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形势政策

两岸关系形势政策（精选8篇）

两岸关系形势政策 篇1

论新时期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

作者：谢鹏义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4]中国国际法年刊[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法律知识出版社，1982。

[7]董云善，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两岸关系形势政策 篇2

信贷政策是国家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中占有重要位置。信贷政策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概念与定义, 一般来说, 即指通过控制国家年度信贷总量、明确信贷导向、调节信贷成本等手段来达到宏观调控目的。具体而言, 就是国家行政管理当局依据年度经济形势, 确定经济发展目标, 据此明确需配套支持的信贷总量;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需要, 对各行业和地区实施差别信贷待遇;通过调节信贷获取成本, 达到有保有压, 合理调控的目的;把握信贷投放节奏, 以支持和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降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总之, 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间接融资的国家来说, 信贷政策对于达成宏观调控目标更是意义重大。

二、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主要是四个, 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通过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 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 平衡实现四大目标。实际上, 信贷政策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通过控制信贷投放总量, 可以有效控制总需求, 进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防止出现需求急剧膨胀带来的物价水平上升。根据国家不同产业劳动力吸纳程度不同, 可以通过信贷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 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并可根据国家产业发展规划, 通过信贷支持劳动力的培训, 例如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等, 实现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帮助劳动力实现就业岗位转换, 增强劳动力的就业适应性,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首要目标, 尤其是中国主要依赖间接融资, 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持不可或缺。我国是外贸主导型国家, 进出口行业大量需要配套贷款支持, 而在当前经济转型阶段, 通过实施差别信贷政策, 有助于减少两高一低行业出口, 逐步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并通过国家信贷扶持, 增加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可见, 信贷政策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直接且明显的作用。

三、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看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市场化发育程度各异, 央行的治理和调控能力也有区别等因素, 对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没有统一的定论。大致可以归纳为货币供应总量、银行信贷规模、长期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 信贷政策与以上经济变量高度相关, 通过实施信贷政策, 可以有效地辅助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总量无论从哪个层级来说, 都可大致归纳为现金加流动性不同的存款。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企业资金结算高度依赖银行, 流动资金、长期资金大多需要信贷支持, 并通过信贷的投放转化为存款, 进而构成货币总供给。银行信贷规模是信贷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控制信贷规模总量是信贷政策的首要目标。长期利率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 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是重要决定因素, 而信贷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渠道, 信贷政策的导向对于长期利率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 但无论是总供给的持续收缩还是总需求的迅猛扩张导致, 都可以通过信贷政策的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以治理通胀。对于总供给的衰退, 可通过信贷扶持加以扩张;对于总需求的扩张, 可通过信贷回收来加以遏制。总之, 信贷政策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现有重大影响, 充分合理使用信贷政策, 有助于保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达成。

四、从总量效应和结构调整来看

货币政策的工具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体制下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包括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及窗口指导。在我国一般还包括再贷款和利率调整。

总体上来说, 货币政策工具都是总量调控工具, 是在社会资金总供给方面进行调节以调控社会信用总量, 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供给仅是起到总量调节的作用。无论是扩张性抑或是收缩性货币政策都是针对调控对象资金总量而言的。由于调控客体自身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负债规模、收入结构差异等因素不同, 其在落实和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时不可避免带有很大差异。而中国地域广阔, 各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总量调控在控制通货膨胀, 保持国家总体经济平稳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落实国家产业发展规划方面, 信贷政策作用不可或缺。只有通过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有所针对地扶持或限制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 才能同时实现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因此, 信贷政策从作用上来说, 与货币政策有着互补且优化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作用, 根据货币政策调控方向, 搭配使用信贷政策工具, 既可保证总量调控, 又能有效做好结构调整。

五、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有许多流派, 归纳和分析的模式各有不同, 从主流和经典的凯恩斯理论来看, 货币政策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影响利率水平, 进而对资本边际收益产生影响, 又作用于投资, 而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 最终影响到国民收入。也就是说这一传导链条的关键环节就在于调控利率水平, 进而控制投资规模。

众所周知, 中国尚处于市场发育不成熟, 市场体系不健全的初级阶段, 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 受诸多因素影响, 极易发生传导不畅通的情况。一是金融机构的行政依赖性较强, 对市场条件变化不敏感, 在信用收缩的情况下, 资金成本上升有限, 再受到放贷高度向政府背景项目和国企项目倾斜影响, 市场利率难以随之变动。二是利率尚未市场化, 存款类金融机构负债最大来源就是居民和企业存款, 由于利率受到单向管制, 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锁定, 且国家一直执行对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 法定存贷款利差较大, 为金融机构预留足够的利润空间, 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节对金融机构利润影响相对有限, 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来随之调节市场信贷利率。三是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关系不显著。中国现行体制下, 投资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 投资项目的政治性较强, 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相关财政作担保和支持, 对此类项目, 银行趋之若鹜, 议价能力较弱, 利率上浮空间非常有限, 即便利率并不低, 但受制于项目完工工期等因素考虑, 投资方对融资成本并不会作太多考虑, 因此利率对投资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因此, 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必须依靠信贷政策为辅助。通过信贷总量控制、方向调节和利率浮动, 可以直接对投资产生作用, 进而有效影响国民收入。

六、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和应对危机的角度来看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 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搭配的问题, 当货币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货币政策又需要立即转向, 极易造成货币政策被动, 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而信贷政策具有直接、快捷的政策效用, 降低了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而言, 信贷政策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危机具有发生突然, 波及面广, 破坏力强的特点, 如不能及时有针对性地调节宏观经济政策, 就会贻误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 而信贷政策直接作用于信贷规模, 传导速度快, 有助于及时扭转经济态势, 可以立竿见影, 有效应对危机, 可见信贷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起到有效的补充矫正作用。

七、信贷政策与微观监管政策的区别

此外, 信贷政策属于货币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信贷政策与监管政策有着重要区别。一是从政策层次上来说, 信贷政策是总量调控工具, 着眼于控制信贷投放总量及优化信贷行业与地域布局, 并不细化到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规范;而金融监管政策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合规性监管, 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模式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因此其政策层次并不等同。二是从经济发展导向来看, 信贷政策并不具体规定每家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规模与方向, 只是从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角度对金融机构整体实施的政策, 而金融监管政策由于一般包括高管任职资格审核和市场准入等关键监管措施, 其监管手段是面向金融机构个体的, 如与信贷政策同步实施, 极易产生行政干预作用, 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行为形成干扰, 与市场经济取向相悖。三是信贷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的特点, 应与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 而金融监管政策主要目的在于防范金融机构违规经营, 肆意践踏市场规则, 恶性竞争加剧市场风险, 因此其主要意图在于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模式和业务取向。且一般均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制定发布, 具有相对固定性, 不可能朝令夕改, 从而导致金融机构无所适从。因此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方式与信贷政策具有内在的冲突与不可兼容性。

两岸关系新形势下的对台宣传 篇3

关键词：两岸关系 对台宣传 舆论导向 媒体合作

2012年1月14日，随着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落下帷幕，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际上，自2008年3月中国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击败民进党参选人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就呈现出全新的局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今年3月22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指出的那样：“过去4年，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展现出和平发展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当前，两岸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面临着继往开来的新形势。”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总结以往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台宣传工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积极有利的舆论环境尤为重要。在两岸关系的新局面下，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准确地宣传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积极宣传两岸各项交流和人员交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不断增进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对大陆的认识，充分调动两岸同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性，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努力，仍然是对台宣传工作的主旋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这条主线。在两岸关系的新局面下，进一步做好对台宣传工作，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我为主，把握对台宣传主动权；二是有的放矢，加强对台宣传的针对性；三是深化交流，全面推进两岸媒体合作。

一、以我为主，把握对台宣传主动权

近年来，对台宣传工作一直承担着连接两岸亲情、沟通岛内民众、宣传大陆对台方针政策、促进两岸往来与合作的重要工作，在两岸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两岸关系新局面下，应当进一步发挥对台宣传工作多年以来的优势和长处，以我为主，把握对台宣传主动权。

两岸目前在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以及思想认识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在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报道中，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和偏差，其新闻的编辑、选择以及评论往往不能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此外，虽然2011年两岸人员的往来突破700万人次，但就像国台办新闻局局长杨毅2011年11月21日在厦门海峡两岸传媒人才交流与培训中心揭牌仪式上所说：“目前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台湾同胞没有来过。”他们对大陆的认识不够，大多只是通过媒体了解大陆的情况。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保持我对台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力度，仍是对台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台湾岛内民众的信息需求所在。

多年来，台湾民众已经习惯通过我对台宣传的媒体了解大陆对台政策、人事变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样化信息。相对来说，岛内媒体在对大陆的报道和对两岸关系发展及对台政策的报道方面，在取材角度、报道力度以及内容丰富程度上均相对不足。与之相比，目前一些大陆媒体在对台宣传中，对于涉台政策、岛内舆情同样存在着认识不足，只注重了节目包装形式、宣传手段以及内容、议题选择模式向岛内习惯靠拢。事实上，要达成宣传我对台政策、影响台湾民众和舆论环境、争取岛内民心的目的，还是应该坚持以我为主，努力报道好大陆的方方面面，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持续性宣传进程，不断增进两岸互信，累积善意，最终达成双方良性互动的效果。

要做到以我为主，把握对台宣传主动权，一要坚持正确的对台政策导向，在系统、完整的对台政策指导下展开对台宣传工作，做到观点明确、阐释准确、引导有效。二是要坚持围绕两岸关系发展这个中心来展开宣传工作，坚持服务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要紧紧围绕两岸关系发展这个主题，突出宣传我对台和各有关部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惠及台湾民生、保持台海稳定等方面的重大举措和政策措施。三是要坚持体现台湾民意，贴近岛内民众。把维护好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对台宣传工作的落脚点与出发点，坚持贴近两岸关系的实际，贴近台湾民众的生活，围绕两岸关注、关心的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宣传引导，切实提高对台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四是要坚持快速反应、准确引导。把及时高效、客观准确作为对台宣传工作的重要前提，以充分达成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目的。针对两岸集中关注的敏感问题，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必须强化对台宣传工作中的权威发布和快速反应，着力提高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处置能力。要高度重视时效，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力求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并及时把相关政府部门的立场态度、处置意见呈现给岛内民众。防止少数媒体自行推测，传播不实信息，加剧事态。五是要坚持开拓创新、注重实效。不断探索和遵循宣传、传播规律，完善体制机制，拓展内容渠道，丰富方式方法。在更多情况下要做到主动出击、主动引导，主动把握舆论引导力度。

另外，相对于大陆媒体，台湾媒体的反应速度很快，对部分基本确定的新闻事件往往有提前两到三天炒作的习惯。在对台宣传中要把握宣传的主动权，就必须加快我主流媒体的反应速度，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和相应的报道手法，从传统传播模式的隔时传播向现代传播模式的即时传播转换，加强现场直播能力，力争在当前多媒体多元传播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对台宣传中充分掌握先机。

二、有的放矢，加强对台宣传的针对性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隔已经60多年，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大陆相比均有很大的不同，岛内政治派别与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情况相对复杂。要加强对台宣传的针对性，必须深入了解台情，研究台情，理解台情，针对台湾社会和民众的心理特点展开宣传工作，这样才能达到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取得理解的宣传效果。

对台情了解最快捷的途径就是通过入岛交流或采访的机会大量接觸岛内各阶层人士，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的心声。在两岸交流大发展的背景下，现在进入岛内交流、采访、合作、学习的机会很多，对台宣传机构应尽力促成自己的业务骨干和年轻从业人员利用各种机会到岛内实地考察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努力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取得实际体验和感受，这将对他们今后从事对台宣传工作带来极大的益处。

nlc202309030215

研究台情必须从台湾的历史进程入手，通过大量的研究资料、长时间的接触和对话，深入了解台湾社会各阶层不同心态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成因，除了汲取前辈和相关研究机构的成果外，面对面的接触也十分重要。

在台情研究工作中，既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又要加强前沿性、动态性问题的研究，了解台湾基层社情民意的实际状况，把握台海局势发展的趋势，探索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提出对台宣传工作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充分了解台情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展开有针对性的对台宣传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扎实感人。可以说，台情研究的针对性、全面性和前瞻性，是推动对台宣传工作能否向高水平、深层次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充分掌握台情的基础上，对台宣传工作应以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预见性制订有针对性的长期宣传规划。只有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达成真正促进两岸和解的目标，只有在战略性思维的基础之上构建长期有效的对台宣传体系，才能真正起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的。

总结长期以来对台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今后的对台宣传应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扬长避短，針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两岸交流领域的实际状况制订系列专题性、连续性宣传报道计划，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创意性地推动对台宣传工作的全面发展。在宣传报道中要避免被贴上“意识形态宣传”的标签，要充分借鉴现代传播理念，努力增加互动传播、特色传播和深度传播的比例。

在以往的对台宣传中，大陆媒体对台湾商界以及政治人物、专家学者的报道较多，相对来说对岛内普通民众和基层的宣传报道严重不足。从台湾岛内的地域上来看，对台北等北部地区的报道较多，对南部地区报道相对不足。这是在今后对台宣传中需要努力加以转变的。我们的对台宣传应更多地倾听台湾普通民众的声音，更多地向岛内的基层民众倾斜，更多地关注台湾岛内弱势团体和相对偏僻地区民众的需求和呼声。

三、深化交流，全面推进两岸媒体合作

在两岸关系新的形势下，两岸媒体的交流日益频繁，合作力度愈来愈大。目前，赴台湾岛内长期驻点采访的大陆新闻媒体已经增加到十家，每批驻点时间最长可以达到半年，每家媒体的驻点记者人数也有大幅的增长，从过去的每家媒体两人增加到三到五人；部分大陆驻台媒体在岛内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大量的新闻、娱乐节目可在岛内制作完成。另据国台办发布的数据，截至目前，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累计已接近两万人次，大陆方面已批准台湾十多家媒体在北京、上海、福州、成都、广州、昆明等地驻点采访。

两岸媒体为两岸同胞架设了交流信息、沟通情感、消除隔阂、增进了解的桥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为两岸媒体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精彩的主题、更丰富的内容、更生动的形式和更广阔的天地。但也应看到，随着两岸关系沿着和平发展轨道不断前进，两岸媒体现有的交流与合作形式和渠道已不能完全满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两岸民众对媒体资讯的需求。虽然两岸媒体机制有所不同，出发点也有所差异，但目前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愿望都很强烈。双方的合作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台湾媒体在电子媒体市场、娱乐节目的创意方面都有很长的历史和经验，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出发，普遍经营不利的台湾媒体也极希望通过和大陆媒体的合作打开大陆市场的广阔天地。

媒体交流在两岸交流中历来处于先行位置。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岸媒体人应当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断拓展两岸媒体交流的新领域，开创两岸媒体合作的新局面。要进一步开拓思路，破解体制、机制方面的束缚，切实加强两岸媒体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巩固、发展目前台海两岸的良好局面，共同做大做强民族媒体产业，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中心）

（本文编辑：刘浩三）

两岸关系形势政策 篇4

2011年在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腳步中悄悄來到了。回顧過去,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执政党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两会协商，先后共签署了十五项协议，达成一项共识，两岸制度化协商不断深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签署和实施以及两岸经合会成立，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率先在经济领域获得突破，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机制化和制度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2年多時間取得的各項成果，遠遠超過了過去60多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總和。

然而，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并大踏步推进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挑战，在波濤洶湧的兩岸發展大潮下也暗藏著不少險灘與礁石：其一，是台灣民眾對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認同和國族認同並未提升，而所謂台灣主體意識卻在政客和民粹主義的推動下不斷膨脹，任何風吹草動均可引燃民意的熊熊烈火－－不久前廣州亞運會的“楊淑君事件”和在此之前發生的“東京影展”事件就是最好的驗證。

其二，兩岸關係的深層次問題難以突破，如和平協議談判的啟動與達成、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建立等遭遇政治互信不足的瓶頸，被迫擱置。

其三，某些國際勢力不樂見兩岸關係發展過快，有意無意地製造阻力與障礙；而島內政治勢力及部分精英階層唯洋人馬首是瞻，仍滯留在冷戰的時空中，崇洋厭中的心理與思維定勢根深蒂固，難以改變。

其四，在大陸方面，也有一些人不顧時機與條件是否成熟，急於求成。他們輕忽了兩岸關係60餘年來累積下的各種深層次問題和結構性矛盾，輕視了兩岸間幾十年互不信任堅冰的厚度與硬度。而對於台灣方面出現的民意與政治生態的反復與變化，他們又缺乏足夠的耐心，抱怨對台讓步多了，甚至質疑和平發展政策的持續性。

上述種種現象，其實都是兩岸關係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深刻性的表現。兩岸關係，牽扯的不僅是兩岸分離60餘年來的相互政治、經濟、文化等關係，更牽扯到100餘年前中華民族被迫割地賠款、台灣人民淪為亡國奴的屈辱史，牽扯到國共90年來的恩怨歷程，牽扯到兩岸數十年來社會制度以及發展模式之間的競爭，還牽扯到太平洋兩岸的國際政治博弈和中西兩種發展模式、生活方式甚至是東西方思維模式之間的較量與競爭。

明乎於此，即不難理解“葉九條”、“鄧六點”、“江八點”與胡錦濤“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之間的延續性與堅定性；不難理解“和諧世界”與“和平發展”政策之間的相互關連與互動性。也就不難理解不久前國台辦主任王毅在美國演講時，提出“要謀求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的意涵了。

把握方向，行穩緻遠，是新時期新形勢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要求。這個要求的核心意涵是不追求兩岸關係表像的熱鬧，而要深入兩岸關係的底層，扎扎實實地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為未來兩岸關係的大發展排除障礙，蓄積能量。具體而言，就是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培植兩岸更多的共同利益，夯實兩岸共同發展的經濟基礎，進一步擴大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

正确认识当前两岸关系的形势，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要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12·31”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一主题，既符合当前推进两岸关系的实际需要，又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时也是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必然要求。全面领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二、要全面把握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加强对话合作的重要基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是两岸双方保持良性互动、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思路，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是推进两岸协商不断向前迈进的有效途径。

三、要充分认识台湾政治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艰巨性，以及“台独”分裂势力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威胁。一些外部势力仍以各种方式插手台湾问题，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破解制约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难题，消除“台独”思想对台湾民众造成的毒害，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四、要深刻认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要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努力保持两岸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不断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不断增进两岸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不断壮大支持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努力构建基础坚实、支撑有力、内涵丰富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如此，使兩岸的經濟、文化環境逐漸趨同，向一體化方向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利益攸關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漫長而深化的融合過程，也是奠定兩岸未來統一的物質基礎的過程。

2010年10月，王毅主任访美向两岸侨社演说时就指出，谋求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思路还是“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但它不是机械和绝对的，“先易后难，其实是易中有难；先经后政，实际上是经中有政”。两岸关系中存在的多年积极的难题和政治分歧是客观事实，但早晚都必须面对，是不可能永远回避，也是无法回避的，只有通过平等协商加以妥善处理。2010年12月，王毅主任在广东东莞台商协会庆典致辞时明确表示：对于多年来遗留下来的难题和固有分歧，我们没有必要回避，也不应回避，迟早要面对它，处理它。希望能为将来双方在适当时候坐下来商谈这些问题，不断积累共识，不断创造条件。

因此，在经济、文化、民间诸方面交流合作取得丰厚成果之后，两岸也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与途径，比如可以由两岸学界适时就政治问题先展开理性探讨。这个过程既是广泛听取意见，思想交流、交锋、交集的过程，也是引导舆论，说服、争取、凝聚民意的过程。它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个过程起到逐步化解两岸的政治分歧，扩大两岸共识，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认同的作用。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说：两岸因历史因素，许多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但当“同”的部分越多，化解“异”的可能性就增加，存异求同，才能共创双赢。

两岸关系60年的政治隔阂不是一下子可以化解得了的，必须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逐步加以解决。当前两岸双方都要认真面对的是台湾岛内严重的认同危机问题，它造成岛内的严重内耗，而且还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更是突破两岸政治僵局的巨大障碍。台湾资深评论员顾尔德说得好，影响两岸长远关系的重要因素，并不只是台北以及北京的精英，更关键的是两岸人民是否能相互尊重理解，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比经济利益更具有深远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如何深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以确保两岸关系稳定、健康、良性发展。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決非中共一黨或大陸一己之私。她的目標十分明晰，即在漫長的共同發展進程中，培塑兩岸的共同認同，構建台灣民眾新的國族認同，為未來中國的統一奠定堅實的思想和觀念基礎。

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之慶。兩岸都將分別舉辦盛大活動，慶祝這一中華民族復興史上的重大事件。著名史學家金一南先生有言：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辛亥革命，正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分野，歷史在這裡留下了鮮明的切割印記。自西風東漸，由鴉片戰爭到甲午風雲，從維新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同盟會、黃花崗72烈士，多少志士仁人為了中華的復興與崛起而犧牲奮鬥！正是由於幾代人前仆後繼的堆積，方有辛亥革命成功的質變。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朝关系及展望 篇5

中国和包括今天南北两个朝鲜在内的整个朝鲜的关系，源远流长。远的不说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更和朝鲜密切相关。让我们中国人痛彻心脾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从日本侵夺朝鲜开始的。结果，应朝鲜政府之请出兵朝鲜的清朝军队，在平壤不明不白地让借机侵入朝鲜的日军占了上风，之后清军的北洋水师又在海战中全军覆没。软弱的中国清朝政府不仅损兵折将，还要赔日本银子，还被迫割让了台湾。

此后的朝鲜和中国，先后都投入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斗争了几十年，终于打到日本投降了，朝鲜半岛却分成了两半。是谁分的？不是朝鲜人，也不是韩国人，是一个美国人。他随随便便这么一划，就出来了这条三八线。虽然当时仅仅是作为苏美军队的临时受降分界线，但后来却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的格局中变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分治的政治分界线。而这个格局，显然是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都很难以接受的。虽然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先后成立，使得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政权，但是南北双方都想完成半岛上同一民族的统一大业--甚至不惜诉武力，摩擦不断，最终酿成了内战。虽然南北双方矛盾尖锐对立，但在完成民族统一的意愿上是具有同一性的：都不甘于充当强权政治棋盘上的棋子，都要对强者决定弱者命运的国际强权政治实行反抗和挑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朝鲜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不到一年之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这场原本属于朝鲜民族内战的战争因美国军队率先介入而转化成为一场有20个国家和地区军队卷入的国际局部战争，而且因美国军队兵临鸭绿江边危及了新中国的安全，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成为这场国际局部战争中冲突的一方。抗美援朝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金日成也是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最早知道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我听说在我们棉布供应紧缺的时候，朝鲜的维尼纶帮助了我们。那时候，朝鲜是我们的“哥们儿”，而韩国是敌视我们的。

可是，逐渐的，我开始感觉到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并不那么单纯，而是疙里疙瘩的。好像我们中国老是有些人对朝鲜不高兴--先是不高兴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高兴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改革开放，现在更不高兴他们一个劲地在那里试验核武器，搞得东北亚的人和全世界的人都不得安生。有些中国学术界的人甚至把中国派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都说成是中国“上了金日成的当”，对朝鲜的“主体思想”“先军战略”等等一概嗤之以鼻。与此同时，中国在1992年和韩国达成了建交协议。韩国不再是我们的敌国了。两国关系17年来不断升温，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形之下，虽然中国和朝鲜也保持着高层往来，也有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还有效力，至少继续有效到2021年，但是与中韩关系相比，中朝关系明显冷清很多。两国贸易以边境贸易为主，只有中韩贸易量的零头。对于朝鲜核试验的问题，中国官方谴责的调门也愈来愈严厉。总之，从我个人的感觉，中国和朝鲜虽然建交以来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关系--历史让我们血流在了一起，《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让我们两国成为盟友，但是中国官方和媒体造成的舆论，尤其是中国竟然认可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让这鲜血凝成的友谊大大降温。

反观中国与韩国建交以来，关系已经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虽然中国奉行和平外交，也确实主张与朝鲜半岛任何一方的交往都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但是这些年来对南北朝鲜的实质性交往，一冷一热，对比实在鲜明。

朝鲜自从进行了核试验，就成了大逆不道的“挑战者”，被说成是挑战了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中国一贯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金日成在世时，也曾与韩方达成过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但是，朝鲜从无核到有核，只是表象，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追根溯源。事实已经证明，谴责 1 和制裁，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简言之，有关各方应该在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寻求和建立真正尊重、兼顾和保障各方安全的冲突制衡机制。

回顾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安危兴亡大都与朝鲜有关：导致一系 列亡国灭种大祸的甲午战争，起自于朝鲜；日本第二次全面侵华战争也是起

自于朝鲜；50年代初在全世界眼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同样是起自于在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

地理位置造成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实历史造成了中朝两国的盟友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这两重关系是分不开的。面对一些中国当年出兵朝鲜的质疑，很多中外学者指出，当时为了是否出兵朝鲜，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新中国领导人斟酌讨论了一个月，才下定决心；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墨西哥，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不用5分钟就会做出出兵的决定。然而，面对冷战之后的新格局，急于投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怀抱的中国学界，这些年来拼命将中国“漂白”，冷落朝鲜。可惜的是，即使他们挥刀自宫成了太监，落得的结果也仅仅是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既没有得到美、日、韩的信任成为人家的自家人，还搞得自己曾经的盟友朝鲜对自己心生疑虑，越来越生分。“漂白”中国，有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全呢？没有。中国非但没有成为人家的自家人，反而自身的安全也更加没有了保障。今天，在中国的周边，从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到中亚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加上太平洋上的关岛，有我们的战略伙伴美国的10个军事基地。美国照样售台武器，照样给所有分裂中国的势力撑腰打气。

展望

应该说，中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考虑，是真诚地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而且这个愿望也无可厚非。只是中国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过于一厢情愿，过于寄托于“中美双赢”的希冀，从而选择了一条不是那么恰当的路线，失去了--至少是辜负了--朝鲜的信任，将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国和有关各方应该认识到，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体系中，制约美国，比制约朝鲜，更为重要！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否能恢复到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感情上也唇齿相依的兄弟状态，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即使不为朝鲜考虑，仅仅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要出发，哪怕仅仅是为了保住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中国对朝鲜也必须不抛弃、不放弃。

在未来的中朝关系上，特别需要中国对朝鲜有更多的理解、尊重和平等相待。

论党的政策和法律关系 篇6

先大体上起草方案, 随后有关人员进行议案, 然后专业的立法机构进行审核是否通过, 最后国家领导人进行签字认同颁发, 这是当今社会立法的大部分程序。这样的形成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是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共同载体。其中党的政策植入就在方案起草和人员议案的过程中, 之后便是不一样的政策的角力, 修改分歧, 最终妥协确立的过程, 不仅如此, 在日后法律法规的实行中, 也同样是离不开党的政策的补充与辅助。

(一) 党的政策是制定法律的依据

把国家和党的政策意志化的表现出来就需要以政策为基本依据, 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达到此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当下, 探索与实践中出现什么问题, 都会先由我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全面分析探讨问题并且同时提出建议, 再经过全过人大以法律的形式颁布于人民。然而在定制相关立法前, 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经济或者是政治方面, 则需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织将讨论出的原则和思想上递给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审核批准。

而在民主议会制度的国家, 遇到问题时, 则由多个或者是单个议员提出方案, 再经由议会讨论辩论, 修改方案和通过方案。但是其议员必须在自己或多个议员提出的方案中加入所在的政党所实行的政策, 否则议会中与其同党的议员与其他议员有权利拒绝此方案, 当然, 无党派的议员可以除外。该党派的党内辩论结果也可以通过同党派的议员提出并上报。

由此可见, 政策是法律的出发源泉, 政策推动下的结果是方案或是议案的形成。法律不可以是一个人的独裁意志, 而是有因之果。其通常以现行的政策为本, 为了能更好的执行未来的政策。甚至于美国颁发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是直接将法律赋予政策之名执行下去。

(二) 党的政策指导法律实施

法律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与不稳定性, 是因为法律的实施与制定都有一套复杂精密但是耗力耗时的司法程序, 立法程序等等。反观政策, 其的执行和定制一般情况下都是准确, 有力且快速的, 甚至其可执行度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将法律一度比了下去。而今的社会发展节奏是日益飞速, 政策的巨大作用就在解决协调社会的不断变更与法律的不变性上突显了出来。一方面, 法律在政策的引导下进行具体的应用。例如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渐严峻, 在最高法律机构提出依法严惩因为利益而危害食品安全的罪犯, 同时我国党中央也提出了必须加大力度整治好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 法律解释体现出很强的政策性。当法律法规定制出现不足或是纰漏的时候, 可以实行法律解释, 相比之下, 法律解释没有立法时那么多复杂精密的程序, 比较偏向政策的特性。当然, 我们不可以将政策作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借口, 政策对于法律所谓的指导作用仅仅是精神上的, 宏观面的指导, 万不可超越界限。

(三) 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情况下可以按政策办事

政策对于法律补充的作用在按照政策办事上体现出来, 当然这一条只能运用在一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之时的做法, 用政策暂时性的替代还未完善出台的法律起到规范约束作用。但是当国家应有的法制完善健全后, 将政策代替法律就是万万不行的了, 应该回归到原点——以法律原则为中心解决问题。

(四) 法律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

法律不仅依靠政策的指导, 而政策也需要借用法律对其保证依据政策而出台的法律的合法性而定制实行的政策可以顺利实施。法律将以国家的意志属性为根本, 国家的强制属性为中心, 国家的规范属性为手段来确保政策可以更好的实现。当然, 其政策如果违法, 依旧会被法律所明令禁止。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差异性

法律与政策相辅相成性在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的更为突出。而法律与政策的差异性则在资本主义国家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国家, 对政策有着很严格的权利的制约, 使得政策极难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

(一) 意志的属性不同

定制政策主体, 既可以是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 还可以是立法机构, 只要能反映出正确的意志。而定制法律的主体, 只能而且是必须是立法机构, 用以反映出人民意志。并非任何出台的政策都可以由政党上升成为法律形式的所在, 要使政策转换成法律, 不仅仅是严格的程序与限制的问题, 而同时也将是意志实质性的问题。任何政党都不被人民认可和不允许在党的会议中制定出任何法律, 哪怕只是冠有法律之名也不可以。

(二) 表现的形式不同

建议, 纲领, 宣言, 通知等等具有指导性以及号召性内容多为原则化的文件多是政策性的文佳, 其文件的内容既可以是私密性的又可以是公开面相全过人民的。而其文件名称大多数以“法”字结尾的, 义务权利界限分明, 能详细具体的指导人民的某具体行为, 其内容一定以及必须为面向全体公民的, 由国家机关规定颁发的文件, 则是法律。

(三) 调整社会的关系范围不同

法律一般在权利与义务, 人权, 国家的性质等社会关系方面有极大影响, 并且对其做出调整, 而政策则不同。政策是在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发挥领导的作用, 并且同时需要借以社会内部结构的要素。再说, 前文也提到, 并非所有的法律内容都是由政策中演变而来, 同时也不是所有的政策最终都可以演变成为法律。政策与法律既有各自特点的调整范围又有很大一部分重合相辅相成的调整范围。当出现一种社会关系的问题时, 是由法律还是由政策, 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根据国家现状进行调整。

结束语:总而言之, 我国目前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 既相对独立, 却又相辅相成, 互相约束补充, 密不可分。只有正确正面的认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更好的增强对国家法律的理解执行与更认真的贯彻党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孙笑侠, 夏立安《法理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2]:方世荣, 孙才华《关于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再思考从集中和反映人民意志的视角》湖北社会科学报, 2011年第11期

惠台政策推动两岸出版合作 篇7

惠台政策鼓励两岸出版交流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等四部委分别公布了多项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措施。在两岸出版交流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将把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作为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支持两岸业者以版权贸易形式合作出版科学技术类期刊。台湾业者参加大陆书业活动相关费用与大陆业者一致。鼓励台湾企业到大陆相关新闻出版行业的产业园区或基地投资落户,享受园区或基地优惠政策。对在大陆台资企业开发并入围国家重点网络出版工程的精品项目,在表彰、奖励、宣传、资助等方面与大陆企业同等对待。这项惠台政策的实施无疑为不断萎缩的台湾出版业带来了一线光明。

台湾出版事业协会理事长陈恩泉表示,本已不大的台湾出版市场近些年出现持续萎缩,不进入广阔的大陆市场寻求发展,台湾的出版业者是难以做大做强的。而这一惠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利于推动两岸出版业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开拓庞大的世界华文图书市场,传播中华文化”。

台湾印刻出版有限公司社长、《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社总编辑初安民说,“有关政策措施令人鼓舞”。两岸出版界加强合作、互补双赢,是必然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两岸出版合作是基于文化的交流、融合,而不仅仅是考虑商业的需求,两岸出版界应加速推进交流与合作。

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还达成共同建议,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

共同建议认为,两岸使用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应客观认识汉字在两岸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达成更多共识,使两岸民众在学习和使用方面更为便利。建议还说,支持两岸学者就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辞典编纂进行合作,推动异读词审音、电脑字库和词库、地名审音定字及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等方面的合作。建议强调,发挥双方的优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震涛认为,两岸相隔许久,中华文化在大陆与台湾同时发展,虽然是同一根源,却已有小部分不同。大陆与台湾借合编中华大辞典,将两岸文化再度连结在一起,有助于彼此的文化交流。“事实上,两岸以民间身份合作编辑中华辞典早在多年前就做过,并且在台湾和大陆公开发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说。北京语言大学就曾联合台北中华语文研习所,以民间身份共同编写了《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

对于未来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的事宜,王登峰表示,“很多民间组织,包括学术组织、大学都很积极地做这件事,也有初步的方案。目前计划还是由学术组织来做,涉及两岸辞书编辑的专家,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据了解,两岸已经有了初步方案,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后将进入操作阶段,两岸合编的《中华大辞典》计划将在3年内完成。

建立两岸出版交流机制

此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会通过的几项建议中还有一项就是“建立两岸出版交流机制,积极扩大出版物贸易与版权贸易,加强出版合作,并共同开拓海外华文出版市场。”陈恩泉表示,世界上华文图书有1/5的阅读人口,开拓单一市场,可以避免浪费资源与消耗发展空间。合作是大趋势,出版界向虚拟出版模式转型是大趋势。

两岸关系形势政策 篇8

摘要：近年来，围绕钓鱼岛而引发的各种争端，使中日关系形势越来越严峻。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关键字：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系 对峙与争端 处理与反思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２５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

从中国方面来说，在上世纪的70年代，中国推行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似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中日建交，中国付出的牺牲仍然是不少的。要日本人正式道歉的要求没有坚持到底，数额巨大的赔款一笔勾销，中国的收获似乎就是在亚洲又赢得了一个战略上的支持者。可是，日本为分担中国的战略负担做了多大贡献还值得研究。日本本来就是反苏阵营的骨干，反苏阵线的形成对日本是有利的，决不是什么负担。而为了求得日本支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一句话，中国则花了莫大的工夫。有本叫做《百年恩仇》的书，引用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说，周恩来是忍着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日本强颜欢笑、喝香槟酒的。

随着中国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成熟，中国的对日政策由偏重于柔转向柔中有刚。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了，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僵硬化”。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用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诸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有消息说，2000年8月下旬，日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驱赶中国科学考察船，与随后赶到的中国护航舰发生了对峙。日舰最后退却。据称，这是自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日军队的首次正面对峙﹐也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首次以武力宣示主权。9月10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随着日本逐步向军事大国迈进，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壮大，日本与中国开始在亚洲争霸，在海洋、在空中，一场史无前例的争霸战将决定未来亚洲政治秩序中两个国家的命运。

本文不去试图讨论其他的敏感问题诸如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在笔者看来，钓鱼岛问题才是中国对日关系所应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到底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由于本文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本文所做一些分析和建议均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只是学术观点和个人观点。

一、钓鱼岛的经济、战略价值及之于中国的独特意义

根据《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的介绍，钓鱼列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其中钓鱼岛最大，为4.5平方千米，有淡水。岛上并生长着一种叫海芙蓉的植物，是珍贵的中药用植物。钓鱼岛上还栖息着大批海鸟。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渔民捕鱼作业、避风过夜之地。台湾、福建等地的渔民每年来此捕鱼，年收益超过2亿美元。这么一个岛，自然很有几分诱人之处。

钓鱼岛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更主要的在于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钓鱼岛等岛屿的海底是新三纪的沉积盆地，是生成和蕴藏大量石油的一块宝地。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的“埃默里报告”认为，“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诸岛附近为大油田所在地。”估计蕴藏量为一兆美元。我国科学家估计，钓鱼岛等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在737至1574亿桶之间。在石油资源日益贫乏的今天，这些石油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日本政府心急如焚，借冲绳岛回归日本之际，宣布对钓鱼岛“重新”拥有主权。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移交”的也就是所谓“管辖权”，而且这种移交是非法的。直到1996年9月，美国政府发言人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但是对于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资源简直就是一块大肥肉。偷换概念也好，强词夺理也好，总之不惜代价也要拿到手。某些日本学者声称的所谓“法理依据”，只是世人皆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早已遭到中国学者的严正驳斥。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角度分析了钓鱼岛的战略价值。它不仅涉及20平方千米海洋国土和一半以上东海海底资源的归属，而且将可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开发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学者显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97年底，日本的《军事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日本自卫队尖阁群岛计划》。文章作者、前日本自卫队教官、研究员高井三郎对钓鱼岛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据他的文章透露，现在日军仅在琉球群岛所属宫古岛上设有雷达，“其监视范围达不到„„大陆沿岸”。如果在钓鱼岛上设置雷达的话，日军就可以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目标如福州、温州、宁波等地进行监视，并对台湾本岛及海峡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从地理位置来看，钓鱼岛与我国基隆东北的彭佳屿和日本的八重山群岛距离大致相等，各为90海里。高井先生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钓鱼岛）海域，便控制距大陆500千米以内的东面和南面海域。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报道认为，中国科学考察船开始在东海争议海域进行作业，也说明中国方面意识到了美国在日本海对中国实施高技术打击的危险性。

显然，日本人是从经济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钓鱼岛的得失的；他们着眼的不只是一岛或者一片海域的资源，而是着眼于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于日本来说，它力图保持住东亚唯一海洋国家和和海洋强国的地位。现在中国海军力量日新月异，日本自然感到了威胁。一方面，日本加速其军事力量的扩充和现代化；一方面则争夺有利阵地，准备冲突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反映的是日本某些右翼政治家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霸权思想。钓鱼岛问题牵涉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可有可无的小岛的问题。

撇开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谈，钓鱼岛问题的合理解决还具有深层次的独特意义。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确保国家威望不受损害。从内部来说，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软弱的态度，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高涨；从外部来说，必然使别的国家对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权利造成轻视。撒切尔夫人不顾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发动了英阿马岛战争，虽然损失很大，但她所为之自豪的是确保了英国大国威望的延续。对于美国来说，它权衡再三，最后完全倒向了英国。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对撒切尔夫人所做的那一番坚决的谈话，恐怕香港回归的谈判要棘手得多。以前我们提倡温和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有时似乎有点不分国家、不分时候的过于温和了。其实，现在韩国和中国对教科书事件所做出的强烈反映，本质原因就是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威望和尊严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对日关系中，我们考虑得过少，看得过轻。

二、中日关系大背景中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与反思

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步自然就是要恢复在亚洲的主导大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后一个目标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尝试过。中国向一些遥远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试图发挥它的影响。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没有量力而行。邓小平时代推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威望的不断增长，必然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和阻碍。其一就是从日本发源的“中国威胁论”。即使中国不去招谁惹谁，中国的崛起也会使某些想永居霸主之位的国家寝食难安。对于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海疆问题的复杂，其关键就在于大国的操纵。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了一厢情愿，反而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嚣张气焰。“打狗看主人”，其实，有时候真正恼火的就是狗，必须先给狗两下子。狗很多时候只是气球，只是主子的牺牲品。大可不必把狗和主人看成铁板一块的。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从1949到1972的二十多年的敌对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到改善。因此，从一开始，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试图借助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注重的是政治，是所谓的“战略”。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希望通过宽容和友好，能触动日本人的良知，认清睦邻关系的重要。过去，主导日本政坛的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共同的战争记忆，使他们很难昧着良心说话。但是，这种求之于一代人的思想的外交战略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外交战略和现实的外交利益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正如一句常说的话，人是会变的。

拿钓鱼岛问题来说，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改善中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不去讨论中日正式建交前中国对钓鱼岛问题没有重视的原因。至少我们通过思考，可以对建交时中国的外交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A）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儒家“礼让三分”的传统的国家，在外交上还是没有摆脱内敛的人情传统。其实，从中日建交时的大背景来看，至少谈不上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更为有利。尼克松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中国在当时的谈判中实际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当时的美国，正因为霸权扩张过度而陷入全面的收缩，它主动和中国改善关系完全是处于全球战略的需要。而我们则事事“礼让三分”。其实，当时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狠一把，估计今天就不会有这么棘手了。钓鱼岛问题则更反映了这一点。与中国关系的隔绝，对日本并无任何实际的好处。中日关系的改善，相反是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牺牲。

B）中国作为一个重政治轻经济的国家，没有认识到片面追求一时的所谓战略盟友会给自身的实力地位带来长期的损害。中国在很多时候有这种“大气”。1972年9月，周恩来就对田中角荣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不管怎么解释，听起来总有点让人联想起满清外交的一些辞令。不妨听一听美国着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的一句话：“美国只要连续三年保持3%的增长率，对美国的好处就要超过英美结盟。”

C）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外交传统的国家，外交方面过于粗疏和注重所谓“大局”。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洪山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搁置只是单方面的搁置。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极右派的猖獗是其一。日本政府的纵容是其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搁置的非正规性。迄今为止，搁置的基础只是双方领导人一二十年前达成共识，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建立有效机制对于违反协定者进行必要的惩罚。这为日本极右分子在钓鱼岛上的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日本政府在纵容极右分子活动上有恃无恐。中国政府除了要求日本政府拆除灯标，抗议日本舰船驱逐中国船只以外，并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迫使日方公平彻底地执行搁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中国自己制止了1978年4月中国渔民的卫岛运动。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所谓战略平衡的需要不再存在，美国与中国的“友好的非盟国关系”的结束，可以料到的是中日关系必然遇到挫折。正如我们以前分析的，尽管当时中国维护了所谓“大局”，其实这种单方面搁置的容忍行为是危险的。日本极右势力的日益猖獗，不能不让中国感到主权在一天天面临威胁。中国的容忍是有限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迟早会爆发一场中日战争。而对于某些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来说，他们也厌倦了，把中国的好心视为狼肝肺，叫嚣所谓要“对中国说不”。中国态度日益走向温和而坚决，是对现实的中日关系的认识，是抛弃了单相思的务实外交。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现在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需要，那么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闹翻，对中国的利与弊如何呢？许多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现在日本的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一旦爆发冲突，中国不一定可以取胜。

4.结语： 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如果一味地坚持错误的外交方针，企图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这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与谅解的，处于发展态势中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具备信心，在经济上完全可以通过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合作来达到双赢。但中国这一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市场。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政府应该更为务实，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寻求中日合作的基础。当然，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可能并不会立即转变态度与思想，这样，中日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不时出现紧张局面，但战争或重大冲突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一切地与华宣战，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

参考文献 ： [1]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

[2] 张平．钓鱼岛风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7月 [3] 王铁崖．国际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