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共12篇）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1

一、社会性是企业的基本属性

企业社会责任 (CSR) 是指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对环境的责任。它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 企业作为“经济人”的角色决定了它必须追求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即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质属性。但是, 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 从最初的利润最大化发展到了效益最大化, 效益最大化又从单纯的经济效益概念发展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概念。所以, 当今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还追求取得企业品牌、美誉度、社会形象等的最大化。这是由于企业是一个由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自然环境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契约共同体, 企业的经济活动存在很强的外部性, 各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 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劳动、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代价, 所以从法学权利和义务来分析, 各利益相关者承担了企业义务, 就得享有相应的权利, 因此, 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 企业的存在是建立在社会需求基础之上的, 社会需求是由无限的并且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个人需求所构成的集合[1]。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企业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中决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 还要主动承担起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既要为人们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以满足某种需求, 同时又不能损害人们对其他方面的需求, 如污染、产品质量等对人们健康需求的损害, 把企业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发展之中, 积极完成由“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如果把企业看成一个独立的生命机体的话, 企业的成长和人一样要经历从初创生存、稳定发展、扩张壮大、到自我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决定其生命周期中每一个发展阶段长短的是先天的素质和后天的生活方式, 即企业家的才能和策略的选择。对企业成长阶段的控制, 关键在于如何保持企业活力[2]。如何缩短企业成长的某一个周期而延长另一个发展周期, 历来有制度与人的选择问题。和大多国营企业由国家相关部门垄断设立不同,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就像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一样, 作为拟制法人的民营企业也不是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能力、自觉地、积极地去承担所有的社会责任的。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 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的过程。

在民营企业的初创生存阶段, 它们追求的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目标是通过使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来保护自己、合伙人或所有股东的利益。在这个阶段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最集中地表现在内部劳动关系方面——劳动条件恶劣、工人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工作严重超时。中国《劳动法》规定, 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 但有许多民营企业职工每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八小时, 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权。 (2) 劳动报酬达不到标准。有的民营企业通过超时工作不发加班费、计件工资计件标准过高等手段, 使劳动者拿不到企业承诺的劳动报酬。 (3) 社会保障不到位。不少民营企业工作环境恶劣, 职工的健康和安全得不到保障。 (4) 侵犯人身权利及人格尊严。一些民营企业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强迫劳动现象, 如扣押职工身份证、暂住证, 强迫缴纳抵押金、保证金, 职工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受到控制和监视, 甚至存在体罚、殴打、谩骂、搜身。由于政府没有构建一种劳资双方相互制约的平衡结构和机制, 致使劳资双方的力量大大失衡。虽然一些民营企业建立了工会, 但工会的处境很尴尬, 身为老板雇员的工会干部, 维护的还是老板的利益。这也为企业能不履行其社会责任创造了条件。

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创业, 企业发展会步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稳定发展阶段, 其社会责任目标将开始转向本公司员工, 集中注意力于员工安全计划、公平就业计划、反对各种歧视和保证薪酬公平等。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员工福利和提供工作保障而吸引和激励优秀的员工, 进一步聚集资源和力量。但处在这一阶段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有缺失市场诚信的短视行为。浅薄的经营理念反映在实践中, 就是经营行为短期化, 违法违规、损害社会和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 (1) 出售不合格产品。个别民营企业将不合格甚至存在着安全隐患的产品贴上合格的检验证以次充好, 或者贴上名牌商标欺骗顾客。诸如毒粉丝、毒火腿、毒奶粉等的出现,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明证。 (2) 不兑现售后承诺。向客户承诺的产品“三包”等售后服务不到位, 损害消费者权益。 (3) 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利用广告、信函、传单等制造虚假信息, 并在社会上散发。 (4) 利用合同、包装等进行欺诈。违约毁约不履行合同, 或者在合同中设下种种陷阱骗取对方财物、逃废债务。

经过了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以后, 企业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在这一扩张壮大阶段, 企业开始调整其发展战略。为了追求股东长期利润最大化, 其社会责任的目标也随之扩展:公平的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良好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关系等上升到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主流位置。处在这一阶段的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主要体现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 (1) 缺少资源和环境意识。有些民营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不惜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危及生态。 (2) 技术设备相对落后。多数民营企业在节能和环保方面舍不得投入, 依靠落后技术和陈旧设备势必加大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 (3) 不经评估滥上项目。有些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项目根本没有经过评估论证就上马, 造成事实后再“打通关节”, 有的甚至被查封后仍强行生产。这种重点注重经济效益, 而对社会责任只关注最低层次的, 而忽略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 即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注, 导致了资源消耗过度和环境破坏严重两方面的后果。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 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 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5和20个百分点。“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如排放有害物质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乱砍滥伐森林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等。

当企业的规模已达相当程度, 其经济实力使得它对其所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产生一定影响的之后, 企业便开始了其社会化阶段或自我实现阶段。这个时候它具有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 将开始对社会整体负有一定的责任感。由于这时的企业已非经营者个人所有或几个大股东所控制的事业, 它们被看做社会公众财产, 它们的社会责任目标是提高社会公众的利益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承担这样的责任意味着企业应在其内部制定更完善的员工利益保障机制、执行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更积极的顾客投诉应对态度, 对外要树立更强的绿色意识和环保意识。同时, 它们开始承担公共产品与文化建设的责任以及扶贫济困和发展慈善事业的责任[3], 积极促进社会公正、支持社会公益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等。即使这些责任的履行在短期内对企业的利润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社会责任感也不会有所降低, 因为它们已经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必须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一致, 企业才会欣欣向荣。

三、对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透视及规范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措施

1. 对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透视。

对于企业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问题, 理论界还存在争议。甚至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问题还没有一致的共识。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等同于企业责任, 也有观点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从属于企业责任、和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等属同一层次。然而, 理论分歧的存在并不影响实践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一致期待。大体上, 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的期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员工权益保护方面, 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主要包括企业内部执行较外部标准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方法, 对顾客满意程度的评估和对顾客投诉的积极应对, 以及对有质量缺陷的产品主动召回并给予顾客赔偿等。 (3) 供应链伙伴关系方面, 主要包括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公平的交易机会, 能够通过定期的沟通和交流来提高双方的配合程度等; (4) 环境保护方面, 主要包括减少污染物排放, 废物回收再利用, 使用清洁能源, 减少能源消耗,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4) 社会公益事业方面, 主要包括员工志愿者活动、慈善事业捐助、社会灾害事件捐助、奖学金计划、企业发起设立的公益基金等[4];以上四个方面的社会责任归为三大类。第一, 法律的边界。法律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必须遵守《公司法》、《企业法》, 执行董事会的决定, 按时向股东上缴投资收益;企业必须遵守《税法》、《会计法》等, 执行国家财务规定, 坚决按照法律要求向政府缴税;企业必须遵守《劳动法》等, 反对性别、种族等方面的歧视, 注重员工福利和社会保障;企业必须遵守《产品质量法》、《安全法》等, 保质保量地为市场提供优良产品和优质服务, 并切实保证生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企业必须遵守《环境保护法》等, 自觉增强环保意识, 承担企业的绿色社会责任。第二, 道德的边界。企业道德是一种法人道德, 它调整的是企业同企业、员工、社会、政府以及同自然的关系。第三, 自愿的边界。企业公民必须主动承担社会、社区慈善和福利改善的责任。

2. 规范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措施

根据目前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导、监督和约束民营企业, 构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实现企业与社会的长期双赢:

第一, 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 引导民营企业正确认识社会责任。充分借助民间的、灵活多样的活动, 诸如教育、培训、服务、媒体, 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觉悟, 引导民营企业家在树立科学发展观, 壮大企业实力的同时, 义利兼顾, 增强回报社会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媒体和民间团体的作用, 以新闻媒体和行业商会为牵头单位,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服务、监督体系, 完善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各类慈善组织和商会的作用, 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效平台。利用媒体的宣传优势对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做出的优秀事迹进行宣传, 转变社会上部分人对民营企业的偏见, 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营造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

第二, 建立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强化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约束机制。除了经济指标这一企业最基本的评价指标外, 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企业的评价指标有多种多样, 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商业道德》、《财富》等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从经济、社会和环保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企业, 对企业行为进行充分了解, 并做出定期评估。表彰激励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 对那些严重违反劳动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的企业提出批评或惩罚, 从而引导企业转变观念, 朝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向发展。这样既能使中国民营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 也利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实现走出去的发展目标。

第三,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推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要从公司法的总则中突出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 使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对民营企业行为道德方面的“软”约束, 也包括法律法规的“硬”约束, 而且短期内应主要依靠法律强制机制。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成长期, 加强立法规范和执法监督, 规范、鼓励、引导、帮助民营企业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尤为重要。一是从公司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税收法等法制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支持方法及路径。通过制定税收优惠、产业准入、市场机遇、融资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减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 增强其竞争优势, 解除后顾之忧。二是改变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执法缺位的现象, 加大对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 使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刚性约束体系中, 构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防线。

四、结论

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创新企业价值理念,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一方面, 可以保障企业内员工的合法权益和职业健康, 实现企业内部的和谐, 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关注环保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总之,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约束, 更是一种市场经济中企业获得自由的必要途径。只有目光远大的民营企业, 才可能感受到承担责任使命会获取更大的发展和利益。缺失了责任使命的民营企业, 想要获得持续发展和基业常青,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摘要：企业责任泛指企业对股东、对员工、对社会、对环境的责任。由于企业的存在是建立在社会需求基础之上的, 企业决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 还要主动承担起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积极完成由“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其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既包括法律的边界, 也包括道德的和自愿的边界, 所以规范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措施也应该是多元的。

关键词：生命周期,民营企业,责任边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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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力文, 夏清华.企业生命周期的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 2001, (7) :41-44.

[3]任玉岭.企业应承担的八大社会责任[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1) :19.

[4]张帆.基于效率内涵演进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6, (9) :45-49.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2

[摘要]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的责任部门体现的责任会计情况会有区别。简述责任会计的概念，探讨企业内部控制的环境因素、风险评估因素，分析企业会计风险的协调机制和风险的预防机制。完善以责任会计为基础的内部控制运行机制。

[关键词]内部控制；责任会计；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9-036-02

企业内部控制是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探讨适合现代企业管理的内部控制程序，保障企业运营管理在优良的控制环境下实现企业整体发展的安全性，防范企业的风险及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为企业内部经营风险评估提供支撑，也为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信息沟通提高便利，有效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在内部控制监督下，能够有效的防范市场风险，完善企业的不足，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一、企业内部控制的相关概念及要素

（一）责任会计的概念

责任会计是指企业内部的部门责任中心作为会计主体，从责任中心所属的财务运营为对象，对部门责任中心实施控制及考核的会计制度。责任会计源于国外现代管理会计制度，是国外企业集团从公司治理机构将大规模的部门进行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会计。

（二）企业内部控制的要素

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该规范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企业建立与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的诸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控制环境包括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等方而，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企业依据控制环境及其经营的情况实施风险评估，内部控制从风险评估的结果实施某些措施，实现信息的有效沟通。内部监督是对企业的整个内部控制过程实施监控，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二、基于责任会计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几点思考

（一）控制环境要素分析

控制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影响内部控制的整体结构，决定着内部控制系统的其他要素。控制环境内容是多方而的，对内部控制结构影响明显的有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的规模、采用的管理方式、会计系统的形态以及企业管理者的水平结构。基于这些因素的相互制约与促进。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多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企业规模逐渐向多种产品线或多业务的集团式企业、跨国公司发展。中国企业采取分权式管理已成为趋势，这样责任会计作为最适合分权式管理企业的会计体系，也就成为与现代企业的控制环境紧密的会计系统。

责任会计的主要特征是独立责任中心的划分。从责任会计体系所控制环境来看，内部控制应该设置两个层而，一是以单个责任中心为整体，主要是对责任中心内经营活动的有效运行进行监控；二是建立在各责任中心之上，以企业为整体，主要对各责任中心之间的行为以及高层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具有优势有两个方而：第一，内部控制制度可以使复杂程度逐渐减弱，提高企业对风险的应变能力。该优势的实现是建立在独立的责任中心的设立基础上的，责任中心的划分使企业核算体系扁平化、简单化，使内部控制体系的高度降低，还可以使企业高层管理者对外部变化和内部的风险有较快的反应。第二，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讲，基于不同部门责任中心具有独立性，假如在运营中出现错误、舞弊行为发生或体系上存在缺陷，所造成的影响也只是个别或部分责任中心，而不会对企业的全部生产运营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风险评估要素分析

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是在由许多不确定风险构成的市场中完成的，而市场中风险与收益是对等的，往往高风险带来高收益，以此企业而对风险是难以回避的，这也促使风险评估成为内部控制的必经程序。从理论上来说，有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融合的。Blackburn就持这种观点；在特恩布尔报告中认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近乎等同的概念。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企业对不断变化的风险性质和程度的综合评价。这限定了内部控制实施企业应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风险，而不是减少风险。《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设定的目标，全而系统持续地收集相关信息，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由此可见风险评估的前提是建立不同层次但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目标。这恰好与责任会计体系结构是相符的。在前文中提及的两层内部控制结构中，第一层责任中心的内部控制目标是以第二层企业总体目标为基础，根据自身的特点、外部环境制定的。这保证了各责任中心之间、两个内部控制层次之间在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风险的协调机制和风险的预防机制

责任会计内部控制中对风险评估的作用是有限的，往往体现在将企业的风险以受托责任方式细化分解；另一方而，在内部控制中，责任会计体系中的内部转移价格和内部银行理论为风险评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内部转移（上接第36页）价格的制定遵循内部虚拟交易、参与外部市场循环、目标一致等原则，这就决定了内部转移价格不仅成为企业对内部产品转移调整的杠杆，还是责任中心能够与企业外部风险相联系的纽带，特别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内部转移价格，更能准确反映市场风险的影响。内部转移价格对企业风险评估可以起辅助作用，例如在某个利润中心或成本中心而临风险时，在风险评估的作用下，通过对内部转移价格的调控可达到分担、减轻甚至是消除风险的效果。内部银行是内部结算中心的发展和延伸，其特点是在传统结算功能基础上的内部资金再分配功能。在整个过程中，内部银行必须审核项目的风险性，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利率变动等金融风险。而对于投资中心而言，通过内部银行使没有需求的富余资本转入投资中心进行投资。这一投资过程受内部转移价格的影响，使投资的风险得到反馈，促进风险评估的有效实施，从而达到管理和控制风险的目标。

（四）以责任会计为基础的内部控制运行

责任中心为整体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三个方而的条件为基础：有效划分的责任中心、确认的已知问题、完善的相关制度。这三个方而决定内部控制的效果。在该内部控制中，内部控制的形式是以责任中心成员间相互监督为主、上层直接管理者监督为辅。责任会计在本层内部控制中实施的主要目的是核算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是核心任务，以分解的指标实现重奖重罚的利益机制。该内部控制的实现包括五部分工作。一是明确责任中心的每个成员的责任和权利，对成员明确考核以责任中心为对象而非对个人，目的是要每名成员明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促使成员间的监督，并保证成员有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二是对流程中每一步骤有针对性地确立操作规程，操作必须严格执行规程，同时规定员工对规程进行合理创新由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应进行奖励。三是会计核算须同时设置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由财务会计负责日常账务处理，管理会计负责对流程中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本量利分析的处理以及编制上报责任报告。四是在流程运作的过程中进行定期的互查，不定期的由直接管理部门进行测试，在互查和测试过程中所发现的风险必须要及时处理。五是流程负责人对管理会计的报告必须重视，对责任报告中反映的问题负有判断、报告的义务，负责人应保证发现责任报告反映出规程中的漏洞或潜在风险时，能够对其程度进行符合本流程状况的判断，并必须将发现问题和自己的判断结果上报上级管理者并备案，由上层管理者完成相关问题的改进。

参考文献：

[1]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管理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田超，干胜道.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49）

[3]宋立，内部控制与责任会计[J]交通财会，2003（6）.[4]王瑞华，姚晓慧.责任快于内部控制的融合分析[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9（10）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篇3

社会治理模式，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相适应，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规范和价值等方面，可以分为统治型治理模式、管理型治理模式和服务型治理模式1。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也不相同。社会组织分为三类，政府、企业，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非营利组织。政府是公益性质的公共组织，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企业是营利性组织，对于营利性的企业而言，其对投资者自然承担经济责任，要满足投资人追逐利益的需要。在特定的治理模式下，为企业在社会中的行为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治理基础。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规定也不相同，这种关系模式也决定了企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不同。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的发展，就要考察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要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

一、统治型治理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

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以权力规范为基础，以统治利益为导向的专制型治理模式，即统治型治理模式。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确立的社会基础上，是以权力统驭社会及社会活动的治理。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政府作为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农业社会中，政府和社会融合在一起，没有存在领域分化，没有现代意义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在这种治理模式中，政府和社会包括社会中的企业（这一时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为了表述方便，此处仍暂用“企业”一词），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特定的外延：企业在保证对统治权力的服从基础上，承担伦理责任。

农业社会是权力关系和伦理关系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因此，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的是权力责任和伦理责任。就权力关系而言，企业是作为被统治者的角色出现的，属于权力的末端。企业要做的就是服从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就伦理关系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遵守由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责任为内涵的。

严格的说，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所谓的企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虽然有法律，但是没有法制，不是法治型的社会。法律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因此，企业需要守法，与其说是遵守法律责任不如说是有服从统治者利益的义务。农业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没有完成，作为王朝的统治者，家天下状态下实质是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社会关系主要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社会规范也主要是以权力规范体现出来的，企业不能违背和干扰权力的运行，不能破坏这种权力关系的状态。

统治型治理模式下，在社会治理体系内部，主要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领域，社会规范是以习俗和道德体现出来的。熟人社会的关系模式使得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为伦理责任。统治型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是一种以狭隘地域为限的经济，自给自足且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社会流动性很小。因此，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终其一生都要依附于土地，从而依附于这片土地所承载的一切因素——历史文化、大众心理、生产经验等等。土地的不可动性导致了土地上作业的人的稳定性，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造就了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往和互动，依于核心家庭的不断繁衍构建了不断扩大和壮大的交往群体，就是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伦理关系成为最广泛存在的关系，是最为古老和稳定、也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伦理关系，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联系。基于伦理关系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规范则是人类一切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农业社会中，商业不发达，商业组织规模小，活动领域有限，作为熟人社会中组成，依附于自然经济而存在。不作为普遍的经济形态存在的商业组织，没有成为现代意义的庞大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独立主体，依附于熟人社会的，具有熟人社会的行为特征和行为规范。与周边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伦理关系特征。同时，在农业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制，商业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商家的道德自觉。因此，企业主要承担的是伦理责任。社会责任在这种语境下是一种伦理责任，也有用商业伦理来表述的。

这种伦理责任的承担历史成为商业伦理的历史传统积淀，也为今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道德伦理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的“见利思义”、“以义驭利”的义利之辨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责任的重视和强调。中国的晋商被称为儒商，究其原因，是其秉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诚实守信原则。商业伦理是商人和企业的道德底线。2

统治型治理模式下，商业组织本身并不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的主导地位的组织，社会对商业组织也没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作为熟人社会的组成部分，商业组织为了生存，必须履行熟人社会的行为规范——伦理规范，建立与熟人社会圈子内部的信任关系。

二、管理型治理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是在工业社会中才出现的。管理型治理模式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大量出现，改变着经济形态，也改变着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和存在方式。社会关系与社会规范不同于农业社会，治理模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平等关系。企业主要承担经济责任，维护股东利益的责任主体，成为私人领域中不可侵犯的空间，此外，政府和社会之间相对分离，政府和社会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这种管理型治理模式中，法律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治理规范主要是法律规范，法律责任成为企业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相反，这个时候，道德责任和权力责任被淡化。

陌生人社会是一个相对开放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对社会治理提出了管理化要求。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受制于地域局限，熟人社会呈现出封闭性的特征。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使人们在人身上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在社会交往上，也呈现出相对开放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范围比以往扩大，除了上下层级之间的线性沟通之外，沟通也呈现出点线结合的特征。由于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每个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其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也扩大，原有的统治模式可以规范的交往活动在相对开放的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作用。正是这种相对开放的社会对社会治理的管理化提出了要求。工业社会中，最大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由熟人社会的等级化，走向陌生人社会的平等化。社会秩序面临失衡的威胁。社会秩序实现的方式——统治已经没有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作为依托，权力赖以实现的熟人社会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迅速走向陌生化。农业社会中的思维方式不再适应工业社会的特点，作为个体的人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农业社会中，个体的存在是以群像表现出来的。个体的特征就是在其所在的等级秩序中的群体特征，个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其所在的等级体系中特定位置的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由习俗和习惯所确定下来的，这种稳定性使统治有了更多的可靠性。但是，恰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熟人圈子，因而破坏了原有的等级体系，在熟人社会中的基于习俗、习惯的规范失去了规范的意义和作用，从土地的依附中涌向城市的劳动者，摆脱了原有的身份，拥有了新的城市工人的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在资本面前，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简单，就是一种平等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也存在层级节制的关系。但是，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等级之间的层级节制，农业社会中的等级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由权力所确定的，在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资源包括治理资源不能再由统治权力所分配，对同一层级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基于效率目的进行科学的分工与协作所确定。这种社会结构需要治理主体结构确定新型的规范去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种规范就是法律规范。

管理型治理模式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然确立的社会基础上构建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以后，市场平等竞争的主体作为经济生活中具有抽象意义的独立的“人”而存在。政府和社会相对分离。公共领域中，政府是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政府成为公平正义理想的维护者；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主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存在，相对于公共权力的私人领域成为独立的存在，公共权力不能再任意侵占私人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3。）这个时期，正是思想家们推崇市场机制的时期，理论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自由秩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管理型治理模式中，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是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而是法律关系。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仅存在于治理主体——政府内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正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各个主体的利益不受侵犯。政府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行为规范是法律规范。在法制社会中，法律规范是主要的社会规范。对于企业而言，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法律规范是企业行为的最底线。为了参与社会生活，保障私人利益，因此，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对政府没有权力责任，或者说政治责任被淡化。

在管理型治理模式下，企业是否要承担伦理责任呢？对于这一点颇有争议。政府与企业在角色定位上完全没有交集之处。政府代表公共利益，企业追逐私人利益，政府企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正是在这一治理模式前提下，亚当斯密乃至后来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否定了企业承担伦理责任乃至社会责任的说法，因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前提下，在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管理行政的前提下，政府与社会角色定位完全不同。政府被冠以“看门狗”或者“守夜人”的角色，守护着公平的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市场主体——企业追求着效率，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更大限度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仍然是功利性的逻辑。

伴随着罗斯福新政，国家在广泛的层面上干预经济，政府侵占了私人领域的空间，政府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体系，企业不是作为经济主体而独立存在，而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成为政府等级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也不需要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思考。除了企业要服从政府的领导，社会对企业没有其他的期望。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政府依靠行政权力命令的方式干预企业管理。在这种模式之下，企业获得其存在合法性4就只是需要遵从政府的指令。与其说社会对企业存有伦理期望不如说社会对政府存有道德期望。这种治理模式下，企业必然承担伦理责任。但是，企业承担的伦理责任其实是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自然延伸。社会对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没有特殊的要求。

可见，由于企业是作为与政府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存在，而不是公共领域的构成，也不是社会治理主体，只是作为社会治理对象而存在，因此，不具有公共性特征，这个时期的社会责任也必然缺乏公共性色彩，企业缺乏主动承担公共责任的社会治理基础。西方自由主义拥护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秩序的破坏。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对那种期望从“那些装作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贸易的人”那里能得到利益抱有怀疑态度。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也对此有所反对，认为企业主要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存在的，让其承担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竞争的破坏。弗里德曼也反对“自由企业制度中商业的社会责任”的说法。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且自由的竞争。”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利润”、“没有灵魂的公司”的普遍反感下，“这样做是使公司取得信誉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信誉是作为那些被完全证明为符合该公司自己的自身利益的支出的副产品而存在的。”5企业担当社会责任是出自于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虚伪的、粉饰门面的行为，因此，不能指望企业为了公共利益而展开活动。社会责任的承担只能是政府的工作。弗里德曼更为直接地表述说——总经理不是公务员。理论界这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否定性意见在实践中，往往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佐证，某些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主动承担伦理责任只是为了提升企业形象。事实上，这些思想就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管理型治理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是以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为核心的责任。

三、服务型治理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

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管理型治理模式向着服务型治理模式演进。在服务型治理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最广泛的内涵。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包含了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责任，也包含了对利益相关人的责任。在服务型合作治理模式下，作为社会治理的共同行动者，企业也具有对政府、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多元责任和多元利益。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新型的陌生人社会基础上。人与人之间，随着信息通讯交通等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全球一体化浪潮下，原有的陌生人社会带有了更多的熟人社会的气息，陌生人之间，多了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合作要求。在这种新型陌生人社会中，公共领域范围扩大，政府和社会重新走向融合，这种融合是以政府和社会保留各自独立性的合作与交流为主导的。政治参与的扩大，民主的发展，社会自治力量的壮大，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的市民社会之中兴，促使社会治理出现了多元主体。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使得广泛的民主参与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社会生活一系列的变化，致使政府不再垄断社会治理唯一主体地位，构建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角色由管理为主转向服务为主。除了政府这一社会治理主体之外，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发展壮大，迎来了社会自治的曙光。同时，在一度被排在治理体系之外的并被看成是纯粹私人领域的企业，被视为“企业公民”，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一道，也成为社会治理的行动者。

正是在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同非政府组织一样，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尽管这种公共性与政府的公共性色彩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在公共责任上，三者就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要素，对公共管理主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参与着社会治理活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延，由伦理责任，扩展到法律责任，再扩展为公共责任。这种公共责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有着一定的差别，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的公共性表现也有差异。如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外延必然包含着政治责任。但是，所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环境责任、劳工责任等。不同于管理型治理模式下的法律责任，服务型治理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蕴含着伦理责任，基于法律责任，同时又高于法律责任。

服务型治理模式为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服务型治理模式是合作型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社会各个构成要素展开广泛的合作，使得在管理型治理模式下企业所丧失的伦理责任在合作治理模式下重焕生机。这是因为，服务成为合作治理中的核心伦理价值，成为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生长的基础。这种包含着更多利他因素的伦理精神所统摄的社会治理活动中，政府所追求的不再是管理型治理模式下的效率主导，而是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倡导公平正义的实现，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西方学者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是这个思路。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除了利益追求，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追求。当服务的价值成为社会治理的普遍价值时，伦理责任的主动担承就是现实可行的。同样，伦理责任也不再是政府自身的角色规定，也是其他社会力量的角色期待。“服务”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实践中，很多企业也把企业精神定位于“服务”这个包含着丰富伦理要求的词上（如国家电网公司将之表述为“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电力客户，服务发电企业，服务社会发展。”）可见，作为社会治理行动重要参与者的企业，也不再把社会责任的承担定位在对股东的经济责任，而是放眼于社会中的利益相关人，放眼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强调企业的伦理责任。

伦理责任的担当，不再是企业家手中的小玩具，成为装点门面的粉饰功夫，也不是企业家必须采用的政策，而是成为企业家的哲学。在哈佛大学MBA的课堂上，企业伦理成为必修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企业伦理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从形式上到实质上，有了承担伦理责任的社会治理基础。

企业主动担当伦理责任，不是一种高调行为，也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行为，而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企业中的个体，从企业家到企业管理者再到企业基层操作人员，都是社会普遍联系中的一员。每个成员都有他的家庭，朋友，在情感上他都会归属于他的团体、他的城市和他所热爱的国家；就企业整体而言，它又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它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并为社会进步而贡献自身的力量。在普遍的伦理关系纽结而成的社会联系中，企业承担伦理责任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4

1. 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对企业文化的概念,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 这些大同小异的解释代表了他们对企业文化概念的主流认识。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很长时期内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它是对人的研究, 将以人为本的研究放在首位, 是一种研究如何重视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企业文化的内容包涵精神形态文化、制度形态文化和物质形态文化, 它是三者的统一, 且这三者是由里及表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认为,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的主体“人”对社会进步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卢代富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 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而企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四个层次, 这四个层次从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阶梯关系, 且社会责任是建立在前三种责任基础之上的。

2. 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区别

企业文化虽然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引导作用, 但它们之间有一定区别。一方面表现在企业建设的理论落脚点上。企业文化重视人, 强调“以人为本”, 企业建设的理论是从企业内部出发, 同时考虑企业周边环境等影响因素, 就企业价值观、企业伦理道德、企业制度、企业行为规范等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 强调的是企业的过程管理。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是立足于整个社会, 以社会为中心, 突出的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这个主体。它的行为在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责任, 强调的是结果管理。另一方面表现在企业建设的出发点上。企业文化在企业建设发展中主要是为了促进企业发展, 在此过程中要调动员工积极性, 激励员工积极努力工作, 使股东、客户和员工共同受益。企业社会责任展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反映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决策, 且在企业文化建设面对利益相关者时, 强调两者共同促进企业发展。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则要求企业在建设发展中, 必须最大限度考虑员工、客户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 要求企业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强调的是社会对企业在经济、法律特别是伦理上的期望和要求。

3. 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引导

企业文化涵盖内容广泛, 企业价值观就是其中一个核心内容, 它起着主导和支配其他企业文化要素的作用。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由企业领导者与企业员工共同认同的价值取向, 也是对企业经营活动中关于“人”的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看法和评价, 它在价值取向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起着引导作用。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角度看, 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应施行企业和社会互利价值观, 即企业在完成最基本经济责任的同时, 还应进一步承担其他社会责任。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内部长期发展形成的“共识”, 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功能。包括对企业领导者和员工的态度与行为的引导功能、对企业目标和企业经营与价值观的指导、对企业主体进行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对企业主体意识的凝聚功能以及对员工的激励功能、对企业组织内外的协调功能等。企业文化的功能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引导作用, 在企业主体在执行企业文化功能时也同时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例如, 企业文化在对企业主体进行道德规范约束时可规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行为, 凝聚企业主体意识时也可同时调动广大员工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性。

二、官本位思想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我国传统企业文化受官本位思想影响,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造成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官本位”思想是一种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它不以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衡量其价值, 而以官阶高低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具备这种价值观的企业文化是被“异化”了地忽视人的存在, 这种官僚文化强调等级区分, 具有程序化、结构鲜明的特点, 核心文化价值的缺失对企业的自由活性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 企业作为宏观管理的客体, 处于从属地位, 企业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分割开来, 企业的行政性质极强。很多干部做秀而不做事, 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 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导致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本来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 造成企业积极性越来越低。由于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 一些干部还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官本位”制度还造成监督机制的缺乏, 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 缺少民众的监督和新闻监督, 导致官场腐败事件层出不穷。

三、企业文化视域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路径

1. 导入社会责任价值观念

目前, 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和社会必须正视的存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 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企业文化的视域下, 企业为了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首先要导入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念。同时,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其社会责任之间互相完善, 互相补充, 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 企业在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同时, 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价值理念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企业的愿景与使命,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多边共存。同时, 在企业社会责任价值理念深入人心时, 还要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相适应, 在各阶段各时期采用不同的手段,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建立监督反馈机制

虽然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视, 但是从我国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的得分看, 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还不够高。首先, 我们要在企业文化的视域下, 大力发挥新闻媒体等社会性舆论的作用, 形成一个外部监督体系。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使大众舆论在监督社会责任承担的力度上大大增强。同时, 社会各界人士也要增强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过程中的监督意识, 加大政府以及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力度, 建立健全监督反馈机制, 加强监督, 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其次, 要健全企业的内部监督制度,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有效评价, 以企业文化的内容为基础, 考核企业承担的各社会责任是否符合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不断调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使企业文化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更富有活力。

最后, 还要树立优良的社会风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企业文化视域下的社会责任以人为本, 其社会属性融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复合体中。我们要争取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并将这种价值观渗透到各个层面, 使社会各界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达成一个共识, 在人文关注下创造一个全社会共同监督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

3. 构建企业文化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了建立和健全企业核心价值观, 企业必须塑造且完善企业文化, 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责任理念导入企业文化责无旁贷。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要求企业主体, 即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体系, 是企业员工在观念形态和行为准则等方面达成的共识, 是一种价值导向。我们构建企业文化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不仅可以提供一种从微观的角度维护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还可以从企业内在的角度规范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构建企业文化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 将企业文化导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制中, 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石。企业文化内涵中包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可以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完善企业文化价值理念, 并将其融入到社会责任中, 贯穿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例如, 将企业文化中对员工的导向从对员工的责任中体现出来, 将企业文化中对顾客的导向从承担消费者的责任中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 企业文化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而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的是企业文化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内在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 它的核心就是建立一种社会责任感, 这种社会责任感正是企业承担其社会责任的基础。我们在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 要注意企业文化建设, 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 鼓励他们通过培训不断成长, 从价值观念上使企业员工产生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行为标准和规范, 让企业员工本着“这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的信念, 并持有长期承担责任的理念, 从而让他们自觉地按企业共同价值观念所要求的准则从事工作。这种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带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 不仅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更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四、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为了企业的内部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应尽可能承担起社会责任。本文把企业文化引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制中, 论述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探讨它们之间的不同, 并从官本位思想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不便, 阐述了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实践中塑造优秀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最后在企业文化视域下从价值理念、外在监督、内在规范三个方面, 阐述了构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卢代福.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2]李建升.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关联机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视角[D].浙江大学, 2008.

[3]秦绍林.基于社会责任的旅行社企业文化建设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 2008.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民生 篇5

（0630813049 张威威 企业管理 商学院）

摘要：民生问题历来关系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民生问题得到重视和改善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和谐的核心指标，因而长期以来，我党都对社会民生问题给与了高度的关注。本文从探讨“以民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民生现象和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几点建议。关键词：和谐社会；民生；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社会以民生为本的理念

顾名思义，民生问题是指人民的生活问题。“民生”一直与“国计”即国家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生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课题。所谓民生,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抑或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认识到民生与国家政权生死存亡休戚相关。古诗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而民生的核心含义就是与民牟利，民利就是人民利益，就是对人们需要的满足。利益问题是一个关涉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利益则是民生的具体体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指出:“利益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就是私人利益，经济关系就是利益关系，政治权利取决于经济基础。他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也证明，只有以民生、民利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把民生民利问题落到实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才得以贯彻实施,和谐社会才可能变成现实。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实质上就是民生问题不断得到改善的二十多年。然而，在我国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背景下，现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又几乎均与发展中的民生问题直接相关。因而，构建以民生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我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和谐社会下的社会民生

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民生民利问题越是凸显。按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规律，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发展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也是社会发展矛盾凸显期。2005年我国人均GDP1714美元，正处于这一关键阶段。据社会发展情况民调显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其一，收入分配最敏感。有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已成为社会各种矛盾最主要的源头。其二，社会保障最关键。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覆盖人数分别达到17487万人、13783万人、10648万人和8478万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3059万人，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将长期面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挑战。其三，扩大就业最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但我国就业形势近年都非常紧张。今后几年，我国每年需安排新增劳动力2400万，岗位缺口都在1300万人以上。其四，教育公平最迫切。农民工、农村居民普遍反映上学难、上学贵。其五，医疗卫生最直接。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六，住房问题最难解。截止2005年,在全国25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仍然有70%的城市没有实施廉租房政策，住房保障面不到4%。其七，安全形势最严峻。我国煤矿开采、化工、交通等行业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其八，社会治安最基础。增强安全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其九，资源环境最突出。我国GDP增长迅速,资源人均占有率低，环境退化严重。《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对造成我国民生民利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其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2005年我国GDP总量2.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仅居世界第100位左右。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国家财力有限，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需求还难于满足。其二，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利益关系模式和利益格局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协调机制、政策和法规都还很不完善，因而，在这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利益分化必然会加剧。其三，市场经济本身的功能性缺陷。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是活力和效率，它强调按照生产要素的产权及其市场贡献分配利益，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别、人们要素占有的差别以及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作用，必然会带来利益的分化；再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效益不管是正还是负，都会在实质上造成人们之间的利益的分化，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其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改善社会民生

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民生问题事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又是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功。在努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关注民生民利，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光荣历史使命。因而，关注社会民生应该着力做到：

第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原则。以什么样的原则协调利益关系，代表着执政党的价值追求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是我们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

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之人，应该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全体人民；以人为本之本，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我国国民的人权、尊严、价值、幸福和自由全面发展，民的物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每个人的最具体、最现实的、最关心的切身利益。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一条重要原则。“解民难，抚民心，顺民意”，为他们争取合法的、最大化的权益，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通过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原始状态的假设，认为在人类社会之初应存在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二是机会的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另外，在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方面，他认为始终应该以最少受惠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一直是“最少受惠者”，《决定》中党着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大农村扶贫力度，加快改善贫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严格控制征地规模，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应该说既符合党的性质、宗旨和原则要求，也符合罗尔斯秉承正义原则、维护最少受惠者利益的思想要求。

第二，要加强利益协调的制度、机制的建设。

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对于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体制转轨进程的全面推进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利益多元所导致的社会利益要求分化和差异程度的日益增大，加快了社会分层的速度，推动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增生,公众的利益表达愿望也随之不断增长，这就对利益表达机制效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党、人大和政府的引领作用，健全和完善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利益要求充分表达出来，从而及时地对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整合与协调。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通过选举制度改革，让不同阶层的人们按照一定的比例充分参与进来，使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畅通无阻。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专家委员会和社会团体组织共同参与的利益诉求模式，应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性合法的利益表达形式。

第三，调整与完善分配政策，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是初次分配中坚持以效率为主的分配原则。初次分配的效率原则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但初次分配也必须保证社会公平，尤其要通过完善制度来保证机会均等、竞争公平和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律的运用、倾斜性政策的实施，往往是扶强不扶弱,要保障弱势的工农群体的利益，就必须做到扶强的同时更要扶弱。二是再次分配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分配原则。虽然说再分配也要注重效率和成本的社会核算，但再分配的主旨在于政府利用强

有力的税收、财政等手段来调节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保证人们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和谐社会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支撑。三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和机制。第三次分配在照顾孤寡和残障群体、保护弱势妇女、收救流浪人以及帮助失业者、贫病者、爱滋病患者等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经过多次利益协调,最终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利益分配结构。

第四，完善法律保障。

促使和保障人们利益协调的直接的、有效的、合理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法律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的特点，它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进行利益协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至于因某些特殊原因出现激烈冲突和对抗，它有制度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所不同的强制力，运用这一措施,不仅可以建立宏观利益制衡机制,还可以从微观上干预、管束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框架内,在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真正建成各阶层人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陆学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更加重视调整社会结构[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N].北京日报,2005

经济法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探析 篇6

关键词：经济法；企业；社会责任

1前言

我国学术界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理论文献初步形成，法律法规中也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给加入进来；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部分企业为了促使经济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扩大，经常会出现一些忽视社会责任的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三鹿奶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事件。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给构建和落实下去，以便推动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发展。

2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2.1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消费者是企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消费者推动着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在现实当中，企业与消费者往往对立起来；企业为了获得较大利益，产品质量往往会遭到降低，这样消费者的权益就遭到了损害。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就是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2.2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

从内部角度来讲，企业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是对劳动者的权益进行维护和促进；劳动人员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部分企业为了扩大利润，会对企业员工大力压榨；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形势下，就无法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律上规定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如休息休假权、培训权、社会保险福利等，但是企业对员工承担的社会责任要高于法律规定。企业需要将安全的工作环境提供给员工，给予员工足够的尊重，积极培训员工，提升其文化技术水平，并且让员工有机会参与到企业管理当中；在现实当中，这些方面的员工权利，企业容易忽视。

2.3环境资源保护的责任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载体，我国如今开始提倡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但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像是一个掠夺者，掠夺自然资源，获得经济效益，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环境。并且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况日趋严重。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各个国家都选择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发展中国家正在重复这条路，因此，现代企业就需要积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特别是近些年来，雾霾天气席卷北京、郑州等地，引起了全社会普遍的重视；企业在环境破坏方面，也有很大的责任。

2.4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

企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是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推动社会公益，这个责任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如捐赠社会、将弱势群体招聘过来等，这个方面的责任法律没有做过多规定，而是从道德层面约束。

3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性

3.1与经济发展实质正义价值是统一的

正义是法律价值的总体，我国学者用法的价值来对法律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表述。法律的研究基础就是法价值；法价值作为人的一种重要需求，属于人为范畴。因此，价值有着较强的主观性，不同的人对法的认识和需求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会受到个人物质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秩序、自由、正义等都属于法价值得了诶讯，其中正义的价值是核心目的，要从正义的指导下来对社会自身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解决。只有诉求于正义，方可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方可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与纠纷。

3.2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统一的

具体来讲，经济法指的是结合经济整体发展要求，来干预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经济法的核心是社会本位思想，也就是充分维护社会的公众利益，以便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为例，都属于这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本位的角度上去讲，企业首先要生存下去，获得经济利益，这样方可以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将社会责任给承担下去；如果有冲突发生于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就需要严格依据相关的法律要求来处理。企业需要结合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来有机结合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寻求一个契合点。

4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4.1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以《公司法》为例，仅仅原则性的概括了一下，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并且没有制定规定来对利益相关者有效保护；在这样的条例下，部分公司就不能够深入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认为只要依法经营，不违反法律即可，不会积极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研究发现，在很多单项法律中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产品质量法》、《劳动法》等。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的宽泛，如果法律规定形不成一个完善的体系，那么企业理解起来难度较大，也无法有效执行下去；且法律都是独立存在，涉及到多个法律部门，那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容易混淆，或者出现空白问题。

4.2需要进一步增强法律惩罚力度

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并没有严格惩罚企业的各种违法行为，这样法律的威慑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食品安全应急预案，但是造成的后果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就需要严格惩罚那些违法企业，促使其他企业将社会责任给充分纳入到考虑范围中。在食品安全方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如何依据法律规定，促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饺子事件发生之后，涉案公司的总经理以死谢罪于国民。在本案件的处理中，检察机关将劣质食品的制作设备给没收和销毁了，还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给运用过来，如取消许可证书、封闭工厂等；处理完之后，韩国还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改革，明确用保健犯罪来定义有害食品的制造行为。

4.3没有足够的法律执行力

大部分企业社会责任都从属于道德范畴，在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将经济建设作为核心，那么就结合经济发展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虽然部分规定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却在较大程度上破坏到生态环境，法律却不处罚这样的行为。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但是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会频繁出现，如果这些法律无法彻底贯彻落实，那么法律的意义就得不到保证。

5经济法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完善措施

5.1对法律体系进行构建和完善

研究发现，《公司法》集中规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在日后的完善当中，就需要将《经济法》的核心作用给发挥出来，对《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进行健全和完善，解决出现的问题，构建一个系统的法律体系。首先要细化目前的法律规定，比如在《公司法》中，需要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明确要求，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明确规定出来，如果这些责任得不到履行，需要追究企业法人的相关责任，同时，在其他的法律体系中，也需要进一步细化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给构建起来，结合过去的信息披露情况，将对劳动者、消费者、债券者、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责任给纳入进来。

5.2对民间组织力量进行强化

研究康菲案件我们可以了解，个体在法律诉讼中属于弱势地位，存在着较大的局限；针对这种情况，就可以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给借鉴过来，将组织力量给引入进来，如行业协会等，以便更好的保护个体权益。以美国为例，职工的利益由美国工会反映出来，对职工的各项合法权益有效保护，如工作环境、社会福利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首先同企业积极协商，无法统一意见之后，就需要将压力施加给政府，以便达到保护个体权益的目的。这样工人个体的局限性就得到了克服，工会与企业直接开展谈判，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可以得到有效强化。仅仅依靠政府或者企业自身，社会责任都无法得到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公众的监督力量有效强化，促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得到增强。为了更好的保护职工权利，可以将美国的工会制度借鉴过来，成立相应的组织，将员工的根本利益给反映和维护下去，并且积极与企业政府等进行谈判，促使员工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有效落实。环保组织需要推动环境保护的进展，以康菲案件为例，相关的环保组织就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如渔民协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等，促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得到维护。

5.3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给构建起来

企业自身也需要清晰的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意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需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制度给构建起来。企业要将公司法、消費者权益保护法等方面法律法规给严格贯彻落实下去。我们以韩国三星为例，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事务局，在管理当中，加入了经济、环境、社会责任等方面指标，并且每年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给树立下来，我国企业也可以将这种做法给借鉴过来。但是在现实当中，部分企业可能无法深入认识社会责任，因此，就需要将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给构建起来，并且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加入本方面的内容。

5.4增强法律执行力

企业虽然对公共利益造成了较大损害，但是却没有对其有效的警戒，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严格的执行法律。我国大部分法律仅仅是从原则上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没有统一认识，这样在实践中就会有诸多问题出现。并且，仅仅对法律体系进行健全和完善，是无法有效实现公司社会责任法治化的，政府还需要科学严格执法，将自己的职权给切实履行下去。要做好执法监督工作，坚决严厉查处出现的贪赃枉法以及各种渎职行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身财产会直接受到安全问题的影响，因此就需要充分重视安全问题。

5.5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给构建起来

如今，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到我国市场，为了统一于世界社会责任标准体系，我国就可以将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给借鉴过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给构建起来，详细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劳动法》、SA8000标准内容进行科学整合，对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科学制定；因为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我国开始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世界当中，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也需要接轨于世界惯例，这样方可以促使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得到提升。

6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近些年来才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但是却引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关注。我国大部分企业只顾发展经济利益，社会责任遭到了忽略，这样就容易出现诸多的问题，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经济法可以有效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因此，就需要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细化法律规定，将民间组织力量给引入进来，严格科学的执行法律等，促使企业能够将肩负的社会责任给切实履行下去。对于政府来讲，还需要将引导监督作用给充分发挥出来，政府对角色合理定位，将现代化企业制度给构建起来，实现政企分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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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措施

企业的责任运动主要指的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本着保护环境的态度,而且在其自身发展中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尽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他们的职责,但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在于盈利,很多企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履行社会责任。所以,如何完善中小企业的管理模式,既能使企业顺利的发展,同时也能使企业遵守相关的社会责任,这成为了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下面围绕此问题展开分析探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下中小企业主要采用的管理模式

1.家庭管理模式

家庭管理模式在我国的中小企业管理中是普遍采用的,这种管理模式指的是管理人员几乎都是家庭成员构成的,在中小企业内部,董事长、总经理等领导人都是家庭成员构成,这种管理模式一般是在企业刚刚成立时运用,企业经营中所有的资本一般都是家庭支出,或者是家庭中的成员创业成功,将其他的家庭成员引进公司进行管理。由于管理层都是亲属,在企业经营中就不会产生太多的利益上的纠纷,在经营决策的执行方面也比较直接,不会产生意见不同的问题,企业在工作中,由于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工作责任心也比较强,在公司成立初期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发挥出十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管理模式是比较单一的,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管理层不灵活,长期下去对企业的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

2.家族管理模式

家族管理模式也是比较常见的管理模式,其与家庭管理模式相似,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家族管理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好几个家庭共同进行管理的,这种管理模式将每个家庭的优势发挥出来,在企业刚刚起步时对企业的发展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发展,这种管理模式中将企业的核心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他们在生产经营中不会考虑到外界的环境,甚至在生产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企业也不履行社会责任,在待遇方面,他们对非家族成员会产生歧视,导致企业内部氛围不和谐的问题,最终不能留住人才,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合伙管理模式

在中小企业刚刚成立的过程中,为了筹集资金,为了使技术更加的完善,一般都会采用多人合伙的形式,合伙管理的模式出现。在改革开放刚刚实现,合伙的经营形式非常合理,在公司成立初期也解决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合伙人都会看重自身的利益,他们会出现互相争夺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不公正的情况下,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高层领导之间会出现利益争夺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对下层的员工产生不良的影响,他们在企业内部也会以自身的利益为重,员工不考虑企业的利益,企业在发展中没有凝聚力,导致企业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差,特别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发展下,使企业停滞不前。

4.人情管理模式

人情管理模式主要是指在进行企业管理中,运用人情作为主线,这种管理模式可以通过对人的情感积极性进行调动,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这种管理模式与其他的管理模式相比,更加关注员工的利益,通过物质的激励和其他方面激励的方式,使员工的工作效率得以激发,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背景下,很多企业过分地注重人情,将人情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力,甚至出现了人情至上,在企业中不能按照规定办事的问题,这些都导致员工即使犯错后,也不会受到惩罚,企业内部不能实现优胜劣汰的形式,导致很多没有工作能力的员工留在企业中,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导致企业发展中没有人才作为支撑。甚至有的企业中出现了一切按照人情办事的情况,导致企业出现了违法现象。

5.制度管理模式

制度管理模式指的是企业制定规章制度,在企业的运行中一切按照规章制度执行的方式,采用规范经营的方式,这种经营管理方式强调制度大于人情,通过完善的制度来指导企业的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下,制度的管理使每个员工的工作有章可循,遵守规章制度是每个员工的义务,使员工在工作中的责任意识得以强化,但是如果制度过于严苛,员工会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如果制度比较单一,在企业的运行中不能灵活的处理问题,也会导致企业发展效率低下的问题。

6.知识管理模式

我国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管理中应该运用知识管理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注重员工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而且对员工的责任意识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在企业中主要聘用一些有能力的人才,聘用一些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下,知识管理模式要求完善员工的整体素质,强化员工的技能和道德素质,在企业内部注重员工的教育,通过完善员工的知识储备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的发展更加具有后劲。

二、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模式引发的不良后果

1.环境污染

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在生产和加工中都是使用的初级的设备和技术,他们在生产中要使用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他们在发展中如果没有指定社会责任背景下的管理模式,就会导致管理能力有限,在生产中会过度运用各类自然资源,而且大量的排放废弃物,导致空气和水污染等。例如在造纸厂的生产中,他们不注重技术的研发,大量的乱砍滥伐,对植物造成严重的破坏。

2.侵犯职工的利益

在中小企业的经营中,很多企业都会雇佣员工,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是有些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薄弱,他们在聘用员工后,不重视员工的利益,常常让员工加班,而且还会克扣员工的工资,在经营中也不重视员工的安全问题,导致员工的健康受到威胁。中小企业不能遵守相关的劳动法规,侵犯员工的利益。

3.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

在很多中小企业中,由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差,在生产中为了获取更高的利益,会节省成本,甚至生产出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尽管我国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了严格的打击,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加以约束,但是很多劣质的产品还是在市场上盛行,如市场上有很多假烟、假酒,甚至出现了劣质奶粉等,这些都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给消费者的权益带来了侵害。

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下强化中小企业管理效果的策略

在对中小企业的主要的管理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的管理模式的优点和缺点,在企业实际的发展情况下,不同的管理模式共存的形式是不存在的。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开展下,完善中小企业的管理效果。

1.中小企业要转变发展和管理的方式

政府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中小企业应该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完善自身的发展模式,但是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不足,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会不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会采取牺牲环境促进自身发展的行为。例如很多中小型的化工厂,政府对这些化工厂提出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不能按照相关的政策执行,将很多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河流中,导致了大量的水环境被污染。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下,这种发展模式不会促进企业长远的发展,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会受损,所以,中小应该应该不断自身的发展模式,要借助管理的措施,提高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使企业的形象有所提升,企业形象作为中小企业的无形资产,会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使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管理模式应该呈现出公平性

中小企业在进行管理中,应该坚持公平和透明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才能使企业更加有凝聚力,尤其是在一些家族式企业或者实行家庭管理模式的企业中,企业不仅仅要对其所有制的形式进行变更,同时也应该防止家庭利益为上的原则,应该对非家族的员工加以照顾,做到公平对待。在平时的工作时间的分配上应该做到公平,不能让非家族员工加班,在薪资待遇上应该公平对待,不能歧视非家族员工。只有这样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充分的调动,才能为企业的发展作为更为突出的贡献。

3.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模式

不同的管理模式有自身的优势,也有自身的缺陷,企业在运用这些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应该趋利避害,中小企业在对自身的管理模式分析中,应该找出不足之处,通过改变的方式,借助各类管理模式,实现高效的管理。在运用人情管理模式的企业中,由于企业内部过分的看重人情,导致企业的生产中不能按照规定执行,因此,企业内部也应该结合制度管理模式,制定一些科学的制度,让员工在工作中按照制度执行。而且可以选择知识管理模式,选用一些有专业技能的人员,让他们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

4.通过积极宣传的方式,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在企业的内部,应该通过宣传的方式,是企业的社会管理模式加以完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应该充分运用社会责任的积极效果,在生产和经营中贯彻环境保护的制度,科学的运用资源,防止资源的浪费,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中小企业应该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经营中应该坚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完善自己的诚信意识。在企业中不断总结国内外成功的管理经验,我国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还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应该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四、结语

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数目是最多的,占企业的80%以上,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应该通过完善管理模式,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实力不是特别雄厚,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忽视社会责任,在生产中浪费资源,造成环境的污染,甚至会出现劣质产品,对消费者的权益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应该强化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让他们坚持诚信经营,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自己的社会形象,促进中小企业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端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管理模式[J].现代交际,2015,03:32-33.

[2]何甜甜.基于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管理模式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5,35:104.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8

一、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中小企业主要采取的管理模式

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重要影响下, 我国的中小企业具有的管理模式更为多样, 具体而言, 其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有下面几种。

首先, 家庭管理模式。家庭管理模式是中小企业经营最常用的管理方式,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经营者和管理者大多数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属于家族企业的一种, 其资本来源也是家庭集资。家庭管理模式的优点是责任心强, 工作积极性高, 分歧少, 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缺乏灵活性, 不利于更新和创新。其次, 家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类似于家庭管理方式, 只是它的管理人员更为亲厚, 具有血缘关系, 家族核心理念深入人心, 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造成不和, 影响正常的亲戚关系。最后, 合伙管理模式。合伙管理也是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主要管理方式之一, 它基本上是为了满足集资或者技术的需要将几个人集合在一起创设企业。它能够达到彼此的积极合作, 互相借鉴对方的优势, 然而其缺点在于较为容易由于获利分配不均导致分歧。此外, 常见的中小企业管理模式还包括人情管理、制度管理、知识管理、集权管理、柔性管理等方法, 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管理新模式。

二、不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模式引发的不良影响

第一, 污染环境。我国中小企业大多数都为较为初级的加工生产企业, 它们对水资源、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大。然而忽视社会责任视角管理的企业经营模式, 会导致管理能力的匮乏, 滥用资源的现象频发, 对水资源造成污染, 破坏大气环境。例如, 我国某纸张加工企业在经营中乱砍乱伐, 对植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降低了地区的植被覆盖率。

第二, 侵犯职工的利益。中小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大多数会雇佣一定数量的职工, 他们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相挂钩。但是一些企业由于缺乏责任意识, 不注重职工的利益, 经常出现加班作业、克扣工钱、拖欠工资等现象, 在经营中也忽视了他们的安全作业, 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的劳动法规, 侵犯了职工的切身利益。

第三, 假冒伪劣产品滋生。中小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假冒产品的大量涌现。尽管我国加大力度打击次品, 但是不安全产品依旧充斥着市场, 假酒、毒奶粉、地沟油、黑心棉等劣质品较多。它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还会给购买者带来巨大的危害, 甚至阻碍他们的身体健康。

三、如何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加强中小企业的管理

在以上内容论述中, 我们已经清晰直观地看到了缺乏社会责任的中小企业在具体管理模式的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想要将这种不足有效缓解, 完善中小企业的管理, 使其在社会责任视角下实施管控,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完善。

(一) 加大宣传力度, 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树立是完善企业管理, 提高其综合管理水平的关键。伴随市场经济的扩充发展, 一些中小企业忽视了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 资源合理利用, 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面对这样的情况, 中小企业管理者要转变管理思路, 树立责任意识, 加大宣传力度, 崇尚诚信经营的新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自我, 讲求效益和声誉, 从环保方面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二) 鼓励企业全体人员参与到社会责任管理之中

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不只是少数管理者的职责, 更是全体人员的任务, 它与企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息息相关, 只有动员全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 以科学的责任规范制定系统的制度, 保证他们工作管理的有效性, 才能提升企业的竞争水平。对此, 企业要动员每一位员工参与到管理之中, 明确他们的社会职责, 积极调动起他们的工作热情, 加强管理效力。

(三) 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实施社会责任管理

我国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相对还较弱,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具体管理工作的实施中也很难提高管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我国企业要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完善社会职责, 在管理之中注重会计资金的分类核算。考虑将与社会责任管理有关的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效益等内容进行划分, 编制出具体详细的责任报告, 关注社会动态, 并将环境保护、社会职责以及企业收益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树立科学经营的新理念。

(四) 制定科学的企业管理体系, 加大对社会责任的追究力度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想要做好任何事情都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作基础。中小企业管理模式多, 管理内容全面, 为了在保证其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提高企业收益, 就要完善相关的体系建立, 以制度的方式规范企业行为。与此同时, 国家还要积极推行新的企业社会责任追究规章, 对违反社会责任的行为绝不姑息, 坚持执法严明、违法必究, 对违规操作、忽视社会职责或者破坏社会环境等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 从而帮助企业明确科学管理的意义, 发挥其社会责任使命。

四、结束语

绿色管理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绿色消费的倡导、绿色贸易壁垒等, 共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实施绿色管理。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 分布面广, 社会责任的承担尤为重要, 实施管理是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 然而我国中小企业管理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 这就要求构建对应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中小企业实施管理, 承担社会责任。总而言之,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完善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 中小企业的数量持续攀升。面对这样的情景, 我国各企业不应该只将眼光放在经济效益的获得上, 还要注重社会职责的发挥, 在它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的管理。具体而言, 中小企业要树立社会责任感, 完善相关制度的建立,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强管控, 并加强宣传, 对违反责任的企业进行严惩, 切实发挥企业的责任使命, 提高管理效力。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企业之间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一些企业一味地采取不科学的手段开展经营, 忽视了企业具有的社会责任, 在生产经营中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虽然在短期经营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却无法实现持续发展, 不利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导致风险丛生。为了有效避免问题的发生, 切实促进中小企业扩大规模, 向大企业行列迈进, 我们一定要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这一视角下开展管理, 发挥管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中小企业,管理模式,科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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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9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使得企业社会责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2014) ,北上广的国有上市企业构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主力军,同时也有调研报告指出,我国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整体水平较低,甚至认为我国民营企业 “尚未学会行善”( 陈佳贵等,2014)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去 “行善”?

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可能有着不同的目标。相比而言,国有企业更容易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建立企业声誉、获得社会效益的关键内容,而越是成功的民营企业 ( 依靠市场机制成长起来)则越不愿意这样做 ( Porter & Kramer,2006; 石军伟等,2009) 。那么,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为什么会承担与经营效率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责任?从经济理性的视角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只是基于市场交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获得品牌声誉、人力和财务资源等 “隐性”收益的一种方式( 李伟阳和肖红军,2011) 。但是,社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则强调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具备社会属性,受道德或服务于全体利益相关者等目标的约束 ( 李伟阳和肖红军,2010) 。尽管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但对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仍较少,这使得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时,忽视了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现有文献分别关注了企业规模、成长性和财务绩效等内部因素( Mc Williams & Siegel,2001) ,以及经济转型期制度环境 ( 周中胜等,2012; 张萍和梁博,2012)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由于其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视为与国有企业同质,在研究方法上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和实施路径,使得其结论在指导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上难以有更大的突破。

合法性理论有助于整合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观点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主要是为了增强合法性1,如在政府和公众中建立良好声誉,为自身赢得更多的资源、网络和政策支持等,但由于转型期不同所有制企业对自身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重视程度略有不同,理论界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视为与国有企业同质并不合宜。我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主要是由其经济生存能力决定的,这使得企业的绩效表现成为社会责任承担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转型期各项制度的不完善,政治关联也会对民营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据此,本文拟沿着合法性视角的分析思路,对民营企业的绩效表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并借助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本文的理论观点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及假设提出

( 一) 合法性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合法性问题是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企业除了是为效率存在的 “理性经济人”之外,还因与所在环境互动而形成了某种 程度上的 制度理性 ( 郝云宏等,2012) 。当一个企业的行为导致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价值体系之间产生实际或潜在的不一致时,企业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威胁 ( Dowling & Pfeffer,1975) ,并导致被制裁的可能,如被强加法律约束、较少获得融资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社会公众减少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出现影响自身生存和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会不断与授予其合法性资格的制度环境进行互动,加强沟通,向利益相关者表示其将会遵守相关社会契约 ( 包括遵守法律和政府的相关规定,以及尊重并服务社会规范、传统和价值观等) 的规定,并因此获得可继续生存的合法性 ( Khor,2009) 。

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组织合法性的缺乏。当前形势下,各项社会制度的转变使得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较为复杂,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合法性 ( 王晓燕,2013)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合法性2,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发展民营经济已成为各方促进发展的基本共识。对社会大众来说,民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弥补国有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满足自身各种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 对中央政府而言,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 对地方政府而言,民营企业对解决当地就业、增加政府收入、获取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然而,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首先是由企业的经济生存能力决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还是有关法律法规,对民营经济的约束都较小,民营经济出现了发展上的黄金期,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得民营企业的存在不再被政府和社会公众所质疑。尽管在经济转型期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所有制歧视”,但那些符合社会价值观和公众整体利益诉求、拥有创新商业模式、成长潜力大的民营企业,还是得到了国家在政策上的鼓励,例如信贷资源、行政审批流程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从这一角度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应超出其节约交易成本、为效率而存在这一基本经济属性的范畴,而应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随着社会公众、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理念不断提高,政府对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越来越高,但当企业一直处于 “艰难”的经营状态、绩效表现不佳时,经济合法性面临严重威胁,根本没有能力承担除了企业经营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换言之,只有当企业通过绩效和效率证明了自己的经济合法性之后,才可能有能力和资源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任何忽略企业经济属性,不考虑通过稳健经营、达到良好的财务状况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不可能得到内外部环境的认可。绩效较高的企业为获得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机会,借助合乎社会规范、最大化全社会福利的行为,满足社会对自身的期望,提高社会合法性,或为表达所在阶层的意识和合法权益,为企业发展谋取更大的政策空间,赢得更多政治领域的合法性,会更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 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存在强正相关。

( 二)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表现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关系的影响

既然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的同时,必须得考虑制度和合法性的约束,那么民营企业在经济实力扩大后就会努力寻求有利于保护自身各项利益的政治后盾,进一步拓展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经济转型期,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往往是由其他利益相关者决定,而不是企业本身可以决定,这让企业在利用这些资源时并没有完全的话语权和自主权。这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成长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由政府决定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得不掌握与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的本领,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政治参与方式来为企业最大程度地争取到这些资源提供便利3。因此,当出现政府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契机、帮助政府度过危机的行为时,民营企业为了维护好自身与政府的关系,以便长期源源不断地从这种关系中获取更多利益,它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也肯定会更强 ( 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 贾明和张喆,2010) 。然而,企业在承担这部分社会责任时,是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尽管它可能会通过另一种形式获得补偿,但这种补偿的滞后性可能会使得企业短期的经济绩效出现下滑,甚至无法覆盖社会责任的成本。通常,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府对其的预期也就更高,更希望这些企业在产生一定绩效、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水平之后,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时企业基于与政府保持互惠互利关系、增强企业与政府相互依赖程度的考量,可能会 “不计成本”地主动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导致企业经济绩效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变弱。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2: 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弱。

( 三) 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虽然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以增强合法性为目标,但这种合法性获取途径会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民营企业在初创阶段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创业生存,然而由于这时的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声誉和资源可得性,企业倾向于通过利用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 ( 李新春等,2010) ,而较少愿意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建立企业的外部合法性,表现出重视经济责任而轻社会慈善责任的特征。随着民营企业从初期创建成长到成长成熟阶段,企业在合法性、声誉和资源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积累( 李新春等,2010) ,形成了可供社会大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互惠交易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与利益相关者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增强,也受到更多的舆论关注和压力,这时企业也就更有意愿、有能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为自身赢得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表现为具有更高声誉、更好绩效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责任项目的投入更多。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3: 随着民营企业从初创阶段发展到成长成熟阶段,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将会增强。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搜集

本文用于检验假设的数据选自2010年进行的两年一次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该项调查依托各省 ( 区) 市工商联所组成的调研组,在全国范围内按0. 55% 的比例,对私营企业进行了多层次抽样: 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抽取了抽样私营企业所在的县和县级市,然后再按城乡与行业分布,随机抽取被调查企业。这次抽样调查总共发放了4 900份问卷,由全国工商联和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分别进行。工商联系统发放问卷2 900份,收回2 729份,回收率为94. 1% ; 工商局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1 885份,回收率94. 25% 。本次抽样调查总计回收4 614份,总回收率为94. 16% ; 时间跨度两年,考察区间为2008年至2009年底。本研究对这一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剔除和筛选,筛选的原则是: ( 1) 剔除改制的企业; ( 2) 剔除金融行业的企业。最后获得了1 675家企业的研究样本。

( 二) 变量选择和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含了许多方面,不仅涵盖了企业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责任,还要满足员工、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已有文献大多采用利益相关者的框架,将企业的社会表现、对员工成长和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环境和政府的贡献等 ( e. g. Zellweger & Nason,2008) 视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指标,也有国内学者通过企业对政府、职工、投资者和社会的贡献率 ( 陈玉清和马丽丽,2006) 来对社会责任进行测量。由于本文是从合法性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社会责任的测量只考虑了社会责任的非经济责任方面,主要包括慈善捐赠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2. 解释变量

( 1) 企业绩效。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取了利润额和销售额两个指标,利用两个变量的主成分因子综合成企业绩效指标。这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 Gilbert et al. ,2006) 。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投入之间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选用了t - 1时期的企业绩效。

( 2) 企业年龄。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的年份。

( 3) 政治关联。现有文献大体采用了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这两种方法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测量 ( 杜兴强等,2010) ,而虚拟变量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政治关系最为主要的办法,为此,本文沿用虚拟变量法将企业的政治关系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政府官员类,如果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曾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则将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另一种是代表委员类,如果企业主曾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这种区分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转型期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

( 4) 控制变量。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了企业主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主个人层面上的控制变量主要选择了企业主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而企业层面上的控制变量选择了企业规模、所在行业和地区、董事会治理、冗余资源和社会期望。企业规模用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的自然对数值来定义,因为文献表明,大型企业会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小企业则将主要精力放 在了生存 和成长上 ( Chiu et al. ,2011) ,而没有能力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冗余资源是超过企业经营最低需求量的资源,代表了可供企业自由支配的资源量 ( George,2005) 。冗余资源较少的企业,其所拥有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自身经营的最低要求,用来承担社会责任的资源自然就会减少,故本文用资产负债率的倒数来衡量这一变量 ( Peng et al. ,2010) 。社会期望是企业所 在行业的 平均绩效 水平 ( Greve,2008)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有助于避免企业所在行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高科技企业通常是轻型、清洁型企业,其社会责任的执行有利于企业声誉的提升,本文将行业也设置为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 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影响,而董事会治理则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抑制企业管理层借助社会责任项目所可能开展的机会主义行为,故本文也将企业所在地区和董事会治理纳入了控制变量。

本文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文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2。其中,企业绩效是由t - 1时期企业的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两个变量经过因素分析所提取的主成分因子 ( 单因素解释方差为85. 2% ,信度系数为0. 973) 。从表2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 r = 0. 59,p <0. 01) ,与企业年龄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在0. 01水平上显著 ( r = 0. 21,p < 0. 01) 。但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系数尽管为正,却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0. 06 ( p > 0. 05) 和0. 05 ( p > 0. 05) 。这与民营企业的实际基本吻合,但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作用的不显著却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实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一致。

在控制变量上,除冗余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外,企业家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表现出了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期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 r = - 0. 09,p < 0. 05) ,即企业所在的行业平均绩效水平越高,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投入越少,这也从侧面说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效率优先的理性决策,行业平均绩效是企业选择开展社会责任项目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从企业年龄的均值可以看出 ( Mean = 5. 64,SD = 1. 73)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是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民营企业。

注:**P < 0. 01,*P < 0. 05,双尾检验。

( 二)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理论假设,本文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基准模型中,本文只加入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个人层面只有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 ( β = -0. 286,p < 0. 01 ) ,这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家,越可能会关注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在履行社会责任上表现得更为理性。在企业水平的控制变量上,企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583,p < 0. 01) ,而企业年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只在0. 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企业在规模上的成长,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可能会使得其更倾向于选择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制度理性。

模型1对假设1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只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中加入企业绩效变量,企业家受教育水平和企业规模仍然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 β = - 0. 191,p < 0. 01; β = 0. 380,p< 0. 01) ,同时企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 01水平上显著 ( β = 0. 199,p <0. 01) ,这说明我国民营企业在决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上,仍然是一个 “理性经济人”,越是绩效表现好的企业,越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假设1得到验证。

注:**P < 0. 01,*P < 0. 05,+P < 0. 10; 括号内为地区聚类后估计系数标准差。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乘积项,以及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乘积项,但两种类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 β= 0. 021,p > 0. 05; β = - 0. 077,p > 0. 05) 。这表明拥有政治关联并不会改变我国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投入上的战略决策,即承担社会责任是以企业达到良好财务状况为条件,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那么,假设2没有被验证是不是就意味着政治关联对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行为方面没有任何影响? 本文转换了研究视角,将因变量调整为企业在治理污染上的投入 ( 见模型4) ,结果显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作用在0. 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即使企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不愿意为治理污染做出努力,满足全社会的期望,但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改变这一境况,民营企业因与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这种潜在连结,会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更愿意做出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绩效和企业年龄的乘积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绩效和企业年龄的乘积项为负,且在0. 05水平上显著 ( β =- 0. 04,p < 0. 05) 。这说明,随着民营企业从初期创建到逐渐成长成熟,企业绩效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会慢慢减弱,假设3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经济转型期我国民营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理论框架。与前人的研究不同 ( 李正,2008; 陈玉清,2005) ,本文没有深入探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而是从制度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增强合法性,而企业的经济生存能力是我国民营企业合法性问题的首要决定因素,企业是否会选择承担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责任会受到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理论观点,本文借助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企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那些绩效好、经济生存能力强的民营企业才会更愿意、更有能力承担救灾、扶贫、慈善环保等社会责任,而且这一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从初期创建向成长成熟阶段转变,绩效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会慢慢减弱。

拥有政治关联并不会改变我国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投入上的战略决策,即承担社会责任是以企业达到良好财务状况为条件的。前人的研究通常将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单纯视为企业获得政治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没有区分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所体现出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实证研究中也只是将企业财务绩效视为企业获得政治资源的中间变量,如张川等 ( 2014) 的研究发现,财务绩效只是在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对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中介作用。与前人研究不同,本文认为经济属性仍然是企业的基本属性,企业只有在绩效较高的情况下,才更愿意承担具有除经营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表现出自身的社会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虽然证实政治关联并不会对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将企业在治理污染上的投入作为因变量,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会对绩效和企业借助治理污染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效应边缘显著,也就是说,即使企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如治理污染,但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身份让企业因与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潜在连结,而倾向于作出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行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在获得政治关联带来 “恩惠”的同时,也必须关注社会大众和消费者真实的诉求。

另外,企业年龄的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在早期创建阶段,民营企业为了赢得经济合法性,是无力承担社会责任的,但随着企业在年龄上的增长,走向早期成长和成熟阶段,在承担社会责任上的经济理性虽然在民营企业的战略上享有优先权,但由于此时的民营企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负担履行社会责任所需的成本,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赢得宝贵资源,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逐渐变弱。

论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产品安全 篇10

在现实生活中, 企业是否意识到并承担起了身上所负的企业社会责任呢?继“三聚氰胺门”后, 广汽丰田的“刹车门”再次敲响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警钟。广汽丰田凯美瑞轿车刹车助力器皮膜存在设计缺陷, 导致刹车制动距离过长, 超出正常范围, 造成汽车追尾事件。广汽丰田在明知道该设计缺陷的情况下, 并没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问题车辆进行召回。直至2009年4月21日, 事件被央视曝光。4月22日, 广汽丰田宣布按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决定自2009年4月24日开始, 对2006年5月15日至2008年3月3日期间生产的凯美瑞轿车实施召回, 涉及车辆的数量共计259119辆。据了解, 国家对于隐瞒缺陷、有问题而不召回的汽车制造商处以最高3万元的罚款处罚, 然而广汽丰田如果对所有问题车辆 (约26万辆) 进行召回处理并且免费更换配件的话, 大约会花费8亿元人民币。三万元和八亿元的巨大落差, 让广汽丰田最终选择了轻视消费者生命的做法。

丰田事件并不是个案, 当前某些中国企业最突出的问题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较少考虑环境保护, 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提供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 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 有的企业主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 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缺乏公平竞争意识等等。针对这种现实状况, 本文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依据、企业社会责任的首要体现—产品安全等问题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在中国当前阶段,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尚处于认识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指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企业主动承担的责任。彼德?德鲁克 (1974) 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里基?格里芬 (1989) 认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 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斯蒂芬·罗宾斯 (1991)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高巍 (1994) 认为企业在追逐利润, 谋求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同时, 还要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 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 如缴纳税金的责任、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等。李鸿贵 (1995)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应以积极负责的态度, 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标准, 并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张兰霞 (1999)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企业到底有没有社会责任?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对此西方经济学家一般持三种观点:

1.狭隘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0) 所持的论调是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为股东利益服务,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是一个非道德性 (amoral) 的实体, 它只管盈利, 提高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社会责任则通过法律法规来实施, 而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而非企业。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就要增加成本, 而这成本的来源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消费者那里获取, 使价格上涨, 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若从股东和员工那里获取, 导致股息下降, 工资下降, 同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社会责任的问题最好留给政治机构。企业的经理人员只对股东利益负责。

2.更宽泛的社会经济观 (Simmon.Powers&Gunneman, 1972) 则认为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赢利, 还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责任: (1) 不对社会造成危害 (道德的底线) 。 (2) 采取积极措施预防造成伤害, 制止伤害, 做公平合理的事, 而不是趋利而为。 (3) 做好事。尽管如此, 企业公民的责任并非是无止境的。企业防止危害的义务局限于企业能力、需要、场合、是否责无旁贷。

3.最博大的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应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应合理合法地追求经济效益, 同时应该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与道德的责任。弗里曼 (1984)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认为管理者不应该只对股东权益负责, 还要考虑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 (股东、消费者、员工、社会和环境等) 的需求。

笔者认为:企业的责任应该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和更深刻的高度来看待。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回报, 应该以宽泛的社会经济观来担当社会的责任。这个责任的道德底线是不对社会造成危害, 而且在此基础上, 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预防造成伤害, 制止伤害, 做公平合理的事, 而不是驱利而为。其中, 产品安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首要体现。因为, 企业作为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主体, 其最大的责任莫过于“对消费者的尊重”, 即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生产出质量可靠、安全有保障的产品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基本要求。其次才是赚取利润、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照章纳税等义务。

三、产品安全和企业责任

涉及“三聚氰胺门”的企业囊括了诸多奶业企业, 其中不乏伊利、蒙牛、三鹿、雅士利、圣元这样为地方就业, 为公益事业, 为国家财政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型企业。按常规的理解, 这些企业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同样, 丰田也是宣扬社会责任的企业, 在过去的一年里做了不少公益的事情。但恰恰是“三聚氰胺”事件和丰田“刹车门”的相继发生, 暴露出了企业在自己到底该尽哪些责任这个重要问题上出现了普遍的认识误区, 很多企业在追逐利润、回报社会的同时, 忽略了自身最大的责任——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企业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责任, 就是无条件保证每一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广汽丰田作为一个汽车企业, 就必须本着对产品负责, 对汽车消费者负责的态度, 承担企业应该有的责任。即使面对有问题的产品, 也应该及时出面澄清和处理, 尽可能地将消费者的损失降到最低。而广汽丰田之所以在发现问题后并未及时进行产品召回, 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作祟。

消费者使用产品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产品不会对他们有害或使他们受伤害。消费者不是技术专家, 不能够判别现代生活那些复杂的必需品的好坏, 他们只能依赖企业的努力来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 企业在产品安全、可接受风险、产品质量、价格、商标、包装和赔偿已造成的伤害、避免伤害和预防伤害等方面对消费者是否承担的责任, 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

1.不危害。产品安全的首要义务要求产品对消费者不伤害, 这个首要义务对个人和企业都产生约束力, 这是生产者的道德底线, 也成为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核心原则。企业不对社会造成危害, 即道德的底线是采取积极措施预防造成伤害, 制止伤害, 做公平合理的事, 而不是趋利而为、因利而废德 (S i m m o n.Powers&Gunneman, 1972) 。生产者至少需要承担四种主要的道德责任:符合销售合同中的条款、公开产品本质、避免与事实不符的陈述、避免强迫和施加不期望的影响。生产者的产品安全责任要求产品安全准则必须贯穿于产品设计、生产、信息沟通。这些产品安全准则包括:

(1) 将产品安全置于首位。企业除恪守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关于产品 (包含服务) 质量和安全的规定, 还应针对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升级可能造成的标准缺失或滞后, 改进生产技术, 确保产品符合当时技术水平的质量和安全性要求。

(2) 不要假设事故是由产品的不当使用引起的。

(3) 监督生产过程, 确保产品的储存、运输、展示、改装、分装、销售等环节符合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

(4) 负责产品安全的人员应审核营销战略, 并告知消费者潜在的问题。企业有责任及时弥补和消除产品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企业应设立确认产品质量的便捷途径和退货程序, 降低消费者在购买到不合格产品后的质量鉴定与退货成本。并且, 企业须建立相应机制, 以便在产品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及有效地向消费者发布警示并回收产品。

(5) 提供关于产品质量的书面信息, 企业应采用通俗的文字, 提供正确使用产品的说明与指导, 确保非专业人士及低学历人群同样可以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首先, 企业在宣传中所标示的产品价格、质量、用途、购买优惠等资讯须真实有效。其次, 企业用于推销产品的宣传资料及广告的内容须全面, 不应仅向消费者提供有利于企业的产品特性和技术资料。同时, 宣传中引用的案例、数据应注明来源及相关实验条件。

(6) 调查消费者的投诉。为避免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 投诉处理程序的辅助信息应容易理解和运用。投诉处理应公平、公正、公开、合理, 整个投诉处理过程对消费者应是免费的。当投诉不能通过内部机制解决时, 应让消费者知道其他解决消费争议的途径。如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等。

2.严格产品责任。生产者有避免产品伤害消费者的积极责任, 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以保护并通知了消费者。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来测定生产者是否实行了对消费者足够的“适度关心”, 而且前提假设在消费者购买使用产品之前, 生产者能发现其使用过程中的危险。那么, 在消费者使用产品过程中发生了由于产品缺陷而造成的任何伤害, 企业承担责任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笔者认为企业应承担严格产品责任。

严格产品责任是指受害者只要能够证明产品有缺陷, 产品的制造者或销售者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由此可见, 严格责任关注的是产品本身的客观状态, 以此决定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 它并不考虑生产者、销售者本身的主观态度如何, 即不考虑生产者、销售者主观上是否有过失。它是以这样的价值选择为基础的:就缺陷产品所致使用者的损害, 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制造商、销售商来承担较之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承担, 更为公平合理。显然严格责任原则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最为有力的。赞成严格责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鞭策企业提高产品安全性, 刺激企业在考虑成本和其他限制条件下把产品生产得尽可能的安全。二是刺激企业更仔细地对产品进行检测, 也会更加关注产品误用可能导致的伤害。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所以很明显在一些情况下增加某一产品的安全性能会使一个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严格产品责任是基于功利论建立起来的, 所有的成本由生产者内化, 并加入产品的价格。根据内部与外部的成本, 市场力将确保产品不被过度生产, 激励生产者减少伤害。

参考文献

[1]De George, R.T., 2006.Business Ethics (6th ed.) .Prenticangela43754375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

[2]Beauchamp, R.T.&Bowie, N.E., 2004.Ethical Theory and Business (7th ed.)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

[3]Boatright, R.R.2007.Ethics and the conduct of business (5th ed.)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

[4]harp Paine, L.2003.Value Shift:Why Companies Must Merge Social and Financial Imperatives to Achieve Superior Performance.McGraw-Hill:Boston, MA

[5]Shaw, W.H., &Barry, V.2006.Moral issues in business (8th ed.) .Wadsworth, Belmont:California.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11

CSR做得好才有胜算

《进出口经理人》：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符合性有何重要意义？

David Horlock：说到CSR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定义的是：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一般而言，CSR就是“to 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确的事情。在本地工厂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本条件下，工厂需要对员工的工作条件负责，这包括员工福利和安全保障等，同时也要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负责，以确保生产活动不会对其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杜绝废水、废气、废渣等）。

当海外买家进行采购的时候，买家会要求本地工厂能够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因此，为了符合买家的基本采购要求，最终赢得买家的青睐，工厂需要在CSR上面提前做好准备，并且有优异的表现。

《进出口经理人》：就中国进出口企业而言，目前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现状是怎样的？存在哪些不足，面临着哪些挑战？

David Horlock：在中国，不同行业在CSR方面所呈现的表现各有差异。总体而言，玩具企业的表现较为优秀，电子和成衣类企业的表现差强人意。换个角度看，出口企业因为受到海外买家的严格要求和监督，其CSR表现又优于内销企业。中国企业对于能源和水资源的利用和处理还有待改进。

另一方面，当今的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实现温饱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生活方式的提升。如果企业不努力在CSR方面有所改进，将不能持久地吸引从业人员。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当地的法律在执行中仍有需要改进的空间，只有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才能加强企业对于CSR的认识。实际上，中国企业都知道自己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只是缺少了外部的推动力。总之，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CSR方面必须做得更好。

审核员不是“警察”是“伙伴”

《进出口经理人》：在企业社会责任认证认可方面，目前国际权威性的认证认可标准主要是哪几项？各自的侧重点在哪里？

David Horlock：目前国际通行的CSR认证和标准，按照侧重点不同可划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社会、环境、安全和质量。所对应的常见标准分别有：社会方面：ICTI、 WRAP、 BSCI、 SEDEX、 SA8000、EICC；环境方面：ISO14000；安全方面：C-TPAT；质量方面的HACC、 ISO9000等，以及其他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相关标准。

就Intertek而言，我们综合比较了各个标准，结合实际进行优势互补，也对应这四个方向开发了独立的CSR项目，分别为：社会责任方面的WCA评估 (Workplace Conditions Assessment)；环境方面的TGI 可持续发展评估 (Think Green Initiative)； 安全方面的GSV全球供应链安全验证(Global Security Verification)；质量方面的SQP供应商资格验证计划 (Supplier Qualification Program)，以便工厂在全球普遍认可和适用的前提下对自身能力进行提升。这些项目深化并提高了CSR的标准，执行起来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进出口经理人》：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认证认可的过程中，比如，在进行验厂或其他审核工作的时候，企业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如何与第三方检测机构配合完成认证认可工作？

David Horlock：谈到这个，我认为工厂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需要转变，那就是审核员并不是“警察”，去纠察工厂的漏洞。我们认为，审核员更应该是“伙伴”，去发现问题并帮助工厂改进。

很多情况下，亚洲的工厂都力求审核结果的完美，让审核员无可挑剔，而在西方买家的眼中，工厂应当力求公开透明，把问题都客观展现出来并积极配合审核员的工作尽力去改进和提升。工厂审核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其生产活动已经符合了社会准则和买家的具体要求，说明工厂自身的能力建设已经达到一定的优良水准。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上述Intertek所开发的各种CSR项目，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理念：“My Factory， My Program——我的工厂，我的体系”，并且我们进一步开发了具有第三方公证行特色的B2B商贸平台，可以让工厂将自身的资质实力直接展现给全球各大买家。

《进出口经理人》：在完成社会责任认可工作以后，企业还应当如何持续改进？

David Horlock：关键词是“持续”，也就是在取得了CSR证书之后，工厂的表现一定要内化为日常的行为准则，把符合CSR各项要求的优异表现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因为只有今天符合了买家的采购要求，意味着工厂已经具备实力，明天才能赢得更多买家的信赖。

第三方审核减轻企业压力

《进出口经理人》：在企业社会责任认证认可方面，Intertek的解决方案包括哪些？能为企业提供哪些完善和个性化的服务？

David Horlock：Intertek除了可以提供国际通行的各种CSR审核以外，上面已经提及的WCA、TGI、GSV、SQP等独立发展项目，可以为工厂的能力建设提供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使工厂对于自身状况得以持续改进，最终赢得更多买家的信赖。

我们这些新的审核计划，通过将企业各方面的表现和同行业、国家甚至国际中的成绩做出对比而得出测评结果，报告更可以显示出上次与本次的成绩，以便企业针对问题作出改善，并计划资源投放以及计划未来发展，从而实现持续改善，有效地对外展示成果。

我们一系列的审核计划已经得到各主要零售商的支持，生产企业可以在审核后得到属于自己的审核报告。通过指定的分数后，生产企业将会得到由我们所颁发的优秀成就奖项（Achievement Award）、报告以及证书，生产企业可以向不同买家展示并分享。

Intertek希望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审核计划切实帮助企业减少重复的审核，同时减轻企业面对审核的压力。另外，通过我们的各种配套服务，使企业整体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领先地位，最终成为首选供应商。

《进出口经理人》：Intertek在此领域中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如何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客户信赖？

David Horlock：Intertek在CSR审核服务方面，无论是网络覆盖面还是技术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都名列第一，我们对买家和现行标准的了解程度和严格执行力度都为工厂进行专业审核提供了有力保障。“My Factory, My Program—— 我的工厂，我的体系”所传递的理念，正是让工厂可以更为主动的进行能力建设，更加充满信心的将其实力展现在买家面前。此外，Intertek更是进一步开发了独立的B2B商贸平台ISI (www.isi-supplier.com)，让工厂直面买家，将其最有实力的一面充分展示给买家；另一方面，从买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很乐意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社区平台，从而迅速有效地搜索符合要求的工厂。

链接：

Mr. David Horlock

Intertek审核及验货服务全球副总裁。他在农业食品、生命科学、贸易商业和消费品等领域拥有25年的资深经验，主要从事贸易符合性工作。他曾在香港、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中东的多家享有国际声誉的法规符合性服务机构担任国际管理职务，包括CEO、Country Manager、全球产品经理和全球副总裁，曾与多家国际品牌一道帮助众多供应商工厂符合各类法规标准的要求。他曾被普林斯顿重要商业领袖和专家荣誉大奖(Princeton Premier Business Leaders & Professional Honours Award)委员会评选为2009～2010年度世界最有成就人物之一。

社会责任下的民营企业 篇12

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内涵与意义

1.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国际组织和团体相继在中国企业开展社会责任认证工作。截至2006年6月，中国已有127家企业通过SA8000标准认证。2006年1月1日起, 部分玩具采购商推行国际玩具业协会的《国际玩具业协会商业操作守则》认证。据统计，已有129家国际采购商签署了承认ICTI认证结果的协议，有191家生产商获得了认证证书，大多数是中国企业。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保护国内市场越来越严格推行其企业产品的社会责任标准。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已于2008年11月11日起生效，该法案规定对美出口的儿童产品须实行强制性第三方检测;而2009年1月10日开始，自愿性标准ASTMF963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与此同时，欧盟也将于2009年春季实施《新玩具安全指令》，包括禁止在玩具中使用一切过敏物质，以及任何致癌、诱变或危害人类生殖力的物质，只有极少数物质可获得豁免。美欧新政的相继实施，势必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使玩具出口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2.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的要求。现代化的产业不同于制造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交易的复杂化、高级化、技术化。中国有学者认为，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现代服务业比更是如此。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质量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数量和质量都呈正相关。中国每万人拥有的民间组织数量为1.45个，法国为110.45个，美国为51.79个，在美国和日本，慈善机构掌控着约占GDP的8%～9%的慈善资源，而中国主要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只相当于当年GDP的万分之五，中国目前正处在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发展更高端的现代报务业需要更多的专业性社会组组织。

3.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是扩大内需、建立社会保障、促进社会稳定的要求。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之困，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靠原有的出口推动与投资推动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而内需多年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乏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不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没到位。内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抗风险能力不高。社会保障能力是抵御经济社会危机的不二法宝。而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建立福利社会的必由之路。

4.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公众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政策热情及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也越来越强。分散化的公众和个人对环境治理政策的影响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只有组织化的公众团体才能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更大。目前全球性的气候环境变化已成为地区性、国家性及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国际民间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案例越来越多，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途径与模式分析

国际组织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全球影响力较大的有联合国“全球契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企业指南》、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劳工公约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制定的ISO26000等。

（一）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大致在国外分为几种：倡议者、制定者、实施者、监督者。

1. 倡议者：

在现代治理中，如气候公议网络在2002年提出了环境公义的主张, 提出了巴厘原则，批评气候变化谈判大多局限于技术层面, 被公司利益集团操纵，试图从人权与环境公义角度将气候变化和社区问题联系在一起。2004年10月，由包括行动援助、乐施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在非洲从事环保和发展的几十家国际及非洲本土的NGO编制《非洲灰发烟灭，全球变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从发展的视角看待气候变化的例子。

2. 制定者：

非政府组织还直接参与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准则, 如目前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准则中就有92个由行业协会和贸易协会制定，32个由非政府组织制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欧美国家的一批行业组织和CSR组织如美国的公平劳工协会、荷兰的洁净衣服运动。

3. 实施者：

企业捐款办公益事业往往通过社会组织进行实施其社会责任。国际上企业捐款大多是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进行的，尽年来，中国的企业捐款也开始从捐个人发展到捐款给社会组织来进行。据《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03年捐款给直接受益人的占到2/3以上，到2005年仅有25%的的慈善家直接捐款，到2006年，90%的企业捐款通过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等进行捐款。

4. 监督者：

除政府等权力部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估外，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估和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大。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美国会计学会(AAA)、全国会计师协会(NAA)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第三部门组织在各方面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与影响，如“公司观察”(Corporate Watch)是一个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它关注与监督的领域从最初的PFI公路建筑到现在的石油工业、基因工程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领域，它与被它认可的和平运动者、环境主义者、工会主义者以及公众合作并向它们提供信息。它拒绝来自跨国公司和政府的捐助。

（二）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与模式

1.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理论分析

英国学者哈丁的公地悲剧模型认为，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结合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理性的企业为自己的生机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企业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内部成本外部化，污染的损失由公众承担，收益归自己所有。早在50多年前，诺奖得主科斯就认为，企业的外部性如污染应由企业自身来解决。但时至今天仍有非常多的企业把收益归自己，污染留给居民。原因就是缺乏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制度基础，产权不清、公产私用。

即使产权明确，理性的个人或企业也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囚徒困境博弈模型解释了一次博弈的情况下，理性人或企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社会后果。

组织的能力不一定与组织的人数成正比, 也就是说大组织的力量不一定比小组织力量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奥尔森批驳了传统的集体行动观，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三个和尚有时也没水喝。”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而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采取集体行动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3]。

搭便车现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企业为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而与地方政府合谋形成庞大的分利集团，不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公共环境的集体利益，而不惜压低工人工资最终导致环内需的不足、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等等。在追求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克服因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因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搭便车现象便成了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问题。

2.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模式

社会组织根据其不同的资金来源及功能可以划分为三类:政府支持模式、商业模式和独立自治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政府支持模式，并不是财政直接拨款, 而是政府通过招标、购买服务的模式或税收减免的模式支持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服务。

市场主导模式：商业创收、收费为主。如美国的SA8000由公司、认证机构、工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组成。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可用于审计与认证的社会责任标准。此标准用于第三方认证，但认证机构必须获得国际社会问责组织的认证资格证书。要求认证公司必须向国际社会问责组织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缴纳足够费用，通过全面考查，才能获得此证书。商业化色彩较重，影响其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公正性。

独立自治模式：靠捐款和会费收入来源为主，不受捐款公司的约束。世界绿色环保组织不和太平洋环境组织、公司观察等是很有代表性非政府组织，它拒绝来自跨国公司和政府的捐款，以此划清与跨国公司的界限。

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实考察

1.产权不清，公产私用，环境污染加剧。当前治理环境污染，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环境的基本国策，但由于污染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结盟，使得节能减排的政策大打折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了十多年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政商同盟，这种政企联盟也使得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得以延续，对生态的破坏比较严重。数据显示，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使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和20个百分点。

2.政策失范，低工资持续，内需消费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绩效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至关重要，而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就是GDP，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工程与企业主结盟在企业利润至上的模式下，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员工的利益，导致国内诸多地区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并没有跟上GDP的增长。珠三角地区多年来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近三十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外)。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据调查，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下降12%。刘开明的调查表明，深圳的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92%，上海是6.1%，而且上海的研究显示，上海的人工成本在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占8%降到了2004年的6.1%[7]。由于工资的下降导致消费持续下降，消费所占比重一直过低，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3.社会信任缺失导，竞争无序，劣币驱逐良币。如果太多的企业不负责任与道德失范，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诚信的丧失与机会主义盛行，这些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效率与福利损失。中国企业的管理成本、交易成本、谈判成本、协商成本等等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而制度成本的集中表现在信用销售方面的差距，在当前买方市场普遍形成，信用销售(赊销)正在成为企业销售主要手段之一的情况下。据统计，企业赊销后坏账严重、账款拖欠时间长, 中国平均坏账率达5%～10%，美国企业则为0.25%～0.5%，相差10～20倍;中国企业逾期账款时间平均为90多天，美国企业只有7天;中国企业每年的无效成本占销售总额的14%，美国企业只有2%～3%;中国企业的赊销比例为20%，美国企业则高达90%。目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刚刚开始，97%以上的企业信用意识淡薄，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水平低下，在对外贸易领域中导致应收账款难以收回，带来呆坏账，企业在各自利益驱动下，自相残杀，打乱仗，国际市场不好时低价竞销，失信于同行业企业，国际市场好时又惜售待涨，甚至不履行已签合同，失信于贸易伙伴。

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机制思考

1.推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求产权明确。在现有土地、国有资产等产权不明确的情形下，由于很多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试图在短期内穷竭地力，这时，他们基本上是把田地、河流当做公地来看待。明确界定公共企业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使所有权关系清晰和具体化，有助提高公共企业竞争的活力和市场的效率。

2.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即使有好的下政策法规，有时也会产生例外的效果，比如最近为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本意是保护在职员工的合法权益，但却引来大批企业的集中重订合同行为甚至集体栽员行为。从2008年9月底开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启动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源调整计划，在公司的安排下，共计7 000多名工作满八年的老职工，相继向公司提交请辞自愿离职。华为公司的这一做法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被新闻媒体称为“辞职门”事件。

奥尔森的研究发现，小集团容量组织集体行动，而大集体反而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小集体形成分利联盟的概率比大集体大。而国家的兴盛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兴旺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失败，分利联盟还组织不起来，没来得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而衰败则是因为分利集团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障碍，成功地组成了分利联盟。结合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现实，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进程中，面对环境污染、劳工保护和社会诚信方面，大的集体行动不容易形成，而小的分利集团正在形成，如上述分析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结盟形成一种政经一体化的联盟，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任由这种分利集团的发展，不仅仅会强化这种分利集团，而且会对国家和社会大的集体利益形成危害，其结果是体制缰化，经济缺乏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