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1亿人

2024-06-19

三个1亿人（精选7篇）

三个1亿人篇1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以人为本

“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共享文明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区域均衡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以人为本

来自广西省临桂县的唐永红和丈夫已在广州番禺区南村镇永大社区打工租住了14年,9岁的儿子在附近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最让我犯愁的是,孩子不能异地高考,上初中就必须得回老家读书。”唐永红说。

与她境遇相似,众多早已离井背乡的农民工虽在城里工作多年,但因户籍等原因仍难融入城市,也无法公平享受城市的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保两,不得不面临与老人、子女两地分隔。随着“80后”青年农民工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希望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主人”。“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报告表述,让更多渴望入城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此前,不少地方片面将城镇化理解成有形的城镇建设,将其当成“房地产化”,却忽略了“人的城镇化”。建新城易,破除影响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难。

户籍制度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道隐形“篱笆墙”。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曾香桂说:“入户门槛太高,让许多农民工根本不敢想能否留在城里。如果户籍问题解决,教育和医疗问题有了保障,想留城的农民工才能慢慢实现市民化。”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些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向社会展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三维坐标”中的制度建设维度:拆除隐形篱笆墙,落实以人为本。

“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共享文明

白天,他们是城市高楼的建设者;晚上,他们回到城市破旧的角落。在许多大中城市的棚户区和城中村,租住的都是这些辛劳而又朴实的农民工,以及不少城市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质量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一些城市为追求低成本、高速度发展,采取“蛙跳”方式扩展空间,即碰到农村居民点集中的用地就直接避开,由此遗留的“城中村”在城镇基础设施布置、功能划分等方面引发了诸多问题,改造的迫切性日益增加。

“要创造条件让百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像总理所说,城镇建设必须让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全国人大代表、葫芦岛市市长都本伟说,葫芦岛市刚刚完成辽宁省最大的单体棚户区改造工程,集中新建了400栋新楼房,6.3万人正陆续入住新居;未来两年内,全市还将陆续改造主城区中的18个城中村,3万多农业转移人口将从中受益。

“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造,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等机制”,政府报告的这些表述,让人感受到政府正用“看得见的手”,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实现安居乐业,展示出新型城镇化发展“三维坐标”中的价值维度:降低圆梦高门槛,实现共享文明。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区域均衡

中国城镇化存在诸多不协调:大城市很大,而小城市、郊区及周边农村很小;大城市人满为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小城市、郊区及周边农村由于缺乏优质的公共资源,又无法分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地域上,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阶梯状分布,大中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城市相对稀少。

城市规模和布局一直是各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城市数量总体不足,尤其是中小城市缺位严重。1997年以来,城镇化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却由666个下降至当前的657个,这与国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市数量同步大幅增长形成较大反差。

中国未来的城镇发展需要走出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之路。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既可分散大城市人口过多的压力,也有助于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可谓一举多得。

摘要：2014年3月5日(星期三)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避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城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如何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三个1亿人”的表述让人耳目一新。看似简单的五个字,从制度建设、价值取向、宏观布局等层面细细分析,却蕴藏着诸多改革深意,描绘出指引中国新型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三维坐标”:拆除隐形“篱笆墙”,落实以人为本:降低圆梦“高门槛”,实现共享文明;抹平东西部经济鸿沟,力求区域发展均衡。

三个1亿人篇2

一边是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不高,一边是许多老人找不到地方养老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赵奶奶今年87岁,最近想找一家养老院住。她的要求不高:院址离家不远,便于回家取东西;住所最好是平房,便于出来晒太阳;饭菜可口些,最好能自选。

“这些条件不是不高,而是很高。”老人的儿女们奔波数日后发现,“家门口的养老院”普遍规模小、条件差,且一床难求,而居住环境好的养老院都地处近郊或远郊区县。

“一方面许多老人找不到地方养老,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并不理想。”北京市民政局福利处调研员魏小彪介绍,京、沪等大城市的养老床位,40%分布在城区,60%在郊县,城区供不应求,郊县四成空置。

“从硬件环境上讲,城区养老院不及郊区。”魏小彪说,城区公立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与私立的养老院都有,规模从几十张到几百张床位不等,居住条件、生活质量大多较差,公立养老院因有政府补贴,价格不高,人满为患。高档的养老院通常选址在风景美、空气好的郊区,但入住率低。

时下,一股建造高档养老机构的风潮悄然兴起,这些养老院或依山傍水,或有温室园林,装修设计堪比高星级酒店,入住率却不足60%,多数维持运行,有的收不抵支,靠政府补贴。

浙江省民政厅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萧山、绍兴、余姚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建的公办敬老院,每张床位造价达5万 9万元,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7万元,政府每年给每张床位的补贴就要二三万元。北京市老年社区(汇晨老年公寓)是由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一项惠民工程,低密度、花园式的环境,房间空置四成多。天津国际老龄村,收费每月1500 3000元,开业2年多,只入住6位老人。天津泰达国际养老院,每月收费2300元,开

业几年后,入住率才由两成提高到五成。

老人更看重情感赡养和疾病护理,而养老机构没有真正抓住老年人需求

“事实上,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很大。”中国社科院老龄科研所特约研究员伊密说。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1.69亿,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也就是说,中国1000名老人中,只有15人拥有养老床位,而发达国家是70人。

“如今的养老机构建设,没有真正抓住老年人需求。”伊密认为,养老院床位空置,原因有四:

一是布局与需求脱节。中国老人的根本需求不是向往宾馆的星级服务,而是享受儿孙绕膝,有老伙伴、老邻居聊天的快乐,多数老人入住养老院是迫于健康问题。“家门口的养老院”方便儿女探望和亲友往来,因此备受青睐。以前老龄化问题不突出时,城区养老院建得少,条件较简陋。现在受土地限制,新建的养老院多在风景宜人的郊区,但是城区老人不愿意去一个与亲情、天伦之乐相距遥远的环境里“隐居”。北京60%的老年人居住在城区,但60%的养老床位分布在郊区,这种偏差导致郊区养老床位大量闲置。

二是目标人群定位过窄,过分追求硬件的豪华化。许多高档养老院的投资方不熟悉养老专业,目标人群定位于那些高收入、比较健康、养老观念前卫、子女开明的老年群体。实际上,这部分人群并不多,大家都想分这块蛋糕,难免出现床位落空的现象。目前国人的养老需求尚处于较低层次,对于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来说,身体健康和精神充实是最重要的,豪华的硬件设施只是摆设,浪费投资。

三是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眼下,养老机构规模小,很难形成规模效益,价格普遍较高,健康老人每月收费1500元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2000 3000元,超出多数城市老人1000 1500元的退休收入。服务更是所有养老院的“软肋”。因为收入低、压力大、工作脏、社会地位低,稍有条件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护理老人的行当。能够承受这种工作的人素质偏低,大多护理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四是老人感到不自由。养老院里的集体生活减少了老人的独立性,比如作息时间相对固定,房间布置都

是一个模式,老人缺乏隐私空间。

“高档养老院真正做得好的很少。”伊密说,国内的老年公寓贵在硬件,走廊扶手全是不锈钢材料,老年人手干,扶着打滑,冬天还感觉冰冷。健身房里,运动员用的贵重专业健身器材,老人无力消受。类似的东西,既浪费资源又不实用。而国外养老院更看重软件,例如,走廊扶手都是塑料材质,形状扁平,带有凹槽,老人握得结实,桌椅也是塑料的,许多老人房间有自己养的花,墙上挂着家人合影,环境简朴、整洁、温馨。相比之

下,国内养老院更该修炼“内功”。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

北京市老龄办曾做过一个大规模抽样调查,其中问到选择什么方式养老时,老年人的回答是,第一不给子女添负担,第二给子女减轻负担,6%的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去住养老院。

“根据20多年工作经验,我认为真正能够下决心并住到养老院的老人,可能只有1%。” 伊密坦言,不少人认为社会化养老就是去养老院。到那儿后,老人们可以丢掉家务烦劳,一起吃,一块玩,活似一座乐园。事实上,在笃信“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环境下,没有人愿意住进度假村式的养老机构那里“没有家的感觉”。

“一些发达国家学者来华交流时,不断提示我们制定养老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老年人的特点和国情,少走西方国家起初大建养老院而今又回归家庭、回归社区的弯路。”伊密强调,完善社区服务,兴建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等为老服务设施,使老年人不离开家也能得到全方位照顾,当是中国社会化养老的主要方向和出路。目前,北京市规定,居住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新建小区要建托老所。

“对于需要长期医疗帮助、想进养老院的失能老人,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评估标准,只有经济困难家庭的老人才能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伊密指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该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而且补贴应该分级。但现在情况是,一些有钱、有关系的人更易住进公办养老院,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

伊密主张,公办养老院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接收健康老人,只收住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公益性养老机构应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辅以社会资助和民间资本投入,实行低价有偿服务;营利性养老机构就走市场化路子,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动员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机构,为高端老年群体提供服务。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闫青春说,养老虽然是一种社会福利性事业,但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包办。对于民间资本举办养老机构,政府应给予更多鼓励和扶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三个1亿人篇3

话音刚落，一旁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就回应：“现在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规范。但是按照现在的要求，资本进入农业的标准是不能改变所有权、不能改变用途、不能损害农民利益。”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部分地区农村土地一旦‘非农化’，就不能再变成农业用地，就不可逆转了。”陈锡文委员一脸严肃。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一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1亿人进城后，他们原有的土地如何有效利用而不至于撂荒？除了户籍的农转非，他们如何在城市找到心中的“家”？

“要实现‘三个一亿人’的目标，我们还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政策配套。”陈锡文委员说。

变更户籍后，社保怎么跟进

“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如何跟上？”面对这样的提问，陈锡文委员反问道：“拿到户口本难道就算变成市民了吗？”

近年来，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据初步统计，河北、江苏、浙江等12个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

“必须看到，户籍制度改革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一个户口本，拿到这个‘本’还远远不够，如果相关公共服务没跟上，非农户口的意义并不大。如何解决农民进城以后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怎样让进城的农民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是问题的核心，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陈锡文委员强调，“让农民能进得了城，能在城市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陈锡文委员对他在泰国曼谷的调研经历印象深刻。“进城农民工要留下，除了要到劳动局登记，还必须到社保局登记。也就是说，老板要同意给农民工缴纳8年与曼谷市民一样的社保金。”陈锡文说，“企业愿意为他们这样做，前提是劳动者有较高的素质。”

“这也提醒我们，要重视对农民工的培训，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而不是打几年工就回到农村。更重要的是，‘农民市民化’要有清晰的制度设计。一些地方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例如广东中山实行的农民工‘积分制’。未来，各地的相关制度和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细化，同时加大投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陈锡文委员说。

农民进城后，土地怎么流转

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3.73%。事实上，早在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总数就已超过农村人口。这一重大转变表明我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提出新的考题——农村人口减少后，如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因土地权属关系不明确，部分农户担忧土地流转后会失去经营权，不愿意将手中土地流转出去，使土地仍处于分散耕作状态，导致土地无法成方连片流转，直接影响了农业综合效益。”天津市宁河县委书记李树起代表建议，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步伐，统筹搞好顶层设计、情况研判、制度建设和信息公开。同时，尽快制定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从流转申报、审批、登记到合同签订、兑现以及日常监管等全过程进行规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霍学喜委员对土地流转高度关注。“陕西在土地流转制度方面有很好的探索。”他说，“我们有杨凌的‘土地银行模式’‘高陵模式’和‘平利模式’，还有定边县的‘家庭农场’模式，这都为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与政策积累了经验。”

霍学喜委员也提醒要注意当前土地流转中面临的问题：“一是少数地方存在土地流转过度非粮化，粮田面积在流转过程中高比例转为经济作物用地，令人担忧。二是土地流转中应加强合同管理，农村土地流转中出现的纠纷，多属合同不规范引发的矛盾。三是应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村，投资农业，但应着眼于服务、带动农民共同发展，而不能取代农户的生产功能，兼并土地或套取政府惠农政策，还要谨防个别地方政府借土地流转之名，行土地买卖之实。”

对土地流转中已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霍学喜委员认为，要及时研究，加强监管，科学引导。

就近城镇化，产业如何配套

“过去龙岗村抛荒田大的像飞机场，现在都种满了庄稼。”湖北春晖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谭伦蔚代表向记者介绍了“春晖模式”——土地入股、农企联姻、职业管理、规模经营。

谭伦蔚代表指出，过去，一些社会资本想进军农业领域，需要大量土地进行规模经营，但很多农民担心流转土地收不回，惠农资金领不到。“在‘春晖模式’下，采取土地入股方式的农民已达5万多户。”谭伦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不仅能从企业经营中获得收益，每年还有两次分红，与租赁等其他方式相比，每亩地能多收入200元。”

现在的龙岗村，新型社区建设已经起步，以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产业为支撑，农民安居乐业，实现了就近城镇化。

在霍学喜委员看来，这其实解决了“三个一亿人”中“第三个一亿人”的问题，即“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建军委员说，在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快推进就近城镇化，促进全国城镇化的均衡发展。他强调：“这个过程必须依托工业化和产业化，有了产业才有就业，才能安居乐业。”

城市人口增加，承载力如何增强

“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香港、东京、纽约，为什么我们大城市对转移人口的落户这么慎重？”面对这样的提问，霍学喜委员表示：“增强城市的容纳能力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产业支撑。”

根据国家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上海开发强度已近50%。另据统计，北京开发强度也超过了50%。反观国外，法国大巴黎地区的开发强度为21%，我国香港人口密度是上海的两倍，但开发强度仅为24%，而目前上海的人均GDP距上述城市的人均GDP还有不小差距。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李树起代表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我们要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时，要更科学地优化城镇布局，让城市居民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拥有更舒适的生活条件。”

霍学喜委员认为，雾霾、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需要我们反思过去的城镇化之路，如何更科学地进行城市功能定位需要深入研究。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控制开发强度，让城市居民有生态空间，给自然更多的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的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好幸福的家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做好相关规划的统筹衔接。报告还明确，通过提高建设和管理水平，让我们的城镇各具特色、宜业宜居，更加充满活力。

“的确，我们需要更富远见、更加刚性的规划。”霍学喜委员指出，“我们的规划大多是五年、十年，其实可以更长远些。如何制定更富前瞻性的规划？如何真正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考验。”

三个1亿人篇4

“三个1 亿人”城镇化目标的提出为中国的城镇改革描绘出了蓝图, 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做了好的铺垫。 “三个1 亿人”具体包括哪些群体, 下面将进行分析。

第一个 “1 亿人”主要指的是促进约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他们是常年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 其中 “有能力并有意愿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居住的农民工”。[1]第二个 “1 亿人”主要是指改造约1 亿人居住的城镇化棚区和城中村。“所谓城中村, 是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位于城区边缘的农村划入城区, 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但是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2]第三个“1 亿人”主要是引导约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是出于对于把东部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的考虑提出来的。

2“三个1 亿人” 城镇化目标实现的途径

2. 1 户籍改革

我国目前约有2. 7 亿农业转移人口, 其中大概有1 亿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并必将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3]目前他们打工的地点大都是聚集在大城市, 比如珠三角和长江三角。在这些地方就业机会相会较多, 但是户籍却成了他们的难题。2014 年7 月30 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将各个地方的户籍改革成功的经验提升到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改革, 这预示着打破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之旅即将开始。

第一,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自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在户籍制度上一直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 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上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长期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如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 就能让城市的资源实现共享。

第二, 对于居民的异地流动, 根据城市规模不同, 政策也不同。想在小城镇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农民工, 只要有合法的稳定住房 ( 包括租住的房屋) 就可以提出申请; 在人口在50 万到100 万的中等城市落户, 需要按国家的规定参加社保达到一定的年限;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在城区人口100 万到300 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 父母等, 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4]

2. 2 做好拆迁补偿

解决第二个 “1 亿人”的问题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广西最大的城中村位于西乡塘的万秀区, 基于这里的人口流动大的问题, 政府加强了对万秀村的治安管理, 而且信息化成为这个村的产业支撑。

2. 3 产城互动

“据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农民75% 以上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这里面当的原因有多种,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可以分析出“农民的心态也决定就近城镇化也是一条农民很认同的城镇化新模式。”[5]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城镇之能吸引大量的人口, 靠的就是产业带动的。在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可以大力发展电子厂、纺织厂、农业加工产 ( 更靠近原材料, 减少交通运输费) 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还可以发展招商引资, 研究土地、山地的稀有属性, 以培养新品种; 耕地劳作除了大力推广机械操作之外还可以研发新品种。第三产业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业, 还可以开超市等服务业。

第二, 抓好基础建设。要致富, 先修路。把道路硬化方便人们的出行和交通运输; 要不断的更新学校的设备, 让学生能跟得上信息时代; 改善医疗条件, 把医疗保险推广落实到户。

第三, 做好公共服务。在农村加强党组织建设, 强化纪律。党员干部要经常走访群众, 听取人们的心声, 努力为人们办实事; 开展培训农民工的就业技能; 搞好村里的环境卫生, 这对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同时还建设公共场所, 供人民娱乐、锻炼。

3 实现 “三个1 亿人” 城镇化目标的意义

这 “三个1 亿人”的城镇化, 对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首先, 从长远大局看, “三个1 亿人” 城镇化的目标的实现, 有益于消除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 这是民生的重大改善, 有利于拉动内需。改造棚区和城中村则在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这些对于拉动内需起来很大的作用。

再者, 实行户籍改革, 从长远发展来讲, 有可能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构建一个统一制度的方向发展。

最后, 中西部就近城镇化搞产城互动, 既可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又能促使附近的居民就业, 同时还能使留守儿童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农民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去赚钱。

参考文献

[1]解希民.“三个1亿人”来了, 钱从哪里来[N].中国财经报, 2014-3-13 (03) .

[2]张晓冬、张国伟、满宁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中村”改造初探[J].安徽建筑, 2014.

[3]宋明华、汤秋芳.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转移中的作用分析[J].2011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论文集, 2011.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摘要) [J].新农村, 2014.

三个1亿人篇5

韬光养晦的几年,叶军保持了难得的从容与淡定。几年来,叶军不为外界所动,悉心打磨金士力佳友,完成了管理、产品和教育三大基础布局。叶军计划搞一个隆重的“一五规划”发布会,给金士力佳友来个全新的亮相。

“这次亮相不仅仅属于金士力佳友,更是天士力集团大健康产业展示的重要环节。”叶军解释说,2008年,天士力集团的大健康布局已经展开,金士力佳友承担起“生命健康”板块的重任—在天士力集团的产业版图中,生命健康板块与生命安全板块并重。

叶军计划用5年时间(2010年~2014年),通过多渠道、广覆盖方式,普及大健康教育,传播大健康理念,推广大健康产品,做好大健康服务,提升大健康品牌,完成现代化直销运营平台的系统化建设,使金士力佳友成为天士力集团大健康产业生命健康板块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其打造成中国新时期直销行业的标杆企业。

“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拓展渠道,传播品牌,传递信任,建立庞大的用户群,形成庞大的销售渠道,使大健康理念能够广泛传播,使广大会员经营自己身边的消费管道,受益于大健康事业。”叶军说,“总的来说,金士力佳友就是要做大健康的传播者和推广者。”

让1亿人次认知“大健康”

“天士力发展大健康产业,教育开路,科研先行,产品是一个载体,而不是全部。”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认为,要转变国民健康观念,一方面需要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另一方面,普及生命科学,树立健康文明观念,防病于未然才是上策。

“通过多渠道、广覆盖的方式,在未来5年,达到1亿人次知道天士力大健康理念和金士力佳友公司。”对于金士力佳友角色扮演的重要性,叶军强调,“闫希军董事长提出的大健康理念,在人类健康史上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健康理念博大精深,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人们认知大健康。”

“5年内让1亿人次认知大健康”,这绝不是一句口号。在“一五规划”中,金士力佳友做出了详尽的目标分解并明确了传播路径。通过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工作站会议、家庭聚会、网络课堂等方式进行传播,甚至细化到了每个月举行几场、每场受众多少人都有明确的目标。

通过层级选拔、内部训练及各种有效的丰富多彩的培训形式,金士力佳友培养了上千名重诚信、讲文明、高素质、有能力的健康咨询顾问(目前人数还在迅速扩大),并组织了一个由近百名健康教育专家构成的“大健康教育专家顾问团”,以“专家定位、学术推广”的营销模式,以“科研支持、学术营销、服务营销、文化营销相结合”的服务方式,广泛开展“金士力佳友健康大讲堂”,逐渐形成极具影响力的“大健康教育第一品牌”。

教育带动产业发展

观念的改变可以成就一个产业。

叶军认为,大健康理念的推广和大健康教育的推行,也是带动金士力佳友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途径。

在让1亿人次认知大健康的同时,金士力佳友的目标是让1000万人认可金士力佳友,培养100万名体验者、10万名忠诚顾客、1万人的核心专业营销队伍。叶军说:“我们借助母体实力,缩短成长周期,计划2010年到2014年每年递增速度不低于60%,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叶军于2007年9月正式领衔金士力佳友以来,业绩几乎呈直线上升,2009年业绩增长达到了180%。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韬光养晦,叶军已经建立了现代管理体系,组建起现代企业管理与直销管理和谐统一的管理团队,为金士力佳友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无疑给了市场强烈的信心。叶军表示,接下来金士力佳友将抓住直销市场容量大、近几年获牌直销企业数量有限等有利时机,夯实基础,狠抓事业计划、产品、教育培训三项基础工作,以战略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作为战略保障,以项目管理形式推动各项工作实施,保障战略目标有效落地。

金士力佳友以教育营销和客户关系营销为主,公司全力完善大健康教育体系,区域全力打造营销精英体系,以达成梯队建设目标。不断提升经销商自身的教育能力,提升讲师培训的数量和质量;丰富传播手段,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经销商整体素质,改变人员结构;复制直销市场的成功教育策略,以家庭聚会、小型会议为核心,加快传播速度,扩大受众人群。

“行之有效地传播大健康理念,是为了给经销商和消费者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叶军强调说,“‘经营生活化,生活经营化’,是金士力佳友倡导的事业理念。”

打价值战才有未来

据悉,某直销企业对产品进行大面积调价,产品调整面为42%,下调范围在3%到33%,平均降幅达13.5%,从2010年1月6日开始执行。

针对这种情况,叶军表示,金士力佳友没有打价格战的考虑,而是倡导产品的价值主张。“只要产品有价值,就不怕价格战。打价值战才有未来。”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理念,与叶军在天士力集团多年从事传统营销工作不无关系。叶军认为,直销是产品的销售方式,随着市场理性的回归,已经回归到了产品销售的原点。

在“一五规划”中,金士力佳友强调,将强化产品品牌意识,集中优势培育“金士力”、“帝蘭”两大现有产品品牌,并着力打造量子系列品牌。按照集团品牌规划方针,将产品线按照不同品牌、不同定位进行管理,采用多品牌战略,将品牌概念融入到不同类别的产品中,以品牌带动产品,以产品传播品牌。将每个品牌赋予健康概念,丰富品牌故事使之易于推广传播复制。

由于直销强调产品线的丰富性,金士力佳友将依托天士力集团强大的研发能力,在2010年结合实际情况推出日用家洁用品,以差异化、受众人群多的产品提高辐射的人群范围,全力抢占市场。将现有消费群体中的客户进行细分,开发新品,提高产品覆盖率。金士力佳友“卖的不只是产品,而是在为人们提供更高品质的健康生活”。

三个1亿人篇6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4月19日在上海表示,要放宽户籍限制,允许不同规模的城市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徐绍史在上海举办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要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其他城镇常住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对未能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城镇常住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