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评论（精选7篇）
哈耶克评论 篇1
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自由秩序原理》读书笔记* 朱苏力
意志自由理论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发明。
——尼采 [1]
哈耶克的进路
许多人曾经以不同的进路（理论的和诗意的）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如果仅仅就对促进人 们充分理解自由的重要性并为之行动而言，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也许并不比裴多菲的名章“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普通人具有更大的作用。因为，从根本上看，自由于人之可贵并不在于它有一个重要的很能自圆其说的论证；而在于 自由是人的生命的一种需求。自由对于人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如何阐述出来的，而在于是否为人 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感受到并得以坚持。无论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的志士仁人，还是为 了婚姻自由而私奔甚至不怕被沉塘的村姑，我想都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而追求自由，并以自 己的行动甚至生命实践着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证只是强调 自由的进路之一，而不是唯一，它并不具有更本真的特点。世界可能会因为哈耶克关于自由主 义的论证而多了几个哈耶克的理论信徒，但是世界不大可能因为哈耶克的论述而增加了对于自 由的本能渴求。
我这样理解哈耶克，并不是贬低哈耶克，而是要使哈耶克获得他应得的地位。我并不否 认哈耶克对于自由之阐述是有贡献的。但是这种贡献不过是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开 篇中所言：“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之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 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时）却已不再传递其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已不为我们所知悉；而 且他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亦几乎无力作出直接的回答。”[2] 哈耶克无疑是20世纪的一位重 要思想家，他为市场经济的辩护无疑是深刻的，同时是影响深远的。然而哈耶克的贡献就在于 针对当代的一些问题，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以一套新的学术语言和概念对于自由作出了重述。因此，哈耶克为自由的辩护也许只有在自由主义的论述传统之中才是独步20世纪的。
哈耶克自由论述的独到之处，在我看来，在于他的论证进路是个体主义的知识论，而不 是或不限于传统的政治哲学。他的基本命题是，自由使得每个个体都能更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知 识，进行空前的实验和创造，积累对于自己有用的知识，但由于人类具有模仿能力，个体也就 是在积累对于人类有用或潜在有用的知识，他人和人类社会可能以此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和危险。[3] 例如，在一种群居形成习惯的社会中，一个人独居寡处可能会被这个群体的其他 人视为怪僻、异端，但是，按照哈耶克的论证逻辑，个体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创造了一种 替代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一场人们无法事先预知的迅速传播的瘟疫，仅仅由于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不仅这个个体可能得以存活下来，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有可能为他人 效仿（而不是“知道”或“理解”――在哈耶克看来，人的更大能力是效仿，而不是知道），因此可能使这个群体免于灭顶之灾。同样的道理，个体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有可能为人类改善自 己的生存状态而利用。因此，这种逻辑不仅对于一个群体是如此，对于一个社会，甚至对于整 个人类均如此。因此，自由在哈耶克那里，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绝对价值出现的，而是从其对 于人类的生存价值上分析的；在这一分析框架中，自由永远是人类生存的backup, 是一种战略 储备。在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的自由是功利主义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这种为自由的论证 或辩护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据我有限的阅读还没有哪一位学者曾经在这一高度上论述过自 由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一般只是从自由能带来社会繁荣兴旺这一点上论述（例如密尔），或者强调自由本身对于个体的价值（例如康德）。
哈耶克的这一基本命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假定，一方面是关于知识主体的，即不可能有一 个全知全能的人，个体的理性总是有限的，即有限理性的假定。这一点已经受到人们的高度重 视。但是，在我看来，哈耶克的论述中还隐含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环境的假定，即时间 和空间都并非一成不变的，我称之为时空非均质化假定。这个假定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意义 上，这一假定甚至是前一假定的前设，如果接受了这一假定，甚至必定推出有限理性或理性不 及的假定。对于这后一假定，我将在后面论述。
迪尔凯姆的进路
哈耶克的论证是强有力的。但是，如前面所强调的，强调自由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唯一 的论证进路。实际上，从其他理论进路，其他学者曾经或者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据我有限 的阅读，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迪尔凯姆以及其后法国学者，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常识进路— —“情况是不断变化的”。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两书中都提出过与哈耶克相当类似的观 点，尽管是从一条与哈耶克相对立的进路――总体主义的（holistic）进路，并且没有直接讨 论“自由”的问题。[4] 迪尔凯姆认为，所谓违法犯罪不过是对集体形成的一种惯常的行为习惯和道德（集体良知）的违反，这种违反，在每个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并往往受到制裁。但 是他认为，其实犯罪“为必要的改革直接作了准备。哪里有犯罪，哪里的集体感情就处于为形 成新的形式所必要的可塑状态”；他特别举了苏格拉底为例，认为“尽管按照雅典的法律，苏 格拉底就是一个罪犯，对他的判决也完全正确。然而他的罪行，即他的独立的思想，不仅对全 人类有益，而且对他的祖国也是有益的„„，他的罪刑为雅典人所必须的新的道德和新的信仰 的形成作了准备。”因此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犯罪是“社会生活的正常成分。”[5] 他还曾指 出“如果考虑到社会在同一时期里不仅必须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那 么这种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现在没有未来的萌芽，那就不可能有未来。”[6] 特别 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在强调自由的时候，并不仅仅强调思的自由，而是更强调做的自由，[7] 实际也就是强调竞争的自由。因此，在这个关于违背常规对于人类生存和繁荣的意义问题上，迪尔凯姆和哈耶克的论证的实质性要点是一致的。
当然，迪尔凯姆讨论的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性与个体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由”。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成哈耶克笔下的自由问题的讨论。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至少在我看来，迪尔凯姆甚至更为深刻。哈耶克强调自由无疑是对的，他看到个体自由在社会 中可能受到限制，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受到压制，但他不承认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两难，而更多 倾向于将“自由”在近代社会之丧失视为一种虚假个人主义欺骗的结果，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结 果。他的解决办法是在政治哲学层面提出一个法律下的自由制度。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实 际只是在形而上的层面，无法落实到实践层面；他只能提出一些原则，而无法落实在操作层面。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追求自由概念上的包容性。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是、而且也仅仅是1 8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后人――他的进路限制了他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和 把握。尽管他是经济学家的重镇，但是一旦进入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问题时，他基本停留在1 8世纪。迪尔凯姆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发现这种社会有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难以在理 智、智识甚或制度层面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一种人类的近乎“荒诞”的悖论的或两难的生存状 态。这并不是说迪尔凯姆认为社会规范性与个人自由就一定是对立的，迪尔凯姆和哈耶克一样 都意识到社会规则会促进自由；但是，哈耶克从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路没有看到的，而 迪尔凯姆特别是迪尔凯姆的后代法国学者例如福柯和布迪厄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看到了的是，社 会如果要成为一个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在一切方向上发展，无论在社会资源、知识路径、社会 结构上都不可能，因此社会即使在促进最大可能的自由时，也必定会有自由的“机会成本”的 问题，而且我们无法事先计算这种自由的机会成本。
迪尔凯姆的这一洞察到了福柯这一代就更为明显了。福柯的大量著作都充满了对那些被 压抑的声音的同情，展现出他的知识考古所发现的被埋藏的那些知识，他更展现了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自由是如何在征服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福柯的名言所概括的，“启蒙运动发现了自 由也发明了训诫”。[8] 布迪厄关于社会结构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所针对的问题也是 类似的问题，尽管布迪厄讨论的不再是迪尔凯姆的具体的自杀或犯罪问题，但布迪厄不过是在 法国的迪尔凯姆传统中以一种更为理论化的框架重构了迪尔凯姆的问题。[9]
常识进路
我们再转到我所说的“常识进路”，即强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当然，这里的“情 况变化”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如果从这一进路看，甚至无需假定个体的有限理性，我们也将同样得出自由重要的结论。相反，所谓关于人的理性有限或理性不及，都不过是情 况不断变化的结论。在空间上，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因此，对于一地一事知识之了解不能压 制他人对于此地此事之了解，在时间上，由于个人生命之有限，前人对于某地某事之做法不能 排除后人对于某地某事之做法。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这种常识，那么所谓理性有限不有限、及与 不及的问题几乎可以完全无关。
事实上，如果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传统中看，所谓理性有限或理性不及这个概念也许只有 在西方传统中才是有意义的，甚至才可能发生。因为，在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一 直预设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此后，由于所谓的“人”和“理性”的 发现，一个大写的理性或人又先后取代了先前上帝的位置；甚或可以说，人又“按照上帝的面 目创造了自己”。因此，只有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进入现代之后，才有必要、同时也才有可 能提出理性是否有限或有所不及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构建出来这样全知全能、理性无际的神人，中国传统只有圣人，但这只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智识上的，即使是圣人也强 调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正因为中国人这种关于世界“情况不断变化” 的前提性判断，这种强调面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实践理性，因此，中国人似乎历 来不大相信原则（道德原则似乎除外），人们总是强调自己去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获得真知，获得创新。这种思路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思路，就是所谓“普遍真理与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思路，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之所 以取得相当成果的一条基本经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近乎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尽管其论证方式完全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进路，完全不需要有限 理性的假定。
因此，哈耶克对于自由的论述很难说是一种“最正确的”“最真实的“进路，因为并不 存在这样的进路。“太阳底下无新事”，“条条大路通罗马”。
自由的两难
但是，在我看来，哈耶克并没有充分回答为什么自由会被“遗忘”，为什么“传统的语 词和表述会无力对当下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一 种虚假的个人主义，一种欧陆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偷梁换柱篡改了真正的自由主义。这种分析 有真确的成分，但仅仅从思想传统上辨析，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违背了哈耶克自己关于制度 是行动的产物的命题。我们可以沿着哈耶克的逻辑来分析哈耶克，我们可以发现其在理论上难 以自恰或有不少虚构。哈耶克认为，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产生 更具生命力和活力的自发秩序，保持社会的高度自由状态。但是哈耶克所批判的福利国家、“ 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因素也同样在英美发展起来了，这很难说是为一种虚假个人主义所蒙 骗的结果，如果哈耶克坚持自己的理论，他就应当承认，这种所谓的“奴役之路”也是一种“ 自发秩序”。在这里，不分析社会历史条件的演变，而仅仅分析观念或学说的演变，哈耶克对 历史难题选择的是一个最为小儿科但未必能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进路仍然是18世纪政治哲学 家的进路，尽管他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对19和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显然是缺 乏了解或缺乏重视的。
如果仅仅从逻辑上看，自由之所以被“遗忘”（其实未必会被遗忘），就是因为自由有 一个内在的两难。简单地说，自由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就是可以不断创新，不断竞争，按照自己 的意愿进行社会交往。但是一旦要进行社会交往，就必须要有一些起码的规则，也就是要形成 哈耶克也不得不认可的那种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规则并不等同于剥夺自由，相反，规则往往是自由得以构成的条件之一；即“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但是，它也毕竟 要求“有所不为”。因此，不可否认，规则对于自由创新是有限制作用的。如果要写诗，就不 能像写小说那样写；用中文交流就必须不能夹带太多英文单词同时使用俄文语法。并且这种规 则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稳定性和持久性实际上就是要限制创新，排除创新。而 且，由于事先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创新是对未来有意义的，这种限制和排除也未必就是不正 当的、恶意的或毫无道理的。因此，即使是一种起初自由的制度，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没有 异端，长期下去，也会逐步僵化起来，缺乏新的包容性，对某些创新变得不自由。因此，就现 实生活来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各种创新创意层出不穷永远竞争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有，也是人们无法忍受的。因此在人的生命对于未来之预期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保守即希望相对 简单、稳定和稳步发展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本身是对自由和创新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哈耶克似乎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这一两难问题；或者看到了，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他只是提出了法律下的自由这一概念，因此在思辩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这种思 辨式的答案无法回答现实中的具体难题。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迪尔凯姆的思想要比哈耶克 更为深刻。在迪尔凯姆看来，个体的创造力往往会被一个社会视为某种异端，甚至是犯罪，而 且社会也的确有理由这样认为；但恰恰是这种创造力是未来的种子，是社会变迁的开始，是对 社会的重塑。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二部分中，并没有展示人类自由的这种无法避 免的两难，而是试图用法律下的自由、自由秩序、自由的原则这样一些大的原则来描述一个自 由的乌托邦同时也是一个法律的乌托邦。事实上，这也是哈耶克为什么在这一部分总是言不及 义，无法讨论具体的法律问题，而只能限于重述一些永远正确的“大词”（波普尔语）或原则，一些法理学的常识或理想的根本所在。[10] 在我看来，这第二部分是缺少份量、最缺少干 货的一部分。[11]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哈耶克并不要对法律下的自由作出详尽分析，他只是提出 一个自由的理想，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以鼓舞人们为此努力。这种反驳是无力的，是偏袒的，是无原则的。如果仅仅是想提一个乌托邦，我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孟子的“老吾老及他人 之老，幼吾幼及他人之幼”或基督教的天国，甚至哈耶克批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什么地方 弱于哈耶克。固然，作为理论应当具有独立于现实的一面，但是，如果一个理论完全不考虑实 际操作问题或者实际上无法操作和实现，那将无非是一种煽情，和“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与“人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之类的命题毫无两样。
法治
哈耶克在第二部分中集中讨论了自由与法律。其中有不少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然而是 自我重复的思想，例如法律与立法的区别，自发秩序等等。然而，令人不满意的是，恰恰是在 法律和法治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新的可以称之为他的贡献的。他基本是重述了到20世纪末已 经成为常识然而未必真确的一些原则。特别是在第10章中，他似乎要界定法律的特性或者是法 治的特性，然而，他的分析就总体说来，没有任何独到之处。
他列举了“真正的法律”的一些特性：抽象的一般性规则，具有公开性、可预测性，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溯及即往。然而这几点不仅为受哈耶克批评的戴雪等人早就系统指出，[ 12] 而且这些特点若要仔细分析起来，实际就是一点，强调规则的统治，其目的和功能都是为 了和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规则作出合理预期和安排，并在规则的制约下，同时也是在规则的促成 下充分运用个体的知识。[13]
例如，法律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就是说一个法律不能是对个具体问题的决 定，而必须是针对所有人的某一类问题。事实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法律，才可能称之为规 则。如果总是针对一个具体事件或某个具体个人，这样的“法律”就是一个行为（act），就 是哈耶克所说的命令，而无法成为规则。又如法律公开的原则，即制定法必须颁布，法律必须 为人们所知晓。[14] 但是法律为什么必须公开，必须为人们所知晓，这里的核心问题也许并 不在于法律是否“颁布”本身这个行为，重要的在于颁布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使人们了解法律的 最便捷的途径，尤其是在一个以文字作为基本的交流手段的社会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强调的是普遍性还是公开性或可预知性，实际上真正重要的都是法律便于人们掌握、预测和利 用。而只有法律作为规则时，才是便利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际是法律普遍性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因为只有对人们同等适用 的法律，才有可能并便利人们了解和预测，人们才可以从他人如此行为的得失中预测自己的类 似行为的后果，从而了解规则。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因不了解法律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自己 应如何行为，而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又如法律不溯及即往的原则，也正是因为人们无法依据 尚未形成的法律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司法独立则被视为规则性得以真正贯彻、落实的保 障。从这一方面看，所有这些特点都可以用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费用来解释：规则性是节约信 息费用的，规则是有效率的。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理解，号称不成文法的 普通法国家，为什么可以没有法律颁布的问题，以及在小型社会之中，也没有成文法，为什么 仍然可能有法律下的自由。这就是因为，在这里，尽管没有成文法，人们也仍然可以依据他们 的习惯行为和一般智识、根据他人的行为后果预测法律将如何要求。事实上，现代各国的法律 实践也总是认为，任何个人不能以不了解法律而作为违法的借口。因此，法律的所有这些特点 以及法治的这些标准，都是为保障人们预期、运用个体知识的不同说法而已，而并非什么可以 分解的特点。这种分析本来应当成为哈耶克的知识论进路研究自由与法律的自然延伸，然而，哈耶克不知是放弃了还是并不理解从他自己的知识论进路研究法治的巨大可能性。
由于放弃了这一可能性，哈耶克实际上就只能回到传统的政治法律哲学，在法律概念或 特性上兜圈子了，并试图依据这些所谓的原则来规定法律或评价。由于不熟悉法律问题，他甚 至得出一些荒唐的结论。例如他批评霍姆斯关于一般性法律命题并不决定具体案件的观点，[ 15] 认为这是进步党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一种表现形态）的观点。这种将法官从长期司法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充分反映了一个脱离法律实践 的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偏见，并且会堕落到何等程度。在哈耶克看来，一般性规则似乎是永远 是明确的，所有的案件也总是齐整地落入这个或那个众口称是的规则之内，因此必定可以用一 般性法律命题来裁定具体案件。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每个案件都可能涉及到诸多规则，或者因 为当事人各方在规则指导下利用他们个体的知识而不得不涉及到诸多规则，甚至有许多案件是 两可的。例如商家完全可以以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而反对知假买假的做法，王海这样的消费者 也完全可以诉诸同一规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声称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境况下，一般性的抽 象法律命题就很难解决具体问题。解决具体纠纷时究竟运用哪个规则，因此，就无法与审判者 的判断相分离。空谈法律的基本特点和一般原则至少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就 如同仅仅懂得保持平衡之原理的人未必能骑好自行车一样。世界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在理论层 面懂得了某个原则而变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几十年前研究得出的 并在此书中多次重复的结论：市场、法律、语言和国家都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对原则思 考的产物。[16]
由于对于自由原则的高度重视，哈耶克得出的另一个重大的然而又是有重大问题的结论，这就是他对程序的轻视，以及逻辑上的一系列自我矛盾。哈耶克在许多地方主张要区分形式 合法和实质合法，强调法律必须坚持自由的原则，并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良法之治的观 点。如果仅仅在思辨层面，这并不成问题，但是哈耶克将这种观点延伸到司法实践中，这就造 成了依据以自由为核心的“高级法”对立法进行实质性审查可以保证法律不出差错的观点。当 然，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真正了解高级法的全知全能且没有偏私的法官或法院 的话。问题在于哈耶克将美国最高法院当成了这样一个具有神奇才智的范例。这如果不是无知，那么就是欺骗。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是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大多是由历届总 统从自己党派中挑选的，其中一些人往往会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决一死战。[17] 在许多重大问 题上，最高法院都是分裂的，甚至是严重分裂的。例如受哈耶克批评的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主 义”措施，为最高法院之否决仅仅是以4：5票之差，而此后不久近乎同一的法案在罗斯福“重 新包装最高法院”的威胁之下又以5：4获得通过。这就表明哈耶克所主张的以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高级法来审查法律并不像哈耶克所描绘的那样可以信赖。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Dred Sc ott案件，此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美国联邦政府立法之后，竟然肯定了一个因来到北方 而成为自由人的黑人返回南方后仍然是奴隶，并因此认定联邦的有关废除奴隶制的立法（密苏 里合约）违宪。此外，尽管哈耶克大力批评法律仅仅重视程序性合法或形式合法，而事实上，他所强调的“真正的法律”的那些特点本身都是一些形式化的特点，并且他所赞美的司法审查 制度本身也是一种程序化的制度。
在第二部分中，诸如此类的事实、分析上的问题以及自我矛盾之处相当多。
哈耶克的失足之处
这个小标题本身也许就有问题：也许哈耶克根本就没有失足，因此谈不上失足之处。尽 管有这种可能，我还是认为哈耶克在这本著作中违背了他的知识论的要点。尽管哈耶克认为人 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是无法言说的，但是哈耶克在许多问题上似乎表现出一种“致命的 自负”（借用他自己的一本书名），即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关于自由的真理，这 最典型地（或之一）表现在他第一章中对作为单数的自由与复数自由的辨析上。这种辨析是需 要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字里行间，他充分展示了那种霸气，即只有自己所理解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是自由的精髓，而其他都是假的或误解。他相信天才，过分地不相信所谓的 即时民主，都是这种智识上的精英观念的体现。我当然承认人的智识上有差别，也不大相信民 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如果有一点休谟传统的怀疑主义（这是哈耶克尊敬的传统），那 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样应当有一点自省。
哈耶克的另一个失足之处可能来自于他对计划经济的正确批判。由于在这一方面判断的 正确，很可能导致他对自己判断所依赖的某些思想根据统统确信无疑。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判 断完全可能是一个系列错误的结果。一个人相信气功有疗效并且确实在气功锻炼中病愈的人也 许“证明了”他关于自己的病会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不因此证明了他关于气功治病的确信 和推理是正确的。人们常常因为而且完全可能因为自己某个判断得到“证实”而误认为自己的 理论资源都是正确的。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的判断可能是来自他的理论，但未必如此；在我看 来，更可能是洞察在先，而论证在后。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证实都是可疑的，都不具有终结性 ；也正是看到了一点，波普尔反对证实论，而主张证伪论，尽管在另一个意义上证伪也仍然是 证实。
上述分析，并不是要贬低哈耶克。而是要将哈耶克放在一个知识传统和脉络中来理解哈 耶克，从而看到他的贡献和他缺陷。同时这也是坚持哈耶克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其他进路的基本 命题，即关于自由重要性的论证并非只有一条进路，而是可以并且也应当有竞争的。人们对于 自由之理论论证之接受，如前所说，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该理论的论证是否周密、详尽，而在 于他们当下的欲求；并且取决于理论范式的简洁和畅销（这在科学上常常如此），并因此也取 决于理论的路径依赖。如果我们在获知哈耶克对自由的出色分析之后，误以为这就是对自由的 唯一论证进路，我们就很可能会忘记哈耶克关于自由之真谛，而成为一个哈耶克教条主义者。
为了强化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注意，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理论和论证之所以获得了世界的 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刻地看到了、预见了计划经济的失败。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认为，并不一定是由于他的理论深刻，最终使得人们最终理解了他的 理论的重要，而是因为世界这个大文本改变了他的小文本的意蕴，是一系列非话语的实践改变 了其话语的意义，改变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解释。
写到了这里，获得这样的感想，是我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但是我并不想因此否定哈耶 克，哈耶克的许多洞见仍然是深刻的，但是，就到目前为止我的一些阅读来看，他最有独创意 义的并可以称之为贡献的是他的知识论，而不是他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
1998年2月25－26日于北大蔚秀园
*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春季号。
[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 in Human, All Too Huma n, trans.by R.J.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no.9, p.305.[2]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页1－2。
[3] 《自由秩序原理》，第2－4章。
[4] 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5]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页88，89。
[6] 《自杀论》，页346。
[7] 《自由秩序原理》，页34。
[8]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pp.222.[9] 当然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追溯到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 在枷锁之中”。这里的枷锁，据萨拜因，实际是指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但并不一定具 有贬义。见，《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章。
[10] “我们由此进入了法理学领域的探讨，但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去关照其间的问题。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保障个人自由的各种制度的进化过程所持的认识，主要依凭的 既非法律家的观点，亦非历史家的观点。我们所关注的乃是一种理想的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 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除个别时期以外），人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理想或者说不尽 完善地实现了这一理想”。《自由秩序原理》，页7。
[11] 不尽如此，哈耶克的这一部分甚至使我怀疑他对法学研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真诚。这两点指责是严厉的，但并不是苛刻的。哈耶克根本没有理解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是 停留在前法学阶段的阶段；例如关于法律的基本特点的分析，所谓普遍性、一般性、公开性、可预知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溯及即往等。他对霍姆斯、戴雪的批评都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不着边际的批评。他所引用的学者或语言显然太随意和太selective。他对约翰· 马歇尔大法官的赞美和引用完全无视马歇尔的所作所为。他甚至隐含地默认了以司法审查方式 肯定美国南方奴隶制的Dred Scott案件，但又不提出自己的理论论证。他完全无视美国最高法 院是一个由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人组成的机构，而将它视为一个有集体意志的人格，这 也完全违反了他的个体主义研究进路。这种例子太多了。在这里，我并不是仅仅因某些问题质 疑哈耶克，而是使我对这一部分所体现的哈耶克的学术品格产生根本怀疑――我更倾向认为他 是自由主义的辩护士，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12] 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Macmillan, 1968, pp.188-196，提出的法治三原则，大致是，法律必须事先确立，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司法决定法律适用;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ed., Yale Uni versity Press, 1969，提出了8项原则：法律的一般性、公布、不溯及即往、确定、不自相矛 盾、可行、稳定和实际落实；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Clarendon
Press, 1980, 基本重复了富勒的原则，增加了规则限制的裁量和官员守法两点
[13] 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葛利亚经过多年司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治就是规 则之法（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见，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 w as a Law of Ru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56, no.4, 1989, pp.1175。
[14] 这一点，如今――由于法律太多――已经为法律必须可能为人们所知晓所替代。大 量的立法，实际上包括律师都不可能完全在不查阅法律的情况下知晓（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律师，甚至律师也需要律师），更不用说常人了。
[15] 《自由秩序原理》，页194。
[16]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 991年，页7以下。
[17]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赞扬过的Marbury v.Madison案件；关于此案的背景，请 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1期。
哈耶克评论 篇2
关键词：计划,自由,法治,民主,竞争
在哈耶克早期, 他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 也曾是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坚实拥护者。也正因为如此,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大量的研究与实践, 历经四年之久, 他创作出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本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所指的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哈耶克从经济、法治、自由等角度去印证社会主义是如何打着新自由的幌子走向了通往奴役的道路, 或者说, 社会主义是如何想要追求自由结果却与自由背道而驰的。
否定当时社会的主流需要很大的勇气, 否定自己原本坚定的信仰更需要理智。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 哈耶克终于确定了自己最终的信仰与原则, 即自由。自由这一主题贯穿于他的多部作品, 可以说哈耶克支持的不是哪一特定的主义, 特定的制度, 而是可以保障自由, 让自由得以健康发展的制度与思想。
哈耶克所阐述的自由, 指的是个人的自由。而极权主义、计划经济所侵犯的正是个人的自由, 使本该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利被集体、组织、国家所侵夺, 致使个人自由的丧失。
一、自由存在的基础:法治
哈耶克定义法治:“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 (1) 法治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制定法律或指法律条文, 它与“法制”进行区别。一个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更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与执行力。它的主要职责并不是用来限制人民而是限制政府, 防止政府方面的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以此来保障人民的自由, 确保政府无法使用法律范围之外的特别行动来破坏个人的努力。符合法治就必须去除特定的立法, 防止政府专断行为合法化。其所立之法为社会的一般性规则, 一般性规则具有不确定的特点, 而这种不确定正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它无法预知和控制事情发展的结局, 政府无法偏袒任何人, 因此它才是公正公平的。
而在一个计划经济的极权社会中, 政府对社会的一切资源进行计划控制, 对人民的需求要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而人民的需求与集体有意识的具体计划是无法通过形式原则得到答案的, 其必受到具体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专断。而且要使不同的人产生同样的结果, 即所谓的平等, 必须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一般性规则要求对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不因身份、地位、角色不同而差别对待。因此集体主义类型的计划经济必定与法治相悖。在法治都无法保证的社会中, 个人自由又如何得到保证, 而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更高等级的新自由实质是何, 又从何而来。
法治所重视的是这个一般规则的执行力并不是其内容。一旦这个一般性规则制定出来, 所有人包括政府都要严格执行, 无一例外。
二、实现自由的有效手段:竞争
想要达到经济自由, 我们需要借助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制。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不同是它们想要整合、计划社会资源去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而拒绝承认个人目标的至高无上。哈耶克对于集体主义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以及实现它的手段产生怀疑:被表达为共同目标的“公共利益”不仅概念模糊而且无法衡量。千万人的福利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以及等级来衡量, 而且社会中的人们没有必要对其行为形成一个共同的观点。人们有自由选择其目的和手段的权利, 而共同目标的制定与实现, 必然要限制人们的自由。
人类文明越来越复杂, 人类自由受到的限制也会越来越多。然而, 解放人类自由、解决人类文明的复杂性并不是通过计划, 竞争才是协调这一复杂性的唯一方法。正是由于政府的介入与过度保护, 使得垄断组织不断膨胀与发展。政府不可能通过某一具体方案或计划来解决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社会的复杂性使得这一计划必须极其庞大并且极具灵活性与适用性, 我们知道, 这样的一种计划并不可能存在。而自由竞争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考察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决策, 使其个人能够最大限度的适应这个社会并良好发展下去。自由竞争给予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力, 人们无法通过这一渠道达成目标还存在有另外的选择, 无论是对于商品还是职业。一旦政府介入, 政府通过计划根据人们的需求生产出对应品种与数量的产品, 或者为每个人根据其用处安排好固定的工作, 使得他们别无选择。人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与预期选择自己的目的与行为, 即意味着人们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权力被剥夺。竞争是有效防止集权专制的手段之一, 竞争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 将权力分散到每个人手中, 而不是集中于政府来为个人进行选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有效的计划是那些能够保障自由竞争的计划, 而不是那些阻碍自由竞争的计划。
社会主义追随者普遍认为, 让渡出去一些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自由给政府, 政府即能够通过计划来达到更高等级的, 免于劳心的自由。然而, 一旦人们失去经济自由, 那么人们离失去政治自由也就不远了。因为社会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与生活的其他目的毫不相关的经济目的。经济自由让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能够决定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而一旦将经济权利交由政府来集中计划, 那么社会的代表们就会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一切都要依赖他人来提供, 由他人来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 为了让政府所制定的计划偏向于自己。人们所想到的办法就是成为制定计划团体中的一员, 掌握管理权, 一切的经济问题也就转变为了政治问题。而那些已经掌握管理权的控制者, 为了证明其制定出的计划是正当的, 会想方设法的使这一计划成为人民的信条与信仰, 而不是去正面证明这一计划的合理性, 因为这一计划必定是不合理的, 没有哪一项计划能够适用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所有状况。极权主义不仅强迫人们为了共同目标而工作, 还要求人们把这一共同目标看成自己的目标, 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人们身上。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计划者不断创造出理论并通过宣传使他们所作的听凭个人爱憎的决定能够合理化。如若使人民信仰一种理念, 追求一个目标, 那么就要使这个社会理论一元化, 拒绝其他理论带来的干扰。即使那些保有独立思考的人也难有发言的机会。追求极权主义的民众, 其无疑是在下一个赌注, 赌掌权者是明智的, 而不是愚钝迂腐的。
个人自由中的选择, 不仅指商品、职业, 还指选择谁来服务于自己, 也就意味着人们有权选择谁来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民主的实质也是一种竞争, 不同党派之间互相竞争, 而民众凭借个人满意度来进行投票选择。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 单一的统治集团对国家权力进行垄断, 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 执政党也无需通过竞争来获得选民的支持,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宣传、渲染其合法地位。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防止其他思想的产生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威胁。
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
哈耶克既反对凯恩斯主义, 也不完全认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为人类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他认同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 主张市场竞争体制, 但这绝不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可以“自由放任”, 任凭市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随意调控。在必要时, 政府应当进行适当干预, 但这种干预是以保障自由竞争顺利进行为目的, 而不是限制竞争。哈耶克一生并不是主张无政府, 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 而是主张在政府自己遵循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 让个人和企业在市场机制中自由地参与竞争。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保障问题, 哈耶克也并不是一味的反对, 他将社会保障分为两种:一种是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另一种是某种生活水平也可以理解为特定收入的保障。哈耶克并不反对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及那些个人无法防范又会对个人产生较大不利影响难以应对的灾祸的保险, 这些公共行为并不会妨碍竞争机制以及自由。在社会大的公平的框架下, 给予某些弱势群体一些特殊照顾并不会妨碍社会公平公正的发展。
四、民主
哈耶克讲到:民主制度所固有的效率低下问题无关个别议员和议会机构, 乃是由于人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利益团体, 自由发言, 因此无法得出一致看法并做出具体措施。然而, 民主制度中的效率低下问题并不能通过授权的方式予以解决。因此, 他反对以集权代替民主。同时他还强调, 在制定决策时, 多数决定的制度并不合适, 即多数人所做出的决定未必是正确的。
哈耶克强调,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 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装置, 切勿将民主奉若神明。也没有理由说明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权力就不是专断的权力。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得专断, 但并非仅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达到自由这一政治生活中最高原则与最高的善, 民主被用来实现保障自由的宪政体制。然而随着时代发展, 各个新老民主制度国家相继偏离了民主的最初目的。通过民主程序遴选出来的政府, 却不一定就能够被法治之法所约束。议会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已不再是制定和批准一般行为规则, 变成了知道政府在解决特定问题时采取何种行政措施。这种议会功能的变迁, 使得议员们实际上变成他们各自选民的利益的代言人。而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本是可以避免和减少政府官员的腐败, 然而现在却成了腐败的根源。如今的形势是, 各个党派之间的民意支持率都比较接近, 因此那些少数人就成了各个政党争夺的目标, 为了得到这部分选民, 政党不得不给予这部分人以特殊利益。结果, 多数政府所提供的并不是多数人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是构成多数的群体为了谋取其他群体的支持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必须给予这些群体的好处。哈耶克认为,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现象”。
结论
在哈耶克看来, 实现自由的最有效途径是市场竞争机制, 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保证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 在竞争机制出现问题时, 通过政策引导等途径使其恢复正常;而保障政府不会越权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法治社会, 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哈耶克还强调, 民主是一种手段, 而不是最终目的。哈耶克的观点尽管未必全部正确, 但对当今社会仍旧具有较大意义。
注释
重读哈耶克 篇3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长寿——就像另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更是因为他所预言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之破产在他晚年得以全面应验；此外，他还亲眼看到自己穷毕生之力反对的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终结。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少有西方学者拥有哈耶克这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不久前刚刚走过一段计划经济惨痛历史的缘故，我们比他的那些西方读者更有切身体会。记得在他去世后差不多整整十年时间里，主流学术界差不多是言必称哈耶克及其《通往奴役之路》。
凯恩斯主义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
在理论实践中，他是最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根据思想传承将自己称为“老辉格党人”。20世纪20年代，西方遭遇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几乎与此同时，新兴的苏维埃计划经济体制却展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替代物，被认为“资本主义大救星”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成为英国工党推行的福利社会和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官方哲学。在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哈耶克几乎是单枪匹马而又百折不挠地挑战这股强大的思潮。30年代他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爆发的那场“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以凯恩斯一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的。
但哈耶克并没有对自己坚信的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丝毫动摇，此后，他一直寻找各种机会与“社会主义者”展开论战。直到7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国家包办的福利制度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典型的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滞胀”——日益触目惊心地在整个西方发达社会蔓延开来，人们才终于重新发现哈耶克。1974年和1976年，他与弗里德曼两位死硬的自由主义分子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还要加上著名的“供应学派”)也成为当时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开创的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0余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圣经。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盖棺定论，是哈耶克笑到了最后。
包括1992年和2006年相继谢世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内，谁都不曾料到，“撒切尔一里根革命”造就的3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在一场从华尔街出发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瞬间被冲刷得支离破碎。3年多来，我们看到，从金融机构到政府主权债务再到实体经济，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经济体……持续的危机一浪紧接一浪。于是，许多人再度担心起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新的大萧条，它明白无误地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在中国，这种论调又被有意无意地与所谓“中国模式”纠缠在一起，从而使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
我在这里不想费力辨析“新自由主义”这个自诞生之时起就一直模糊不清的带有明显贬义的概念，虽然这项工作实际上非常有必要。我更想提出一个疑问：本轮金融危机真的宣判了自由市场的死刑和资本主义的终结吗?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自由市场经济也许的确不是最好的，它存在许多“失灵”，但人类迄今尚未找到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经济制度，其中包括皇帝新衣般的“中国模式”。
自从天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立了一套据说是“成功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种以财政扩张——必然意味着不是大肆举债就是干脆直接印钞票——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上述这些，是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天然倾向。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证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假设存在短期收益的话)。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而我们都很清楚，止痛剂大多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用多了效果会迅速衰减。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上瘾的。因此，最近3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便不能说对凯恩斯主义做了一次彻底清算，也已基本上扬弃了它。
当然，理论学术与现实政策永远不是一回事。为了应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金融危机，3年多来，各国政府几乎全部迅速重新拾起那套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但事实再次证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最明显的例子)，它即使没有把问题搞得更糟，起码也没有解决或减轻任何问题。而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最忠实的信徒。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后，我们更是创记录地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
“自生自发秩序”
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因为中国不仅有比所有西方国家更加庞大和昂贵的公共部门，还有与之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的“输血”总是眷顾国有企业而几无可能惠及民营企业，如此循环往复，则前者愈大而后者愈小。依我之见，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半段国家政治大局并未改变但经济上却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这种逆转现象的源头。
相对于坚持捍卫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哈耶克更为深邃和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极具洞见地指出，世界上的存在物之中并非只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如古希腊哲学的二分法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它们的确是“人为的”，但却绝非人们“有意识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换、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地自发演化扩展”的结果，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人类的语言——并不是什么人“发明”了语言，而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形成并逐渐丰富了语言。
在哈耶克看来，与“人类心智有意识设计的秩序”——“组织”(如公司、社团)相比，“社会”正是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而组织则是一个基于某一特定目标的封闭的共同体；社会是一个自身无目的的交换与合作平台，而组织则犹如个人，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清晰目标。正因如此，组织是会失败的、并时时刻刻处在动态的优胜劣汰中，但社会却很少会“破产关张”——那就是某一个文明的整体毁灭了。因此，一家公司或工会未来应该发展成什么样，那是公司的董事会和工会的理事会可以描绘的；但一个地区(行业)的未来应该和将要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千百万在该地区(行业)中生活、竞争着的个人和组织在自由探索中去发现和塑造。政府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改进和有效的操作，确保人们的自由交易和创新不受外在强制力随意干扰，保护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简言之，确保社会这个合作平台能够有效运转。
在我们这个对“计划”、“规划”——现在最时髦的说法是“顶层设计”——历来情有独钟的拥有强大计划经济思维传统的社会里，无所不在的大政府用它的强有力“规划”抑制、破坏乃至摧毁一个“自生自发秩序”是极为容易的，但它却不可能制造出一个这样开放的秩序来，尽管它经常自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把一个地方当成一个公司来经营，这样的社会与我们宣称要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国
读哈耶克_《致命的自负》有感 篇4
作者简介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先后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维也纳大学讲师、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等。
哈耶克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还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社会改良措施。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著有《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资本纯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等。
近代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极大的崇拜“理性”。科学尽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也隐藏着一个陷阱：人类对自身拥有完全理性能力的幻觉。这就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在他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的动机有多么高尚，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自负上。
哈耶克所处的时代，社会改革的时尚是社会主义的取向，哈耶克声明他同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的对立，而是基于事实判断上的不同——“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设定的目标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主张的办法是否能够达到目标”。哈耶克本人着重强调了这点，于此我们可以粗略的认定哈耶克只是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看待社会主义，而不是以一个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来仇视社会主义，他是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及其政治载体（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对于我们这个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坚信社会主义的国民需站在一个学术的角度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见解，与哈耶克一样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评判，我的感受之一就是在看哈耶克的书时不能带有有色的眼光，在理解和作出判断前需站在历史的客观维度，这样才能正确的理解哈耶克的观点，得出理性的结论。
扩展秩序
在《致命的自负》，围绕“延续秩序”这个中心概念展开。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出现频率很高并极为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扩展秩序”，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中，“扩展秩序”处于一个根基的地位。哈耶克的定义为：“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很明显，扩展秩序首先是一种秩序，一种规则。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而且，这不是一种在某个特殊领域发生作用的规则，而是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维持、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种秩序，首先，它是“自发”的，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其次，它是不断“扩展”的。这两种性质就决定了在扩展秩序的产生、发生作用过程中，与本能和理性这两种人类的基本行为动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然这种秩序是自发的、逐渐演化出的行为规则，就不允许任何人为的干扰和介入，而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就是以理想化的规划来人为的改变社会规则和活动方式，是以人类的设计和意图来理想的改造社会。这是严重的破坏“扩展秩序”的行为，而破坏扩展秩序的后果就是人类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受到阻力或出现后退。而且这种秩序的产生和发展涉及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持续进步，于是坚持这种“扩展秩序”意义尤为重大。于是社会主义的第一大严重错误就是违背了“扩展秩序”的产生、发展，于是注定社会主义不会取得成功。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有以下谬误
1、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反对私有财产。哈耶克认为私有财产是扩展秩序形成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体才可
能拥有各种生产工具的支配权和目标选择的自由权，这样才可能形成扩展秩序。如果按社会主义所构想的，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那么扩展秩序就会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社会文明的倒退甚至毁灭。
中国现在也在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建社和完善设市场经济，除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外积极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从建国初期以来，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鼓励和帮助民营企业和个体产业，实际上就是鼓励私有制的发展和壮大，就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局来说，哈耶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起码私有制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鼓励私有制才能是国民经济积极发展。
2、社会主义提倡平均主义，反对人与人之间有财产上的差异。哈耶克看来，文明不但是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建立起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的架构，它会让自己继续进化。这种进化不能用人们的需要加以支配。而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无视与此，对于运气和个人能力所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也就违背了扩展秩序的要求。
在我国建国初期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大搞公社经济，所有的收入归公社所有，社员的消费也是大锅饭的形式，严重的打击了人民创造的积极性。其实财产的差异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持续奋斗的动力，人们为了与他人财产的差异才会激发出创造力，如果一味的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人为的压制和打压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3、社会主义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哈耶克认为：一方面，由于我们生产规模巨大，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人们在这种计划中所能够动用的资源总和，因此不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集中控制；另一方面，集中的计划不可能认识到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复杂多样的信息和行为目标，它只有可能会限制大多数目标的达成。因而社会主义妄图从经济行为目标上加以统一的计划经济，违反了扩展秩序。只有市场这种搜集信息的制度，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使整体社会的行为收益大于所有个体的行为收益之和。
计划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有其强大的作用，可以集中力量迅速建设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积累起巨大的社会基础产业。但在国民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时，它的弊端就暴漏出来了。就如哈耶克所言，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计算出在计划中所需的资源总和和所能动用的资源总和，也预料不到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复杂多变的信息和行为目标。就如我国建国初期，由于这种误区的存在，产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以至于长期以来甚至国民的温饱问题都一直得不到解决，而且经济缺乏活力，以人为的方式搜集信息的弊端得到了最好的应证。
总结
哈耶克评论 篇5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去了解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哈耶克。哈耶克先生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这并非仅仅意味着他的首本畅销书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人们偶尔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伟大的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
在读这本书时，我有很多疑惑，也有反对，更多的是赞同。他的一些观点是真的值得去思考，去琢磨的。不管在看书时，你对他的看法如何，你都会被他的阐述所吸引，被他的想法所震惊。在整本书里，不管有多奇怪的想法，他所想表达的观念只有一个，那就是何为自由。在他的眼中，自由和平等是交叉在一起的，紧密不分开的。
他在书中写到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所以我感觉在社会中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按他这么说的话，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是自由辩解者之一，他解说的自由多少跟经济挂钩，但是他在解说自由时更多的是和法治挂钩。他写到：“最能清楚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可见他对法律还是有很大的敬佩。在整本书中，法治与自由，与平等都是分不开的。
在他的理解中，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是完全分开的。这本书中写到：“民主在自由中寻找平等，而社会主义在奴役和约束中寻找平等。”平等是一个很抽象的词，不容易被理解。平等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他在文中说过“平等与社会主义无关”，我很反对，平等是对立的，奴役和约束并不是平等。在社会主义中，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奴役和约束，我觉得更多的是尊重和敬仰。在社会主义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把人分成高低贵贱，有过多的强者和弱者之分。它更多的是一视同仁，所以根本不是不平等的。如果给一些人打工，那叫做奴役，我感觉是更不对的。因为那些打工的人收到了他们相应的报酬，而那些雇主出钱，他们之间就是平等的。
哈耶克评论 篇6
哈耶克:您简捷梳理了“公正的旁观者”、“合宜性”、“同情”、“一致的估价”4个关键词,从自身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斯密问题”。两部著作浑然一体,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是和谐统一的。“经济人”中“利己”的人性假设包含着“道德人”的“利他”成分,而“道德人”中的“利他”却又常常意蕴着某种“利己”。据此,我们亦可更深刻地领悟下面这句话的含义了,即“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1703年英国皇家海军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雨,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我先后用过3次“看不见的手”,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领会自发秩序的明显特点,想不到这个比喻竟成为市场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第1次出现在《天文学说史》这篇论文中,我指出:“火炽热,冷水清凉,重的物体下落,较轻的物质向上飘扬,这一切都是它们的本质使然。在这些现象中,我们都感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有两次分别出现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大家或许都比较熟稔了。
哈耶克:我想您的比喻是对的。市场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范例。在《国富论》中,“自然”和“必要性”两个与自然秩序直接相关的单词共出现1529次,价格这个单词出现1388次。“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自发结果。在我的视野中您的决定性贡献便是最早对市场自发秩序作出了经济学证明,自己基本上是在20世纪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重新诠释了“看不见的手”原理,两个人都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我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盛会上,斯蒂格勒教授说道:“我带来了亚当·斯密的问候,他现在在芝加哥生活的很好”。他的话很有意味。
哈耶克:我较长时间研究过观念史,仔细分析过人性假设的争议。我倾向于使用“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识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这个表达方式,而不是您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相同的表达方式,即每个人都应当有自由“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我之所以这样表述,实是因为您的这个说法会让人联想到一种自私的精神,而您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思。您的中心论点并没有谈及个人应当如何利用自己增加的产品,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让人们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斯密先生,您本人或许就是“经济人”与“道德人”不悖关系者(笑)。您在爱丁堡大学开设公共课,交费听课的人很多,获取了100多英镑。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每年获取170镑,这是非常高的收入水平,那时整个苏格兰年收入超100镑的牧师只有29人。您偶尔也收留房客,获得一定收入。《国富论》第1版与出版方对半分红,全部收入大概是500镑,加上后来亲自审定出版的4个版本和《道德情操论》6个版本,积累起了与贵族相当的财产。海关专员职位的年薪是600镑,每年从巴克勒公爵那里领取300镑的家庭教师养老金,合计900镑的年收入相当于王公贵族的收入,当时最好的大学教授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300镑。然而,您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友人们基于您富有同情心且慷慨大方,猜想把大笔的钱都秘密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并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搜寻证据,但结果发现您在隐藏慈善活动方面非常机灵。与您相比, 我做“经济人”不太好,为生计发 愁。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 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 书籍版税没 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也没有 写过一本教科书,而通常这 是最赚钱的 门路。萨缪尔 逊在世时《经济学》这本书已出版了19版,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犹太人对经济敏感的基因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弗赖堡大学,完全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
斯密:您把我翻了个底朝天(笑)。事实上休谟更厉害,他是英国第1位只靠文字作品而赢得大笔财富的文人。除了著作版税和担任公职时的收入外,他还从政府得到每年1000镑的年金。
哈耶克:下面讨论“斯密方案”、“斯密计划”和“斯密方法”吧。这3个称谓是我独自命名的,不知道是否妥贴。
斯密:哈耶克先生,什么“斯密方案”?
哈耶克:在《国富论》第7章“论殖民地”中,您为美洲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方案,核心内容是在英国议会中,根据殖民地在公共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给予相应席位。这就是说一个充满野心的美洲人有希望成为首相,即实际上成为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施蒂格勒教授赞同您对美洲领导人动机的分析,并认为这个方案是精明的。
斯密:噢。很久以前,我就对整个殖民地的管理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759年,我与富兰克林一家见过面,记不清是在爱丁堡抑或格拉斯哥。1761年,我第一次到伦敦,又与他作过交流。1766年11月初再次到达伦敦,停留了6个月,一边监督《道德情操论》的再版工作,一边在新成立的大英博物馆等地广泛阅读材料,集中研究殖民制度。考虑成熟后,我不仅把它写入《国富论》,而且周旋于伦敦的重要人物之间,热心推销自己的设想,但没有成功。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唯一可以避免殖民地彻底脱离的办法。
哈耶克:如果整个方案获得通过,美国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您将成为美国“建国之父”。
斯密:循着您的思维路径,自己能理解“斯密计划”的确切含义了(笑)。
在人生最后时刻,我感到很遗憾,自己做得太少了。书房里有很多材料,我本可以用它们写出很多东西。我看到了重农学派的弱点,试图在人类道德体系之外构建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公正的法律体系,于《道德情操论》末尾告诉了读者,并在《国富论》中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可惜在海关的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一重要计划的主体未能完成。
哈耶克:虽然未以完整的著作出版,但英国学者坎南根据当年一个学生记录下来的您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演讲内容,于1896年发表了《关于法律、警察、财政收入和军备的讲稿》。初看上去,题目给人一种很驳杂的感觉。其实,这4个对象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警察的目的在于确保商品的价廉、维持治安和保持清洁,收入维持政府的运作,军备保卫国家的安全。弗里德曼教授赞誉您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斯密:未曾谋面的父亲是一个律师,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军法监察官和柯卡尔迪地区的海关审计员。父亲的形象和相依为命的母亲的教育,使我逐步懂得法律的神圣。
我以防止损害为核心和基点,以人所处的位置为半径,构筑了由私法、家属关系法、公法组成的法律体系,但在论述时采用相反的顺序。在我看来,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就以人所处在的国家成员层面论起。我的公法概念与现代大陆法系的公法概念大相径庭,分析的基点在于财产,运用财产产生权力的逻辑来推演政体的变迁和演进。对家属关系法所述不多,但财产作为解剖婚姻现象的基点仍然没有变化。私法的基础和内容可以概括为保护财产权不受侵犯,保障所有拥有财产的人不受侵犯。“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在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将自利心引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
哈耶克:从公法到家属关系法再到私法,无不渗透着财产的精神,可以说财产就是法律之灵魂。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坚持自然法思想的杰出的法学家。“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些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法律基础的一般原则,应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法。同时,着力倡导使坏人所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的写作正是为了解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即“政治的公正,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制度的”。我们看到,18世纪英国这种经验主义的基于人性情感的道德论,经过休谟与您在理论上的全面塑造,而变成了一种面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德性论、规则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
我比您幸运,《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最后一部系统性的著作是成功出版了的。我承续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 批评了现代社会在“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的支配下视立法手段为惟一的法律制度化形式,及以“公法”替代“私法”的趋势 , 坚持以二元观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两个术语整体建构法律理论。内部规则意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亦即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经由使每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能够知道他们在追求他们目的时可以动用什么手段,进而能够防止不同人的行动发生冲突而界分出确获保障的个人领域。外部规则意指那些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制定的规则。作为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它们具有否定性和抽象性,也可被叫做“正当行为规则”,与您常用的“正义”这个词意义一致。我阐发法律理论,旨在明确处理现代社会以外部规则对内部规则的侵扰或替代问题,或者说要在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之间设定一个共存的边界。在这个问题上,重要性不亚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棋子原理”给我较大启发。在《国富论》中您写道:“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规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斯密:我的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开始,认识到言语活动中存在着内部促使语言发展的力量,同时认为在一个复杂、扩展的社会秩序中“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于他的利己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早年梦想成为诗人,经常与诗人汉密尔顿一起愉快交谈。读中学时积极参加戏剧演出,读大学之前至少学习了4年古典文学,后来仍然以文学批评家著称,离世后友人还帮我出版了《模仿艺术》。研究过大脑工作原理,与哈奇森一样在作品中结合了大量心理学分析。
哈耶克:经济理论对研究者本身提出的知识要求是非常高的,“斯密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您主张一种开放的经济研究方法,打破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知识。在20多岁时,我读了维特根斯坦探讨语言本质的《逻辑哲学论》,曾将价格机制比喻成“电信系统”,像语言一样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而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以伽达默尔的“对话”概念的形式作为论述市场过程的模型。根据这种观点,市场是一种靠“价格语言”进行的对话。上大学之前也经常去看戏剧,阅读有关剧本,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德国诗歌特别是哥德的作品对我影响较大。科斯教授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赞该书“表达得清晰而优雅”,这与您的文学修养分不开。但我的作品读起来有些晦涩,说明学得不够好(笑)。
斯密:本人坚持从真实世界中寻找可靠的出发点,细致分析可观察的普通现象,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不喜欢“黑板经济学”。除经验到格拉斯哥、柯卡尔迪的实际变化外,在离开苏格兰前往牛津大学上学时,我一路上都是骑马而行,被英格兰的富庶和发达的农业震惊了。在法国陪伴巴克勒公爵时,曾特意跑到日内瓦,花了两个月时间观察共和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去蒙彼利埃观摩朗格多三级会议等。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想纠正一下现在流行的一个看法,说我在法国期间曾经与魁奈、杜尔哥、伏尔泰等人深入交往。这个谬误,源于传记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事实上,我的法语讲得非常差,那时即使最有教养的法国人也根本不会讲、看不懂英语,怎么能顺畅交流呢?当时自己的交际圈仅限于一些英国籍居民,为减轻孤独便开始着手写作《国富论》。在返回英国时我带回了4箱书,大部分是经济学类的。我对重农学派的了解,来自对其著作的阅读。
哈耶克:从小时候始,您似乎就已经显示出对数学的明显偏好,14岁数学水平就具备进入大学的能力。但在写作过程中,您更多地运用实例来说明情况,不用高深的代数,没用过任何需求曲线,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通读无碍。而我14岁那年数学考试不及格,但这并不是自己写作中不用数学的原因。奥地利学派秉承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坚持认为市场和经济发展是一种创造、发现的过程,反对以等式和数理来表达。
斯密:经济学要取得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恢复政治经济学这一词汇的本来意义。一定不能成为数学的奴隶,见不着社会生活中的非经济变量。就像您的老师米塞斯所言,“方程式和曲线描述的是虚构的从来不存在的事态。”
哈耶克:“斯密方法”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您广泛参与各种社团活动,与学者交流探讨中丰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
斯密:那时没有推特、脸书、微信等现代社交网络,自己又不太喜欢写信。大家主要凭靠社团组织进行思想交锋和智慧交流,且它们之间有竞争性。到格拉斯哥后,我参加了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每周聚会讨论当时的商业问题。参与创建文学会,在第1次会议上自己宣读了论述休谟《贸易论文集》的文章。机械师瓦特是文学会会员。那时同业公会不允许瓦特在城市里建工厂,我和学校领导层支持他在学校里设立一个车间。参加过爱丁堡哲学协会,休谟是协会秘书。我在创建择优学会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学会有时候一个晚上会讨论很多问题,而有时会接连几周都讨论同一个问题,同时依靠私人捐款奖励各行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在爱丁堡参加了拨火棍俱乐部,讨论国家防御力量问题。伦敦居住期间,我被接纳为皇家学会成员并参加过不同俱乐部的活动。晚年我还与后来成为近代化学之父的布莱克和近代地质学之父的赫顿一起,合作建立牡蛎俱乐部。这些学术团体都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存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必不可少的部分。
哈耶克:您以“斯密方法”全神贯注地研究,铸成了经济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越是深邃的思想越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也只有在时间的考验中深邃的思想才能放出异彩,以致不断有人发出“重回斯密”的感慨。在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的当局高层,“亚当 ? 斯密领带”被当做一种荣誉徽章来佩戴。
斯密:前几天我找来了1976年3月9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读了您发表的《亚当·斯密在今日语言中的意义》一文。里面您讲到,“在我讲授经济史的40多年里,我总是感到关于亚当·斯密的课特别难讲。”
哈耶克: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只要一谈到这个人,人们就会说,构成今日经济学基石的大多数有关技术问题的决定性观点,他之前的那一代人早就说过,而且他也并不总是对这些早期工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估计。”“不过,就像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强烈地感到并希望指出,不管是在影响方面,还是在对这门学科的中心问题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认识方面,他都堪称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位。”
斯密:我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哈耶克:1990年分别在日本名古屋和爱丁堡召开了纪念您逝世2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内容都涉及“斯密与当代”这个主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2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只是对《国富论》的分析进行一些补充、提炼而已,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大都构成了现代经济学诸领域的源头,甚至连您的矛盾、理论缺陷也是富于建设性成果的。一句话,您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您的理论不断地向后来者提出需要回答的新问题。
我不嫌啰嗦地把一些重要的“创造性转化”介绍给大家吧!从进化观念史看,休谟与您对达尔文有着启蒙意义。李嘉图是看了《国富论》后才开始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分工观点被他发展成了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您影响了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引致了他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关系的论述。源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您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康德则形成了“世界公民思想”。您启发了萨伊、马尔萨斯、门格尔等人,推动了对经济财货之本质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您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康芒斯教授将古典经济学中以实物为对象的“交换”拓展为转移所有权的“交易”,科斯教授将“交换能力”拓展为“交易费用”,将“监管和强制实施某种计划的成本”拓展为“组织成本”,促进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关于农业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解释,给后人研究二元结构问题以启发。早在控制论产生之前,您已经极为明确地使用了“负反馈”的观点。您将竞争视为一个过程,奥地利学派予以吸纳消化。您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视作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您论证了财政拨款供应教育经费的弊端,引发了弗里德曼教授“教育券”设想。您分析了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作用,提出了强制义务教育的最早思路。您对政府行为效率的分析,直接触发我和张五常教授关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思考。您阐明了粮食自由贸易的好处,有助于森教授对饥荒的实证研究。您把竞争和比赛联系起来,我则干脆指出是“一场部分由技艺、部分由机遇复合而成的竞赛”。您用卫生与健康的关系来比喻利己心与政治的平衡关系,我把民主具有的真正价值比喻为“卫生防疫措施”。您用“防火墙”形象说明抵御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现在这个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斯密:深刻的思考都是相通的。今天就聊到这里为止吧。
哈耶克:我喜欢按照您所愿意的方式去看待事物。
斯密:知难行也难,且行且珍惜。
火炽热,冷水清凉,重的物体下落,较轻的物质向上飘扬,这一切都是它们的本质使然。在这些现象中,我们都感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作为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它们具有否定性和抽象性,也可被叫做“正当行为规则”,与您常用的“正义”这个词意义一致。
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探析 篇7
关键词 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 组织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本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极力捍卫个人自由，崇尚自由竞争和市场秩序。他倡导自生自发秩序，认为唯有遵循自生自发秩序才不会摧毁我们的文明。自生自发秩序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理念是支撑其整个社会理论的基石，是其自由理论生发的基础。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秩序的阐释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理清了秩序、自生自发秩序概念的脉络，详细阐述了自生自发秩序理论。
一、 何为秩序
每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必定会有一种秩序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影响着整个社会。故理解自生自发秩序，我们首先需对秩序是什么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哈耶克认为：“秩序，意指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可见，不仅每个社会都会有一种秩序，而且这种秩序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同时，对他人所做行动的预期与他人实际的所作所为的一致性是我们满足自己目标的一种评判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秩序。
在哈耶克看来，秩序分两种，一种是“人造的秩序”，一种是“增长的秩序”。
“人造的秩序”就是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刻意的安排。“人造的秩序”相对简单、具体，并服务于该秩序创造者的意图和目的。“增长的秩序”是源于内部的秩序或是自我生成的秩序。也就是自生自发秩序。社会的运行发展大多是增长的秩序也就是自生自发秩序起主导作用。
二、 自生自发秩序的源出和特点
（一）自生自发秩序源出于其要素对某些行为规则的遵循
哈耶克反复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他们的要素在应对其即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在哈耶克看来，规则一词常常意指了错误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规则这一概念进行一下界定。首先，我们需要将常规性与规则区别开来。其次，“规则是在那些遵循它们的要素并不明确知道它们的情况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由此，人们接受、传播这些规则，人们违反规则的行为能够得到纠正，并对适当行为的不同见解进行裁定。
需注意“不是每一种常规性都一定会产生整体秩序的。”由此，我们就需弄清楚，何种规则能够形成社会秩序。要素之行为规则并不一定产生秩序。人們在选择进化的过程中趋向于遵循整个群体的行为秩序所依赖为基础的行为规则方面的倾向。那么，规则须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使个人行动产生出一种整体秩序？首先，他们行动的环境氛围相同；其次他们有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再次，普遍遵守某项规则，有助于他们的行动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对他们有益。
（二）自生自发秩序的特点
1、复杂性。自生自发秩序是源于内部的秩序或是自我生成的秩序。不是任何智者刻意制造出来的秩序。因为自生自发秩序的复杂程度不是人之心智刻意把握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无需为我们的感官能力所及，因为它有可能是以那些只能被我们从心智上加以重构的纯粹的抽象关系为基础的。”因此，自生自发秩序是复杂的。这并不是说任何自生自发秩序都是复杂的，相较于人造秩序相比，自生自发秩序的复杂程度更高。
2、抽象性。自生自发秩序不可能由人们的直觉而认知到，自生自发秩序“是由那些只能根据抽象特征性加以界定的要素之间的抽象关系构成的。”而其重要性在于对这样一种抽象秩序的维续“是对某种特定的关系结构加以维护，或者使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继续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关系。”
除此以外，我们需要注意自生自发秩序与目的之间的微妙关系。自生自发秩序本身不具有目的，因为这种秩序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创设的。但是，如果此处的目的不是指要素的目的意识，而是功能的意思话，二者有一定相关性。
三、自生自发秩序的构成
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是由个人和组织构成的。在一个较大规模的群体中，人们之间的合作都是以自生自发秩序和组织为基础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一些群体会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分立的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之间的协调，则是由那些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所促成的。”比如说家庭、工厂、公共部门等，它们都是组织，它们被整合进一种更为宽泛的自生自发秩序中。这么说来，“社会”一词可以描述自生自发秩序。这种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无须具有一个组织所通常具有的那种明确的边界。因为这种社会中往往会有好几个联系密切的个人组成的核心。此时，每个个人既是大社会的成员也是众多其它部分社会中的成员。在大社会中，有一个占据着特别位置的组织——政府。政府在确保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得到人们遵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创新实践项目《基于哈耶克“否定性正义观”审视我国社会公平问题——以贫富分化问题为例》（项目编号：201413SSCX106）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2，54，55，57，58，63，64，65，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