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司法服务(通用9篇)
金融司法服务 篇1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关于金融服务“三农”
所需司法保障情况的报告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
银行法律风险主要是银行因其经营活动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我们把这种法律风险称为运营法律风险。银行因运营法律风险而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也可能是行政或者刑事责任。此外,银行法律风险还包括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如法律的变化、法律的空白、法律冲突、法律模糊也可能给银行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这种情形就属于环境法律风险。
而在银行“三农”业务领域,由于现有外部法律环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为银行经营带来了潜在的障碍和风险。
若干法律障碍
一是法律滞后。在“三农”金融领域,“三农”产品的推广和适用上欠缺有效担保方式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这致使银行的部分贷款背离担保实质而流于形式。而在当前法律环境中,银行传统的几种担保方式真正较普遍用于“三农”信贷产品的唯有保证担保。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物权法》对农村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仍然采取了限制抵押的立法态度。《物权法》(第133条)仅针对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四荒”地的土地使用权规定了“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仅有“四荒”土地使用权和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所占土地可用于抵押,而对于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禁止抵押(第184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明确了荒地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予以抵押(第180条),因此,农村及农户拥有的多数具有融资价值的土地权益在现有法律环境中不能用于抵押。
第二,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属于《物权法》的规制范围,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创设物权的标的、方式、种类、期限等都必须由法律设定,也就是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对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对其进行修改和解释。故即使是经过调研论证认为可行的创新模式试点也可能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要负担较大的违法成本。
而就动产质押而言,一般农户并不能提供与贷款价值相当的非低值易耗品用于质押,即便有这样的财产,农户也不会因转移占有而牺牲对其使用收益的权利,而银行也会增加对质押品的保管成本和损坏风险;就权利质押而言,就调研范围内的农户来说,一般均拥有存折或定期存单等债权凭证,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生产经营或消费需求时才具有融资借款的需求,因此,存单等权利质押也不能成为一般农户以及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县域区域“三农”信贷业务的主流担保准入方式之一。
二是法律模糊。在此列举几个具体例子。第一,关于农房抵押的效力问题。《物权法》规定,建筑物及其地上附着物可以抵押(第180
条),农房属于建筑物,但同时该法又规定宅基地(第184条)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而农房建于宅基地之上。《物权法》规定,乡镇企业厂房与其占用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作“地随房走”一体抵押,而针对农房抵押的情形未作类似规定。因此,对农房和宅基地抵押关系的法律规定并不明确,接受农房抵押仍然潜在一定的法律风险。第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按《物权法》第184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禁止抵押的财产范畴,依照《物权法》第180条“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的规定,似乎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但因法律模糊,操作起来风险很大。三是法律漏洞。现有法律对可予以抵押的农村资产、资源缺乏相应操作规定。虽然一些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就某些资源、资产的抵押登记机关、登记事项以及确权方式自行确立了一套规则。但《物权法》明确了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等登记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确定的原则。因而,部门规章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文件所作的规定,非经法律或行政法规追认其效力待定,可能导致相应抵押登记效力待定的法律风险。
对策与建议
第一,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一方面是建立商业运作型的担保公司,并由政府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形成风险补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股份合作制的农贷担保公司,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运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建立互助性质担保基金,为成员贷款提供担保;此外,还应由政府出资建立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因自然灾害引发的担保代偿实行补偿机制,支持各类担保机构开办农业贷款担保业务。
第二,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为从事三农金融服务的主体提供更为宽松的外部法律环境。呼吁立法部门加强法律保障措施的研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住房的产权登记及流转制度进一步完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房地产登记制度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明确只对房屋或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的,与房屋相应的土地或与土地相对应的房屋应当作为抵押财产;财政、工商、国土等行政部门也应为金融服务提供便利,尽快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关部门应依法主动承担登记责任。改善金融环境,尤其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完善农户、农村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第三,建议开拓新的担保方式。产品的创新首先应着眼解决有效担保稀缺的问题,银行涉农贷款担保方式是制约服务“三农”工作的瓶颈,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涉农贷款担保制度,减少贷款风险,建议协调国务院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产权登记制度,扩大抵押物范围;建立健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住房、宅基地、林地等的产权登记,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证书,增强农民在融资过程中法律效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生产要素;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担保体系,解决农户融资担保难的问题,使面向“三农”,服务“三农”工作的有序开展得到法律支持。
第四,建议银行健全法律风险防范体制。首先应完善授权管理制度,适当下放权力,完善“三农”信贷业务流程,坚持“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的原则,将一定比例和品种的 “三农”信贷业务审批权授予县域机构,以提高“三农”业务的运作效率和评审质量。同时,要在风险可控、需求真实的前提下,下达业务任务目标,以实现“三农”业务保质保量的发展,确保涉农信贷业务“办得快”、“管得住”、“收得回”。其次,应健全完善法律咨询和审查制度,对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等事项进行法律风险、法律隐患和法律漏洞等方面审查并加以揭示,提出防范措施和建议,保障经营活动和业务事项的合法合规。第三,应加强预警报告制度。将信贷管理系统的在线监测和现场检查相结合,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借款人出现的偿债能力问题,及时研究制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措施和办法,最大限度的保障银行贷款的安全。第四,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提升全体员工依法经营的理念,增加员工合规经营、合规操作意识,预防法律风险的发生。
金融司法服务 篇2
2013 年, 某银行客户宋某计划购买一款信托产品, 出资50 万, 产品期限1 年, 预期收益率10%, 4 月7 日下午4 点是此产品的募集截止时间。宋先生于4 月7 日中午1 点持50 万现金至某行办理跨行转账业务, 办理完业务后直到下午4 点宋某发现资金仍未到账, 多次催促银行柜员查询原因, 银行柜员以客户资料填写错误、系统出现故障等理由进行了答复, 但未进行核查。直至下午6 点某行才告知宋某转账未成功的原因是柜员将支付行号写错。但信托产品募集期限已过, 宋某未购买成功, 错失投资机会, 之后多次与某行协商赔偿方案未果, 遂向当地人民银行投诉。
在投诉处理中, 某行承认因行员操作失误导致宋某大额转账未及时到账, 答应给宋某进行赔偿, 但某行与宋某就具体的赔偿金额并未达成一致。双方多次磋商后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降低, 人民银行居中进行了调解, 但双方考虑到人民银行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担忧达成调解协议后对方反悔无法执行, 又由于诉诸司法成本较高, 双方都不愿提起诉讼、仲裁。因此, 争议被搁置, 目前尚未得到解决。
通过分析以上的案例不难看出, 在金融消费领域, 可供金融消费者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有限, 现有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渠道难以有效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二、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 替代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 一般是指除法院诉讼以外的所有非诉讼解决方式, 表现为和解、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合意性、折中性, 主要以和平方式化解矛盾, 减少冲突和对抗, 可以最大限度节约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而目前, 我国替代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健全, 协商、调解、仲裁等机制也存在很多问题, 诉调对接没有形成有机整体。加之,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处理结果缺乏法律保障、对当事人约束不足, 金融消费者选择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性不强, 纠纷解决方式仍以诉讼为主, 有的甚至不诉诸法律渠道, 直接通过向媒体披露、进行信访控告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施压以期满足其要求, 这不仅加剧了双方的冲突对抗, 也不利于金融稳定。
(二) 金融消费纠纷的处理效率有待提升
从人民银行受理投诉情况看, 金融消费纠纷内容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个案情况看, 消费者大多是自然人, 一般涉及财产金额小, 一旦产生纠纷, 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成本高, 对消费者而言耗时耗力。例如, 近年来投诉比较多的小额存款继承取款难问题, 由于支取小额的继承资金公证费用高、程序繁琐, 极易产生纠纷, 而解决这类纠纷缺乏简便、高效的渠道, 通过诉讼可以得到最终解决, 但时间长、费用高, 处理效率大打折扣。
(三) 金融消费纠纷中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尚需充分发挥
很多金融纠纷专业性较强, 而一些消费者的金融、法律知识有限, 对于产生的金融纠纷, 消费者倾向于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目前, “一行三会”在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解决金融消费者纠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还是存在局限性。“一行三会”是行政管理部门,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无权对纠纷双方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再分配进行裁决, 在处理纠纷中不能介入金融机构的决定、不能裁决纠纷, 只能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督促金融机构处理投诉,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 效果不明显, 有的金融机构出于声誉风险考虑满足了金融消费者的部分不合理诉求, 有的金融机构则“店大欺客”不甚公平地应对消费者, “一行三会”作为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强化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当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产生纠纷时, 若双方协商不成, 在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中, 由专业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可作为最优选择。理由如下:
(一)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法律依据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 第194 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对于本条中适用范围的理解, 也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规定:“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 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中“一行三会”作出的调解协议, 作为“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应纳入确认调解协议案件适用范围之内。
(二) 较之其他解决方式,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金融机构内部处理、与消费者协商的方式成本低、效率高, 但主要依靠机构内部的纠错机制, 在消费者心中容易产生金融机构“内部包庇”的想法, 消费者满意度不高。行业协会虽然也建立了投诉处理机制, 由于行业协会宗旨主要在于促进全体成员的集体利益, 解决纠纷仅仅是其职能之一, 其中立性、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选择金融仲裁程序, 则需要争议双方提前达成协议、确定仲裁机构, 这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而言选择有限, 尤其是对单价不高的金融产品纠纷更是如此。诉讼方式更是自不待言。较之以上的纠纷解决方式, 由专业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方式, 简化了纠纷处理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具有简洁高效、易获得消费者认同的特点。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较之和解协议, 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法院裁定更加便于执行, 还可以免却诉讼中作为被告而产生的声誉风险。
(三) 调解方式可以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纠纷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 金融活动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日益紧密, 金融消费者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因涉及自身财产、消费者对于解决金融纠纷相当迫切, 对于高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较大期待, 而调解方式则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 新型领域金融产品和衍生服务中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这类纠纷专业性强, 对裁判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较之法官、仲裁员, “一行三会”的监管人员具有更好的专业优势, 同时“一行三会”熟悉本地区实际情况、拥有调查分析手段, 可以迅速介入、查清案情,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方式的建议
(一) 建议加强与法院沟通, 推进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
建议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加强与各地法院的联系沟通, 推进开展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试点, 确定基层试点法院及人民银行调解组织, 开展试点工作。待试点经验成熟后, 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 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确认内容及程序等。
(二) 建议规范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程序
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中, 法院审查的是调解协议而非案件本身, 主要是审查调解程序的合法性。因此, 建议规范人民银行调解程序, 在调解中坚持双方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 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 则不得调解。注重调解内容合法、不损害公序良俗, 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纠纷,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耐心疏导, 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 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的内容也要明确、具有执行力。
(三) 建议制作格式统一的调解协议
金融控股公司法立法研究 篇3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分业监管;金融综合经营
一、金融分业经营的分析
金融分业经营的优点在于风险的有效管控,何谓风险的有效管控,主要系指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分业经营可以筑起防火墙并使金融监理易于落实管理,金融业业者亦专心经营于本业,不容易发生道德风险与利益冲突,这是为何采取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原因。当然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同时,金融业要发挥综效较为困难,即资源整合。究竟是要迎向国际化建立强而有力的金融产业,还是求内部的稳定发展,以内需为导向的金融产业,都涉及金融政策的决定,当然这中间也有折衷的作法,如何来运行,有待全方面的考量。
二、金融综合经营的分析
金融综合经营即金融业者可同时兼营多项业务,兼营的方式有许多,通过转投资的方式或自身兼营的方式,综合经营可增加业者本身多元化的经营,提升金融业者的获利和资源综效的功能,对于提升竞争力有很大的帮助,但其缺点如分业经营的分析,其容易产生经营风险,且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有可能产生金融托拉斯的情况,而金融业者在这些资源整合和集中的情况下,其本身就拥有庞大的市场支配力,甚至有垄断力。试想有一金融业者其本身有银行、证券和投资等机构,通过资金流的影响,这个金融业者的支配力将是十分巨大,再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兽,国家是否有能力去监管,一旦这样的金融业者发生道德风险,产生巨额的亏损时,其影响将十分巨大,而这也是对于金融综合经营的论者所持最重要的反对理由。
三、法律成本分析
金融业采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或是采综合经营统一监管何者较为妥适,作者认为无一定论,各有其优劣,法律是服务于社会,究竟法律要采哪一方式来做规定,需视社会的需求,从法律成本分析而言,任何一项法律的规定背后都有其成本的支出,如果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其所支出的成本便是政府必须针对各行样别,成立个别的监理机构,如我国的一银三会,且金融业者只能经营其本身的业务,其业务经营有其限度,要扩大规模发展有其难度,这便是机会成本的选择支出,但相对的选择综合经营其成本的支出便是为了防止经营风险的增加,政府必须加大金融监理的力度,同时承担综合经营所容易产生的关联经营风险。
因此,法律成本分析和未来国家发展目的就十分重要,世界潮流而言,欧美的金融业者朝大者恒大的局势发展,我国的金融业者必须面对此一趋势和挑战,适度的允许金融业综合经营势在必行,如此才能壮大我国的金融产业,使我国金融产业可以面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挑战。但就法律成本的分析而言,任何的制度确立,都有其成本的支出,而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循制度去做最佳性的调整,制度的确立会影响市场的发展,且确立制度,势必会支出相应的法律成本,而要有效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作者认为金融控股法的引进和立法便成为重要的事,因为金融控股法是一部专门针对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法律。
四、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引进
金融控股公司法是要對金融综合经营提出管理立法。综合经营的营运模式有三种类型,每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可依目标发展来决定采何种类型,其可分为如下模式:第一种,以自身的业务为主,兼营其他业务。第二种,系以公司控股的方式进行综合经营。第三种,系以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综合经营,其本身并不经营任何业务,而是藉由所控股的公司来进行业务的经营。
而就我国现况而言,为了应付国际化竞争,形式上虽不认可金融业综合经营,但实际上金融综合经营已经存在,因此,不能单就因为公司法人格独立理论,就认为我国没有金融综合的情形存在,既然金融综合的情况存在,这就需要法律去进行规范,使金融业的综合经营朝正面发展,并避免相关的金融弊病发生。而此规范的法律,本人认为可参考欧美和台湾地区所订立的金融控股等相关法律,配合我国的特殊国情,立一符合我国现况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五、欧美与台湾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不论欧美或台湾地区的金融综合经营的情况如何,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法律予以规范,这些法律基本上就是金融控股法,而之所以会有这些法律的规范存在,主要系为了面对国际化的竞争,当金融业要面对市场的挑战,其利器就是资金与业务面的扩展,而金融控股公司刚好可以就资金和业务面提供最大效能,就世界性的金融集团而言,其本身即为综合经营,如ING、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汇丰集团等,这些跨国的金融集团藉由综合经营,将其经营触角延伸多方面的金融业务,而这些拓展都需要资源,综合经营刚好可以达到资源互补的作用。[1]
六、金融监理机制的统一
金融控股法主要系针对金融综合经营的开放进行规制,而金融综合经营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经营风险的管控,而要避免金融综合经营所面临的困境和择取金融分业经营的优点,金融监理的加强势在必行,这时候金融监理机制究竟采取单一监理机制或多方监理机制,势必成为重要的抉择,而就笔者的看法单一和多方监理机制各有其优缺点,就单一而言,其可收事权集中的优点,统一性地进行监理,且各业务的资料容易达到相互流通,互相参考降低监理成本,但其缺点为各项金融业务差异仍大,只采专一监理制,可能无法达到有效的监理,且单一监理制缺少竞争,是否会形成监理机关权力过大,却缺乏相对性的监督制裁机制;当然多方监理,各监理机关可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监督,加强各自监督的专业程度,但缺点系为各自为政,不容易与相关联的监理机关彼此联系,达到加强监理的效果,就目前的金融综合经营来看[2],各自独立的监理因各监理机关联系的机制较为薄弱,且各机关间的本位意识,较不如单一监理机关来进行统合般的监理机制来得妥适,如前述,单一监理机制有其缺陷,但从执行成本与优缺点的比较,就综合经营而言,单一监理机制仍是执行成本较低且效果较好的监理机制。
参考文献:
[1]阮品嘉.金融控股公司及集体之规范与实务[M].台湾地区:元照出版社,2012
金融司法服务 篇4
今年以来,XXX司法局党支部深入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各项活动,不断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有效地促进了党建与司法行政工作的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完善机制强保障。及时召开党支部会议,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并研究部署《XXX司法局关于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的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不称职”的思想,明确支部成员分工,完善制度,建立起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建设责任体系。将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纳入2012全局目标管理考核,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全面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业务能力,制订了党员发展规划。
创新载体增活力。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维权惠民的独特优势,与“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价值观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以开展“三下乡”活动为平台,大力宣传一系列富民惠农政策,在农牧区开展“一学三讲”主题教育、“四进农家”和村“两委”班子法律知识培训活动等。深入农家牧户,针对宅基地纠纷、草场纠纷、农牧民工权利保障等社会热点问题,开展法制宣传,提供法律咨询活动,共发放各类
法制宣传资料250余份(册),接受法律咨询108人次,现场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0余件。在各种活动和宣传日里,张贴宣传标语40余张,悬挂宣传横幅8副。
金融司法服务 篇5
1、完善窗口建设,整合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司法行政服务职能。中心共设置12348法律咨询热线、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导引、企业法律咨询、维护妇女、青少年权益、人民调解、涉法涉诉法律咨询、劳动争议法律咨询、社区矫正和综合服务等十一个窗口,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制度,使群众能在一个平台上,享受“综合性、一站式、超市化”的法律服务。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服务管理,提高法律服务能力。中心除建立健全上墙制度、首问责任制度、AB岗工作制度、否定报备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服务流程制度等制度外,进一步深化业务登记制度、中心窗口应急情况处置方案、工作例会和联系会议制度、报表统计制度、信息报送和舆情分析制度、中心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业务学习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日常工作制度。此外为加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管理,通过法律援助质量全程跟踪监督、倡导名律师办案、改进援助案件质量反馈表等措施提高援助案件质量。
金融司法服务 篇6
一、法定依据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05年2月28日)“
六、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6月29日)。
(三)《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2005年9月30日)第十条第(二)项:“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
二、申请条件
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构: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
(二)有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的资金;
(三)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1)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 (2)物证类鉴定,包括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和微量物证鉴定;(3)声像资料鉴定;
(4)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
(四)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仪器、设备;
(五)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六)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司法鉴定人。
设立开展精神障碍医学鉴定类别的司法鉴定机构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副高级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的司法鉴定人不少于二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的司法鉴定人不少于一名;
(二)需经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推荐。
三、申报材料
(一)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
(二)拟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章程;
(三)证明申请者身份的相关文件复印件(如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医疗卫生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四)拟设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或申请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材料)及身份证复印件;
(五)机构法人代表、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公安机关出具无地域限制的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七)机构法人代表、机构负责人曾担任公职的出具未被开除公职证明;
(八)资金证明(拟设独立法人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提供验资报告、非独立法人资格司法鉴定机构的申请人提供资金证明);
(九)非住宅性质的机构住所证明(房屋产权证、租赁合同等);
(十)如有特殊情况需改变住宅性质的,需提交所在地规划部门同意其住改商的文件以及全体利害关系人签署的同意其设立机构的同意书等证明材料。
(十一)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机构住所地勘验报告;
(十二)申请司法鉴定项目的相关行业资格、资质证明、能力验证证书;
(十三)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资质认定、认可(CMACNAS)证书);
(十四)仪器、设备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十五)申请司法鉴定执业的人员的相关材料;(十六)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材料;(十七)专家现场评审报告; (十八)拟设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通知书;(申请独立法人司法鉴定机构的需提供);
(十九)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申请具有检测项目的司法鉴定机构需提供);
(二十)拟设立精神障碍医学鉴定机构的提交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推荐意见
上述要求提交的复印件在提交时须审核原件,提交的申请材料需一式二份。
四、办理程序
(一)向所在地市司法行政机关提交申报材料;
(二)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实质性和形式性要件审查,出具审查意见,报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司法厅窗口审核;
(三)组织专家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评审;
(四)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并颁发《司法鉴定许可证》。
五、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6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60个工作日)。
金融司法服务 篇7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决定了现阶段城乡司法建设难以坚持同一模式, 难以步调一致。针对农村地区落后的司法环境, 为了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司法现代化的建设, 客观上需要创新符合“三农”实际的农村司法制度。所谓农村司法制度, 是与城市司法制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有关设置于农村地区的司法机关和其他司法机构或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权利义务、活动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1]。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 创新我国农村司法制度的必要性在于:
(一) 缓解农村司法资源紧张的需要
根据我国行政区划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每一个县 (自治县、旗) 都应设立一个主要面向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 (不妨称之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 ,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不像城市的基层法院, 它不仅司法辖区面积大、人口分布零散, 而且交通不太方便,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 这种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 从我国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上看,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人权、财权隶属于县级政府, 由于我国多数县级财力相对单薄, 这就影响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软件和硬件建设, 司法资源的供求矛盾也就显现出来。其中,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很难吸引和稳定优秀法律人才, 也很难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保障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我国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症结所在。所以, 针对农村司法资源紧张的现状, 有必要通过增设一些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以及创新农村司法制度等, 缓解农村地区司法资源紧张的状况。
(二) 践行司法为民等司法方针、政策的需要
我国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强调和要求司法必须为人民服务。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司法工作必须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 人民利益至上, 宪法法律至上”的司法方针。与此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人民法院为人民”, “人民法官为人民”等司法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将党和国家的司法方针和政策落到实处, 有必要立足农村司法环境, 本着司法资源向基层倾斜, 向公众均衡分配的总体要求, 按照为民、利民、惠民、便民等原则, 创新体现“三农”特色的农村司法制度, 为农民提供既便捷又优质的“司法产品”。
(三) 促进农村司法现代化的需要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组成部分, 而司法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受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或司法环境明显劣势于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的法治或司法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换言之, 我国法治或司法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和城市难以做到步调一致, 整齐划一。为此, 有必要在农村法治或司法现代化的建设中, 立足“三农”, 在坚持我国法治和司法统一性原则的基础上, 通过司法制度的创新, 快马加鞭地助推农村法治或司法现代化, 从整体上促进国家法治或司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服务“三农”司法制度的创新进路
(一) 建立农村巡回法庭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在一些乡镇已设立人民法庭, 但这些乡镇基本上都是经济较发达、交通也较为便捷的地区。司法为民的阳光并没有普照到一些偏远及经济落后的乡镇, 那里的村民仍然难以获得便捷的司法服务。一旦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地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消解, “民转刑”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久而久之, 法律或司法救济就容易被边缘化或异化, 这也正是一些农村地区法治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 在为法治落后的农村地区开发其他法治资源的同时, 建立农村巡回法庭是弥补农村地区司法资源不足的重要举措。
具体构想是:比照公安机关巡警组织的设置和运行, 在农村地区基层法院设立农村巡回法庭, 面向农村偏远地区、治安形势突出地区、社会纠纷多发、易发地区, 提供“送上门”的司法服务。农村巡回法庭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能够使司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需求, 使民众更好地接近正义[2]。巡回法庭的法官尽可能挑选一些办案经验较为丰富、司法能力较强的法官, 因为在巡回审判模式下, 法官深入基层乡村, 直面基层群众和发生纠纷的具体环境, 常常需要面对复杂的局面或突发性事件, 这就对办案法官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及综合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3]。考虑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有限性, 巡回法庭审理案件时尽可能采取人民陪审员的审判组织形式。针对农村人力司法资源紧张的实际, 人民陪审员可实行专职和兼职两种形式。专职人民陪审员可以从应届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大学生中选任。兼职人民陪审员可以从村民代表、县乡两级地方人大代表以及当地有良好社会影响和威望的村民中遴选。农村巡回法庭的组成、下乡开展活动等, 可以由法院立案庭根据案件性质、当事人情况、路途远近等作出初步的判断, 并由院长或分管院长作出最后决定。
(二) 建立农业仲裁庭
随着法治和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村民的法制意识也越来越强, 运用法律解决彼此的经济纠纷在一些农村地区也越来越受到青睐。鉴于农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单一的依靠诉讼手段解决纠纷并非能够满足公众的司法诉求, 为此, 可以考虑开发替代性的准司法资源。由于仲裁具有专业性、快捷性、终局性等优点, 可以考虑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先试点建立农业仲裁机构, 专门受理和裁决涉农经济合同纠纷。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司法负担, 也有利于有限的司法资源倾斜到更需要发挥作用的偏远地区。农业仲裁机构可以设在乡镇司法所, 这样可以避免过多设置司法或者准司法机构带来的机构重叠、职能交错的弊端, 而且也能够充分利用司法所现有资源。事实上, 在乡镇司法所设立农业仲裁庭也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经过司法部近些年开展的乡镇司法所组织建设, 基层司法行政组织建设已趋于成熟, 但一直以来司法所所承担的普法宣传、民事调解等职能因缺乏法律强制力, 使得司法所在一些地区形同虚设, 法治资源有闲置浪费之嫌。而一旦赋予司法所仲裁职能后, 按照《仲裁法》的规定, 它便依法具有了强制性的准司法的权力, 从而能够真正发挥农村法治服务功能[4]。
(三) 建立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对于民间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加以消解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就提出了“大调解”的司法政策。在农村地区, 民众自古以来就有依靠各种形式的调解化解矛盾的传统, 非法治的文化和资源较为丰富。现实中, 很多村民解决纠纷往往以管用实际为导向, 并不在意“法”与“非法”的秩序鉴别, 他们更习惯于游走于体制之内与体制之外这两种循环之间, 并不断徘徊相互映照, 以形成两条腿走路的争诉模式[5]。在传统调解文化底蕴深厚和现实和谐社会客观需求的双重背景下, 设立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自然呼之欲出。
为有效地整合农村地区各种法治资源, 同时也为了有效协调解各种法律关系, 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的成员单位应包括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单位, 同时还包括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村民代表等, 具体办事机构设在乡镇政府。理由是:首先, 乡镇政府能够在行政区域内协调好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仲裁庭等司法或准司法机构、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其次, 我国从建国之初就在乡镇行政人员编制中设立了司法助理员一职, 乡镇政府已积累了处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验。为提高调解效果, 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应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 对所主持调解的案件应当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及时、主动地进行司法确认, 尽可能地减少诉讼程序的启动, 减轻基层法院的司法负担[4]。
(四) 科学开发农村司法人力资源
农村司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精通法律、熟悉业务、品行良好、热衷“三农”的司法或法律人才, 但是受农村较为艰困的工作环境影响,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队伍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而且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的基层法院。因此, 加快农村司法现代化建设, 除了需要进行司法组织体系创新外, 还应当创新农村地区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1. 建立初任法官在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任职的制度。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均提出建立法官逐级遴选的改革构想, 然而这一司法改革设想并没有得到强制性的践行。为此, 在立法机关将来修改《法官法》时, 有必要将初任法官只能从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农村地区任职写入立法, 并且根据目前城乡司法人力资源的分布不均衡的现状, 优先将初任法官配置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及其所属的乡镇法庭。为鼓励更多的优秀法律人才扎根农村, 可以借鉴选调优秀应届大学生担任村官的做法, 鼓励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地区的基层法院或乡镇法庭任职, 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人才奖励等。
2. 改革法官培训体制, 着力提升基层法官司法能力。
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官培训等级化较为明显, 农村地区的一线法官难以获得高质量的业务技能培训。为此, 应当从培训管理体制改革入手, 整合培训资源, 完善培训机制, 以提升农村地区基层司法人员的培训档次和质量。具体而言:第一, 整合由地方法院主管的省级和地 (市) 级法官培训机构, 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国家法官学院分院, 撤销原来的省级和地 (市) 级培训机构。第二, 在培训对象上, 规定国家法官学院分院承担除地方各级法院院长以外的其他所有司法人员的培训任务。通过这样的体制改革,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的培训档次也就提高了, 培训效果自然会有所提高。第三, 在培训机构的管理体制上, 实行垂直管理, 即国家法官学院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院归属最高人民法院管理, 并由国家法官学院具体承担地方各分院的培训业务管理。
3. 充实农村司法或法律服务人才。
在农村司法体系充实完善后, 基层司法人员的数量需求必然会有所增加。短期内遴选优秀法官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任职并不现实, 为此, 可以考虑每年从高等政法院校 (或法学院) 选派适量的法学专业优秀毕业生充实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或其他法律服务机构, 担任法官助理、警察助理、专职人民调解员和村委会法律顾问等, 这些准司法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对于表现优秀的人员, 在今后的考研、考公务员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或照顾, 并对其在大学期间助学贷款给予减免。同时, 还可以规定这些准司法工作者在基层服务连续达一定年限的, 可以报省级主管部门批准, 转为正式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司法行政干部等[4]。
(五) 建立农村地区诉讼费用减免制度
在农村地区, 一些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纠纷时, 难以或者不愿意通过正当法律途径特别是司法救济路径来维权, 其重要原因除了难以及时、有效、便捷地获得司法救济外, 这与一些农民打不起官司有着直接的关系。为此, 应当通过国家诉讼费用收费制度的改革完善, 建立农村地区的诉讼费用减免制度, 司法所需费用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支付。其具体内容可以设计为:第一,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受理的涉农民事和行政案件, 根据案件性质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可以收取低于国家规定标准50%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诉讼费用。第二, 如果通过降低一半的收费标准, 农民当事人仍然难以支付诉讼费用的, 可以持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困难证明, 请求法院免收诉讼费。
(六) 建立农村地区公益性法律援助制度
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维护合法权益, 不仅需要维权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 也需要其具有的一定诉讼技能。事实上, 对于绝大多数当事人来说, 在诉讼中很难具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正因为如此,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建立了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 根据当事人的自愿或请求, 为其提供有偿和无偿法律服务。但是, 对于法律知识、诉讼能力、诉讼成本等普遍性较低的农村地区当事人来说, 司法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有效实施特别需要法律援助度相配套。为此, 应当建立农村地区的公益性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在乡镇司法所, 通过配备专门法律服务者, 并设立法律援助专线电话, 为困难当事人提供快捷、无偿法律服务。具体而言, 如果农村地区当事人确因经济等原因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 可以持相关证明, 由乡镇公益性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提供包括代理诉讼、法律咨询等无偿法律服务。
三、结语
创新服务“三农”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所需。鉴于我国农村司法环境的不利因素, 只有通过体现“三农”特点的司法制度创新, 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催化农村司法建设, 助推处于滞后状态的农村法治建设, 从而保证国家法治或司法现代化整体上得以实现。当然, 司法制度的创新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 它还涉及到司法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所以, 农村司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也需要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 例如,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实行农村基层法院审判管理体制的垂直化, 以避免地方司法保护或司法干预等;提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物质待遇, 稳定基层司法队伍;加强国家对农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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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卫民.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J].现代法学, 2008 (6) :52-56.
[3]王宗冉.当前我国基层法院巡回审判存在的几个问题[J].法律适用, 2010 (8) :84.
[4][6][7]谭世贵.实现我国农村司法现代化的路径探索[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3) :52-58.
金融司法服务 篇8
一、以人大评议为重点,树立行业形象
去年,沙洋县司法局被县人大常委会确定为工作评议对象,根据县人大常委会评议工作方案要求,我局迅速安排部署,广泛宣传,认真自查自纠,主动征求意见,扎实进行整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自活动开展以来,共召开动员会、座谈会、整训会等会议8场次,办评议简报16期,评议专栏5期,发放征求意见书300余份。通过对局党组征求的意见和县人大常委会反馈的意见进行梳理、汇总,我局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法制宣传不够、基层司法队伍建设薄弱、法律援助不够、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重视不够。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共开展整改活动9场次。通过一系列举措,司法行政工作实现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杜绝了“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工作作风明显转变。10月,我局以综合评分第一的成绩被评为“人大代表满意单位”。
二、以管理创新为主线,彰显工作特色
1、打造亮点品牌。局党组高度重视工作创新,将其贯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始终,着力打造“一所一特色,一镇一品牌”,并以之为抓手,推动各项业务工作的发展。亮点工作得到了各镇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涌现出如法治高阳、五老调解协会、法务工程、法治中心户、周日说法等一批典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和当阳市开展联防联调工作试点基础上,我局先后与荆州区、潜江市建立了接边地区联防联调工作机制。各地共排查矛盾 24批次,调处纠纷18起。我局先后在海口市秀英区和杭州市萧山区设立了异地法律援助工作站,为沙洋籍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21件次。
2、规范法律服务。将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法律工作者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业务范围、收费标准等向社会公开;对案件进行不定期抽查、督办,落实过错责任追究制,切实提高执业水平和办案质量。制定了全县法律服务行业整改方案,进行了集中教育整顿,规范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行为。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包领域、包案件。组建律师法律顾问团,为党委、政府、企业、学校等提供法律服务。今年来,律师、法律工作者共参与调处重大突发事件和信访案件19件。
3、提升援助质量。法律援助已连续五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十件实事”之一,沙洋县司法局借助新闻媒体、各镇法制宣传简报、移动短信平台、综治例会以及专项活动进行了广泛宣传。建立了灵活审查、免予审查和快速审查机制,开辟了对特殊群体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简化了援助申请、受理和审批程序。健全了检查考核制度,加强了案件监管,坚持案件回访全覆盖,确保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4、化解矛盾纠纷。对镇、村两级调解委员会及全县第三方调解组织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在开发区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正邦集团进行了民营企业人民调解组织试点。各司法所通过知识讲解、现场观摩、案例分析、参加基层法庭案件旁听等形式,加强了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各镇培训专兼职调解员、信息员1000余人次。各级调解组织坚持日常定期排查和重点敏感时期拉网式排查,第一时间化解矛盾。
5、推进法制宣传。县依法治县办制定了《沙洋县“情系民生、法送万家”活动实施方案》,明确各领域、行业普法责任单位,每2个月组织一次送法活动。县依法治县办利用春节、油菜花旅游节、市县送法下乡活动等时机,组织专班开展宣传,组织法律讲师团到鎮、单位巡回宣讲。我局先后开展专题法制宣传活动9场次,都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9月份,我县顺利通过了市依法治市办“六五”普法中期检查。县依法治县办深入到各镇进行工作调研,已有9篇调研文章被省、市级报刊杂志刊登。如《“周日说法”旋律之声在拾回桥大地萦绕》、《两地伸援手、联动止纷争》等,受到领导好评。
6、加强矫正监管。成立了沙洋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进一步理顺了社区矫正工作体制。制定了《沙洋县司法e通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管理系统管理规定》,建立了信息监管平台,通过手机GPS定位,实现了对矫正对象的实时监控。严格加强了对矫正对象的教育监管。对新入矫对象做到了“四个一”:建立一份矫正人员档案、进行一次入矫教育谈话、制定一份矫正方案、开展一次家庭上门走访。严把报表审核、社会调查、入矫教育、考核评估、档案审核关。各所每月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谈话教育,组织开展公益劳动,定期开展心理咨询辅导。坚持季度考评,对矫正对象抽查监管,做到了人员可查、可管、可控、可帮,无脱管、漏管现象,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0.4%以内。落实了刑释解教人员“必接必送”及衔接制度,实施“阳光”培训计划,努力使社矫对象掌握一技之长,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7、夯实基层基础。按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要求,我局不断增加投入。现已投入6万余元完成了五里司法所的改造。李市、沈集等所房屋置换问题已分别与镇政府达成初步协议。投资4万余元为各所、公证处配备了扫描仪、录音笔、照相机、空调等办公用品。将新招录的两名年轻同志调整到拾桥、高阳两所,解决了两所长期无人的状况。通过下派锻炼、招录公务员、聘请社工、配备公益性岗位等措施,逐步充实了基层力量。
三、以队伍建设为抓手,提升服务能力
一是抓学习培训。局机关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学习十八大报告、各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廉政准则》、《公证法》、《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安排人员参加省、市各类业务培训,干部职工业务技能、办事效率有了新提高。二是抓作风建设。局机关以“学习贯彻十八大、争创发展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为重点,相继开展了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效能风暴”、“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大讨论等活动,严格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干部履职考核制度,今年没有干部违法违纪的情况发生,机关作风明显转变。三是抓班子建设。按照学习型、创新型、实绩型、团结型和廉洁型的要求,加强对班子成员教育管理,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
在新的一年里,沙洋县司法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扎实工作,努力创新,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浅谈司法局服务民生制度措施 篇9
践活动,组织开展“创业创新创优”结对联心和送服务活动,要求以构建“法治、和谐、平安**”为出发点,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为重点,规范、整合和拓展职能,树立创新创优新理念,着力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服务民生能力。
一、加大创新力度,推进“人民调解安民工程”
一是开展规范化建设,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按照“哪里有人群,人民调解组织就建在那里;哪里有纠纷,人民调解就在那里发挥作用”的工作要求,积极探索各类新型调解组织的建设工作,在全区先后建起了联片调解委员会、接边地区调解委员会、跨区域调解委员会、集贸市场调解委员会、民营企业调解委员会、流动人口聚居地调解委员会、学校调解委员会、钟公庙街道调委会驻派出所调解委员会、海区调解委员会、区总工会调解委员会、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等十一种类型的调解委员会。规范调解人员上岗培训工作,向全区调解人员颁发了上岗证,做到持证上岗,佩证调解,使全区的调解队伍建设日趋规范。把握农村两委会换届选举的有利时机,选配好村调解主任,加强村级调委会的建设。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完善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制度,抓好人民调解员岗前培训和集中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的法律、政策水平和调解技能。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标准化格式文书的规范使用,对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进行量化和评比,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二是创新保障激励机制,活跃基层工作氛围。为了更好地激发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继续推行和全面实施人民调解员等级制。继续开展星级规范化调委会创建活动,全面强化人民调解的队伍、业务、硬件建设,使全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新台阶。积极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大力推广人民调解财政补助、计件奖励的“以奖代补”激励保障模式。三是完善工作机制,形成调解工作合力。积极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创新民调机制,依托乡镇(街道)综治中心以及村居(社区)综治,建立“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力、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以强化矛盾纠纷的预警工作为主线,创新排查工作机制,坚持集中排查与经常排查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突出问题专项排查与敏感时期预先排查相结合,充分发挥司法所、调解中心在排查调处工作中的信息主渠道作用,健全调解信息员(联户员)、调解小组、调解委、乡镇(街道)司法所(调解中心)四级调解网络。坚持一月一次排查调处专报和工作例会制度,“零”报告制度,并且把这项工作列入对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以坚持矛盾纠纷标本兼治为目的,创新治理工作机制。加快矛盾纠纷应急预警体系、指挥体系、处置体系、治理体系等矛盾纠纷管理体系建设。四是拓宽调解工作领域,增强调解工作效能。将所有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都纳入人民调解范围,及时调处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主动、及时地调解征地拆迁、物业管理、拖欠职工工资等多发性、易激化纠纷,积极介入社会难点、热点问题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的调解工作,扩大人民调解工作范围,增强人民调解的社会影响力。按照宁波市司法局和宁波市卫生局联合文件要求,筹备组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覆盖面。
二、落实便民措施,推进“法律援助惠民工程”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的知晓率。通过电视、报纸和**法治网等各种媒体宣传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评选、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知识讲座、法律援助知识竞赛、发放法律援助服务卡、钉挂法律援助指示牌等途径,让公众了解法律援助有关规定,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社会知晓率,提高公众的法律援助意识。二是落实便民措施,提高法律援助的满意度。以“应援尽援”为目标,积极探索法律援助工作机制,落实便民措施,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畅通法律援助渠道,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着力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获得法律救济难的问题。规范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程序,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全区22个镇乡(街道)在200人以上农民工生活集居地、大型企业附近都设有法律援助联系点,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方便困难群众就近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实现法律援助与人民群众需
求的零距离对接。三是健全工作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整体水平。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的工作开展,健全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完善区法律援助中心与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的工作衔接机制。整合社会资源,不断壮大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队伍,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健全和完善部门间联合维权机
制,加强与信访、法院、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等部门间的协调,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制度,完善部门联动维权工作机制,全区建有总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慈善总会法律援助工作站、**区消费者协会法律援助工作站、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妇联法律援助工作站、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八个特殊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进一步提升我区法律援助工作整体水平。
三、创新宣传理念,推进“法制宣传近民工程”
一是拓宽领域,扩大普法教育的覆盖面。着力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加强重点对象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各方面依法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在抓好重点人群的法制宣传教育外,还将对象延伸到村干部、社区工作者和其他群体,基本实现了教育全覆盖。对公务员,联合区组织人事等部门制定公务员五年法律知识培训计划,通过采取规定学、选择学、自己学的形式,将公务员法制教育列入双休日综合素质专题培训,对全区正处级以下公务员进行了培训、考试考核,考核成绩与职务晋升和考核奖惩等相挂钩,强化对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在农村,通过“定时间、定对象、定内容”,摸索出了一条农村基层干部普法教育新路子,成为**一项特色工作。二是服务社会,提高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贴近实际,贴近百姓,贴近社会,与其他部门联合,认真做好新颁布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新《劳动合同法》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的出台与我区众多企业和劳动者关系密切,为提高基层干部、企业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避免劳资冲突,区普法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采取了多项措施,分层次深入宣传新《劳动合同法》,在全区范围内兴起了宣讲热潮。通过组织六个专题宣讲组,深入到区级机关、镇乡(街道)、工业园区及广大企业,宣讲达150多场次,发放各类资料15万份。三是丰富手段,增强普法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继续办好《普法简报》、《一月一法一案例》、《新法传递》、《**日报》“**司法”专版、“**法治网”和**电视台《关注》等现有普法栏目及天童南路与鄞县大道交叉口南段的“法制宣传一条街”,挖掘潜力,完善法制宣传“电台有声,荧屏有像,报刊有文,网络有形、街巷有影”的立体宣传格局。区普法办计划在中心城区建立建成10个固定法制宣传设施,各镇(乡、街道)也要加大投入力度,在公共场所建立固定法制宣传设施,并定期开展活动。同时依托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等机构,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开展生动活泼的青少年学法用法实践活动,08年建设命名了5个青少年法制教育示范基地,他们分别是:五龙潭禁毒基地、**看守所、区检察院、邱隘法庭、剑桥社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农家主题活动,依托“文化示范户”、“和美家园”的创建平台,围绕“三送二办一传送”[ “三送”是向农户赠送一份杂志(《民主与法制》杂志),赠送一份报纸(《**法制报》),赠送一张光碟(法制宣传光碟);二办是指办理一张折扣卡(购买图书购买折扣卡)、一张借阅卡(图书借阅卡);一传送是指通过《新法传递》、《一月一法一传递》、普法宣传挂图等形式传递最新的法制信息]送法进农户,开辟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新阵地。四是普治并举,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以率先建成市“法治先进区”、省“法治区”为目标,大力开展了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法律“六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企业、学校)创建活动,通过联创、联查、联动,合力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四、拓展法律服务,推进“法律服务便民工程”
一是拓宽服务民生领域。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功能,组织引导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推动全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为改善民生提供法律保障。充分发挥律师贴近基层、联系群众的优势,密切关注社会热点,及时为群众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提供法律服务。继续推行律师参与党政领导信访接待工作,做好重大、敏感案件的指导和有关案件的协调工作,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维权,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推动法律服务向参与社会管理、服务保障民生转移。二是强化服务基层措施。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局,继续抓好农村“一村一顾问”工作进度,自去年底开始在全区404个行政村开展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工作,以区委办文件下发了《**区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意见》,转发了市局“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办法”和“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规程”,区财政下拨专项经费60万元,还制定了“**区农村法律顾问合同”(样式)。按照“律师为骨干、法律服务人员为主体”、“合理配置、属地就近、协商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特长。到目前,全区已有304个行政村聘请或正在聘请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法律顾问,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了村级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对与农村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的法律服务机构建立起诚信档案,将个人信息、年度注册、年度考核等内容存入到诚信档案,并实行法律服务工作的跟踪监督。
五、完善制度措施,推进“社区矫正帮教安置为民工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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