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文献综述（精选8篇）
混合所有制文献综述 篇1
山西**********有限公司
章
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名称、司徽：山西**********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司徽另行设计。
第三条
公司住所：**********第四条
公司营业期限：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至2031年
7月17日止。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310万元为货币出资，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690万元为非货币（实物）出资，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第六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七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八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二章
经营范围
第九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改变经营范围，但须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第三章
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及比例
第十条
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号
住所
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出资比例
太原
1000万元
690万元非货币出资（实物出资，详见本条附注）
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100%
310万元货币出资
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缴足
第十一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所认缴的出资额。
第十二条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按期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按期足额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第十三条
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由公司盖章的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第十四条
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名称及其出资额向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公司在存续期间，股东不得抽回出资，但可以依法转让出资。
第十六条
为保证公司启动阶段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结构的稳定性，从公司成立后三年之内股东不可以向外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四章
股东
第十七条
股东享有如下权利：
（一）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优先认缴出资；
（二）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四）公司终止后，分得公司的剩余财产；
（五）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八条
股东承担如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
（二）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三）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
（四）在公司成立后，不得再自行或与他人共同设立与公司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五）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
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质押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
第二十条
股东可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委派或者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公司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七）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八）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九）修改公司章程；
（十）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
（十一）决定聘用或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股东做出上述事项变更的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第五章
董事、董事会及董事长
第二十一条
董事由股东委派，任期为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二十二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董事连续三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予以撤换。
第二十三条
董事可在任职期满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向股东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董事补任后方能生效，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未连任的，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生效、或者辞职报告生效后、或任期结束后的两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为止。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负责。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二）执行股东决定；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权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
（八）在股东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资产抵押、对外借款及其他担保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副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拟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四）保证公司的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要求；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由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可召开临时董事会议。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保存期限按有关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和召集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并向董事会报告；
（三）向董事会提名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其他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但这种处置必须在事后向董事会和股东报告；
（七）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行使最终决定权；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应当书面指定其他一名董事代行其职权。
第三十一条
董事长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力；认真阅读公司的各项业务、财务报告，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维护公司利益。
第六章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十二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经理、财务总监、首席专家。
第三十三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可受聘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三年，经连聘可以连任。
第三十五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工作计划；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七）拟订公司员工的薪酬及奖惩方案，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和解聘事项；
（八）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六条
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经理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第三十七条
经理拟订有关员工薪酬、福利、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工会和职代会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擅自泄露公司秘密，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损害公司利益。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金以任何个人名义另列账户储存。
第四十条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向董事会提出辞职。
第七章
监事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公司监事，监事向股东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二条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四）列席董事会会议。
（五）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三条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八章
公司利润分配及财务、会计
第四十四条
公司由股东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四十五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分配红利。
第九章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
第四十六条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二）股东决定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消；
（五）人民法院依据《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有前款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
第四十七条
公司因章程第四十六条第（一）、（二）、（四）、（五）项的规定而解散的，应当依法组建清算组并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四十八条
清算组由股东参加，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职权和承担义务。
第十章
其它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各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恪守职业操守，做好涉及公司知识产权及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的保密工作，未经授权不得将有关内容向外界泄露、报道、传送。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否则，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公司的损失。
第五十三条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公司章程的解释权属股东。本章程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五十五条
公司根据需要或因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而修改公司章程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送公司原登记机关备案。
（本页无正文）
（股东签名（盖章））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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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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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文献综述 篇2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内容。混合所有制成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将有利于实现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时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混改)的探索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本文分类梳理了《决定》出台前后国内外学者关于国企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对相关文献的筛选标准是:代表性,所评述文献主要发表在国内外顶级的学术期刊上,并能够对学术界和实践界产生重大影响;时效性,本文重点关注了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文献发表在《决定》出台之后,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启发性,相关文献研究涉及面广,观点独到,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检验,能够拓展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兼用的混合经济模式。正如杨建君(2014)和黄速建(2014)所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一条改革路径,无论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不是新提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开始讨论混合所有制经济或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的一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所以再予以强调,除了理论上的继续探索之外,更主要是想解决大型国企特别是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存在的问题,解决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问题。杨卫东(2014)全面回顾与系统论析了1980年以来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流变及其特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Wang等(2014)在对中国国企的演化模式进行研究后也认为,未来国企产权改革模式应该是一个可以实现治理平衡的混合模式。结合以上纲领文件精神及学者观点,可将此次国企混改视为以往国企改革的历史延续,并且从广义来看,以往国企改革中涉及股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权改革以及上市等使国企混入非公有股份的形式都可以视为国企混改的一部分。
准确把握国企混改的方向,前提是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和外延。然而,目前理论界对“混合所有制”概念界定并未统一。其中,李维安(2014)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只要不存在所有权歧视,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与李维安(2014)不同,何自力(2014)则清晰地阐述了混合所有制的定义,他认为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成分在企业内部以资本为纽带结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态,该定义从微观角度阐述了混合所有制的内涵。更多学者则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出发,认为混合所有制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融合的产物。多数学者对混合所有制作了进一步深入阐述,并将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类别:宏观层面指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微观层面指的是企业产权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即在企业的层面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状态(杨建君,2014;胡锋,2014;刘崇献,2014;邱海平,2014;傅尔基,2014)。
尽管不同学者对混合所有制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对国企混改本质认识上则达成共识,即认为混合所有制不等于股份制,而是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它既保持了公有制的基本属性,又不排斥其它所有制的存在,并能按照市场原则运行,这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企业内部的最好结合。并且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企混改范围不仅强调了此次国企混改主要是指微观层面产权状态,即国有股份与其他非公有股份共同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黄速建,2014;胡锋,2014),还应当包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一步完善,不断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实现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国企混改是一个动态过程。
三、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与动机研究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Yu(2014)认为国企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中国经济改革市场化发展方向的冲突以及对国企与非国企间的公平竞争的阻碍,已经为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此,学者普遍认为着力解决当前国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央大力推动国企混改的初衷。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国企改革成功,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针对这些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企定位布局和国企内部治理三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1)国资委决策过于集中、政企不分、多头管理、权责利不明、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本身缺乏有效监督,存在“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代表学者有白永秀和严汉平(2004)、黄速建和金书娟(2009)、黄群慧和余菁(2013)、杨卫东(2014)、罗华伟和干胜道(2014)、Yuan(2014)。(2)在一定程度上,行政信号要优先于价格信号,甚至价格信号可能被完全忽略,可能导致企业牺牲可能实现的潜在的经济效率(Boycko等,1996)。(3)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化,易加剧国企道德风险,导致政策性亏损、预算软约束等主要严重问题。代表学者有Lin等人(1998)、徐朝阳(2014)。国企定位布局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1)国企功能定位界定不清晰,无法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难以落实,从而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企业中融合互补的最大障碍(荣兆梓,2014)。(2)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宏观分布层面,布局仍然过宽、资源配置重点不突出、规模不经济,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等;在微观构成层面,国企资本化水平偏低、资产流动性差。代表学者有卢俊(2014)、梁法院等(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4)。国企内部治理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1)国有股东往往同时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企业易陷入经营目标多元化的困境,增加公司治理的复杂性;董事会多以内部董事和控股股东代表为主,大股东“越位”干预企业经营、侵犯小股东利益或是所有者“缺位”、制衡机制缺失,造成“内部人控制”。代表学者有卢俊(2014)、梁法院等(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4)。(2)公司治理机制不规范,一方面表现为“内部治理的外部化、外部治理的内部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管理行政化,通过行政手段获取资源,影响社会公平。代表学者有Shleifer和Vishny(1994)、黄群慧和余菁(2013)、李维安(2014)。(3)缺乏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高管“政商”双重身份,业绩考核指标的行政化,使得经营者不能以市场经济原则经营企业,不抵触政府干预,不愿意承担风险改变企业的战略,以增加企业利润。即使面临经营困境,CEO也不易被解聘,支持了“掠夺之手”理论。代表学者有Cuervo(2000)和Villalonga、Jiang等(2014)。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企现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完善,难以实现国有资本动态优化配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不到位,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不合理;国企治理结构和制度不完善。究其原因,最终往往都归咎于国资、国企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政企、政资不分。徐朝阳(2014)提出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不在国企本身,而在于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政府自身行为层面的改革。黄速建(2014)也指出,要对多数国企和国有独资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如何打破国企的行政级别,推动国企的去行政化,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国企混改需要政府主导推动,做好顶层设计,从明晰政企关系、减少行政干预开始。学者们总结的以上问题阻碍了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开展,同时也是后续改革重点领域。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研究
改革动机是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少学者认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断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基的重要任务,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家竞争力。以李正图(2014)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关于当前及未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构想必须突出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所释放的“改革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对国企混改动机方面大量研究遵循了《决定》的引导,主要集中在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两个方面。
大量的文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提供了国企混改动机的相关证据。卢俊(2014)认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深化国企改革,有助于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推进国企体制的市场化,促进国企效率效益的最优化,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现国企主导能力的最大化,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针对混改对国企业绩的提升作用,戚聿东和柳学信(2008)通过对比国企在各类股权存在形式下业绩优劣的方式,从侧面发现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几乎所有绩效指标都是最好,进而推导出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对改革国企产权模式十分必要的观点。同样是从股权角度出发,卢俊(2014)和武常岐、张林(2014)的观点则更激进一些,他们认为国企混改中,国有资本参股而非控股应当是更好的选择,企业控制权的改革对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会更明显。张晖(2006)、吴振球(2009)和陆军荣(2012)则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出发直接解读混改对垄断行业国企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提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对于提升企业业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前沿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陈林和唐杨柳(2014b)支持上述观点,认为以部分民营化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可以彻底改变我国国企经营绩效低下的现状,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此外,他们还进一步研究发现,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发挥国有资本放大功能、提高国企竞争力是国企混改的重要动机之一。
此外,许多学者集中阐述了国企混改对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动态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避免所有制结构刚性化及其导致的资源错配,建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舞格局。例如,陆军荣(2012)指出,混合所有权规制模式可以实现在同一国度内,民营、国有、混合的自然垄断企业产权结构,并在统一的外部规制架构下相互融合、相互竞争,此外,混合所有权规制模式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不完全排斥其他类型模式的共同存在。李维安(2014)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国企改革中引入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可以将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优势合二为一,从而产生“1+1>2”的治理效果。因此,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国企混改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研究
(一)制度方向与顶层设计
我国国企混改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不可避免地引导着众多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与制度环境保持一致。因此,在设计改革路径时,不少学者认为国企改革首先要保持大的制度方向不能偏离,而制度方向的保持又离不开总体设计的保证。
(1)制度方向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新一轮国企改革中,诸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国企私有化,也不仅仅是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立激励机制以追求国有资产自身发展壮大,而应是建立有效的制度基础保证国有经济追求“国家使命导向”的发展。我国国企混改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进行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夏小林,2014;何自立,2014)。Fuchs和Uebelmesser(2014)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国企私有化被普遍认为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但是私有化是否应大量铺开应依赖于私有化政策制定时的政治目标。不少学者提出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保证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蓬勃发展。如项启源、何干强(2014)指出,目前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争议,是长期以来的两种改革观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碰撞,不能搬用新自由主义和“趋同论”来解读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来推进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理解国企。也有学者在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后,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应紧紧围绕“国企不能削弱,而要加强”的中心点来设计和展开,例如,蒋海曦、田永(2014)认为国企混改不是简单的“国退民进、中退外进”,更不能“只混不控”、“以卖代混”。片面批评“国资一股独大”不符合中央改革精神。这也与Shleifer和Vishny(1998)所主张的改革必须在迎合政治利益和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的观点相符合。结合以上学者观点可以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要实行国企私有化,而是要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的国企混改应当坚持公有制逻辑而非私有制逻辑来研究、理解和解决公有制问题,国企改革不等于产权改革,不是简单的国企放权就能搞活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体说来,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发挥国有经济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引领作用。
(2)顶层设计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全面深化改革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形式”战略高度提出来的,因此,不少学者提出国企混改既需要战略构想也需要基于战略构想的顶层设计。李正图(2014)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型、多层次、全景式的顶层设计。卢俊(2014)认为政府应为推动国企混改做好顶层设计,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统一规划,稳步推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国企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市场主体;统一政策,一企一策,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多种模式,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切忌“一刀切”。刘崇献(2014)和邱海平(2014)进一步将顶层设计划分为4个具体原则:分类改革原则;共存共赢原则;市场机制为导向兼顾社会效益原则;破除垄断、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原则。综上可以看出,学者普遍认为推进国企混改,首先要有顶层设计,分类研究,同时要有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否则无法排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干扰。
(二)政府放权、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
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放权、国企功能定位与国资监管模式是国企混改面临的整体性问题。国企功能分类管理界定不清,导致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无法落实,进一步导致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混乱。界定不同企业功能,必须从划分国有资本功能和建立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开始,同时以政府放权作为前提。本文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关于完善国企和国资管理体制的措施。
(1)政府放权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首先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往有关国企改革关键问题的大量研究中也普遍提及到了政府放权,减少干预。Nolan and Wang(1999)指出中国大型国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官僚制,改善官僚制度应成为一个中心任务。Belloc(2014)认为国企的低效率并非国有股权本身造成,而是由于与国企不相关的外在条件,并提出相关针对性的措施,例如提高经营者长期投资策略承诺、减少腐败和政治干扰对长期技术进步的影响比简单的私有化更有效。陈东、董也琳(2014)认为由于政府之手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国有经济单兵突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受阻。基于此,杨卫东(2014)提出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改革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体制等。由此看出,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已经成为国企改革必然触及的领域,同时也成为国企混改推进的前提保证。蒲宇飞(2013)从淡化国企的“长子”情结角度出发,提出要软化垄断行业的刚性准入制度,进一步解决政企不分、国企管理行政化等角色错配问题。钟祥财(2014)认为国企预算的软约束要由硬约束替代,去除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模糊关系,确立常态条件下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念必不可少。这是经济史学领域给我们展示的国企改革的难点所在,也正是解决国企改革的必经之路。
(2)完善国企和国资监管体制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此次国企混改中,国企作为国有经济的微观主体,应当明确自身定位,而国企功能的定位又源自国有经济的准确定位。如黄群慧、余菁(2013)将国有经济部门划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并构造出不同的治理机制。胡洁(2014)在前人研究及中央文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投资管理体制、放宽非公资本准入条件、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积极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然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完善两方面并非相互独立,因此,有学者从整体性出发,构建了“分层分类”的整体改革框架。如黄群慧、余菁(2013)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三层次的组织架构:一是政策决策部门,全面负责全部国有经济改革、国资管理与发展大政方针的设计与制定工作;二是国资经营管理部门,包括国资运营管理机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和大型国企集团等,它们对上一层次的政策决策部门负责,是政策执行层;三是具体的国企。但是此架构并没有与国有经济定位布局具体相结合,架构内部缺乏一定系统性和整体性。而梁法院等(201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4)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主张根据“国家使命”调整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将国企分成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种类型,建立“国有经济管理委员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一般经营性国企”的“三层三类全覆盖”管理体制。
(三)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内部股东、董事、监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与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客户、存款人和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关系。汤吉军(2013)认为经过多年努力,全国90%以上的国企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从形式上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内部治理结构,但从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看,离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国企治理深水区的跨越,仍需政府和企业各方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J.saehs,e.zinnes和Y.Eilat(2000)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后也强调了在国企改革中,除了所有权转移之外,还应该有基本的市场竞争制度和市场规制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框架,这些是决定私有化能否促进企业效率和竞争力持续改善、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已有学者关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国企内部治理问题首先表现在国企经营者“政商”双重身份方面。桁林(2011)反思了国企改革的三次大潮后认为,第三次国企改革高潮中,反垄断与去行政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建立职业化和规范的经理人制度则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因此,黄再胜(2011)、李维安(2014)都主张国企治理改革的路径是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而经济型治理的基础是市场,应该推行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的二元化改革,实行国企经营者的分类管理。其次,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需要多重手段结合。如张斌、嵇凤珠(2014)倡议建立多元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在董事会制度构建上,保障同股同权;完善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制度;加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与提名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建立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和薪酬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梁法院等(2014)则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方面同时出发,提出内部治理应逐步建立和加强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机制,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累积投票制度,扩大监事会权利;外部治理应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机制。
(四)建立辅助措施
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实现形式,虽然基调已定,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碍,甚至产生新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在国企混改过程中普遍坚持了全局观,在改革路径与方式设计中,既集中应对了主要常见问题,也提出了多重辅助措施。童有好(2014a,b)认为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文化融合,防止“跨文化的冲突”。齐平、赵羿安(2014)提出了包括文化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概念,并认为这是经过人们长期自发博弈形成的稳定性的规则体系,得到了人们内心的认同,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与路径依赖性,短期内改变的难度很大,相关非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弥补正式制度不足,产生良性的路径依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何自力(2014)提出要实行管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Lu(2012)认为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方面的政府规制可以作为国有股权代理问题的补充解决方案。胡锋(2014)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对国资退出领域的员工安置等配套机制。通过以上学者观点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企混改的相关辅助改革措施,相关建议比较零散。但是通过这些辅助措施也可以解读出,其主要目是转变利益相关者的观念,强调企业文化融合,强化政治、法律平等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理念,保障国企混改后顺利发展。
五、现有文献评述及研究展望
综上,当前对国企混改的研究文献较多,且多是在研读《决定》的基础上,阐述对国企混改的相关看法。诸多学者试图在科学把握混合所有制内涵的同时,通过解读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合法”依据并设计合理路径。虽然现有文献从数量上看较为丰富,但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理论探讨方面,从宏观层面发表观点,基于微观层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国企混改仍处在探索阶段,国家一方面希望国企继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希望民企在所有的国资领域全面参与,甚至全面放开,这两套体系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今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方案以使改革落实。
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研究趋势,本文构建了一个我国国企混改整合研究框架(参见图1)。
注:图中,实线框表示相关领域已有文献讨论并取得一定成果;虚线框表示现有研究较少讨论且未来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几点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的研究。国企引入社会资本,其最终目标是转化国企经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带动非公资本的发展,实现双赢,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仅是一个开始,混合后建立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和管理体制,并获得改革红利才是最终目标,然而目前学者们关于改革红利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改革红利的界定、计量、获得途径和分配方式等,是未来关于国企混改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管理层激励问题的研究。高管激励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对国企改革目标的实现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原有国企高管激励方式和完全市场化的民企高管激励方式都会遇到局限。因此,必须探索新体制下高管的有效激励机制及其激励效果的评价机制。目前,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是将国企划分为竞争性、保障性和功能性三类,不同类别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不同,并且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不同阶段。高管激励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态环境中承担什么角色、发挥哪些作用,以及不同激励模式与不同的改革类别、改革路径和改革阶段的匹配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构建基于动态匹配的高管激励机制,是国企混改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改革；国有资产；股权激励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面临的问题综述
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自决定公布以来，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解读。
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厉以宁认为，民营资本的机制灵活，敢于冒险创新；国有所有制的好处是资本雄厚、人才济济，但创新能力不够，混合所有制则能够把上述两类情况的优点发挥出来。
童友好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着重解决四点问题：（1）体制上的障碍并未完全消除；（2）产权制度未落实到位，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3）战略布局不合理；（4）国有资产安全的问题，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面临以下五点问题：（1）股权结构分配不合理；（2）非公有制与公有制经济融合上企业文化的差异；（3）员工激励机制员工持股落实不到位；（4）董事会主体地位缺失，“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5）经济外部性现象严重。
高朝辉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出发，认为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面临四大困境，分别是观念问题、经营问题、产业问题、定位问题。梁法院（2014）分别从宏观分布层面与微观构成层面着手，认为在宏观分布层面，国有经济布局过宽，“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突出，战略性布局不合理。在微观构成层面，指出国有企业资本化水平偏低、资产流动性差。
程恩富、谢长安（2015）总结过去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要防止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六大负面现象，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外国资本垄断、防止非公资本单向参控、防止削弱人民币国际化、防止“去国有企业化”、防止削弱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综述
（一）基本原则与配套改革
刘崇献从整体性的角度上指出：“国有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遵循四个原则：（1）分类改革原则；（2）共存共赢原则；（3）市场机制为导向兼顾社会效益原则；（4）破除垄断、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原则。”
在实现途径方面，厉以宁总结归纳了四个实现途径：（1）鼓励现有的国有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2）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3）加强员工持股的规范化；（4）界定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功能，针对不同行业特点提出改革措施。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要重点在形式、门类、成效三个方面下功夫：（1）要明确混合的合适形式。从股权比例上，可以有参股、控股、并购等集中形式；（2）要明确混合所有制的门类。针对不同类别企业进行分别对待；（3）要以企业绩效来衡量混合所有制的成效。
有的学者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角度出发，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运用好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债券市场三类市场平台。认为股票市场适合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市场适合非上市公司、非上市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造，特别是产权转让类和增资扩股类；债券市场可以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股权外的多元化、大体量的投融资工具”。
（二）加强国有资本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与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私利的机会。有学者指出：务必堵住化公为私的路子和漏洞；国有资产不可内部折股，不能价值低估，不能任意出卖转让；国企改革必须加强反腐约束；公用事业要坚持国有绝对控制。
国有资本管理类企业主要负责国有资本的运营、投资与监管。一般主要代表为金融类企业，具有高风险的显著特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于由以往对于企业经营权的绝对控制转为对于企业的资本类控制，因此作为国有资本管理的主体，关系到国民经济安全，必须要坚持国有独资管理的模式，同时注重加强监管。郑海航从国资监管视角提出了对策与建议：由国资委选派人员的外派监事制度，逐步形成约束机制。
（三）优化股权激励机制
加强员工持股及积极落实股权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种重要途径。有的学者从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途径出发，总结了目前主要的六种观点：（1）国企员工持股以支持为主，限制为辅；（2）国企员工持股以增量为主，存量为辅；（3）国企员工持股以激励为主，福利为辅；（4）国企员工持股以代持为主，自持为辅；（5）国企员工持股以在职为主，其他为辅；（6）国企员工持股以企业为主，政府为辅。
厉以宁针对员工持股的实施路径方面提出了四点建议，分别是产权激励制度、普惠性质的员工持股制、发行新股中规定一定比例的员工股、鼓励员工认购及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之下建立一个由群众集资建立的子公司。
刘军胜总结了我国目前员工持股制度方面主要存在的五点问题：（1）现行制度的法律位阶低，权威性受到质疑；（2）员工制度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3）现行员工持股的运行均存在一些法律障碍；（4）现行员工持股制度主要适用上市公司，其他非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规范有待健全完善；（5）与员工持股配套的金融、税收等政策尚待完善。
参考文献
[1]童有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着重解决六个问题[J].经济纵横，2014，（8）.
[2]梁法院.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J].经济企业研究，2014，（2）.
[3]熊焰.新常态下的改革号角——混合所有制的思考与实践[J].金融市场研究，2014，（11）.
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施方案 篇4
2011年4月
为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集团公司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政发【2010】84号）和《省国资委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导意见》（国资发【2010】84号）等文件精神，集合企业自身实际，制定公司《十二五期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毫不动摇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国有企业对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引入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资本调整和企业重组。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职工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积极性。
二、总体目标
加快国有资本战略性布局调整的步伐，加大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力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优做大做强企业。到十二五末，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得到理顺和健全公司形成企业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知名品牌以及核心市场竞争力，通过改制、改组、改造、调整和重组，实现企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快速提高。力争到“十二五”末，公司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实现融资5亿元。
三、工作原则
根据省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主业和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应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一是集中精力发展主业。要重点加大业的投入，在继续增加国有资本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入各种经济成分参股。通过引进国际国内同行业内的优势战略投资者，实施资产重组，开展互利合作，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是收缩非主营业务领域。对有一定竞争优势、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业务领域，要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引进其他经济成分，由国有独资和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参股转变；对资产质量较差、债务较重的企业，要通过资产重组，积极创造条件，使国有资本逐步全部退出。
三是逐步退出非主营业务和不具备竞争优势领域。包括竞争性强的传统工业以及除国家专营以外的零售、贸易业等，可采取
参股、退出或转让等方式，以产权变动为重点，以转让存量资产为主要方式，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形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工作措施
在企业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公司将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发展模式，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并购重组、项目合作、资产置换、增资扩股、股权转让、改制上市等方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进一步搞活国有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三、工作步骤
根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工作的层级程度和企业自身特点，公司确定按照以下步骤开展工作：
第一步（2011-2012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企业内部劳动保障、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企业的母子公司体制，强化集团公司在战略管理、资本运作、结构调整、财务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对业务和资产的调整或重组，发挥企业整体优势。重点做机构合并和事业部改制重组，撤销重复的机构和人员设置，建新的管控模式，逐步推行集团所有公共服务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运作，并进一步发挥职能管理部门的节约成本、创造效益的作用。
第二步（2012-2014）：优化企业内部资本机构。继续深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优化资本结
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体制，根据自身实际和行业特点，积极吸引多种经济成份参与企业的改制重组。加大国有资本的调整和重组力度。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实现国有资本向主营业务集中，壮大粮油产业优势，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积极引入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对集团的主营业务和重要子企业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对不属于主营业务的国有资本，按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实行依法转让，并确保国有资产转让收益。重点做好公司的股权退出和资本重组，做好陕西金海大酒店的改制重组工作。通过对集团的整合，积极引入外部资本参与项目合作和资本合作，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混合所有制文献综述 篇5
工作探索与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新思路。这为我们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国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性机遇。2015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把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作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前提。党组织在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如何能够继承和发展国有企业传统政治优势，又能够很好地适应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促进企业发展，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也是企业党建改革创新的时代命题。
XXXXX公司作为XXXX的下属单位，是一家2013年重组发展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近年来尤其是成立党委以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开展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益探索，有力推动了党建工作的持续加强。
一、公司基本概况
我公司在册职工***人，其中在岗人员***人，下岗人员xx人，离退休人员xxxxx人。现有XXXX个党支部，有中共党员XXXX人，其中在岗职工党员XXX人，离退休职工党员x人。
二、丰源轮胎公司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一）党组织政治功能导向与公司逐利本性之间的问题。注重承担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基本导向，在由国有单一投资发展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企业利益关系呈现多元化，不仅有企业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多元投资方、投资方与经营管理者及职工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等。在此背景下，企业利益相关者会表现出显著的逐利性诉求，与其政治导向形成冲突,尤其是党建工作不能融合到生产中去，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发挥不出作用。
（二）党组织工作稳定性与公司资源流动性之间的问题。随着企业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部竞争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员工流动性也将进一步加强，公司人员构成采用劳务派遣，合同聘用，正式工等多种用工形式，这对党建工作载体及服务对象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冲击。
（三）基层党支部力量薄弱，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基于产权多样化的特性和追逐经济效益的根本目的，公司个别党支部作用发挥不突出，扮演不好自身的角色，处理不好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难以发挥自身的作用。
（四）党员、职工构成的多样化，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带来了新的挑战。丰源轮胎公司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者、职工、党员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着不同的利益地位、思想基础、从业心态，价值趋向多元化。这对党组织如何增强在企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公司党建工作的情况
2016年XXXXXX公司党委成立，党委自成立以来坚持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落实“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制度,集体讨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先由党委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涉及企业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先经公司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领导班子作出决定。
在公司混合所有制下，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外聘人员、合同人员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着不同的利益地位、思想基础、从业心态，价值趋向多元化，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纪检监察在党建工作中作用尤为重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加强对遵守党规党纪、贯彻执行上级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公司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公司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党委把“三会一课”开展情况纳入车间党支部基层党建工作考核。党委建立健全“三会一课”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会议记录制度和公示制度、奖惩制度等相关制度，认真指导所属每个党支部制定工作计划，对各党支部“三会一课”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保证“三会一课”规范运行。
党委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尽好责、抓到位、见实效。结合公司实际作出部署安排，加强具体指导。党支部发挥关键作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保障工作力量，加强督促指导把关。党委对党支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的现场指导，帮助党支部制定学习教育计划，党委成员参加党支部各项活动。党委承担起主体责任，不仅要管好干部、带好班子，还要管好党员、带好队伍，层层传导压力，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
公司2017年经党委同意成立车间党支部,一共5个，支部刚成立政治基础理论差，人员流动性大，底子薄，时间紧，任务重，是我公司党建工作的现状。但是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单位中最生动的体现，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公司车间党支部的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团结凝聚职工。每个党支部负责本车间的职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职工群众团结凝聚到企业发展上来，关心和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以适当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企业发展。
（二）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一季度召开一次党员大会，是党支部全体党员必须参加的，一个月召开一次党支部委员会议，根据需要也可随时召开，一个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党小组内全体党员参加；一季度召开一次党课，党课的教师由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组长担任，也可聘请党委领导兼任，党课主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势教育报告等为主引导员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三）加强教育管理，提高党员素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政策法律、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开展“两学一做”活动，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全面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四）创新活动载体，积极发挥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努力创新党组织活动载体，开展“优秀党员示范岗”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五）领导群团组织，建设企业文化。支持企业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培养，促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在公司中，车间党支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党支部的领导，企业的发展会更加顺畅，会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能够获得职工的支持，公司非常重视党支部的建设工作。现如今，党支部的作用更多的集中在企业管理方面，其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公司充分认识到党支部的作用，积极开展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工作，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车间党支部在我公司中的作用突出：
车间党支部在公司中的主要作用是形成战斗堡垒，加强企业的管理效率，使得企业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企业中的党支部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听从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和领导，要通过创新的精神促进企业成长，让企业形成非常强的凝聚力，激发员工的奉献精神，建设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改造企业的员工，让党的政治优势融入到企业管理的脉络中，提高管理的效率，通过党支部的领导，企业的员工会形成团结、奉献、和谐、进步的意识，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努力奋斗，为企业的发展会不遗余力，当企业面临困难的问题时，党支部会激发企业的全体员工坚决克服困难，勇于挑战，积极发挥出自身的奉献精神和创造性，为企业效益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此外，党支部会给员工更多的信任感，当存在党支部时，企业的管理会更有说服力和凝聚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能够得到发挥，党支部的成员要通过自身的技能、管理、奉献精神、先进理念等帮助企业进步，党员员工也会在企业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以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为普通员工做出表率。
四、今后开展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路
（一）明确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地位
无论何种性质的资本处于控股地位，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均应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实践证明，多元利益主体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而企业中最能客观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者，非党组织莫属。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机制，确保党组织在董事会、经理层中的重要地位，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这一领导机制得到较好发挥。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党组织参与决策机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程序，在党内形成一致意见后，再提交给公司董事会或经理层决策。
（二）把强化党建学习作为切入点
1、真正抓好党建教育工作。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制度，“两学一做”活动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针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安排。要给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开展学习教育留出空间，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主动性，防止大而化之，力戒形式主义。
2、要精神上防侵蚀。应经常深入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活动。坚持讲学习、讲正气、讲原则，在企业党员中逐渐形成：“不讲利益，讲奉献;不比财富，比情操”的良好氛围。
3、要生活上防腐化。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党员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做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4、要纪律上防松懈。坚持抓好党纪国法教育，促使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确保政令畅通。各基层党支部都应制定完善严格的规章制度，用铁的纪律来保证党组织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把建设高素质的企业管理者队伍作为党建工作的关键点 公司生产经营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经营管理者队伍的素质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公司党组织要在企业的改革发展中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须建立与法人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党组织工作机制。坚持党管干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思想教育，完善选拔机制，严格监督管理，切实打造高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建立党组织按规定先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再提交决策的机制。
（四）把党建工作和生产实际相互配合、相互融入作为关键点 党建工作要紧紧围绕公司的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不仅要对国家、集体负责，而且要对企业的股东负责，责任更重。党的工作必须贴近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贴近职工的思想实际。这就要求公司党组织，带头在生产经营中当先锋，打头阵，不仅在整体目标上使党建工作与公司发展同向，而且在具体部署上与公司发展同步，在考核上与公司发展同时，真正把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当作党建工作的重点，丰富企业党建工作的内涵，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只有紧紧围绕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开展党的工作，找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点，企业党的建设才能做活、做实，党建工作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建立党建工作考核新机制，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融为一体，形成“同布置、同考核、同奖罚”考核机制。
（五）把落实党建工作实效性作为重点
针对公司职工流动性强，职工性质多元化，党支部基础薄弱等问题可以建立调查分析机制，在企业登记注册、年检、验照时，开展党建工作调查，系统了解掌握公司党组织及党员情况，建立基本数据台帐，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企业变化，适时调整党建工作重点。也可以建立齐抓共管机制，按照“信息互通、工作互补”原则，建立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和工会等联席会议等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分别确定工作职责和目标，完善考核方法，形成齐抓共管格局。克服不利因素，加强党组织和党员管理。注重从规范化建设入手，对党组织生活、党费收缴、民主评议等各方面提出规范化制度要求，使公司党支部形成“按要求组建、规范化运行”的良好态势。
（六）党建工作的创新点
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 篇6
作者：梁利辉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7期
现代公司所有权是广泛持有还是控制在少数股东手中，学者们提出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通过直接股权研究认为，现代公司所有权广泛持有，且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类观点源自Berle和Means[1]，并由Baumol[2]，Jensen和Meckling[3]等进一步推广;另一类观点通过间接股权研究认为，现代公司所有权主要掌握在少数股东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Holderness和Sheehan;La Porta et al.;Claessens et al.;Faccio et al.)[4-7]，股权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股权集中使得控股股东凭剥削和掠夺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成为可能。例如，Shleifer和Vishny研究发现，当股权集中时，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代理问题(即第二类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牺牲中小股权和债权人利益而获得超额控制收益[8]。Johnson等研究发现，控股股东通过转移公司资源剥夺其他股东合法权益[9]。间接股权研究是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话题。本文通过间接研究终极所有权结构的文献进行综述，反映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状况。
一、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研究综述
公司终极所有权是指通过追塑层层所有权关系链确定的终极所有者拥有的公司投票权。拥有公司终极所有权的个人、企业或组织称为终极所有者。终极所有者通常利用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而控制较多的投票权，从而更为隐蔽地操纵公司盈余，侵占少数股东利益。对终极所有权分布的研究可以透过股东直接持股的表面现象，深入研究公司的终极控制者及公司行为，从而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因此，终极所有权问题成为了研究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引起众多顶尖学者的关注。例如，La Porta et al.研究了全球公司终极所有权状况[5]，Claessens et al.[6]，Faccio和Lang[7]相继研究了东亚和西欧地区公司所有权的分布状况，Aldrighi[10]、Chernykh[11]、甄红线和史永东[12]分别研究了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学者们研究发现，不管是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除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少数国家股权相对分散外，其他国家的公司终极所有权集中程度较高，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小。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的研究推翻了Berle和Means提出的公司是广泛持有的观点，同时说明现代公司的主要矛盾不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是内部人(大股东/经理)与外部投资者(中小股东/债权人)之间的矛盾，为现代公司治理及研究指明了方向[1]。学者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非广泛持有型公司的终极所有权主要集中在家族或国家等终极所有者手中(La Porta et al.;Claessens et al.;Faccio和Lang)[5-7]，终极所有者使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分离，从而加强控制的主要方式有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同股不同权、二元股份和所有者参与公司管理等。以下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从三方面进行综述，即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状况、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的分离状况、终极所有者加强终极控制的方式。
La Porta et al.研究了全球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为公司终极所有权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研究是终极所有权研究文献中的典范，得到学界广泛认可。La Porta et al.选取了世界27个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并将其按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健全状况分为两类，即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12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15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分别以10%和20%为投票权阈值，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分为大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两类，大公司为1995年年末普通股市值排名居前的20个公司，中等规模公司为1995年年末普通股市值排名最低但不少于5亿美元资本的公司。La Porta et al.将公司是否存在终极控制者分为广泛持有型公司和非广泛持有型公司两大类，同时又根据终极所有者的类型将非广泛持有型公司分为五类，即家族或个人控制型，国家控制型，广泛持有金融机构(如银行或保险公司)控制型，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及其他组织控制型(如合作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或无单一控制的投资者组织所控制的公司)[5]。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所有权分布状况见下表1。
表1数据显示，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最高(0.3648)，其次是家族控制型公司(0.3000)和国家控制型公司(0.1833)，其它三类公司所占比例较低。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为(0.2407)，约占四分之一。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只有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较高，比例最高的是英国(1.00)，其次是日本(0.90)和美国(0.80)。阿根廷、香港地区、奥地利、比利时、希腊、以色列、墨西哥和葡萄牙八个国家或地区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在0.10及以下，新西兰、挪威、新加坡、意大利、荷兰、瑞典六国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的比例也仅在0.20―0.30之间。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降低，仅为0.2407。其中，占比例最高的是英国(0.90)，其次是美国(0.80)，所占比例在0.10及以下国家或地区增至13个，最低的国家是阿根廷、比利时、墨西哥、葡萄牙和瑞典，都为0.00。日本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由20%投票权阈值下的0.90降至在10%投票权阈值下的0.50，说明在日本的公司中，较多股东持有股份介于10%与20%之间，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这些公司成为了广泛持有型公司，而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这些公司就成为了非广泛持有型公司。这一研究结果推翻了Berle和Means所提出的现代公司股权广泛持有的观点[1]。
表1数据显示，家族控制型公司是非广泛持有型公司中的典型代表。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样本中家族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3000和0.3481。其中阿根廷、香港地区、比利时、希腊、以色列五国和地区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新加坡、丹麦、葡萄牙、瑞典和瑞士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30%与50%之间;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墨西哥，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都为1.00。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较低，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分别是0.00、0.05和0.05，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分别是0.05、0.10和0.10。
表1数据显示，国家控制型公司虽然比家族控制型公司在非广泛持有公司中所占比例要低，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类非广泛持有型公司。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家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的均值分别占0.1833和0.。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奥地利(0.70)，挪威、新加坡、西班牙、芬兰、希腊、以色列和意大利所占比例在30%与50%之间，其它国家或地区所占比例都较低，加拿大、英国、美国、爱尔兰和瑞士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所占比例都为0。
表1数据还显示，广泛持有金融机构控制型公司、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公司和其他组织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都较低。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广泛持有金融机构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0500和0.0833，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0500和0.0370，其他组织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0519和0.0889。
La Porta et al.除了研究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大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外，还研究了中等规模公司(Medium Firms)的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5]，研究结果见下表2。
表2数据显示，世界27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规模公司中，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最高，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其所占比例的均值分别是0.4515和0.5252，比大公司中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增加。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有12个，接近一半。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希腊和墨西哥，都为1.00，其次是香港地区和阿根廷，分别为0.90和0.80;以色列、意大利和瑞典都为0.60，澳大利亚、法国、韩国、葡萄牙和瑞士都为0.50。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的国家有15个。其中，比例最高的也是希腊和墨西哥，都为1.00，其次是香港地区和新西兰，分别为0.90和0.86，阿根廷、意大利和韩国都为0.80。
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中等规模公司的比例均值分别是0.2370和0.1074，比大公司中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降低。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的国家只有6个，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美国，为0.90。
中等规模公司中，国家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1507和0.1619，其他三类公司所占比例合计16%左右，与大公司同类比例差异不大。可见，中等规模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低，公司财富主要集中在终极所有者手中，尤其是家族控制者手中。
La Porta et al.的研究发现，除极少数国家外，现代公司并非普遍为广泛持有型，而是集中在以家族或国家为代表的终极所者手中。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及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程度影响着公司广泛持有度，即影响着公司终极所有权的分布状况[5]。表3将不同公司规模及不同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对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的影响进行了对照。
我们比较公司规模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为0.3648，中等规模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0.2370，低于大公司的广泛持有度;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为0.2407，中等规模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为0.1074，也低于大公司的广泛持有度。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的广泛持有度越高，非广泛持有度越低，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受公司规模的影响。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程度对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的影响来看，大公司在20%投票权阈值下，12个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的广泛持有持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是0.4792，15个法律保护不健全国家或地区的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0.2733，显著低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表3数据显示，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程度对中等规模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的影响与对大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的影响相同，即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比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的中等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更高。
Claessens et al.[6]以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的2980个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东亚地区公司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布状况，在终极所有权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Claessens et al.[6]采用La Porta et al.[5]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见表4。
Claessens et al.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在20%还是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除日本外，东亚其它8个国家或地区以家族控制型公司为主。其中，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五国和地区的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都在55%以上，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在44%以上，日本的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最低，仅为9.7%。在10%的阈值下，韩国和台湾地区家族控制型公司的比例都有显著增加;泰国和马来西亚家族持控制型公司比例有所降低，但降低幅度较小;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所有权分布在两个控制水平下，比较稳定[6]。
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除了日本和韩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普遍较低。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日本的广泛持有度为42.0%，韩国为14.3%，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广泛持有度都低于3%。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日本的广泛持有度为79.8%，韩国为43.2%，台湾地区为26.2%，菲律宾为19.2%，马来西亚为10.3%，其他四国和地区均在7%以下。在20%的阈值下，日本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增加，这与La Porta et al.[5]对日本公司终极所有权的结构分布研究结论一致。
Claessens et al.在10%和20%的阈值下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国家控制型公司总体较低，只有新加坡超过了23%。广泛持有金融公司和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都较低[6]。
总之，Claessens et al.的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除日本广泛持有度较高外，其他国家公司的终极所有权集中度高，公司以家族控制型为主，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6]。这一研究结果也不支持Berle和Means公司所有权广泛持有的观点，证明现代公司终极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集中[1]。
Faccio和Lang[7]以西欧13个国家或地区的5232个公司为样本，对西欧公司的终极所有权状况进行了研究，是终极所有权研究中另一重要文献。Faccio和Lang[7]比La Porta et al.[5]研究的样本公司的范围更广，不仅研究了非金融公司，还研究了金融公司;不仅研究了大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还研究了小规模公司。Faccio和Lang[7]对样本公司的类型划分包括La Porta et al.[5]划分的广泛持有型、家族控制型、国家控制型、广泛持有金融公司控制型、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和其他组织控制型六种外，还包括交叉持股型。Faccio和Lang[7]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的研究结果见表5。
表5的数据显示，西欧13个国家以家族控制型公司为主。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为44.29%。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以广泛持有为主外，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公司以家族控制为主。13个国家有7个国家(即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超过了50%，芬兰、瑞典和瑞士所占比例在40%与50%之间，余下的挪威、爱尔兰和英国所占比例分别为38.55%、24.63%、23.68%。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是36.93%，其中，英国和爱尔兰两国公司广泛持有度最高，分别是63.08%和62.32%，瑞典为39.18%，挪威为36.77%，其它国家都在30%以下。西欧地区国家控制型、广泛持有控制型和其他组织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的均值较低，分别为4.14%，1.68%，3.43%，广泛持有金融公司控制型所占比例相对前三类高，为9.03%。交叉持股所占比例总体较低，所占比例最高的德国和挪威也仅占2.62%和2.27%，有接近一半的国家交叉持股比例为0。
与La Porta et al.[5]的研究相同，Faccio和Lang[7]也在10%的阈值下对西欧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列出各国的具体数据;但是，对西欧13个国家的样本均值数据表明，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降至14%，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增加至56%。也就是说，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西欧国家的公司中家族控制型所占比例超过了一半，是最主要的公司类型。
Faccio和Lang[7]研究了公司规模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与La Porta et al.[4]研究不同的是，其不仅研究了大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还研究了小公司，研究结果见表5，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西欧13个国家中，广泛持有型公司占大公司、中等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比例的均值分别是45.24%、29.28%和25.32%。可见，总体上规模越大的公司，广泛持有度越高，这一结果也与La Porta et al.[5]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是，澳大利亚、挪威和葡萄牙三个国家例外。澳大利亚三种规模下公司的广泛持有度区别较小，挪威则是小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最高的，葡萄牙则是中等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最高，其他国家大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比小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更高。Faccio和Lang[7]还研究了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的区别，研究结果见表5。研究发现，西欧地区13个国家广泛持有型公司占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比例分别是39.92%和36.39%，金融公司广泛持有度比非金融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更高。
Fan和Wong以东亚7个国家或地区(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泰国)977个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东亚7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权结构，研究发现，除了日本所有权分散外，其他6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权结构集中程度高[13]。这一研究与Claessens et al.的研究结果一致[6]。
上述文献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终极股权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文献对特定国家的终极控制股股权结构进行了考察。例如，Aldrighi研究了巴西-间公司的终极所有权状况。统计数据表明巴西广泛持有型公司少，家族控制型公司在非广泛持有公司中所占比重最大，至20每年都超过了50%。其次，外资控股型公司所占比重较大[10]。Chernykh以俄罗斯-年间145个公司的435个公司年为样本，研究了俄罗斯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形式。研究发现，俄罗斯存在非常不透明的公司所有权现象，一些公司表面上是广泛持有型，而实质上存在终极所有者，只是无法追溯而已。比如，俄罗斯存在通过任命或是国外投资公司的形式隐盖其真实身份以达到私有目的的个体投资者[11]。与La Porta et al.[5]、Claessens et al.[6]和Faccio和Lang[7]等对公司终极所有者类型划分不同的是，Chernykh将终极所有者分为国家(state)、匿名型终极所有者(anonymous ultimate owners)、其他组织型终极所有者(miscellaneous ultimate owners)和不知名型终极所有者(unknown ultimate owners)四类[11]。其中，匿名型终极所有者(anonymous ultimate owners)是指那些可以追溯其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但无法追溯其个人身份的所有者;不知名型终极所有者(unknown ultimate owners)是指那些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者无法追溯的所有者。鉴于俄罗斯的所有权高度集中和划分少数与绝对多数控制权的需要，Chernykh分别以25%和50%作为投票权阈值。其研究发现，俄罗斯的终极所有权高度集中。在25%的控制水平下，有84.6%的公司存在终极控制者;即使在50%的控制水平下，也有接近一半的公司存在终极控制者。在四种类型的终极所有者中，国家控制型公司所占比重最高。在25%的阈值下，国家控制型公司达到57.5%，在50%的阈值下，该比例也达到了37%。其次是匿名型所有者所占比重较高，不知名型和其他组织型所有者比重相对较低[11]。
国内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终极控制股东(如Chen et al.;Fan et al.;刘芍佳等;叶长兵和郭萍等)[14-17]。其中，甄红线和史永东对截至年底133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国家与自然人是最主要的终极控制股东，金融组织和境外投资者发挥的作用微小。在20%的投票权下，89.02%的上市公司存在终极控制者，其中，国家控制型公司占59.73%，境内自然人占27.47%。自然人作为终极控制股东控制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上市公司，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民营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且，终极控制股东所持比例较高[12]。刘芍佳等研究的中国上市公司发现，平均而言，每个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该公司约44%的股份[16]。叶勇等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7.84%[18]。
国内外研究发现，除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少数国家外，世界其他国家非广泛持有公司普遍存在终极控制者，终极控制者以家族为主，中国则以国家终极控制为主。研究表明，现代公司终极股权并非广泛持有，而是相对集中。股权结构特征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追溯终极控制股东对间接股权结构进行研究突破了直接股权研究的局限，更能揭示控制股东尤其是终极股东的动机与行为，更好地为现代公司治理服务。
二、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状况
现代公司股份不是广泛持有，而是主要集中在以家族或国家为代表的终极控制者手中。终极控制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学者们以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分别度量终极控制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以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的比值度量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其中，现金流量权指每条控制链上持股比例乘积之和，控制权指每条控制链上最小持股比例之和。研究发现，公司终极所有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普遍存在，现金流量权小于投票权。Claessenset al.[6]对东亚地区2611个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状况进行了统计，统计数据见表6。
表6的数据显示，东亚地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现象普遍存在，且分离度较高，平均值是0.746。表6数据反映出东亚地区各国或地区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度差异较大，分离度最大的是日本(0.602)，其次是印度尼西亚(0.784)和新加坡(0.794)，菲律宾(0.908)，泰国的分离程度最小，为0.941。
Claessens et al.深入研究了东亚地区非广泛持有公司中，公司控制类型及公司规模对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日本、新加坡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家族控制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最大。在日本，广泛持有金融控制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最大(0.495)，而在新加坡则是国家控制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最大(0.685)。同为家族控制型公司，各国家或地区不同公司规模的分离程度差别较大，例如，香港地区、日本、菲律宾的小公司的分离程度最大，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则是大公司的分离程度最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中等规模公司的分离程度最大[6]。
Faccio和Lang[7]对4806个公司终极所有者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进行了研究，两权分离情况见表7。
Faccio和Lang的统计数据发现，西欧地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普遍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平均值是0.868，现金流量权总体上小于控制权。其中，分离度最小的三国是西班牙(0.941)、法国(0.930)和葡萄牙(0.924)，分离度最大的三国是瑞士(0.740)、意大利(0.743)和挪威(0.776)，分离度最小的西班牙(0.941)与分离度最大的瑞士(0.740)相差0.201[7]。
Chernykh研究发现，俄罗斯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显著。在25%的控制水平下，俄罗斯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分离度是0.66;在50%的控制水平下，分离度是0.62。这一比值低于了西欧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般水平，比值越低，分离度越大[11]。Chernykh认为以上两权分离度的估计值存在低估的可能。因为俄罗斯公司控制链的透明度极低，而且存在无法追溯被任命型和国外投资这些附属公司的情况。但是，即使这样保守的估计值足以说明俄罗斯公司终极所有者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度较高[11]。
Bany-Ariffin et al.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该国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平均分离程度是0.4216，分离度较大[19]。
表8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的均值为0.796[20]。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的平均水平介于西欧和东亚国家之间。其中，在西欧和东亚共22个国家中，比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大的国家有14个，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比多数其他国家的同类指标值更大。研究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主要通过金字塔股权安排分离两权(如甄红线和史永东;刘芍佳等)[12][16]。
上述研究表明，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现象普遍存在。家族控制型公司的分离度总体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司。终极所有者通过较低的现金流量权获得较高的控制权，从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终极所有者主要通过哪些方式使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从而集中控制权呢?以下对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的方式进行文献回顾。
三、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的方式
学者们研究发现，公司终极所有者实现投票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即两权分离)的方式主要有金字塔结构、同股不同权、交叉持股、唯一股东控制和所有者参与管理等。
第一，金字塔结构方式是各国家公司终极所有者使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最主要的手段。(La Porta et al.;Claessens et al.;Aldrighi;Chernykh)[5-6][10-11]。金字塔结构是指一公司持有另一公司的主要股份，而另一公司又持有第三个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一过程可以重复多次进行。Fan和Wong研究发现，当“两权”未分离时，达到有效控制后的现金流量权的增加同时增加协同效应和壕沟效应;当“两权”分离时，终极控制股东以较少的现金流量就能获得有效控制，现金流量带来壕沟效应而非协同效应。“两权”分离度越大，控制股东剥削其他股东的诱因也越大。当法制不健全，大股东的控制权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时，大股东就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转移公司资源。终极控制股东为了谋取控制私利，常通过增加金字塔层级分离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终极控制股东可以通过提前确认收益，延迟确认损失，增加会计利润以掩盖真实的公司业绩。现金流量权是终极控制股东最长控制链上投票权乘积之和。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字塔层级增加，现金流量权减少，终极控制股东操纵财务报告和会计政策的动机降低，会计稳健性可能提高[13]。杨克智和谢志华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金字塔股权结构中，终极控股股东持股比率(即现金流量权)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另一方面，金字塔层级增加导致“两权”分离度提高，终极控制股东以更少的现金流就能控制投资组合企业，由于控制权所获得的转移公司资源利益大于由于现金流量权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当金字塔层级增加时，“两权”分离度的提高增加了控制股东的掠夺动机和能力[21]。
La Porta et al.的研究数据发现，在拥有终极所有者的样本公司中有26%的公司通过金字塔结构方式控制公司。其中，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12个国家或地区比例为18%，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15个地区的比例为31%。同时说明健全的法律保护对公司采用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的行为有约束作用。通过金字塔结构方式控制公司比例最高的是比利时(79%)，其次是以色列(53%)和瑞典(53%)，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和葡萄牙四国的比值都在40%以上[4]。Claessens et al.的对东亚地区采用金字塔结构方式控制公司的研究发现，东亚地区非广泛持有型公司中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的比例占38.7%。其中，印度尼西亚最高(66.9%)，其次是新加坡(55%)和台湾地区(49%)[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也是西欧公司中使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重要方式。西欧地区样本国家中平均有19.13%的公司采用金字塔结构，其中最高的是挪威(33.90%)，其次是比利时(25.00%)和德国(22.89%)，最低的是芬兰(7.46%)[7]。Aldrighi[10]对巴西的研究发现，50%左右的公司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虽然19至2002年间有下降的趋势，但金字塔结构仍旧是巴西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权的重要手段。Chernykh[11]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是俄罗斯加强控制的主要手段。Bany-Ariffin et al.实证研究了马来西亚公司的金字塔结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如何使终极所有者为了自利且避免惩罚而控制公司的资源。研究结果发现，马来西亚的公司采用金字塔结构加强控制的程度较高[19]。
梁利辉[22]等对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金字塔股权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见表9。
从表9可见，国有和非国有金字塔股权结构公司的平均层级分别为1.94级和1.60级，与刘运国和吴小云的统计结果一致。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为2级的公司所占比例最大，为42.86%;其次是1级，占36%。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为1级的公司所占比例最大，为59.44%;其次是2级，占27.77%。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为1级和2级的样本量占各自总体的累计比重分别为78.86%和87.21%。表9反映出，我国金字塔股权结构公司中，控制股东主要通过1―2两个中间公司控制上市公司，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安排差异较大，非国有上市公司平均金字塔层级更低，低层级公司所占比重更大[22]。
第二，同股不同权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用以加强控制的手段之一。La Porta et al.研究发现，27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平均18.56%的资本控制着20%的投票权。其中，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12个国家平均19.65%的资本控制着20%的投票权，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15个国家平均17.69%的资本控制着20%的投票权。爱尔兰、日本、新西兰、新加坡、英国、希腊、以色列和葡萄牙等国不存在同股不股权现象。同股不同权现象比较严重的是瑞典、西班牙和丹麦[5]。Faccio和Lang对西欧1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西欧的一些国家禁止发行二元化股份或限制发行二元化股份的比例。瑞典和芬兰规定了最低投票权限额，但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瑞典公司发行二元化股份的比例最高(66.07%)，其次是瑞士(51.17%)和意大利(41.35%)。最低的是葡萄牙(0.00%)、比利时(0.00%)和西班牙(0.16%)[7]。
第三，交叉持股也是公司加强控制的方式之一，但较少公司采用，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限制使用交叉持股。交叉持股指一个公司沿着控制链进一步持有同一集团内另一公司的股份(Claessens et al.)[6]。La Porta et al.[5]研究发现，除瑞典和德国等少数国家外，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较少采用交叉持股方式。在20%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中采用交叉持股的公司仅占3.15%。同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法律限制交叉持股控制公司的国家交叉持股现象更普遍。如德国法律限制交叉持股，但该国通过交叉持股控制公司的比例是27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最高的，达到20%。Claessens et al.研究发现东亚地区采用交叉持股的公司占10.1%[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西欧13个国家的公司采用交叉持股的仅占0.73%。Chernykh研究发现，俄罗斯在50%的投票权阈值下，采用交叉持股的公司比例为6%，其中私人控制公司较多采用此方式[11]。
第四，成为公司唯一控制者是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权的另一种方式。Faccio和Lang[7]及Claessens et al.[6]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限定为至少持有10%投票权的股东，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股东，就称公司为唯一控制型公司。唯一控制型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为不受其他势力较大股东的影响，很容易控制董事会从而加强公司的控制。如果存在这样的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度就会受影响。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Claessens et al.研究发现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非广泛持有型公司有67.8%的公司通过成为公司的唯一控制者控制公司[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西欧国家的非广泛持有型公司有53.99%的公司是唯一控制型公司[7]。
第五，公司所有者参与公司管理是公司加强控制的重要方式。所有者参与管理是指所有者的成员成为公司的总裁或董事会主席、名誉主席或副主席。大量的研究发现，家族控制型公司的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La Porta et al.研究发现，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在20%投票权阈值下，平均有69%的家族控制型公司的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意大利和瑞士达到100%[5]。Claessens et al.研究发现，东亚地区所有者参与管理公司的平均比例达57.1%。其中，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台湾地区超过70%[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西欧国家所有者参与管理的公司平均比例达68.45%。其中，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英国、瑞典、意大利和瑞士超过70%[7]。
梁利辉[23]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方式、股权结构以及是否指定管理层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见表10。
表10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方式单一，主要通过直接控制、金字塔控制和交叉持股控制三种形式控制上市公司。其中，金字塔控制是最主要的控制方式，占75.95%;其次是直接控制，占23.81%;交叉持股方式最少，不到1%。从控制权来看，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都在36%以上，其中，交叉持股方式最高，近45%。在现金流量权方面，三种控制方式的差异较大，直接控制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最高，近40%，金字塔持股最低，为27%。直接持股两权未偏离，交叉持股控制和金字塔持股控制两权偏离且偏离度相近，都在10%左右。表1还呈现出民营上市公司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指定管理层，即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在控制链条公司里任职。在直接持股方式中，有93%的民营上市公司指定了管理层，金字塔持股上市公司指定管理层的公司达到71%，交叉持股上市公司最少，但也达到了44%。表10反映出实际控制人通过集中股权、操纵管理层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23]。
本文根据国内外经典文献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进行了文献回顾。研究发现，除英、美和日等少数国家终极股权相对分散外，其他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终极股权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集中。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终极股权结构的研究推翻了Berle和Means[1]提出的股权广泛分散的观点，为现代公司治理和研究指明了方向。国内外主流文献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而且通过层层金字塔股权结构，以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实现两权偏离，易于产生掠夺外部投资者(中小股东/债权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现有文献研究还发现，终极控制股东通过同股不同权、交叉持股、成为公司唯一控制者和参与公司管理等手段加强对公司的控制，获得超额控制利益。终极控制股权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终极控制股东的动机与行为。
①广泛持有型公司指公司终极股权高度分散，不存在终极控制者的公司。
②非广泛持有型公司指公司终极股权相对集中，拥有终极控制者的公司。
③表1中第一个均值指12个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各类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
④表1中第二个均值指15个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各类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
⑤表1中样本均值指27个国家或地区各类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
⑥Faccio和Lang(2002)研究发现西欧地区两权分离度的均值是0.868，Claessens et al.(2000)研究发现东亚地区两权分离度的均值是0.746。
⑦两权偏离度以现金流量权/控制权表示，比值越大说明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越小。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参考标准 篇7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 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当前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共识: 一是混合所有制能够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二是混合所有制有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两点都是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说的,然而发展混合所有制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应该服从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不仅要有利于国有经济,同时还要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方面讨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问题。要实现 “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首先要分析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差别,明确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所在,才能设计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虽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明确的,但还需要明确便于参考的、可操作的中间目标以制定具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为了混合而混合。
2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参考标准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是当前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具体来说, 哪些行业应该率先推进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比例如何设定,资本成本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参考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标准,因此资本成本应该被设定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参考目标和重要评价标准。
资本成本是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是公司筹资决策、 投资决策、股利分配决策以及公司评价经营绩效的基本参考标准,也是评估公司价值的重要参数。在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过程中,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的底限,只有投资于预期收益超过其资本成本的项目才能增加企业的价值。企业的投资机会是边际收益递减的,企业在投资时会首先选择预期收益最高的项目,然后再选择收益次高的项目,因此企业投资机会集的收益率是随着投资规模的增加而下降的。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却是边际递增的。企业会首先使用融资成本较低的内部和债权资本, 然后才会选择成本相对较高的股权和外部融资。因为投资收益随着投资规模扩大递减而资本成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递增,因此必然存在使得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的最优投资规模。因为国有资本的要求回报率小于私人资本的要求回报率,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获得国有资本投资和获得私人资本投资所要付出的成本是不一致的,因而最优投资规模也是不同的。
作为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企业根据其获得资本的成本和预期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做出生产决策。只要预期收益超过资本成本,企业就会进行投资。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低,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影响企业资本成本水平的不仅有社会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情况,还包括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大小以及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等因素,因此,储蓄率高的国家未必资本成本就低。当一国的资本成本总体水平发生变化时,将会引起投资总体水平的变动,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改变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资本成本不仅是个重要的微观概念,其对宏观经济也有重要的影响。
3资本成本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资本成本是微观经济决策的重要标准。近年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不仅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更多地讨论制度、文化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产权保护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理解为这些制度对资本成本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要受到其承担风险的程度。当预期风险相同时,投资者往往选择收益较大的项目; 而在预期收益相同时,投资者通常选择风险较小的项目。因此,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与其预期的风险是线性相关的,即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取决于风险的大小。各种制度因素会影响资本投资的预期风险,从而影响资本成本的总体水平。例如,法律执行薄弱的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通过收取较高的利率来弥补因承担高风险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综上,提出一个假说: 在投资机会集不改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低,经济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资本成本是微观经济决策的重要标准。边际递增的资本成本和边际递减的投资收益决定了市场存在着最优的投资规模。笔者曾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1990—2013年国别数据,通过面板模型时点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资本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关系。股票指数变化率与实际利率相比具有更大的估计系数和拟合优度,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资本成本总体水平比单纯的利率有更强的影响和作用。在投资机会集不改变的情况下,较低的资本成本能促进经济更快的增长。
4结论与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明确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和特点,做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把握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把握资本成本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评价标准,才能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权的比例要依据行业特点来决定。国有资本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要把更多的国有资本投向经营风险较大或者预期回报率低的行业。国家安全及公共服务领域比较容易界定,而从一般竞争行业中界定出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则不容易。民营资本具有追求短期利益的特点,因此对长期和大型项目的要求回报率较高,造成民营资本对这些领域投入的不足,而这些领域就有可能包含重要前瞻性战略性行业,因此国有资本要更多地进入民营资本要求回报率较高的这些行业,而经营风险较小的即民营资本要求回报较低的行业可以更多地由民营资本来承担。
第二,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国家调控经济周期的工具,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应当考虑经济周期的因素。 民营资本的所有者并非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受到信心、欲望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决策个体对风险的估价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较大波动。因此,国有资本一方面要多进入那些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的行业和领域; 另一方面,在经济波动时,通过对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股权比例调整来稳定资本成本总体水平。在经济不景气阶段,民营资本要求回报较高、投入不足时增加国有资本的总体投入; 而在经济繁荣阶段,民营资本要求回报较低、投入较多时,要减少国有资本的规模,防止经济过热。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参考行业和企业的生命周期。 根据行业生命周期理论,行业的发展周期主要包括幼稚期、 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发展阶段。处于幼稚期和成长期的企业经营风险大、收益低,国有资本应多进入这些行业; 当行业进入成熟期后,经营风险变小、收益率提高,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成本差异变小,因此国有资本的投入可以减少或者退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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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的机遇 篇8
按照这一思路，国资委的定位要从“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型，从具体管人、财、物，转向金融股权管理。针对目前央企存在的行业布局结构不合理、内部资源配置有待优化、部分央企实力急需提升等问题，一方面要“放得开”，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激发央企的活力；另一方面要“抓得住”，通过撬动和放大，对更大的资本规模形成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再纠缠于央企、民企之间的概念区分，而是形成混合所有制，央企变形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
政府虽然早有开放一些垄断领域给民营资本的考虑，但自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以来，未有实质性的进展。民营资本想要参与国企改制重组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担心作为出资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会被国企吃掉。或者，即使民营资本成为大股东，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却不在自己手中。所以，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垄断行业、参与国企的改制重组，是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障碍。
其实，不妨“先易后难，聚焦增量”。混合所有制是国资与民资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混合。既要允许民营资本控股国企，民企也要积极吸纳国有资本进入。只有不断降低国民经济中的总体国有股权比例，才能将国企真正变为市场化企业。这种安排对于大型央企有一定难度，但是地方国企可能成为突破口，比如天津泰达集团于2004年4月全额认购万通地产增发的3.08亿股。入资后，泰达集团拥有万通27.8%的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但万通董事长冯仑保留其职。天津泰达作为出资人没有干涉管理层的经营，维持了企业的持续增长。
同时，国资和民资的合作可以聚焦在新的业务领域。例如民生银行的“民资组团”模式，也可以发生在国资和民资之间，双方共同出资投资新的产业。针对民企的融资问题，民生银行模式打破国有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中求得发展，在以国有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为民营企业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民生银行虽然现在全部是民营资本，在未来不妨也引入国有资本，共同探索新的业务领域，重做新业务增量。另外，国企也可以先在一些项目做混合试点。比如，随着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开放，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通的冯仑等企业家成立了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并设想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医疗健康产业园区，这也是一种国与民相互混合发展的探索。
未来，随着国有企业定位的变化，混合经济实施的难度将逐渐降低。国企的定位主要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公司”形式为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强调产业和金融的结合，国有资本公司将更侧重投资而不是自己经营。至于哪些产业需要投资、哪些产业需要运营，则需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甄别和筛选。发展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调整是关键。除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都可以考虑混合经营。
国企改革下一步的目标，无疑是更加市场化，让国资、民资公平竞技。“资本管理”导向的国有资本管理模式要求以往相对一体化经营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与民营资本融合，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这样，国企与民企才有公平地位，可以相互投资，然后逐步融合，实现公平竞争。
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概念，虽然提出已有些年头，但效果一直乏善可陈。这次，被三中全会公告再次隆重祭出，将成为深化国企改革一个新的契机和路径。旗帜之下，咸与维新，也许能走通国有资本和市场化并举的中国特色之路。
[编辑 代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