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

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精选12篇）

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 篇1

国外城市形象的理论研究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 而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所谓城市形象是城市内外部公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 在大脑中形成的对城市各要素的综合感知与评价[1]。

1 城市形象的产生

城市形象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阿尔文·托夫勒认为, 外部环境向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刺激, 来源于我们之外的信号 (声波、光等) 触动了我们的感觉器官, 这些信号一旦被接受, 便通过一种神秘的过程转变为现实的象征, 转变为形象[2]。我国学者钱智指出, 城市形象的生成是城市与公众之间通过一定媒介进行相互沟通的过程, 其中既有公众进行的信息接受、处理、行动及反馈环节, 又有城市进行的信息编码、信息传递及行为调整等环节[3]。

尽管当前在学术界对城市形象产生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 但其产生的三个核心要素——城市的客观存在、大众媒介和公众的主观认知效果却得到了普遍认同:城市的客观存在是城市形象产生的客观物源;大众媒介则是城市形象相关信息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和工具;公众的认知效果是社会公众心理选择和反应的结果[4]。当个体仅仅凭借自身的感觉器官去感知城市的客观存在时, 就会在其大脑中形成“城市印象”, 只有当人类开始利用各类传媒再现城市时, 有可能会形成相同的感知结果, 而这种多数人共同的“城市印象”才被称之为“城市形象”。因此, 有两种“城市形象”, 即被人们直接感知的和经过媒介间接感知的“城市形象”。

2 城市形象研究的三大路径

2.1 城市形象的定位、规划与设计研究

1960年,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其《城市的印象》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形象的定位、规划与设计这一研究路径, 认为城市形象是城市居民中多数人拥有的共同的心理图像[5]。但当时该研究侧重城市自身的客观实体建设和社会公众的心理感知层面, 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城市印象形成的因素, 1988年他又在其研究领域中扩充了城市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研究, 将“管理、效率和公平”列为城市形态不可或缺的因素[6]。

在中国, 城市形象的定位、规划与设计研究始于民国时期, 20世纪90年代后得以发展。其所关注的城市形象仍以直接感知的城市形象要素为主, 试图通过把握城市现实元素的“秩序法则”和“结构”探讨, 从而定位、规划和设计现实城市形象[7]。

随着当代城市形象的规划与设计新增了人文内涵、审美趋同和可持续发展等主题, 城市形象的内涵由实体景观扩展到社会文化和内在的精神心理层面, 相关研究也转而审视城市形象的传播和消费领域, 城市形象的营销和传播研究正式开启。

2.2 城市形象的营销研究

最早从营销角度出发提出城市形象营销理论的是营销学家阿什沃兹和沃德。其理论源于西方城市理论中城市即产品的概念, 城市产品的形成、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城市形象的营销三大部分构成了城市形象的主要内容。城市形象是人们对某一城市的信念和印象的总和, 是人们对城市相关信息的联想与简化, 是经过长期、综合的宣传与沟通所获得的结果[8]。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国的城市形象营销研究也逐步展开。

但根据城市形象研究的三大核心要素——城市的客观存在、大众媒介和公众的主观认知效果相关理论, 城市形象的营销研究领域忽视了三个核心点之一的大众媒介在城市形象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 营销即传播, 城市形象的营销也即是通过大众媒介传递其城市形象的过程, 城市形象的传播研究由此诞生。

2.3 城市形象的传播研究

该路径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在当今社会各类媒介层出不穷的趋势下, 人们主要通过各种传媒获取对城市形象的感知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决策。各类传播媒介, 特别是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将成为塑造并提升良好城市形象的有效工具。具体而言, 该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经过传播媒介建构的城市形象是一种集体想象, 这种集体想象将有利于形成城市文化的统一认同感;二是需要通过制订相关传播机制和传播策略才能建构传播媒介的城市形象;三是城市形象传播要重视传播的正向效果, 尽可能规避负向效果[9]。

3 城市形象研究的未来趋势——城市形象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

城市形象研究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研究内容上, 将由对城市形象的现实性因素走向虚拟性因素研究。如前所述, 未来的城市形象研究将从城市形象的定位、规划与设计研究转向城市形象的社会文化和内在的精神心理层面的研究, 不再局限于城市的实体建设, 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将逐步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二是在理论研究层面, 城市形象研究的定位、规划与设计研究将与其营销、传播研究有机融合, 进而衍生出更多路径的更多理论, 最终实现城市形象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10]。

事实上, 上述关于城市形象研究的三大理论密不可分:城市形象的定位、规划与设计研究是后面两大研究路径的首要前提, 准确、务实的城市形象定位是城市形象营销与传播的出发点, 也构成了城市形象传播的基本内容、整体要求和发展方向[11]。然而, 此时的城市形象是基于大多数城市规划设计师们所构建的“城市形象”, 不是真正从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介视角审视的“城市形象”。伴随着“城市形象”这一概念内涵开始逐渐由实体景观建设扩展到社会文化和公众心理层面对“城市形象”的构建, 旨在形成一种文化价值观, 其研究也将转而审视城市形象的营销与传播领域。营销与传播充分融合的研究视角将会是城市形象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与此同时, 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核心——“营销即传播, 传播即营销, 营销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传播, 二者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 城市形象的传播就是结合城市定位对代表城市各个形象元素的整合传播, 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势必会借助各类传播媒介, 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展开, 这一过程也即是城市形象的营销过程。有鉴于此, 城市形象的整合营销传播将会是未来城市形象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

那么, 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城市形象整合营销传播呢?

首先, 明确城市的功能定位和性质定位, 这是展开城市整体形象营销传播的基础。不过, 在实践过程中, 即使定位相同或相近的城市由于可供选择的城市形象元素及其整合方式的区别, 也会导致其形象传播的整体战略与具体策略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城市形象整体营销传播的基础是由城市定位与各种代表城市形象的特色元素共同构成的。

其次, 借鉴“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的两大核心——资源的整合与内容的整合, 在进行城市形象的整合营销传播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视角整合展开。

传播组织的整合——城市形象的整合营销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 作为城市领导者首先应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城市形象的相关营销传播工作, 与此同时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各项城市形象营销传播活动, 不仅如此, 还要动员社会各利益相关者鼎力支持, 共同参与。

传播受众的整合——从整合营销传播的角度来看, 其受众不仅包含现实的和潜在的消费者, 还包含了所有的目标公众。按此理论, 城市形象整合营销传播中的传播目标受众则过于庞杂。因此, 在实际的城市形象整合营销传播活动中必须确定对城市形象认知和评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 通过与其建立沟通进而谋求城市形象在普遍社会公众中的传播与认同。

传播内容的整合——如前所述, 城市形象定位和其特色元素将是城市形象整合营销传播的基础。因此, 在考虑城市形象的传播内容时首先应选出代表城市形象的特色元素, 并在社会公众中展开调查以确定最终能被公众感知的城市形象特色元素, 进而围绕这些元素确定公众关注的核心点, 制定相应的最有效的传播内容展开营销传播。

传播资源的整合——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的相关理论, 营销人员说了什么还不及他们怎么说和在哪里说显得更为重要。因此, 展开整合营销传播活动的要务之一便是悉知目标公众与媒介的“接触点”到底在哪里。这就需要整合运用各种传播资源和手段, 提高传播工作效率, 进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诺克斯, 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柴彦威, 张景秋, 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5.

[2][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蔡伸章, 译.中信出版社, 2006.

[3]钱智.城市形象设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杨旭明.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理论及其动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3) .

[5][美]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M].项秉仁, 译.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6]Lynch Keven.Goode City Form[M].The MIT Press, 1988.

[7]杨旭明.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理论及其动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3) .

[8]Ashworth G J, Voogd H.Marketing the City:Concepts, Processes and Dutch Applications[J].Town Planning Review, 1988 (1) .

[9]杨旭明.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理论及其动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3) .

[10]杨旭明.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理论及其动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3) .

[11]何国平.城市形象研究:框架与策略[J].现代传播, 2010 (8) .

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 篇2

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标题：城市社区管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城市社区管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社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社区管理伴随着社区的形成而存在，而其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城市社区管理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一部分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的职能逐步并转交给社区。新时期，社区是居民栖息的港湾，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亿万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城市社区管理在我国还处于创新和完善阶段，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重视这些问题并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对于改善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社区，社区管理，城市

正文：

一、前言

社区管理伴随着社区的形成而存在。社区和社区管理的研究始于国外，现已积累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社区管理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包括了城市社区管理和农村社区管理两大类。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在20世纪的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社会学者才开始逐步对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进行理论探讨。这是我国社会整合模式转换的要求，并且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内容。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城市社区管理，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要素包括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功能，以及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方法与模式。城市社区基本理论涵盖了城市社区的概述、主体和体制。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社区人口的管理、社区环境的管理、社区治安的管理、社区服务的管理、社区文化的管理和社区保障的管理。目前，城市社区管理在我国还处于创新和完善阶段，许多的管理方法正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之中，所以我们只有立足现实，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做到创新和发展。

因此，本文对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和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的梳理和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分析和措施建议。

二、城市社区管理的分析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

1、城市社区管理概述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参照西方社会学家的定义，我们将社区定义为：区域性的社会，换言之，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化的区域性社会。在我国，社区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性。所谓中国特色社区是指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建构具有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且具有一定认同感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1]此外，学界还有多种解释：

根据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解释，我国目前所称的社区，在城市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课题组编《中国城市社区党建》中写到，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为了淡化其行政区划的色彩而突出社区特征，许多学者称之为街区；[3] 雷洁琼(2001)指出城市社区就是以街道和居委会为单元的基层社区；[4] 桂勇、崔之余(2001)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已成为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这些基层管理机构的代名词；[5] 而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张明亮(2001)曾撰文指出“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自治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的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的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城市社区的主导形式，形成社区地域”。[6] 据统计，全国大约有6.7亿的城镇居民和2.6亿的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其中包括数以千万计的低保人口、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都需要纳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范围。[7]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8.7万城市社区，平均每个社区的居民人数已超过1万人。

同样，对于社区管理以及城市社区管理的内涵，也有多种认识和分析： 于显洋(2006)认为所谓“社区管理”，是指政府和社区组织依据相关的法律对社区居民的公共行为和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实施管理；[8] 郭学贤（2010）认为社区管理是以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为主，由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内所有单位和全体居民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行为；[9] 张兴杰（2007）认为社区管理是指在社区范围内，由社区内的基层政权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群众为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进社区全方位发展而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

业进行的自我管理；[10]罗璐瑶（2011）认为城市社区的管理, 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 但这种管理,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 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而是一种自我管理, 属自治型管理模式；[11] 顾建健、刘中起（2007）认为城市社区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社区基层政权组织与社会居民、社区单位等，为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进社区全方位发展，采取一定的方式，对社区的各项事务进行有效调控的过程；[12]陆云飞（2006）认为城市社区管理是指城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区内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过程；[13] 由于当前学术界对城市社区管理的涵义众说纷纭，但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城市社区管理

是城市中一项基层的管理，是为了推进公共事业的发展，进行有效调控的自我管理模式。

2、城市社区管理的主体

社区管理主体包括社区党政管理主体、社区自治管理主体和社区物业管理主体，其中社区党政管理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和社区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管理主体主要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主要是社区党支部，它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街道办事处则是城市社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而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城市覆盖面最广的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则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业主利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4]至于物业管理公司的定义，汪大海和魏娜（2009）认为是指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并按

照法定程序成立的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经营性企业法人。[15]

3、城市社区管理的体制

社区管理的体制是社区管理是否有效和合理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社区管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社区管理体制的实质是在社区中管理各类组织的关系，其中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以及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责任及权利分配，以及各类组织功能定位的问题。

我国的社区建设是为适应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解决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开展起来的。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社区管理体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处于附属地位，负责协助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实施社区发展规划。这一体制的基本架构是，党委政府主导、民政部门牵头、社区居民委员会主办，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共同推进社区建设。[16] 正如汪大海、魏娜总结的，城市社区管理的权责体系是各类社区管理组织间的权责的划分，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重中之重。因此界定和确定社区内部各组织的职责和权力很迫切，若权责不相当会出现“管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管不到”的现象。[15]

（二）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功能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础、城市经济发展的载体，对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社区人口的管理、社区环境的管理、社区治安的管理、社区服务的管理、社区文化的管理和社区保障的管理。[17] 社区管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保障社区居民身体健康、对提高居民文明素质、满足社会居民精神生活需求、密切社区成员关系、发展社区经济、救助社区中弱势人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8]社区管理中的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19]有学者指出，进行社区管理建设，有助于培育社区文明意识，整合社区资源，发挥社区桥梁纽带的作用。[20]

（三）城市社区的管理方法与模式

1、城市社区的管理方法

城市社区管理方法是一种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实物手段，一般我们对社区管理方法的定义大致趋同于张兴杰（2007）的观点：社区管理主体为了正确贯彻社区管理理念，依法履行社区管理职能，顺利实现社区管理目标和有效提高社区管理功用，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原则的指导下所采用的一系列管理与服务方式、手段、程序和步骤的总称。[10] 城市社区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头绪多、任务重，因此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

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方法主要有三个方向：城市社区管理行政方法、城市社区管理专业方法和城市社区信息化管理方法。娄成武、孙萍（2003）认为城市社区管理行政方法按性质来分类，可划分为定性的社区管理行政方法和定性的社区管理行政方法。定性的社区管理方法有四大类方法，即行政指令方法、经济诱导方法、法律规制方法和心理行为方法。定量的社区管理方法具体包括数学规划、随即理论、决策分析理论系统理论等。[21]朱眉华、文军（2006）指出城市社区管理专业方法有其特有的理论，即社区工作五阶段划分理论，这理论具体从五大方面来探讨具体的城市社区管理专业方法。这五方面具体指建立工作关系、收集与分析社区资料、制定社区发展计划、采取社区活动和评估社区项目。至于城市社区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方法有三大具体类型：社区政务信息化、社区管理信息化、社区服务信息化和小区与家庭信息化。[22]

2、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

在以上基础上，为了达到社区管理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管理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的有机结合体即是社区管理模式。根据目前社区管理的现状，从社区管理活动的主体差异出发，可将社区管理模式分为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社会导向型三种类型。

政府导向型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在现阶段主要是以城市区人民政府下派的街道办事处为主体，在居委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各种社区主体的共同参与配合下对社区的公共事务、社会事务等进行管理，其实质是为强化基层政府的行政职能，通过对政治、社会资源的控制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其社区管理范围一般为原街道行政区域；

市场导向型管理模式即通常所说的“物业管理模式”。自1981年3月全国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深圳物业公司成立至今，物业管理行业在中国从无到有，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虽然这一管理模式还不够成熟，其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它已经成为城市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依托；

社会导向型管理模式可称为社区居民自治模式，主要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核心，联合社区内各种主体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实行真正的民主自治管理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以沈阳市社区体制创新——自治性模式为代表。

此外，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就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而言，可以将城市社区管理分为“政府负责模式”、“居民自治模式”以及“政府与社区分工配合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政府负责模式强调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通过其行政系统而直接干预各种社区中的社会实践。居民自治模式主要强调更多地体现居民的意愿，发挥居民和社区组织的作用，将政府的干预降低到最低水平。而政府与社区分工配合模式则介于其间，强调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的合作。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大部分都遵循第三种模式，即政府与社区组织分工合作，共同承担并完成社区管理的工作。[8]

三、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举例及相应对策

（一）问题举例

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制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弊端。例如：王青（2010）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里指出：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 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 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 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23]方盛举（2005）直接提出：现阶段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群众自治

组织、驻地单位按照社区服务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职能。[24]尽管这些年各地城市在改革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 但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仍然很浓,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可见，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问题。

2、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非职业化

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非职业化包含两方面，一是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有待加强，二是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许多学者认普遍为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低，正如陈晏（2010）在《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提出：服务管理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区服务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待业、失业人员以及家庭妇女、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他们没有相应的学科背景,对专业化的工作方法并不熟悉,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现代化信息管理的技能。[25]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主体主要还是社区居民委员会,而且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行政上的服务,例如开证明、开准生证、办理低保等,而对于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基本上无法满足。[26]

3、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 很多学者和实践者都认为，城市社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然而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例如陈洁（2011）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居民居民对社区的了解仅仅是办低保、开证明时有个社区居委会。”[27]而学者何海兵（2007）则认为：“目前城市社区是‘没有公民的社区’,无论是社区精英还是普通居民, 都比较缺乏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是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的。”[28] 因此，公民意识淡薄，对社区的冷漠，也给城市社区管理带来诸多问题。

（二）相应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发展社区管理的多元主体

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问题上，首先要做到“政社分离”，政府应推进体制改革,发展社区管理的多元主体。例如弱化社区管理的行政性，减少政府对于社区管理的直接干预,将居民委员会承担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分化。另外，加强第三部门对社区的支持力度。[29]

2、吸收和培养高素质人员，加强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 在社区人员培养上，政府应加以引导,并适当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吸引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除此之外,也可以吸收社区居民中高素质的人员参与到社区具体的公共事务中。政府对社区服务管理进行总体规划时, 应明确把握社区发展的方向、规模、速度,做到制定的政策目标明确、科学合理；引进专业化、职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理念和方法。[30]

3、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建立协商民主的决策机制、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和意见反馈机制对于扩大社区居民参与、了解社区居民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居民群众通过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可以培育起社区公共文化，形成社区公共精神，增强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推进社区管理，进而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乐园、心灵的港湾。

四、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单位本位体制正逐渐冰释，社会保障的载体从单位过渡到了一个个微型的社区。社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社区管理也由此应运而生。城市社区管理的起点在社区，落脚点亦在社区，其最终受益群体仍是在社区，是在生活居住的亿万居民。因此，城市社区管理在当今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虽然我国的城市社区起步晚，管理上存在许多的弊端，但是只要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1] 谢建社：《社区工作教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1。

[2]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组织编《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创建工作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64。

[3]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课题组编《中国城市社区党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4。[4] 雷洁琼主编《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5] 桂勇，崔之余著《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载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年第一期，38－42。

[6] 张明亮著《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和推进》，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1－3。

[7] 陈圣龙著《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从社区起步》，载《学习月刊》，2011年8期。[8] 于显洋主编《社区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10，216。[9] 郭学贤著《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60。[10] 张兴杰主编《社区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55,301。[11] 罗璐瑶著《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探讨》，载《现代商贸工业》,2011（5）。[12] 顾建健，刘中起主编《现代社区管理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9-20。[13] 陆云飞著《城市社区管理及其问题与对策》，载《社区建设》，2006，（8）。[14] 汪大海主编《社区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63。

[15] 汪大海，魏娜主编《社区管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62。[16] 潘小娟著《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65。[17] 徐雪梅著《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探论》，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2)。[18] 陶铁胜主编《社区管理概论》，三联书店,2000。

[19] 张立荣 ,李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分析与改革探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20] 金竹心著《社区建设的能力、作用和策略》，载《社会》，2001(1)。[21] 娄成武，孙萍主编《社区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30-232。[22] 朱眉华，文军主编《社会工作实物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117。[23] 王青著《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管理学刊》，2010,23(2)。[24] 方盛举著《对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载《楚雄师范学院学

报》,2005,18(2)。

[25] 陈晏著《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9（5）。

[26] 李春玲著《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城市探索》,2011（3）。[27] 陈洁著《我国现阶段城市社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载《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4（14）。

[28] 何海兵著《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走向》，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8(2)。

[29] 马军涛，周剑著《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4。

中国城市地价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地价；城市规划；地价时空演变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6-0091-02

2010年以来，由于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在限购、限贷、限价“三限”政策日趋严厉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收紧银根，上半年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对开发企业资金面的持续施压，使企业高价抢地状况基本缓解，房价地价逐步平缓回调。但是强劲的刚性需求，加上通货膨胀率持续高涨、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外热钱流入、持币观望者在“避胀”需求压力下开始入市等，土地价格总体水平反弹压力不容忽视。

一、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

土地价格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用货币表示的交换价值，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曾把土地价格概括为地租，地租的占有是土地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一般说来，土地价格应该在公开市场条件下形成，然而，在现实土地交易中，由于土地市场的特殊性，这种公开市场条件很难完全具备，因此，这种价格也就很难形成。从本质上讲，土地价格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凡是影响土地的供给与需求，或影响地租收益和土地还原利率的一切因素都是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影响地价的因素多而且复杂，徐忆梅等人把影响地价变动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以下4个大的方面：行政方面、社会和人口方面、经济方面、土地自身的物理条件方面。行政方面是针对政府调控而言，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土地出让方式、地价政策、税收政策等；社会和人口方面主要涉及到人口密度、社会治安程度、房地产投机、城市化进程等；经济方面包括国民收入、储蓄水平与房地产市场、财政与金融状况、物价变动和土地供求状况；土地自身的物理条件方面是指土地的位置、地质条件、土地利用方向以及其他交通、噪音、污染等方面的条件。^[1]其中土地自身的物理条件对地价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行政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人口因素对地价的影响相对小。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价政策对地价的影响尤为重要，城市规划、税收政策、房地产投机、交通状况、噪音和空气污染以及地质条件都会对地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地价确定过程中，需要合理制定地价政策和税收政策，加强对房地产投机的管理力度，改善环境污染状况。

二、我国目前地价快速上涨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地价快速上涨的原因分析

1、土地出让方式的客观推动

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包括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招拍挂”制度本身遵循“价高者得”的规则，对地价的上涨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招拍挂”纠正了以前对我国稀缺土地资源价值的低估，推高地价实属必然。

2、土地供需不平衡是地价上涨的直接原因

2001年到2004年期间，土地供应总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2004年达到398平方公里。自2005年起，土地出让面积呈下降态势，到2006年，全国购置土地面积达368平方公里，同比减少3.7%。^[2]在土地供应减少的同时，全国房地产需求却在持续增长，开发商纷纷高价竞地实属正常。此外，土地开发前期动拆迁和规划周期拉长，占而不用的比例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地荒”，地价快速上涨势不可挡。

3、房地产价的持续攀升加剧了地价的上涨

我国房产销售价格上涨指数，2004年14.4％ ，2005年7.6％，2006年5.5％，2007年7.6％，2008年6.5％，2009年1.5％，2010年10.0％。^[3]地价快速上涨，高房价起着主导作用，其原因为：房产供不应求，引起房价持续攀升；房价持续攀升，刺激开发商争先圈地；开发商争先圈地，激化土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土地供不应求的矛盾越尖锐，地价上升幅度就越大。

（二）地价快速上涨的影响

1、地价上涨将直接推高房价

我国的高房价与高地价是相辅相成的。土地供不应求是原因，高地价引发高房价是表现。地价作为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涨了房价必然会跟着涨。据统计，近五年来，地价在房价成本构成中的比重整体上在提高。需要指出的是，从拿地到销售，少则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因此，地价推高房价的作用力还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2、高地价导致市场分化，政府管理低效

随着我国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对城市土地的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并关注到了城市土地出让中出现的高地价问题，从制度、体制等多方面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了城市土地的有效配置需要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认识到政府对城市土地市场干预的必要性，但对于我国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政府的职能范围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政府经济职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由于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城市土地出让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多重目标，已有的研究缺乏对政府经济行为众多目标间关系和各目标实现效果的分析。我国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应，政府兼具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管理者的身份，从而未能对制度作出准确的评价。

三、我国土地价格体系与城市土地定价

（一）土地价格体系

在我国，公告地价和评估地价、交易地价等地价类型在一定的管理制度和市场条件下运行，相互联系，在我国土地管理尤其是地价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地价体系。^[4]

政府公告地价(主要包括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和中介机构评估地价主要都是根据市场交易得出的，是对市场交易地价的反映；反之，公告地价和评估地价又对市场交易地价具有参考与指导作用。同时，在我国，政府公告地价(主要是基准地价)也对中介评估机构评估地价具有一定的参考与指导作用，地价评估机构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宗地价格进行评估正是这种关系的反映。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地价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明显不足，法制化、 规范化进程亟待加强。

（二）城市规划下的土地定价

城市总体规划是影响城市基准地价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深 化，能源开发及其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应加大了力度。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政策的扶持下，先后诞生了一批新的开发区，从而带动了其周边区域的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城市总体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尤为重要。它不仅设定了城市的发展规模，同时界定了各类用地的结构和布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价分布及地价水平。

1、我国城市地价评估的研究现状

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建立的历程比较短，当前城市地价评估主要是建立以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为核心的城市地价体系，基准地价反映土地市场中的区域地价总体水平和变动趋势，标定地价是基准地价的延伸，反映具体宗地特定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其中基准地价是我国城市地价管理的主要对象。我国对城市基准地价的研究与管理成果显著，但问题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基准地价的成果管理、时空分布可视化的研究比较薄弱；城市空间发展与城市地价时空演变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城市发展与地价历史资料未得到更充分利用；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还有待完善；城市地价时空分布研究方法尚有待改进，以体现城市地价影响因子的时空动态演变性。

区位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地价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规划在影响城市土地区位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带来的城市地价空间变化不断被人们认识。

2、城市规划对地价的作用机制

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城市宏观发展战略，反映城市未来在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 处的地位、作用与职能，决定城市今后的发展潜力与城市土地质量等级的变化，从而影响基准地价整体水平变化趋势。城市未来的发展性质和规模提升，预示着城市区域地位的提高，政府投资强度的增大以及城市空间环境的优化可推动地价呈几何倍数递增。在城市规划驱 动下，城市地价空间分布伴随城市功能区域调整而处于动态变化中，特别是在新兴开发区前期规划中，产业导向决定了城市地价的空间分布结构，并直接导致工业地价的差异，其更新幅度则取决于聚集规模的形成与城市产业更替、城市经济增长的变化速度。此外，城市地域分化的形成机制是土地具有高价值利用而排斥低价值利用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土地质量等级空间的分异过程。不同性质用地的地价差别很大，商业用地的地价最高，居住用地次之，工业用地最低。各类用地地价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土地评估的最佳用途及收益最大化原理，进而实现了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5]

3、城市地价时空演变研究方法

按时间顺序把城市地价变化发展过程记录下来就构成了一个城市地价时间序列。对城市地价时间序列进行观察、研究，找寻它变化发展的规律，并预测它将来的走势就是城市地价时间序列分析。目前对城市地价时序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地价指数的编制上。地价指数是反应特定区域范围一定时期内地价变动幅度与趋势的相对指数，测算方法主要有特征价格法、加权平均法。

4、主要研究成果

从地价空间变异来看，楼立明与汪应宏等得出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工业用地地价的空间相关距离最大，空间相关性最强；商业用地地价空间相关距离最小，区位性最强。商业地价的空间变异性最强，即空间相关性最强，即最容易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价格变动也最大，住宅地价次之，工业地价相对最稳定。

四、抑制地价快速上涨的对策与建议

严格清查闲置土地和查处囤地企业，以增加土地的有效市场供应；控制上市公司大规模融资拿地冲动，以抑制其对土地需求的过快增长；控制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和开发商区域市场占有率；健全土地制度和完善土地运营机制，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以防止形成市场垄断。

参考文献：

[1]徐忆梅,叶春明.层次分析法在地价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J]. 安徽农业科学,2008,(9).

[2]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产业与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当前地价快速上涨的特点、成因、影响及对策建议[J]. 城乡建设,2008(3).

[3]许经勇.高房价、高地价与房产税的深层思考[J].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2).

[4]何芳,肖宗仁.发展完善我国公告地价体系研究[J].城市发展研 究,2008,(5).

[5]范静,付梅臣.浅析城市规划驱动下的地价时空演变[J].资源与 产业,2008,(2).

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 篇4

1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城市融入

1.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特征

王春光 (2001) 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 他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明显差别, 是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流动人口。陆海深 (2007)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 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作为三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形成力量 (陆学艺, 2004) 和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唐绰, 2010) , 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基本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 而是倾向于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 即从单纯的“经济型”转向“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发展型” (郑功成, 2004) 。

1.2 城市融入的维度及实践层面

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田凯 (1995) 认为城市融入是一种“再社会化”过程, 包括相对稳定的就业、与经济收入相对等的社会地位、相同的价值观三个基本条件。任远、邬民乐 (2006) 认为城市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 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与结果”, 一般要经历职业转换、居住空间转移和角色转换三个阶段。李迎生 (2005) 认为狭义的城市融入指农民工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 (外在表现) , 广义的城市融入还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和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 (实质转化) 。朱力 (2002) 从宏观视角将城市融入归结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层面, 孙立平 (2007) 则从微观视角将城市融入细化为身份转换、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角色转换四个环节。

2城市融入的评价标准及现状判断

2.1 城市融入“四维度”分析框架

理论界目前较多采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主流“四维度”分析框架, 通过实证调研和深度访谈等多种方式,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进行研究。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 学者们对“四维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 如王桂新、罗恩立 (2007) 从经济、政治、公共权益和社会关系四维度对上海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进行调查;张文宏、雷春开 (2008) 则从心理、文化、身份和经济四维度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进行判断。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总体偏低 (李强, 2004;郑杭生, 2007) , 呈“半城市化” (王春光, 2001) 、“边缘化” (陆学艺, 2006) 和“准市民化” (李迎生, 2007) 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成为生存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双重边缘人” (刘传江、程建林, 2008) 。

2.2 城市融入度低的显性表现

李培林 (2007)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不佳主要体现在经济融合层次低、政治融合边缘化、文化归属感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狭隘四个层面。他认为“民工荒”、社会距离增大和社会结构紧张 (Social Structure Strain) 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现象。周明宝 (2004)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不佳突出表现在认同焦虑和认同困惑的“身份认同危机”, 以及社会认同“内卷化” (Involution) 。魏晨 (2007) 和陈占江 (2007)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种“失范性融入”, 即融入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存在差异, 因而更倾向于采取非合法手段达到目的。康强 (2010)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具有一种矛盾和不协调的态势, 即对城市社会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 具有“嵌入城市结构之中, 又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游民化”特征。

3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障碍表现

3.1 政策体制约束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原因。陆学艺 (2002) 认为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刘传江、程建林 (2009) 把户籍制度及粘贴在其上的相关制度定义为“双重户籍墙”, 认为户籍制度的“遗产效应”和“隐性户籍墙”导致农民工的现实身份与制度身份相分离, 阻碍其社会地位向上流动。

3.2 社会资本约束

社会资本是影响城市融入的主体因素。李培林 (1996) 认为农民工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边燕杰、张文宏 (2001) 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的初级网络和“弱关系”的次级网络。朱力 (2002) 认为“强关系”具有高趋同性、低异质性和高紧密性特征, 可以减少城市融入的成本。但李汉林 (2003) 指出, “强关系”也会固化农民工生存的亚文化状态, 不利于社会认同的培养。

3.3 社区功能约束

社区参与不足和社区功能缺失是阻碍城市融入进程的客观因素。周斌、聂洪辉 (2008) 认为社区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和微观基础”, 并把社区参与归结为准社区类型、进入社区类型和未进入社区类型。林蓉 (2009) 、唐若兰 (2010) 认为社区具有控制、整合、引导和扶持等功能, 社区参与的不足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相分离。

3.4 组织建设约束

组织建设滞后和组织化水平低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周明宝 (2009) 、陈旭峰、田志峰、钱民辉 (2011)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规模化并没有随之形成组织化, 他们缺乏可靠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城市融入的意愿和进程。

3.5 经济因素约束

蔡昉 (2006) 论证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暂时性影响。孟颖颖、邓大松 (2007) 提出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收入悖论”, 即收入水平提高对其城市融入进程的促进作用并非呈直线型发展。姚先国 (2006) 分析了农民工就业非稳定性对其城市融入的制约作用, 等等。

4促进城市融入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4.1 推进制度改革

丁宪浩 (2006)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分为障碍消除、机制完善和文化培育三个阶段, 认为应当制定“分类实施、分批推进”的发展战略。他提出应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城市融入的体制障碍。刘传江 (2011) 认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框架包括农村退出机制 (耕地流转制度与农地征用制度) 、城市进入机制 (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就业、教育和居住制度) 和城市融合机制 (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 。

4.2 强化组织建设

夏丽霞、高君 (2009) 提出应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互助组织和自我管理机构, 摆脱对政府部门的“路径依赖”。董金秋、孟祥林 (2010) 认为各类社会组织应接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流动成员, 弥补其城市融入的“短板”效应, 促进市民意识形成。

4.3 加快资本积累

李培林 (2005) 认为培训可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使其摆脱“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 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陈旭峰 (2010)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应努力扩展社会网络关系, 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实现由“外局群体”向“内局群体”转变。

4.4 倡导社区参与

刘崇俊 (2007) 认为应将社区关怀进行普惠式延伸, 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和市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李卫东 (2010) 认为应将农民工聚居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规划, 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

5浙江省农民工权益保护及城市融入

黄祖辉、毛迎春 (2004) 分析了浙江省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的进城决策和已进城农民的生活境况及身份变化, 认为应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康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多渠道解决进城农民子女就学问题。钱文荣、张忠明 (2006) 构建了市民对农民工接受度的评价体系, 对农民工在浙江的社会融合度进行分析, 认为浙江省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融合状况总体良好, 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周宁宁、沈颖溢 (2008) 基于非流动性视角, 对影响台州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经济因素和劳动保障的影响效果比较显著, 户籍制度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张祝平 (2011) 从群体特征、生存状态和社会认同三个层面分析了温州和丽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 提出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文化生活, 以促进社会认同的建构。周斌、聂洪辉 (2008) 分析了杭州市白杨街道“邻里社区”的管理经验, 提出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规范化、人文化社区管理。

6对现有文献的简评

西方现有研究已经比较成熟, 其漫长的研究过程伴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不断演进, 符合人口流动及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由于国情不同, 西方研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如何基于中国国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 判断其城市融入的水平、进程和效度, 并结合区域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规划构想, 仍是国内学者急需探索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有: (1) 以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为背景, 深入研究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城市融入意愿, 为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地方法规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2) 研究方法丰富多样, 特别是对国外社会融合理论的借鉴, 既考虑到移民问题的共性, 又把握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个性, 使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 (3) 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有机结合的“四维度”分析框架, 依托此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融入障碍、融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有利于推进该研究领域的规范化发展。

但是, 国内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1) 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相割裂。现有研究多为宏观层面的政策探讨, 缺乏对地区实践的系统总结, 因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 (2) 思维模式相对固化。当前研究采用较多的是一种“问题视角”的思维范式, 倾向于把新生代农民工视为结构化制约下的受动客体, 强调其自身的脆弱性及现行社会体制的制约, 客观上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比较优势和能动性。 (3) 缺乏对融入成本及城市承载力的考虑。城市融入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 既要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和能力, 也要对流入地的现实承载力做出准确判断。现有研究并没有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类型分化和需求差异, 并且对城市的接纳成本、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负担等缺乏探讨。 (4)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调查仍以问卷法为主, 基于调查数据进行质性分析, 缺乏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因而对城市融入进程和融入水平的实证测度有待提高。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对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现有研究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现状和影响因素、融入困境及破解思路等方面, 指导实践的作用比较有限。通过构建基于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的“四维度”分析框架,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水平和效度测算提供了新方法, 有利于结合各地实际提出加快城市融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综述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 (3) .

[2]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 1996, (4) .

[3]黄祖辉.浙江农民市民化——农村居民进程决策及进城农民境况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04, (1) .

[4]张祝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J].重庆社会科学, 2011, (2) .

[5]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 2009, (10) .

我国城市热岛效应研究方法综述 篇5

摘要：文章主要综述了我国城市热岛效应的`四种研究方法,即气象资料分析法、布点观测法、数值模拟法和遥感法,重点介绍了城市热岛的遥感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基础.作 者：但尚铭    许辉熙    叶强    陈刚毅    但玻    DAN Shang-ming    XU Hui-xi    YE Qiang    CHEN Gang-yi    DAN Bo  作者单位：但尚铭,DAN Shang-ming(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成都,610041;四川省农业气象中心,成都,610072)

许辉熙,XU Hui-xi(成都理工大学数字国土与生态科学研究所,成都,610059)

叶强,YE Qiang(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成都,610041)

陈刚毅,CHEN Gang-yi(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成都,610225)

但玻,DAN Bo(四川省气象台,成都,610072)

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城市音乐人类学 研究现状 研究价值 思考

20世纪6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学等各学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城市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而转向了对多元化城市的研究中，因此产生了一门人类学的新的分支：城市音乐人类学。城市音乐人类学的产生打破了学者们局限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现状。最早涉及城市音乐研究的是美国的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的《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化》，美国哈弗大学教授《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音乐》，以及日本现代民族音乐学家在城市音乐人类学科的研究中整理出来的《日本都市的民族音乐学》等著作。中国随着城市化文明的加快。出现城市文化多元化的景观。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城市音乐进行研究，中国最早涉及城市音乐研究的是汤亚汀的《城市音乐景观》，另外还有洛秦教授的“街头音乐”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的研究成果。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输入篇名为“城市音乐”的关键词，总共搜出了236篇关于城市音乐研究的文章，其中有关于对中国整体城市音乐的研究，有关于地方某个城市的音乐文化研究，有关于它产生起源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有关于它的现状、价值的研究，有关于学科思考的研究。其中我对关于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现状、价值和必要性的文章进行了筛选阅读。下面是我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大致的分类综述。

一、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研究综述

城市音乐人类学是门年轻的学科，它是指在城市中被创作出来的，研究的以及被演奏的所有的音乐研究。“城市音乐文化，是一个自从人类有了城市、创造了文化、产生了音乐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现实。”[1]城市音乐体现了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风貌，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城市市民的文化涵养，综合素质等。但是对城市音乐的研究范畴，学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城市音乐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我们应当扩大它的研究视野，扩大扩大学者们的研究空间，而不必为城市音乐的研究设立屏障，从而推动城市音乐的发展和壮大。

通过阅读研究城市音乐的文章中，我们会发现在每篇文章中都会必不可少的提到这两个人：汤亚汀教授和洛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教授和洛秦教授是我国最早关注城市音乐的学者。他们从城市音乐学的理论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对城市的音乐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景观》就是国内最早涉及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内容的力作之一。

另外关于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多，从研究的价值和必然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的文章：例如柳青的《城市音乐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然性》；关于学科思考的文章有：杜亚熊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洛秦的《城市音乐文化与文化产业》，熊晓辉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形态、模式及其研究》；刘士林的《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述语境问题》等等。

二、城市音乐人类学的价值意义综述

城市音乐的研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客观认识并把握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城市音乐文化特征。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通过收集整理阅读资料，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具体总结为一下几点：

（一）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研究具有人文性、综合性。

人文性表现在：城市音乐进行学科研究时，必须面对所有的城市研究问题，不再存在研究的地域性界定，而是把城市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联系起来，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城市如乐音人类学研究“人文化”的学科特征及价值。

综合性表现在：城市音乐进行学科研究时，必须面对所有的城市研究问题，不再存在研究的地域性界定，而是把城市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所以城市音乐的发展有利于带动这些学科的综合发展。

（二）城市音乐的民族音乐研究有利于建立文化多样化的观念；[2]

城市音樂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涉及到了移民亚文化音乐、流行音乐、城市传统音乐、城市古典音乐等多种原因体裁和题材，涉及到了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跨文化、跨区域的城市音乐的产生、发展、融合、传播等诸多复杂问题。但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音乐文化本身，对城市音乐文化的认识最终发展成“多元文化”并存的思想价值观念。

三、对城市音乐人类学的思考与展望

城市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民族的发展与消融的现状下音乐文化研究的时代需要，也是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

一直以来，我国音乐研究学者都是重视研究传统民间音乐学的发展，对我国城市音乐的研究一直是处于一种忽略的状态。所以我国城市音乐民族学的发展还处于薄弱的环节，虽然自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景观》之后，关注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是它的研究体系尚未成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不够完善，研究的方法也不够健全。所以城市音乐的研究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更多学者的重视，这还需要我们的研究者更高的呼吁声和更加多的学者的参与。

在研究方法上，城市音乐研究与其他的相关学科一样，在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田野工作。它是我们获得第一手资料，对某一音乐现象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运用“融入”与“跳出”的局内局外观，捕捉身边有意义的音乐人事，多次进入城市进行田野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空间，空空想象。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周围的音乐文化氛围，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丰富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注释：

[1]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02）.

[2]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N].湖南学院学报，2006（03）.

参考文献：

[1]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概论[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将目光也投向城市[J].中国音乐，2011（01）.

[3]李玲璐.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思考[J].黄河之声.2011（23）.

[4]李鸣镝.传统音乐之城市化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6（02）.

[5]林媛.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J].音乐研究.2005（06）.

[6]刘士林.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述语境文化[J].音乐艺术.2003（02）.

[7]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02）.

[8]洛秦.“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J].音乐艺术，2011（01）.

[9]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然性[J].云梦学刊，2006（03）.

[10]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N].湖南学院学报，2006（03）.

[11]刘世林.走向城市人类学的批评——城市音乐人类学价值取向、模式及其理论意义研究[J].音乐艺术.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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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汤亚汀.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J].音乐艺术，1998（04）.

[15]汪青.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述评[N].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09）.

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综述 篇7

一、企业会计文化的基本功能

企业会计文化的基本功能, 是指企业会计文化的基本效能和作用。有学者认为 (刘开瑞, 1990) 认为, 会计文化应具备聚合功能、协调功能、导向功能、整体优化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融合功能、信誉、辐射功能、表率功能及应变功能等十大功能。张春青在《对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 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约束功能, 企业会计文化对企业会计行为具有约束作用。这种约束, 包括有形约束和无形约束两种形式。有形约束主要表现在会计制度文化对企业会计人员和会计行为的制约和规范, 这种约束是有形的、刚性的、直接的。企业会计制度文化通过制定各种会计法律法规而起作用, 具有很强的制约性。它强制约束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符合会计法律法规的要求, 引导会计人员依法办理会计核算, 尽量减少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无形约束主要表现为企业会计精神文化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通过会计核心价值观、会计精神以及会计职业道德等无形的因素实现对会计人员和企业会计行为的强大约束, 这种约束是柔性的、间接的。两者相互结合, 共同构成了会计体系的制约机制。二是具有导向功能, 企业会计文化规定了会计行为的价值取向、会计人员追求的目标和会计规章制度, 从而引导会计人员应该怎样做, 不应该怎样做。企业会计文化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确定会计规章制度和规定会计核心价值观两个方面。此后的多数学者都认为 (毛伯林, 1993) , 会计文化具有四个主要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规范 (约束) 功能。

绝大部分学者还依据文化学理论, 将企业会计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层次性, 各层次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从而构成完整的结构体系。

二、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关于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不同的学者各有侧重 (如《论新时期现代企业会计文化的塑造》、《中国会计文化探讨》) , 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性原则或整体性原则。认为企业会计文化是一个由多层级、多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 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坚持系统思想和整体观点, 不断评估各要素对整体会计文化质量的影响, 实现会计文化的整体优化。

二是客观性原则。认为企业会计人员工作和生活有其自身规律。在构建企业会计文化的过程中, 必须尊重客观实际, 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根据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原理, 从企业会计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 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会计文化。

三是共性原则。是指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 企业会计组织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其自身的文化建设都具有共同的组织文化的性质。在不同时代, 不同企业的会计文化中都包含有一些超越自身特点, 因而具有共性的价值观念, 这是会计文化本身科学性的反映。

四是人本性原则。企业会计文化的作用对象是企业会计人员, 企业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知识水平、工作能力、道德准则等, 是影响企业会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善于激发会计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这样才能保持企业会计文化长久的活力。

五是持续性原则。尽管一定时期内企业会计文化会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它并不是停滞不前的, 而是因时制宜, 不断研究和解决企业会计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与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相适应, 张艳在《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策略与路径的探索》一文中提出了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策略, 包括渗透融合、多元化、动态化等。

三、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路径

关于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路径, 绝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其研究的优点是较为全面, 缺点是缺乏企业特色。

黄德祥高级会计师在《浅谈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与建议》一文中, 提出了“六个着力”, 较为全面:

一是着力加强基本职业道德教育。会计工作作为经济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 同其他管理工作一样, 同样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而诚信是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也是会计人员从业的基本准绳。要把会计人员塑造成道德品质高尚的专业人员, 使会计人员形成坚持实事求是, 反对弄虚作假的一种职业意识, 这也是会计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是着力提升会计人员专业技能。作为会计文化的创造者, 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直接影响着创造活动的质量和进程, 进一步影响到会计文化的建设。在会计文化建设中, 要营造一种尊重会计人员、尊重会计工作、尊重会计成果的氛围, 使会计人员能够自觉地提升其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要激发会计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 提高会计职业化水平, 培养出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会计人才。

三是着力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会计文化建设要着眼于创新, 首先要在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 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会计文化中的精华。其次要加强会计文化交流, 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中的有用部分, 还要注意对会计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优秀成果加以研究和吸收, 让会计人员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 具备更加敏锐的职业判断能力。

四是着力完善各种会计法制体系。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法制经济, 作为从事经济管理职能的会计更需要有完善的法制体系, 会计主体要围绕会计文化建设, 以文化反作用于会计实践的推动力来促进会计法制体系的完善, 创造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

五是着力改革会计管理体制。在构建会计管理体制时, 一方面要保持我国独特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别国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成分。

六是着力网络化诚信档案建设。为促进会计人员严守职业道德, 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 政府可对会计人员建立诚信档案, 对其工作范围、诚信度进行跟踪记录并进行量化考评, 加大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信息的舞弊成本, 并对档案记录进行网络化, 使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会计人员在社会上不好立足。

就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来看, 宏观理论研究方面的多 (文化、企业文化和会计文化理论研究的多) , 而企业会计文化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历史方面的研究较多, 现实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文化、企业文化和会计文化从文化的历史角度探索的较多, 对现实中我国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研究较少) , 从文化角度探寻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人员诚信缺失、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的根源, 并从文化视角提出对策的更少。因此, 企业会计文化的研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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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艳.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策略与路径的探索[J].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2, (09) .

技术进步路径与就业问题研究综述 篇8

1、古典经济学思想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国民财富不断扩张的前提是:随着“生产性”劳动的增加, 会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 即社会分工的细化。李嘉图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促进就业的同时, 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此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此为起点, 着重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总体上其观点可以归结为“机器问题”和补偿理论, 他们对技术进步持鼓励态度, 认为技术进步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 由此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主要是失业) 可以由政府实施社会救济的措施加以解决。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偏重于研究各种补偿机制自身的实现途径及有效程度, 而忽视了补偿机制的作用取决于各国的制度环境, 故难以预料总体补偿机制的综合就业效应, 从而使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陷入理论僵局。

2、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 并以此为依据发展了经济周期理论, 对经济周期性出现失业危机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可能导致破坏相对退化的生产单位, 从而造成企业破产和人们失业。在为创造现代文明铺平道路的新发现之前, 关于生产动态的微观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它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也就是创造的高生产率就业代替旧的技术退化就业的过程。它加快了生产的增长, 特别是在那些有明显快速技术变化的时期。熊彼特在融合创新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 对经济发展中周期性失业产生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指出由于技术进步的特性 (不规则和不平衡性) 造成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周期行为和失业危机。

3、技术一经济范式理论

以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和卡洛塔·佩雷斯为首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派提出了技术一经济范式理论, 明确阐述了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变对就业影响的作用机理, 修正并发展了熊彼特有关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研究。他们指出刚刚兴起的新技术一经济范式和适应于旧有技术范式的社会制度之间会出现一个结构性失调时期, 只有在社会制度适应新范式的要求出现广泛化、两者之间实现和谐之后, 新技术范式的潜力才有可能发挥出来, 并成为主导范式。因此, 在技术一经济范式的演变过程中, 经济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繁荣和萧条的波动;经济繁荣时期可以被看作是新“技术经济范式”向世界经济扩散的过程;而萧条时期则是社会制度为适应新技术范式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的时期, 此时必然出现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上升等现象。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思想

1. 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内在机理

包括就业补偿及创造机制和创造性破坏机制。这两种机制作用都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传导渠道实现的。

(1) 就业创造机制是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收益通过产品价格、工资等的灵活调整转化为产出和就业的增长。Pissarides (1990) 提出了资本化效应。他的理论前提是:假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率是外生既定的;技术进步同等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由此非物化技术进步改进了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 提高了现有工作的收益净现值, 从而促进企业的就业创造、降低失业率。F e m a n d o d e (2001) 指出, Pissatides等人在分析中均假定资本和劳动互补, 但事实上, 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一定的比例互相替代的。

(2) 就业创造性破坏机制侧重于技术进步的“磨损效应”, 即最新的技术进步水平只体现于最新创造出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 使得原先生产的资本品的生产率相对下降, 该资本品对应的生产岗位创造的价值相对下降、岗位存续期缩短, 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将提前终止该工作岗位。Aghion和Howitt (1994) 在承认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的同时, 着重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另一重要影响机制, 即技术进步通过加速现有工作价值的磨损直接提高失业率。

2. 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及结构的影响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直接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和间接的就业补偿机制共同实现的。在具体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机制基础上, Mortensen (l998) 建立一个外生增长模型, 引入技术进步的“执行成本”概念, 将物化的技术进步与非物化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纳入其框架之中。他指出, 当更新技术的执行成本为零或很低时, 企业将选择在职更新技术, 由此技术进步表现为非物化的技术进步形式, 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随着更新技术的执行成本的不断上升, 物化技术进步的“磨损”效应逐渐增强, 就业破坏程度将大于工作岗位的创造, 以就业破坏机制为主, 总体失业率将上升。

Fernando del Rio (2001) 建立一个规范的龄级资本模型, 进一步将分析视角从Mortensen的外生增长角度推进到内生增长理论层次。他比较了外生增长和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的不同影响, 指出理论前提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在外生增长背景下, 理论分析通常预测物化的技术进步由于存在“磨损”效应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 具有抑制就业创造、加速就业破坏的作用;而在内生增长背景下, 技术进步率决定经济增长率, 因此物化技术进步的“磨损”效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有效资本增长率下降, 由此降低工作分离率, 减少失业。

摘要：随着科技革命影响的不断深入与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和发展, 先进技术在生产与服务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上升。但是当一国引进先进技术时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劳动资源的利用, 国内就业压力日益严重。技术进步与就业能否实现共同发展, 现有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的影响是正是负, 成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敏感课题。

关键词：技术进步,就业,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张晓旭.中国就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的考量.统计与决策, 2007 (24) .

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 篇9

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市场的影响下, 中国企业在与跨国企业竞争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形势, 原创性发明这样的发明专利在我国企业中是非常欠缺的, 再加上外国跨国企业又对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垄断和专利圈地, 在国际化竞争中中国本土的行业领先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由于生产空间受到限制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不复存在我国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行业突破。

认识和分析企业发展的技术轨道和路径, 并进一步绘制出技术路径图, 首先可以为企业进行技术定位评价和技术选择, 为企业确定研究与发展投入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再者可以为企业估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为企业未来是要延续原来的技术轨道还是进行技术轨道突破提供一定的借鉴;最后在企业未来产品规划方面, 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二、基本概念

企业技术战略路径的选择, 并非不受任何约束, 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相反, 它收到企业现有基础, 即所处地位的制约, 还受到其发展前途、战略目标和未来机会的约束。也就是说, 它既不能脱离已有轨道任意发展, 要受制于现有的发展路径, 即存在路径依赖性。

“技术轨道”的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明确提出来的, 他认为沿着由范式定义的经济权衡与技术折衷的技术进步活动就是技术轨道, 它根据技术范式解决问题的一种常规活动模式, 由技术范式中所隐含的对技术变化方向做出明确取舍的规定所决定, 是一组可能的技术方向, 其外部边界则由技术范式本身决定。

技术路径图是一种战略决策技术, 是由美国的研究部门和大企业首先开发的用于科学、技术和产品战略性规划的方法。由于技术路径图描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对此作了分析, 为高层战略决策提供了判断的依据, 可作为领导层进行技术选择的基础。技术路径图有助于为加速技术创新提供所必需的情况、技巧和产品间共享的可行技术, 是企业加速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有效工具。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路径依赖问题最早是由保罗·大卫提出, 而后由W·马兰·阿瑟 (Arthur, 1968) 进一步发展成理论, 布莱恩·阿瑟 (1989) 是将路径依赖作为动态经济过程的非遍历性来加以定义。美国学者诺斯 (1993) 认为, 路径依赖在技术变迁中实质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竞争, 而竞争主体是包含于技术间的竞争组织。Pierson (2000) 和Mahoney (2000) 提出路径依赖有助解释制度的涌现、制度的持续以及制度的变革等问题, 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Garud和Karne (2001) 明确提出路径创造概念, 并且指出路径创造不仅要有外部环境和恰当时机, 更需要有企业家集体创造性地整合不同资源和进行集体的学习, 达到实现发展思路的分叉。Bedding (2002) 分析研究了路径依赖、内生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Margolis (2005) 分析研究了路径依赖对于公共政策的含义。后来, Pham (2006) 扩展了路径创新思想, 提出了路径创新五条准则, 即1技术决定准则、2有意识偏离准则、3实时影响准则、4相互依存准则、5最小误解准则。Vergne&Durand (2010) 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随机过程和锁定的所有物, 它是在自我强化、偶发事件及无外因冲击下产生的。

技术轨道概念最早由纳尔逊和温特在《寻找有用创新理论》 (1977年) 中提出的。Arthur (1985) 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两种现象即“动态递增报酬”和“锁定”都是在产业特定的技术轨道上进行的, 并且把增强这两种现象的五种原因罗列出来了。Dosi, Pavit和Soete (1988) 研究阐述了技术轨道的诱导机制因素问题, 指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关键性刺激因素诱使技术轨道形成和发展, 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性质不同, 但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是具有共同的特征。Lee和Lim (2001) 提出了技术—市场模型, 认为韩国技术能力的提高也遵循一定的技术轨道, 并将韩国的几个工业部门的技术轨道进化过程比较分析。Green和McMeekin (2002) 在分析研究英国公司在市场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创新行为这一问题时, 采用了技术轨道理论来进行解释。Dolfsma和Leydesdorff (2009) 认为市场与技术组合的作用导致轨道锁定, 但是通过政府或者企业的参与可以进行轨道解锁达到竞争均衡。

20世纪60年代末, 美国伊利诺艾斯技术研究所得到了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开发了科技动态路径技术。这项技术又进一步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被开发以及使用, 以此为基础并逐渐扩大应用领域和功能, 从最开始单纯用于技术产品规划, 到后来发展到90年代末成为企业作整体的综合战略性运作规划的重要工具。技术路径图举行过讨论会, 主要是被一些企业联合组织机构、大学以及学术机构组织召开。例如2006年举办过技术路径图的应用经验交流会, 主要是由德国夫朗霍夫研究所、剑桥大学、波音公司、依莱克斯公司 (lectrolux) 、飞利普半导体公司、大不列颠航空、BAE系统公司、罗斯·罗易斯 (RollsRoyce) 等联合召开。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论坛是讨论技术路线图的, 即欧洲TRMUsersGroup (TRMUG) (一个季度一次) 以及Strateva—以美国为基础的软件和咨询公司 (一个月一次) 。技术路径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技术路径图不仅包含着大量的科技发展史料, 而且对于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轨道和趋向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例如林毅夫等 (1993) 利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市场化不断地改革, 牢牢把握经济改革必须遵循的初始条件, 在速度与稳定两者之间达到权衡。有的学者提出在改革的过程中要采取局部突破性变革, 避免单纯地修补、旧有体制部分而可能陷入长久不决和长期僵持无法解决的泥沼中 (陈孝兵, 2001) 。曹瑄玮、席酉民和陈雪莲 (2008) 提出, 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源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 而且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以及认知结构有关系, 因此要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角度来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陈维政和黄燕 (2010) 将路径依赖和企业集团组织管理模式选择结合起来研究, 认为管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受不同路径的影响。李宏伟和曲锡华 (2012) 认为,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有逻辑关系但也有区别, 但都是路径演化;应超越路径依赖克服消极作用并积极进行路径创造。王亚娟 (2014) 将组织演化的方向、能力和路径依赖理论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

我国学者柳卸林 (1997) 认为解决某个问题的一组相关联方法, 或在某个产业中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的方向就是技术轨道。技术轨道对应着一条标示技术发展的S形曲线。杜跃平等 (2004) 认为由于不同企业的核心能力、市场观念、经营方向等因素的不同, 使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技术轨道以及技术轨道内又有不同的技术子轨道, 这就导致了企业多元化。刘昌年等 (2006) 提出了三种自主创新基本模式, 即“顺轨式”、“跃轨式”以及“融轨式”, 这三种模式是以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轨道为基础提出来的。张杰和刘东 (2007) 提出了三种技术扩散平台的可行模式, 认为集群创新动力和产业技术轨道具有关系并进行研究。吴邵波等 (2009) 认为技术轨道的重要优势在于知识链组织合作创新。吴贵生 (2011) 提出广义创新轨道这一新概念, 并认为技术轨道是它的一部分。林敏等 (2013) 提出可以在技术发展规律和后发追赶领域应用技术轨道理论进行研究, 并概述了技术轨道的概念、特性和形成原因。

通过比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知, 国内对于技术路径图的意义已经初步意识到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但是与国外相比对它的研究与应用相对较少。王瑞祥 (2002) 对技术路径图进行定义说明并且将它的工作流程和所需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顾钢 (2004) 将国外的氢能技术路径图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作了详细介绍, 并提出了一些对国内氢能发展有利的建议。刘海波 (2004) 等介绍了技术路径图是怎样产生与它的积极作用, 不同之处在于角度不同主要从技术经营方面来介绍。刘细文 (2007) 认为技术路径图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主要包括技术预测、新产品开发、技术规划与管理、科学研究、知识管理等方面。刘传林 (2010) 给出了通用性技术路径图的绘制步骤, 认为技术路径图的绘制应包括准备、分析、绘制、更新这四个阶段。黄萃等 (2013) 研究将政策变量加入传统的技术路径图中, 将市场、产品、技术和政策组合起来, 并结合产业发展阶段分析政策的作用。

四、国内外研究评述

首先, 发达国家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成熟, 其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我国企业创新路径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借鉴。其次,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相关研究, 在运用发达国家的成熟理论框架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且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行业和企业发展经验和我国企业创新路径发展间有极大的近似性。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为设计详细可行的创新路径的研究模型提供最直接的参考。最后, 国内的有关研究, 无论是关于行业发展史研究, 还是把企业作为对象的创新研究, 都揭示了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创新体系的因素中, 案例研究对探索我国企业的创新路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最终确定我国企业创新路径的研究模型提供着关键的实证研究基石。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 重点是从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考虑, 探讨技术范式对于技术路径的方向、内容的规定性, 强调创新活动自身技术的强选择性, 然而较少考虑企业特征、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选择机制的其他方面。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 并且观点不一致存在许多争议, 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我国学者对于技术创新路径理论的研究从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开始,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相关研究工作很快就从单纯的译介西方有关技术创新路径理论和研究方法论转向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活动进行实证研究。从文献方面来看, 很多研究仅仅只针对某一个具体细节问题展开研究。各个专家、学者虽然都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对于技术创新发展路径选择进行了相关研究, 并且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 但是这些理论仍在不断探讨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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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研究路径综述 篇10

关键词：逆向物流,动态路径,正逆向一体化

1引言

消费者在科技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下, 越来越追求产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这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缩短, 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另一方面, 很多国家出台了相关的环保法规, 要求生产企业对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负责, 尤其是要回收处理废旧产品。从物流的角度来看, 废旧产品的回收和重新利用形成了一种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附加物流, 这就是物流中的逆向物流。

逆向物流相较正向物流, 更加依赖物流网络结构, 因此更需要确定废旧物品从消费地到起始地的整个流通渠道的结构, 包括逆向物流设施的类型、数量和位置, 以及废旧物品在设施间的运输方式等。逆向物流需要确定回收中心的地址和处理能力, 目标是逆向物流的总成本最小化、回收中心的处理能力充分利用、消费者退还产品的便利程度最大化、环保效益最大化等。

逆向物流和正向物流的关系千丝万缕, 如何能合理统筹正-逆向物流的关系, 对正-逆向物流网络的设计策略和优化模型进行合理规划运用, 成为企业管理者、广大学者的热点研究问题。

2逆向物流相关概念解释

2.1逆向物流的定义

1981年, 美国学者Douglas Lambert和James Stock最早提出了逆向物流的概念———“与大多数货物正常流动方向相反的流动”。

1998年, 逆向物流权威组织———美国逆向物流执行委员会 (The Reverse Logistics Executive Council, RLEC) 主席Rogers博士和Tibben-Lembke博士提出:“逆向物流是对原材料、加工库存品、产成品以及相关信息从起始地到消费地的高效率、低成本的流动而进行规划、实施和控制的过程, 其目的是恢复物品价值或使其得到正确处置。”

2005年, 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在《供应链词条术语2010年2月版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erms and Glossary Updated February 2010) 》中, 对逆向物流进行了重新解释:“逆向物流是指对售出及送达客户手中的产品和资源的回流所涉及的专业物流。它包含机遇修理和信誉的产品回收”。

综上所述,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逆向物流的定义有不同表述, 但其主要思想是一致的, 概括起来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

(1) 目的是重新获得废弃产品或有缺陷产品的使用价值, 或是对最终的废弃物进行正确的处理。

(2) 流动对象是产品、用于产品运输的容器、包装材料及相关信息, 将它们从供应链总店沿着供应链的渠道反向地流动到相应的各个节点。

(3) 活动包括对上述流动对象的回收、检测、分类、再制造和报废处理等活动。

(4) 逆向物流中也伴随了资金流、信息流以及商流的流动。

2.2逆向物流的分类及特点

按照逆向物流的回收处理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再制造、维修、再利用、维修后的再利用、回收、直接再利用、再生等种类。

按照逆向物流回流的物品特征和回流流程, 可以将逆向物流分为低价值产品的物料、高价值产品的零部件和可以直接再利用的产品。

按照成因、途径和处置方式的不同, 根据不同产业形态, 逆向物流可以被区分为投诉退货、终端使用退回、商业退回、维修退回、生产报废与副品以及包装六大类别。

逆向物流具有以下特点:

(1) 输入多元性:来源可能是制造商、经销商、消费者等的某一方。

(2) 产生的难以预见性:废弃和回收物流产生的时间、地点、数量是难以预见的。

(3) 发生地点的分散性:可能产生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或生活消费领域等等。

(4) 预测的复杂性:可能是整个产品的废弃返回, 也可能是产品的一部分, 难以预测。

(5) 价值的递减性:产品从消费地返回起始地的过程中, 因为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运输、仓储、处理等费用都会冲减回炉产品的价值。

3选址问题的研究

选址问题非常古老, 最早的理论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费马 (P.Fermat) 等人的工作。对选址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 而参与研究的专家也涵盖了运筹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军事专家、计算机学者等各方面人士。

3.1选址问题的产生和分类

现代选址研究起始于1909年, Alfred Weber为解决如何为单个仓库选址使得仓库到多个顾客间的总距离最小的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Weber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 选址理论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 而问题的研究也越发多样化。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选址问题有了不同的分类。

(1) 连续型与离散型选址问题:根据选址备选点是否事先给出进行分类。

(2) 平面选址和网络选址:根据需求点和设施选点是否在网络中进行分类。

(3) 带容量限制的选址问题和不带容量限制的选址问题:根据设施的容量或服务能力是否受某种限制来分类的。

(4) 静态选址问题和动态选址问题:根据输入的参数是否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来分类的。

(5) 确定型选址问题和随即选址问题:根据输入的数据是否是确定的来分类。

3.2国内外选址问题研究现状

3.2.1选址问题研究基本问题

(1) P-中位问题 (P-median problems) 。

P-中位问题 (也叫P-中值问题) 是研究如何选择P个服务站使得需求点和服务站之间的距离与需求量的乘积之和最小。

(2) P-中心问题 (P-center problems) 。

P-中心问题也叫min-max问题, 是探讨如何在网络中选择P个服务站, 使得任意一需求点到距离该需求点最近的服务站的最大距离最小问题。

(3) 覆盖问题 (covering problems) 。

覆盖问题分为最大覆盖问题和集覆盖问题两类。集覆盖问题研究满足覆盖所有需求点顾客的前提下, 服务站总的建站个数或建设费用最小的问题。最大覆盖问题或P-覆盖问题是研究在服务站的数目和服务半径已知的条件下, 如何设立P个服务站使得可接受服务的需求量最大的问题。

3.2.2物流配送中心选址问题研究

国外对物流配送中心选址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总结出了多种可行的模型和方法, 例如重心法、物流位图法、CFLP模型、p-median问题模型以及混合整数规划问题模型等等。Aikens给出了线性规划、0-1整数规划、动态规划等9种基本形式的选址模型, 目标函数是使总的选址费用最小, 不同的规划形式主要取决于费用函数的形式。

国内对物流配送中心选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也取得了较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比如, 在定量选址方面, 后德君、肖秋霞、张坤用模糊聚类法研究了区域物流配送中心选址问题。杨波建立了一个多品种随机优化模型, 从数学角度给出了单配送中心的选址问题的一个量化的处理方法。张培林、魏巧云在考虑了产品运输成本和配送中心运营可变成本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有关多个配送中心的选址模型。陈曦、傅明等设计了一种遗传算法与线性规划相结合的计算方法求解物流配送中心选址问题。沈建男等对重心法进行了改进, 建立了基于AHP的含偏好DEA物流配送中心选择模型。陈冰冰建立了双层规划与动态规划相结合的物流中心选址模型。胡莹利用基于MATLAB的遗传算法, 改善现阶段运算效率较低的问题, 提高了物流中心的配置效果。

4选址策略研究和路径优化

4.1逆向物流选址策略研究

逆向物流系统中回收物品过程中大多需要经过检测、分级、修复等运作工序, 由于处理难度、回收路径、回收专业程度等方面参差不一, 更增加了逆向物流的复杂性, 因此逆向物流的物流配送中心的选址问题比一般的选址问题更加复杂。

(1) 独立的逆向物流网络选址模型。

Min于1989年设计了一个多目标的整数规划模型, 用于确定回收产品是采用直接运送还是采用联合运送, 以及最佳的运输方式。

Caruso等于1993年描述了一个固体废弃物的管理系统, 包括废弃物的收集、运输、焚化、堆肥、再生和处理等过程, 并提出了一个多目标的选址模型, 用于确定废弃物处理工厂的数量和位置、废弃物处理的数量, 以及每个处理厂的服务范围。

Louwers等于1999年根据对废旧地毯的收集、预处理、运输等工序以及相应的成本费用建立了一个确定预处理中心位置和处理能力的非线性连续选址定位模型。

Shih Li-Hsiug于2001年提出了一个优化设计回收计算机和加点的逆向物流网络的MILP模型。逆向物流中包括收集点、存储点、分解、回收工厂和处理、收回材料的最终市场。

Min Hokey等于2003年提出了一个单目标、非线性的MILP模型, 并构造了求解的遗传算法程序, 研究了由初始收集点、回收中心构成的一个双层逆向物流系统。

(2) 正-逆向物流网络整合选址模型。

Del Castillo和Cochran于1996年建立了一组线性规划模型和一个仿真模型用于优化配置可再用灌装容器的逆向物流网络, 分析了空容器返回起始地对企业生产计划、运输计划的影响。

Thierry于1997年提出了一个评价整合生产、分销和收集、回收点网络的概念模型。模型用于确定制造商的最佳位置, 制造商除了从事新产品的生产和分销外, 还回收旧产品。

Berger和Debaillie于1997年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 即将已有的生产、分销网络扩展成一个具有拆卸、检测处理中心的网络结构。该模型的关键是确定拆卸、检测处理中心的处理能力及其选址定位。

Ko Hyun-Jeung等于2003年研究逆向物流网络中维修设施和仓库的数量、地址和容量的问题, 提出了一个单目标的MILP模型。

国内研究者马祖军等于2004年提出了一种在传统生产分销物流网络基础上进行再制造物流网络优化设计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

4.2动态路径优化策略研究

运输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物流成本甚至企业运营成本的高低, 因此, 如何通过优化路径降低运输成本就成了各国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而对运输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基本旅行商问题 (TSP,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之上。

目前求解TSP问题的算法很多, 比如:近邻法、贪婪法、分支定界法、最近插入法、双极小生成树法、剥夺法、空间填空曲线法、2—交叉法等传统优化策略和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模拟退火算法等人工智能策略。

针对不同的优化模型, 整数线性规划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多目标规划、非线性数学规划、随机规划等运筹技术方法被广泛运用到优化物流网络结构中。为了解决产品供应配送过程中库存、产品规划等的不确定性问题, 启发式解法、权变规划、pontryagain最大化原理方法相继得以应用。在众多原理算法使用过程中, 尽管所有理论研究都在尽量贴近和模拟现实, 仍然暴露出很多局限性, 比如大多要求目标函数可微, 容易在问题规模增加时产生维数灾难或“组合爆炸”问题;遗传算法容易出现早熟收敛;神经网络学习时间较长;未涉及逆向物流与正向物流的有机整合;对回收产品的多样性、差异性及相应优先权没有考虑;为考虑逆向物流回收产品回载时的可分性, 未涉及库存限制因素等。

5正-逆向物流研究与最短路径策略

正-逆向物流一体化是对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进行有效的系统集成设计, 将供应商的供应物流、制造商的生产物流、销售商的产成品储运及退货和回收反向物流活动, 以及运输、仓储、搬运装卸、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基本功能实现有机集成, 在信息技术及信息平台的支持下实现物流活动的一体化和协同化。

5.1正-逆向物流的特点

正-逆向物流一体化车辆路线问题中客户由正向客户和逆向客户组成, 正向客户是指需要从配送中心获取货物的客户, 逆向客户是指需要给配送中心发送货物的客户。正-逆向物流一体化车辆路线问题与单向车辆路线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 更好地提高满载率, 减少空驶行程, 节约能源, 减少污染。

(2) 是单向车辆路线问题的拓展, 其模型适应范围更广。

(3) 可行性判断更复杂。

(4) 需要研究与其适应的算法。

5.2正-逆向物流研究方向

单向车辆路线问题是正-逆向物流一体化车辆路线问题的特例和基础。正-逆向物流一体化车辆路线问题虽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与单向车辆路线问题相比, 其研究数量还较少, 待研究的问题和内容还有很多, 比如:

(1) 从客户顺序约束方面看, 带回程集散和混合集散货物路线问题的研究类型较多, 而同时集散货物路线问题研究类型较少。

(2) 有很多实际的约束没有考虑, 如多车次问题。

(3) 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中, 而不确定条件下的正-逆向物流一体化车辆路线问题很少研究。

(4) 对问题的研究基本是静态问题的研究, 缺乏对动态问题的研究。

5.3正-逆向物流最短路径策略

对正-逆向物流一体化最短路径的选址模型研究成果, 本文着重列举任志刚教授建立的模型进行说明。

模型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有限范围的平面上, 平面上存在着若干个原始站、回收站、重制站。原始站包含了商店、零售商等, 回收站属于一个中继转运站, 而重制站包含了重制工厂、回收工厂、消毒工厂以及原始制造工厂等。模型的研究目标就是在该平面上设置适当的回收站与重制站, 使总运输成本最低。

任志刚教授所提出的正-逆向最短路物流网络选址策略模型设定了以下假设: (1) 模型仅考虑单产品单周期的情况。 (2) 欲退回的产品已经被初步收集到原始站。 (3) 回收站可以充当分销中心, 也可以充当回收站;但分销中心的规模和回收站的处理能力有一定限制。 (4) 各个回收站、重制站以及原始站均在有限范围的二维坐标平面上, 各站点的距离以欧式距离计算, 且回收站、分销中心和重制站之间通过唯一最短路径相连, 产品的单位运输费用与距离成简单线性关系, 且正向物流与逆向物流的单位运费无差异。 (5) 重制站的设计处理能力不受限制, 开启回收站与重制站的固定成本皆为已知常数。 (6) 回收站与重制站的容量限制为已知常数。 (7) 必须满足每个原始站的需求, 包括原始站所有的退回货品最后都必须送到重制站。 (8) 若回收站收到的回收产品超出其设计能力, 需考虑处置费用。

基于以上假设, 构建如下混合整数规划模型:

回收站j到重制站k的短路是πmin (X) 的子集:

I:原始站总数目。

J:回收站/分销中心 (配送中心) 总数目。

K:重制站总数目。

Cij:从原始站i到回收站j的运输成本, Cij=Cji。

Cjk:回收站j到重制站k的运输成本, Cjk=Ckj。

Frj:开启一个回收站j的固定成本。

Ftj:开启一个配送中心就的固定成本。

Gk:开启一个重制站k的固定成本。

Pmin:回收站的最少建置数目。

Pmax:回收站的最大建置数目。

Qmin:重制站的最少建置数目。

Qmin重制站的最大兼职数目。

uw:与回收站规模相关的单位可变成本。

Rmax:回收站的最大规模。

Smax:配送中心的最大规模。

Dif:原始站i的需求量 (离散变量) , 服从均匀分布U[Difmin, Difmax]。

Dir:原始站i退回商品的数量 (离散变量) , 服从均匀分布U[Dirmin, Dirmax]。

us:各配送中心送至原始站的商品数量之和大于其需求量时, 多余商品的单位处理成本。

uc:个配送中心送至原始站的商品数量之和小于其需求量时, 短缺商品的单位机会成本。

ua:若送至回收站的商品大于其处理能力, 多余回收产品的单位处置费用。

xtji:从配送中心j运往原始站i的商品数量。

xrji:原始站i运往回收站j处理的商品数量占原始站j总退货的比例。

Pj:是否建置j回收站 (建置为1, 否则为0) 。

Tj:是否建置j配送中心 (建置为1, 否则为0) 。

Qk:是否建置k重制站 (建置为1, 否则为0) 。

Sj:配送中心j的设计配送能力。

Rj:回收站j的设计处理能力。

Mj:重制站j的设计处理能力。

6结束语

对逆向物流的研究在我国的电子商务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方向还有很多, 研究空间还很大。逆向物流研究的市场价值在电子商务领域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注重消费体验的消费者也促进商家将物流服务过程放在战略位置。鉴于目前行业发展的不成熟, 解决措施不够规范的情况, 逆向物流及正-逆向物流的研究需要政府及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的改革、探索, 促进逆向物流的发展, 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 从而提高电子商务活动的消费体验, 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 形成电子商务活动效益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

城市摊贩管制及治理研究综述 篇11

一、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一）摊贩管制的背景

目前，我国对城市摊贩在法律上未进行明确定义，学界将城市摊贩更多视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如李嘉毅（2009）将城市摊贩定义为“城市中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个体商品交易与服务的流通经营形式。”金建增（2010）认为，“城市流动摊贩是指通过徒步或者其他承载工具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公司、商场、民营固定市场的营业场所外，偶尔或者经常通过摆摊设点或者沿街叫卖进行商品买卖或者服务而谋利的人。”邓雪萍（2011）则认为，城市摊贩是指“那些未经工商登记注册、无固定经营场所，无经营执照、无固定经营时间、也没有交纳相关税、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

“摊贩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满足了城市低端群体的生活需要。王洛忠、刘金发、宗菊（2006）认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变革、市场化转型的加快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提速， 中国陷入了“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怪圈，整个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失业率愈高， 摊贩从业人口增加愈快” 的“失业人口摊贩化”趋势。陈燕军（2009）认为，城乡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城市就业岗位的稀缺性与城市化进程中就业弱势群体的数量急剧增加是形成城市流动摊贩的主要原因。李瑾（2009）认为，城市收入差距过大、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带来巨大的低端需求， 于是就会有满足这种低端需求的市场。樊钢、郭巍青（2007）认为，流动摊贩的存在是经济规律造成的，小贩依靠摆摊在城市谋取生存，加上市民对这种相对低级的消费极大的需求，在二者的互动之下，流动摊贩禁而不绝。

城市摊贩的违法经营，影响到城市环境，与长期以来的秩序观念和政府官员的政绩相背离，这是城市政府进行摊贩管制的重要原因。高军、杜学文（2008）、李瑾（2009）认为，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优先论的影响， 我国政府奉行的是单一的社会秩序至上观， 片面地强调城市的整洁和秩序， 强调“整齐划一”。特别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要求下，城市形象更是展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招商引资的必备条件，摊贩也就成了向建设“一流城市”进军的绊脚石。刘明厚（2011）认为，城市管理尤其是市容市貌也成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官员的仕途升迁。魏巍（2008）提到：“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视人民的生计，高调地提出什么构建‘无摊城市’”。

城管执法部门作为摊贩经济的管理主体，形成了与城市摊贩的对立，陷入了自身难以化解的任务困境。徐兆勇、戴昀（2010），彭希哲、姚宇（2004）指出，城市管理部门与无证商贩等弱势群体之间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的博弈。由于城管偏好（治理政绩） 和摊贩偏好（逃避管制）之间的背离， 最终的纳什均衡将是“严格管制” 和“逃避管制”，双方陷入了“囚徒困境”负和博弈关系。蒋云（2009）认为，城管执法管理小摊贩在多数情况下采取坚决取缔的态度，忽视小摊贩的基本生存权， 必然会引起小摊贩的暴力抗法过激行为。刘新宇（2007）认为，城市环境管理与低端部门就业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度陷入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的怪圈。陈尉（2012）认为，在城管执法对流动摊贩开展的城市治理中，由于公众对城管执法工作的偏见和对流动摊贩弱势群体身份的同情，使得城管的执法工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二）摊贩管制的合理性争论

主张加强对摊贩进行管制的观点大多从摊贩经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入手，强调流动摊贩的存在给城市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主张遏制流动摊贩在城市中的发展。杨宏烈（2002）认为，由摊贩经营活动形成的马路经济，是一种滥用城市交通干道、传统街巷、居民住宅小区道路和单位围墙内外的空间进行不规范商业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畸型经济现象，阻塞了交通、破坏了城市街道的整齐和美观，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降低了城市商业、服务业的档次，浪费了中心城市宝贵的商业资源，降低了城市发展的品位。吴刚（2007）认为，小贩的流动性很强，政府难以控制，并且其经营区域与范围难以划定，很容易导致环境脏乱及影响正规商场的经营。马怀德（2007）认为，我国人口众多，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吸纳、消化几亿农村劳动力，面临很大困难。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

主张放松甚至解除对摊贩管制的观点更多是从执政理念、人权保障、弱势群体保护以及无照摊贩的积极作用等方面提出的。刘明厚（2011）、陈文超（2008）认为，我国政府要转变以往城市管理观念，改变过去那种纯粹追求GDP数据增长的发展观和纯粹追求光鲜市容带来的政绩观，在城市管理和摊贩的生存和劳动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关注小商贩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使广大摊贩充分共享发展的成果。肖伟 （2009）、刘明厚（2011）认为，城市“摊贩经济”的存在是摊贩劳动权、生存权和经济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体现，政府负有保障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义务。如果政府一味对摊贩加以严管或取缔，首先在道义上就会受到外界批评。宫希魁（2006）、刘明厚（2011）认为，小地摊的存在是市场的客观需求，特别适应低收入者阶层的需要。摊贩通过自食其力，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还满足了现代社会多层次、全方位、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孙力（2009）如此描述流动摊贩的正面效用：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丰富城市人民的生活，为城市增添色彩；增加了就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问题，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王洛忠（2006）等人提议不应简单地将街头摊贩视为边缘性经济活动，而应将其视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在公共政策上做出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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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摊贩治理的路径

既然“摊贩经济”的存在具有客观性，正视“摊贩经济”，采取有序疏导，才是实现摊贩有效治理的前提。张国平（2008）认为，目前对流动摊贩执法权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对流动摊贩管理更多的体现在有关“禁堵”的规定方面，承认流动摊贩的合法性地位已是当务之急。王洛忠、刘金发和宗菊（2006）建议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通过设置摊贩中心，“引摊入市”，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对摊贩中心的选址、规划布局、政策优惠、营业时间等方面进行周密的论证；对严格执法、规范管理、责任归属、目标细化、管理督察、制度准则等方面做出详细说明；对迁入“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并降低赋税，增强“摊贩中心”的吸引力。刘新宇（2006），黄文芳 （2008），戴星翼（2009）等人提出，将环境权和制约摊贩的权利都界定给社区，使相关的外部性在社区层面内部化，主张通过构建社区摊贩自治管理模式和完善相关制度环境来实现治理和包容并重的方式。许伟根（2007）主张由政府牵头，设立小商小贩联合会，建立一支地摊管理员队伍，由摊贩缴纳一定的摊位费用，由管理员队伍进行日常的清扫和秩序维持。梅娜（2008）主张，要加强对低端非正规就业的科学管理，采用分类管理、分层管理、证照管理的方式，切实加大对城市低端非正规就业的金融信贷扶持力度、财政税收扶持力度和社会综合扶持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管理采取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单中心”行政管理体制， 即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这种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框架进行流程再造。张国平、章灿钢（2008）认为：构建一个包括市民、社团、摊贩、社区、城管、政府6种力量为一体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以促进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和谐。石磊、陈伟、谢剑波（2010），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以政府、城管为主导，以社区为依托，以商贩行业协会为主体，个人为单位参与流动商贩治理的公共服务模式。赵洁（2011）通过对河北涿州市流动商贩的治理现状及问题等进行实证分析，并构建出一个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等为载体参与治理的分类治理模式。于国（2008）提出“服务规范系统——商贩自治系统——社会监督系统”的三维治理模式，以破解城市管理执法与流动商贩冲突的困境。

二、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一）关于“摊贩经济”的理论研究

国外许多学者对“摊贩经济”本身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大多围绕“合法性”和“场所”这两个维度，将“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部门进行界定。如Cross（1998）认为，“摆摊是一种合法的生产与交换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缺少合适的商业许可证、违反当地土地使用法规、无法交纳税收、不顺从相关劳动规章，同时也不予提供商品以及客户维持合法的保障。” McGee（1977）则将“摊贩经济”界定为：“这是一种在公共场所（尤其是街头）出售商品或服务的经济行为。首先，摊贩是那些在公共场所不能合法从事商业行为的群体；其次，摊贩是不负担税收、并且投入较小的经济资本；最后，在空间上摊贩又不受空间限制。”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定义，“摊贩经济”往往被归属于“自营就业”的类别，所谓自营就业即“劳动者自选项目、自筹资金、独立解决工作场地、生产工具等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此获得经济来源以维持生计。”

（二）“摊贩经济”作用的研究

在20世纪50-60年代，多数学者认为（Clifford Geertz，1963），街头市场与集市是传统的商业模式，是一种落后的、无序的，有损于国家发展计划，浪费资源的商业模式。然而，后来众多的研究者证明了“摊贩经济”的重要价值。城市人类学家John Gaber教授发现曼哈顿13街的非法摊贩通过出售补充性商品并且创造了一个不同的购物环境而为当地商业提供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街头兜售类小商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以缓解经济增长的疲软（Peattie 1987； Cornwall 1998）；Rakowski（1994）认为非正规经济是对正规经济的补充，它所具有的优势正是正规部门所缺少的。Atsushi Deguchi（2005）[1]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印尼等亚洲城市的摊贩进行研究表明，摊贩已经自动形成了一种有序的时间和空间的分配机制。比较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摆摊在最初是作为一种简易的谋生手段，例如越南的河内；接下来如印尼的一些城市中，摆摊是解决那些从农村初到城市的年轻人的临时职业；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城市中，比如台湾，摊贩经营只能在特定的市场中进行，不仅仅是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是吸引游客的一种方式。

有些研究者认为，非正规部门利用的原料和生产工艺导致严重的环境损害，而且，从总体而言，非正规部门单位产品的环境危害要高于正规部门（Prey 1992）。对于非正规部门产生的高（单位产品）环境危害问题，大量学者是从非正规就业者缺乏经营空间、基础设施以及稳定的空间产权方面寻找原因的。Omuta（1986）将非正规部门导致的环境冲突归咎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与之相关可得空间少，局部拥挤和设施质量与标准低下。Sethuraman （1981） [2]认为，非正规部门环境问题的核心在于场地和支持性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乏，对场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缺乏可靠的场地使用权抑制了非正规就业者对声誉以及所需设施的投资，从而造成其工作场地的外观简陋，有碍观瞻，还使他们没有激励去改替与维护环境。Perera和Amin（1996），Omuta（1986），以及Sethuraman和Ahmed（1992）都持以下观点：所谓与非正规部门相联系的环境冲突、危害和污染效应并不是该部门固有的特征，大部分是出于对敏感性较差的城市规划系统的消极反应。Perera和Amin（1996）得出这样的结论：和非正规部门相联系的环境危容和环境冲突并不是这个部门的固有特征，而是由他们缺乏适当而足够的操作环境引起的。因此，应当在适当的地方为他们配置足够的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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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摊贩治理路径研究

研究者发现，非正规就业者拥有稳定的产权是激励他们遵守环境等法规的必要条件，也是非正规经济升级的必要条件。Onyebueke（2001）[4]从尼日利亚的研究中得出经验，传统的将居住和商业功能完全分开的规划方法是不现实而且反效率的。不管建设怎样的住所，为商业活动提供足够的空间，特别保证土地、基础设施和稳定的场地产权都是十分重要的。Tiwari（2002） 从交通规划的角度提出，在城市道路规划中就应当为摊贩留出合法的一席之地。Atsushi Deguchi（2005）比较了东西方对于“公共空间”概念上的差异，建议公共空间的选择权应该更多地回归公众。

作为一种趋势，在许多国家，市政府不仅与摊贩合作来配置经营场所，提供环卫设施，而且将场地维护的任务移交给摊贩组织。Tinker（1997）主张，将低端部门就业者组织起来，鼓励他们遵守法规和安全标准，并参加规划、辅助和咨询过程。Pena（1999）[5]研究了墨西哥市的非正规市场，指出摊贩组织具有代表摊贩谈判和管理社会资产两方面不可替代的功能。墨西哥的摊贩组织已经发展成为职能清晰、义务明确、管理规范，对于摊贩个体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摊贩加入组织可以享受到组织外成员不具备的权利，诸如组织同政府交涉有关行政管理、税收、治安、规章、许可等问题，组织可以提供法律服务、提供私人安全、人身保险等。Austin（1994）对美国黑人摊贩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组织除了与政府对抗的一面，还能够建立一套商业文化和商业规范，使黑人摊贩能够在竞争与合作间取得一种平衡，并在摊贩间实现自律。

社区在治理“摊贩经济”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Bartone等（1994）[6]列举了应采取行动的四大领域来动员社区公众参与：一是通过动员公众支持和参与加强提升识别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制度能力，以及为城市环境管理建立权责明晰的制度安排。二是综合使用更全面、效率更高和更有效的管制、经济与环境健康干预政策。三是通过强化战略投资与融资以及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提供更好的环境服务和基础设施。四是通过环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向公众传递信息，争取他们理解相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轻重缓急和政策设计。

很多学者强调应借助参与式治理来提高非正规部门环境管理和向非正规就业者提供服务的质量。Gerson通过研究提出三种治理摆摊的方法建议：确定合适的时间、地点和人行道上摆摊的密度；同摊贩共同解决卫生和噪音问题；发展一些他所谓的“摊贩慈善会”之类的机构。Kathuia、Sterner（2006）在印度安克什瓦的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政策对话（Policy Diaiogue）能够整合管制、信息提供、补贴、收费和提供公共物品等手段来促使小型企业遵守环境法规。

三、基于国内外研究综述的相关启示

国内外的各种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论据来证明“摊贩经济”存在的价值，在提高市场效率，激活城市文化，增加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当然，离开了有效的管制，摊贩缺乏组织的特性也会让其自身走向社会所反对的一面。如果我们承认在摊贩管理问题上，秩序不应该是法律所追求的唯一价值，而是应该平衡更多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立法的目的和城市管制的目标调整为“在追求城市管理秩序、保障道路畅通和公共卫生的同时，保障城市摊贩的权益，便利城市居民消费以及追求城市的多元化”。

通过对国内、国外系统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尽管研究者对摊贩治理提出了不同的治理路径，但需要取得的最基本共识是，“摊贩经济”必须在政府、社区、公众多方的有效参与和管理下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目前关于摊贩经济的理论和管理方式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只是随着各种矛盾的不断涌现才刚刚开始。所以，这就为我们未来的理论和实践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激励摊贩遵守社会规范，如何限制摊贩破坏城市环境的行为，如何达成摊贩、公众和城市之间的最佳博弈结果，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John c.cross，vol 21，1/2/2000，street vendor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 Sethuraman， S. V （1981）.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mployment，Poverty and Environment.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3] L.A.S. R. Perera，A.T. M. N. Amin. Accommodating the Informal Sector： A Strategy for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t ，1996， （46）： 3-15.

[4] Victor U. Onyebueke. Denied Reality， Retarded Perception or Inaction？[J].Cities， 2001， 18（6）：419-423.

[5] Sergio Pena. Informal Markets： Street Vendors in Mexico City[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9

23（3）： 363-372.

[6] Bartone， C. R.， Bernstein， J.， Leitmann， J. and Eigen， J. （1994） Towards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for cities.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Urban Management Program Series No. 1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责任编辑：李利）

城市品牌建设研究综述 篇12

关键词：城市品牌,建设,定位,传播,评价

0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0%,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镇中,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在注重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21世纪,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由综合实力的竞争逐渐转变为核心竞争力和城市品牌的竞争。城市品牌建设作为城市管理和营销的核心部分,已经引起政府、媒体、学界等多方面关注和研究。笔者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城市品牌建设的相关文献基础上,从城市品牌的概念界定、城市品牌构成、城市品牌定位、城市品牌传播、城市品牌综合评价以及建设实践等六个方面,围绕城市品牌的建设,进行文献整理和述评。

1 城市品牌概念界定

首先提出城市品牌概念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凯文·莱恩·凯勒教授,在其著作《战略品牌管理》一书中这样描述城市品牌:“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城市品牌化的力量就是让人们了解和知道某一区域并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个城市的存在自然联系在一起”[1]。Keller教授的这一观点肯定了城市品牌的存在,之后,国内外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品牌的概念进行探讨和研究。

1.1 公众认知角度

陈建新和姜海(2004)认为城市品牌是人们对城市整体的感知和识别,是城市本质和特有优势的一种体现[2]。于宁(2007)从消费者印象和感知视角解读城市品牌,指出城市标志、符号等是其感知载体[3]。Gotham(2007)认为城市品牌旨在树立一个清晰的、独特的和消费导向的城市形象,以此吸引理想型消费者并且使其消费支出最大化[4]。侯瑾(2012)认为城市品牌可以使居民和企业识别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并与其他城市的产品和服务相区别[5]。这些研究从公众认知视角揭示出城市顾客对城市品牌的不同理解。

1.2 产品品牌角度

杜青龙和袁光才(2004)指出城市品牌具有品牌的一般属性,能够被顾客识别,拥有品牌溢价能力[6]。Kavaratzis&Ashworth(2005)认为产品品牌的概念确实可以移植到城市品牌,一座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件“实物”,其“个性”是从城市发展的长期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稳定的价值观[7]。王曼(2010)认为城市品牌如同产品品牌一样,是通过对城市各种内在资源挖掘和提炼,在受众头脑中形成有关城市特质的印象和联想[8]。

1.3 城市形象角度

李成勋(2003)认为城市品牌是城市形象的展示与体现,并通过举例“春城”、“冰城”说明城市形象对塑造城市品牌的重要意义[9]。方丽(2005)把城市品牌解释为蕴含城市独特个性及受众效用的各种城市要素在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和实际评价[10]。Landry&Bianchini(2008)认为所谓城市品牌化就是构建和塑造一个“城市意象”,这个意象指在大众传媒上听到的或者读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和街道设计、市民创造的艺术或者城市想象力等[11]。

1.4 城市功能角度

李垒垒(2010)把城市品牌看作城市功能的整合体现,包含城市经济、文化、环境、政治、居民素养等各方面[12]。Riza,Doratli&Fasli(2012)从战略工具角度界定城市品牌,认为城市品牌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以宣传城市的竞争优势,通过营销城市的历史、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等来获取资本积累的机会、声望和权利[13]。

1.5 品牌资产角度

李朝明(2006)从城市资产角度定义城市品牌,指出城市品牌的内涵是城市特有资产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所生成的特殊的识别效应,是城市竞争优势的体现。城市特有资产系指城市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土地、人口、文化、生产能力等资产[14]。姜智彬(2007)定义城市品牌是城市地理名称在城市品牌战略规划下的品牌识别系统、内部体验系统和外部营销系统等方面所传递信息的总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品牌利益相关者的感觉、认知与联想[15]。

1.6 其他角度

Helmy(2008)从受众体验角度定义城市品牌,认为城市品牌可以延伸为投资者、政治家、规划者、设计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城市体验[16]。郝胜宇(2009)通过对国内城市品牌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从资源、产品品牌、文化、产业、营销与形象视角归纳城市品牌的概念界定[17]。Zenker&Braun(2010)指出城市品牌是基于消费者视觉、语言和行为表现的城市印象网络,它包括与利益相关者和城市整体设计相关的目标、传播、价值观和大众文化[18]。杨媛媛(2014)通过对城市要素分类,从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和综合印象四个部分解读城市品牌,并阐述城市的品牌竞争力构成[19]。

通过以上不同视角下城市品牌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城市品牌既代表一种顾客认知、产品品牌、城市功能、城市资产和形象,也可以上升为一种受众体验,由有形的城市资源和无形的品牌资产共同构成,可以作为城市营销的战略工具,体现城市的特色和核心资源。

2 城市品牌的构成

李成勋(2003)指出,城市品牌由历史角色、文化底蕴、人文风情、地理特征、产业优势、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七大要素构成[9]。方丽(2005)站在城市顾客角度,将其总结为环境、经济、人居和政府四大要素,共涉及50项指标[10]。Anholt(2006)认为城市品牌构成要素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态度,以此建立了城市品牌“六边形”模型,包括城市地位、地理表征、城市潜力、城市活力、城市居民和基础设施六个方面[20]。

姜智彬(2007)从城市品牌的系统结构角度研究其构成要素,认为城市理念、城市制度和城市物质构成了城市品牌的识别系统,城市经济建设、城市社会建设和城市生态建设构成了城市内部体验系统,营销主体、营销客体和营销策略构成了城市外部营销系统[15]。胡晓云和章?(2008)提出城市品牌化的“自定义式”要素指标体系,分别为城市品牌的基础要素、品牌资产要素和分类要素,其中品牌分类要素属“自定义”部分,按照目标消费者类别,将城市品牌分为旅游型、人居型、产业型、产品/企业品牌型和综合型五类[21]。张健康(2013)指出,城市品牌的要素指标体系可成为指导城市品牌建设工作的基本框架,也可作为评价城市品牌建设的基础依据,这些要素指标包括整合形象要素、经济要素、组织要素、环境要素、城市品牌知名度以及美誉度[22]。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城市品牌构成要素的研究,从最初的描述城市物理表征、城市文化和城市资源,到逐步关注城市发展和受众体验,将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等要素纳入城市品牌的构成范畴,使城市品牌的研究更加深入。

3 城市品牌定位

3.1 城市品牌定位的原则

李成勋(2003)提出,城市品牌定位应遵循五项原则,包括真实性原则、专属性原则、导向性原则、美誉性原则和认同性原则,并认为五项原则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如图1所示[9]。樊传果(2006)指出,城市品牌定位,就是形成目标受众心目中的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与优势的城市品牌印象,需要把握四个原则,即突出个性原则、市场导向原则、公众认同原则和现实可行原则[23]。

3.2 城市品牌定位的方法

Mac Fadyen&Kenneth(2004)提出经典的城市品牌三角定位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考虑投资者、创业者和居住者期望,同时关注其他竞争城市的情况,以城市总体发展目标为前提,提出城市品牌的最终定位,该方法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关注[24]。于宁(2007)从系统论角度研究城市品牌的定位方法,构建城市品牌定位系统图(如图3),将城市品牌定位看作一个决策系统,是城市营销者将与品牌有关的消费者信息、竞争者信息以及产品自身信息通过整合、提炼、传播以形成个性鲜明的品牌特征和丰厚品牌价值的有机整体[3]。陈柳钦(2011)颠覆传统的由内及外的推力定位模式,提出由外及内的拉力模式,主张从目标顾客的偏好出发,形成城市品牌定位[25]。杨媛媛(2014)认为城市品牌定位要结合城市的战略发展规划从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不同受众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关联进行全方位、立体的研究;要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地缘环境、人口结构、资本优势等进行合理定位;要重视定量研究,注重方法的选择和数据的分析,可采用德尔菲法,经过多轮验证,使定位更具科学性和持久性[19]。

3.3 城市品牌定位的流程

马瑞华(2006)认为城市品牌定位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品牌溢价能力;然后通过SWOT分析法评价城市内外部资源和竞争优劣势;最后进行市场调研以确定城市顾客需求状况[26]。沈晓敏(2013)提出城市品牌定位三步骤:首先,在调研的基础上遴选出城市特色优势,为品牌定位提供方案;其次,对城市内外部环境进行全面分析,形成品牌初步定位;最后,再次进行市场调研以收集城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形成城市品牌定位最终方案[27]。

从上述研究者对城市品牌定位的原则、方法及流程的整理可知,城市品牌管理者在进行品牌定位时,要立足城市自身优势,突出城市特色,以市场为导向,在内外部环境分析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整合、提炼城市特征,同时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意见,以获取科学、准确的城市品牌定位。

4 城市品牌传播

陈柳钦(2011)指出,城市品牌传播的内容、媒介、方式等需要进行整合并使其保持协同,才能获得好的传播效果[25]。钟羽(2012)从城市品牌传播价值角度指出,城市品牌传播的基本要素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方面[28]。笔者综合上述观点,从城市品牌的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方式、传播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文献分析。

4.1 城市品牌传播的内容

Riza,Doratli&Fasli(2012)认为城市品牌传播的内容要兼具功能性和非功能性,包括城市容貌、历史沿革、文化吸引力、人口特征、经济发展、政府治理、民众的城市经历和城市认知等[13]。刘明洋(2012)从内、外两个视角入手,主张在城市品牌传播体系构建中,应认真考虑受众群体、传受关系、传播载体和评价体系等内容[29]。

4.2 城市品牌传播的媒介和方式

Kavaratzis(2004)在研究欧洲城市品牌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品牌三级构建框架,第一级是指城市的物理表征;第二级由宣传工具组成;第三级指城市沟通[30]。Helmy(2008)指出,基于不同的城市发展目标和愿景,可以使用不同的城市形象传播策略,如节事活动、标志性建筑设计、媒体宣传等,塑造不同的城市品牌[16]。Rehan(2014)研究了德国斯图加特市的城市品牌传播策略,发现斯图加特城市品牌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城市旅游,为此开发出一系列城市品牌传播子策略,包括城市生活、大型赛事、文化活动以及标志性建筑等[31]。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品牌传统传播方式的研究,多集中在整合营销角度。樊传果(2006)主张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塑造城市品牌形象:首先,利用电视、网络、报纸、户外媒体等开展品牌传播;其次,通过经济、文化等大型公关或事件营销活动,提高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23]。王曼(2010)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引入城市品牌经营,使营销思路从“政府想要的”转变为“受众想要的”,包括受众调研、受众引导、品牌符号化以及传播渠道设计等[8]。范红(2011)认为城市品牌传播是通过各种媒介传播或公关活动来实现的,城市宣传画册、网站、形象广告片、专题图书、宣传展板、广告牌等都是常见的传播手段与方式[32]。

国内学者也从网络和社会化媒体视角进行城市品牌传播的研究。李垒垒(2010)提出城市品牌网络传播的两种模式:以网络为中介的“线性传播模式”和以受众为中心的“宇宙模式”,其中“线性传播模式”是由政府或者传统传媒机构主导的,基于Web1.0技术的准单向传播模式,如图4所示;“宇宙模式”是基于Web2.0网络环境的新型传播模式,由用户产生内容并进行分享,如图5所示[12]。丁海猛(2012)探讨了社会化媒体时代城市品牌的传播,从社会化媒体时代城市品牌传播发起者的可知与未知、社会化媒体平台和政府机构在城市品牌传播中的角色认知以及传播渠道设计等方面对城市品牌传播展开研究[33]。

4.3 城市品牌传播效果评估

Russell,Mort&Hume(2009)在Kavaratzis(2004)三级框架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了三种不同城市品牌传播策略对吸引荷兰城市居民和游客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具有物理表征的品牌传播和口碑传播在吸引居民和游客上有相同的积极影响,而传统的传播方式既不影响品牌形象,也不影响品牌形象对居民和游客的吸引力[34]。戴元初(2012)认为城市品牌传播的评估主体应该是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对目标受众的随机问卷调查,从影响广度、深度和向度上测量,并结合网络口碑监测进行评估[35]。

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在进行城市品牌传播时,其传播主体涉及政府和各类利益相关者,传播受众包括居民、投资者、游客等,可以运用整合营销传播方式,借助多种传播渠道如各类媒体、主题活动、论坛、节庆、赛事等,尤其注重在新媒体上的传播,利用互联网吸引更多受众参与。有关城市品牌传播效果的评估,要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注重从多角度测量城市品牌的传播效果。

5 城市品牌综合评价

王颖聪(2008)运用模糊评价与层次分析法进行城市品牌测评,首先确定各级城市的相关要素并量化,然后建立我国城市品牌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最后通过对样本城市品牌进行测评,验证评价模型并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对策建议[36]。张炳发和张艳艳(2010)运用问卷调查了解济南市市民对城市品牌的感知,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8大方面的26个关键因子建立城市品牌评价指标体系[37]。郝胜宇(2011)从受众视角研究城市品牌评价,构建了包含城市环境、文化、经济、传播四个一级指标以及九个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38]。韩玉(2013)将休闲旅游城市的城市品牌营销评价体系分为品牌建设、传播和管理三个层次共三十三项指标,从政府统计和游客感知两个层面对城市品牌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建议[39]。

6 城市品牌建设实践

表1所示,国内外对于城市品牌建设实践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城市进行的,在此领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城市品牌的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7 研究展望

尽管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品牌建设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化,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新的研究方向。

7.1 受众的城市品牌感知和体验

总结城市品牌建设实践与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品牌物化,通过具体的图案、名称、标志等传递城市品牌形象,增强受众对城市品牌的感知;第二阶段是基于城市属性进行组合营销,通过深入挖掘城市的历史、人文和资源、环境,运用广告、包装等进行宣传推广,达到塑造城市形象的效果;第三阶段是城市品牌公众-私人伙伴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城市品牌升华为投资者和人才对城市资源、地位的评价及体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第三阶段的研究较少,研究重点依然集中在第二阶段城市品牌的组合营销上。在城市品牌建设的实践中,很多城市较多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较少研究适合自己的品牌经营模式,抑或只进行简单地城市形象传播,没有关注到投资者、人才、游客、市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品牌感知和体验。随着城市品牌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学者应该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受众角度,关心城市和受众间的互动和体验,找到受众期望的价值点,创造更多品牌价值。

7.2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城市品牌建设

Web2.0时代互联网的价值被深入挖掘,铺天盖地的广告和促销手段力图抢占营销制高点。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通信的迅猛发展,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人群及使用时间迅速超过PC终端,给城市品牌的传统营销方式带来挑战,但也促进了新营销模式的出现与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接收信息碎片化、消费行为的去中心化以及用户参与的常态化,都推动着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以往学者对城市品牌传播渠道的研究多集中于传统媒介,虽然近年关注到新媒体,也多是研究微博对城市品牌建设的价值,微信等社交平台的传播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自媒体作为时下最为流行的传播方式,其在口碑营销上的卓越表现值得城市品牌建设者与研究者的深入思考。

7.3 城市品牌竞争力的科学评估与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