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问卷调查

现象问卷调查（通用8篇）

现象问卷调查 篇1

关于高校食堂浪费现象调查问卷

中国紧急快速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在大学，每到开开饭时间，餐桌上总是杯盘狼藉，在这些餐盘中，剩着大量未吃完的饭菜，这些剩下的饭菜都将倒入食堂打潲水桶中，一天下来，倒掉的剩饭要累积好几大桶。学校食堂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针对这令人痛心的浪费，我们想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以探讨大学生食物浪费心理为切入口，探究食物浪费的原因。通过探究这些原因后，才能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有所该善大学生的食物浪费，加强学生对节约食物的意识，唤起大学生节约食物、杜绝浪费食物的传统美德。

Q1您的性别：(单选题)

A.男

B.女

Q2请问你在校吃饭吃几个菜（不包括汤和饭）(单选题)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E.5个

Q3你最经常的就餐方式？(单选题)

A.食堂购买

B.校外快餐

C.面包店

D.回宿舍自行解决

Q4你在饭堂平均每顿饭消费多少元？(单选题)

A.4元以下

B.4~5元

C.5~6元

D.6~7元

E.7元以上

Q5你看到粮食被浪费的情景？(单选题)

A.相当普遍

B.一般多

C.很少看见

D.根本就没看见过

Q6你每次就餐后要倒掉多少饭菜(单选题)

A.基本没有

B.有，但很少

C.大约1/4

D.一半或以上

Q7你倒饭的原因？(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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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饭菜口味不佳

B.饭量太多

C.有不爱吃的菜

D.卫生问题影响食欲

E.其他原因

Q8下列哪些菜式是你不喜欢的 ?(单选题)

A.包菜

B.土豆

C.辣椒

D.其他

Q9如果不是很满意，原因是：(单选题)

A.卫生条件不佳

B.饭菜款式不够

C.口味不好

D.校外的快餐比饭堂的好

E.其他

Q10你会因为吃不完饭菜而感到愧疚吗？(单选题)

A.绝对会

B.偶尔会

C.不会

Q11你觉得对过度浪费粮食的行为需要进行惩罚吗？(单选题)

A.有必要

B.没必要

C.不好说

Q12你会因为不浪费粮食，即使吃得很饱也会把饭菜吃完吗？(单选题)

A.会

B.偶尔会

C.基本不会

Q13你对粮食浪费的态度是(单选题)

A.气愤，看到会立即上前制止

B.仅仅气愤

C.较为厌恶

D.没感觉，已经见怪不怪了

Q14你觉得学校的饭菜可以有哪些改进？（可多选）*(单选题)

A.量增多

B.多些蔬菜

C.多些荤菜

D.增加甜品

E.其它

Q15平时会浪费哪些菜式？(单选题)

A.米饭

B.蔬菜

C.肉类

D.全都会浪费一些

Q16剩饭频率(单选题)

A.每周不到一次

B.每周两三次

C.每周四次以及以上

Q17你赞成以下哪种关于食物的观点？(单选题)

A.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B.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七尺

C.勤俭永不穷，坐食山也空

Q18如果满分为5分，你会为你的学校食堂打几分？(打分题)

Q19对于食堂浪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填空题)

Q20你对学校食堂实行光盘行动有什么看法？(填空题)

现象问卷调查 篇2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对高管高薪集中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了深入调查。

国有金融机构管遭遇“限薪令”

据腾迅财经最新公布的2008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榜,榜单上前20位高管有15位出自金融业,深圳发展银行的外籍高管法兰克·纽曼以年薪1598万排名第一。这是在财政部限薪令下发后相关金融企业调整后的年薪。

4月7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根据当前形势,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避免进一步拉大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业内部职工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情况发放过高薪酬。这应该是确定金融高管最高年薪的总体要求,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指税前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社会保险、各项福利等,下同)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确定。不仅如此,各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经营业绩较2007年度出现下降的,高管人员薪酬在执行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再下调10%。其中,2008年度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薪酬降幅还应增加。对于2007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明显高于同业平均水平的,在执行上述政策的基础上,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降幅要相应加大,主动缩小与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此外,根据上述原则确定高管人员薪酬后,各国有金融机构要以此为上限确定其他员工薪酬,合理体现岗位差异和业绩差异。

这几道“指令”非常具体地框定了国有金融机构高管和其他员工的薪酬天花板。绝大多数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已自觉照章执行,高管薪酬同比至少下降1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在严格控制高管薪酬水平后,银行业亦出现薪酬上下分化——分行行长、“海归”中层薪酬数倍于总行高管的怪现象。

“限薪令”后的金融高管薪酬

本次限薪令下达的近40家对象,主要涉及国有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期货)交易所等,包括第一大股东为招商局的招商银行和与第一大股东为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的民生银行。民生银行2007年高管薪酬在1000～2000万元间的有2人、500～1000万元的7人,而在2008年的薪酬榜上,董事长董文标以1136万的年薪排名第四,据说与去年相比下降35%。

4月10日公布2008年年报的浦发银行,业绩增长翻倍,董事长吉晓辉薪酬为176万元,行长傅建华由2007年的220万元下降为176万元,降幅20%,已超过《通知》要求。其他副行长薪酬则略有增长,尤其是董事会秘书沈思由2007年的190多万元猛增到383.6万元,这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今年年薪为789万元,在薪酬榜上排名第十。为此,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表示:“马蔚华的收入是董事会的决定,大家觉得他‘物有所值’。他的薪酬和业绩是挂钩的。如果国家制定有关措施,我们也肯定服从。”相对于业绩正增长、薪酬普降10%以上的银行业,保险行业的情况较糟。中国人寿2008年净利润同比下降45.3%,董事长杨超税前年薪为168万元,执行董事、总裁万峰税前年薪为160万元。相比2007年,两人年薪分别下降15.6%和14.9%。但按照《通知》要求,这个降幅显然还不够。按照规定,超出部分要在2009年度薪酬中抵扣或退回。

不过,第一大股东均为外资的深发展和中国平安,似乎并不在受限范围之内。中国平安相关人士表示,他们并没有收到上述文件。虽然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2008年薪酬排名第一,但与去年相比降幅达30%,其他高管薪酬总体降幅达15%。2008年,中国平安净利润由上年的192.19亿骤降至4.77亿元,降幅达97.5%。2008年拿了6600万年薪的董事长马明哲今年号称“拿零年薪”,这同样引来网上热议。

短期效应并非科学制度

由于财政部还在研究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政策,因此在政策出台前,只能对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发出简单的降薪“命令”。但这种短期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薪酬制度的“怪”现象。比如,在一些银行,薪酬制度出现了两种评判方式。

中层干部市场化考核后,薪酬大大高过总行高管。以浦发银行为例,行长傅建华的薪酬下降20%,为176万元,但在高管薪酬列表中,有8名高管的薪酬高于傅建华。年报显示,2008年浦发银行年薪最高的是职工监事杨绍红,达500.3万元,涨幅惊人;其次为董事会秘书沈思,年薪为383.6万元,涨幅达98.7%。

记者了解,这些职工监事的高薪酬,是按银行内部绩效考核方式得出的。因为浦发银行2008年业绩翻倍,如果靠业绩考核,这些中层的薪酬当然水涨船高。最关键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有关方面“限薪”。

此外,银行“海归”管理人员的薪酬也大大高于其他高管。如中国银行年报显示,2008年中行董事长与行长的税前薪酬分别为150万元和154万元。但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薪酬高达1181万元,首席稽核官黄定坚为442万元。这两位均是2007年中行全球招聘的海外人员,都曾在外资银行工作过。

薪酬制度的两种评判方式,引发了国有金融机构的薪酬乱象。很多人认为,作为拥有国家垄断资源的国有金融机构,薪酬的畸高,有悖于国情、有悖于社会公平。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建立科学的薪酬制度刻不容缓。

中央企业高管薪酬遭披露

如果说国有金融机构的天价高薪让人瞠目的话,那么国资委旗下的138家中央企业的薪酬情况,更引人关注。

据凤凰网财经的最新统计,2008年已公布年报央企高管薪酬如下表:

表中排名第一位的是中海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玉,薪酬(酬金及股份期权收益)达1204.7万元,较2007年增加74.5万元。其他央企高管年薪大多在数十万,相比之下,有不小的差距。

对此,中海油紧急澄清:中海油有限公司高管层薪酬福利严格遵守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规定,个人实际所得与向资本市场披露的“名义”收入大相径庭。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家特批中海油为先行试点,允许中海油公司在香港注册,并以红筹股形式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上市。中海油按照国际惯例和香港公司的标准设计了包括公司高管层薪酬、期权激励在内的一整套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并定期向资本市场进行披露。实际上,所有高管层人员从2001年上市的第一天开始就把董事会批准的收入捐给了母公司,因而成为“名义”收入。

董事长傅成玉在亚洲博鳌论坛上对此进一步解释说:“第一,我们是海外上市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所有国际公司相同。我们的薪酬都是由独立董事制定,本人不能参加。第二,作为我本人拿到这个钱以后,我觉得跟中国国情相差太多,我们员工收入太低,所以我会捐给母公司,这是我的自由。”面对这一解释,大众真不知是该为如此高薪愤怒,还是该为捐赠行为叫好。名义也好,实际也罢,双重标准的薪酬制度折射出央企高管“两栖身份”的复杂和不合理,这也是大众质疑的关键所在。

另外,已经公布的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高层薪酬合计超千万元的公司达到50多家,其中中国石油以9783万元的总报酬位居榜首,成为对高管最“慷慨”的上市公司。而中国石油近日公布的2009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净利润同比下降35.3%,雇员酬金成本反而由去年同期的138.06亿元上升到148.90亿元,同比增加达10.84亿元。既然收入与业绩挂钩,那么在利润下降的同时收入却猛增,显然不合情理。对此,中石油没有做出解释。

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要有统一标准

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为何无法出台,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为何缺乏全国性的统一标准呢?

今年两会期间,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对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持续追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表示,法律委和财经委、国务院法制办、国资委反复研究后认为,按照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要求,合理确定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标准,很有必要。但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经营业绩、所在行业和地区的企业平均工资、本企业的平均工资等多种因素,难以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在分组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因央企高管的年收入与职工差距高达几百万,故“建立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势在必行。”而这种体系的最终建立,无非是要靠“两只手”,要么是市场经济和公司治理的“无形之手”,要么是体制、机制和法律的“有形之手”。而现今,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以至于“难以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相关问题无疑只能留待“无形之手”来解决。

然而,目前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高管通常是通过人才市场的竞争机制中挑选出来的,是董事会代表投资者选定的。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对这些人的评价,即对“高管”们的经营能力或风险承担能力作出的一种相对客观、公开的认定。然而,国企高管却并不单纯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往往更多来自行政决策和政府任命。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并非职业经理人市场中流通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市值究竟是多少,市场无法判断。可见,按照人才市场上的高管薪酬标准来决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是行不通的。

当市场无法决定国企高管工资,而国有资产监管者难于掌握更多准确信息无从监管的时候,国企高管工资的决定权便更多地留给了国企自己。于是,在实践中,拥有体制内官员身份的国企高管们,往往按市场标准,和民企、外企的高管一样享受高薪。而与此同时,国企所享有的政策优惠乃至垄断地位所产生的“效益”,常常被当做国企高管们的“经营绩效”,成为他们获取高薪的理由。在国企管理者的薪酬安排上,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高管们想不高薪都很困难。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近日在答记者问时说,企业领导人的薪水需要和业绩挂钩。他说:“企业是经济组织,不是慈善基金会。无论哪种性质的企业,企业领导人的收入都必须跟业绩挂钩。你交给我的利润多,我应该多给你。如果你交给我的钱多,我少给你,你就走了。以前有人批评‘国有企业是培训班’,人才培训完了都跑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去了,因为人才是有价位的。据我了解,美国最近有政策,对政府出资帮助的银行高管薪酬封顶50万美元,我认为不恰当。关键是要跟业绩挂钩。有的银行亏损,高管收入就应该减,或者叫他走人;但有些业绩是升的,你也给他封顶,合适吗?用我们中国话说,干事儿不能一刀切。”

既然是行政任命,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应该不宜过高,但央企也参与市场竞争,薪酬又要跟业绩挂钩,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激励与行政任命制存在较大的矛盾。不难看出,合理确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之所以“难以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其症结就在于国企高管的“两栖身份”。单纯用“有形之手”确定国企高管们的薪酬标准,势必影响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单纯用“无形之手”确定国企高管们的薪酬标准,又并非完全依据市场机制而定令公众无法接受。所以,只有打破国企高管的“两栖身份”,才能建立真正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

《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让薪酬有“谱”

有消息称,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牵头拟订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即将成稿.目前正处于进一步修改完善和上报审批阶段。待上报国务院审定后,可望近期颁布。正在制订中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的内容,涉及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结构、薪酬制度、基本年薪、绩效年薪、补充保险、职务消费规范方式以及监管体制等各个方面,其重点在于奠定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总体框架以及薪酬水平的大体区间。

考虑到金融业的特殊性,该规定出台后,还将由各有关主管部门分别针对金融、非金融企业等领域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各地也将参照该规定出台当地有关细则,对国企负责人薪酬管理实施全面规范。

新办法将明确规范国企高管工资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基本年薪确定的依据、绩效年薪相对于基本年薪的比例、股权激励的规范办法、补充保险按照什么来确定、职务消费的规范原则、高管薪酬监管权责等。确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具体办法,是根据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做一个基数,高管作为较高端的人力资本,其人力资本价格等于职工平均收入再乘以相应的系数。系数的核定,由高管考核的相关主客观指标决定。

为保证规定的施行和效力,新规定将以国务院行政规章的形式颁布。其后,人社部、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等部门将各司其责,合力推进国企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的规范,促进理顺薪酬分配关系。

我国适时制订统一的国企高管薪酬规范,有利于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职工工资最高的证券业达到172123元,是平均工资最低行业的11倍。高管薪酬如能得到规范,国企内部其他人员的薪酬水平也将会相应地进行调整,从而使国企内部以及行业间不合理差距逐步缩小。

挂职现象调查 篇3

作为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挂职对于干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的运行,无疑具有深刻影响。

为了了解挂职在不同地区的运行状况，作者先后在河北武安市、湖南株洲市、吉林省吉林市、江西九江市等4个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现场观察。在这4个点的调研中，作者不单搜集了大量的地方相关文件，还对54名地方干部进行了访谈，包括一场焦点小组讨论。

准程序化的政府实践

调查发现,挂职通常有四种形式:一是到下级机关挂职，即“下挂”,最为典型的是通常所谓的基层锻炼;二是到上级机关乃至中央国家机关挂职,即“上挂”;三是到其他地区的机关挂职;四是到国有企事业单位挂职。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突破常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挂职锻炼形式。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专门的条例来规范挂职的运作，但各地都按照某种既定的操作方案安排不同挂职活动，而且各地已经根据实践发展出趋同的“准制度安排”。这种准程序化的政府实践方式，为比较不同地方的挂职活动提供了一个起码的依据，也是今后中央提供相关制度供给的基础。

各地在选派挂职干部时，不仅强调政治素质好和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年龄和学历都有硬性要求。如武安和吉林选派挂职干部时，规定年龄不得超过40岁；而株洲和九江则规定挂职人员必须在35周岁以下。至于学历，基本上清一色要求大专以上。此外，不同的挂职类型还附加一些特殊的标准，如到基层挂职往往强调热爱农村工作；到异地挂职则强调纪律观念和大局意识;到上级机关挂职往往是一些重要后备干部。

有人认为挂职人员的选派过程充满着权力斗争，比如一些单位领导更愿意将那些不服从自己领导的“异见分子”派出去，有些单位领导可能出于平衡的考虑将彼此不合的下属“挪”一个出去，还有的则是因为面临升迁但职位又不够而“暂时”被安排去挂职。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挂职的选拔程序上，个人自愿所起的作用似乎更大。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去挂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不管单位怎么推荐,也很难成事。

接收单位的选择方式更多地跟挂职类型相关，跟地方政府的差别关联较小。颇有意思的是，异地挂职的启动有时取决于两地领导的人際关系。在异地挂职相对较多的两个调研地区，其成功背后都有着很强的人际色彩。

挂职人员的职务安排一般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虚职,如xx助理,农村工作指导员;二是实职，包括副县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副主任等党政副职和村党支部书记等少量正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下派挂职一般担任实职居多,而去异地挂职和“上挂”,绝大多数都是出任虚职。这种差别的出现主要跟接收单位的谈判能力有关，下级政府肯定要义务性地给“上面”派下来的人以实质性的锻炼;而上级政府和其他地区则可能出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让挂职人员担纲。

各地对挂职人员的管理与考核也基本上大同小异，而挂职的评价则涉及挂职成效与提拔使用。除九江外，其他三地的各种挂职文件，都清一色地规定了“挂职期满后，表现优秀的人员，可优先提拔使用”。像吉林，还将挂职成效分为“优秀”与“特别优秀”两个层次：对于经考核为优秀的人员，可优先考虑职称、职级晋升；对于特别优秀而且具备提拔条件的，要予以提拔重用。

尽管九江市委组织部的官员反复强调,挂职(哪怕表现很优秀)并不意味着提拔,它只是一种正常的干部锻炼途径,然而庐山区的挂职实践，似乎刚好与此说法相反。据笔者观察，庐山区的驻村挂职干部中，表现优秀的，基本上都被提拔了。

可见，不管是书面规定上还是实际政治实践中，挂职已经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唯一需要厘清的是，挂职在提拔条件里面占据多大权重，提拔依据的是组织部门的书面考核结论还是干部的实际挂职成效。

挂职出发点与效果的差距

调查发现，挂职的运作并不尽如人意，而是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挂职这项准制度的出发点和现实效果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影响了该制度的绩效。

从挂职人员、派出单位、接收单位三方分别来看，首先挂职人员自身存在认识偏差。有些挂职人员把挂职锻炼看做一个过场，将自己视做当地的一个“短暂过客”，认为挂职期间只需应付一下就可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满足于敷衍被动地开展工作，而非主动承担相应的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还有些挂职人员（主要是下派挂职干部），则将自己置于挂职单位的约束之上，借助原单位的强势地位，无端干涉接收单位的工作，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这两种极端的认识，都偏离了挂职人员应有的角色定位，造成了负面效果。

其次，挂职人员派出单位有不少“尴尬”。参加挂职锻炼的人员，一般是年轻的、有培养前途的公务员，将他们派出去挂职，对于派出单位来说在短期内无疑是一种损失，特别是那些人员较少、工作量大的单位。而且在此期间，派出单位还要负担挂职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一定量的挂职补贴，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派出单位作为对口支持单位而对挂职地区(一般是乡镇和村)进行资金方面的支持。有的派出单位干脆形象地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为他人作嫁衣”。正因如此，有些派出单位要求挂职人员兼顾原来的工作，而不是按规定彻底与之脱钩。在访谈的33名挂职干部中，挂职期间真正与原单位工作脱钩的不到50%。

同时,挂职人员接收单位颇有“顾虑”。一是职位安排上的顾虑。挂职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出于对挂职人员不熟悉情况和短期行为的担心,接收单位一般不敢安排主管或分管某方面工作的实职,而只是安排一些辅助性的虚职,这样挂职人员很难得到实际的锻炼。在一些沿海地区,前来挂职锻炼的干部太多,多的乡镇领导干部达到20多个,少的也有15～16个,这种“僧多粥少”的现实导致接收单位很难合理地给挂职人员安排工作。二是费用方面的顾虑。尽管挂职人员的工资奖金由原单位承担，但接收单位要为挂职人员提供相应的办公场所和经费,如果是挂领导职务，还要配备秘书、司机和小车，这些费用累计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于那些财政收入较少的贫困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三是后果方面的顾虑。如果挂职人员的工作确有成效，接收单位负担上述费用还是值得的,但如果挂职人员的工作毫无起色甚至出现负面效应,接收单位无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制度的缺失

由于挂职牵涉到作为具体实施单位的组织部门、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挂职人员等诸多行为主体,它需要极为精巧和完善的制度设计,否则其中的任何纰漏都会影响挂职效果。调查发现,挂职管理体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

一是实施单位、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挂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各主体的权限和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二是对挂职人员的管理和考核出现“真空”状态。作为实施单位的组织部门一般满足于结束阶段的考察，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接收单位的日常业务管理很难与组织部门的终期考核相衔接，而派出单位在人事行政上的管理则“鞭长莫及”，这种管理与考核上的“真空”，容易导致挂职人员放任自流甚至违法乱纪。三是挂职与提拔使用的关系。挂职是不是提拔的必要条件？如果是，它在提拔条件里该占多大权重？如何衡量挂职优秀与否？这些问题，各个地方的挂职文件中都未详细加以说明，只是笼统地规定“挂职表现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四是全国缺少一部统一的挂职条例。目前对挂职进行部署和安排，都是依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专门文件进行的，缺少一部全国统一的条例。在《公务员法》中，挂职锻炼只是作为公务员的交流形式之一而被简单提及，缺少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在调查中，笔者经常听到地方干部对于“制度匮乏”的感叹。他们告诉我，虽然制度并非万能，但若没有一项全国性的挂职条例或规则，开展工作时总感觉无所适从。

由于制度不足，在挂职中真正起着调节作用的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以及盛行于官场的各种“潜规则”。这些文化和“潜规则”，积极进步的成分很少，消极落后的成分居多。

例如,由于挂职后可以留任,个别事业单位成员将挂职当做转入国家机关的跳板;因挂职人员要到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工作,那些家人分居两地的人将挂职变成了亲人团聚的好机会;有的干部借异地挂职之名,行旅游观光和走亲访友之实;还有的单位领导将选派干部挂职当做“发配”机关人员的合法手段。如果是带着上述目的去挂职，很难想象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接收单位出于不愿与人为敌,宁愿一团和气、与人为善的考虑,导致难于有效管理和评价挂职干部。

关于校园早恋现象的问卷调查老师 篇4

A 在我校有很多B 一般，不算很多C 很少，几乎没几个 第2题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早恋现象的？

A 在学生当中其实没什么，谁都会这样（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B 不太在意，可有可无（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C 一点也不正常（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第3题您认为早恋对中学生而言是否是一件正常的事？

A 在学生当中其实没什么，谁都会这样（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B 不太在意，可有可无（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C 一点也不正常（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第4题您认为早恋是由什么引起的？

A 学生的无聊时间太多，打发时间B 学生在青春期都有这样的反应

C 学生之间单纯的喜欢D 家庭和学校教育问题第5题你觉得我学校应该怎么对待早恋的同学？

A 对学生严加管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B 沟通，开导（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C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第6题您认为怎么样才算是早恋？

A 牵手（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B 拥抱（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C接吻（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D 其它（请写出来，并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第9题您认为中学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早恋现象？

A 避免该现象的发生（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B 现在应该好好学习，以后再谈（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C 您自己的看法（请说明选择的理由，请写出来）

第10题你认为早恋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现象问卷调查 篇5

亲爱的同学们：

你=创造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营造健康的学习、生活氛围，促进学校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是我们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和责任。本次调查希望了解我校存在的校园不文明行为，我们希望在完成问卷的同时，为学校的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一、说明: 请同学们仔细阅读本问卷所设置的问题和选项，结合实际，选出或是填写你认为属实的内容。答案的选择和填写对你无任何影响，请同学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对于你的支持和配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要求：

1.请如实填写，并在选项左侧的空格中打“√”。

2.问卷请不要署名，不要做其他标记。

校园不文明现象问卷调查

（一）基本情况

你的性别□男□女你的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二）问卷

1． 你认为学校大学生整体文明程度如何

□很好□较好 □一般□较差□很差

2.校园不文明现象主要有哪些方面

□教室里 □宿舍里□图书馆里□食堂里□道路上

3.校园不文明现象主要有哪几个方面

□行为上 □语言上□环境问题上□交往上□其他

4.教室的不文明现象主要有

□上课迟到 □上课的时候突然手机响□大声喧哗□上课睡觉

5.图书馆的不文明现象主要有

□接电话时大声说话 □大声喧哗□事先占位□不爱护书籍

6.宿舍的不文明现象你最反感的是

□东西乱放 □卫生堪忧□脏话连篇□休息时间大声喧哗

7.食堂不文明现象主要表现在□买饭插队 □不注意卫生□不尊重食堂工作人员□其他

8.在学校碰见老师你会主动打招呼吗?

□要看是什么老师,是喜欢的老师就打招呼,不是喜欢的就不打招呼 □如果第一次打招呼老师没回应就不在打招呼了

□只要是我的任课老师都打招呼□全部不打招呼

9.大学校园草地上的标语,比如”脚下留情”之类的你会无视它践踏草地吗? □经常□偶尔□很少□没有

10.为了杜绝不文明现象,我们想到了以下一些解决措施,你认为可行的是 □将不文明的行为以照片的形式每月向公众公布一次□张贴宣传海报,提高大学生文明意识□大学生自觉提高自身素质□采用处罚方式

11.厕所的不文明现象中令你最反感的是

□上完厕所不冲水□在厕所进食□对厕所涂鸦□厕所乱扔垃圾

12.看到情侣上自习时过于亲昵的举动

□十分反感□不能容忍,理解□有些反感□无所谓

13.你对在教室吃早餐行为的看法＿

□赞成□反对□无所谓

14.你在上课或是自习时＿听到手机铃声

□经常□偶尔□从不

15.在教室桌椅上涂鸦在我校很常见，我们称之为一种“课桌文化”，对于这种现象你的态度是＿

□赞成□反对□无所谓

16.看到教室里留下的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包装及用过的卫生纸等）你的态度是＿

□十分反感□有些反对□无所谓

17.当你正在上课时，外面走过的人会＿

□压低声音走过□仍是大声喧哗

18.你觉得在教室大声讨论、打电话的现象

□经常发生□有，但不多□没有

19.白天光线很好的情况下，你＿看到教室的照明灯亮着

□经常□有，但不多□没有□不清楚

20.对于在宿舍内大声播放音乐的现象，你的看法是＿

□很反感□有些反对□只要不影响到自己，无所谓□很正常，自己也这样

21.在宿舍日常生活中，除去每周检查卫生之日外，平时宿舍整体卫生情况如何

现象问卷调查 篇6

1.提到公共设施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A 教学设备Ｂ 绿化植物Ｃ 体育用品及场地Ｄ 实验器材

2.你认为校园里的公共设施损坏的严重吗？

A 不严重B 比较严重 C 非常严重

3.你是否能正确使用公共设施？

A 能，并注意保护 B 偶尔不能 C 经常不能

4.公共设施是否因为你的行为而破坏？

A 是B否

5.破坏的原因是

A 气愤，想报复B 心情不好C 不小心

6.破坏公共设施后你是怎么想的？（若没有破坏过可以不选）

A 后悔 B 怕人知道C 没意识到破坏Ｄ 想主动认错

7.你认为应如何处理破坏公共设施的人？

A 进行心理教育B 加强法规教育 Ｃ 加大处罚力度D 其他―――

8.你认为校园里公共设施的配备如何？

A 很好B一般C 很差

9.你对学校的公共设施的设计、外观、维护和使用满意吗？

A 满意B 一般C 不满意

10.如果看到损坏的公共设施你会怎么做？

A无所谓，有人维修B 难以忍受 C向有关部门反映 D未曾注意

11.看到其他人损坏公共设施你会会怎么做？

A 装作没看到 B 上前阻止 C向有关部门反映 D 认为这人心理有病

12.校园里缺少哪些设施。（可以多选）

A 体育场地B休闲场所 C 绿化工程 D 教学设备E 公用电话F食堂

13.公共设施对学校意味着什么

A学校形象 B文明素质 C学习条件 D其它

14.你认为公共设施对我校的发展有多大作用？

现象问卷调查 篇7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群租及合租概念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无锡新区房管局在执行过程中判断是否属于群租, 主要参考住建部《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8条之规定:“出租住房的, 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即承租者是否改变房屋结构, 常见的形式是将客厅分隔为若干房间用于出租”。

合租是一种与群租相似的租赁方式,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 (家庭) 租住于一套房屋内。而群租区别于合租的主要标准是群租改变了原房屋结构, 如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屋, 三个房间分别有三个承租者居住, 即使客厅还有第四个承租者居住, 只要不采用物理设施对客厅进行分割形成密闭房间, 也可以从宽认定为合租。如果对客厅或者房间进行了分割, 则一般认定为群租。

二、无锡新区群租的现状及危害

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简称“无锡新区”) 是无锡市的产业高地和经济增长极, 自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以来, 管辖面积从当时的5.45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220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由5.25万人发展到2011年的32.28万人, 另有外来人口约35万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聚集, 造成了外来人口在短期内大量涌入, 群租现象也形成了相当规模, 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治理难题。

2012年初新区房管部门对新区33个商品房住宅小区进行了初步调查摸底, 约1300余户房屋存在“群租”现象。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发现, 离工业园区较近的单个商品房小区 (如第一国际、瑞城花园、东鼎家园、华夏太阳城等) 高峰时期都有300余户存在群租现象。农居房小区的群租现象则更为严重, 就笔者走访的江溪街道新丰苑二社区, 2000余套房屋有近一半用于出租, 而其中至少40%存在群租现象。据该社区负责人介绍, 类似群租现象在江溪坊前片区、梅村片区的农居房小区极为普遍。

由于“群租”不仅改变了房屋的使用功能, 也远远超出了房屋的承载能力, 存在多方面危害。

第一, 影响生命安全。分隔墙所使用的材料多为可燃易燃性材料, 且存在占用消防通道、破坏消防设施的现象, 一旦发生火灾, 易引发群死群伤事件。同时承租人安全意识淡薄, 私接电、气现象严重, 且屋内通风不畅, 易造成火灾和燃气中毒。

第二, 影响社会治安。群租屋内人员成分复杂, 作息时间也不尽相同, 偷盗案件频发。有些人员半夜回家声音嘈杂, 不仅影响室友, 也影响到邻居的休息, 时有室友或邻里冲突的事件发生, 小区内其他业主的投诉也连续不断。

第三, 影响小区卫生。由于房屋设计时是按照一户设计, 当人员过多时, 容易造成卫生间的堵塞甚至污水外流。且承租人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部分人员素质不高, 垃圾随意堆放甚至“从天而降”, 给小区的管理带来很大困难。

三、群租现象的成因分析

群租不是某个地区的特有现象, 在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大城市和工业园区都十分普遍。就无锡新区的调研情况看, 其产生主要有如下原因。

1. 根本原因:收入水平与房屋价格不匹配

近年来, 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房屋价格不断上升, 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房屋价格的上涨速度。2012年新区商品住宅均价6925元/平方米, 房价的上升也带动了房租价格的上涨, 目前园区内业主出租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屋价格在1200~1500元/月。2011年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663元/月, 调查中接触到的群租人员可支配收入都在2000~2800元/月, 每月可承受的住房支出在300~450元之间, 即使是中小户型房屋也无法独立承担房屋租金。尽管部分企业也提供了员工宿舍, 但很多年轻人都需要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 合租或群租就成为必然选择。

2. 直接原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职业二房东”的产生

业主出租闲置房屋时一般都是整套出租, 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只有能力承租其中的一间, 部分中介在分析市场供需矛盾后, 先将整套房屋承租下来然后分间出租给承租人。部分非法中介为赚取差价, 将房屋进行分割, 如以1200元/月的价格将一套12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房屋承租后, 将客厅分隔为2个房间, 加上原有的3个房间, 以300、350和400元的价格分别出租, 可以收取1500~1800元的租金, 每月赚取300~600元的差价, 客厅大一点的则会隔成3个甚至更多房间, 有的厨房也作为一个房间使用, 从而赚取更多差价。对于收入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讲, 房租价格是首要考虑因素。对于房屋业主来说, 尽管房屋被分割且弄的较为破乱, 但考虑到既不需要装修等资金投入, 又不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招租, 更不会出现租期空档, 只需定期向中介收取房租即可, 因此这部分非法中介的出现迎合了业主和入住人员双方的需求。这些非法中介尝到甜头后逐渐转为“职业二房东”, 既不需要营业场所和执照, 也不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从中介机构获取出租房源信息, 并逐渐垄断业主个人在小区内发布的房源信息, 承租若干套房屋并进行分割出租, 每年获取不菲收益。同时, 这些职业二房东逐渐形成一个群体, 相互间调剂房源和承租人信息。目前很多小区在治理群租时, 对“职业二房东”这个群体已有所顾忌。

3. 制度原因:现行法规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 规范无锡市房屋租赁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住建部2011年2月起施行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和2008年10月起施行的《无锡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8条、第14条对房屋租赁使用的面积要求和租赁登记备案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无锡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对出租的要求进行了细化, 规定住宅房屋出租必须具备基本的生活和安全设施, 人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2平方米;出租用于集体宿舍的房屋, 人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对租赁登记备案的具体承办部门和要件也进行了细化, 同时第22条明确租赁房屋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由房屋租赁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仍未办理的, 房屋租赁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住宅租赁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住建部和无锡市颁布的办法都明确了房产管理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并具有处罚权, 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出租和承租双方都没有积极性主动登记备案, 市、区两级房管部门都没有足够的管理和执法力量。同时, 《无锡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还规定街道办事处 (镇) 设立的社区事务工作机构接受市 (县) 、区房屋租赁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 负责本社区内房屋租赁的日常管理工作, 而在笔者调研的社区中, 各社区负责人都是有心无力, 认为在群租现象十分普遍的情形下要彻底清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期间因“损害”业主、职业二房东和承租人三方利益, 很可能会影响小区稳定。在一些安置房小区, 由于新区拆迁政策近几年的变化较大, 一些认为“吃了亏”的被拆迁人本就心存不满, 空置房屋的租金收入也是他们十分看重的收入来源, 即使只是对他们的违规出租情况进行教育都可能引发矛盾, 更谈不上对他们进行强制管理或处罚。

4. 政策原因:申请公租房的门槛偏高

2010年6月8日住建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将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无锡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细化规定了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当具备的条件, 除实际居住年限、劳动关系等规定外, 最主要的一项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认定标准。2012年无锡市政府公布的申请公租房保障标准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无房家庭。2011年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663元/月, 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很少。从公租房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 新区住房保障办公室2011至2012年共筹集2250套房源作为公租房, 可安排入住8000余人, 但目前来申请公租房的单位基本都不符合政策要求。

四、群租治理的行动与成效

鉴于群租潜在的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 无锡市政府和新区管委会都十分重视群租治理工作, 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 成立专门机构。新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由管委会分管领导为组长, 房管、城管、公安、消防、各街道等部门为成员的新区“群租”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 明确辖区范围内商品房小区的“群租”由区房管局牵头整治, 拆迁安置房小区的“群租”由各街道牵头整治。

第二, 加强宣传教育。2012年以来, 新区房管局在小区公告栏、主出入口、楼宇内张贴通告, 宣传房屋租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用电、防火、防盗等相关知识, 向相关业主和承租人发放《关于“群租”现象专项整治工作的告知书》和《给“群租”房租赁人的一封信》, 劝导业主和承租人自觉抵制群租。通过一年多来的持续宣传, “群租是违法的”这一概念已被普遍知晓和认可。在治理群租的过程中, 现场的承租人也基本没有抵制行为, 有的甚至还很配合, 只是向执法人员反映他们的苦衷和无奈。

第三, 开展现场整治。2012年以来, 新区房管局对辖区内的商品房小区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 首先在群租现象最严重的第一国际小区进行了试点, 对拒不自行整改的群租房屋强制拆除违规分隔墙, 恢复房屋原貌, 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和示范效应, 整治后第一国际小区的群租房数量也由365户减少至190户。之后又联合相关部门对太湖花园等7个小区进行了12次现场整治, 依法拆除了190余户违规分隔墙。

第四, 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倡导业主自主管理。小区社居委督促业主委员会在业主公约中增加禁止群租行为。二是建立巡查及协调机制, 督促物业严格抓好小区出入口管理, 严格监控群租房内的可疑装修活动。社居委牵头开展巡视管理, 对于新增群租户及时进行劝阻, 拒不整改的收集相关信息报房管部门。

尽管新区房管部门投入了大量精力和人力, 但整治效果并不理想。开展一次集中整治房管部门需要组织城管、公安、消防、街道、社区和物业等多个部门四五十名工作人员, 现场整治时又存在不能强行破门而入的执法程序限制, 因此整治主要是一种震慑作用, 能实际打击到的违法行为只占少数。连续多次整治未能有效制止群租现象蔓延, 很多业主都存在观望心态, “职业二房东”更是总结出一套应对策略, 华夏太阳城等整治过的小区反弹现象也十分严重。

五、减少违法群租的思考

群租问题“久治不愈”, 且有愈发严重之势, 若不采取有效措施, 煤气中毒致人死亡等恶性事件将难以避免。政府部门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制度和政策,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减少群租现象的蔓延和重大事故的发生。

第一, 明确政策考量因素。保障公民的居住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外来务工人员是当地开展经济生产的重要劳动力支撑, 尤其是在用工荒逐渐开始显现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无论是从尊重人权的角度还是发展经济的考虑, 都应当更加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同时, 群租现象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 必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逐步消失, 因此群租治理是一项中短期工作, 政府应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 避免长期投入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 整合闲置房源信息鼓励合租。“职业二房东”的存在是群租现象蔓延的主要推手。房管部门可组织房产中介在社区设点, 鼓励业主将用于出租的房屋到社区登记, 一方面中介企业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协调合租, 另一方面也便于用工企业集中为员工解决居住房源。该措施既不损害出租方的利益, 也有利于保障承租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业主原来12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房屋租金为1200元/月, 平均每个房间400元的价格由指定中介出租给承租人, 业主的利益没有减少, 还有利于保持房屋的安全整洁, 承租人尽管需付出会比群租多出50~100元的月租金, 但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新区目前有拆迁安置房10万套左右, 按拆迁时每家两套计算, 除一套自住, 保守估计也有3万~4万套用于出租。如果每套出租给2~3人居住, 可解决6万~10万人的居住问题。算上闲置商品房, 基本可以满足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需求。因此, 由政府协调整合出租房源, 去除“职业二房东”这个环节, 是当前解决群租问题投入最少、见效最快的方法。

第三, 逐步放宽公租房申请条件。公租房区别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显著特点是将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人员纳入到了保障范围。对于本科以上学历的新就业人员, 无锡市政府已经发放了住房补贴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于覆盖面更广的外来务工人员, 政府也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和魄力, 充分利用并拓展公租房资源, 逐步降低条件设置, 有效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

第四, 鼓励社会资金建设职工公寓。工业园区内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形成了庞大的住房市场需求, 无锡中核凯利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2007年进入新区, 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在无锡新区建设凯利公社大型生活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16.1万平方米, 共拥有标准公寓2800余间, 最多可提供2万名员工居住, 为绿点科技等大型企业的员工提供了专业服务。由于这类投资回报周期长, 不可控风险也较多, 因此政府在引进该类投资时一方面要进行更加全面的风险评估, 另一方面也要提供更多的政策倾斜, 并在项目运营后的治安、卫生、公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调查 篇8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劉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说，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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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己，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己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聞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己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己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却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