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24-05-20

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通用8篇)

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1

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的资助模式经过长期的运行和发展,至今已相当完整和科学。我国目前的资助模式,存在着重认定轻帮困、重阶段轻全程和重补助轻素质等不足。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有助于建立适合中国的资助模式。

关键词:高校学生; 资助模式; 英国模式; 美国模式; 日本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2-0128-02

一、国外资助模式

高校的助学政策由来已久,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善。自上世纪中后期到本世纪,世界多国将高等教育由免费转变为收费,因此助学政策也由以助学金为主的资助政策转变为大致三种模式:免费加助学金模式、收费加混合资助模式和收费加贷学金模式。[1]英国、美国和日本是这三种模式较为典型的代表国家。

1.英国模式

英国高等教育至今已有八百余年历史,其助学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里,英国坚持“免费加助学金”的助学模式,即由政府为所有大学提供财政拨款,为所有全日制大学生支付大学学费,并且为贫困学生提供解决生活费问题的助学金。在这一模式受到了质疑之后,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助学模式演变过程,直至2006年才建立了“先上学,后付费”、“助学贷款与奖助学金并行”的“混合资助体系模式”。这个资助模式由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先上学,后付费”和“差异收费”为核心的高校学费政策、“按收入比例还款”的助学贷款、由税收部门管理的助学贷款还款系统、助学贷款与助学金等并存的、混合型的大学生资助系统。[2]

2.美国模式

美国作为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普遍以立法的形式资助高等教育。1957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开创了贷款资助学生的先河。1965年,美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宣布建立如“佩尔助学金”(PellGrant)和“斯泰福贷款”(Stanford Loans)助学金。上世纪80年代,美国建构了一个以助学贷款为主,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混合资助的政策体系。[3]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基本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注入了新的重要内容。政府调整了原有的政策,确保学生资助力度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加强。如2009年分别拨款156亿美元和60亿美元投入“佩尔助学金”和“珀金斯贷款”。[4]

3.日本模式

作为在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坚持实行缴费与贷款同步的助学制度。目前日本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是高等教育教学成本的15%~20%。学生要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的压力不小,因此贷学金自然成为一种保障教育机会均等的调节手段。日本的贷学金通常分为“一般贷款”和“特别贷款”。前者金额较少,后者因对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能力和学生学业成绩要求更为苛刻,故金额也相对充裕一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贷款,接受贷款的学生都无需支付利息,毕业后分期偿还本金即可。

二、当前我国资助模式及现状分析

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人数2285.15万人,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527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人数166.1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7.27%,资助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1.我国当前的资助模式

我国高校学生资助模式经历了“人民助学金阶段、人民助学金与人民奖学金并存阶段、奖学金与贷学金并存阶段”[5]。目前,我国各高校普遍实行的是以“减(免)、奖、贷、助、补”为主的资助模式。“减(免)”即根据一定的标准,符合条件的贫困生可减收或免除全部或一部分教育费用,如学费、书本费等。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仅2009年,教育部共减免学费41.47万人,减免金额8.11亿元。[6]“奖”即根据一定的规则,对学习成绩优异或某些表现突出的贫困生发放各种奖金。目前,我国对贫困生以奖励性质发放的主要有两种: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贷”即贷学金,主要是指学校或金融机构针对在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就其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实行的免息或减息而形成的助学贷款,包括学费、生活费用。“助”即通常所说的勤工助学,是学校通过对学生设立一些助学岗位,使学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补贴他们就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目前,大部分高校已在图书馆、后勤、实验室等设立岗位,鼓励学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增加责任感。“补”即在一定的标准之下,对贫困生酌情给予经济或物质的补助。如在放假之前,给偏远的外地生发放回家路费;在冬季给贫困生发放冬季保暖用品、特殊原因的临时补助等,它们是纯福利性的。

2.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这一模式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调整,在体现教育公平公正和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重认定轻帮困。确定资助对象的认定是资助工作的第一步,为了确保公平和公正,目前高校往往将资助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认定环节。有关部门在发放、收集、审核文本资料等工作环节占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而忽略了帮困才是资助的核心;其次是重阶段轻全程。由于我国资助工作涉及的学生人数多、复杂情况多,因此必须将资助工作贯穿学生在校的整个过程。如有的学生可能在入学之初是经济贫困,需要经济帮助,但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变,其经济的需求就可能不迫切了,这时资助工作应自然予以调整;最后是重补助轻素质。目前,我国的资助工作往往被理解为“给钱”,实际操作中经常只注意满足学生经济方面的需要,而忽略了学生在心理、技能方面的需求。

三、国外高校资助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资助模式的建立应以学生主动要求改变为基础

目前我国的资助工作中存在着学生“被”资助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学校很热情、学生很冷淡”的尴尬局面,并逐渐滋生了部分学生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实践证明,如果只是想方法“给钱”而不是加以教育引导其自立、自信、自强去赚钱,那么这种资助只能解一时之渴。[7]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来看,无一不强调学生在资助体系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参加资助工作环节,创造机会让学生成为资助的决定因素。一项调查表明,在回答“更希望通过哪种方式接受外界帮助时”,80.42%学生选择了“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8]可见学生有主动想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现状的意识、热情和准备,需要在当前的资助模式中加入学生主动参与的内容以满足学生的诉求。

2.资助模式的建立应以促进学生全面成才为目标

由于我国目前的资助对象主要是贫困学生,因此帮助贫困生提高解决困难的能力是资助的关键。现行的资助模式忽略了学生在心理、情感、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未将资助的目光放在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成长上。美国在其资助体系中强调学生能力的提高。鉴于此,应该在资助体系中纳入心理辅导、技能培训、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内容以满足贫困学生的深层次需要。

3.资助模式的建立应以吸纳社会各方力量为依托

目前我国高校资助的主体是学校,学校资助金来源仅限于国家拨款和高校按所收学费总额10%的比例设立的贫困生资助基金,所提供的各种助学机会也仅限于校内。成功的他国经验告诉我们,资助工作必须包括学校、校友、社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因此,必须鼓励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要资源,如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向企业、社会团体输送智慧以争取资金和岗位,通过校友设立专项基金(或奖学金)奖励贫困生等。在新模式建立时应考虑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建立社会资助环境和营造社会关注氛围等问题,真正让资助理念深入人心,使高校资助工作与社会其他资助和慈善事业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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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2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活动中各种因素相互之间如何运行, 尤其是管理主体如何影响、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方式、方法, 是学生事务管理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动态过程和关系。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对于促进大学生发展和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选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为样本, 分析其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各种因素存在的特点, 探索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创新发展方向。

一、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机制与模式

(一) 英美模式:学校服务的机制。

英国在学生事务管理上是一种院校多线横向的机制, 以学校-学院学生事务管理体制与机制为主。在学校层面设立学生事务机构面对全校学生开展工作。在学院层面上, 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学生事务, 并为每个学生安排一个指导教师, 负责学生全方位的指导, 学院也指定专人面向学生开展职业发展、心理咨询等具体工作, 他们与学校学生事务机构保持联系, 但学校与学院只是合作关系, 不具有隶属关系。美国高等教育起源于英国, 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再是行政的关系, 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民事关系。学校中所有资源都应充分利用以鼓励学生的学习与个人的发展。故美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以人为本”为理念, 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管理目标。学校针对学生的各种需要, 成立相应职能的办公室或各种服务中心, 不通过院系而直接面向学生开展工作。英美两国在学生事务管理过程中, 负责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是专业化、职业化的师资队伍。而在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环境影响下, 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强, 可以从中自行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服务项目。显然, 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以服务为主, 从而形成了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机制的完全服务的机制。

(二) 德日模式:社会服务的机制。

德国高校推崇的是研究型大学, 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承担、高校参与”的理念, 主张高校学生事务的管理应由社会专门机构而非高校承担, 学校主要承担联络协调功能。学校层面作为学生和社会联系交流的场所, 是以服务与接受服务为管理工具。因此, 德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以民事关系为主, 行政关系为辅, 强调社会化服务。与德国相同, 日本的学生事务管理一般被称为学生支援或学生生活支援。“从国家层面说, 日本拥有国家级专门学生支援机构:该学生支援机构, 具体主持实施日本国家层面的各项学生支援业务。从各学校层面看, 无论国立、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般都设置有独立的学生部 (学生处) , 配有专职的人员, 面向全校学生服务。”德国和日本在学生事务管理中, 以服务与接受服务为管理工具。学生是主动地去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服务。而且, 由于必须走出校门, 步入社会, 才能获得各种服务, 无形中加强了学生与社会的联系, 使学生的日常生活更加“社会化”。因此, 德国、日本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强调社会服务, 是社会服务机制。

二、从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反思我国当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

以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为参照, 可以发现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以“命令”为特点, 存在着管理理念、内容、工具、目标等不足。

(一) 管理理念行政命令化。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是根植于高校行政化基础之上的。我国学生事务管理的“命令”机制是以“社会为本”的管理理念。“这种机制过多地关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社会价值、工具价值, 而对人的发展价值重视不够, 其逻辑起点不是教育的需要, 而是政治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要求, 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增强, 也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导向, 但是在实施上是僵化的, 高校学生工作处的行政职能对于学生是实施教育、监督、管理, 注重学校的安全和稳定, 仍是“以社会为本”, 强调管理主体在教育管理中的地位。

(二) 管理对象客体化。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大学生“作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人, 他们在接受教育时, 不是完全被动的, 而是具有主动性。”“能够自觉认同管理主体的管理目标和要求, 独立作出判断和选择, 自主调节行为, 具有主体性。”但是在当前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 以社会本位为指导, 管理中更多地注重校园的稳定和安全, 强调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将大学生作为完全受动性、受控性的客体。受动性即大学生完全受管理主体施加的影响和作用。受控性即大学生完全受管理主体控制。

(三) 管理内容日常化。

学生事务管理涉及了学生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当前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以日常化管理为主要内容。日常化管理是指对学生的招生、报到注册、就业、住宿生活、学习进程、课外活动、贫困资助等方面的技术性管理, 而忽视在其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把学生事务管理等同于企事业单位的其他管理活动。因此, 管理主体把主要精力放在日常管理上, 整天忙于日常事务, 而无暇顾及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四) 管理工具命令化。

“管理工具指的是管理活动中各种规章制度、目标管理、评比奖励、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等) , 管理工具对实现组织运行的稳定性、规范性并获得较高的效率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 受传统行政式管理的思维的影响, 使得学生工作者无法了解大学生成长的社会化趋势, 对时代特征和需求缺乏认识, 而强调学校的权威性。管理工具是服务于管理层, 而不是服务于学生为主体的需要, 很多管理活动都是通过上传下达, 命令化特色非常明显, 服务成分少。

(五) 管理目标控制化。

“美国学者麦格雷把传统的管理思想叫做‘X理论’, 这种理论主张对管理对象进行管束和强制。”我国当前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正是强调管束和强制, 管理目标是控制好学生, 保证学生顺利就业, 防止学生做坏事, 以免影响学校主体的权威性和社会稳定。

三、国外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对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创新的启示

从国外经验来看, 一定的管理机制是一定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体制、管理工具、管理目标综合运行的结果。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 由此决定了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不能完全照搬, 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 借鉴国外学生事务管理机制的有益成果, 摈弃其糟粕, 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一)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理念的创新。

传统的学生事务管理机制是一种强制性的纵向命令型管理机制。借鉴发达国家“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应当确立由顶层和中层、底层管理理念构成的有机的管理理念体系。

1.“以人为本”的顶层管理理念。在传统的高校管理价值理念上, 突出的是管理者作为教育者自上而下, 绝对权威的信息灌输, 强调“以社会为本”的价值取向, 强调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社会价值和工具价值。而现代的管理理念中, “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成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并且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把以人为本的精神贯穿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等各个方面, 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2.“平等、公平”的中层管理理念。“平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态度, 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泛指地位平等:平等互利、男女平等、师生平等、同性平等。”随着人的主体意识增强, 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概念促使人享受平等。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平等理念就是师生之间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

“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 (法律、道德、政策等) 、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 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65年提出公平理论, 认为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 其基本要点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 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学生事务管理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的理念, 特别是涉及到资助、表彰奖励、违纪处分、学业判定等方面, 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才能形成学生事务管理的合力和向心力。

3.“效率”的底层管理理念。“效率是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效率是一切管理学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任何组织涉及必须考虑的原则之一。学生事务管理的效率应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机构运行高速;二是机构工作高质量;三是整个管理系统运转灵活高效。为了提高效率, 重视专业分工尤为重要。效率会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增强而提高。其次是控制管理的幅度, 通常是以被指挥、监督的人数来表示的。

在由顶层和中层、底层管理理念构成的有机的管理理念体系中, “效率”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最起码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最高的管理理念, 而平等、公平则是效率之上、“以人为本”之下的中间层管理理念。如果说效率、平等、公平是工具性管理理念, 那么以人为本就是价值性理念, 对工具性理念起引导和决定作用。

(二)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目标创新。

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目标是注重“人的学习和发展”, 我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它是人存在发展的内在方式”, 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有社会工具价值,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和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 在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其目标应当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其中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内在价值, 社会需要是学生事务管理的社会工具价值, 二者统一才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本旨。

西方国家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具是服务与接受服务。由此, 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同时发达国家采取服务型机制的适用条件是管理对象心智较为成熟, 社会化程度较高, 自主性、自律性较强。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高校与学生之间就是一种单纯的特别行政关系, 使得当时的学生事务管理机制为命令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提高, 学生民主意识增强, 倡导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逐渐朝混合关系发展, 由此决定了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

(三) 高校与学生关系及管理工具创新。

1.当前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具———命令与服务。民事关系是平等的关系, 任何一方不能强制另一方, 而只能遵循自愿的原则, 进行交易。社会和学校提供服务, 学生付出金钱就应该享受服务, 既然是服务, 就不能是强制的, 是学生作为主体自由地选择接受何种服务, 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享受公平和平等, 以达到学生发展的目标。因此决定了学生事务管理工具应当是服务与接受服务, 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应当是民事关系。我国现在的大学生在自主意识上有所增加, 强调社会公平的同时, 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自律意识和能力、自治意识和能力。加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强制性的管理, 突然的放松有可能造成他们的自由极端化。并且当前学校有国家教育行政制定的规划和任务, 学校的管理目标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 要完成各项任务, 势必需要保证学校的发展需求的满足和安全稳定。因此, 我国高校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现阶段不能是完全的民事平等关系, 而应当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关系。同时, 民事关系决定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具是服务与接受服务, 行政管理关系决定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具是命令与服从。现阶段服务、命令适用的分界线是法律。一般而言, 法律所规定的大学生的民事权利和义务, 可以用服务方式进行管理 (心理咨询、医疗服务、生活住宿等) 。而对法律没有规定的和除民事法律规定以外的行为或活动, 则可以用命令方式进行管理 (安全保障、文体活动、评优奖励等) 。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学生自律、自治意识的能力等的提高, 应当逐渐扩大服务领域, 而缩小命令适用的范围。因此, 现阶段,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应当是以命令为主导的命令-服务的管理方式逐渐向服务主导的服务-命令的管理方式发展。

2.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具的发展趋势———服务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需要大学生成为能够服务社会的自我实现人。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大学生成为完善的人, 而一个完善的人应当是市民社会中的能够严格自律、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人。而完全服务的机制从整体上将社会纳入了高校学生教育的过程中, 学校与学生关系不再是行政关系, 应是完全的民事关系。各类学生服务机构或者中心, 所提供的产品就是针对学生的各种服务, 例如食宿、打工、文化、就业等社会需求。这种商业性质的服务提高了服务质量, 对于学生而言, 可以充分提升自我管理的意识和提高自我服务的能力, 从而实现到自我实现人的转变。因此,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的发展趋势是完全的服务机制。完全的服务机制实质是以市场经济的法制为标准的机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以人为本、平等、公平、效率理念指导下, 在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需要目标的引导下, 当前应当以混合关系为基础, 以命令与服务作为管理工具, 建立和完善适用当前中国国情的命令与服务结合型管理机制。随着社会发展, 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目标, 应当逐渐建立完全的民事关系, 以服务与接受服务为管理工具, 建立和完善完全服务型管理机制。

摘要: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根据自己的国情, 由相应的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工具等综合作用形成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的美英模式、日德模式。本文以这些模式为参照, 反观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的命令型, 同时借鉴外国经验, 根据中国国情, 指出我国应当以“以人为本”为顶层管理理念, 以学生发展为管理目标, 在当前建立命令与服务结合的机制, 今后逐渐建立起服务型机制。

关键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以人为本,美英模式,服务模式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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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3

关键词:产学研教学合作创新启示

如何将科技力量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使高新科技商品化、产业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UNISPAR计划[1]。提出产学研合作的概念。“产”指企业,“学”指学校,“研”指科研机构。产学研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模式也不断创新。分析、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促进我国的产学研合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学研的历史回顧

回顾历史,产学研的关系由原始的“一体化”到“分离”再到“现代结合”。

从高等教育的诞生至18世纪末,教育的职能只有传授知识。1810年,洪堡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2]。教育的职能增加为教学与科研。

20世纪初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大学应当适应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3]。教育的职能增加到了三个:教学、科研、社会服务。20世纪中叶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体。

如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引导,为产学研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力促进了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二、国外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概述

(一)美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模式:科技工业园区模式[4]、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模式[5]、企业孵化器模式[6]、高技术企业模式、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及工程研究中心模式[7]。

特点:与政府、企业积极合作,给予大学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组建产学研合作管理机构。

(二) 日本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日本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研究、委托研究员模式、共同研究、共同研究中心模式、尖端科学技术孵化中心模式[8]、教育捐赠的财会制度、创办中介机构制度。日本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产学研合作,形成特殊的“官产学研”体制[9]。

与美国相比,日本政府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的机制很丰富,包括法律、技术转让和成果转化制度、资源流动机制、产学研效果评价制度等。

(三)德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德国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有:双元制教育、顾问合作制、以“市场”为中心模式、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教育。

与美国相比,德国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强调目标如一,过程持久,效率极大化。

(四) 英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与日本的产学研类似,英国的产学研合作极具官方色彩。其特点为: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科研成果有明确的市场需求;政府重点支持中小型企业;完善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政策,引导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五)加拿大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加拿大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有:企业、高校、学生三方合作模式,教师社会化。

(六)韩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韩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产学研共同研究体、产业技术研究组合、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心、委托开发研究、建立高等院校科技园、参与国外产学研合作。特点:通过立法促进技术转让、官、产、学、研联合的研究体制、全方位的技术信息支援[10]。

(七)芬兰的产学研合作的特点

芬兰的产学研合作的特点为产学研紧密结合、政府扮演关键角色、全方位的资金支持系统、创新体系国际化[11]。

三、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

上述国家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历程、主要模式及各国间产学研模式对比,对我国高校教学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国内高校应摒弃封闭办学的旧模式,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强与企业的联系。转变单纯为了创收的观念,树立产学研合作是教学需要的理念,主动为企业服务,推动科研开发和转化,并将相关成果引入教学,提升教学水平。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促进产学研合作

制定一系列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制度,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利益分配,积极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协调和引导产学研合作的正常、深入开展。

3、引导教师参与

改革现行教师职称评定办法,改变一概以科研成果数量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办法,引入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及其实施效果等指标,将教师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科研成果推广和实际价值上来。激发教师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4、改变人才培养模式

改变单一人才培养模式,借助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与企业合作教育培养具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应用人才。为社会培养理论基础知识殷实,专业知识扎实,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的人才。

5、开拓国际产学研合作的新渠道,提高高校国际竞争力

开拓国际合作的新渠道。国内高校要积极联合国内外的科研力量,积极争取参与到国际性合作项目中,加强同国外境外企业及学术机构的研究与开发合作,在开放办学的实践中,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

国内高校可加强与跨国公司研发部门的合作研究,建立战略技术联盟,掌握最新的产业动态,为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增加知识存量,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史艳.国外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启示.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 19(29):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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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4

财务管理是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Financial manager should be business partner instead of bean counter”是美国商业银行界对财务管理作用的经典概括。他的意思是财务管理应该成为业务伙伴而不仅仅是数据计算器。它所提倡的理念是财务管理应该为各项业务的发展、新产品的推出提供财务上的支持和帮助,这种理念有利于建设一种“以支持决策为主的管理型财务管理”模式,使财务管理与银行日常各项经营活动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相互支持,更有利于发挥财务管理的控制和监督职能。

从组织架构上来说,美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体制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实行“垂直管理”和“双线负责制”。根据商业银行规模的不同,各级分支机构的财务负责人分别由总部或地区性总部的财务负责人垂直管理,实行业务上的专门领导。同时,各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在本机构内部,对于日常的经营管理业务,实行双线负责制,他一方面要负责本机构内部所有的财务管理事务,协助本地机构负责人开展工作,参与本地机构的重要决策;另一方面,又要对上级机构财务领导人负责,贯彻总部或地区性总部的有关政策,监督本机构的所有业务活动,保证其运行在可以控制和可行的范围之内,负有向上级财务领导人报告本机构重大财务事项和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责任。分支机构财务主管一般由上级财务领导人任命和考核,其升迁将部分参考当地机构负责人的意见,实行任期制,由总部在全行范围内统一调动和安排工作,薪酬由上级总部管理,而部分奖金由上级总部在与当地机构负责人协商后决定。“垂直管理”和“双线负责制”机制能维护财务主管人员的相对独立地位,且有利于其管理和控制职能的实现。

在财务管理方法上,国外商业银行已实现了从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变,一方面,管理会计系统为计划、控制、决策和业绩评价等部门提供信息;另一方面,它也需要财务会计、信贷管理、资产管理和统计等部门提供的信息。为了实现有效的财务管理,国外商业银行高度重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电子化建设,普遍建立了管理会计系统。花旗银行把数据构建当作财务主管必备的基本职责之一,要求财务主管熟悉各类主流的系统软件和五花八门的应用软件,并负有确保各类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运行正常的责任。新加坡商业银行拥有比较健全的信息系统,包括涵盖各方面客户交易信息的交易系统(该交易系统内部按照不同的产品区分为多个子系统),按产品和客户整合财务数据的总分类帐系统、管理信息系统、预算编制和监控系统(预算编制系统由各部门使用,预算监控系统由财务部门使用)等,且总分行之间的信息系统统一规划。学习国外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体制的特点,根本目的是借鉴其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努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以应对日益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面是本人对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财务管理工作,强调价值理念对业务发展的指导。

我国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工作存在“重算轻管”的现象

(即重核算,轻决策支持服务;重财务处理,轻成本控制和盈利控制),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仅限于处理好经费帐务核算和事后的简单表象的财务分析,财务管理形式单

一、范围狭窄,而财务管理主要的控制和监督职能甚少发挥。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银行面临的竞争日益加剧,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已由以前的单纯盲目追求规模转变为增加企业价值,相应价值管理应成为银行财务管理的核心。价值理念要贯穿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和业务拓展行为,通过各种方式将科学的价值理念顺畅正确的传导到全行各个方面。如可以采取以价值为核心的业绩考评体系,通过考评指标的涉及来影响业务部门的行为,促使他们为获得较高的业绩考评而与银行的整体经营目标保持一致;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当业务部门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时,财务部门提前介入,协助其进行产品前景预测和盈亏分析;加强对财务人员业务培训,使财务人员透彻了解银行产品和操作流程,运用熟练掌握的财务知识,提出改善流程,降低成本的建议;重视预算管理,将预算作为当期财务资源配置的基础和风向标,同时强调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强化财务管理事前、事中控制职能,而不仅仅局限在事后的财务评价工作。

二、实行财务管理内部委派制,充分发挥基层行的财务管理职能。

我国商业银行长期实行“分级核算”的方法,财务管理权利比较

分散,虽然部分商业银行限制了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权限,但各级财务主管受本级机构负责人领导,对本级机构领导人负责,财务主管站在分支机构的角度考虑问题,可能造成为维护分支机构的利益而偏离全行发展目标,形成了总分行事实上的不同层面的财务主体,没有形成全行统一集中的财务管理体系,不利于财务管理职称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应逐步建立财务主管委派制,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由总行派遣,其薪酬、福利由总行统一管理,受总行领导,对总行负责。明确财务主管人员相对独立的监督地位,并赋予委派财务主管相应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使财务主管真正在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促进分支机构的业务发展方向与总行一致,同时还能有效提高分支机构的核算质量,强化对业务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加强监督作用,一定程度的防范和化解分支机构经营风险。

三、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改造,为财务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商业银行都比较重视数据信息电子化的建设,系统改造、系

统升级的消息不时见报,但大多数商业银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重点更新的是面向客户服务端的业务系统,而后台管理信息系统处于彼此分割、技术落后、数据无法共享的落后状态。财务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灵敏度要求高、综合性强的工作,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财务分析,无论哪一个工作环节都需要大量基础的数据信息,包括银行内部相关部门的信息和外部金融市场、宏观政策、行业分析、同业经营等有关信息。因此商业银行有必要加强内部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有效的信息渠道,从技术支持角度促进财务管理工作稳妥全面的开展。

四、提高管理意识,从片面成本控制转向全面成本管理。

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基本可分为产品成本,部门管理成本和客户成本三大部分,成本控制涉及到各个经营环节。我国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成本管理处于粗放管理阶段,成本核算方法简单,没有深入、细致、严格、规范的管理规定,成本控制基本上集中在部门管理成本的控制上,对产品成本和客户成本的管理很少涉足。总行制定费用指标时全部或部分以前期数据为基础,承认过去的开支是合理的,造成过去不合理的开支继续沿袭下去,分支机构即使未使用完总行下达的费用指标,也出于“不用浪费”或“为争取明年的更大的费用指标打基础”目的而突击花钱,无形中加大了银行费用成本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改进成本管理理念,成本管理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责任,而是每个部门和每一位员工的责任,要将成本控制贯彻到全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其次是改进成本管理方式,对产品成本,部门管理成本和客户成本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核算,从而实现对每项业务、每项产品、每个机构的的成本核算和全面成本管理,通过量化核算决定各项金融产品的扩大或收缩,控制业务开展的规模和进度。

五、适应经营管理需要,培养一批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财务管理人才

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5

【内容提要】国外多元文化教育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政治或教育的理念,一项教育改革的运动和一个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多元文化课程目标也经历了单一种族取向、多元种族取向、多元文化教育取向、多元文化教育重建取向的发展历程。以此为背景,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由平行式向整合式再向拓展式演进,为我们解决在国家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如何体现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0世纪初叶,“文化多元论”作为一种对“同化论”反叛的理论于美国问世。伴随60年代欧美民权运动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走出书斋进入政坛,被纳入一些西方国家的国策之中,以此为背景,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在西欧、北美及澳洲等国家初现端倪,并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教育的理念、一项教育改革的运动和一个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的发展

作为对西方国家民族复兴运动的反响而出现的多元文化教育,最初以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来定义,目标是力图通过学校教育的改革,使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社会阶层群体的学生可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保持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后经少数民族、女性主义者、文化不利者、低社会阶层者等弱势族群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后多元文化教育内涵发生了演变,成为了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其目标也有了不同的表述。比如,高尼克(Gollnick)在80年代初综合各国学者的论述,提出了:1、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特性与价值;2、促进人权观念和尊重个体之间的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3、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生活选择的机会;4、全人类的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5、促进不同种族间权力分配的均等五个方面的目标。90年代初古特佛里森(Gottfredson)等又提出:1、使学生形成客观、平行的历史观;2、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相适应;3、每个学生都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4、通过教育系统向学生传授多元文化理念;5、提高少数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尊重和自尊。[1]目前,多元文化教育除以上目标外又向发展文化意识、发展文化间能力、反抗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偏见和歧视、提高全球意识、发展社会行动技能等方面演进。班克斯(James.ABanks)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为背景,描述并归纳了多元文化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单一种族阶段、多元种族研究阶段、多元种族教育阶段、多元文化教育阶段、制度化阶段。并强调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取向是促使每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种族、文化和性别团体的学生能够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帮助所有学生获得未来跨文化社会中所需的民主价值观、信念、知识、技能和态度。[2]鉴于此,国外多元文化教育主要表现出三种实施途径:课程开发、成就提升、群际教育。在学校领域,这三种模式往往集中表现为通过课程的改革即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这一核心途径,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

课程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在教育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泰勒(PhilipH.Taylor)在其《课程研究入门》一书中指出:课程是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运行的手段,没有课程,教育就没有了用于传达信息、表达意义、说明价值的媒介。正因为课程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多元文化教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学校课程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依次渐变的多元文化课程目标,成为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演进的背景。纵观国外多元文化课程目标演变的历程,大致呈现以下几个阶段:

单一民族取向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这一阶段以“民权”运动为背景,少数族群要求学校教育应使少数民族子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学校课程应反映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美国的少数民族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批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学校度过的几十年的学习生活并没有能使他们了解、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即使有,也是书本中以白人中产阶级的观点所作的歪曲的描述。这也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指出的:在美国教育史上,教育委员会一致坚守西方白人文化中心的原则,反对对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东方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集团实行不同的课程。[3]根据这一状况,美国黑人及少数族群呼吁在自己的社区增设学校,并使自己成为学校的实际控制者。呼吁课程中突出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打破白人中心主义,开设少数民族研究课程。因此这一阶段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是想通过提供一些课程,讲授文化上不同的东西。既教给少数族群学生一些知识、技能以便使他们自愿地进入主流文化,又使他们具有保持自身文化活动的技能。比如自1968年以来,美国密执根州教育委员会资助了两年一次的课程研究计划,主要研究在教材中如何准确描绘美国这一多元化的社会,开始以同情和尊重的态度讨论少数民族社团,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描述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共性。英国60年代对少数民族和移民教育的重心从教授英语向介绍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内容转变,强调少数民族与其生活的社会及文化相统一。

多元种族教育取向阶段(也称文化间教育取向阶段,20世纪70-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打破第一阶段的单一种族观,倾向于所有学生加入种族文化的研究学习,多元文化课程目标倾向于旨在沟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许多学者对一元文化为中心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课程不仅对主流之外的少数族群学生造成心理挫伤,产生对学校提供的课程的疏离感、自卑感,削弱学习动机,产生人格内部的文化冲突。对于主流群体的学生也有负效应,容易使他们形成错误的自身优越感,对各民族、群体间的关系造成误解。同时也剥夺了他们从其他族群的知识、观点中获益的机会,不利于他们自身文化观念的反省与发展。因此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转向多元种族教育取向:培养理解他人的不同方式、信念;培养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深层文化结构的技能,从而减少偏见,增加对他人的认同感;培养儿童从不同文化视角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欣赏不同的文化、价值及思维方式,更加有效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在加拿大多元文化课程目标中这种趋向最为突出。

多元文化教育取向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期):这是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泛化阶段,它可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多元种族教育的泛化,认为只增加种族文化课程内容,不足以培养儿童从不同文化视角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能力。对于少数民族的儿童而言,只增添种族文化的课程内容并不能使他们与处于主流文化中的儿童获得同等的学业成就。1993-1995年间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者在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黑人学生中进行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学生们共同陈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习以这些主流文化为中心的课程?他们理想中的教育应该是弃绝偏见和歧视,与自身文化相关的,富有意义和个性化的多元文化教育。[4]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明白,只进行单一种族群体的研究以及文化材料的学习,是不能导致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而使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课程领域呼吁更广泛的内在改革。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泛化到对整个课程变革的关注,尤其是对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策略的关注。

第二个层面是无所不包的多元文化教育。随着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从少数民族、移民、有色人种扩展至妇女、残疾人、多种信仰团体、不同社会阶级以及各地域群体,多元文化课程目标拓展为尽可能提供给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机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增强人的尊严感和民主意识等更广泛的领域。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教育变革过程。它不仅限于课程形式的改换,最根本的是课程观念的更新。多元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的反映应在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同时,反映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探知文化深层价值。

多元文化教育重建取向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阶段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突出强调反映多种文化群体要求,强调课程的重新设计。尤其是通过对课程含义的重新审视,建基于新的课程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必须对学校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统整,通过课程的改革促使每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种族、文化和性别团体的学生能够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帮助所有学生获得运作于未来跨文化社会中所需的民主价值观、信念、知识、技能和态度。因为有效的多元文化教育最有可能发生在一个接受、鼓励并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学校环境中。为此,班克斯认为必须要重建学校,使学校具有以下多元文化特征:1、教师和教育行政主管对所有的学生都持有相当程度的期望,应以正面的态度和积极关怀的方式予以回应;2、正式课程中反映两性和不同族群文化团体的经验、文化和见解;3、教师的教学方法能配合学生的学习方式、文化和学习动机的形态;4、教师和教育行政主管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5、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呈现多种文化、族群和种族团体对事件、情势与概念的见解;6、学校所采用的教学评量和测验方法能够谨慎处理文化的议题,并使有色人种学生在资优和特殊才艺学生团体中占有相称的比例;7、学校文化和潜课程能够反映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8、学校的辅导员对来自不同种族、族群和语言团体的学生具有高度的期望,并协助他们设定、了解积极的职业目标。[5]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必须为获得这样的教育环境而建立课程整体战略。改变以往显性课程的统治地位,将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加以统整,鼓励民主的课堂和教学实践,以期获得更好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

二、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

何谓课程开发?《牛津英语词典》把“开发”解释为“一项计划、方案的具体细节的确定或小说情节的完全展开”。按日常用法,“开发”既包括一项制定好了的计划,也包括这项计划中具体内容的确定。课程开发也就指准备一项可操作的计划或者编制出一套教学大纲及其配套资料,以供班级教学使用。凡是保证某项计划及其配套资料有效性和充分性的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课程开发活动。根据课程开发的内容来源,可以将课程开发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编,即所有的课程成份都是新开发的,没有依赖现有的课程材料。另一类是改编,即从现有课程材料中选择合适的成分并稍加改进,如课程的选择、补充、拓宽、加深、整合等。根据课程开发的主体,又可分为“用户开发”与“外部人员开发”两种模式。从现有的情况看,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基本采用改编,将新编与改编有机统整。并由“外部人员开发”演变为注重“用户开发”,形成了以平行式、整合式、扩展式为主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

平行模式:该模式与少数种族群体强烈呼吁在现行课程中增加非主流文化知识的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相对应,在对少数族群开设主流文化课程的同时,平行开设有关少数族群文化内容的课程,以“讲授文化上不同的东西”。在实际操作中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单独开发出关于某一种族文化的课程,如移民教育课程、母语教育课程、黑人研究课程、亚洲研究课程,将不同种族文化群体的独特文化知识平行增添进学校课程体系中。二是通过对主流文化课程的识别,分析少数族群到底需要哪些知识。

英国学者詹姆斯・林奇认为这种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模式具有友善的象征意义,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课程开发模式由于课程开发主体仍由外部人员组成,课程内容仍以主流的观点来诠释,使这种课程常充斥流行及象征性的无实质意义的差别待遇,好似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小饰品。当这种未经转化的课程直接灌输少数族群文化的内容时,学生将从西方传统的准则和观念架构来看待族群经验,再加上零散地介绍及在知识层次上属于较低层面,往往会使学生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另外该模式只要求属于本族群儿童学习自己的伦理文化知识,彼此隔离的课程则易导致单一种族封闭儿童的产生。奥尔和凯斯特在《索布亚鲜有改变的儿童》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好莱坞附近上学的小女孩,在一篇关于一个贫穷家庭的作文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妈妈很穷,爸爸很穷,兄弟姐妹很穷。女仆穷,管家穷,护士穷,厨师穷,汽车司机穷。因此,詹姆斯・林奇认为将零星破碎的亚文化内容平行加入学校课程中是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最低层次。应做的仍是以整体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对多元文化课程中那些含有行为目标分类的模式,夹有较负面的感情,它有个基本假设,目标与课程实践的内容或方法之间存有一种机械式的关系,而且它不把多元文化课程视为一个整体,却只经由对目标之介绍,直接跳到特别的教育活动或主题,或科目领域,丝毫不把课程视作整体架构。”[6]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目标应置于高层次的认知层面,鼓励清晰地思考,批判地进行推理、决定及社会行动。在对单纯开发种族文化课程而导致的后果进行反思后,演变为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多元文化课程开发。

整合模式:该模式重在考虑多元文化知识与现有主流文化课程的整合。认为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不是简单地将多种不同文化加在一起,而是需要彼此间的接触、作用及相互渗透。德国学者吕克尔多认为:只有把面向实际的经验课程和具有现代化科目的课程结合起来,一种多元文化教育才能实际出现。[7]美国学者班克斯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由浅入深、渐进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整合模式。[8]班克斯提出的课程整合模式包括四种途径:贡献途径,运用于学校和地区,试图将种族和多元文化内容整合到主流中心课程中。贡献途径是整合的第一级水平,其特色是在课程中插入种族英雄和分立文化的制造物。如在课程中突出少数民族的多种节日、纪念日和各种庆典,介绍少数民族宗教英雄式优秀人物的贡献。如在马丁・路德金诞生纪念日、美国黑人历史周等特殊日子,教师与学生一起参加庆祝仪式并选择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建构临时课程,展开案例式教学。虽然这种整合模式较易于操作,但却无法使学生形成对种族文化的整体性观点,易造成种族传统文化学习的“枝末化、无意义化”,无法展现整体的充满活力的民族伦理文化。附加途径是将有关种族文化的内容、概念、主题式主要观点添加入现有课程之中,但不改变现有课程结构、目标或特色,只是以单元或在课程进程中添加进种族文化内容。但该途径容易使学生用主流文化的观点来审视和判断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易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变换途径是指课程的目标、结构和透视方法已发生变化,学生能从不同文化、种族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概念、主题与观念,能帮助学生发展知识建构的能力。比如研究美国历史、语言、音乐、艺术时其重点不在于研究不同的文化群体对美国主流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上,而应放在美国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产生这些不同的文化上。如对主流文化中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知识,如果采用不同文化的观点来重新建构,就会变成:哥伦布的到来使得两种“文化相遇”。这就改变了原来立于主流文化,并以此作为内容取舍标准的状况,从而用平等的眼光审视不同伦理文化。社会活动途径则结合了转变途径,增加了如何使学生真实、完整地构建文化知识,并进一步提出了能力方面的要求,如在反省中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做出相关决策,采取相关活动的能力。这种途径需要大量的课程设计和教材准备,并需要给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条件。

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整合模式,尽管从多方面优于平行模式,但多元文化课程不是增加一门或数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课程,也不是要把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都纳入课程中,因为:1、这将导致负荷过重;2、不是所有文化都有同样价值而可被接受;3、文化必需具备调适性和功能性;4、它将无法使文化间有充分的交集和共通的背景,据以保障社会的凝聚。[9]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整合模式提倡将不同种族文化纳入课程,也常常导致教育工作者莫衷一是,无法决定究竟哪一种族的文化是首要被关注的对象。多元文化课程过分强调教室的文化与人类关系的差异,不区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从理论和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不应该把多元文化教育看作是目标导向的教育,而应该看作过程导向的教育方式,应将整个学校环境或学校系统加以改变,如师资、教学、行政等等,强调学校整体的改革。多元文化课程开发不应仅仅停留在教科书和课堂之中,应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

拓展模式:该模式是在既有的课程脉络下,强调教师与学生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力图充分开发学校各方面的课程资源,达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美国学者班克斯认为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应涉及五个方面:内容的整合(contentintegration)、知识的建构(knowledgeconstruction)、减少偏见(prejudicereduction)、体现平等的教育学(anequitypedagogy)、富有活力的校园文化和社会结构(anempoweringschoolcultureandsocialstructure)。目的在于培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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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能力,造就能跨越自身族群文化限制的人。然而如何开发出涉及诸多方面的课程?毫无疑问,学校一开始就有着“图画的气氛”(Pictorialatmosphere),将文化间的交互作用如图画一样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了。[10]因此该模式强调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必须充分利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教育的整体情景。强调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显性课程、隐性课程的规划。强调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视教师为研究者、开发者、新知编整者和创造者;强调学生、社区、家长在多元文化课程开发中的地位;强调学生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课程资源,而不应该让教师牵着鼻子走。若“以开放性的教室持续地鼓励孩子以自己的文化语汇(culturalterms)参与,并将自己的文化带入游戏之中,将有更多的可能使大多数的孩童达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11]强调深层文化价值对不同种族儿童的文化学习风格的影响,注重在有文化差异的社会中和多种文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教学和学习取向;[12]强调培养批判性思维、决策,社会参与、群体交流;强调在评价方面的多元化,甚至可以允许学生选择一种最适合表达他们已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测试方式,可以通过对自己进步的评估及一系列可以使学生学以致用的研究项目来完成。目前这一模式是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高级形态,然而由于其在开发中难度较大,涉及方面较多,可操作性较差,也未找出有效的例证,更多是停留在课程学者的研究中。

三、几点启示

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适应了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在西方遭到来自各方人士的非议,如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可能会造成各群体为了各自权益而冲突与分裂;多元文化课程难以将所有的多元文化内容纳入其中,因为课程的容量有限,学生学习能力有限,而且有些文化可能只适合于本族学生,而对于非同一文化族群的学生则没有接受的必要。美国学者沃尔持(F.walter)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接受本族文化教育的学生固然可能产生疏离感和无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学生将会失去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的机会。“从总体上看,竞争力而不是文化才是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要关心所在”。[13]但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却为我们在课程中处理文化间的沟通与整合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模式,在整合不同文化的过程中表现为:在形式上从一元到多元并存。三种模式虽依次演进,但并非绝然分割。即使是拓展模式中也包含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课程,如母语学习课程。整合模式中也蕴含着拓展的成分,如让学生充分参与、积极讨论以便主动建构知识,教师成为价值的中立者等。三种模式是一种融合与超越的关系。在课程设计上从传统的目标导向模式演变为过程开发模式。如英国在开发多元文化课程中积极采纳斯腾豪斯课程理论,为学生创设“开放教室”,充分利用学校、社区课程资源,课程设计渗透到各学科的活动中。重视课程开发的过程,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而非编写教材等这样的课程结果。在方法论上从技术层面转向伦理基础层面,力求课程反映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探知文化深层价值。就开发主体而言,由课程专家的单向度开发主体转为教师、学生、社区、学校、家长共同开发的多元主体。在所涉及的课程类型上,从关注学科课程到关注活动课程,从重视显性课程到发现隐性课程的价值,从强调正式课程到开发非正式课程。总之,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积极有效地探索了在国家普遍文化的前提下,如何体现多元文化的需求,为各国制定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也为学校课程中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典范”提供了有益经验。

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措施,经过建国50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在数量与规模上已不是主要问题,其关键是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美国学者曾在1993-1995年期间对美国黑人儿童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普遍认为如果在学校中能学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内容的话,学校教育就会对他们更有兴趣和吸引力,也会与他们更加相关和使他们更加投入。[14]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低落并非因其来自于贫困的文化背景,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学校文化不同之故。而这主要是学校的责任,因为学校并没有在他们带到学校的经验基础上展开教育,使他们时常面对“文化中断”带来的诸多困惑,从而影响他们获得高学业成就。虽然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外相比有诸多的差异,但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我国民族教育也要考虑和适应各民族文化环境,提高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克服学校教育的“文化中断”。众所周知,我国学校正规课程以汉语为信息载体,绝大多数地区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课程内容也主要以汉文化为背景。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往往与所学课程存在一定的文化隔膜。比如有学者曾指出,在小学教材中,让藏族儿童背诵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不谈《格萨尔王》,为培养藏族儿童刻苦钻研的精神只讲“悬梁刺股”却不谈宗咯巴或米拉日巴的艰苦求学,这样的课程远离了藏族儿童的生活空间,很难让藏族儿童感兴趣。因此,民族教育必须对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隔膜与中断给予充分关注,改革鲜有民族特色、不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大一统的课程模式,提高课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了使学校课程更好的反映文化、地区、学生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课程开发与管理机制,这为建立既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又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民族中小学课程体系提供了课程空间和制度保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至少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打破单一设置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模式;在保持必要张力的原则下,尝试整合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知识有机结合;将多种课程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关注活动课程、潜在课程、非正式课程;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探索地方与学校层面的课程开发;重视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使之成为课程开发主体。如此,必将会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民族人才产生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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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技馆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篇6

21胥彦玲 何 丹 吴晨生

12(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100037)(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100101)

[摘 要] 科技馆是一个国家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形象的体现和重要窗口,也是经济、科技、社会和综合国力的标志。为了有效借鉴国外先进科技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国科技馆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国外科技场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结合我国科技馆的发展现状,给我国科技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关键词] 国外科技馆 发展特点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0)01-0057-5

Enlightenment from Overse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Construction

2Xu Yanling He Dan Wu Chensheng1(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Beijing 100037)

2(Beiji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0101)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s the important window of showing a n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It is also the symbol of economical,scientific and technical,social an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In order to absorb advanced experience of overse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of these museums,which can be observed by us as the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Keywords:overse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enlightenment CLC Numbers:G2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3-8357(2010)01-0057-5

科技馆是体现一个国家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经济、科技、社会和综合国力的标志。其主要任务是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精神、宣传科技成就及其作用,培养公共科技兴趣,满足公共的科技需求,提高公共的科技素养,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1]建设服务。

科技馆作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平台,是面向公众尤其收稿日期:2009-10-29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协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1作者简介:胥彦玲,博士,助理研究员,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普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情报及科学普及,Email:yanling7722@126.com;

2何 丹,北京市科协科普发展中心主任; 1吴晨生,副研究员,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普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情报及科学普及。是青少年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科普展览教育活动的重要阵地,对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科技博物馆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科技馆教育亦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为了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吸取国外先进科技馆建设的经验,本研究在对国外40多个典型的、水平较高的、主流的科技博物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规律及趋势作了简单的归纳,以期为我国科技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2,3]1 国外科技博物馆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对科技博物馆建设十分重视,特别注重利用科技馆来开展科普教育,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了新一轮的科技馆和科学中心建设高潮。

美国由于经济发达,人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频率较高,博物馆数量也很多。据统计,美国现有各类博物馆2 400多座,其中科技馆数量达到200所左右,每年平均5个美国人中就有3人参观过博物馆,利用博物馆获取科学信息的人数比例为61%,仅次于收看电视新闻的情况。

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事业。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斥巨资建立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保证其运营。例如,伦敦科学博物馆每年的活动经费支出约为1 700万英镑,再加上两个连锁馆,共支出经费2 300多万英镑,其中85%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为向公众普及空间科学知识,英国千年委员会投资2 300万英镑,在莱斯特兴建英国空间科学中心。科技博物馆和科技中心是英国开展非正规科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科普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澳大利亚人口不足2 000万人,全国拥有现代化的、展览设施完备的科技中心(科技馆)14个,平均140多万人就有1个科技馆,完善的科普设施为澳大利亚国民科普提供了先决条件。为解决偏远地区公众接受科普教育的条件,他们还组建了科普马戏团,定期在全国各地巡回展示和演出。

日本共有博物馆1 382家,其中科学博物馆有400多个,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首推国立科学博物馆,创建于1872年,已有100多年历史,工作包括收集、鉴定、保管标本和科技史资料,并择其一部分展出,同时投入较大力量从事自然史和科技史研究工作并负责组织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活动。此外日本青少年教育设施共计1 264个,其中少年自然之家311个、青年之家405个、儿童文化中心75个,其他473个。可以看出日本的科普教育设施相当完善,在科普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日本经常举办的各类科普展览会与博览会也是日本进行科普工作的重要形式与场所。

总体上看,科技博物馆西欧有一定数量,美国相对较多,日本就其国土面积而言,密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在发达国家,科技博物馆已深入人心,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观众量较为稳定,常年不断。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国外的科技博物馆已经在功能定位、经营管理、运行模式等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营体制相对成熟稳定。其功能定位主要是收藏、研究、文化交流和科普,将博物馆提升到了文化产业的高度,每家博物馆都有自己显著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有着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科技博物馆也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方面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通过种种政策鼓励民间机构对科技博物馆的资助。科技博物馆的发展与布局已进入稳定时期。国外科技馆的特点 2.1 科技馆的设计理念

国外科技馆包含综合科技馆和专业科技馆等不同类型,主要根据当地需要和投入决定,因此,他们拥有众多的大小不等的科普教育场所,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多。例如加州处在地壳断裂带上,大型地震时常发生,因此科技馆大多设置地震知识介绍和展示内容,教育人民认识地震、保护自己。国内科技馆大多内容雷同,突出地方特色有待加强。国外不同规模科技馆的常设展览规划也有所不同。国外较大的科技馆多按较抽象的大主题规划,然后再按较具体的小主题划分展区。因为大馆多是综合性的,涉及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直接从大主题到具体展品显得很凌乱,需要中间主题过渡,而最终的展区划分则都是按主题与学科结合的方式。而小馆内容少、支离破碎,不易构成学科,只能按专题直接划分,就像短期专题展览从来都按主题设计一样。

同样的展览内容,不同的科技馆可有五花八门的划分方法。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符合公众的知识基础和文化程度。最好让人看到主题或展区名称,就能大概知道其中的展示内容,起到应有的导览作用。主题过于玄妙是不应提倡的,那不符合大众教育的原则。科技馆的任务和最大特点就是把复杂、深奥和抽象的内容简单、通俗和形象化。

国外不同规模的科技馆对展览内容和环境形式重视程度不同。国外许多3 000平米以下规模的小型科技馆,多未重视所谓的环境形式设计。或许由于展厅面积小,要最大限度地把空间用于能使观众驻足、易于操作和受欢迎的展品上。而一些近年新建的面积大于10 000平米的科技馆,或许由于有充足的空间安置展品,需对众多展品进行规划、分区和营造氛围,因此较多地进行了围绕展品的环境形式设计,如日本科学未来馆和法国巴黎维莱特科技馆。

发达国家科技馆,无论大小,其教育对象多立足于本地区公众。但在公众年龄上,大中型科技馆与小型科技馆的设计有所区别。国外大中型科技馆,设计观众对象广泛,包括各个年龄段、各种文化程度的人。而不少小型科技馆,常专门针对少年儿童,这些馆几乎没有技术或高新技术内容,多为最基本的科学内容的趣味展示。如英国西约克郡哈利法克斯尤里卡儿童科技馆、日本的横滨等地的科技馆等。

2.2 展览及展品

科技馆的展品,不论美观与否和教育效果如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坚固耐用,展品完好率很高。国外有些科技馆如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和美国探索馆,有很多展品已连续运行了三四十年,但仍无明显破损。而我国科技馆的最大差距之一,就是展品破旧、损坏迅速,严重影响了科技馆的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工业水平低、产品质量普遍较差有直接关系,但也有科技馆本身的因素。

国外科技馆很少设置特效电影,美国和西欧的许多科技馆未设置穹幕影厅,虽然日本绝大多数科技馆都有穹幕影厅,但主要是为了放天象节目,不少科技馆本来就是从天文馆发展起来的。有时由于经费紧张他们宁愿停放穹幕电影,也保留天象节目。国外科技馆设置3D、4D和巨幕影院的情况更少。

2.3 经营方式

国外绝大多数科技馆的主要教育形式是展览教育,而且是常设展览教育,其非正规系统和面对大量各类观众的教育理念,与严格按年龄段进行正规系统教育的学校形成鲜明对照。在开展展览教育的同时,各科技馆也侧重不同地开展其他形式的科普活动,以此作为科技馆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扩充,但难以构成影响科技馆观众量和科技馆教育特点的主要因素。

国外绝大多数科技馆的展厅几乎都不设一般意义的讲解员。这首先因为主动讲解不符合科技馆主动发现、探索学习的现代教育思想。科技馆本来就是要脱离教室、课堂、老师、学生这一套循规蹈矩的教育模式,就是要重新追回学生和观众对科学和学习的兴趣,就是让观众充分感受轻松、自由的科学和学习氛围。科技馆不盲目提倡灌输式的讲解,不是不强调教育,而恰恰是想强调真正的科技馆现代教育,即强调普通大众对科学的感性认识和自学能力的重要性。实践证明绝大多数零散观众根本不能持续服从讲解员指挥,而且对展厅众多的展品而言也根本无法实行普遍长时间的讲解。展厅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展厅秩序、保养和爱护展品、观察观众的反映、熟悉展品的原理和性能、随时为观众答疑解惑。观众真正需要的是能为他们解答问题的人,而不喜欢只会死记硬背讲解词的人。同时需要指出,安排展厅工作人员承担为领导和重要团队的引导介绍从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代表一个科技馆的服务水平和形象。对参观时间很少的团体观众实行引导介绍与一般意义的、针对大量零散观众的、普遍实行的所谓主动讲解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可以做到,应该如此;而后者,无法实行,也不应该如此。

此外,国外科技馆都有自己的展品研发机构,很多展品均为科技馆自己创造的,其展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其他科技馆没有相同的展品。

2.4 运营模式

国外绝大多数科技馆都收取门票,但票价都比较低,就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而言,根本构不成居民的支出负担。而且科技馆实行合理的门票制度,对维持科技馆的参观秩序和方便科技馆的管理都有益处。

国外科技馆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自筹和社会捐助三种途径。国外绝大多数科技馆兴建时都主要靠政府投资,也有捐助现象但作用不大。但开馆后的社会捐赠则较为经常和普遍,特别是有些小型科技馆常有源源不断的社会捐助。捐赠的展览和展品的质量和水平都较高,资金捐助的比重也不小。由于运行费用与建设投资相比数额较小,所以开馆后的捐助作用明显增强。而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企业观念和经济实力决定了社会捐助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普遍,水平也不会太高。国外科技馆发展的启示

自80年代起,人们在逐渐认识到知识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的同时,也对教育的任务、内容、途径、方法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积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和适应知识经济对于教育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馆事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发展与布局已进入稳定时期,而我国真正的现代意义科技馆,正处于大发展阶段。了解国外科技馆的发展将对我国科技馆的建设具有如下启示。

3.1 科技馆应以常设展览教育作为主要功能,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其他科普活动 常设展览配以若干精彩、短小的人工表演项目,将继续是科技馆最有生命力的主要教育形式和主要功能。科技馆将努力保证常设展览和表演项目的质量和水平,在选择和确定科技馆常设展览和表演项目时,将重点考虑多数观众能从中获得多少知识、受到多少启发、能否唤起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等。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也不论是一般技术还是高新技术,符合这些基本要求和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才是科技馆的理想内容。

对大中型科技馆,为了丰富科技馆的活动内容、活跃科技馆气氛、更好地宣传科技馆、增加知名度,在财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利用各种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如免费的科普报告会、短期专题科普展览等。直接参与此类活动的观众或许有限,但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吸引媒体宣传报道科技馆,使更多的人了解科技馆,进而喜欢科技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科技馆的潜在观众群。而对小型科技馆而言,在运行经费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2 科技馆的设计规模和布局要适应区域发展的需要

国外科技馆的设计通常会考虑当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周围的环境而确定其规模和类型,并根据公众的知识基础和文化程度来进行展区的划分和展览的设计;而我国科技馆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很少考虑公众的需要以及公众的文化背景,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借鉴国外科技馆建设。我国科技馆在建设过程中也应考虑到一定范围内的设施资源的共享、竞争、特色和差异等诸多因素。

3.3 日益重视高新技术、前沿科学和时事科技的展览 目前,我国的科技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仍是收藏、展示各个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作用的科技文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馆的功能定位已发生了变化,展教品的内容也应随之发生改变,应重视反映当代高新技术、前沿科学和时事科技的展示。

3.4 交互式展览日益成为主要展览方式

“边动手、边动脑”的展教思想是科技中心的新发展。如“美国旧金山探索馆”所倡导的“边动手、边动脑”的展教思想给世界各国科技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国外已有一些科技馆专家提出:科技馆教育的重点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开发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这种展教思想的驱动下,近年来,以交互式展览为特色的科技中心在国外迅速兴起。这些中心注重观众的参与、动手操作和演示活动,展览中大量采用声像等高技术手段,以此加深观众对科技原理的理解,收到了非常好的科普效果。在科技中心大行其道的同时,传统的科技博物馆也一改往日静态展览方式,越来越多地引进交互式内容。在我国,随着科技馆功能定位的逐渐改变,展教方式也应随之改变,交互式展览应逐渐成为科技馆展览的主要方式。

3.5 开展多样化的科普活动,增加科技馆的吸引力

每年国外的科技馆都为配合全国科技周、科学促进会、科技节而举办大量的科普活动。此外一些科技馆也根据自身的条件,开发有影响的科普方式。伦敦科学博物馆为儿童举办“科学之夜”晚会,让参加活动的儿童在博物馆留宿。晚会安排了很多动手操作和演示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体会科学的乐趣,让他们感到科学博物馆是有吸引力的地方。该博物馆还举办科技巡回展览,也从事科学普及研究活动。而我国科技馆目前仍以常设展览为主,互动式展览较少,科普研究活动亦较少。

3.6 自主创新是科技馆发展的重要手段 自主创新是国外科技馆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科技馆有一种雷同感,很多展品是引进或模仿别人的东西,自己独立创造的展品少。而国外科技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部分展品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就是仿制,也融进了自己的特色。因此,国外即便是规模很小的科技馆每年也会吸引很多观众前来参观。

3.7 多元化筹资是科技馆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目前国际上盛行的科技馆办馆方法是政府投资、社会捐赠和自营收入相结合,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政府资助一般只占科技馆支出的一部分,自营收入和向社会集资是科技馆持续经营的重要力量。而我国科技馆主要资金来源仍以政府资助为主,社会捐赠和自营收入较少,由于政府投资比较有限,使得我国科技馆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现象。

参考文献

国外绿色建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7

1 绿色建材的含义

绿色建材也称生态建材,是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生产的无毒害、无污染、无放射性物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绿色建材生产过程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大量使用工业或城市固体、液体废弃物为原料,也就是说,绿色建材应在原料选择、生产工艺、产品应用、三废处理以及回收循环使用等方面对地球的负荷最小,对环境最为友好,概括起来,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无毒:在生产、运输、施工和建筑使用过程中,均不含或不产生对人体和周围环境有毒、有害的物质,能够充分保证人体健康;

(2)防火阻燃:材料防火、阻燃、耐高温,在发生火灾等自然灾害时具有很好的抗灾能力;

(3)节能环保:采用低能耗制造工艺和不污染环境的生产技术,并且这种材料有较好的保温性能,使用时节能省电;

(4)再生利用:产品可循环或回收再生利用;

(5)化废为材:生产所用的材料尽可能是尾矿、废渣、垃圾、废液等废弃物,化废为宝,节约资源[2,5,6]。

2 国外绿色建材的发展

绿色建材的概念是1988年第一届国际材料研究会议上提出的,1992年,里约日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确立了建筑材料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制定了未来建材工业循环再生、协调共生、持续自然的发展原则。1994年联合国增设了“可持续产品开发”工作组。随后,国际标准化机构ISO也开始讨论制定环境调和制品(ECP)的标准化。近20年来,欧、美、日等许多发达国家对绿色建材的发展都非常重视,如最早推行环境标志计划的德国,其推广的“蓝天使”环境标志计划已为其取得了很好的环境效益。加拿大的Ecologo环境标志计划等,这些都大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绿色建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1,2]。崔艳琦:国外绿色建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1 生态水泥

水泥是现代建筑中用量最大、用途最广的产品之一,也是消耗资源最多,对环境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生产1 t普通水泥熟料,需要消耗石灰石1.3~1.5 t,标准煤0.2 t,黏土0.3~0.5 t,同时排放出CO21 t,SO20.74 kg,NOx1.51 kg,对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为了减少水泥生产和使用对环境的危害,各国都大力研究和推广使用生态水泥。生态水泥在工艺上实现大规模生产,目前,世界单机最大生产能力达到10 000 t/d,采用高自动化程度装置,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5 000 t/(人·年),综合电耗降低到90 k W·h/t以下,推行清洁生产技术,使粉尘的排放控制在30~50 mg/Bm3(标准立方米),SO2小于200 mg/Bm3(标准立方米),NOx500 mg/Bm3(标准立方米)。

在原料路线上,应用工业废渣和废料作为水泥生产的原材料,这主要包括:用各种金属尾矿(如铅锌尾矿、铜尾矿等)代替部分原材料,既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同时可利用尾矿中的微量元素降低熟料的热耗;采用工业废渣配料(如水淬矿渣、磷矿渣、造气渣等)取代部分石灰石和黏土,不仅降低成本,而且可提高水泥的质量;还可掺加煤矸石代替黏土,既解决了煤矿的污染,又降低了煤耗。此外,还有研究成果表明,利用60%的城市垃圾灰渣、下水道污泥、制铝工业废渣赤泥为原料,用40%石灰石、黏土和铁粉等进行成份调整,生产生态水泥。据资料报导,日本已研究成功下水道污泥生产生态水泥的技术,并已建成50 t/d的生产装置[7]。

2.2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GHPC(green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是一种既具有高性能、高耐久性和高强度,又具有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的新型混凝土。这种混凝土在正常环境中使用,寿命为200年,在不利环境中使用,其寿命为100年,如英国的明石大桥,在特殊用途设计中达到300年,如法国核废料贮罐设计,钢筋混凝土预期500年,这种混凝土目前日本正在研究中。这种GHPC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和生产。1993年法国政府组织23个单位参与的“混凝土新方法”研究项目,取得了成功,并建成了示范工程。1996年法国公共工程部组织了为期4年的国家研究项目,投入经费550万美元。1988年,日本土木工程师协会混凝土专业委员会主席冈村甫教授也取得了GHPC的研究成果,并应用到实际工程中。1994年美国联邦16个机构联合提出了在基础设施工程应用GHPC的建议,并决定投资10亿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

事实证明,GHPC不仅具有高性能、耐用、环保等优点,而且具有较好的价性比,如美国以GHPC建造的76层(260 m高)芝加哥水塔广场大厦,每平方造价比钢结构减少15%以上,且维护费也较低。可以预见,随着GHPC技术的不断完善,各种建筑材料、添加剂及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发展,GHPC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应用[8]。

2.3 绿色节能建材

建筑是资源消耗和能耗最大的行业之一,根据有关数据,世界平均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37%,而整个欧洲所消耗的能源大约有50%用于建筑的运行,英国建筑材料的制造和运输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国总能耗的10%。在建筑耗能中,采暖、通风、空凋等的能耗占到80%以上。因此,研究绿色节能建材,尤其是保温、隔热等绿色建材已成为世界各国建材科研的重点。已开发的绿色节能建材包括墙体新型材料,如空心砖,具有一定的孔洞,其导热系数比较低,一般为0.35~0.4 W/(m·K),而传统黏土砖的导热系数为0.7 W/(m·K)。其次是节能建筑砌块,这类产品的导热系数只有0.12~0.15 W/(m·K),仅为传统黏土砖的1/5左右。还有新型保温墙板,这些产品主要有聚苯乙烯复合板、聚氨酯复合板、岩棉复合板、钢丝网架聚苯乙烯保温墙板等,这些产品具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性能。除了新型墙体材料外,绿色门窗材料也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虽然门窗的面积通常只占围护结构的25%左右,但从门窗散出的热量却占整个建筑散热的50%。新型门窗材料有铝塑复合门窗、玻璃钢门窗、木塑复合门窗等。为了提高节能效率,通常采用节能玻璃与之组合使用,如中空玻璃、太阳能热反射玻璃等。这些中空玻璃的可见光投射率一般在10%~80%,光反射率有25%~80%,总透过率为25%~50%,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隔声等性能以及防结露、安全、美观等优点。这种保温节能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巳相当普及。据有关资料报导,安装12 mm双层中空玻璃,可节约能源20%~40%,若安装3层中空玻璃或充入特种气体的中空玻璃,可节约能源30%~70%[9]。

2.4 绿色装饰材料

由于室内装饰材料如涂料、粘合剂等均含有一定的甲醛和甲苯等化学物质,影响室内空气的质量。因此,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各国研究出无毒无污染并具有对人身体健康有益的多功能装饰材料。这些材料的制备往往选用水作为溶剂代替了有害的有机溶剂,减少了有机溶剂对环境的污染,如水性环氧建筑涂料、水性聚氨酯涂料等。由于这些产品具有很好的防腐蚀性、耐化学品性、耐水性、耐溶剂性,深受用户的青睐。为了增加材料的功能性,在配方上增加多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组分或基团,使产品具有抗菌、防霉、防老化、防日晒、释放负离子等功能。这些产品主要有3种类型:第1种是抗菌防霉绿色功能材料,在配制时加入适宜的抗菌防霉剂,使产品具有抗菌、防霉、抗污染等功能;第2种是空气净化功能材料,国外研究较多的是光催化净化材料,具有抗菌、除臭等作用;第3种是有利于健康的功能性材料,主要是增加一些可产生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远红外线及空气负离子功能等[10]。

3 绿色建材的评价和认证

3.1 绿色建材的评价

目前国际上对绿色建材的评价主要有2类:一类是单因子评价体系。虽然影响绿色建材的因素很多,但这类评价主要是根据单一因素及影响确定是否为绿色。即只要有一因素达到绿色的要求,便可认定为绿色产品。比如,某种材料使用了清洁工艺生产,产品的有害物质含量达到了绿色产品的标准,即可认定为绿色建筑材料。另一类是生命周期(LCA)评价体系。这一类评价体系是对绿色建材进行综合评价,从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对自然资源使用及循环回收程度、能源的消耗及新能源开发、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等多方面多因素进行定量的评估。这一类评价体系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某种建筑材料的绿色化程度,可靠程度较高。

3.2 绿色建材的认证

自从绿色建材的概念推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对绿色建材的开发和研究十分重视,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为了让生产和使用单位掌握绿色建材的标准,世界许多国家制订了有机挥发物(VOC)含量和有机挥发物总量(TVOC)的试验方法,明确规定了绿色建材的性能标准,对建材制品推行低VOC标志认证,不符合认证标准产品不能生产和应用。美国于1992年开始实行VOC认证,美国有关单位制订出地毯标志计划,规定VOC限定为0.1 mg/(m2·h),甲醛为0.05 mg/(m2·h),苯乙烯为0.4 mg/(m2·h),TOVC为0.6 mg/(m2·h)。加拿大的生态标志计划规定(1997年),水性涂料TVOC为200 g/L,现在为(100~150)g/L,胶粘剂TVOC为20 g/L,PVC地板TVOC不大于0.5 mg/(m2·h),办公室系统用板TVOC不大于0.5 mg/(m2·h),加拿大住房室内空气质量指南中规定,抱花板VOC为120μg/m3,中密度纤维板和硬板为180μg/m3,聚合物缓冲层和纤维底衬为0.1 mg/(m2·h),办公室板用粘胶剂为3%,各种表涂层为335 g/L。瑞典的地面材料实行自愿性试验计划,测量在4周和26周时进行,其4周时TVOC为300μg/m3。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国家也于1992年就开始实施VOC认证[1,6]。

4 国外绿色建材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建筑材料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每年建筑面积超过8亿m2,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与装饰材料。建材的“绿色化”是人类对建筑材料这一古老的领域的新要求,也是建筑材料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绿色建材”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处于初级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绿色建材的先进经验,抓紧绿色建材的开发工作。今后绿色建材可向以下方面发展:

(1)节约型:这类绿色建材包括资源节约型和能源节约型。我国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传统的建筑材料消耗资源极大,如生产1万块黏土砖需耗用土资源21.7 m3,同时还要消耗相当的能源。因此,采用新材料替代传统材料的方法能有效的节约资源和能源。

(2)环保型:建筑业不仅是耗能大户,而且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大户。传统的工艺中,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粉尘,对环境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那些含有甲醛、芳香族化合物的建筑材料,不但污染环境,更影响人类的健康。因此,开发研制环境友好的绿色建材是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3)功能型:绿色建筑就是要为人类提供舒适安全的居住空间。它不但要能优化环境还要有益于人类健康。要满足这些要求,绿色建筑材料就必须是多功能性的,既要美观耐用,还应具有防火、调温、消声、防霉、除臭、散发空气负离子等性能。

5 结语

绿色建材作为绿色建筑的基本要素,集建筑材料、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前沿科学于一体,有力地推动着建筑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它不仅是改善建筑环境,节约能源的有效措施,而且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要提高对绿色建材的认识,加强对绿色建材的研究和推广,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切实的激励政策,全面提升我国绿色建材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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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篇8

关键词:信息素养教育;教育模式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IL)是一种高级认知技能与能力,它同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一起,构成大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知识创新的基础。然而,当代大学生信息素养严重缺失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对信息素养教育知识体系产生反思。多年来,国内信息素养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构建本土化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需求。

一、国外信息素养教育的标准与实施

1.国外信息素养的标准

信息素养的内涵与信息素养标准的内容是直接相关的。信息素养标准是一种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个人信息素养能力表现以及学习成果来进行评价,同时也是指导信息素养教学过程的指南。

198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了信息素养教育委员会,设计了信息素养教育模型,制定了初步的信息素养标准,确定了继续教育和教育培养的发展方向。1990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了“信息素养教育结果评估大纲”。2000年由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公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教育标准》,2001年该标准获得了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的认可。被称为高等教育界和图书馆界“最有影响力的文件之一”。

美国的信息素养标准从抽象笼统到具体实现包含了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多级指标。各类信息素养标准基本设置了二到三级指标,包括标准大类和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又可分为表现指标和成果指标二个级别。标准大类是对信息素养能力的总体要求描述,如“具有信息素养的学生能有效地、有能力地获取所需的信息”。而每个标准大类细分若干个概括性的表现指标,在表现指标中用明确、清晰、具体的语言对学生表现行为进行描述,如“能选择最合适的调查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来获取所需的信息”。

信息素养标准既是一种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也是指导信息素养教学过程的指南。根据这些指标,教师制订教学计划、设计课程以及制定衡量学生学习成果的具体的评估方法。

美国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还涉及到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教育、法律、传播学、计算机网络、e-Learning等各学科。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设立了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考试,分15个工作任务来考察学生信息能力。

为指导信息素养教育目标的确定、规范教育内容,其它一些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关原则、标准。1999年,英国高校与国家图书馆学会信息素养咨询委员会(SCONUL)发布了“高等教育信息技能意见书”,提出信息素养七柱模型。在2000年10月的堪培拉会议上,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协会(CAUL)通过并修改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并把它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家信息素养标准》。2001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高校信息素养联合工作组又正式发布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原则、标准及实践》,2004年,升级为《框架》2004年版,作为各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制定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原则、标准与实践方案,规定了信息素养课程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2.信息素养教育的实施

据对国外前20所高校信息素养的统计发现,有70%的高校设有信息素养教育平台,60%的大学图书馆提供课程下载,30%的高校采用了Blackboard网络教学系统和信息共享空间,40%的高校拥有信息资源评价体系。

目前国外采取多样化、有实效的信息素养教育教学方式,主要采用网络化的教育方式,强调虚拟学习社区的构建和教学成员间的交互作用。许多国外高校都设立了信息素养教育的网页网站,建立了E-Learning学习环境。许多网络课程都是问答通关式的测试。其具体做法有课程学习(Instruction:structu -redclasses);自助学习(Kiosks:“Help Hub”);个人咨询(Individual Consultation);网上教程(Tutorials online)。还有IL效果评诂-标准化信息素养技能评诂系统(SaiLS系统)。引导学生在基于web2.0共享共用的CC(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openaccess开放获取资源的使用;加强学生对信息检索软件和工具的使用及其对信息分类的认识等等。同时将在线与传统的、多样化的讲座、课程等进行有机结合,并將信息素养教育整合进各学科专业的日常教学课程中。

国外大学的信息素养教育研究都不是采用单一的组织进行,而是广泛合作的方式。图书馆普遍有相互协作资源共享和嵌入教学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各种教育方法和课程培育学生的信息素质。另外,信息素养教育也不断地结合新技术。如德国的教育在线项目将语义网技术应用于网络导航中,可有效识别各种教育信息的语义关系,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信息素养项目,可有效增强用户视图和克服语言障碍。此外,很多国家还建立了国家信息素养论坛。这些做法都值得我国借鉴。

二、国外信息素养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国际上对信息素养重要性的认识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信息素养被看作是数字时代个人在社会立足、生存的必备条件。

2.重视规范化与标准化。信息素养教育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在界定了信息素养的内涵与外延的情况下在原理、评价标准、实践项目三方面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指导。

3.重视人文因素与社会因素,多层次地进行普及与推广。将人文因素与社会因素作为信息素养教育培养标准的重要组成,将信息素养与健康、经济与金融、文化、道德、法律、社会责任感相联系,并把上述几方面都纳入信息素养的研究范畴。

4.教育主体和领域多元化、教育内容和形式呈现多样性。在开展主体方面,信息素养教育涉及政府、图书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教育出版机构、企业实体、信息生产和提供商、行业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已经十分广泛,形式多样。包括学习指导、工具使用、网络导航、科研合作、在线研讨和学术交流等都属于信息素养教育的范畴。

5.服務平台多样、与学科服务结合,向纵深方向发展。教学资源、机构资源(IR)、图书馆资源、网络资源和用户学习工具等构建起集用户学习、教育和科研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信息服务平台环境。信息素养教育也呈现出向学科纵深、专业化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态势。

6.注意信息素养教育重点的转移。随着互联网检索技术服务的不断升级,网上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信息检索与信息分析服务,如:各种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cy)系统。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从教会人们使用某种检索工具查找信息转移到IL内涵中的其他方面,如信息意识和批判性思考;信息鉴别与评价(对信息的价值判断);信息解码和封装;信息展示与传递等。

三、对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和建议

由于受“重技术轻素养”以及缺乏科学系统的培养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远不能满足新的教育发展目标的需求,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亦有很大差距。提升高校教育管理者及各协会组织对信息素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亦成为当务之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协相继进行了5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并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中美两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0.3%和6.9%;2003年中美两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上升至1.98%和17%,绝对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2003年,由北京高校图书馆学会发起的《中国(北京)高校信息素养能力示范性框架研究》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信息素养能力评价体系。2005年发布了《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体系》,作为地区性的评价体系。2008年4月我国图工委提出了“高校大学生信息素质指标体系”(讨论稿),这为高校实施信息素质教育和评价人才综合素质提供了重要指标和依据。这些信息素养标准基本上是借鉴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而编制的。目前为止,高等教育尚未出台国家权威性的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标准的缺失制约了信息素养的发展。

目前,我国高校实施信息素养教育一般通过与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课程来完成,主要包括“计算机文化基础”或师范类院校的“教育技术”及“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少有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和具体专业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这些已远远无法达到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因此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素养教育模式进行重新设计,进一步丰富、拓展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以适应不同学习阶段不同教学模式下的通识教育。

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适应“基于资源的学习(resource2based learning)”并且能够适应“信息过载”。广泛多样的信息资源才能适应学生的不同层次、水平和多样化的需求,教学内容应包括有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及其服务。如信息资源的分布、传播渠道、媒体形式、类型及评价等主要方面。使学习者及时了解国内外信息机构发展动态,掌握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网络课程平台。但缺少对信息的价值做出准确和及时判断的平台,而评价须要在一定的信息生态环境中来理解和消化。现信息生态环境处于失衡状态,个人信息能力的养成是需要一定信息环境和教师辅导方可实现,单靠个人很难取得全面和系统的提高。如何设计和构建各类有效的不同情况的用户可理解的信息教学系统就变得比较迫切。我国应完善这方面的平台,并与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相对接。如我们可借鉴国外高校的新生入馆教育的评测和培训模型SaiL系统。高校也可先在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分科开设信息检索课程评测系统。

四、结束语

借鉴国外的信息素质教育经验与最新发展,在信息素养内涵与目标的指导下,构建我国的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模式是在大视野的科学发展观下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基础,是未来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对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改革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有待专家学者在此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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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broad

to Our Country Higher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WEI Xue-qi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broa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inspir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broad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 reform our in our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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