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程度文献综述

2024-10-13

城市化程度文献综述（通用8篇）

城市化程度文献综述篇1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引言：社区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社区管理伴随着社区而来。在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当今社会，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因而社区管理也有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尚且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正视并重视这些问题，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我国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社区开始承接政府下放和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成为城市社会体系的最基层单元，故社区管理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在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进行研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改善城市社区工作，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字：城市；社区发展；现状；问题；对策研究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概念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含义

社区管理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其中社区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属性，包括社区组织机构、社区工作人员等方面。而社区管理中所涉及到的人、财、物等则是社区管理的客体，其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社会权益的保护与实现。[1] 现阶段推进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运行机制是“党委和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

（二）城市社区管理的主体

社区管理主体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以社区党政组织为核心，由社区党政组织（社区党组织、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和社区与中介组织共同构成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而在这些主体中，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较低，无法真正人认识到自己也应参与到社区管理中去。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

（一）社区管理现状

石玉庆学者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是一件新生事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不断摸索。传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有:政治行政色彩较浓,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经济功能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管理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缺少人文建设,居民缺乏归属感等等。[2] 李国旗学者从法制化角度上研究认为，由于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步伐加快,城市社区管理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表现在社区管理任务迅速膨胀、难度日益加大、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是社区管理总的效果还难以令人满意,尤其是在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方面显得更为突出;二是政府主导推动作用发挥不够,管理水平低;三是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四是社区管理工作队伍薄弱;五是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等。[3] 李丽君学者从社区的角度上来看，在我国这种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层次下，由于机构设置与权限呈“倒金字塔型”，就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弊端，使得居民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日益萎缩，使得居民缺乏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使得中介组织发育缓慢，使得整合社区资源发生困难，等等。[4] 总之，我国现在的社区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并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大量搜集文献资料和细心分析，发现城市社区管理是随着社会管理任务的变化而发展的，我国社区管理在不断的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面临着不少现实难题，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方面和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方法方面。

（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制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弊端。例如：王青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里指出：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5］方盛举直接提出：现阶段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群众自治组织、驻地单位按照社区服务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职能。［6］

尽管这些年各地城市在改革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仍然很浓,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可见，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问题。

（2）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有待完善

我国城市现阶段社区服务上存在了许多问题，许多学者认普遍为城市社区的服务体制不完善，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有待加强以及服务内容和形式单一化，正如王一涵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我国社区管理普遍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现象，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难以满足居民要求，多数社区服务还停留在传统性，福利性和救助性的服务上，缺少面向整个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服务，未实现由民政福利型的服务向社会管理型的服务转变。［7］现阶段,我国社区服务主体主要还是社区居民委员会,而且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行政上的服务,例如开证明、开准生证、办理低保等,而对于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基本上无法满足。［8］(3）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

很多学者和实践者都认为，城市社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然而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正如陈洁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居民居民对社区的了解仅仅是办低保、开证明时有个社区居委会。”［9］而学者何海兵则认为：“目前城市社区是‘没有公民的社区’,无论是社区精英还是普通居民, 都比较缺乏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是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的。”［10］

因此，公民意识淡薄，对社区的冷漠，也给城市社区管理带来诸多问题。

三、城市社区管理的改革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处于政府与居民的最紧密联系层面，其设置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积极而慎重地开展了城市区域管理体制改革。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造活力。[11]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丁晓玲学者认为，如果对正在众多城市进行的这一改革作深人分析，不难发现，它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趋势:弱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扩大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前提和主要内涵的基层民主;加强社区党的建设。这三个互相依存、互相支持的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刻反映了当前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12] 李国旗学者认为，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消除社区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坚持依法管理,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所谓依法管理,就是使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管理行为和一系列管理环节都纳入到法制轨道,做到政府依法行政、居民依法自治。

郭琪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改善社区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区服务；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13]

（二）社区管理的具体措施

李国旗学者认为，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整体环境中,依法管理社区,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应从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体系；

2、依法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1)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原则。2)依法确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3)理顺各组织关系。

4)建立目标责任制

3、强化城市社区执法,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4、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及时纠正损害社区管理秩序行为；

5、加强普法宣传,提高社区居民法律意识。[2] 另外刘月平学者认为应该：

1、构建社区自治组织体系

2、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志愿组织

3、创新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政府管理方式

4、建立健全社区组织法律法规体系 [14] 社区管理应有着政府的合理安排，除此之外，社区各方的组织也应该加强完善，相互配合。另外，作为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大多数，应该加强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积极配合各方组织，共同建设社区。

四、结束语

在城市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关系系统中，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社区秩序的好坏、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归根到底取决于城市社区的管理。社区管理不是一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各方配合，逐步完善，进而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社区，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方利益的平衡，各方联系的加强，都应该提到社区管理的日程上来。政府、社区管理组织、社区居民应该共同努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汪大海．《社区管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2] 石玉庆.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J].社会视野,2007.7 [3] 李国旗.城市社区的法制化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第八卷第一期

[4] 李丽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总第 55 期）

[5] 王青.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管理学刊，2010,23(2)[6] 方盛举.对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18(2)王一涵.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企业文化[7]（下旬刊）,2012,(12):219.[8] 陈晏.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9（5）

[9] 陈洁.我国现阶段城市社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J].中国管理信

息化，2011,14（14）

[10] 何海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走向[J].上海行政学

院学报,2007,8(2)[11]温家宝.温家宝总理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摘登)[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20090306/ｎ262636410 ｓｈｔｍｌ/2009 03 06/2009 03 13.[12]丁晓玲.《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研究》 2010-3-9 [13]郭琪.完善城市社区管理的措施[J].大众科技报,2009 年11 月8 日第 B03 版

[14]刘月平.浅析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J].新西部.2008 12期

城市化程度文献综述篇2

1 国外研究综述

由IMF公布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nnual Report of Exchange Arrangement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以下简称AREAER)不难发现,所有国家均对资本账户或多或少进行管制。迄今为止,还未有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统一标准。对于测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整体上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基于法律规则的资本账户测算指标;另一类是基于实际资本流动的测算指标。

1.1 基于规则的资本账户开放度

该类测算指标主要基于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影响,主要根据AREAER。Epstein和Schor最早依据该年报创造了适用于发达工业国家的表示资本管制的变量,该变量用0,1,2表示,不同数值代表资本账户不同管制程度[1]。

1996年以前,由于AREAER仅提供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或“封闭”的虚拟变量说明(0 表示存在限制;1表示不存在限制),缺乏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差别的进一步说明。因此,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研究主要依据最初的二元法。以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有益尝试和改进,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测算进行系统且富有成果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主要从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构建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指标,Alesina,Grilli和Milesi-Ferretti最早从有限数据样本中研究资本账户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得到发达工业国家开放资本账户与经济增长并无因果关系的结论[2]。Grilli和Milesi-Ferretti得出了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同样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在经验分析中,不仅借用了AREAER的分类指标,还提出了计算资本账户开放度的Share指标[3]。该指标的构建通过计算样本年度段内资本账户开放年度数目占样本总数的比重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衡量。但Share指标在实际运用中并不能明确区分不同国家在样本期内的具体开放年份,故估计结果较为粗糙。Quinn则得出了资本账户自由化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的实证结论[4]。与直接使用AREAER信息不同,作者根据AREAER资本账户中各子项目的管制状况,以美国、瑞典和印度为例,分别在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下是否存在国际法律协定、是否对进口交易征税、是否存在隐性税收以及是否对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外汇交易进行管制,按照0,0.5,1,1.5和2表示管制强度依次递减的规则分别对上述项目进行打分,分数高低反映了资本账户管制程度差异。然而,Quinn指标除保留IMF二元指标设定的主观色彩外,没有区分资本限制是对进口还是出口进行限制;另外,Quinn指标仅适用于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运用间接税收手段控制资本流动的国家,故其适用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996年以后,由于IMF二元指标仅从本国居民角度衡量资本账户开放情况,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居民资本账户限制并无进一步说明;除此之外,由于1966年前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故样本时间跨度可用性受到极大限制,严重阻碍对于20 世纪50 年代至60年代的经验分析,而该时期内,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因此,IMF为弥补二元指标的不足,对AREAER的报告版本和程序方法进行了更新。国际上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及其测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Johnston和Tamirisa开创性运用新AREAER构建了资本账户限制指标,他们在区分资本流动限制是进口限制或出口限制的基础上,对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集体投资证券和有关衍生工具、商业和金融信贷、担保、国外直接投资、房地产以及关于银行和机构投资者的金融法规,依据OECD发布的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以下简称CLCM)中关于限制与否的标准,对45个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限制情况进行了分析[5]。Miniane在此分类基础上,对资本交易项目下13类子项目进行了取值平均,主要涉及证券、金融衍生品以及货币市场的投资组合交易,该研究为34个国家在17年间的资本账户开放变化情况提供了数据样本[6]。Brune在五个不同种类的资本交易项下创建了相关分类指标,同时区分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然而这些数据并未予以公开[7]。Chinn和Ito基于对AREAER中四个二元虚拟变量(多重汇率、经常账户交易限制、资本账户交易限制、解约出口收汇要求)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了一个平均期为5年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KAOPEN)[8]。上述研究主要从细分资本项目、区分资本流动方向以及重新划分样本年份等角度提供了比原始二元变量更为细致的分类信息,但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仅对指定资本项目下是否存在资本管制进行简单划分,并保留了最初IMF对于资本账户管制设定的虚拟变量的特征(0代表无限制,1代表限制)。除IMF的AREAER之外,CLCM也常被用作设计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的法规来源。Klein和Olivei设计了计算OECD成员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K-O指标,该指标的构建基于CLCM关于直接投资、证券资本市场的准入、证券买卖、集体投资买卖、房地产经营、金融信贷、个人资本运作以及适用于商业银行、其他信贷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限制规定等11种资本账户交易的信息披露,他们对Share指标的步长进行了改进,即在衡量某一国家在任意年份下对上述11种资本交易进行限制时,并非简单的进行0、1赋值,而是以1/11为步长,从0至1区分开放度逐渐提高的过程[9]。K-O指标虽然主要针对OECD国家,但并不适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算,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主要通过直接的行政管制控制资本流动。除上述指标外,加拿大Fraser Institute“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公布的资本账户自由度指数在经验分析中也有所应用。

1.2 基于实际资本流动的资本账户开放度

虽然诸如AREAER的法规加大了披露资本账户限制信息的力度,但基于规则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测算指标仅反映了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基于实际资本流动测度指标的构建则主要运用某一种或几种经济指标以量化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Feldstein和Horioka认为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度能准确反映一国资本流动情况[10]。他们首次尝试定量测度不同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故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指标构建原理如下: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条件,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会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当资本自由流动时,一国的投资和储蓄无显著相关关系;随着资本自由流动受阻程度的加强,投资和储蓄的相关关系显著增强,该相关性即代表了资本自由流动程度。除储蓄-投资相关度指标外,由于国内利率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应当与国外利率符合利率平价关系,因此,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利率差异以及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度也可以被用作量化资本流动的指标[11]。然而,受数据获取限制,利率差异指标在实际应用和分析中仅限于少数国家[12]。Kraay参照国际贸易中利用跨国贸易规模衡量一国贸易开放度的思想,建立了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指标,该指标依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计算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总量占GDP的比重以测量资本流动程度[13]。Lane和Milesi-Feretti则使用一年期投资组合与直接投资资产、负债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资本账户开放的衡量指标[14]。Lane和Milesi-Ferretti构建了TOTAL指标,该指标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衡量一国与国际金融联系程度最有用的事实指标[15]。具体到资本账户开放度而言,他们用一国总资产与负债之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其进行表示。TOTAL指标与Kraay、Lane和Milesi-Feretti所用衡量资本账户开放指标最主要差异在于,由于FDI和资产投资组合的定义会随国家的不同及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而TOTAL指标采取将一国的FDI和资产投资组合数据加总的办法能很好克服定义的差别所带来的分析误差,因此,TOTAL指标颇受学者欢迎。

近年来,学者们致力于通过增加样本量以探寻测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通用指标,鉴于事实指标的构建不仅缺乏衡量资本流动程度的基准,而且需要有效市场、投资者预期和偏好等严格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很难相一致。Quinn和Toyoda认为事实指标的有效性与其是否准确表明政府立场密切相关[16]。他们以国际商业领域为例,指出一国对资本账户进行限制有时更受国外投资机构青睐的现象(跨国公司更容易在封闭的市场上获取特权和垄断利益),表明采用资本流动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指标极有可能受法律法规的影响。因此,基于规则的测算指标有继续沿用之势。Schindler构建了KA指标,该指标基于AREAER正文中关于居民和非居民在股票、债券、货币、集体投资、信贷及FDI等项目下的买卖是否受管制而设计[17]。由于该指标能够在排除居民身份的前提下测算不同国家对于资本流入、流出管制的强度,因此,相较于Quinn指标、Kaopen指标,KA指标更加完善。Fernandez在KA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衍生品、金融担保、个人资本交易和房地产项目的考察,按照0,1/2,1的赋值标准,以1/20为权重,对上述十个项目按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分别计算并同权重加总[18]。

目前对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仍集中于利用法规指标。法规指标基于对文字表述的数字归纳,与资本账户联系紧密,针对性强,能直接反映一国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但是,在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中,法规指标有时无法准确量化资本账户开放的真实程度,因而无法得出资本账户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所以,需要对实际资本流动进行研究。

实际指标体现出了取值开放的特点,其数值经由实际数字计算得到,故并不限制在有限数字范围内,客观反映了资本账户开放情况。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资本流动的未来趋势,但该测算法易受其他经济条件影响,例如,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调整在影响有关经济变量时具有时滞性,滞后时间通常较难确定。因此,需要对资本账户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进一步促进资本账户开放度测算研究的进展。

2 国内研究综述

在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进行测算时,国内学者通常直接借鉴国际上现存的指标体系。姜波克和朱云高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判断标准[19]。他们比较了1996年IMF认为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与其他未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成员国和地区的资本限制情况,得出了判定资本账户是否可自由兑换的条件:在全部11类资本账户交易中,若一国管制资本账户交易的种类不超过5种,且取消了对金融信贷的管制。根据该方法及2000年的AREAER资料,他们得到了与IMF基本一致的结论。尽管该判定方法有其客观合理的一面,但判断标准的设定相对主观,缺乏经验支持。中国人民币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根据AREAER相关内容,给出了我国资本账户可兑换限制明细表,他们指出我国不可兑换项目主要包括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买卖衍生工具以及基金信托市场,占比10%;部分可兑换项目主要包括股票市场交易、债券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以及个人资本交易,占比55%,因此,他们得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的结论[20]。国内关于资本账户测度方法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息过。雷达和赵勇基于K-O指标,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情况和变化规律进行了测度[21]。他们通过分别测度我国名义和实际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指出我国名义资本账户开放水平远低于实际资本账户水平。王曦、陈中飞和王茜使用Schindler资本账户开放度分类指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全球88个主要国家进行了资本账户开放度测算的经验分析[22]。朱冰倩和潘英丽选用加拿大Fraser Institute“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的资本项目自由度指数作为衡量资本账户开放指标,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深度、金融市场流动性和多样性、对外投资规模、宏观经济稳健性及外汇储备充足程度六个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因素[23]。陆军和熊衍飞在测度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时,直接选用Quinn指数进行实证分析[24]。杨权和裴晓婧[25]、刘刚和卢燕峰[26]在构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时,参照了Kraay用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量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胡逸闻和戴淑庚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用一国短期资本流动变化情况表示,他们利用我国外汇占款月变动量与贸易差额及实际FDI利用量的差额,经汇率转化后,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月变动量的比表示我国短期资本流动规模[27]。唐琳等则用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流入和流出之和占名义GDP的比重度量资本账户开放度[28]。

除上述通用资本账户开放度分类指标外,为增强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部分学者采用了混合法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测量,即同时采用法规指标与事实指标,或将两者结合以构建新的指标。雷达和赵勇分别采用Share指标和Quinn指标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同类别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情况进行了测量,并得到了一致的实证结论[29]。李巍[30]、熊芳和黄宪[31]、方显仓和孙琦[32]均采用结合资本流出总量和流入总量占GDP比重的方法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衡量。娄伶俐和钱铭通过归纳和比较国外测量资本账户开放的指标和方法,指出资本账户开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他们认为在测量资本账户开放度时结合多种方法能提高测度的精度。因此,他们在评析了不同指标的优缺点之后,构建了计算资本账户开放的综合指标[33]。张春宝和石为华借鉴了构建综合指标的思想,通过将法规和事实开放度进行同权重并加权平均设计了衡量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综合指标[34]。具体而言,在法规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上,他们参照了Quinn指标和K-O指标;在事实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上,则参照了Kraay构建资本流量规模指标的方法。

国内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的最大差异在于,国内学者较少采用多国长期跨度的面板数据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度量化比较研究,针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虽然能够反映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变化过程,但从对比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角度而言,相关政策建议的量化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

3 小结和启示

中心城市产业发展文献综述篇3

关键词:中心城市;产业体系;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4-0155-02

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国也未能幸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是危机之外我们也要看到机遇,这次经济危机给了我国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的绝佳机会,如何在危机中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国内关注的热点。经济发展并不单单指经济总量上的增长,还应该包括产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优化的过程,产业的发展和运行情况将最终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甚至是走向。因此,研究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必须要以对其产业的研究为基础,然而我国产业转移、优化和升级都要以中心城市为基础开展,中心城市强大的产业聚集、扩散和创新功能也是的中心城市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的方向,所以对中心城市产业体系的研究对于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1中心城市形成及功能方面的研究

克鲁格曼(Krugman)开创的新地理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心城市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新地理经济学主要是从“自组织”方面来解释,Krugman比较了第一特征、第二特征在城市的地址决定中的作用。Fujita and Krugman研究了在什么情况下经济会发展成只有一个中心。Brakman and Garretsen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发展。

在中心城市产业功能方面,Krugman研究了创新和集聚与城市分布的关系,他们主要从规模经济和纯市场的角度来解释。Lovely、Rosenthal、Sharma研究了信息、集聚效应与美国出口商总部选址的影响,他们研究表明,如果信息难以获得,则出口商倾向于集聚。Matouschek、Robert -Nicoud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选址的影响。Ciccone研究了欧洲的产业集聚问题。Strumsky等研究了城市规模对发明的影响。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对区域性中心城市内涵的基本界定》一文中结合影响中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和促进因素,从经济和区域两方面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涵义,同时总结了中心城市同一般城市相在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科技、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有较大优势的特征。吴顺发、程和侠总结了中心城市具有强大的聚集功能、扩散功能和创新功能。江西发改委课题组在《江西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研究》中结合江西现状重点分析了江西中心城市是辐射带动作用。而董洁芳、邓椿则在对各阶段中心城市进行研究之后得出城市圈形成初期,中心城市聚集作用最为显著;中期聚集与扩散作用并重;后期,扩散与创新作用为主,聚集为辅。

2 中心城市产业体系相关研究

2.1 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

国外的产业演进理论最早是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er)和克拉克(J.M.Clark)提出的,他们通过对三次产业人均收入和劳动力人数的分析发现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称这种由人均收入变化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er)在《政治算术》中指出产业间存在着收入相对差异性,商业可以获得最多的收入,其次是制造业而农业的相对收入最少。但是配第并没有分析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美国的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依据57个国家有关产值中的部门份额的原始资料,得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人均国民收入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这一结论称为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决定论。

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将经济成长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三是“起飞”阶段,四是向成熟挺进阶段,五是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斯托还指出,在任何一个经济成长阶段的众多部门中,总有一定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和带头作用的主导部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于此同时中心城市产业体系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我国学者关于产业体系的研究也开始与这个时期。

苏东水在《产业经济学》一书中将产业演进的进程分为7个阶段,并且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特征和主导产业,同时他认为产业演进按这7个阶段由低向高发展,任何阶段都是不能逾越的。

李慧中、王海文从服务业产值、单位和从业人员行业分布的角度,运用区位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基于长三角的实践和经验对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发展情况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变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越是势头强劲,但是与之相反分配性的服务业发展则出现减速的趋势。

何熊、陈攀在《武汉与我国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比较分析》中运用区位商和资金利税率偏离度对比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分析武汉同其它中心城市之间的差距,得出武汉产业结构老化,金融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等产业发展制约因素,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制定了武汉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产业结构的选择。另外鲁奇、张超阳;彭道伦、李乾德、于海洪等分别对河南和重庆等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各自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隆少秋总结了目前我国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规律,主要包括:产业经济全球化、现代化,产业经济“入世”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并存,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轻重工业并存,资源、劳动密集型工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并存,“三、二、一”取代“一、二、三”的产业结构以及绿色生产力取代灰色生产力。

2.2关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

产业融合是伴随着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目前由于各个学者对于产业融合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使得产业融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这些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美国的Greenstein和Khanna,他们从产业变动的视角将产业融合为为了适应经济的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并将产业融合分为替代性融合和互补性融合两类。

Alfonso和Salvatore对电子产业进行的研究表明产业融合一般要经过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阶段,最后才能完成产业融合的全过程。

产业融合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和升级,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马健通过对信息产业融合的研究,运用模仿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揭示产业融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他认为产业融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与转换,主要是通过产业内的各企业之间和各产业之间的模仿扩散过程实现的。

胡汉辉、刑华通过对美国和中国信息产业的研究,指出产业融合的三种形式即: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周振华研究了产业融合同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产业融合催生了许多新产品和新服务;开辟了新的市场;增强了产业竞争性和新市场结构的塑造;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就业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发展,进而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及区域布局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整个经济运行情况产生重大的影响。

马健、葛扬、吴福象等通过研究指出产业融合对服务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产业融合通过融合部门对相关产业的溢出以及产业融合对服务业外部化、专业化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产业融合的过程主要体现在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其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对产品市场结构性变化以及企业经营行为的转变等方面。

3 中心城市产业体系研究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心城市产业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产业体系的研究上,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此外城市低碳经济、都市型工业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研究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现代化服务业的支持,现代化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提供高端的生产要素。反过来,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也取决于先进制造业对其的需求。

宋文玉阐述了现代产业体系是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互动的产业体系,现代化服务业不仅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支持、融集民间资本,为制造业的创新提供智力服务,还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整体管理能力,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提升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而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也大大推动了服务业的创新。

辛章平、张银太(2008)依据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低碳城市这一概念,他们指出低碳城市的基础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结构以及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和发展模式,而实现低碳城市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康蓉、杨海真、王峰通(2009)过对崇明低碳经济实践的研究,总结出适合在当地发展低碳经济的产业,并提出了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保证技术创新和设立低碳经济示范区等一系列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博弈论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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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文献综述篇5

1.引言

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栖息地和群体心灵的归属地。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城市是一个失败的城市，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城市城市应该如何建立起其居民对于该城市的归属感。实质上，任何一个城市都由一个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社区构成。城市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社区的的均衡、良好发展。由各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提供给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服务，是城市与其居民产生联系的基本模式之一，通过对居民的归属感从而建立起对城市的归属感。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管理体制上的缺陷，我国城市归属感不高。【1】

以下，是我通过整合一些研究社区归属感的文献，总结出的目前城市社区归属感的现状和不足以及提高社区归属感的方法。

2.正文

2.1.什么是社区归属感？

通过对文献中的定义的概括，我认为社区归属感可被是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在许多研究中，社区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经常被混淆，但是必须明确这是三个同一范畴的不同概念，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表达的程度和层次上，社区认同感层次最低，而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在层次上不断加强。通过心理学的解释我归纳出：归属感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建立在对本社区地域和社会群体的所有属性的连续性的辨识基础上，才有归属感的追寻和建构的可能。社区归属感的高低是度量城市“心理社区”是否消亡的重要指标，探讨影响现代都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对于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并重建和发展社区，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4】

2.2中国城市归属感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2.2.1单位制的解体造成从前有单位人本身归属感的下降

改革开放以前，单位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但职工的住房与伙食均、医疗、甚至子女幼儿园由单位提供，就连结婚与外出旅行等等也要单位批准。一个较大的单位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单位的种种社会功能逐渐减弱消失。7这种小而全的社会，它对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它充当凝结社会成员的全部情感和心灵归属的载体。因为单位情结的存在，使得居民很少和社区发生联系，社区意识淡薄。市场经济的到来，单位制逐渐解体，所有的人一下子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和“社区人”。这使得处在转型期的人们一时找不到心灵的归属，感到茫然所失。【2】

2.2.2农村城市化及居民的大规模迁居

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而这些人口转移至城市，或者农村所在地升级为城市，都会带给居民迁居从新组成新社区的结果，这些居民或远离了原来的旧社区来到了新社区；或是驻守原来的社区，原社区经过更新，大量外来居民迁入，导致原社区的变质，社区居民需要再磨合。【4】2.2.3我国社区先天发育不足，后天又存在管理体制的缺陷

社区的概念和实践均源于西方，实际上社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由一个地域的居民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它是一个自治组织，他们参与社区事物，对社区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而我国的社区目前的管理理念、手段和方式仍是自上而下传统行政管理性质，街道、居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经常存在着追求政绩，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现象，这种思维指导下的社区建设只能是单一靠政府或社区管理者们来实施的管理和提供的服务，社区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更多的是被动的。【5】

2.2.4传统血缘文化对建立社区归属感的牵制

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地域和社区人群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必须建立在社区居民互相信任、互惠和相互间合作基础上。而我国传统以来，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乡土文化中强调差序格局，即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是依据是否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为依据的。这种以血缘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才是最密切的，而社区的地域很难提供一种比血缘更为牢固的基础。因此在这种社区成员的邻里关系，我们无法给予其信任，这种互动模式极大地不利于居民发展社区内帮助互动关系，因而就不利于一种共同的情感认同，不利于社区归属感的形成。【5】

2.3.如何培养城市社区成员归属感

2.3.1提倡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自我管理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能够激发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从而积极的去关注自己社区的各项事务，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社区事务的做出。这样的结果就能够使得居民把自己的情感融入社区。对社区的自我管理实现了居民的民主情节，对于自己同意的社区事务，也使得居民能够更容易接受社区事务处理的结果。【3】

2.3.2构建城市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指在一定地域内的社会共同体所反映出来的有关人的行为倾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品位、生存环境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它对人的精神状态、归属感及社区的凝聚力起着重要的影响。社区文化的目的是以其活泼生动、具有吸引力和容易为人所接受的文化表现形式来满足广大社区群众的精神需求。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紧张和精神压力随之加大，而社区文化恰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了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融合性，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世界，更形成了良好的社区人文环境【3】。

2.3.3搞好社区生活条件建设

包括三个方面：居民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配套的教育机构、文体设施、公共交通等）；完善社区服务（如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援助低收入家庭等）；整治社区环境（如拆除非法建筑、增加绿地面积等）；【4】

2.3.4加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区成员参与度

包括三个方面：大力培养和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如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普及居民参政议政的知识），加强社区民主建设（如建立业主委

员会等群体决议机构），提高社区自治能力，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社区参与的组织体制。【4】

3．结论

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有四点：社区满意度、社会关系、社区活动参与程度、居住年限；而培育社区归属感的方式有三点：一是提倡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自我管理，二是优化社区生活条件以提高社区成员满意度，三是加强社区民主建设以提高社区成员参与度提倡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自我管理，四是构建城市社区文化。【6】

4.参考文献

【1】单菁菁：《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满意度论文》，湖南大学毕业论文，2001年

【2】李洪涛：《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及其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对武汉市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优秀硕士生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

【3】安娟：《社区归属感与和谐城市社区的构建中国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

【4】张玲：《我国城市社区归属感的建设》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论文，2009年

【5】高翔：《城市化与社区归属感研究》云南大学毕业论文，2012年

【6】凡路：《从归属感看中国社区建设》苏州大学毕业论文，2006年

社区管理期末考试

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论文文献综述篇6

1、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必须是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4种人；而诬告陷害罪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犯人。

2、客观行为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即是以利用职权或国家权力为前提条件，而诬告陷害罪是捏造他人犯罪事实，进行告发，且行为的实施不要求必须利用职权进行。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权诬陷他人的，则要从重处罚。

3、手段方法不同。报复陷害的手段，既可以用捏造事实（不能是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报复，也可以利用客观存在的某种对被害人不利的事实进行报复，而诬告陷害罪必须是以捏造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

4、犯罪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5、犯罪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以楔私愤报复他人为目的，而诬告陷害罪则以使他人受刑事处分为目的。”[1]

二、袁广林的观点。袁广林在《诬告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差异在于：“

1、犯罪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犯罪客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客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报复陷害罪的客体仅仅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3、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诬告陷害罪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报复陷害罪则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

4、犯罪行为侵害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张国斌、宋志伟的人。

5、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1]

三、兰惠君、周伟萍的观点。兰惠君、周伟萍在《浅论诬告陷害罪》一文中对两罪的区别阐述为：“

1、不同：报复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利；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2、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对象是一切公民。

3、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是一般主体。

4、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5、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一般报复目的；诬告陷害是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2]

四、张国斌、宋志伟的观点。张国斌、宋志伟在《诬告陷害罪报复陷害罪》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的主体。

2、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可以是国家干部，也可以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依刑法规定，必须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检举人以及举报人、执法人、证人。

3、告陷害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不取决于诬告陷害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可以直接通过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来实现。

4、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最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的犯罪行为，但是其犯罪手段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方式不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对诬告人进行刑事追究，只能假借司法机关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是以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的办法企图借助于司法机关的权力，达到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报复陷害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或者利用职权之便指使要挟他人利用职权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行政上的整治。

5、两种犯罪的构成对于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按照法律规定，诬告陷害罪，主要行为人实施了捏造犯罪的事实，并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告发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至于被诬告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是否造成了某种危害后果，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但是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及后果的轻重、大小，在量刑时应作为情节予以考虑。而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后果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1]

五、王敏的观点。王敏在《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2、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3、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4、陷害的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受害人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这四种人；而诬告陷害的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2]

关于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的讨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专家对两罪的区别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两罪都同时具有陷害的渊源，容易产生混淆，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以区分：

一、两罪客体的界限

依据刑法的规定，两罪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其中都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是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和举报权；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从侵犯的对象看：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人；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

二、两罪客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陷害行为，但报复陷害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批评人、举报人和申诉人等侵害对象进行打击报复，其中行为人滥用自己的职权是必不少的要件；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告发。

三、两罪主体的界限

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四、主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都是故意犯罪，且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在主观上都有陷害他人的目的，但是行为人产生陷害目的的内心起因不同。报复陷害罪的行为人是因为被害人依法行使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等民主权利，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行为人的利益而产生报复意图；诬告陷害罪的起因则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的、生活的目的，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等。

五、两罪构成要件的界限

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也就是说，报复陷害罪并不是情节犯；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

六、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七、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报复陷害罪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诬告陷害罪则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

八、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九、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城市化程度文献综述篇7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的迅猛发展,城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生态压力日益加剧。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在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城市生态环境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在城市绿地建设取得进步的同时,城市绿化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偏差,阻碍了园林绿化水平的进一步的提高。本文就目前我国城市绿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以期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有所促进。

1 绿化进展

1970年代末,我国提出城市绿化“连片成团,点线面相结合”方针后,城市绿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0年代后,出现了北方以天津为代表的“大环境绿化”,南方以上海为代表的“生态园林绿化”。1999年底,全国667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591,000hm2,绿地率23%,绿化覆盖率27.44%,人均公共绿地6.5m2,涌现出北京、大连、烟台、青岛、南京、厦门、深圳、珠海、南宁等20个“园林绿化先进城市”[1]。2001年,国家建设部又命名海口、三亚、长春等10个“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区”。2002年筹集2亿资金开展“绿色南京”工程,将森林引入城市。

2 当前城市绿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草坪建设成风

近年来,国内大草坪的流行源自大连市,确实提高了城市品位,深受市民欢迎,也着实让国内旅游者眼睛发亮,随后各城市竞相仿效,大片铺设草坪,而点缀的植物很少,虽然简洁但欠丰富,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功能极其有限。据有关资料表明,草坪的养护费用是树木群落的3倍,特别是水,每m2草坪“喝”1次水需要1.2t。中国很多大城市本来就缺水,草坪大量用水导致了市民与草坪争水喝。就生态功能而言,树木优于草坪,高大树木吸附尘埃、吸收噪音和有毒气体的功能比草坪高出3.4倍,其遮荫、防风、保持水土、增加空气温度、降温等功能,更是草坪无法相比的。有调查表明树木综合生态功能是单一草坪的10倍以上。

2.2 大树“竞先”进城

1999年起上海市开始了“大树进城”计划,两年中耗资5000多万元从郊区和邻近地区移植4.9万棵大树进城。不久许多城市争相仿效,如:包头在1999年冬实施“万棵大树进包头”工程;哈尔滨也在2000年投资400万元移栽大树进城。许多城市并不具备上海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也盲目效仿,结果适得其反。从技术层面上讲,移栽过程中主根和根系以及主枝树冠大部分被切断,树体受到严重伤害,加之成年大树对新环境适应能力较低,移栽大树可能因水土不服而死亡;另一方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长成的大树,一旦毁掉,必定会破坏农村或郊区原有的生态平衡,加速珍稀物种的灭绝,对于环境保护极为不利,一旦农村和郊区“本底”大环境遭到破坏,城市这个“斑块”也很难独善其身,而且将会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2.3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问题:引种热情高,漠视优良的乡土树种

增加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途径是大量引进外地园林植物材料,这是最基本的措施,也是最容易的途径。但从目前引种的树种来看,以常规的大众种居多,对某个城市可能是少见的,但从一个地区来看,并没有增加新的种类,对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时这也是造成许多城市绿化效果雷同的原因之一。那些仅仅是活着的“外来客”,其生态功能可想而知。而乡土树种的适应性是最强的,容易繁殖,苗木成本低,管护容易。另外植物本身还有一项特殊的功能,那就是文化功能。要营造一个有特色的城市氛围,植物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通过挖掘当地或所在区域的优良的乡土植物,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城市园林绿地绿地发展趋势

3.1 要素多元化

绿地扩展为植物、土地、水文、大气、动物、细菌、真菌、能源等多种要素。

3.2 生态合理化

城市绿地以人、生物与环境的良性关系为目的,功能走向生态合理化,包括绿地系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消费功能(人及生物间营养关系)优化,还原功能(自维持力、降解能力)全面加强。

1980年代,提出的生态园林就是城市绿地生态化的早期体现,其基本1980年代,提出的生态园林就是城市绿地生态化的早期体现,其基本特征是:(1)以保持生态平衡、美化环境、减少生态环境灾害为主导思想,遵循生态学原理,主张因地制宜、适地适栽。(2)其主体是自然或模拟自然生物群落,实行生物多样性、空间异质性和景观多样性。(3)追求绿地景观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和谐。

参考文献

[1]冯彩云.我国城市绿化的现状与发展方向[J].科技建议,2002(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关于命名第六批国家园林城市的通知.建城[2002]57号

[3]南京市园林局.发展立体绿化,提高南京绿视率[J].新华日报,2003

城市化程度文献综述篇8

（一）李章洙的脸很韩国，李章洙的脾气也很韩国。（《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2日）[1]

（二）我的很多朋友都去了北京，在郊区租了一间房子住着，过着一种很艺术很散漫的生活。（池莉《黑鸽子》）

（三）一整天，西装笔挺的尼克尔故意跟他那帮狐朋狗友保持着距离，很绅士地拿着香槟酒杯陪着萧依依说话。[2]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研究开始从多元化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近10年（2004-2013）的相关论文和著作为依据，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试图描绘当下对其结构研究理据的概况，并以此进行考察分析，以期为今后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认知研究

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副词+名词”，检索出2004年至2013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一步筛选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这一结构的分析，通过归纳分析认知理据来说明这一结构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大多数学者都从范畴化理论、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对这一结构进行分析，但近几年，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的其他视角对这一结构作出重新阐释。虽然基于使用模型和构式语法理论来阐述这一结构的学者凤毛麟角，但是却为认知语言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开辟了新的道路供后人借鉴。

（一）范畴化理论

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在一些语境下，名词的认知范畴发生了变化，向其他词性转变。范畴转换就是对同一认知对象进行观察时，从一个范畴转变为另一个范畴，由本来描述某一事物的名词转变为凸显这个名词所表示的相关性质或特征。肖建华、皇甫素飞等学者就以范畴转换理论为基础，对“副词+名词”结构进行了分析。[3][4]另外，语言的非范畴化是范畴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中的一些凸显出来的特征的过程。这些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进入一个范畴之前，会失去原有范畴的某些特征，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刘正光、崔刚、白雪、孟子、檀冻等学者就认为正是由于非范畴化，名词失去了名词范畴所具有的特质，灵活地进入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5][6][7][8]

（二）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

很多学者从隐喻和转喻的视角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实现方式进行理论分析。对这一结构的认知过程，在宏观层面上则表现为隐喻的映射，而在微观的层面上则表现为转喻的映射，它们映射的方式可以表现为“实体→属性特征”。王薇、陈霞、曹莉、辛倩等学者从宏观层面上的隐喻理论来阐述“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是如何实现认知过程的。他们认为若要理解结构，语言使用者要运用隐喻的机制，通过对这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进行映射，赋予其特征意义、联想意义、关系意义、功能意义等进行联系，从而突显其结构的语义特征。[9][10]而胡慧盈、曾帮珍、李瑛等学者从微观层面上运用转喻理论来阐释转喻是实现“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途径之一。简言之，转喻就是用具体事物来表示该事物的抽象性质。他们认为在生活中，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因转喻而来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因为转喻让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所指事物的特定方面，从而凸显事物的具体方面。[11][12]

（三）基于使用模型

根据基于使用的模型分析，席留生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合成设计许多认知机制，但该结构的合成过程主要表现为一个连锁认知过程，包含了感知、选择、激活、范畴化和整合五个认知步骤。[13]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名词通过感知被激活后用来范畴化的特征是很凸显的，因此，很容易被激活，然后激活后又作为范畴化的标准，从而在描述对象与名词之间建立相关的联系，最后就实现了“程度副词+名词”的整合。该合成过程就表现出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合理性。

（四）构式语法理论

王初艳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将“程度副词+名词”看作是一个构式，并对其进行认知分析。构式语法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1+1>2。“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就拥有独立的形式，具有独立的意义，整个结构的意义和功能也不能从它的组成成分，即“程度副词”和“名词”中推知，该结构的整体意义大于部分意义之和。由此推断出“程度副词+名词”是一个构式，并且可以用构式语法理论来处理分析。[14]

二、认知分析存在的不足

笔者综合近10年来许多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分析发现，无论从哪一个理论来分析这一结构，都需要结合其他因素，如名词本身的意义、特定语境、语言文化背景等进行综合分析。此外，由于丰富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结构进行研究，造成了对这一结构研究的理论发展的不平衡。

（一）理论分析的限制条件

综合上述的各个理论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名词都是能进入到“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来的。大多数学者都在语言框架内分析是这一结构的实现方式，但除了语言框架，回归于现实世界之中，也存在一些限制因素。虽然有少部分学者都提到了名词的复杂性、特定语境、语言文化背景、言语者的素质等是对这一结构是起作用的，但并无完整地归纳出其限制因素。那么，有哪些限制因素呢？

首先，从语言自身角度来看，名词具有复杂的意义，它具有相对丰富的百科知识，而百科知识包罗万象，能够激活相关的知识和社会文化内涵的总合，随着世界的变迁，它也会千变万化。因此，关于某些名词的百科知识可以恒久地存贮于在人脑之中，而有些百科知识因为呈现出暂时性，因而被遗忘于记忆之中。其次，言语者的共同文化背景起到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沉淀后，一个群体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背景，比如西方人与东方人对“龙”的不同理解。因此，与其他群体相比，处于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会跟容易理解名词是如何进入这一结构的。再次，特定语境是影响名词进入这一结构产生的不同意义的因素之一。然后，语言交际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认知认可度。因为语言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名词进入这一结构时，在共同的认知背景下，当人们对其内涵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就可达到一致时，就能成功的理解这一结构所涵盖的整体意义，实现成功的交际理解。最后，言语者的素质或者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其影响之一。由于言语者有着不同的认知能力，当他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这一结构，便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比如说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和一名普通大学生对“很林黛玉”的识释就会产生偏差。

（二）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其结构的理论发展不平衡

认知语言学所蕴含的理论之多，范围之广，因而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进行探讨分析。如上文所述，近10年来的学者们早年集中于运用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以及范畴化理论对这一结构进行分析，而近几年运用基于使用模型以及构式语法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的学者少之又少。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之多，内容博大精深，学者们可以从多视角的认知观对这一结构进行深入研究，但也造成了现如今对这一结构的研究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但不可置否，这些新颖的理论却为认知语言学研究这一结构甚至推广于研究其他语言现象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及活力。

三、研究展望

从21世纪开始，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近10年来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思路还是研究理论上，都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也不再停留于认知语言学的领域，而是从多元化领域及跨学科领域对这一结构进行探讨分析，以期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多领域角度的研究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涉及美学、接受修辞、心理学、社会学、静态和动态、中英对比等各个角度进行相关的研究。杨喜刚、陈晓夏就从中英对比角度来对比分析“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中英差异。[15]徐国珍、朱磊从接受修辞角度来阐述这一结构最终意味着接受审美自由的获得，使这一结构的组合为广大使用人群所用。[16]白杨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来窥探这一结构的语言现象。[17]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对这一结构的语言现象不必拘泥于必须从哪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涉及多领域的角度进行探究，呈现出具有生机勃勃的学术发展。

（二）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跨学科研究

《浮现中的熟语性：“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ERP研究—熟语表征和理解的认知研究之十》（蔡辉、张莹、张辉）是神经语言学对认知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的一大重要标志。其文主要阐述了“程度副词+名词”构式浮现中的熟语性构式。用事件相关（脑）电位（ERP）技术对这一构式在线加工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实验研究，它展示的ERP技术为探索浮现中的熟语性内部的认知机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研究工具。同时也发现规约化程度不同的构式存在不同的“范畴代特征”转喻，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熟语性与认知机制的理据有很大的关系。[18]

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了从神经语言学角度也能证明认知语言学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研究的合理性。今后的研究争取多学科（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合作研究，以便从多侧面、多层次、多维度上研究这一结构，使研究成果相互借鉴、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