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同时这些药物又明确致畸，所以不仅孕妈妈，连备孕期女性也绝不可接触，否则药物残留在体内会增加胎儿畸形的风险。

利巴韦林：由药名引发的误会

有一段时间，微博上不断有网友询问：利巴韦林是抗生素吗？能用它治疗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吗？这个药治疗轮状病毒安全吗？这可能表明，此药在国内滥用相当严重。那么这个药在国外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它的副作用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

利巴韦林俗称“病毒唑”，就因为俗称里带有“病毒”二字，很多人就以为它对什么病毒都管用，于是就滥用这个药治疗各种病毒引起的病。这里说说它在美国的使用情况。

事实1：“病毒唑”并不治疗这些病毒

利巴韦林是一种抗病毒的老药，不属于抗生素，在美国没有针剂，只有雾化吸入和口服两种给药方式。

根据FDA规定，雾化方式只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重度下呼吸道感染，尤其是早产儿、有肺部基础疾病的住院病人的感染，通常不用于治疗普通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毒性感冒;而口服方式是与干扰素联合使用治疗慢性丙型肝炎，不推荐给3岁以下的幼儿使用。

普通病毒性感冒和轮状病毒感染等属于自限性疾病，也就是可以自愈的疾病，通常不主张使用抗病毒药物。一般治疗选择是对症支持疗法，出现什么症状就治疗什么症状，所以利巴韦林并不适用于治疗这些疾病。

事实2：即使接触1%，也有致畸风险

由于利巴韦林是老药，对它的临床研究很多，因此收集到的副作用也很多。用于儿童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厌食、失眠、贫血、头疼等。

除了常见的副作用，FDA关于这个药有严重副反应的警告，其中第一条就是：对胎儿有致畸性！即使接触低至1%的治疗剂量也会产生明显的致使胎儿畸形的可能性。因此育龄女性及其性伴侣应该在使用这个药的6个月内避免怀孕。怀孕中的医务人员也应避免为病人操作利巴韦林的雾化吸入。

鉴于其诸多需要监测的副作用，在美国它是处方药，必须凭医生处方购买并且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使用。

由此可见，备孕女性及怀孕6个月以内的孕妈妈绝对不可以接触利巴韦林。如果有医生为你开具这种药物，你可以尝试着和医生沟通以上信息。

事实3：其他接触途径潜在危害大

目前国内还有一种利巴韦林滥用的现象不容忽视，即使孕妈妈不直接使用药物，也可能会从别的途径接触到。

曾经有网友披露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即某些幼儿园为了预防手足口病，在每天晨检时给小朋友们喷利巴韦林，这是让人非常震惊的事情。很多人会意识到，幼儿园不应该给小朋友每天喷利巴韦林，因为它不是一个预防性药物。

另外，幼儿园里已经怀孕的老师和备孕的老师，要是不知道这种药对她们以及宝宝的潜在危害，每天给自己班级里的小朋友喷这种药，会给她们带来灾难性的伤害。不仅如此，这种滥用还会造成另外一种潜在危害：在幼儿园每天喷了利巴韦林的小朋友回家之后，如果密切接触了正在备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妈妈，都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异维A酸：“战痘”会误伤宝宝

对于我们爷爷奶奶那辈人来说，很多人的记忆里会有着难以忘怀的“战斗”的青春;而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很多人的记忆里也会有难以忘记的有关“战痘”的青春。

当单纯清洁皮肤以及控制饮食解决不了青春痘时，爱美的青年男女们往往会寻求药物的帮助。异维A酸类药物便是治痘的药物之一。它是维生素A的衍生物，是治疗青春痘的有效药物，包括口服制剂异维A酸胶丸（曾用名“异维甲酸”）和外用制剂维A酸（曾用名“维甲酸”）、异维A酸。

该类药有明确致畸胎作用，可导致胎儿自然流产或者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包括神经畸形、颅面部和心血管畸形等。如果不是患有结节囊肿性青春痘之类的重症或者出油特别多，一般不需要口服异维A酸类药物（如泰尔丝），尤其是育龄女性。不得不口服异维A酸胶丸时，服药后3个月内不能怀孕。外涂维A酸、异维A酸药膏时，停药的时间可以稍微短点，但也需要停药1个月以后才可以考虑怀孕。

口服异维A酸胶丸一次的剂量就足以导致胎儿畸形，因此FDA推行的防范措施包括以下三种：

1.此药只能凭医生的处方购买，而且医生开出的处方有效期仅为7天，超过7天再去取药时，药师会拒绝发药并告知病人重新看医生开处方;

2.患者到药房取这种药时，必须提供有效的未孕证明才可以拿药;

3.患者必须在用药前后1个月和服药期间采用2种以上避孕方式（如口服避孕药+戴避孕套）避孕。

麻风腮疫苗：接种后3个月内不宜怀孕

风疹又叫德国麻疹，它是由风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常见于儿童，成人也会得这个病。它对孕妈妈影响非常大，可导致流产、早产、胎死腹内。侥幸存活下来的胎儿，也多为低体重儿，还可能伴有多种先天性疾病，感染此类病毒的婴儿1年内死亡率高达10%～14%，有些疾病甚至延迟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被总称为先天性风疹综合征。因此，孕妈妈一旦不幸感染了风疹，通常不得不痛苦地放弃胎儿。

其实，风疹是可以预防的，育龄女性接种预防风疹的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接种一次，免疫力可以持续5年以上。

按照国际优生优育标准，青春期女孩如果血液化验风疹病毒抗体IgG呈阴性，要进行风疹疫苗接种;育龄女性孕前检查时也要检查风疹病毒抗体IgG，如果是阴性结果同样要进行接种。之所以将麻疹、风疹、腮腺炎这3种疫苗写在一起，是因为目前在国内没有单独的风疹疫苗，一般一打就是麻疹、风疹、腮腺炎三联减毒活疫苗或者麻疹、风疹二联减毒活疫苗，通常用于幼儿的预防接种。

如果你备孕时血液化验提示风疹病毒抗体IgG阴性，你可以注射麻疹、风疹、腮腺炎三联疫苗获得抗体，但一定要在接种3个月后备孕。因为这个疫苗属于减毒活疫苗，病毒还有一定的活性，接种后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活病毒才能完全从人体清除，因此注射风疹疫苗后3个月内不宜怀孕。另外，孕妈妈一旦接种风疹疫苗，将会和感染风疹病毒一样对胎儿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孕妈妈千万不能接种风疹疫苗。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对接种疫苗比较谨慎了，担心宝宝接种这种疫苗会不会有严重不良反应。不会的，这个疫苗虽然是活疫苗，但它是减毒的，只是可能对孕妈妈肚子里的宝宝造成致畸的影响，不会对出生后的宝宝有影响。

那是不是孕期什么疫苗都不建议接种呢？也不是。有两种疫苗目前还是主张孕妈妈接种的。其一是狂犬疫苗。这个疫苗是死疫苗，不会对肚子里的宝宝造成影响。另外，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100%，没有任何药物以及医疗手段可以治疗，因此必须提前接种疫苗来预防得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另一种疫苗是流感疫苗，这是一种死疫苗，不具有引发流感的活性。目前越来越多的医学证据表明，孕期接种流感疫苗的受益要明显大于风险，不仅保护孕妈妈，也保护腹中胎儿。

国际收支的代表理论综述 篇4

一、古典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

在1870—1914年实行金本位制的时期, 人们极其自然地把没有国际金银流动作为外部平衡 (经常账户平衡x=m) 的标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古典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一直主宰国际金融领域。古典理论认为经济是一个稳定的动态系统, 经济的均衡是自动调节的。在古典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 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休谟 (H um e) 在基于金本位和货币数量论提出的著名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 即国际收支通过市场力量借助于相对价格不断自动恢复平衡的动态内在机制。休谟认为贵金属的输出输入可以完全自动解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问题。价格—现金流动机制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较小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占据了国际收支理论的主导地位, 并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大的影响, 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支持者正是从休谟的观点中得到了启示。

二、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度崩溃后, 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应运而生。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 (J.R obinson) 提出, 它将马歇尔 (A.M arshall) 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理论应用到国际收支中来, 主要分析汇率贬值 (或升值) 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 货币贬值 (或升值) 可以改变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 引起进出口商品需求的相对变化, 在失业的条件下, 这种需求变化可以被产出和就业的变化所满足, 从而实现贸易收支的改善, 其关键取决于“弹性条件”, 即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 (M arshall-Lerner condition) 。20世纪30年代各国实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因而汇率变动频繁, 这种汇率的剧烈波动究竟对国际收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 因此弹性分析法建立之后, 立即声名大振, 风靡一时, 几乎成为当时各国是否采用货币贬值来调节国际收支的主要政策依据。

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认为, 当以各国货币表示的本国价格与外国价格保持不变时, 本币贬值降低了本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 同时提高了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的价格 (本币升值的时候, 情况正好相反) , 根据需求定理, 本币贬值将刺激出口增加, 导致进口下降。另一个方面对于本国出口商而言, 由于本币贬值, 本国出口等量的商品能够换得更多的本国货币;而对于国内进口商而言, 进口等量的商品需要支付更多的本币, 故一般来说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 不利于进口。同时汇率贬值使得支出在本国商品与国外商品间发生转换。本币贬值后本国的出口商品对于国外消费者而言变得相对便宜, 国外消费者的支出从国产品转移到进口品上来, 故外国市场对国内出口产品的需求增加, 本国出口增加;本币贬值, 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 使外国商品的价格变得相对昂贵, 导致本国消费者减少对进口品的需求。所以总体而言, 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 不利于进口。弹性分析法认为货币贬值能否改善国际收支, 取决于出口商品的国外需求弹性、出口商品的国内供给弹性、进口商品的国内需求弹性和进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只有当出口商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足够大, 本币贬值才能引起外国对本国商品更大的需求;在出口商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足够大的前提下, 本国出口供给弹性也要足够大时, 也就是说生产供给能力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能立即扩大时, 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才能够实现。可见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要以足够大的出口需求弹性为前提, 通过足够大的出口供给弹性来实现。同理货币贬值对进口的抑制作用也要通过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和进口商品的供给弹性来实现。

该理论对国际收支的讨论是针对经常项目, 而忽略了资本跨国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该理论提出之时, 资本流动相对于贸易流动还比较少, 贸易收支几乎是国际收支的主要内容。

三、国际收支的乘数法和吸收法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经济混乱, 使得国际收支理论转移了对成古典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关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 由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流行, 凯恩斯理论在国际收支理论中广泛应用, 使得很多研究放弃了古典模型核心所在的相对价格调整之说, 研究转向借助于通过收入或就业的变动来调整外部平衡, 即研究重心转移到国内经济条件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代表理论有两个:国际收支的收入乘数法和吸收法。收入乘数法考虑的是收入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通过引入外贸乘数, 说明收入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对国际收支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以及研究货币贬值诱发的收入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的主要持征是强调收入对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 收入变化不能完全扭转国际收支的逆差和顺差, 而只能使原来状况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一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 仍属于局部均衡分析法, 从前面的论述与推导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如果放松其中一条假设, 该理论都不能成立, 其只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经济。其次, 与弹性理论一样将经常项目等同于国际收支, 不符合国际资本流动日趋频繁和重要的经济现实。最后, 其基本政策含义是主张实行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 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也越来越行不通。因此该理论关于收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分析并不完善。

而吸收分析法强调的是吸收即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同样, 它不仅研究吸收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而且研究货币贬值诱发的支出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吸收分析法将弹性分析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吸收法是凯恩斯乘数理论与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的结合, 该分析法针对弹性分析法只考虑汇率变动的缺陷, 采用收入水平和支出行为来分析贬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在分析通过货币贬值改善贸易收支问题上, 比弹性分析法更为完善。吸收法强调只有当一国国内总支出 (吸收) 增加小于国民收入的增加时, 该国的国际收支才能得以改善。与同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基础上的弹性分析理论相比, 吸收分析理论采用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 将收入、支出等国民经济变量与国际收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这是其成功之处。但是, 吸收分析法同样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 国民收入恒等式是一个会计等式, 两者之间并非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一国的国民收入、吸收与其贸易收支之间无疑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 吸收理论的逻辑基础是不坚固的;其次, 吸收分析法同样忽略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在50至60年代,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流行, 国际收支的收入乘数分析法和吸收分析法占据了国际收支理论的统治地位。但这两种分析法, 基本上排除了资本流动, 与古典学说一样, 仅考虑到贸易收支而忽略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仍然停留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调整上。这种缺陷直到60年代才有所改观, 由詹姆斯·米德 (J.M eade) 等人提出, 经后人逐步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

四、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

由于国际资本在国际收支中地位的不断提高, 甚至居于首要地位, 前面这些传统的国际收支分析法 (弹性分析法、收入分析法、吸收分析法) 不适用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在国际收支中出现的问题。一些极有价值的开放经济动态模型纷纷涌现, 其中货币主义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 (R.M undell, 1968, 1971) 、约翰逊 (H.Johnson, 1972) 、弗伦克尔 (J.Frenkel, 1974) 等人。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 (m onetary approach to the balance of paym ents) 强调国际收支的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 该理论从一国货币供需的均衡角度来分析国际收支, 可见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是从休谟的思想中得到了启示。在该理论中如果一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处于赤字状态, 其国际储备资产必然外流, 而国际储备外流意味着该国的货币供给超出了它的货币需求。同理国际收支盈余意味着该国的货币供给小于它的货币需求。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于70年代初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自此以后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扩展和改进。这一分析法的实质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主义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引申, 将国际收支视为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分析法采用长期存量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收支, 将国际收支不平衡看作是货币存量不平衡的结果, 与传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一样, 强调的是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与后者不同的是, 它的侧重点不是相对价格的变化, 而是货币供求的变化。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的任何失衡都反映货币市场失衡。在固定汇率制下, 一国货币供给大于需求时, 该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当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时, 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在浮动汇率制下, 由于汇率起着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 因此货币市场的不平衡将通过汇率的变化反映出来。

60年代初期, 蒙代尔 (M undell) 和弗莱明 (Flem ing) 更新了国际收支调整的传统观点,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研究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效果, 认为采用针对外部平衡的货币政策和针对内部的财政政策, 能够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强调一国怎样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关于国际收支的调节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然不健全, 多种机制之间难以协调, 这给国际贸易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对国际收支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摘要：一般而言, 各国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有4个, 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前三个是对内部的经济目标, 国际收支均衡是对外部的目标。一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会对本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 因此国际经济学家非常关注国际收支平衡机制, 并且提出了种种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和学说。本文对国际收支平衡及其调节的代表性理论进行简要述评。

关键词：国际收支,国际收支调节,经常账户,资本流动

参考文献

[1]莫瑞斯·奥波斯特富尔德:高级国际金融学教程[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2]何璋.国际金融[M].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论三个代表在理论上的创新 篇5

论三个代表在理论上的创新

一、“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重要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时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它新就新在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全方位地联系起来，引入到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表述中来，这就赋予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统一、完成根本任务与实践根本宗旨的辩证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行动纲领。

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新理念，2001年的“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它的科学内涵、立论依据、基本要求、体现途径、以及相互关系等都得到了明确。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一个执政党建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极为简练、易懂、好记的语言，勾划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伟大宣言。通过“三个代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党，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党，一个充满希望的党。邓小平当年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立党之本。有了立党、立国这两个根本，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在于其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科学品格。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实践。人民群众也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翔于实践，也归结于实践，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是马克思主义规律性的再认识，指导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活动，为新时期检验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提供了最科学的衡量标准，显示了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崇高科学品格。

“三个代表”的创新到底源于什么样的实践呢？主要有两点。首先，来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即置身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状态中去思考，以一种生于忧患、不负使命的伟大襟怀关切党的生死存亡，获取历史的灵感和启迪，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党从一个在欧洲上空徘徊的“幽灵”，变为植根于世界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偶像”，走过了150多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迎来赤旗的曙光开始，社会主义阵营空前活跃和壮大；至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厦訇然坍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急转直下，似乎已成“末日之夕阳”。中国共产党亲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涨潮落，1 /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结课论文

经历了革命的血雨腥风，经受了执政的严峻考验。80年洗礼，锤炼成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思想和理论创新精神。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从一个理论的新视角来定义党、规范党、建设党，是“三个代表”的理论创举之一。

“三个代表”的创新高于实践，是指“三个代表”不只是对实践的理性认识和科学归纳，还是伟大实践的新开端、新起点、新要求，指导着社会在实践中发展，指导着政党在实践中前进。在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实践；同样，有什么样的实践，必然体现在一定认识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高于实践的实质，就是要使一切实践都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具体地讲，就是要全面把握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的原则，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努力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是江泽民关于创新思想和实践的成功范例，也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并将其贯彻落实好，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大有希望，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续写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篇章。

雷锋精神与中国梦：三个理论问题 篇6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雷锋精神和中国梦的相关讲话，为理论界提出了如何认识雷锋精神与中国梦的相关关系的问题。要想搞清楚二者的相互关系，必须先明确如下三个理论问题：一是雷锋精神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二是雷锋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契合，三是雷锋精神对中国梦三大路径的外在支撑。

[关键词]雷锋精神；中国梦；理论问题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2-0059-02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对“中国梦”进行了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在接见某工兵团“雷锋连”指导员谢正谊时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2]由此，总书记的讲话为理论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认识雷锋精神与中国梦的相关关系。笔者认为，如下三个问题是认识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理论前提。

一、雷锋精神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

思想变革是时代变迁的动力，理论创新是实践创造的先导。作为雷锋精神的实践传承者和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想在实践层面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现实动力，必须首先从理论层面开展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

面对雷锋精神与中国梦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首先需要思考的是，雷锋精神对中国梦的实现有没有意义？如果有，它的意义又体现在那些方面？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无外乎两种：一是有意义，二是没有意义。显而易见，问题的答案肯定是前者，这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如何定位雷锋精神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细观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虽然各自的理论表述存在差异，但实质内容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这些回答似乎都将雷锋精神定位于“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观点强调的是，雷锋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国梦凝聚了“精神伟力”，挖掘雷锋精神的精神源泉，高举雷锋精神的精神旗帜，必定能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精神力量基础。

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够历经时代变迁而永不褪色，穿越时空阻隔而历久弥新，把握理论脉搏而开拓创新，原因不仅在于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雷锋精神具有紧跟时代步伐和回应社会热点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品质。作为雷锋精神的实践传承者和理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回应当今社会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即中国梦的实现问题。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是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梦。作为普通劳动者精神境界的典型代表，雷锋精神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作用。

我们完全赞同雷锋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伟力这种观点，但是，仅仅将雷锋精神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界定为精神层面是不够的，这只是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及雷锋精神的具体内涵，它的重要意义还应该存在于另一个方面，即雷锋精神对实现中国梦的实践推动作用。无论是“一颗钉”的爱岗敬业精神、“一滴水”的团结协作精神、“一团火”的无私奉献精神、“一块砖”的普通劳动者精神，还是“一片叶”的感恩反哺精神，都是雷锋精神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最典型特征，这些特征也必将体现在实现中国梦的具体社会实践之中。因为，实现中国梦，仅仅依靠理论总结和政治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现实的实践基础，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二、雷锋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契合

雷锋精神与中国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之后，理论界讨论得最多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雷锋精神与中国梦是一种内在契合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凸显了雷锋精神与中国梦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内在契合。实现中国梦，走的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自己的路，这是一条被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雷锋精神的首要内涵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如果偏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任何的“梦想成真”，不仅会失去它的政治价值，也将同时失去它的实践价值。

第二，实现人民幸福，凸显了雷锋精神与中国梦在价值取向层面的内在契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中国梦勾勒出的未来美好图景。在这幅美丽画卷之中，“人”无疑是关键要素，无论是“国家富强”，还是“民族振兴”，其根本落脚点都是“人民幸福”。换言之，中国梦的实现最终都要统一于“人民幸福”的历史语境之中。因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为人民共创幸福、共享幸福的中国梦。这是中国梦核心价值取向的最鲜明体现。饱含时代意蕴的雷锋精神价值取向的最终目标也是“人民幸福”。对于这个价值目标的追求，雷锋精神既有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的目的保证，又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新精神的手段保证。

第三，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凸显了雷锋精神与中国梦在精神实质层面的内在契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构成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国精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品格之中，早已凝聚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中。因此，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因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雷锋精神中所包含的敬业精神、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最为全面而又最为生动的诠释，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雷锋精神对中国梦三大路径的外在支撑

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明确地阐释了中国梦的三项具体内容，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且创造性地指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关键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即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雷锋精神不仅与中国梦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而且其对实现中国梦的三大路径具有外在支撑的功能。

第一，雷锋精神是中国道路的文化支持和精神保障。当今社会，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世界和中国之间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现象不断激烈，交流、交融、交锋态势不断增强，因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愈来愈复杂多样。要在这种复习情况下实现“中国梦”，必须首先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在此过程中，雷锋精神以其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中国道路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保障。这一理想信念，能够激励我们全党全社会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和奋斗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雷锋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代表和集中体现。雷锋精神传达了一种人人都应该追求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工作、对事业的敬畏和执着，对他人、对社会的感恩之情，对物质欲望的克制和自律。由此可见，雷锋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代表和集中体现，它赋予中国精神以鲜活的人格魅力和生动的精神风貌。所以，在当代中国，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雷锋精神。具体说来就是：其一，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中国精神的核心因素；其二，雷锋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实践；其三，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是中国精神的行为规范；其四，雷锋的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动力；其五，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第三，雷锋精神是中国力量的力量来源和动力源泉。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有中国13亿人团结一心、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才能形成实现梦想的磅礴之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才能确保胜利之本和力量之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雷锋精神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雷锋的日常小事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号召全国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从而使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中国梦而汇集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习近平.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1/c_119718630.htm，2014-03-11.

三个代表理论 篇7

1 教材内容的理解

如何上好新课程?首要是理解内容的整合、把握整合内容的关联性。

内容整合的合理性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门课整合为一门必修课实施教学, 是合理的。理由很简单, 三者是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传播与发展, 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有机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这个统一历史进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阶段,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星城的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在指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三大理论成果, 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联系, 共同构成一个继承发展的科学体系。因此, 将此三门课程整合, 在内容的联系上更显得合理。

2 教材内容的关联性

新课程教学的最大难点在于把握教学内容三者之间的关联。它的整合不是内容的简单拼连, 而应该根据其内在的关联性, 将三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构建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内容体系。这就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条主线, 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把概论课分成中国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授课时, 要注意单元、章节之间知识点的衔接。每一个理论都是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们彼此之间除了有各自的体系外, 相互之间也有交叉, 对此, 我们要找出侧重点, 并通过交叉点实现各理论之间的连接。具体而言:毛泽东思想是围绕“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而教学则侧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点, 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这一点与邓小平理论衔接起来;邓小平理论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而教学侧重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 并通过“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衔接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什么是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而教学则侧重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尤其是怎么建设党和建设什么样的党”。

授课的时候, 教师应把握各自理论的特色, 同时又能根据内在的关联将三者有机的串连起来, 既确保学科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又能突出了教学的重点, 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

2 传授知识的把握

教学任务的顺利实施、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键是任课教师的授课。

2.1 教师应吃透教材

吃透教材是上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前提和基础。教师只有吃透教材, 才能备好课、上好课;只有吃透教材, 才能很好的把握教材中的精髓, 灵活授课。

教师要学习好教材, 深刻领悟、明确教学目标。上课时, 能针对重、难点深入浅出的跟学生进行剖析;吃透教材后, 才能备好课, 以生动的事例充实教材框架, 使整合后的课程更饱满。

2.2 选择合适、有效的教学方法授课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其实质就是通过某种有效的形式达到教学目标, 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方法能否适当运用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活跃的课堂气氛能很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通过共同的交流、探索达到对知识的理解与接受, 进而让知识进脑。

2.2.1 启发式教学形式

此教学方法突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问题的抛出、探讨、回收为“一条龙”模式与学生教学互动学习。在此, 教师要具有总体“控制、协调”课堂的能力, 对学生提出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或敏感话题, 教师不能一味的回避, 而应结合相关的教学内容加以正确的分析、引导。互动教学, 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策划和组织能力, 是新课程较佳的教学方式。

2.2.2 多媒体教学形式

此课程要求以多媒体形式授课, 让学生形象生动的接受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除学生认为“枯燥、无味”的排斥感。教师应利用好多媒体资源, 不仅准备好课件授课, 在授课的过程中, 更要多充实内容, 播放与教学内容息息相关的辅助录像, 如第九章内容里, 讲社会主义政治时可放映《民主法制》, 了解我国民主法制道路的历程, 这样多给学生增加课本之外的知识辅助教材的一些内容, 很好的增加了教学的直观性和感染性, 以改进教学效果。

2.3 理论联系实际, 将教材内容生动、形象化

理论联系实际, 以现实发生的时事政治、案例等参透其中, 弥补教材内容的空洞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如果上课只是单纯的照本宣科, 学生的反映可想而知。但如果教师能结合实际来讲解, 效果会不同。如讲授社会主义国体时, 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教师可以联系实际, 讲述感兴趣的话题 (如台湾局势) 或结合校园话题给学生举例讲解。

联系实际, 要求教师要 (通过电视、新闻、报纸杂志等途径) 时刻关心时势大事, 了解新的方针政策, 适当的融入教学内容中, 将教学内容讲活、讲透, 此举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时代感、新鲜感, 更能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改变学生对新课程所谓“空、大”的印象。

新课程的整合, 对任课教师而言是新的挑战。任课教师在以往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中, 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因此任课教师应当有信心、也有能力上好“概论”这门“熟悉的陌生课”, 相信任课教师经过学习、研究, 能很好的完成这任重而道远的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1]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解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4.

[2]力求历史进程与思维逻辑的统一[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5, 6:21-24.

三个代表理论 篇8

(一) 产生背景

“三个平面”理论的产生有着充分的历史背景:随着国际上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学、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法等研究理论的产生、发展与运用, 语法学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 人们开始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语法研究, 这一切为“三个平面”理论的产生做出了必要准备。

(二) 理论内涵

“三个平面”理论认为语法研究具有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三个层面。

1. 句法平面

“句法平面指显层结构 (或“表层结构”) , 是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 研究句中词语与词语 (即符号与符号) 之间的关系。”[1]

2. 语义平面

“语义平面指隐层结构 (或“深层结构”) , 是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 研究句中词语与客观事物 (符号与内容) 之间的关系。”[2]

3. 语用平面

“语用平面, 是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句中词语与使用者 (符号与人) 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属于语用的。研究语用, 也就是研究人怎样运用词语组成句子相互间进行交际。”[3]

“‘三个平面’理论的精髓要求在语法研究中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即界限分明地区别开来, 又相互兼顾地结合起来。”[4]句法平面是语法研究的基础, 语义平面是基础的深层解释, 二者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 是静态的;而语用平面则是动态的, 是语法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体现和应用。三个平面相互区别, 又彼此依赖、彼此联系。

(三) 理论价值

“三个平面”理论研究有助于汉语语法理论的发展, 它解决了许多汉语语法研究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通过对三个平面的区分, 人们在研究时可以寻找语法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哪个平面。而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的研究, 更是为许多语法现象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二、汉语的歧义现象

(一) 歧义的内涵

汉语的歧义研究始于赵元任。他由英语歧义的例子:“The chicken is ready to eat.”可以转化为“Somebody is ready to eat chicken.”或者“The chicken is ready to eat something.”提出了最早的汉语歧义结构的例子:“鸡不吃了”。

时至今日, 学界关于歧义研究的理论日渐成熟。一般认为, 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 受话者对一个外部形式相同的短语或句子 (即包含的词或词的义项不变、词的排列顺序不变) 具有几种不同但却合理的解释, 这种现象即为歧义现象。

(二) 歧义的类型

“歧义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根据语体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歧义;根据语法单位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短语歧义和句子歧义;如果根据语法的不同平面来区分, 可以分为句法平面的歧义、语义平面的歧义和语用平面的歧义三大类。”[5]这里, 我们采用“三个平面”理论来对歧义现象进行类型划分:

1. 句法平面的歧义

(1) 因划分层次不同产生歧义。如:“你说不过我也得说。”可理解为:

A.你说/不过我也得说;B.你说不过我/也得说。

(2) 因词的功能类型不同产生歧义。如:“自行车没有锁。”可理解为:

A.自行车没有车锁 (名词) ;B.自行车没有锁上 (动词) 。

(3) 因组合搭配不同产生歧义。如:“张三和李四的朋友。”可理解为:

A.张三和李四 (共同) 的/朋友;B.张三/和李四 (个人) 的朋友。

(4) 因结构关系不同产生歧义。如:“爱护人民的军队。”可理解为:

A.爱护/人民的军队——动宾结构;B.爱护人民的/军队——偏正结构。

2. 语义平面的歧义

(1) 因施受关系不明产生歧义。如:“援助的是中国。”可理解为:

A.援助别人的是中国 (施事) ;B.接受援助的是中国 (受事) 。

(2) 因领属关系不明产生歧义。如:“鲁迅先生的书。”可理解为:

A.鲁迅先生写的书;B.鲁迅先生收藏的书。

(3) 因语义指向不明产生歧义。如:“十天就复习完一本书。”可理解为:

A.“就”指向“十天”, 复习得快;B.“就”指向“一本书”, 复习得慢。

(4) 因指代不明产生歧义。如:“对于这个观点, 有人曾提出批评, 我认为这是对的。”

A.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B.我认为有人批评这个观点是对的。

3. 语用平面的歧义

“有时候一个语句可以用两种语境的话题相联系, 于是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出现不同的理解 (包括有意的和无意的) , 就产生了语境歧义。”[6]这里所说的“语境歧义”, 指的就是“语用歧义”。

(1) 因语境因素不同产生歧义。如:“我去上课。”

A.我 (老师) 去 (给学生) 讲课;B.我 (学生) 去听 (老师讲) 课。

(2) 因语气表达不同产生歧义。如:“你可真行!”

A. (褒扬的语气) 表达对受话人的赞美;B. (轻蔑的语气) 表达对受话人的讽刺。

所以, 在特定的语言交际环境中, 由于说话人的不同或者说话人说话的重音、焦点、语气等方面的不同, 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三) 歧义的避免

在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书面语的使用还是普通的话语交际都会出现歧义现象, 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话语表达的能力和趣味性, 但消极的歧义现象也会影响语言的使用和交际的顺利进行, 因此, 我们要尽量避免无意歧义带来的不良影响。

摘要：歧义现象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 它反映了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关系, 本文以“三个平面”理论作为指导, 来分析和探讨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

关键词：“三个平面”理论,现代汉语,歧义现象

注释

1[1]许小明.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理论述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 (6)

2[2]许小明.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理论述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 (6)

3[3]胡裕树, 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1985 (2)

4[4]吴文婧.三个平面理论和现代汉语歧义现象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08

5[5]范晓, 张豫峰.语法理论纲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254

语言学中三个平面理论的贡献 篇9

直接成分分析法 (我国语法学界一般也称为“层次分析法”) 在我国语言学界影响很大。但是, 这种分析法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陆俭明、沈阳指出, 它的主要局限是“不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隐性的句法关系, 即语义结构关系。”陆丙甫也认为, “直接成分分析法只能反映直接的结构关系, 无法反映间接而稳定的隐性语义关系”。这里要强调的是, 语义关系是句法结构的起点, 直接成分分析法不能反映最基本的语义关系, 因此不能作为句法分析的演绎起点。

二、三个平面的理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国语言学界大作文章的所谓“向, 格, 配价”概念, 都是语义范畴, 可以说都是对层次分析法的突破。事实上, 也正是提倡层次分析法最得力的朱德熙先生本人, 很早就提出了“隐性语法关系, 潜主语, 潜宾语”等关系;而所谓“隐性语法关系, 潜主语, 潜宾语”, 其实就是“语义关系, 施事, 受事”。特别是三个平面理论, 系统强调了语义, 语用平面的功能, 是对偏重语法平面而无法反映语义关系, 语用关系的直接成分分析法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三个平面的理论中, 把句法, 语义, 语用并列, 认为三者都属于“语法”研究的范畴。这就极大地提高并明确地确立了语义和语用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它们把“隐性”的“潜”语法关系 (因而也给人以从属性, 第二性的印象) 旗帜鲜明地, 堂而皇之地引进语法研究, 使之获得了独立的一席之地。并且, 把“句法”和“语法”加以区分, 对于理解语法的本质, 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把语义和语用看作是跟句法相对应的范畴, 这就更突出了句法的形式方面。

(一) 对三个平面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三个平面的理论积极推动了我国的语法研究。但是, 要进一步发挥三个平面理论的作用, 三个平面理论本身需要发展和深化。而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弄清三个平面的关系。对三个平面的存在, 一般没有异议。深化三个平面的关键之一, 是要摆正三个平面的关系。正如刘丹青所说“三个平面学说第一次启示我们:现有的汉语语法体系其实已‘混入’了语义语用的内容, 却套用了西方单一句法平面的范畴系统, 因此使许多问题难以说清。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学说也可能在汉语事实面前走入‘事与愿违’的境地:其初衷是区分语法中的三个平面, 最终结果却是不得不建立三个平面紧密交融的语法体系。这一结果并非坏事。这将是引入语义学语用学观念而自觉建立的交融体系, 比起以前用一个平面盲目混杂三个平面的体系是了不起的进步。在肯定了汉语语法必须注重句法-语义关系和句法-语用关系的前提后, 还得考虑如何摆定这两对关系的位置。”

三个平面的理论在这方面并非十分明确。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语法和语义, 语用分别比作驱干和两翼。这里所强调的是语法的中心地位。刘丹青根据汉语中话题优先, 语法形式手段疏于句法, 语义而精于语用, 焦点化的动词修饰语用有别于状语的补语形式出现等特点, 主张语用优先的汉语语法观。而邵敬敏则认为, “我们认为, 汉语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揭示‘语义的决定性, 句法的强制性, 语用的选择性以及认知的解释性’。其中‘语义的决定性'是我们汉语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 鉴于长期以来, 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足够的重视, 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语义语法”的口号, 主张汉语语法应该以语义为重点。

应该说, 三种主张各有其道理。但三种观点互相有冲突, 矛盾也是事实。为摆脱这种矛盾的困境,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三个平面的关系。让我们放开以哪个为重点, 中心的本体论问题, 而从方法论的角度, 从描写, 解释的程序来看, 哪个平面作为起点比较方便

(二) 三个平面的界定

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三个平面各自的涵义到底是什么, 部分语法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 (如刘大为整理) :语义就是有关外部世界知识信息的“认知意义”, 语用意义则是有关语言使用者之间传递信息相互沟通的“传通意义”。刘丹青也同意这种区分。邵敬敏对“语义”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化, 他在论及语义的六大课题时例举的内容有: (1) 重建语义范畴。这主要指在句法结构中通过某些词语体现出来的语法意义的概括和集中, 即语义范畴, 它主要是指一种聚合。包括方所、时间、数量、否定、肯定、人称等; (2) 梳理语义关系。这主要是指词, 短语或者分句, 乃至小句之间所形成的语义关系, 这主要是指一种组合。包括并列、递进、选择、目的、补充、因果、转折、让步、条件等。

无疑地, 作为语义范畴的“认知意义”和作为语用范畴的“传通意义”都有一定的模糊性, 因此, 语义和语用的界限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至今不能明确解决的难题。我们无法消除这种模糊性。我们所能做的仅是, 把他们都看作"原型概念"而明确它们的核心意义。因为分析三个平面的关系, 可以从分析它们的核心内容的关系开始。

我们认为, 语义概念的核心内容是广义的论元关系 (thematic relation) 。以动词为核心成分来说, 是指动作者 (施事) , 接收者 (受事) , 还可以扩展到工具, 方式, 等等。对名词核心而言, 如果它是具体物体, 这起码的意义关系就是“形状, 颜色, 原料, 用途”等表示“性质”的成分 (如大型彩色塑料民用飞机) 。不妨把基本的语义关系定义为上位母集合受位差限制而构成下位子集合之间的关系。核心词表达了上位集合或种概念, 而从属语对其加以限制, 得到下位集合或属概念。如“来”是一个事件集合, “来学校”是“来”这个集合中的一个下位集合, “他来学校”反映了更小的集合。这种上下位集合和位差的关系, 是最基本的概念关系, 也可以说就是最基本的语法关系。

而语用关系的核心内容包括主要反映成分和外部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 (有所指还是无所指, 定指还是不定指) 的“指称意义”以及反映说话者对成分的处理态度 (当作话题还是焦点) 的“话题-焦点”意义。上述意义分别属于语义和语用范畴。

根据这些核心内容, 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区分加以某种程度的形式化:语义关系是反映结构内部成分间 (structure-internal) 的关系, 而语用意义则反映了结构成分同外部世界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 是结构外 (structure-external) 的关系。我们考察两者的关系, 也可以首先考察那些核心内容之间的关系。

(三) 语义平面应该作为分析程序的起点

根据普遍性, 语义关系是理解句法结构不可缺少的, 所以更为基本, 单纯。而语用功能中的话题性, 焦点性等意义, 不是成分所必需的, 不可缺少的意义。如有的成分形式上并没有标记出是否话题, 焦点, 语用上可以是中性的, 或者需要根据具体语境而定。例如, “张三来了”中的“张三”, 如果是回答“谁来了”这个问题, 就是焦点;如果是回答“张三怎么了”这个句子, 就成了话题。但是作为“动作者”的语义内容是稳定而明确的。更重要的是, 语义表达是语法成分不可省缺的功能。

相对而言, 语用意义不是不可或缺的, 起码的基本意义。可以说, 语义关系是句法结构的初始功能。语用意义是在确定了的语义成分上增添某些临时的意义。语用意义的添加有两种方式:一是隐性的, 如同样一个光杆名词“客人”, 在某个句法位置是有定的, 在某个句法位置是非有定 (不定和无指) 的。二是显形的, 如用重音表示强调的焦点, 用形态成分或词汇成分添加到语义成分上, 如“这个”加在非有定的“人”上就构成了有定的“这个人”。

总之, 离开了语义角色, 语用意义就无从落实。既然语义功能可以独立于语用功能, 而语用功能却离不开语义功能, 当然是语义比语用更基本了。

至于句法 (形式) , 则是对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的形式编码。既然它要兼顾语义, 语用, 那应该是三者中最复杂的现象。所以, 三个平面的现象, 按照基本性 (不可省却性) 和复杂性来说, 是先语义, 再语用, 最后是语法。这也就是我们在分析语法现象时应该遵循的手续和程序。也就是说, 语法研究应该以语义结构为起点。事实上, 人类语言的差别, 不在功能, 而在语法形式上。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很难以语法形式为起点来进行演绎推导。

就直接成分分析法把结构都基本一分为二的简单性, 普遍性来说, 也可看作研究的起点。但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归纳法的起点, 而不是演绎法的起点, 而构成理论的是演绎法。因此它不宜作为理论的起点。而我国以往的语法理论, 几乎是把它作为理论起点。

其次, 语义关系是社会群体对客观世界的共同认知在语言上的体现, 是比较客观和稳定的。而语用关系反映了说话者个人对语言单位的具体运用和处理态度, 是比较主观的和临时性的。邵敬敏认为, 语义对语法有决定性, 这话笼统了一些。我们认为仅靠语义, 只能决定底层形式。而表层形式必然是语义和语用共同决定的 (甚至韵律也起作用) 。

人们也常常谈到“语法意义”。但不存在独立于语义功能, 语用功能之外的独立的语法意义。就最基本的主语来说, 一般认为典型的主语就是语义的施事和语用的话题的结合体。主语、宾语等语法形式如果有什么独立的功能的话, 是语言形式经济化的需要。在多数情况下施事和话题为一体, 就经常表现为共用一个形式。具体表现为将经常的, 需要作为无标记状态加以“常规化, 礼仪化”, 而少数特殊情况则采用一些变通手段, 这样就比每次造句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经济, 方便。这“经济, 方便”, 可以说是独立于语义, 语用的因素, 但也可以归入广义的作为“语言运用”的“语用”。

三、总结

三个平面的理论的建立, 也进一步说明了, 无法反映语义关系的直接成分分析法, 不适宜作为句法分析的起点。其实, 就其本质而言, “直接成分”是非常表层的形式, 语义轨层才是脱离了表层线性的深层形式。表层的现象往往多变而不稳定性, 不宜作为理论起点。由此可以深切感受到三个平面的语言关和语言学理论对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摘要：直接成分分析法由于不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隐性的句法关系, 无法反映间接的隐性语义关系, 因此不能作为句法分析的演绎起点, 在语法研究中存在较大局限性。三个平面的语言观及语言理论的出现, 将句法、语义、语用同时归并为语法研究的范畴, 是对这一局限的巨大突破, 对于理解语法本质有着巨大的启发, 从而具有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直接成分分析法

参考文献

[1]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2]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3]胡附, 文炼.句子分析漫谈.中国语文, 1982, (1) :32-34.

[4]刘丹青.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J].语文研究, 1995, (2) :10-15.

[5]陆丙甫.从语义、语用看语法形式的实质[J].中国语文, 1998, (5) :353-367.

[6]陆丙甫.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J].当代语言学, 2005.

[7]陆俭明, 沈阳.汉语与汉语研究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邵敬敏.“语义语法”说略[J].暨南学报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 2004, (1) :100-106.

三个代表理论 篇10

一、充分认识开设“概论”课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开设“概论”课能够帮助大学生彻底打通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深入理解其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从而增强大学生对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传播与发展, 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它们所面临的历史时期、历史任务以及时代特征虽然各不相同, 但它们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都具有一脉相承的政治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阶段, 在指导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阶段, 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在指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新世纪新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也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他们科学认知的重要指导方针。

开设“概论”课, 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 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 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 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 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社会意识出现了多样化倾向。目前在部分学生中存在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甚至反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现象。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 功利主义思想严重;思想混乱, 政治观念淡漠;思想上、行为上不但不思进取, 反而走向极端, 走向反面。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更加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年轻一代, 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 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

二、准确把握“概论”课教学定位, 处理好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

教育部周济部长在2007年1月由中宣部、教育部举办的“概论”课教师培训班上强调指出:“概论”课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分析。因此, 掌握了这“三个以”, 就掌握了“概论”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概论”课的重点不是一般理论知识的介绍, 也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的具体描述, 而是史论结合、以论为主, 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上以及运用怎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的;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以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认识的;是怎样由此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的, 又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和提炼, 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

“概论”课的内容比较丰富, 教材的内容比较全面, 教师也有自己的研究专长, 如何把握教学重点, 是教学中需要反复考虑的问题。为此, 应着重处理好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体系具有总体一致但具体又不完全一致的关系。所谓总体一致, 是说这三个体系的基本观点必须是一致的, 而且理论体系为最基本, 教材的编写以及课堂讲授都必须同理论体系保持一致, 基本观点都要讲到, 不应该有重大的遗漏。所谓具体不完全一样, 是说在具体的设计上应该有所区别, 而不应该完全照抄下来[4]。我们的教材反映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成果, 但它没有完全按照理论成果一条一条讲, 有的内容进行了合并, 有的地方顺序进行了调整。对于教学体系, 就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套用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在教学实践中, 由于课时有限, 社会热点问题的不同, 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作为教学体系, 应该在符合教学大纲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重点讲好若干个基本问题, 回答学生在学习中提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而对于其他问题, 或一般介绍、或一带而过、或让学生看书。这样, 每次课下来, 学生对重点内容都能够印象深刻, 也就达到了教学的目的。

三、积极更新“概论”课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概论”课是门新的课程, 不仅在课程内容上有所增加, 而且课程的知识安排也有所改变。因此, 必须优化教学, 改变和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 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基本观点, 也要充分吸收理论界近年来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并充实起来。

在教学理念上, 要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以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为中心, 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理解学生, 认识学生, 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产生共鸣, 从而增强“概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具体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限于让学生听懂课的内容, 还要进一步让学生能够从内心理解和领会。

在教学方法上, 采取以重点、难点问题为取向的教学思路, 辅之以热点问题为兴趣点的研讨式、互动式教学方式, 使教学内容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贴近学生。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 有效地将案例式教学法、专题式教学法、主题讲演与答辩法、情景教学法、原著导读法等运用到课堂教学中。通过改进教学方法,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的有机统一, 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在教学手段上, 积极推进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音像兼备, 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 具有浓厚的情感性、吸引力和说服力, 可以调动学生认知、情感、意志等因素的共同参与, 克服了以往“一支粉笔一黑板、一本教材讲半天”的弊端, 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 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教学, 则要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的需要, 合理地选择和应用现代教学媒体和教学资源, 同时继承传统教学媒体的有效成分, 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各取所长, 以达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5]。借助网络进行教学, 是多媒体教学发展的一个方向。网络教学具有信息量大、交互性强、资料检索方便等特点。可将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教案、教学课件、经典著作、影视资料、教学录像、实践教学、师生论坛等教学资源上网。实现教学内容开放, 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创造条件, 也为师生相互交流搭建平台。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 可以在单位时间内扩大教学信息量, 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主动性和说服力、吸引力,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构建实践教学长效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客观进程的需要而产生的, 又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密切联系这一进程的实践, 善于分析社会实际问题, 就是本课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特征[6]。因此, 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直观、生动、感性的特点, 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了解社会、认识国情, 增长才干、奉献社会, 锻炼毅力、培养品格, 加深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 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不知不觉将理论成果内化为自身的行动指南, 外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加强“概论”课实践教学环节, 构建实践教学长效机制, 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要将实践教学环节纳入教学计划。学校在制订“概论”课教学计划中要重点安排实践教学, 明确实践教学的时间、地点、活动主题、学生人数, 并严格按计划组织实施, 确保实践教学制度化、规范化。其次, 要建立稳固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学校要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 发挥地域优势和特点, 不断开辟校外社会实践, 确保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和实效性。再次, 要提供实践教学的经费保障。学校充分认识到“概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性, 要将“概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等同于其他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大力支持和鼓励, 提供固定的实践教学经费, 并形成制度, 长期坚持下去。第四, 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宣传载体, 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并请专家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专题讲座, 让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并展开广泛讨论, 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入脑。第五, 成立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会, 由“概论”课教师进行指导, 定期开展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学生感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在身边, 并且自己就身在其中, 真正做到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实践教学是我校“概论”课的特色教学。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加强“概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 构建了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校在鸡西办学时, 建立了虎头要塞、密山碑林、绥芬河口岸等社会实践基地。学校主体迁址哈尔滨后又与东北烈士纪念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陈列馆、哈市三精制药厂、省新建监狱等单位建立实践基地。目前, 我校有比较稳定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13个。学校每年固定拨出6万到7万元专款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有效地保证了我校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我校实践教学内容丰富, 主题鲜明, 生动真实, 教育性强, 深受学生欢迎。

五、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概论”课不是过去“毛泽东思想概论”课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简单相加, 而是由两门课整合而成的新的教学体系, 同时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它不是传统的单一学科性课程, 而是具有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点。课程的教学要求既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又要分别展示三大理论成果的基本原理。因此, 讲授这门课程面临着很多新的难题, 对从事“概论”课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先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教师, 可能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不够深入甚至不熟悉;原先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师可能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不够深入甚至不太熟悉。再加上新增加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就迫切需要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教师队伍。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觉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二是加强科研, 以科研促教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是系统的科学体系, 只有深入研究, 才能把握其精髓、领会其实质, 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深入浅出。因此, 要加强科研, 努力提高学术水平, 确保讲出新意、讲出特色、讲出深度、讲出规律。同时, 要充分发挥学科建设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和成就感。三是加强调研。要深入学生、读懂学生、尊重学生, 与学生平等交流, 密切联系实际, 把大学生提出和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讲深讲透, 讲清楚讲明白。四是加强团队合作。发挥课程组的团结协作精神, 以团队智慧和力量克服课程建设与改革中的困难。通过有组织地安排集体备课, 分工撰写教学大纲、教案、制作教学课件、收集参考文献、建立共享的教学资源库等, 使每一个教师都能在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适应新课程教学要求, 从而提高课程的整体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师培训班述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7, (2) .

[2]蒋盛云.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考[J].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7, (3) .

[3]李文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青年——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首席专家吴树青[J].求是, 2007, (9) .

[4]陈占安, 秦宣.关于开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对话[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5, (6) .

[5]王瑛.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建设的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8, (3) .

三个代表理论 篇11

【关键词】翻译解构主义派；对比研究；翻译理论

引言

翻译解构主义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出现动摇了早前一直占领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科，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尽管同属于一个流派，三人的翻译理论却各有不同。

一、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

1.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不论何时，只要谈到解构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先说一说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哲学方法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认为应该从系统与结构层面入手来理解人类文化。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基于结构主义而却又与之相反的解构主义，无疑在当时的主流思想中掀起了一阵狂潮。解构主义认为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真实，所以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应该比对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事实上，在此前对结构主义的应用早已深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一直起着长期而重要的影响。。

2.解构主义翻译观。总的来说，结构主义认为写作只是语言的补充或者说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语言比写作更为重要，语言应处于中心位置。然而解构主义却恰恰与其相反。

首先，解构主义认为写作高于语言；没有写作就没有语言；写作创造并丰富了语言；如果只有语言没有写作，人类文明便不能发展起来。

其次，根据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福科曾说：“作品是历史性的，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原文意义在不停地改变、重写、重构。”它主张固定意义是不存在的，原文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文。

此外，解构主义还提出了著名的“作者已死”理论，意思是一旦作品完成，作品中的语言符号的含义将会不断改变；读者会通过解读语言符号来赋予作品新的含义，而作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便作者可能会解释作品，读者也只会根据作品本身来进行理解（谢天振，2003：215）

二、主要代表人物

本文将会主要讨论解构主义派的三位代表人物：福科，海德格尔和德里达。

1.福科。福科生于1926年，是著名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在解构主义出现之前，人们普遍原作是作者创造力和灵感的体现，因此原作与原作者的地位应高于译文与译者。然而福科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并强调了译者的功能及其重要性。

福科主张除了作品本身外，作者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因此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还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和作品都属于历史，就像读者即便某部作品的作者，也可能很好地理解作品一样的道理，作者并不是那么重要。（廖七一，2000：73）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生于1889年，是著名德国哲学家。在福科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强调了其理论。他不仅解构了原文概念，还对命名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命名本身存在巨大漏洞和局限。总的来说，海德格尔主张为了理解文本，就必须摆脱文本的阴影，求助语言（廖七一，2000：74）。他将翻译视作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思想。

3.德里达。德里达生于193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生于193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术语“延异”，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总的来说，德里达一直强调的便是事物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

三、区别与原因

虽然同属于一个流派，解构主义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彼此的理念却互不相同，其中的主要差异集中在德里达与前两者之间。

德里达批判了福科在其著作中的理念，更是提出不再将文本视作封闭而完整的系统，而将其看成开放的、不完整的体系（廖七一，2000：76），这与福科和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思想有根本上的不同。

而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视角不同。德里达是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视角来审视解构主义，而由于历史原因，福科和海德格尔虽然也是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却无法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

四、结语

通过对结构主义翻译派三位代表人物理论对比，本文作者旨在发现其中的差异并挖掘背后的原因。

【参考书目】

[1]Blackburn，Simon.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second edition revis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2]Dianna Taylor.Michel Foucaults Key Concepts[J].French Studies A Quarterly Review.2012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

[4]谢天振.译介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三个代表理论 篇12

近年来, 我们按照新方案的要求, 坚持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出发, 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教学过程, 进行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认真组织学生全员参与社会调查, 有效地提高了“概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精心安排, 是搞好社会调查的基础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根据“05新方案”课程开设要求和我校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概论”课开设在二年级 (文科在第三学期、理科在第四学期) , 实践教学稍迟于理论教学, 主要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 为期十一周, 学生可以选择校内社会实践, 也可以选择校外实践。具体安排为:开设“概论”课的班级, 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 第四周以班为单位, 采取学生自愿和统一协调的原则, 将学生分为社会实践小组, 每组6-8人;第五周各小组根据成员的兴趣和特长进行分工, 明确责任, 推荐正副组长各一名, 其中, 组长负责全盘, 副组长填写社会实践日志, 并将分组情况报送任课教师;第六周至第十二周为社会实践活动, 第十三周至第十四周撰写调查报告, 第十五周至十六周考核交流调查报告。

认真选题, 是搞好社会调查的前提

由于学生的社会调查受人力、物力和时间的限制, 因而, 选择那些力所能及且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试验上的技能而已, 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 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 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概论”课社会调查选题设计的关键是要结合本科教学内容和特点, 找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 围绕此设计选题, 为了方便学生选题, 我们根据学生生源和我校地理位置等实际情况, 汇编了三十多个选题, 供学生选择和参考, 学生也可以自定题目, 但每班的选题不能重复。

深入实际, 是搞好社会调查的保证

确定选题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的调查研究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 必须把好两个关口。一是调查研究的准备。准备阶段主要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并发现问题。搜集资料要求学生钻研书本文献和有关资料, 从中获取资料。一方面, 通过积累资料, 增长知识, 从前人的论述中获得启发;另一方面, 从中找到疑点、漏洞、发现问题, 从而进一步思考探索, 做到有所突破、有所创造。二是对课题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从实践中获取资料。我们要求每个调查小组都要深入现实生活中去, 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对某一对象进行认真考察,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在对调查得来的资料要进行验证, 辨别资料的真伪, 然后再对调查资料作出认真的分析、研究、归纳、综合, 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提炼出富于创造性的观点。

规范报告, 是搞好社会调查的重要环节。

总结报告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并提高运用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为了保证调查报告的质量, 我们对学生专门讲述了调查报告的形式及写作技巧, 并向学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 必须编拟写作提纲, 明确自己报告的主调和重点, 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充实、提高。其次, 选定和组织材料。在写作提高的前提下, 从掌握的大量材料中精选出最具有说服力和表现力的能证实自己观点的材料, 作为立论的依据。在组织材料上, 不仅要考虑材料的实用性, 还要考虑论题的特点, 使材料适应论题的要求。再次, 在论述中, 一定要运用“概论”课中学习的理论, 做到以理论阐释实际问题, 以事实检验理论。最后, 合理安排报告的结构。我们要求学生的调查报告一般为三个部分, 即引言、本论和结论。在引言中必须说明选题的背景、缘由、意义及目的。本论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应重点分析问题、证明观点, 并根据论题的性质, 或正面立论, 或批驳不同的观点, 或解决疑难问题, 详细的论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结论要求简明扼要的对全文所论证的问题及论证的内容, 作一个归纳, 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总体性看法、总结性意见, 或是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考核交流, 是搞好社会调查的关键

社会调查考核的重点是学生的学习态度、收获体会、团队精神、分析能力、写作能力等, 为了防止个别学生弄虚作假和使评分公正公平合理, 学生除提交报告外, 还要同时提交能够证明调查过程、结果真实性以及认真程度的“社会实践日志”和相关的原始材料。调查报告的评阅主要看主题是否突出、材料是否真实、观点是否正确、分析是否深刻、结构是否合理、报告是否规范。在此基础上, 综合学生的“社会实践日志”和对自己所承担任务的完成情况, 对学生认真考核, 给出成绩。对合格者给予规定的学分, 对成绩突出者可以给予专门的表彰和奖励, 汇编其论文报告集, 安排经验介绍和交流;对不合格者可要求在下年重新参加社会实践。

“概论”课教学中的社会调查, 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锻炼了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而且加深了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 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社会调查使教师获取了鲜活的教育信息, 促进了课堂理论教学, 从而极大的提高了教学的质量。

摘要：“概论”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 教学方法单一, 缺少实践环节, 脱离现实, 脱离学生思想实际是“概论”课教学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在新的体系下, 加强社会实践教学, 精心组织社会调查, 对于提高教学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调查,“概论”课实效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