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政策（共7篇）
民营企业的政策 篇1
一、股利政策及股利政策的研究现状
股利分为现金股利、分派其他资产的财产股利, 以及向股东增发新股的股票股利等。股利政策是关于股份公司是否发放股利, 发放多少以及何时发放股利等方面的政策, 是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核心之一。狭义的股利政策包括股利发放比率如何确定, 而广义的股利政策则包括股利宣布日的确定、股利发放比率的确定和股利发放时的资金筹集等问题。合理的股利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而且能使公司获得长期而稳定的发展。我国的股份企业发放股利的形式, 主要是发行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西方许多学者对股利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有代表性的主要研究结果有:Miller和Modigliani于1 9 6 1年提出的M M论、Farrar和Selwyn于1967年提出所得税率差异理论即税差理论、Jensen、Meckling和Easterbrook创立的股利分配代理成本理论、Miller等在1985年发表的信号传递理论和Miller和Modigliani的股利顾客效应理论等等。
国内有关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实证研究方面, 并将国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加以完善。由于起步较晚, 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 大多采用累计异常收益率法。而在国外, 有的学者还使用横截面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敏感性测试、残差分析等方法。下面以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举例, 并做出相应讨论。
国内很多学者运用信号理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陈晓、陈小悦和倪凡 (1998) 以1995年以及此前上市的86家A股公司为样本, 按照纯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 (现金加股票) 将样本公司分为三类, 采用累计异常收益率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发放股利的信号效应, 得出的结论为市场更喜欢股票股利。陈浪南和姚正春 (2000) 以股利分配方案公告日为事件日, 观察上市公司股利发放前后的超额累计收益率, 结论为现金股利没有信息效应, 送股和配股导致正的超额收益, 具有正的信息效应。魏刚 (2001) 则证明了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受其持久盈利的变化所驱动, 在股利政策决策时, 管理者考虑到了持久盈利。李常青 (2001)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化传递的是当年盈利能力的信息, 而并非未来的盈利能力。
吕长江和王克敏 (1999) 对代理问题在中国的应用提出质疑, 他们采用双步骤法 (因子分析法—逐步回归分析法) 对深沪两市1996-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全部372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 得出的结论为:上市公司存在代理问题, 代理成本越高, 股利支付水平越低, 说明我国现金股利很难控制代理成本。原红旗 (2004) 从控股股东角度对现金股利的支付动机进行了检验, 认为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越高, 现金股利支付越高, 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转移现金。李源 (2007) 则从控制权的角度, 得出了最终控制人所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多, 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越低的结论。而魏刚 (2000) 则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指出, 股利支付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减少代理成本的一种途径。尽管代理成本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但是,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改革, 股权结构的逐渐明晰, 这一理论的应用前景也将被逐渐看好。
关于公司股利与公司盈利关系的研究为数不多。林海在《股利政策与公司收益的实证研究》一文中, 对股利政策和公司收益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了公司收益与股利政策成正相关关系;李传双在《我国上市公司分配股利对未来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与上市公司的下一年度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但股利分配政策对未来业绩的影响趋势不稳定;周心在《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未来业绩关系实证研究》一文中指出股利政策具有较弱的信号传递作用。
在以上阐述的背景下, 本文立足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当期绩效的相关性做实证研究, 找出公司经营业绩的多个财务指标对当年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多少的影响。力图分析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核心假设和计量模型
在实证研究之前, 我们有必要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以及计量回归中各变量的定义。本文立足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当期绩效的相关性做实证研究, 因此本文的核心假设包括:
假设1:企业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正相关。企业经营业绩越好, 净利润一般越大, 每股收益也相应增加, 越有可能分配现金股利。
假设2: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股利正相关。一般来说, 经营业绩越好, 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就越多, 在企业平均资产总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3:企业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与现金股利正相关。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值越多, 则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数量越多, 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能力就越强。
假设4: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优于未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即前者的上述三项指标要优于后者。
本文试图找出公司经营业绩的多个财务指标对当年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多少的影响, 因此本文样本选取及变量的选择抽取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2005年至2007年连续3年都分配现金股利和连续3年都未分配股利的制造业企业各20家, 前者包括武钢股份、东风汽车、包钢股份、华能国际、宝钢股份、中海发展、云天化、上海汽车、东睦股份、长春一东、中国船舶、伊力特、紫江企业、升华拜客、沧州大化、大杨创世、时代万恒、北方股份、海正药业和鄂尔多斯。后者包括哈高科、青山纸业、美尔雅、西宁特钢、宏图高科、福建南纸、太原重工、长城电工、大唐电信、有研硅股、澳柯玛、亚星客车、昌九生化、凯乐科技、开开实业、亿利能源、华仪电气、西水股份、美罗药业和巢东股份。
样本的选取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一是避开了2008年及以后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制造业的外生冲击;二是选取了上市的制造业企业, 因为研究表明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 一般说来, 成熟产业的股利支付率高于新兴产业, 公用事业公司的股利支付率高于其他行业公司。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企业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三个指标对企业现金股利的影响。行业划分采用上市公司资讯网的标准, 样本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
接下来定义计量模型中的重要变量, 因变量Y是样本公司当年每10股派发的现金股利数额 (2005-2007) , 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自变量是企业每股收益 (X1)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X2) 、企业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X3) 均是从上市公司2005年、2006年、2007年年报中直接取得。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设和数据变量, 本文的计量模型按照如下形式设定:
三、描述统计和计量结果
首先, 本文从以下进行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和基本的相关性分析。第一, 我们关注发放现金股利与未发放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比较。将发放现金股利上市公司上述三个自变量的值与未发放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相应自变量的值分别进行统计。
由表一、表二的数据可以看出, 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三个指标不论是每年的数值还是三年平均的数值, 均大于未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同期值。这些都说明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优于未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验证了假设4成立。
接着, 我们对连续三年分配股利企业的的数据进行分析, 对经营业绩与股利发放水平的关系做出初步判断。大体可以得出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化趋势与现金股利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 即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在发放股利的企业中现金股利的发放水平与经营业绩成正相关关系。
最后, 我们回到本文关注的核心命题:经营业绩与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关系。通过对抽取的两组企业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现金净流量三个指标的对比, 可以得出分配股利企业的每股收益水平、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现金净流量明显高于未分配股利企业的每股收益水平, 这说明经营业绩好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可能性大, 也就是说经营业绩与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存在明显的关系, 即经营业绩越好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大。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三个指标不论是每年的数值还是三年平均的数值, 均大于未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同期值。这说明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优于未分配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收益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并且相对而言, 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相关性更强。因此, 沪市制造业企业股利发放有趋于稳定的趋势。
在初步的描述统计之后, 根据本文核心假设和计量模型的设定进行实证检验经营业绩好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可能性是否较大, 也就是说经营业绩与发放现金股利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关系。
将选定的20家连续3年发放现金股利上市公司2005至2007年3年的被解释变量现金股利与四个解释变量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现金流量的同期值组成样本量为60的样本组, 运用stata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见表3)
多元线性模型结果可以描述为: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 我们可以分析出
1、企业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成正相关关系, 且统计意义上显著, 验证了假设1成立。
2、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股利成正相关关系, 且统计意义上也显著, 验证了假设2成立。
3、企业每股净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成负相关关系, 验证了假设3不成立。
对于这样结果, 我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它们继续用大量的现金进行投资和对外扩张, 再加上企业管理人员更倾向于少发现金股利而保持它们对自由现金的支配权, 因此即使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比较好、拥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 “不分红”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上面的统计描述和实证模型的分析认为, 首先, 上市制造业企业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有关。经营业绩越好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大。经营业绩差的企业不存在超能力发放现金股利的现象, 连续3年不发放现金股利的企业这三年中至少有一年的经营业绩较差。其次, 上市制造业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水平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具有正相关性经营业绩越好的企业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上市制造业企业的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有趋于稳定的趋势。导致最终, 公司在经营业绩较好、拥有较多自由现金时可能不会发放现金股利, 而在公司经营业绩较差、自由现金较少时也存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可能性。通过比较推出暂不分配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相对于分配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来说较差, 但在实际中, 上市公司采取不分配的股利分配形式, 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的经营业绩不好, 这背后可能还有公司更长远更急迫的利益考虑。
我国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对股利政策制定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还未能从战略的高度、从全局的角度、从公司长远的发展对股利政策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为此, 本文建议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应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 所制定的股利政策不仅要反映企业的短期盈利状况, 还要考虑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 同时必须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 减少因股利政策异常波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摘要：本文抽取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2005年至2007年连续3年都分配现金股利和连续3年都未分配股利的制造业企业各20家, 分析了他们的经营业绩与是否发放股利的关系, 以及发放股利的企业其经营业绩与股利发放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企业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与现金股利成正相关关系, 每股净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成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上市公司,制造业,现金股利,企业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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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篇2
一、完善增值税，通盘考虑解决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问题
1、修定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小规模纳税人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不能申请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向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如果要销售货物，也只能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由税务所为小规模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的规定。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不具备一般纳税人的资格，只能是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与民营中小型企业打交道的企业感到吃亏，不愿与民营中小企业发生业务往来。这严重影响了民营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更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建议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企业不分大小，只要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资料齐备，有固定经营场所，对所有符合要求的民营中小型企业都应享受一般纳税人的待遇。
2、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在于不利于我国民营企业新增投资，不利于加入WTO的民营中小企业降低出口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应尽快转型。同时建议适当降低对民营中小企业增值税的征收率，可修改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固定征收率为浮动征收率，在3％～4％的范围内调整。
二、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继续对民营中小企业实行低税率的优惠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由于我国外资企业实际税负非常低，仅相当于内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1／3—1／4，因此，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趋势势在必行。建议以外商投资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为基点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同时，规范统一所得税税基，使内资、外资及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统一的税前扣除标准，规范税基。这将进一步从源头上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公平竞争的因素。
2、改革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目前，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均比我国低得多。如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日本为30％，德国为25％，最高税率大多低于我国，加上西方国家的税前扣除项目又较多，实际税负大大低于我国。因此，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应考虑适当降低税率，可由33％降到25％左右。
三、鼓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
1、给予高新区外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与区内企业同等税收优惠。目前实行的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以其是否经国务院批准的，或是否在高新区内为标准决定的。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头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以后减按15％征收。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产品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7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建议取消按地域给予优惠的作法，改为按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产业为标准实行上述优惠政策，对处于区域外的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
2、给予民营企业R&D费用的列支。我国现行的税法规定，国有、集体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应纳税额。亏损企业发生的R&D费用只能据实列支，赢利企业的R&D费用增长达10％的，其实际发生额的50％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从以上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点不足：首先，享受R&D费用列支优惠的企业范围太窄，仅限于国有、集体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R&D费用增长达10％的赢利企业，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政策上的歧视；其次，50％的超额扣除要受到应纳税所得额的限制，这对相当～部分利润水平仍然很低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来说，优惠的力度自然大打折扣。因此，可取消有关政策中对民营企业造成歧视的限制，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的R&D费用，就可按150％的享受税前扣除优惠，不足抵扣的部分还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
3、给予民营企业推行加速折旧。较之常用的“直线法”，加速折旧可让企业获得递延纳税的好处，相当于给了企业一笔无息贷款。从我国现行对加速折旧的规定来看，措施的范围和力度都十分有限，主要针对进行中间试验的设备以及船舶、飞机、汽车等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的设备，缺乏对设备更新快的民营企业的优惠。因此，建议借鉴外国的做法，一方面，明确规定民营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等，可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另一方面，可考虑对民营企业中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进口软件的购置以及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就扣除50％一100％。
四、实行统一平等的出口退税政策
近年来，国家几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平均退税已由1997年的8．3％提高到15％左右。在执行退税指标分配管理办法中，民营企业常常由于出口退税不及时、不到位，形成较大的资金缺口，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决定对所有的生产型企业自产出口货物统一实行“免、抵、退”的出口退税政策。民营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民经济的配角，而是和国有企业一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两翼，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一视同仁，使民营企业享受完整的进出口经营权。
五、结合税费改革，进一步清理对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
我国民营企业税(费)赋负担沉重。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研究显示，目前私营企业主和主要的投资人认为，现实中不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经济政策中排位第二的即是税收政策问题。民营企业的税(费)赋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税收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扩张存在不利的影响。如现行税收政策规定，民营企业除了和国有企业一样缴纳33％的所得税外，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办法》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再如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民营企业则是从开办期起，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获利甚微，优惠政策的效用大大降低了。=是不合理收费问题严重。收费项目“杂”且“多”。大部分民营企业要应付30多个部门。上交50种税费(其中大部分是各种收费)，一些问题更加严重的地方收费种类多达70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合理收费。另外，收费不规范，随意性大，表现为收费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税外收费过多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财税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财税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之前的过度措施，可以借鉴我国一些地区采用的“一次费”的做法，即取消形形色色的不合理收费项目，代之以政府规范的一次性征收规费。这样，自身承受能力与谈判能力地位较弱的民营企业可以借助政府的“一次费”，来抗拒政府各部门各个方面向企业的乱收费。清理税外收费、取消“三乱”收费，对民营企业实际上也起到与减税等价的效应。
六、建立以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和人才培训等为主要内容的民营企业税收服务体系
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其地位越来越显重要，在税收管理工作上要纠正在服务上的“重公轻私”倾向，转变观念，应做到一视同仁。要转变以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直接干预的作法，突出服务与扶持，在民营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宣传和纳税辅导，减少民营企业申报纳税的时间，纳税程序给予简化和规范化，进一步降低纳税成本，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企业研发支出的会计政策选择 篇3
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却很难做到鱼和熊掌兼其所得，理由主要来自于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选择的灵活性。
长期以来，由于研发支出成功与否以及所能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很难合理确定，使得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一直是一个两难的理由。
如果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处理，那么一些企业花巨资投入开发的专利技术就不能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正确地反映到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导致当期利润的下降。
虽然这样做符合稳健性原则，且可减少当期的所得税支出，但显然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得到正确反映，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尤为突出。
反之，如果将研发支出全部资本化处理，那么又会由于一些失败的研发支出而导致虚增资产和利润，这又明显违背了稳健性原则。
因此，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策略相比较而言无疑是一种可取的策略。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对研发支出规定采用有条件资本化处理(如前文所述)。
由于准则中对于研发活动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以及开发阶段资本化的五项条件的规定过于抽象，导致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但同时也提供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
企业可借此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具体可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选择：一是以资产负债表报告目标为核心的会计政策选择。
此时对研发支出应尽可能多地采用资本化处理，以正确反映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这一重要经济资源，并可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
这种选择适用于研发成功率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大中型企业。
二是以利润表报告目标为核心的会计政策选择。
此时对研发支出应尽可能多地采用费用化处理，以正确反映企业当期的经营成果，并可降低当期利润，减少所得税支出。
这种选择适用于研发成功率较低的中小型企业。
另外，许多企业的研发活动并不是单一项目，而是多个项目同时进行，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多项目共同发生的研发费用，企业应根据上述会计政策的选择采用适当的标准在不同的项目间进行分配，以取得会计政策选择的最优效果。
[例二]DEF公司设有一个研发部门，该研发部门本期发生如下研发业务：
①针对甲、乙、丙三个研发项目开展市场调研与可行性分析，共发生研发支出30 000元，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30 000
贷：银行存款 30 000
②经过可行性分析，确定甲、乙项目正式立项，丙项目放弃。
甲、乙项目立项后，分别发生材料费20 000元和30 000元，人工费40 000元和50 000元。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甲项目) 60 000
——资本化支出(乙项目) 80 000
贷：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 140 000
③甲、乙项目开发过程中，另发生共同性间接费用90 000元，假设以银行存款支付。
对此共同性间接费用，企业应依据财务报告的目标，合理选择分配标准在甲、乙项目之间进行分配。
假设按甲、乙项目直接人工比例分配结转研发费用。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40 000
——资本化支出(乙项目) 50 000
贷：银行存款 90 000
④期末，甲项目顺利完成结项，并以银行存款10 000元申请专利成功。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甲项目)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借：无形资产——甲专利 110 000
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甲项目) 110 000
借：管理费用 30 000
贷：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30 000
报表附注：本期共开展甲、乙、丙三个研发项目，研究阶段支出30 000元，开发阶段共支出240 000万元，其中甲项目于本期完成结项并申请专利，成本110 000元，乙项目仍在进行中，丙项目因不具备可行性而放弃。
总之，随着新企业所得税法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比之过去更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一变化合理合法地选择会计政策，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严郁.无形资产研发与管理税务理由探讨[J].财会通讯，2012(6)上.
[2]石瑾.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不足与改善[J].财会通讯，2012(7)上.
新的微型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篇4
一、关于征管系统核定定额与应纳税款的处理
（一）调整范围：按期纳税且实行定期定额税款征收方式的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微型企业的范围关联仅限于3.0综合征管系统中“税务登记-补充信息-自定义属性”中“微型企业”及“个体转微型企业”。
（二）操作办法：属于本次调整范围内的纳税人，2011年11月-12月核定定额暂不作调整，应纳税额调整为0，由市局后台系统统一进行批量处理。征管系统已有纳税人2012年1月1日之后核定信息的，一律从2012年1月1日起全部重新核定定额。各区县局应尽快组织开展此项工作，否则从2012年1月1日起纳税人将无法开具发票。
（三）执行时间：从2011年11月1日（税款所属期）起执行。
二、关于代开发票的处理
(一)政策规定：营业税按次纳税的起征点统一调整为每次（日）500元。
（二）操作办法：现有代开发票系统无法提供代开发票是否达到起征点的判定功能，在征管系统未进行修改前，申请人提出代开发票申请的，由代开发票经办人作是否征税的判定，属于不达按次纳税起征点的，勾注免税标记后开具。
（三）执行时间：从2011年12月1日起执行。
三、关于网络发票机的使用标准
营业税起征点调整后，网络发票机的发放使用标准仍按照《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地方税务局网络开票机管理办法>的通知》（渝地税发〔2010〕232号）的规定执行。原已发放或自行购置网络开票机但未达到新的起征点标准的，原则上可继续使用网络开票机，但月开票份数不足10份的，税务机关应收回；新开业纳税人网络开票机发放和自行购置标准按照新的标准执行。
四、关于纳税人申请超定额的处理
现有 3.0征管系统对纳税人进行超定额申请一律按照规定征收税款。在征管系统未进行修改前，仍维持现有操作办法。纳税人有超定额的，可以由管理员对进行定额调整。
五、关于发票配售问题
企业政策性搬迁的税务处理专题 篇5
（一）有关企业政策性搬迁的税收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共出台了几个文件进行规范。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最早出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其中规定企业发生的资产购置支出，准予从其搬迁或处置收入中扣除，同时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2012年10月1日起生效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废止了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的内容，明确规定“企业发生的购置资产支出，不得从搬迁收入中扣除。”但保留了购置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或摊销的权利。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又下发了《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1号），对购置资产的涉税处理又做出了不同规定。在此，笔者对新旧两个公告中的相关内容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分析。
企业购置资产，扣除规定有变
在搬迁过程中，企业免不了要发生重新采购机器设备、购买土地等资本性支出。因此，对购置资产的涉税处理一直是搬迁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对购置资产支出的处理规定是：“企业发生的购置资产支出，不得从搬迁收入中扣除。”举例来说，甲企业2012年11月发生政策性搬迁业务，当地政府给予300万元经济补偿，甲企业变卖机器设备取得变卖收入30万元，2013年发生搬迁设备净值、拆卸、运输、安装费用50万元，发生职工安置费40万元，重新购置机器设备发生资产支出200万元。企业于2013年完成搬迁并进行搬迁清算。则甲企业取得的搬迁收入为300＋30＝330（万元），发生搬迁支出为50＋40＝90（万元），搬迁过程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为330－90＝240（万元）。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的规定，甲企业重新购置机器设备发生的资产支出200万元不能从搬迁收入中扣除，必须全额纳税。由于政府主导的政策性搬迁相对于商业性搬迁，原本获得的搬迁补偿收入就很有限，搬迁企业在购置资产支出不允许扣除的情况下，这样的处理不仅将加大企业的纳税负担，而且会导致企业资金紧张，影响搬迁进度。
为此，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11号公告对购置资产支出的处理问题又做了重新规定：“凡在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生效前已经签订搬迁协议且尚未完成搬迁清算的企业政策性搬迁项目，企业在重建或恢复生产过程中购置的各类资产，可以作为搬迁支出，从搬迁收入中扣除。凡在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生效后签订搬迁协议的政策性搬迁项目，应按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有关规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是从2012年10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这也就是说，只要企业在2012年10月1日前签订搬迁协议且尚未完成搬迁清算，那么其在搬迁过程中发生的购置资产支出，允许从搬迁收入中扣除。仍以甲企业为例，由于其是2013年完成搬迁并开始进行搬迁清算的，如果其与政府的搬迁协议是2012年10月1日前签订的，则重新购置机器设备发生的资产支出200万元允许从收入中扣除，相应搬迁过程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为330－90－200＝40（万元）。相对于以往，税收负担大为减轻。
确定购置资产计税基础时，须剔除搬迁补偿收入
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规定，企业搬迁期间新购置的各类资产，应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计算确定资产的计税成本及折旧或摊销年限。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前款所称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但考虑到搬迁业务的特殊性，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11号公告中对购置资产的计税基础该如何确定又做了重新规定：对于购置支出允许从搬迁收入中扣除的各类资产，应剔除该搬迁补偿收入后，作为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并按规定计算折旧或费用摊销。对于购置支出不允许从搬迁收入中扣除的各类资产，仍按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的规定执行。
仍以甲企业为例，其新购进的机器设备价值为200万元，从政府给予的经济补偿中已扣减200万元，按照新公告的规定，机器设备的计税基础为200－200＝0（万元），无法计提折旧。笔者认为，这样的结果看似不合理，实际上是对所得税基的保护。这是由于作为新购置的机器设备，其购置支出已经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了一次性扣除，如果继续允许其计提折旧在所得税前扣除，那么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费用重复扣除，这是违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除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不得重复扣除”这一原则的。当然这是对于购置支出允许从搬迁收入中扣除的购置资产而言，也就是对在2012年10月1日前签订搬迁协议且尚未完成搬迁清算的企业，其购置的资产适用该条规定。对于2012年10月1日以后签订搬迁协议的企业，其购置资产的计税基础确定，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的规定执行。假设甲企业是在2012年10月1日以后与政府签订搬迁协议的，则新购进机器设备的计税基础为200万元。
置换资产涉税处理适用范围扩大
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0号公告规定，企业搬迁中被征用的土地，采取土地置换的，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土地的净值，以及该换入土地投入使用前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为该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在该换入土地投入使用后，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年限摊销。对于其他资产置换该如何进行税务处理，该公告并未作规定。由于土地置换与其他资产置换性质相同，采取同一原则进行相关税务处理是可行的，为此，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11号公告对资产置换的涉税处理范围进行了扩大：“企业政策性搬迁被征用的资产，采取资产置换的，其换入资产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资产的净值，加上换入资产所支付的税费（涉及补价，还应加上补价款）计算确定。”假设甲企业在搬迁过程中，被政府征用大型机器一台，同时以资产置换的方式换入机器一台。被征用机器的原价1000万元，已计提折旧800万元，置换过程中企业支付补价100万元，发生相关税费50万元，则换入机器的计税成本为1000－800+100+50＝350（万元）。
（二）企业业因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原因需要整体搬迁，在搬迁过程中要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置，处置的类型一般有以下几种：第一，资产经搬迁后可以继续使用，如机器、设备等；第二，资产不能搬迁，经移动后即灭失，如厂房、地上构筑物等；第三，资产无法搬迁，如土地使用权。对于经搬迁后可以继续使用的机器、设备只增加了搬迁费用，没有发生资产的实质性损失，可继续作为企业的固定资产使用。那么，对不能搬迁或搬迁后即灭失的厂房、地上构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发生的资产损失如何进行税务处理，其折余价值是否可以作为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对此大家的理解不尽一致，目前，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企业因政策性搬迁而发生的固定资产拆除、土地使用权灭失等各类损失，已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中得到补偿，不再确认为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第二种认为，企业因搬迁而发生的固定资产拆除、土地使用权灭失等各类损失符合税法第八条关于损失的规定，可以扣除。上述意见哪种正确，笔者通过案例作下述分析。
案例：A公司2008年因政府市政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整体搬迁，由城区搬迁至开发区，2008年取得政府搬迁补偿款5000万元。拆迁的固定资产原值3000万元，其中，厂房1000万元，设备2000万元，已提取折旧1500万元，其中，厂房500万元，设备1000万元，拆迁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余值560万元，土地使用权由政府收回。处置报废设备收入80万元。2009年新置土地1000万元，新置固定资产3000万元，发生固定资产技术改造费用100万元，2009搬迁结束。
一、A公司因搬迁而发生的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灭失不符合税法对损失的规定
因搬迁而灭失的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折余价值能否作为资产损失在所得税前扣除，首先，要判定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是否符合税法关于损失的要求。企业所得税法没有对损失直接定义，只有《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对损失的类别进行了列举性规定，其中税法第八条所称的固定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盘亏、毁损、报废损失。企业发生的损失，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可按规定扣除。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在以后纳税又全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时，应当计入当期收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从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对损失的定义和列举可以看出，资产灭失和资产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产灭失是指资产的毁灭和消失，资产灭失并不一定就会对企业构成资产损失，当企业资产灭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并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才是企业的资产损失。同样，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也正说明了有经济利益流入的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所对应的部分不符合确认资产损失的条件，不得确认损失。那么什么是企业搬迁损失？只有政府的补偿款不足以弥补企业因搬迁而灭失的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即小于资产灭失价值的差额时才是企业的搬迁损失。
A公司因政府市政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搬迁而发生的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的灭失，由于已经得到了政府的经济补偿，且搬迁或处置收入5080万元（政府补偿5000万元＋处置报废设备收入80万元）＞资产的灭失价值及处置费用2060万元（固定资产折余价值1500万元＋土地使用权账面余值560万元），没有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所以，A公司因搬迁而发生的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的灭失不符合税法对损失的规定，第一种意见正确，不得确认为企业的资产损失。
二、A公司2008年搬迁业务的税务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对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分别搬迁重置与没有重置两种情形作了不同的所得税处理规定，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如果有搬迁规划，异地重建后恢复原有或转换新的生产经营业务，则在五年内准予企业从搬迁或处置收入中扣除固定资产重置或改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和职工安置支出后的余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如果企业没有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计划和立项报告的，则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按照文件规定，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改良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009A公司搬迁业务所得税的计算：
（一）搬迁重置资产的所得税处理
1、重置资产小于搬迁或处置收入
A公司搬迁收入＝政府搬迁补偿款5000万元＋处置报废设备收入80万元＝5080万元
搬迁收入减去可扣除项目的余额＝5080万元―1000万元―3000万元―100万元＝980万元
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余额为980万元。
2、重置资产等于搬迁或处置收入
其他条件相同，假设2009年新置固定资产3980万元。
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余额＝5080万元―1000万元―3980万元―100万元＝0万元
从本案例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规定，异地重建的扣除项目中不包括处置资产的折余价值，这并不是说处置资产的折余价值不允许扣除，而是将处置资产的折余价值通过用搬迁或处置收入新置的资产价值在搬迁或处置收入中间接扣除，这相当于A公司用政府补偿和处置收入新置的资产替换了原来资产，使得搬迁灭失的资产在新置资产中得到补偿。
3、重置资产大于搬迁或处置收入
其他条件相同，假设2009年新置固定资产4100万元。
搬迁收入减去可扣除项目的余额＝5080万元―1000万元―4100万元―100万元＝－120万元
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余额为零。
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规定，企业从搬迁或处置收入中扣除固定资产重置或改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和职工安置支出后的余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此处的余额应为搬迁或处置收入减去扣除项目的剩余金额，如果扣除项目大于搬迁或处置收入，则为企业用非政府补偿增加了资产的投入，这新增的资产与搬迁或处置收入没有关系，所以，A公司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余额为零。
（二）没有重置资产的所得税处理
接上例，假设上例没有发生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
搬迁收入减去可扣除项目的余额＝5080万元―资产折余价值（3000―1500）―土地使用权账面余值560万元＝3420万元
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余额为3420万元。
在搬迁重置资产的所得税处理中，企业在搬迁中发生的资产灭失，由于得到了政府的经济补偿而没有发生经济利益流出，不符合所得税法中规定的资产损失条件，其折余价值不得作为资产损失在所得税前扣除，同时，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也没有允许灭失资产的折余价值在搬迁或处置收入中扣减。在没有重置资产的所得税处理中，资产的折余价值同样是不得作为资损失在税前扣除，而是在搬迁收入加上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中扣除。
那么，同为灭失资产的折余价值，为什么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没有允许重置资产扣除其折余价值，而没有重置资产允许扣除？这是因为重置资产是灭失资产的替换资产相当于同一项资产，文件已经规定重置资产可以在搬迁补偿和处置收入中扣除，如果再允许扣除灭失资产的折余价值则会形成对同一项资产重复扣除，没有重置资产则不然。
三、搬迁补偿收入的税务处理解析
A公司取得政府搬迁补偿和处置收入5080万元，资产的灭失价值及处置费用2060万元，补偿收益3020万元（5080－2060），这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的搬迁补偿不仅仅是对灭失资产进行的补偿，它同时还要对企业因搬迁造成企业停产、产品暂时退出市场等因素产生的经营性损失进行补偿，这种经营损失是企业实际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但是，税法规定的实际发生不同于企业的实际发生，税法的实际发生是基于现金流出的产生而发生，企业的发生是未来的不是现时的。如果由于这种确认上的差异对企业取得政府的经营性损失补偿征税，对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有悖于政府政策性搬迁的精神及税收的效率原则；如果不对经营性损失补偿征税亦有违所得税法的收入确认原则，因为所得税法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中不包括政府补偿。
为此，我们不仿假设政府的搬迁补偿就仅为资产灭失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两部分，将本案例中的业务类型结合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的规定作如下总结，①如果企业以大于灭失资产的折余价值小于政府补偿额进行资产重置，税法对经营性损失补偿少征税；②如果企业以等于灭失资产的折余价值进行资产重置，税法对经营损失补偿全额征税；③如果企业以大于或等于政府补偿额进行资产重置，税法对经营性损失补偿不征税；④如果企业不进行资产重置，税法对经营损失补偿全额征税。
民营企业的政策 篇6
近年来, 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大量各类型各层次的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壮大, 民营企业自身的人才问题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尽管政府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人才政策,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原有的部分政策与企业发展现实不适应, 而且政策执行的滞后、扭曲等问题严重限制了民营企业人才建设与发展壮大。如何提高政策的适应性、先进性、效益性成为本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二、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一) 民营企业
关于民营企业的概念, 有从企业所有制形式进行界定, 亦有从企业资本构成界定, 综合而言, 本文定义民营企业是民间投资对企业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或民间投资占主要部分且具有绝对控股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私有民营企业。
(二) 人才
王通讯认为“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行了创造性劳动, 在某一领域, 某一行业, 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我国人事部门认定的人才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或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结合专家定义, 本文的人才是指企业内的具有一定技能或素质, 在某一工作、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上进行创造性劳动, 为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的员工。
(三) 民营企业人才研究综述
国外以私有企业为研究对象, 在不断地实践和理论提升中, 强化培植员工终身学习的理念, 积极进行岗位培训的作用, 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和经验。
国内对于民营企业人才的研究主要有, 杨毅敏 (2007) 提出了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有效配置并合理使用人才, 制定能够促进人才持续发展的机制等对策。钱颖 (2010) 认为民企人才建设应制定适合企业本身的人才发展战略, 完善激励, 创新企业管理体制等对策。
综合研究, 民营企业人才建设的研究, 学者们在人才的问题、制约原因、发展对策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研究地区民企人才数量、深度上还存在不足之处。通过查阅文献, 有关重庆民企人才建设的专门研究基本没有。
三、重庆市民营企业人才调查
笔者以重庆市民营企业为调查对象, 以企业人才为核心, 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民营企业人才调查问卷, 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网络和实地走访, 共向重庆市民营企业发放正式调查问卷300份, 回收问卷215份, 其中有效问卷206份, 无效问卷9份, 回收率为71.67%, 问卷有效率为95.81%。通过对回收问卷的分析, 重庆市民营企业人才资源的基本状况如下:
(一) 人才总体状况
在重庆市民营企业中, 女性员工严重缺乏, 女性员工集中分布在零售批发、餐饮住宿、轻工纺织等行业。男性员工多从事采矿、房地产、制造、建筑等行业。经分析, 企业的技能、专技、管理类人才占调查人员总量的29.15%, 民营企业人才资源总量和数量极为需求。
(二) 人才学历构成
统计问卷数据显示, 重庆民营企业的专技、技能、管理类人才中, 以大专学历为主, 比例达到31.74%, 中专或高中及本科人才的数量也都在21%以上, 大专、本科类人才成为民企人才梯队的骨干。其他高学历人才不足15%, 高层次人才匮乏。
(三) 人才年龄结构
数据显示, 36~45岁年龄段的人才成为重庆民营企业的专技、技能、管理类人才中的主力, 占比达到32.35%, 紧接着是占比达28.11%的46~55岁的人才。总之, 36~55岁的人才成为重庆民营企业人才的主体。
(四) 人才资源分布
统计问卷显示, 重庆民营企业的专技、技能、管理类人才超过51%的分布在主城九区。其后是25%左右的人才选择在一圈内的非主城区。而由于地域偏远, 选择到渝东南地区发展的专技、技能、管理类人才数量极少, 限制了区域民企的发展。
(五) 人才资源来源
统计问卷数据, “企业内部培养、选拔”成为民营企业最为青睐的引才途径。同时, 校园招聘、因特网、同事推荐、人才市场方式的出现促使人才选拔越发多元化、简捷化, 有效促进了民企人才的引进。
四、重庆民营企业人才存在的问题
(一) 人才培养提升不足
当前, 多数民营企业没有制定缜密的人才培养发展规划, 更未设置有人才培训部门, 整体民营企业人才工作和认知理念落后, 造成人才技术、能力、知识停滞, 企业人才储备日益不足。调查数据显示, 重庆民营企业每年仅有4.25%的支出费用用于人才培养开发, 严重影响了人才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提高。
(二) 人才分布不协调
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具有丰富的资源, 地理位置优越, 发展机会多, 促使有60%~70%的专技、技能、管理类人才工作在“一小时经济圈”。而远离主城的渝东北与渝东南区域, 加之人才政策吸引力匮乏, 人才分布区域不协调。
(三) 人才激励支持范围有限
目前重庆民营企业在人才机制和制度上还比较落后, 激励机制不健全;而且重庆不少民营企业未获得过国家或市级的奖励, 而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荣誉也多集中于国有企业, 人才的物质类激励范围有限, 效果较差。
(四) 人才政策保障不到位
通过调查反映, 由于人才政策法规的滞后性, 民企未能与国企在人才开发、培训、资金、奖励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 限制了民营企业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升, 更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人才政策的保障不充分。
五、民营企业人才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 积极转变人才观念, 建立完善服务机制
其一, 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加强人才工作的组织保障与领导协调, 树立“以人为本、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从行为上尊重、重视、关心人才, 给予民企和国企的人才平等待遇, 有效保障民企充分的引进并留住人才。其二, 加大财政投入, 设立企业人才建设专项账户, 逐步提高民营企业人才开发资金扶持力度, 积极探索以政府为主、鼓励吸纳多方资本投入的人才投入机制, 做好投入资金的使用、调配和监督, 为民营企业人才建设创造良好的金融支持。
(二) 提升人才服务环境, 引导人才有效流动
第一, 有效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区域内交通运输、文化教育机构、居民活动场所、医疗服务机构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公正、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引导人才均衡化发展。第二, 民营企业需要改善企业软硬件环境, 明确的企业人才战略, 举办各类活动, 提升人才的归宿感、成就感、忠诚感, 为人才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机会。
(三) 促进人才多元引进,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民营企业需要建立“庸者下、平者让、能者上”的人才选拔使用标准, 加快培育各类人才中介组织, 以兼职、咨询、聘用和技术合作或入股等方式拓宽人才引进形式和渠道, 充分发挥人才市场、校园招聘、因特网等各类人才招聘引进渠道的优势, 有效引进所需的各类人才, 实现人才资源整合优势。
(四) 完善人才培养开发体系, 扩充企业人才储备
第一, 民企需要增强人才培养资金投入, 健全企业员工入职培训制度、发展服务制度、激励考核制度, 既为员工制定完善的培训规划, 建立科学、系统的人才培训、开发体系, 提高培训学习效果;又鼓励人才参与科学合理的轮岗、进修、教育, 促使个人能力的提升, 激发人才效益的实现。第二, 政府牵头, 组织企业、大学合作, 设立产学研合作中心, 促进政府、企业、大学及中介组织的交流, 实现人力资源共享, 加快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的速度。
(五) 健全人才绩效考核制度, 突出人才激励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 建立公正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对员工进行业绩评估和能力与态度的评价, 可适当的将评估结果与调薪、晋升等挂钩, 促使各个层次员工素质的提升, 保证人才流动的公平。第二, 构建公正、公平、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 注重精神和情感的激励, 以充分调动企业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更好的吸引和留住人才。第三, 企业建立健全退休、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障制度, 有效消除民营企业人才的各种后顾之忧, 最大限度地保证福利项目的激励效果。第四, 规范落实民营企业表彰奖励制度, 完善政府津贴评定、劳模评选办法, 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人员享受平等待遇。
(六) 强化人才政策落实, 保障民企政策实惠
其一, 梳理总结各类人才政策, 创新政策宣传方式和路径, 规范调整更新人才政策。设立政府、专家、民企共同参与的政策制定小组, 积极借助互联网、手机现代传媒手段, 以亲切动人的动漫影视, 图文并茂的展板扩宽政策宣传路径, 有效符合民营企业实际的人才需求政策, 形成规范化、操作强的人才政策。其二, 做好人才工作决策部署的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运行中的问题和障碍, 制定解决人才工作中突出问题的方案, 保障民营企业人才政策实惠。
摘要：人才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 加强人才建设亦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以重庆民营企业人才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对民营企业人才现状进行分析, 进而探究人才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加强人才建设的对策建议, 从而为促进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 推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重庆,民企,人才,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王通讯.人才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2]杨毅敏.民营企业人才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技咨询导报, 2007 (01) .
[3]钱颖.民营企业人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10 (03) .
[4]陆远权, 张基斌等.川渝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产业转移与人才流动的互动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09) .
浅析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 篇7
一、企业会计政策简述
企业会计政策就是为会计从业人员在做会计信息时提供的原则、基础、管理、规则和程序。但是，企业会计政策并不是唯一的，针对于相同的会计工作会有很多不同的会计政策，这就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与性质来判断如何选择合理的企业会计政策。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政策不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同时也要监督企业会计信息的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企业会计政策会贯穿企业会计工作的估量、记录、报表等会计环节。这样，在企业会计政策的宏观指导和约束下，更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和谐发展。
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我国会计法律的健全性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都是在会计法律的保护与约束下进行的，只要我国的会计法律比较健全，那么企业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就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企业都会自觉的选择合理的、合法的会计政策。但是，如果我国的会计法律仍需完善，不能充分发挥其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约束的作用，那么，一些企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寻找法律的空隙，在不受法律的约束下进行会计行为，获取自身的利益。因此，会计法律是否健全是企业能否正确、合理的选择会计政策的重要前提。
2.2 会计工作的性质
由于会计工作具有多样和繁杂的性质，因此，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无法覆盖所有的会计行为，也不能罗列出所有会计工作情况，所以，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会计政策的空间，即使有会计法律的约束，但是会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不能作为纯粹的硬性要求，而且，由于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必须让企业有自主选择企业政策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让一些企业有了可乘之机。
2.3 企业利益最大化
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影响会计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因为企业的利益变大，其内部人员的利益就会随之增大，以及自身的地位才能提升。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会计收益被用来作为确定支付给经理人员报酬的重要基础，这样经理人员就会十分关心对会计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利用或操纵会计政策选择。只要会计收益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理人员利益就可能存在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
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
目前，我国企业会计政策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进行进一步完善，同时缺乏一定的会计行为监督政策，给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带来了困难。其次，在会计政策选择上仍然以企业以及个人的利益作为主要目标，甚至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违背了相应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一些企业中的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比较低，不能满足相应的会计行为要求。
四、完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策略
为了维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促进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针对于上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首先，保证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遵守相应的原则；其次，也要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最后，要建立健全的企业内部结构体系。
4.1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要遵守相应的原则
企业中的会计工作与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必须要遵守一定的原则。首先，遵守合法性、价值公允性原则。企业中一切工作要保证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当然会计政策的选择也不例外，而且面对于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发展与金钱的诱惑更要谨慎的进行选择会计政策。要求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子下在所提供的企业会计政策下进行选择，不得为了自身的发展与利益，将不同的会计政策混淆采用。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保证企业中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一定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企业发展和可以公允反映企业的价值和财务状况的会计政策；其次，要遵守实用性和整体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是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考虑的，所选的会计政策应该适应该企业的经营规模、主营业务以及财务状况。因此，企业的会计政策要随着企业的经营规模、主营业务以及财务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还要确保会计政策实用于新的企业环境。会计政策的选择不但要适用于企业的会计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所选的会计政策也要适合企业整体的运营，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整体优化，帮助企业实现整体的发展目标。
4.2 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进一步晚上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让其有效并全面的发挥其监督和制约会计政策的选择，同时还要维护企业的利益，进一步体现会计政策的正确选择对社会经济与企业发展的良好影响，还要展现出社会的公平，更重要的是要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要建立合理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首先要广泛的采纳意见，并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建立多方利益关系的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指定机构，指定人员要覆盖社会中各个领域范围，譬如既要有会计学术界的人士、也要有企业管理的人士，还要有政府部门人员和民间组织等。这样集思广益才能制定出公平、公正、全面、合理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4.3 建立健全的企业内部结构体系
建立健全的企业内部结构体系，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维护企业各类人员的相关利益，提高会计政策的价值公允性。首先，要明确企业中的产权关系。明确、清晰的产权关系，可以将企业相关人员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可以与会计相关管理部门立下约束关系。这样既可以引导企业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又有利于管理部门的管理，同时发挥了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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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黑龙江财经学院 会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