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路径（共12篇）
城市化路径 篇1
一、文献评述
村落终结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由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这一现象, 体现为景观、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的城市化。我国社会学学者对中国村落终结的特殊轨迹进行了大量的“散点研究”, 以期在理论上再造中国村落城市化生动而丰富的全过程。代表性的研究如, 周大鸣对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南景村的研究, [1]王春光、项飙、王汉生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浙江村”的研究, [2][3][4]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东南地区超级村落“万丰村”的研究, [5]王铭铭对发达地区农业村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 [6]黄平对欠发达民工流出地4省8村的研究, [7]陆学艺等对北方地区初步工业化的“行仁庄”的研究, [8]李培林对广州“羊城村”的研究。[9]一些学者开始着重研究村落终结难产问题。李培林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蔓延状况, 提出了“村落终结”的问题。他发现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 村落终结具有与农民终结不同的特殊机理, 村落的终结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过程。他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 “羊城村”便是他抽象出来的村落终结类型。[10]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终结”的问题, 但对于村落如何终结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谢志岿从系统的制度安排的角度, 探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村落终结的路径。他认为, 在非农化和工业化地区, 农村村落的演变主要有3种形态, 一种是当地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的同时, 将村落住宅用地及其附着物一并征收, 在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上都消灭了原农村村落。这是一种通过消灭农村达到终结村落的办法。第二种是在城市化过程中, 当地政府只征收了农村部分土地, 而将农村村落保留下来, 并预留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村集体的发展用地, 村落及预留的土地仍然维持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这样, 村落在城市化过程中仍然得以保留而不是终结, 形成了城中村问题。第三种是城中村改造, 即通过城中村改造终结原农村村落, 实际上是第二种形态的发展。[11]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无法终结, 村落终结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工业和城市具有足够的就业容量, 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缺乏足够的“拉力”, 来吸纳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希望定居城市与无奈回归村落的冲突决定村落的长期存在。[12]还有一些案例研究村落终结的另一种形式:一些贫困的山区, 由于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 农业收益的相对下降, 农村人口外流日益增加, 致使农村老龄化相当严重, 山区社会呈现衰败迹象, 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村落的终结”。[13]
从上所述, 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村落终结的研究视野存在着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 村落终结表现为卷入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终结问题;从狭义上说, 村落终结特指城中村这类村落的终结问题。对于城中村村落的终结, 也存在着各种主张。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学科的学者大多主张从城市景观上彻底消灭城中村, 如广州市“四改”的一揽子城中村改造政策与措施主要是由城市规划专家参与的。谢志岿主张从制度安排上彻底消灭城中村, 通过一次性货币补偿使农村村落建筑和社会结构一次性全部瓦解, 达到彻底消灭村落结构的目的。[14]有一些学者不主张村落终结, 希望保留村落, 但他们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最后都殊途同归。蓝宇蕴认为城中村这种“村社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 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15]李津逵从城市营商成本和城市竞争力角度, 主张政府放农民一条生路, 让本地农民有权利根据市场信号, 在国家征地后仅存的自用地建廉租屋区。[16]
研究村落终结, 首先必须界定村落边界, 将基本的问题厘清, 如村落终结的标志是什么?村落为什么难以终结?本文在明确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村落终结的路径。
二、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的路径
从先期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和实践来看, 乡村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 农村人口和生产力向原有的城市集中, 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使原有的城市扩大;或者农村人口和生产力在原来的农村“空地”上集聚, 形成新的城市。[17]王先锋又提出了一种“飞地型城镇化”模式, [18]认为已有的城市化模式的特征是城市化必须经过工业, 而“飞地型城镇化”模式不经过工业化, 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非洲的摩洛哥, 巴西的玛瑙斯。不过, 无论哪一种模式,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必然“终结”为城市,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 随着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 农民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必然。[19]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城市吸纳, 作为农业社会基本单位的村落也就“终结”了。这就是村落终结的基本逻辑。然而, 中国村落终结之路却不尽然。在国外, 由于要素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城乡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 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和城市二三产业劳动者,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瞬间”就成了城市。城市化为市场主导型, 如果城市化进程过快, 大量新涌入城市的一部分人口会成为城市贫民, 他们聚居在城市的落后社区或者形成新的城市落后社区, 产生贫民窟现象。不过, 无论城市落后社区还是城市贫民窟, 都是城市社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非常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城市化 (村落终结) 是一种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 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 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大量征地, 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出现村落终结难产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以两条途径进行:一种是村落被动卷入城市化浪潮, 这是由地方政府以区划规划和土地国有化推动的城市化引起的。地方政府以创办工业园区推进工业化、以规划调整和区划调整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张, 工业化城市化用地主要通过征地方式获得。第二种是村落主动参与城市化建设, 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城市化、工业化, 分享城市化成果。总的说来,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呈现多样性分化的特点, 有的村庄类型散点存在, 如“明星村庄”、“超级村庄”;有的成片涌现, 如城中村。中国村落终结分化有3种主要类型:
1.完全城市化的村落
这类村落在空间上已经完全城市化, 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完全转变为城市社区管理, 村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城市化变化。这是卷入城市化浪潮多数村落的状况, 是中国城市数量和城市面积扩大的另一面。
2.所谓“工村”、“商村”
这类村落空间上在城市建城区、规划区之外, 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是农村建制, 但是, 村落产业及土地使用上向第二、三产业转变, 村民在职业上向二、三产业转变。与这类村落非农化程度高相联系的是集体经济力量强大, 村民收入水平高, 村落或者是给村民大量分红, 或者是给村民提供统一的住宅甚至福利, 因而被称为“超级村落”、“明星村落”、“富裕村落”。这类村落或者是零星存在, 或者是成片出现。这类村落有的因为“能人效应”、“社区精英”因素而发展, 如北京的南河村, 天津小靳庄, 郑州南村, 江苏的华西村;有的因为区位优势因素而发展, 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出现的大量超级村落。这类村落的数量不多, 却是村落现代化的典型。
3.所谓“城中村”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城市迅速扩张, 城市用地规模迅速扩大, 过去的城市郊区、周边农村甚至一些更为边远的农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但是, 国家无力承担征地后村民的生活和就业, 采取保留村民住宅用地、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以及少量留存农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保留村民农村居民身份 (后来转变为城市居民, 即所谓“农转居”) , 保留原来的农村组织管理体制 (后来改为城市居民委员会, 即所谓“村改居”) 。但是, “农转居”后的村民实际上不享有城市居民的权利, “村改居”后的社区组织实际上不享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权利, 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社区, 它既不是典型意义的城市社区, 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村社区, 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边缘状态。由于这种社区 (尤其是典型意义的) 大多位于繁闹的城市中心或城乡结合部, 被形象地称为城中村。城中村不是孤立和个别的,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后, 城中村最早出现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沿海地区, 随着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中村现象日益普遍,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城中村。但是, 城中村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的“阳光”写照, 城中村被普遍认为是“问题村”, 成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注的重点。
三、中国村落分化终结的渐进性
由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多样性, 中国村落终结呈现为一个内容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渐进过程。李培林提出, [9]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具有5个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基于价值体系的心理和社会认同;社会边界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行政边界是基于权力自治或国家权力下乡的管理体系;自然边界是基于土地属权的地域范围;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对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来说, 这5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 其划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但是, 随着村落的开放及非农化、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城市化, 村落的边界发生了分化, 这五种边界也变得不再重合。边界分化的过程, 有一个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 从经济边界到自然边界、行政边界再到文化边界, 最后是社会边界的彻底解体, 意味着村落的终结。李培林充分注意到了村落边界多元化对村落终结的意义, 但对5种边界的具体内涵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村落边界的动摇并不等同于村落边界的瓦解, 有的边界十分坚固, 即使动摇了也难以解体, 也可以衍生为另一种存在。
本文认为, 自然边界是以土地属权为基础的地域边界, 属于地理的和物质的范畴, 既包括土地属权的边界, 也包括依附于土地之上房屋建筑构成的边界。它的瓦解包括:无耕地→无农用建设用地→居民房屋建筑景观的变迁等过程, 在这个范畴之内, 不但农耕地考虑进来了, 还包括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临建违建在内的房屋建筑均被涵盖其中。经济边界不能仅仅根据农业产值比重多少来决定其经济边界是否瓦解, 也即:无农的村落并不表示村落的经济边界已经解体。除了考虑农业产值比重, 还要考虑农村经济组织实体的存亡, 也即, 只有当农村经济组织实体解体时才能说经济边界已经解体。行政边界是权力、公共服务等管理体系的边界, 行政上的撤村并村、村改居等对村落边界产生叠加性影响。社会边界与经济边界紧密相连, 文化边界基于社区认同感、由历史积累沉淀而来, 包含了心理和历史的范畴, 是前几种边界在群体上叠加形成的。村落终结的标志不是某个简单事件的解体, 它是由一系列重大事件组成的信号集, 存在着多种终结形式。村落边界的瓦解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经过从边界动摇到边界解体的渐进过程, 依边界的牢固程度, 各边界解体的进度不一定一致。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是农村村落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完成城市化的过程。按照村落边界动摇的先后次序, 村落终结包含了以下过程:
1.村落经济边界开始动摇
由于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和城市化浪潮的时机, 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发展非农业生产机会显著增多, 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 经济总量增加, 村民开始富裕。耕地数量变化不明显, 农业仍占主导地位。
2.村落自然边界开始动摇
城市扩张开始加大征地, 村落耕地显著减少。人均耕地低于0.3亩或农业产值比重低于20%时, 标志着经济结构已完成转型。村落成为无农或少农村落。与此同时, 村民和村集体开始“以地生财”, 农民利用征地补偿款等开始兴建出租屋, 村集体出租农村非农建设用地, 建厂房、仓库出租或直接投资于第二、三产业。在流动人口增多带来廉租房需求的背景下, 村落第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 经济总量增加, 原住民利益集团开始形成。
3.村落行政边界开始动摇
城市政府加快城市化力度, “村改居”启动, 村民户口转变, 农民变市民;村委会改居委会, 出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社) 多头管理和管理双轨制阶段。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社区大部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出现村民不愿拆迁城中村房屋和城市政府不负担城中村公共产品投入对峙局面。
4.农民房屋拆迁改造
城中村的存量土地以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为主, 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这些存量土地, 由于村委会取消,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凝聚村民的主要力量。政府开始加强对出租屋经济、非正式经济的治理, 加快了城中村的改造, 城市向城中村渗透, 农民逐渐集中居住 (如农民公寓) , 或分散安置 (购商品房) , 村落的自然边界可能出现多种模式。城中村房屋是否拆毁?取决于城中村发育程度、城市政府和村民、村集体博弈的结果。
5.村落经济边界的解体
随着城中村存量土地的不断减少甚至消灭,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逐渐弱化。目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得好或坏, 取决于制度选择 (如股份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 、集体资产的经营状况。作为村落经济边界最后标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保留还是消亡, 取决于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方向, 如集体股要保留多久?股份在社区内如何流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大标志。
6.村落文化社会边界的解体
作为长期积淀形成的邻里关系、社会关系网、社区认同感, 其发展取决于村民未来居住形态、村民经济利益联系密度。从上可归纳村落终结的一般过程:征地后成为无耕地 (或少耕地) 村落→改制, 无村委会→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居住形态非村落化 (如公寓式) →无村集体经济组织→无社区成员心理社会认同感。村落的行政边界最容易打破, 因其依靠行政力量即可;其次是村落自然边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 村落终结的最后边界是文化社会边界。
由于大多数城中村是被城市压挤到以宅基地为边界的村落, 所剩不多的土地, 是城中村村民与城市政府谈判、进入城市的筹码, 城中村村民将极大地捍卫他们的权益, 越长越高的出租屋正是他们利益抗争的表现形式。城中村的两种居民--靠出租土地为生的原住村民和租住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徘徊在城与乡的边缘地带, 不能有效地融入城市。城中村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 城中村是城乡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利益冲突多。从某种意义上讲, 村落终结充满了冲突和妥协、矛盾和曲折, 村落终结的过程是复杂而渐进的。
四、中国村落终结特殊性的制度根源
中国村落终结艰难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体制, 具体说, 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 通过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制度和管理体制安排, 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完全分开, 除非得国家管理机关批准, 城乡居民不能自由迁徙。改革开放后, 城乡人口流动加速, 面对上亿的流动人口, 需要在政策和制度方面加以调整, 为外来人口提供各种必需的公共服务。但是, 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松动, 由于没有本地户籍, 外来人口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长期没有被正式体制覆盖, 政府未考虑外来人口住房安置问题致使城中村蔓延。
2.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
从计划经济时期起, 我国法律规定, 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城市建设使用农村土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并支付征地费。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国家不断征用城市附近农村的土地。但是, 国家并没有将土地完全征用, 而是保留村民宅基地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以及少量农地的集体性质, 有的还返还3%~4%的土地作为村民住宅和集体非农发展用地, 兼顾征地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的生活, 由此形成城中村。
3.城乡二元的公共管理制度
根据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 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委员会管理, 管理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 而农村社区则由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管理, 村民自己负担管理费用。城中村镶嵌在城市里, 甚至挂上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牌子, 但是, 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社区公共管理的费用并未由政府财政覆盖或完全覆盖, 要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
4.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对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口粮、基本生活资料补贴、低租金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地入学、就业、退休养老等一整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但是, 这套社会保障制度不覆盖农村, 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主要依赖土地, 农村社会保障的载体主要是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社会保障是一种土地型社会保障制度, 是一种家庭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后, 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城中村的“农转居”村民仍然不能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接轨。
5.城乡二元的公共投资制度
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城市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则主要由农村集体和基层政府提供。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逐渐增多, 但是, 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并未根本改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仍然主要由农民分摊。城市政府长期没有将位于城市郊区的农村以及已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和建设管理, 财政支出的公共投资极少。
五、村落终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出路
农民与土地的分离、村民与村集体的分离决定了村落终结的最终形式。从村落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 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占三产比重、劳动力就业结构3个指标决定了村落是否应该彻底转型。如果村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少, 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 并且农业占三产比重较低, 这个时候必须实行村落的整体转型。我国征地制度中, 缺乏整村安置的思路, 以往都是按征地面积核算出农转非的指标, 实行的是农民个体的安置, 这也是后来征地不征村导致城中村产生的重要制度根源。2000年以后针对征地不征村、城中村蔓延现象, 政府开始推行包括“村改居”在内城中村“四改”。但由于对“村改居”的条件和标准没有明确规定, 各地出现了滥征地以及由此引起的失地农民问题。2004年国发28号文规定, “禁止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许多地方“村改居”又开始搁置起来。“村改居”开始考虑村民的整村安置, 比原来的个体安置方式前进了一大步。由于“村改居”缺乏限定的条件和标准, 导致了“村改居”的泛滥。村改居是非农化地区村落终结的必由之路, 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步轴, 不能因为缺点存在而否定村改居, 相反, 必须完善和规范“村改居”的条件和标准。
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是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村民委员会改制成社区居民委员会后, 村民对原有社区的依赖变成了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依赖, 不管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以何种形式存在, 它都是村民 (或居民) 对原有村落联系的重要而唯一的纽带。这条纽带承载着一个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将原村民凝聚在一起。随着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或者转型, 这个村落也被视为终结或转型。
集体经济组织的去向可以是多元的。它可以通过村民“持币进城”而彻底终结, 也可以通过村民“持股进城”而逐渐转型, 成为一类特殊的股份合作制单位, 最后股份开放、稀释而消亡。由于城中村地处城乡融合的前沿地带, 城中村均面临向城市社区的转型, 股份合作制改造是对旧的集体经济改造的理性选择。改造的核心元素包括集体股去留、股权从残缺走向完备、股份结构从社区封闭走向社会开放、治理从随意走向规范。结合单位市场化趋势, 需尽快剥离社区股份合作制单位社区职能, 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 实行城市社区属地管理。
集体经济组织转型为股份合作制单位后, 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自然蜕变过程。通过逐渐剥离原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社区职能, 将新生的股份合作制村落逐渐改造成一类特殊单位——经营少量土地、既封闭又松散的股份合作制单位。城中村的土地不一定全部国有化, 村民、村集体可以土地入股;某个城中村经营的土地拥有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股份合作制单位具有一定的社区性和封闭性;社区居民可以在城市自由就业, 与股份合作制单位的关系是松散的;居民的社会保障由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系统覆盖, 股份合作制单位只需要为其雇佣员工购买普通单位应付的社会保险部分而不必为社区全体成员购买社会保险。
摘要：城市化进程中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终结”为城市, 是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然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具有多样性和渐进性的特征。中国村落终结艰难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管理制度。村落终结是农村村落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完成城市化的过程, 存在着多种终结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村落终结,路径,渐进性,集体经济组织转型
城市化路径 篇2
激发支部活力，建强战斗堡垒。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居委会党组织为基础、辖区内全体党员为主体，形成“1+2+N”党建工作格局，以整合资源、规范管理、优化设置筑牢建强城市党建战斗堡垒。一是强化职能发挥。积极利用购买服务织牢网格管理制度，实行党支部+网格+党员的党建工作模式，通过远程教育、送学上门、多样化主题党日等增强党员党性，锻造一支政治过硬、团结向上、务实奉献的党员队伍。二是强化阵地建设。通过建规范活动室、搭网络学习的平台、建党建文化长廊等方式，规范化、丰富化、实用化党建活动阵地，两个居委会党支部均利用远程教育、党建云等平台搭建起覆盖支部党员的网络课堂，积极打造党建文化长廊，发挥党建文化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三是强化督导提升。街道党工委建立定期督查机制，采取组织生活旁听、组织生活资料抽查、党组织党建工作定期考核等方式，按片区按支部进行分类指导和督查，通过党建评议实现奖惩等方式强化结果运用。
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紧抓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建设地域优势，着力贯彻“党建引领一切”。一是紧抓“三变”改革激活产业。推行“村社合一”模式，强化支部引领、监管和指导作用，在支部培训、公司培训中纳入大数据、电商发展等内容，全力抓好电子商务、物流运输、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美食特色一条街等建设，激活城市化、现代化产业带动股民受益。二是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增收。严格根据“一居一计划”重点扶持各居委会优势产业，通过发展仓储物流、盘活集体资产出租临时门面与土地等方式为居民带来就业、收益和发展机遇，到目前为止，两个居委会集体经济积累均在10万元以上，增强了发展底气。三是依托区域优势带动就业。依靠与盘州市区“零距离”优势积极向城市要就业，除设立就业创业咨询专门通道外，积极向农贸市场、辖区内煤矿企业等大型用人单位输出劳动力。积极利用远程教育，为居委会群众提供种养殖、电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打造特色亮点，提升服务功能。一是着重发挥凝聚带动作用，以组织力带动居民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推行村寨精神文明建设，各居安全通过开展“卫生户”“诚信户”“孝悌户”及“邋遢户”“失信户”“不孝户”等评选活动激活群众自治、创新社会管理、净化党风民风。二是聚焦本地特色打造亮点，围绕“亲民、为民、利民、助民、安民”这一主题，平川居委会党支部联合辖区红果线路车间党总支、桥路车间党总支及红果接触网巡检班组党支部开展地企党支部结对联建，联合开展了“心连心”入户走访送温暖主题党日活动。三是拓展探索新型服务模式。率先在平川居委会党支部打造“红色物业”，将党员作用发挥与物业服务管理融合起来，目前与8家企业(单位)联系确定合作，并签订了服务协议，党员志愿服务卡和“红色物业”服务卡已陆续发放在群众手中，为建立服务型党组织、和谐党群关系提供了有效载体。
【党委党建范文】二
近年来，针对社会组织重登记轻管理服务、重经营发展轻党建工作、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难等问题，河北邢台市清河县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四个一”，即一套机制定规矩、一方阵地搭平台、一个孵化促提升、一种引领聚正气，创新举措破难题。目前，该县社会组织共成立党支部30家，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到97.78%。
该县在邢台市率先成立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工委，统领全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导行业主管部门成立社会组织党委、民办教育党委、非公经济商会党委等专职机构，在司法局、财政局等单位分别成立非公党建工作指导站，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多种形式健全党组织，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全覆盖。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明确管理监督责任，同时行业主管部门在审批社会组织的时候必须征求社会组织党委意见，社会组织《章程》中必须把党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登记成立的同时提交《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和《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将党建工作开展的关口前移。建立“1+N”管理体系，激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源动力，“1”即县委组织部牵头协调，发挥综合协调作用;“N”即由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委、民办教育党委等多部门参与，定期召开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配套出台社会组织信息互通反馈机制、社会组织工作议事会议和议事原则的办法等制度，为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定原则、立规矩，构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新格局。
为给全县各类社会组织提供优质活动阵地，该县高标准建设社会组织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内设“一厅四区”，“一厅”即建设高标准的党群服务大厅，“四区”即设置党建主题展示区、图书智能阅览区、公益活动召集区、文体娱乐休闲区等4大功能区，通过社会组织党委、党群中心，推进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难题共解、发展共促，各行业社会组织聚成一盘棋。
该县探索以培训促提升、以开展活动激发活力的孵化之路，社会组织工作趋向正规，活力得到激发。近年来，已先后开展各类培训22场次，新注册社会组织11家，新建和正在组建党支部的社会组织8家，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32名，新发展党员3名。
依托共产党员信仰教育学思堂这一特色载体，该县定期组织社会组织负责人到学思堂接受信仰教育，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党建+志愿服务、党建+行业自律、党建+社会和谐活动，在不断教育、重温、反思、感悟中，将党的思想内化为社会组织的信念追求，提升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党委党建范文】三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之际，西宁，这颗高原上的“明珠”，也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
2016年至2017年，西宁实现了180个贫困村脱贫退出，5.1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底的12.1%下降到2.7%，脱贫摘帽步伐不断加快，贫困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而更令人期待的是，不久前，西宁市对外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剩下的150个贫困村退出、1.45万贫困人口脱贫，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这样的底气何在?
“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擎作用，将党建工作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为实现高质量脱贫注入了强劲动力，取得了脱贫提速、发展提效、民生提质的良好局面。”西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志忠作答。
扛起使命担当，“尖兵”下沉一线，把党的力量挺立在脱贫攻坚最前沿
站在位于西宁市西山上的标志性建筑“浦宁之珠”，沿山谷而建、呈X形的城市全景尽收眼底。苍茫的山脉，延绵到天际，成为这个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城市雄浑的背景。
有着2100多年悠久历史的西宁，集中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和困难。由于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恶劣，发展产业欠基础、少条件，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导致不少农民陷入贫困，难以自主打破贫困循环。
骨头再硬也要啃。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西宁市委市政府将其作为一场输不起的“政治仗”“民心仗”来抓。全市上下牢牢抓住党建带动的“牛鼻子”，凝聚脱贫攻坚的关键力量，推动“指挥员”靠前指挥，“尖兵”下沉一线，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优势。
西宁市坚持组织领导全覆盖，市委书记、市长、市委副书记包县督战，全市37名市级领导联点44个乡镇，市县两级169名县级领导干部联点371个贫困村、后进村，倾听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抽硬人、硬抽人”，市县两级组织部门严把选派关口，把各个单位的精兵强将全部派到扶贫工作第一线，全市选派的991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干部中，45岁以下干部达到70%以上，做到了把能扶贫、会扶贫的干部选出来、顶上去。
同时，注重整合资源，集聚各方参与的合力，全市安排了110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所有“三类村”结对共建，2.5万余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与贫困户结对认亲，67家企业和商会协会结对帮扶105个贫困村，构建起扶贫治理大格局。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脱贫才能更有后劲。近年来，西宁市先后调整不能胜任现职、推进工作不力、群众不满意的村党组织负责人114名，其他村“两委”成员179名，并及时在回乡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中，选任优秀人才充实到“两委”班子中，配强了骨干队伍。
“过去有几个人知道包勒村?现在都夸好，名气可大了!”在距离西宁市区55公里的湟中县包勒村，扶贫要素向这里集聚，昔日的贫困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村党支部书记秦发旺看着不断开进村的汽车高兴地说。
包勒村地处海拔达2900米的脑山地区，耕地多为陡坡，不利于耕种，人均收入低于2800元。从2015年开始，西宁市旅游局副局长戴航、陈霞接续带领扶贫工作组来到这里，带领全村发展旅游，种植药材。这几年，村里办起了稻草人创意艺术节，引得游人纷至沓来。村民们感叹道：包勒村，从“灰姑娘”变成了“俏佳人”!
强化政治引领，引导群众把思路和眼光放到“高原绿”“西宁蓝”“河湖清”更高质量发展上来，提升产业扶贫质效
来到西宁市湟中县拦隆口镇卡阳村，游人如织，漫山遍野的格桑花、非洲菊争奇斗艳。“卡阳过去守着绿水青山，却一直很穷。这里山大沟深，交通极为不便，经济发展落后，是省定贫困村之一。”湟中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冯元智告诉记者。
2015年，西宁乡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鲍武章作为第一书记来到了卡阳村。经过调研，鲍武章提出想要建设旅游景区，村民们感觉像天方夜谭，并不买账。
经过反复讲解政策，组织党员学习，组织村民培训参观，村民由抵触变成了主动参与和配合。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村里建成了4A级景区。贫困户开办了农家乐，养殖户有了好销路，其他人员在景区务工，村民们走向了致富之路。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海西、海东、西宁等地考察期间，对青海工作提出“扎扎实实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扎扎实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扎实实加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要求。
落实总书记要求，西宁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了“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目标。“在脱贫攻坚中，西宁市始终坚持围绕这一目标，高位推进，聚焦‘西宁蓝’‘高原绿’‘河湖清’做文章。”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积星说。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需要脱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提高附加值，走好脱贫新路，对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的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西宁市加大在农村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力度，全市在专业合作社、产业协会、农村企业、生产基地中设立党组织79个。采取“五星晋位”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出13个农村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积极整顿转化。实施“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年”活动，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整改和规范，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将扶贫脱贫任务，变为培育地方经济新增长极，还需要找到贫困村新的“效益生长点”。
着眼于增强发展能力，西宁市在精准培训上发力，举办市级培训班次，组织2500余名县(区)、乡镇(街道)党政干部、第一书记、扶贫干部等参加培训;举办县级培训班17期，乡镇党政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干部、致富带头人等共3300余人参加培训，实现了扶贫干部培训全覆盖，提高了干部的扶贫能力。
坚持“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精准滴灌。党组织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为贫困群体的脱贫提供了组织基础。行走在西宁，大通县边麻沟花海农庄中香味扑鼻;湟源县麻尼台村的家庭宾馆一家挨着一家;湟中县田家寨镇田家寨村整合集体闲置土地，建成温室大棚、茶叶保鲜库等现代农业设施……
目前，全市组织实施了3.1万贫困人口到户产业项目，5.7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贫困群众在扶贫产业链上找到了发展定位，实现了稳定增收脱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诠释。
推动“精神扶贫”，促进党员干部和贫困群众立志长智，挑稳脱贫攻坚“千斤担”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脱贫攻坚既是摆脱物质贫困的实践过程，也是弘扬自强不息精神的实践过程，更是砥砺党员干部作风的实践过程。
着眼于提振党员干部脱贫攻坚的精气神，西宁市努力压实责任，将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列入各级党组织书记年度“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和年终述职的必述内容，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各级党组织切实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采取对驻村工作队推行“一季一考评一通报”制度，及时调换了60名、召回了8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为全市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干部拧紧了螺丝。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西宁市为每个驻村工作队拨付4万元工作经费，为每名驻村干部购买30万元保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兑现艰边工资补差和乡镇岗位补助，让驻村干部“沉下身子安下心、一心扑在扶贫上”。
现实中，少数贫困村的党员群众长期为贫困所困，形成了“一等二靠三要”“破罐子破摔”等懒汉思想，给基层扶贫工作带来了困难。
为让贫困村党员干部的心热起来、身子动起来，西宁紧紧抓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契机，组织了贫困村党员开展“两重温一续写”“三亮三比”等活动，围绕班子运转、履职践诺、工作实绩、群众口碑等内容积极开展村干部“履职体检”，督促整改落实，让广大党员干部成为脱贫攻坚的先行者和生力军。
增智长志，出路才能不愁。西宁市着力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发展的内生动力，组织开展思想脱贫集中宣讲活动670场次，对7196名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技能培训，大部分受训群众有了一技之长。深入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选，倡导新生活、新理念，推动村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通县城关镇塔哇村党支部鼓励本村长期赴外从事收割作业的7名党员亮明身份，建立流动党小组，探索形成了收割市场信息统一收集、收割队伍统一管理的运作模式，带动和帮助43名困难群众实现增收。
湟中县鲁沙尔镇阳坡村党支部将全村划分成4个区域，安排38名“在家”党员负责区域内的日常保洁工作，每月开展评比活动，建立奖惩机制，有效改变了村庄面貌。
……
行走在秋高气爽的西宁乡村，满眼丰收的景色。以党建为引领，山野之中，一个个充满温度的故事持续上演，西宁奔向“幸福之城”的梦想愈加清晰可触。
【党委党建范文】四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六届二次党代会将2018年确定为“东进战略攻坚年”和“作风建设提升年”，区委制定了《龙岗区“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了以张勇书记为组长、戴斌区长为常务副组长，其他分管区委常委为副组长，各街道党工委书记和区属各单位、驻区各单位、区属各企业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3月27日，召开全区“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动员大会进行全面部署。“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覆盖区财政资金负担工资的所有人员及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部领域，由区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开展，并联合区纪委监委、区委(府)办、区委政法委、区委宣传部统筹推进。
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
加强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2018年以来，区委理论中心组以上率下开展集中学习6次、自学21次，学深学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国“两会”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下发《关于各级党组(党委)会议第一议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通知》。各级党委党组每次召开党组(党委)会议时，都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作为第一议题，增强抓好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广大基层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形式、多载体、多样化的学习宣教活动，依托区、街道、社区和园区165个“新时代讲习所”学习阵地，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市内市外的学习资源和师资力量，通过常态化开展书记上党课、专家学者授课、诵读党章和系列讲话等学习活动，不断丰富党员教育手段和形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龙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立区级十九大讲习团，推出“基层党员诵谈十九大报告”节目，将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规范组织生活会。党员区领导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给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通过言传身教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组织全区党员，以支部为单位，分别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勇当排头兵需要什么样的作风，自己有哪些差距，怎样改进”为主题，召开了两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查摆自身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增强改进作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把党支部建在急难险重工作一线。在土地整备、治水提质、查违拆迁、安监执法等急难险重工作任务一线，全区共成立65个临时党支部，选派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到临时党支部，累计参与党员干部600多名，增强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克服了不同单位和群体因利益诉求不同难以达成一致意见、重点工作进展缓慢的弊端。临时党支部把党政资源汇聚到一线、把理想信念传导到一线、把复杂问题解决在一线，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群体，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有了共同的目标，推动了急难险重工作进度。如：平湖街道4条河道征拆总量占全区治水提质河道征拆总量的63.3%，面对艰巨的任务，街道成立4个河道整治攻坚临时党支部，在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区各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和其他组织团结一致，攻坚克难，8月30日，全面完成辖区“四条河”[君子布河(龙岗段)、木古河、山厦河、鹅公岭河]河道综合整治房屋征拆和节点移交工作，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河道房屋征拆攻坚成绩单。
加强作风建设督查。出台《龙岗区组织工作督查方案》，明确“十查”标准，制定37条督查工作清单，围绕区属党(工)委和区管单位党组是否认真履行政治领导责任，是否认真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是否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议事决策，是否规范等组织工作进行督查，着力解决一些单位存在的党组织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坂田街道党工委深入开展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大考察”“大督查”“大排查”行动，对全街道43个部门、12个社区的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和纪律监督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考察干部表现情况、督查作风建设问题、排查廉政风险隐患，全面摸排、及时发现、切实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作风问题。
大力开展主题宣传。在南方日报、深圳商报、先锋898黄金时段等主流媒体平台推出重点报道，营造关注、参与、支持“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浓厚氛围;加强与中央、省、市主要媒体的沟通协调，策划“我当网格员”主题报道，借助重点媒体扩大影响;开播《党建新视野》，累计已播送18期，通过电视媒体展示一大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风采，激励和带动全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在深圳侨报开设“打造六个高地、勇当排头兵”“基层先锋、榜样力量”等专栏推出新闻报道160多篇，发挥区内媒体主阵地作用;加强新媒体宣传策划，在“龙岗发布”微信、微博平台宣传推介作风提升的举措和成效，总阅读量超过20万;策划“弘扬红船精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龙岗—嘉兴书画联展”“感动龙岗—改革开放人物”等活动，联合各部门和街道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的评选活动，在各领域选树一批心存梦想、感动龙岗的模范典型，引导市民见贤思齐，传播社会正能量。
树立崇尚实干的鲜明导向
树立领导带头的导向。区领导率先垂范，区委建立安委会“双主任”制度，书记区长共同担任安委会主任，全面提升了安委会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能力;区委书记还亲自挂帅土地整备指挥部总指挥，带头包点“豪华”断头路，带头到基层一线过主题党日，组建各部门、各街道一把手参与的重点工作推进微信群，推动形成“下沉一线、靠前指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为全区党员干部做好了表率。各单位各部门坚持以上率下，切实形成上下联动、层层推动的工作格局。如布吉街道开展“布吉榜样”工程，以榜样的力量弘扬正能量，激励各层各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树立下沉一线的导向。“七一”前期，党员区领导所在支部全体党员，与社区、园区、“两新”组织等基层党支部联合开展“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20次，结合区领导包点社区、分管工作，通过互相领学、领导上党课、收看电教片、邀请党建专家辅导等形式，加深党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还通过走访慰问、实践体验、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支部亮牌”“党员亮相”，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身份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了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好形象。龙城街道选派38名机关党员干部担任居民小组党支部第一书记，44名骨干党员担任花园小区第一书记，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宝龙街道开展“强芯工程”，选派45名经验丰富的科级领导干部担任居民小组第一书记，成立56个工作组168名工作人员驻片挂点帮扶。
树立创先争优的导向。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表彰工作，召开龙岗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座谈会，隆重表彰了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00名“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和10名“十佳社区党委书记”。27个个人和集体获市委表彰。开展“十百千”基层党支部创建工程，树立了10个典型示范党支部、119个优秀红旗党支部，以点带面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各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立标杆”“树典型”活动，园山街道推动“园山规矩”优秀团队和优秀个人评选活动制度化;横岗街道开展“基层模范岗位先锋”活动，举办第三届“争星创优做横岗好干部”评选等。
树立注重实绩用人导向。坚持以实干论英雄，以实绩定进退，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狮子型”和“黄牛型”干部。2016年换届以来，共提拔重用了60名在土地整备、安全生产、执法查违、信访维稳等急难险重岗位上敢于担当、实绩突出的干部，其中有23人被任命为街道、区政府工作部门正职;15人被重用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树立向基层倾斜用人导向。将选人用人重心向基层下移，注重从街道干部和有街道工作经历的干部中选拔领导干部，引导干部到基层干事创业。2016年换届以来新提拔重用的处级干部中，有69名是从街道选拔产生，占比44.5%;有98名是有街道工作经历的干部，占比63.2%;其中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共4人。新选拔的17名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中，有14名是街道干部;8名新提拔的街道执法队长中，有7名是街道干部。坪地街道实施“社区骨干锻造工程”，遴选了103名社区骨干，一部分安排到征地拆迁、火灾隐患整治等急难险重岗位实践锻炼，一部分选派到街道机关进行多岗位历练，熟悉机关工作，为社区党委、居委、股份合作公司、居民小组储备一批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后备力量。
树立保障民生实事导向。完成“龙岗区各相关机构编制配备与履职情况的摸底调查评估”课题研究，拟与机构改革相结合，挖掘现有编制资源潜力，优化调整，提高科学配置水平。将机构编制资源向民生实事倾斜，在严控机构编制背景下，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启动新开办中小学机构编制审批工作。2018年新成立5所学校，从全区其他学校调剂242名事业编制，新增270个班13500个公办学位，有效缓解了我区学位紧张的现状。龙岗街道针对利民市场整治“回潮”问题，以基层党建助推基层治理，成功完成利民市场的升级改造，为群众创造良好环境。
完善锤炼作风的实践平台
在组织生活中培养作风。张勇书记、戴斌区长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三棵松、花园河治水提质攻坚一线临时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激励临时党支部党员干部用真情、真心、真诚对待群众，以“战时状态”开展工作。开展“我当网格员”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基层网格员的身份深入各街道社区，上门采集人口、房屋、法人、事件等“四个实有”信息，实地体验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和服务流程。领导干部带着问题和责任深入一线，通过实地走访，听取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建议，指导、监督、检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等，切实推进干部转变作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全区实际参加“我当网格员”主题党日活动1195人，其中区领导22人，处级领导591人，占应参加人数96.57%，科级干部582人。共采集隐患信息2087宗，隐患已处置1988宗，处置率95.26%。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锤炼作风。在全市率先把干部放到征拆一线进行锻炼，2017年10月起，先后分三批抽调140名处级、科级干部，全脱产3个月到11个街道参加土地整备和征地拆迁实践锻炼。抽调干部主动放下身段，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参与并负责土地整备的确权、谈判，协调等具体工作，在征拆一线与群众打交道、接地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协调优势，与街道干部齐心协力完成拆迁任务。通过实践锻炼，干部的作风得到了有效提升，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换位思考、为民服务的意识得到了增强，全区土地整备工作任务进度也实现了快速推进。各单位也注重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锤炼作风，如南湾街道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上的先锋作用，妥善处置了南岭玩具制品有限公司出现重大劳资纠纷。
在“换位体验”中提升作风。计划用3年时间，分三批安排全区155名社区后备干部到区直单位跟班学习、全区80名“两委”非深户籍委员到街道跟班学习。6月中旬，根据任职经历、专业特长等，第一批社区后备干部55人已安排至39个区直单位跟班学习，切实增强基层社区干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7月份，第一批“两委”非深户籍委员25人已到各街道相应科室正式上班，组织关系转到跟班学习科室所在党支部，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群众、带领群众的本领，使社区“头雁方阵”飞得更高、更远。
在服务群众中检验作风。建立48个区直单位领导班子“进社区、察民情、促发展”长效机制，组织360余名处级干部定期到社区报到，通过座谈、入户走访等方式了解社区在党建、基层治理、安全维稳、产业转型发展等方面的“痛点”。建立“首问负责”工作机制，把工作开展情况作为区管领导班子及成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聚焦群众“急难愁”，打通问题“肠梗阻”，实现服务“零距离”。吉华街道率先引入OSM(现场管理)理念和资源管理板块，实现办公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构建政府服务正面形象，提升公职人员能力素养，打造具有特色的新型政府服务标杆。
加大干部奖惩的工作力度
完善干部嘉奖激励机制。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民生工程推进落实，建立健全干部嘉奖激励机制，印发《龙岗区嘉奖令实施办法(试行)》，对嘉奖对象、嘉奖数量、嘉奖令的申请审批程序、嘉奖结果的运用、监督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明确。对敢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积极推动民生实事落实和改革创新的干部进行嘉奖，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两年来，全区共有260名干部获得嘉奖奖励，其中22名干部获得提拔重用并担任处级以上职务，38名正科级干部被列入区管领导班子副职后备干部，较好鼓舞了队伍士气，发挥了正面引导和激励作用。
满怀热情关心关爱干部。加大干部的谈心谈话力度，区领导定期与区管干部谈心谈话。张勇书记每半月组织“书记午餐会”，与部分社区党委书记座谈，听取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关心基层干部的成长。区委组织部每周安排半个工作日与干部谈心谈话，每年与所有区管干部谈一次话，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情况，为干部加油鼓劲。改进干部保健机制，根据干部性别、年龄、常见慢性病等情况制定体检套餐，将干部心理健康纳入干部体检项目，对干部早期心理健康问题及时开展疏导和预防。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支持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对重病和特困党员的慰问，协助干部渡过难关。
惩治不担当不作为。出台《龙岗区加强作风建设强化无为问责实施意见》《龙岗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综合运用提醒函询诫勉、无为问责、能上能下等措施，狠抓干部队伍管理，切实遏制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2017年以来，全区32名干部因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被分别给予转非、免职、降职等组织调整。今年以来，对31名干部(其中处级干部1名)进行了问责，并对其中5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曝光;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41宗，问责安全生产领域履职不到位的责任人5名。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组织指导全区各单位认真开展容错事项清单填报工作，收集、梳理、汇总43家单位容错清单550余项进行逐条逐项研究。起草容错纠错清单化管理工作指引初稿，细化容错纠错工作流程，明确容错认定程序和结果运用，增强操作性、科学性、实用性。
驰而不息反“四风”。出台《龙岗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方案》，全面规范政务活动、办文、外事等工作，为全区纠治“四风”提供制度保障。抓深抓实抓细谈话提醒工作，通过咨询解答、书面通报等方式，指导督促各级各单位认真学习把握上级关于开展谈话提醒工作的政策要求，做好谈话提醒的“留痕管理”、季度数据上报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严查快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开展暑假休假期间“四风”问题专项整治，累计组织明察暗访32批次134人次;开展五一、端午期间“四风”问题专项检查，发现工作纪律不严等5个方面作风细节问题;针对扶贫领域专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8个方面16个问题，督促区相关单位牵头抓好整改落实并向区政府作专题报告。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注重以案治本，今年以来累计发出《监察建议书》4份，推动相关单位完善制度机制、堵塞漏洞。充分发挥巡察和派驻监督作用，在第二、三轮巡察中，各巡察组共计向被巡察单位提出深化作风建设意见18条;今年以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向驻在单位提出加强作风方面制度建设的意见建议151条。
“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开展近半年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夯实。党员干部党性意识不断强化，改进作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自觉把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学出的信仰、担当和本领，转化为忠诚于党、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二是落实东进战略、打造“六个高地”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增强。作风建设提升与东进战略攻坚紧密结合、统筹推进，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不断激发。尤其是通过把党支部建在急难险重工作岗位上等多种“支部亮牌”和“党员亮相”的做法，党员的身份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强化。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彰显。领导干部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机制不断完善，了解基层、服务基层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基层接地气、和老百姓交朋友、向群众问计寻策的工作习惯已蔚然成风。四是勇于作为、敢于担当的担当精神进一步弘扬。选人用人的“风向标”牢固树立，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激发;干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不断完善，正面引导和激励作用充分彰显;惩治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力度加大，反“四风”驰而不息，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断增强。
【党委党建范文】五
“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村委主任周某，在扶贫项目中‘捞油水’。”接到线索，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决定：直查直办!
仅用4天，案情便水落石出——2014年，周某申报扶贫项目时虚报面积，多得补助1.89万元;2016年8月，侵占道路建设资金3.5万元。最终，周某被开除党籍，违纪所得被追缴。
向扶贫资金“伸黑手”，严惩不贷!脱贫攻坚中“耍把戏”，绝不姑息!
近年来，广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盯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持续发力、精准监督，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雷霆之势，拍“蝇”啄“虫”，用铁纪护航脱贫攻坚。
担当，压实责任——
一竿子插到底，千斤重担一起挑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至2017年底仍有246万贫困人口，20个深度贫困县。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大量扶贫资金和项目不断注入贫困村寨。如何确保宝贵的资金每一分都花在该花的地方，帮扶的政策每一项都能落地生根?
今年1月，北流市纪委监委督查组在清湾镇禾界村走访发现，有贫困户家门口没有张贴“扶贫受益明白卡”。而该工作早在20多天前就已部署。上面“九级风浪”，基层岂能“纹丝不动”?市纪委监委严查快处，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3人受到相应处分。
“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使命担当，聚焦群众关切，持续发力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自治区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坚定表示。
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行动;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2018年，举全区之力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压茬推进，渐次深入。广西纪检监察机关在全国率先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并持续引向深入，得到中央纪委充分肯定。
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纵向三级联动，“一竿子插到底”。三级纪检监察机关成立工作专班，严格落实线索排查、直查直办、通报曝光等“六项制度”。
定期约谈，压实责任。对两个季度内专项治理工作出现异常的贫困县，由市纪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纪委书记面对面约谈;对三个季度内连续异常的贫困县，由自治区纪委直接约谈市纪委书记、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谈得面红心跳，真是针针见血。本以为已经很重视了，一谈，才找到了问题、看到了差距，感到了压力、找到了方向。” 今年4月，1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6个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工作滞后被自治区纪委集中约谈，与会者这样感叹。
示范引领，以上率下。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各市工作例会，下沉基层指导督导。建立领导班子成员联系蹲点脱贫攻坚重点县制度，脚沾泥土察实情、严督实导下真功。
对33个国定贫困县的专项治理，自治区纪委监委实行工作直管、保障单列、专班专抓、“直通车”制度、专项监督、提级办理、重点联系、单列考核。
压力一层层传导，责任一级级压实。机关骨干力量向基层一线走，专项治理往深里实里做。
与此同时，横向则是齐抓共管，“千斤重担一起挑”。
3月30日，自治区纪委监委召开全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建立自治区本级部门联动协调机制。自治区纪委监委牵头统筹发挥监督作用，扶贫、审计、信访、发改、民政、农林水等23个职能部门横向联动发挥监管作用，形成监督监管全区“一盘棋”。
监督监管形成合力，让专项治理“瞪大了眼睛、拉长了耳朵”。今年1至6月，全区收到扶贫领域资金项目使用管理中的违纪和腐败问题信访举报3332件，排查问题线索5571件，立案3769件。
创新，聚焦精准——
监督手段不断丰富，专项治理更加有效
一朵“云”，发现一“窝案”。
2月，合浦县廉州镇马江村村干马某等人，因私分集体资金受到严处。发现线索的，是北海市自主研发的监督执纪问责“大数据+”分析平台。
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整合扶贫、财政、公安、民政、人社、住建、水利、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数据，打造集查询、预警、分析于一体的精准监督“云”，为专项治理插上了科技翅膀。今年上半年，北海市通过这朵“云”，筛查扶贫领域疑点问题2426个，转立案105件。
与此同时，覆盖全广西的大数据监督平台已启动建设，预计年内完成。
扶贫资金点多、面广、量大，“蝇贪”手段日趋多样化、隐蔽化……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广西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创新模式、丰富手段，让专项治理更加精准、有效。
直查直办，震慑示范。
“对于重大、复杂、特殊的案件，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提级查处。”自治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雷永达介绍，对涉及贫困县四套班子成员的违纪典型问题，媒体曝光、网络曝光等影响较大的典型问题，基层纪委监委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或敷衍塞责的典型问题等“直查直办”。
3月，百色市开展专项治理线索大排查，群众反映凌云县伶站瑶族乡陶化村原村支书、主任兰星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市纪委监委直查直办，查明2013年兰星荣以帮刷外墙为由向23户贫困户索要危改补助18.1万元。兰星荣望风潜逃，市纪委监委牵头成立追逃组。3月31日，兰星荣在广东省阳江市落网。
“这种问题，你们管得了吗?”今年春节前，武宣县桐岭镇湾龙村群众向村务监督委员会举报村干部侵占村集体经济收入。“当然管!”村务监督委员会开展初查，并向镇纪委提供线索。2月，镇纪委查处了两名村干部私自出租村集体土地和设施并私分租金问题，村民拍手称快。
作为村级事务的“高清探头”，来宾全市村务监督委员会仅今年上半年就参与监督村务718项，提供问题线索176条，已转立案14件，成为乡镇纪委的得力助手。
基层创新，亮点纷呈。
钦州市依托245个党建工作站创新设置廉洁工作站，打通农村基层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贺州市推行“片区联合执纪”新模式，破解乡镇纪委开展纪律审查工作单兵作战的问题;百色将全市12个县(市、区)划分成“中部河谷、北部山区、南部边境”三个办案协作区，统筹力量直查直办……
敢创新、善创新，专项治理更加精准、更具实效。今年上半年，广西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6937件，结案2590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545人，移送司法机关13人。
惩防，标本兼治——
写好“后半篇文章”，下功夫“治未病”
天等县2016年度幸福里安置小区项目没有如期搬迁;去年12月，天等县在全区易地扶贫搬迁综合进度排名中县级倒数第一;广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2017年每月建设进度情况表中，天等县虚报数据……
工作不力、搞“数字脱贫”等问题，让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大打折扣。崇左市纪委立案审查，严肃追责。天等县一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县委常委、两名负直接责任的单位主要领导受到处分。
一案双查，一问三责。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多发频发、监督执纪问责不力、工作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去年以来，广西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责任落实不力等问题1638件，党纪政务处分745人。
“不尽责，就问责。失责必问成为常态，倒逼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责任。”自治区纪委常委、自治区监委委员覃黎魁说。
广西坚持惩与治同向、同步，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没有你们的打气鼓劲，我跌这一跤就难爬起来。”6月初，钦州市钦北区扶贫办副主任黎某，紧紧地握住执纪回访教育的市纪委办案人员的手说。
2017年初，黎某因没认真把关、造成多发扶贫项目贷款贴息资金受到处分。“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市纪委同志经常上门拉家常、做沟通，帮助黎某消除“心病”。黎某和同事们积极投身脱贫攻坚，12个脱贫村顺利通过自治区核验。
既有铁腕执纪的“力度”，又有过而让改的“稳定”。去年以来，钦州市回访受处分人员657人次，回访率达九成。
“点名道姓曝光，动真格了!”今年以来，自治区纪委监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件711批1681起，网友纷纷点赞。
“通报曝光，用好用活反面活教材，以案明纪、以儆效尤，是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自治区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陈柳青介绍，全区正深入开展召开一次警示教育大会、举办一次典型案例警示展等“十个一”警示教育，助推专项治理。
通报贴出来、喇叭响起来、山歌唱起来……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群众难以看到电视报纸、接触互联网的现状，自治区纪委监委明确，典型案件以多种形式通报到乡镇和村屯一级，做到进村到屯、入脑入心。
城市化路径 篇3
在3月22日上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学术分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围绕“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贡献出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山重水复的中国城市化之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和国际比较,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城市规模不足。中国城市化中对土地、能源和水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城市生态环境不佳。比如,空气质量和水污染等问题;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等。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忧虑:按完成工业化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限和进口与单产提高可能的上限计算,中国在未来25年中可继续用于城市化的占地只有1.5亿亩,12亿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为125平方米,其中新增8.5亿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为118平方米,因此中国在未来若不能有效控制耕地的占用,则无法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与稳定农产品供给的矛盾。
来自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教授则指出,中国未能为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提供在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均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移民住房为例,很大部分城市移民的住房条件是不达标的,甚至比农村一些贫困地区的住房质量还差。
城市化进程中的他山之“玉”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李景台着重介绍了韩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他说,韩国城市化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速度快;二是大都市首尔基本上占了整个韩国人口的一半,人口聚集在韩国表现得尤为显著显著。
李景台说,这两个特点给韩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外就是大都市区和小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挑战:大力提高韩国农村地区和小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政府鼓励韩国大米种植者进行分散化经营,把大米逐渐转化成其他的农作物,包括大麦、小麦或者畜牧业。同时,韩国政府也在摸索产业区或者是工业区这样的模式;放开农产品的市场,鼓励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外来人群进入韩国,从事企业经营活动。为解决首都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政府还曾打算迁都或者是把中央的部委和一些半官方化的机构迁移到比较偏远的地区。政府还出台了一些财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边缘地区的发展。
王建认为,工业与城市都要占用平地,以人均平原面积比较,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类似而与美欧完全不同,所以,他着重介绍了日本的经验。美日比较,最大的不同是美国采取了全国式分工结构,而日本是都市圈结构,其次是日本的大城市明显高出美国。日本都市圈结构的特点是每个都市圈都集中了3千万左右人口,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内部的人口需求基本上可以吸纳掉都市圈内制造业的全部产出,因此日本三大都市圈之间的经济交流很少。由于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这两个因素,使日本在工业与城市发展中可以大大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
中国未来的“新型城市化”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引用了国际上一个有名报告的说法——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正在睁着眼睛犯错误,就是没有办法变”,因为城市化模式一旦确定并运行就很难改变,城市形态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很难改变,但他强调,“中国现在还有很有限的选择机会,必须尽快地决策和采取行动。”
冯飞提出了他所谓“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内涵:第一,依托大城市发展若干城市群和城市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第二,因地制宜,推行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选择一些城市做试点;第三,引入经营发展理念,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城市效率;第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的交通模式,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和城市一体化;第五,发展产业集群,实现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的双提高。
同样来自国研中心的李善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建议”与冯飞同中有异:第一,优化城市布局,但不能一概而论;第二,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特别是鼓励大城市的发展;第三,改善城市环境,特别是要加强城市规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四,改善城市财税体制和融资模式,增强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第五,缩小城市和农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别。
城市化路径 篇4
一、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1、城市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
城市化的发展, 无论是人口增长、空间扩张, 还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意味着城市对资源需求的增长, 需要开发利用更多的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 扩大了资源利用规模, 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损耗。同时, 也意味着向环境中排放的各种废物增多, 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 自然环境所能够提供的生态服务减少。一般情况下, 城市化水平越高, 对资源环境的索取就越多, 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就越大。在资源环境容量的约束下, 资源环境的消耗, 生态环境的恶化, 降低了资源环境要素的支撑能力, 降低了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投资环境的竞争力, 从而反过来会抑制城市化进程。这就是为何城市化水平并不会无限制提高, 而在城市化后期还会出现“逆城市化”的原因所在。
2、城市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正面效应
城市化的推进, 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污染的治理效果。城市化不可避免地会占有和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 但如果放在区域发展的背景中考虑, 城市化这种集约的发展方式与分散的发展方式相比, 意味着同样的经济规模消耗的资源更少。在城市化过程中, 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可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 使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从而有助于缓解资源的稀缺状况;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污染的集中治理, 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 提高人为净化的能力, 从而有助于缓解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
1、未来我国能源矿产保障形势严峻
在长期实行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 中国城市化过多地依赖于数量、规模的外延式扩张, 重数量、轻质量, 重规模、轻内涵, 城镇建设、发展总体上没有摆脱粗放型的模式。由于城镇发展模式粗放, 资源利用效率并没有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明显提高, 城镇资源、能源消耗量大, 利用效率却很低。以2005年统计为例, 2005年中国消耗了全球26%的粗钢、41%的水泥、40%左右的原煤, 而创造出的GDP仅为全球的4%~5%。由于城镇发展过程中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我国的能源矿产供应形势日趋严峻。据相关统计预测, 至2015年和2020年石油缺口将分别达到3亿吨和3.4亿吨;煤炭缺口在2—3亿吨左右, 天然气缺口分别达到700亿立方米和900亿立方米。未来15—20年内, 我国大宗矿产铁、铜、铝、铅、锌等矿产对外依存度将高达50%左右。这都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因素。
2、未来我国水土资源保障形势不容乐观
通过对十一五期间城市用水和建设用地保障程度变化机理与规律的分析, 预计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十年内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新增城市用水量32亿m3 (其中需增城市生活用水22.4亿m3, 新增城市工业用水9.6亿m3) , 需新增建设用地3460km2。以此推算, 到2020年全国城市需水总量为870亿m3, 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将达到72552km2, 而2020年城市可供水量为950亿m3, 可供城市建设用地量约为64813km2, 如果考虑到15%的生态用水需求, 到2020年全国城市发展至少缺水150亿m3, 缺地7740km2, 取水难度和批地难度将不断加大。在未来几十年里全国城市用水与建设用地保障形势将日趋严峻, 并呈现出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保障程度逐渐降低的趋势, 越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经济增长对水和建设用地的需求量越大, 用水和建设用地保障程度越低。近几年连续在长江流域、云南、贵州等地发生的旱情, 更是凸显了未来城市用水形势的严峻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各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势头持续旺盛, 交通、水利等一些大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3、资源环境剥夺问题日趋突出
由于各地普遍面临资源环境保障程度低下以至影响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问题,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日益严重的不公平、非合理的资源环境剥夺现象。现实中突出表现为城市间、城市群及都市圈内部的剥夺, 城市对乡村的剥夺, 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剥夺, 资源匮乏地区对资源富集地区的剥夺, 旅游度假区、开发区占地对农村、农民与基本农田的剥夺, 大学城建设对农地的剥夺, “城中村”改造与拆迁导致开发商对城市居民生存空间的剥夺, 国家大中型企业对地方中小型企业的剥夺, 农民工输入地区对输出地区的剥夺, 地域性歧视导致的精神剥夺等等, 这些资源环境剥夺行为表现出剥夺的强制性、垄断性、层次性和貌似合理性。而出现这一系列资源环境剥夺行为的原因在于政策空洞与调控失控形成剥夺惯性, 利益驱动形成剥夺动力, 弱势群体透支形成剥夺温床, 其后果将表现为空间开发失调、资源配置失衡、政策调控能力受限甚至失效, 最终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失稳、人本失信, 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延缓。
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化路径选择
1、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推进集约型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是否健康发展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土地是城市化的主要载体, 水资源是城市化的生命线, 能源是城市化的命脉, 土地、水、能源等资源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相协调的城市化, 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化, 是人居环境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城市化。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欧美式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必须走资源节约集约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 就是要在城市化进程中, 坚持科学发展观, 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将城镇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起来, 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础,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 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保护, 增强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促进城镇发展应注重数量、规模向注重质量、内涵转变, 以缓解城市化中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 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2、优化配置, 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
可持续发展始终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 资源合理配置体制与利用效率的提高也是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 由于当前资源管理存在资源产权模糊、自然资源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 这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因此, 一方面, 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 完善资源管理体制, 以促进城市资源的高效利用, 保障城市化发展的优势自然资源基础;另一方面, 科学制定长远规划, 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在做好环境容量分析的基础上, 合理确定城市的发展规模, 明确好城市分工, 加强城市生态功能区划, 结合具体的城市地域空间结构, 优化配置自然资源, 使城市化发展与自然资源配置相互耦合、互相促进, 以提高自然资源对城市化的保障程度。与之相对应的在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在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进而实现城市化进程“质的飞跃”。
3、均衡发展城市, 推进和谐城市化
不同地区、不同主体功能区以及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道路与模式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各地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需求程度也不一样。因此, 有必要对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进行分类科学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 随时调整国家及全国各地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与发展模式, 推行差异化城镇发展道路。在具体的城市化过程中, 允许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 鼓励和支持各地从本地的具体情况出发, 因地制宜地选择独具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要坚决杜绝区域之间的资源环境剥夺行为;充分尊重相对弱势城市、弱势地区的资源开发权和环境保护权, 并提高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要推行均衡城市化发展模式, 走公平、和谐的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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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路径研究 篇5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各地竞相开展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2010年**被省政府确定为十家创新型试点县（市）之一。按照省创新型县市试点方案要求，自2011年起，**将通过五年的实践与努力，率先跻身全省创新型城市之列。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在县级市范围内无先例可循，诸多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一年来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践，对创新型城市的内涵、构建要素、建设路径等作粗浅探究。
一、创新型城市的内涵、构建要素及发展规律
创新型城市是指基于新的城市发展观，具有良好的创新环境与创新文化，并以此支撑创新主体充分利用现有的创新资源实现高绩效创新的复杂创新系统。从国内外创新型城市的成功实践看，创新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主创新成为城市总体战略，贯穿到全市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力量贯穿于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
1、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创新型城市是指在城市整体建设中，将创新发展战略提升到城市主导发展战略的高度，有效整合城市创新文化、创新体系、管理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要素，通过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最终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城市。
2、创新型城市的构建要素。由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可知创新型城市的构建要素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管理与制度创新。管理与制度创新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前提要素。管理与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实施与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管理与制度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
二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动力要素。科技创新不仅包括知识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为产业创新提供动力源泉。
三是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是指在一定产业环境下，产业由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的跃升，产业创新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核心要素。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之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这就要求城市必需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增值性、低能耗和低污染的新兴产业。产业创新包括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成长、夕阳产业的淘汰及产业集群的形成。
四是体系创新。创新体系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基础要素。创新体系是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于一体，促进全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创新意志和目标的系统。创新体系的功能在于:建设与完善创新环境;形成产业集群现象，实现产业创新;创造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速度和质量;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城市经济竟争力。
五是文化创新。创新文化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内在要素。创新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涵，是有利于开展创新活动的一种氛围，是科技活动中产生的与整体价值准则相关的群众创新精神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创新文化能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必需的创新精神、基本科学素质和良好的创新氛围。
3、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形态区分。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演变形态是指从初级创新型城市形态到成熟的创新型城市形态、再到更高级的持续创新型城市形态的过程。结合发达国家和地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践、经济发展演变以及工业化、知识化的一般规律，创新型城市主要分为工业化的创新型城市发展形态、知识化的创新型城市发展形态和可持续的高级创新型城市发展形态。从目前**发展实际看，**尚处于工业化创新型城市的初级阶段。
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现状
2011年是**建设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启动之年。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紧紧围绕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的奋斗目标，坚持以创新的举措和开放的思路，着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和社会发展创新，加强创新人才载体和环境建设，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技投入取得新的突破，高新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入，专利等知识创新产出大幅度增加，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技创新环境和氛围不断改善。
1、强化组织保障，健全工作机制。2011年3月份，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工业经济、科技工作会议暨建设创新型城市动员会，全面启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坚持把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例会制度，健全科技资源配置的统筹机制，由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经信委等相关部门建立会商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统筹配置科技资源的协调机制、制定重大科技政策的决策机制、开展重大科技活动的组织机制，形成创新的内在动力与活力。强化舆论引导，加强宣传报道，发挥新闻传媒和科技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全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2、加快科技进步，促进自主创新。2011年实施省以上科技计划138项，获国家、省资助资金2860万元。承担国家星火计划项目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2项；实施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4项，企业博士集聚计划2项。2012年上半年已经申报各类科技项目100项。2011年，全市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获泰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3项。完成专利申请2760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443件；专利授权量1005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77件。新增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创建先进单位3家，市科技局被表彰为省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
3、发展高新技术，布局新兴产业。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和扶持力度，2011年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25家。新认定国家重点新产品3个、省级高新技术产品33个。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58.8亿元，增长40.3%，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的比重达40.8%，列泰州市第一，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推动新材料等领域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初步形成了以新材料、环保节能、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雏形，新兴产业规模总量达150亿元。2012年上半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60.21亿元，同比增长37.1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37.43%。
4、推进科技合作，构建创新联盟。组织企业参加省“三洽会”、泰州市“八洽会”，以及**“双洽会”、“百名海外博士江苏”**洽谈会等活动，促进各类企业与省内外院校所达成科技合作。与院校所签订各类政产学研合作项目100多项，“334”企业都与各类高校院所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市政府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等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科技镇长团工作有效开展，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促进高校院所与地方政府、骨干企业开展科技合作，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助推**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
5、打造创新平台，强化科技服务。2011年建成省院士工作站2家，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1个，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个，泰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个。新建泰州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组织申报泰州市级外资研发机构2家。江苏省**清洁生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被列为省高新产业支撑与科技资源服务平台项目；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完成江苏省科技情报所**分中心及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工作站建设，建成**科技创新网。
6、推进科技兴农，建设惠民工程。2011年引进、试验、示范应用新技术10项，引进、繁育各类新品种（系）6个。良种蔬菜和反季节蔬菜得到大面积普及，生猪、肉牛、肉鸡等主要畜禽良种覆盖率98%以上。建成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便利店）3家、泰州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2个、泰州市农林生物质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新认定省级农业科技型企业2家、科技型农业专业合作社1个。农林生物质材料的能源利用技术及产业化示范团队获《“十一五”国家星火计划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江苏三零面粉有限公司作为盟主单位组建并成立江苏省优质小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创新型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是我们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工作的结果，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长较快，但龙头企业偏少；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但总体规模相对偏小；专利申请增速较快，但发明专利数量相对偏少；科技成果大量涌现，但成果转化相对缓慢等等。具体表现在：
1、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全社会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认知程度和支持力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各级各部门对创建的目的、意义、目标和措施尚不够清晰。对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落实不到位。有些行业、单位、部门和有关领导还存在着对科技自主创新的信心不足，缺乏对科技自主创新重要意义的认识。
2、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发挥不足。对照江苏省创新型试点城市考核指标，试点城市每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应达3%以上，目前，**财政支出远未达到上述水平。另一方面，社会创新投入相对较低。据统计，至2011年底全市研究开发经费支出额为9.2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9%，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步伐慢。由于受研究专业、管理部门、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制约，大型实验检测设备利用率低的问题较为突出。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管理和协调，还难以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之间对信息交换、更新、共享和维护的需要。
4、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不够突出。**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涉及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但产品相近企业之间的错位研发缺乏协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滞后，科技资源要素集聚度不高，集成创新能力较弱；产品前伸后延开发脱节，产品链上下游衔接不够；企业之间、产品之间互补性不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整合能力较差。
5、自主创新的能力偏低。总体上看，**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区域，即以生产、加工、制造等中间环节为主，在研发设计、品牌经营和服务等“价值链”高端区域非常薄弱，使得产业利润空间狭小。至2011年底，每亿元GDP专利授权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分别为2.3件和1件，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1.9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6、创新人才严重不足。**既无高教资源，又无科研院所，原创性创新资源较为匮乏。人才分布不尽合理，教育卫生等领域人才较为集中，而生产研发方面相对欠缺，尤其是各个专业的高层次领军型创新人才、创新团队较为稀缺。
当然，在充分认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成效与不足的同时，**建设工作也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首先，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重要国策，自主创新已成为国家战略重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面临外部经济金融环境日益趋紧，将对依赖于出口的增长模式形成挑战；新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了创新要素的跨国、跨区域流动和整合，高端创新资源成为全球争夺的焦点，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国际分工格局的关键。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江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全国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的奋斗目标。具备良好经济发展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市，理应走在苏中的前列，努力探索一条中等（县级）城市自主创新的新路子。
其次，创新型城市建设和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为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可能。**作为泰州唯一的县级市被批准为首批省级创新型试点城市，省委、省政府将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结于倾斜，这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必将揭开**城市发展的新篇章。2011年11月，省委、省政府将**列为全省3家省直管县试点改革对象之一，为**改革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创新政策、机制体制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和努力突破各种瓶颈制约提供了实现可能，我们应努力创造经验，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创新型城市建设之路。
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成功经验启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全方位体系联动的城市整体创新，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定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需要采取一系列多层次的政策措施和对策。
1、**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战略定位。结合**实际，**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将**打造成为苏中乃至全省的科技创新核心区，产业转型升级先导区，科学发展示范区。通过4-5年的努力，将**建成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成为生态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市民文明素质高的美好家园。全面建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明确、产学研紧密结合、创新中介服务完备、创新资源配置合理、创新文化环境良好、政府创新管理体系运作高效、科技支撑引领作用显著的现代化中等滨江工贸城市。
2、**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主要应达到以下目标：人均GDP达到全国人均GDP
1.5倍以上；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达3%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以上，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1.5%以上；每亿元GDP专利授权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分别达到6件和2件以上；新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15%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45%以上；万元GDP综合能耗（吨标煤）完成省、泰州市下达的节能约束性指标；每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300人以上；继续保持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荣誉。
3、**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围绕创新型城市建设总体目标，应当努力在以下方面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1）大力培育先进的创新文化。创新文化能为创新型城市建设营造浓厚氛围和深厚土壤。发展创新文化，培养深厚的思想力、活泼的想象力、奔放的创意能力，可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高昂的激情与不息的生命活力。一是培育城市创新观念，大力弘扬“厚德开泰、奋发图兴”的新时期**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敢为人先、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促进全民创新意识的提高，把创新的理念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各领域。二是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加强舆论引导，宣传创新典型，推广创新经验。积极营造崇尚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为创新者提供更适宜施展才华的社会平台。三是提升市民素质，丰富城市精神内涵。大力提倡学习之风，积极普及科普知识，不断提升市民科技素养。
（2）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高新化”为目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档次，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首先，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围绕**重点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产业技术路线图编制工作，开展重大关键技术难题攻关，集中财政科技资金给予支持，形成一批重大专利技术成果，显著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设备、高端装备制造“四大新兴产业”，到2015年，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50%以上，规模总量达400亿元。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园、医药原料药科技产业园、新兴产业园、环保科技产业园、中药科技产业园、汽摩配科技产业园等六个特色产业园，规模总量达500亿元。其次，积极实施传统产业升级计划。推进传统产业特色化、差别化、集聚化发展，努力打造一批主业突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链协作配套完善、产品关联度高、龙头拉动作用大、核心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构建减速机、医药及药包材、油脂加工，船舶制造及配件、电子电气、汽摩配件、乐器、牛仔布织造及服装加工等八大特色产业集群，到2015年规模总量达1300亿元。
（3）大力培育创新主体。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一是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支持对产业具有扩散带动效应的重点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建立高层次的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及产学研中试基地等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二是充分发挥科技型小企业在原始创新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优化加大对科技型民营小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使其成为技术创新中最富有活力的生力军。三是大力实施“名牌战略”。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提升自主知识产权名牌档次，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集中力量扶持和发展一批新的知名品牌，以品牌引领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搞好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宣传和推广试点企业的成功经验，带动更多企业创造出自己的知名品牌。
（4）不断完善创新投入机制。科技创新投入上，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可或缺。一是加大政府对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保证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通过直接投入、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合理配置科技资源，使财政科技经费逐步由生产领域转移到研究开发领域。二是发展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业，制定发展创业投资企业实施办法及其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鼓励机构、个人设立创业投资主体。进一步改善创业投资业的发展环境，吸引海内外创业投资机构来**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三是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和支持已上市公司通过资产重组、股权转让、收购兼并或在证券市场上再筹资等方式，集聚技术、资产、人才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5）大力构筑创新平台。加强对技术创新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一是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国际科技城项目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综合创新体，聚集一批专业化的金融、商务、技术服务机构，大力发展以科研、设计、检测为主的创新载体及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科技企业加速器。探索组建工程技术中心，提高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开发能力。建立企业院士工作站，引导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向企业集聚，研究开发产业核心技术。到2015年，力争建成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3家、院士工作站6家、工程技术中心20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2-3个。二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以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为目标，坚持面向市场，有效集成科技、人才、资金等资源，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围绕重点行业和优势产业，在有条件的科技园区、科技型企业建立若干个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三是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积极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及科技担保、工业设计、技术交易及评估咨询、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质量技术检测、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鼓励工业企业将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市场营销、物流、会计、咨询等非制造产业链外包给专业的服务业企业，大力培育和开拓服务外包市场。建立服务功能齐全、交易有序的常设技术交易市场，鼓励和引导科技中介机构积极参与技术交流、咨询、评估、代理、外包、培训等活动。
城市品牌化路径探析 篇6
一、城市品牌相关概念解读
（一）城市
城市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主要空间，但其概念却并不为人们熟知。“城”最初是统治阶级为御敌治民而筑造的物理设施，即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市”，是交易的场所，《易·系辞》有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换言之，曾经的“城”多为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军事、管理职能，而“市”主要是市井百姓从事经济贸易、商业往来的场所。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从地理、经济、社会等维度也对城市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城市是地理的网织工艺品，是经济组织制度的过程，是社会行为的剧场，集中统一体的美的象征[3]。他指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生生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殖为社会创新[4]。
（二）城市形象
在谈及本文主要概念“城市品牌”前，有必要对常与之混淆的概念“城市形象”进行简要了解。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提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精力、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共同作用而形成的。”[5]而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教授将“地方形象”定义为：“一个地方的形象可以定义为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信念、观点和印象的综合。形象是对与地方相关的联想与大量信息的简化。”[6]概括而言，城市形象就是人们经由一座城市的自然风貌、文化风情、历史底蕴、经济水平、市民行为等而感知到的一个城市的总体特征，它是一个城市给人的总体印象，或好或坏，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判断。城市形象有核心形象与延伸形象之分，核心形象反映城市鲜明特征与显著差异，延伸形象包括城市的环境形象、空间形象、市民形象、社会形象、旅游形象、商务形象等。
（三）城市品牌
“城市品牌”从商业品牌概念延伸而来，商业品牌是区分同类商品的一大标志，它能引起消费者的偏心，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与接受，最终激发消费者与之产生相应关联。城市品牌与之类似，它是对一座城市自然、人文，政治、经济，有形、无形等一切资源进行综合、筛选后，通过高度概括与凝练得出的具有强烈识别功能的表意符号，它最终为人们感受、品味、知晓、认同。城市品牌是一个系统集纳概念，其构成要素有历史角色、文化底蕴、资源禀赋、地理特征、人文风情、产业优势、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发展远景等。
如果说城市形象是人们对一座城市产生的印象，城市品牌则是人们基于这一印象产生的联想，是人们经由印象而生成的总体评价。
二、城市品牌化路径
“城市可以品牌化”的观点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凯文·莱恩·凯勒于1998年在其《战略品牌管理》一书中率先提出，他认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城市品牌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经由统一的城市品牌战略统领，由其指导城市品牌定位、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品牌营销传播、城市品牌资产管理等系列工作，保证城市品牌规划有序、内容一体、口径一致。一定程度上，城市品牌化战略体现的是城市主要管理者所持有的城市运营观念，它应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宪法”。
城市品牌化战略主要通过城市品牌定位、塑造、营销、管理等得以具体实现。
（一）城市品牌定位
知识社会带来的信息爆炸，让人们有限的心智更加拥挤，城市若要在受众心中抢占品牌高地，就必须率先对自己的品牌进行定位。
“定位”概念最早由艾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在1972年提出，他们认为“定位并不是对产品本身做什么事，而是对潜在顾客的心理采取行动，即在潜在顾客的心中为产品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菲利普·科特勒指出“定位的本质是占有消费者心智资源，在消费者心智中完成注册”。
城市品牌定位是城市制定发展和营销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它是对一个城市现有特质及未来远景的综合展现。城市品牌定位的具体工作，是通过系统、全面的调研，梳理城市“家底”，通过对城市品牌构成要素进行分析，从而概括、提炼城市品牌的个性与特质，并在此过程中明晰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由此形成城市定位。
（二）城市品牌塑造
国内城市研究代表人物、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在1995年提出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Corportate Identity System）导入城市形象建设的建议，由此，CIS体系开始逐渐在国内城市品牌形象建设中得以应用。而CIS因此又被解读为Ctiy Identity System（城市形象识别系统）。
CIS起初包括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簡称MI），行为识别系统（Behavior identity简称BI），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简称VI）三大板块内容，分别从城市群体价值观、城市行为规范以及城市视觉符号等三大方面对城市特色进行规划、实施。而后，听觉识别系统（Audio identity 简称AI）与环境识别系统（Environment identity 简称EI）也加入其中，共同构成城市形象识别体系。
城市在进行品牌塑造时，应针对CIS体系所包含的五个子系统内容，分别对城市价值理念、集体行为、视觉符号、声音特质以及环境特征进行具有辨识性的规划并付诸具体实施，让公众对城市品牌形成整体认知，进而产生相应认同感。
nlc202309031202
（三）城市品牌整合营销传播
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作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IMC）理论发源地，对整合营销传播的定义为：“整合营销传播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是从消费者出发，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传播的过程。”营销与传播两种形式，前者重在实现售卖，后者重在传递信息，而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所有可以产生影响的营销方式如广告、会议论坛、体育竞技、国际赛事、商贸推介、文艺娱乐等与所有可以加以利用的传播渠道如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宣传册、广告牌等都可以进行整合，所有需要传递的信息与形象都可以进行统一。
“城市营销”是“整合营销传播”的一种具体运作思路，其概念源自菲利普·科特勒于1993年提出的地方营销，他提出“地方不再只是商业活动开展的举办地。地方也是产品，其标识和价值必须进行设计和营销。不能成功进行自我营销的地方将面临经济滞胀和衰退的风险。”[7]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先驱、与菲利普·科特勒同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的唐·E·舒尔茨也在其《整合营销传播》一书中指出，在同质化的市场中，惟有传播能创造出差异化的品牌竞争优势。唐·E·舒尔茨在其《全球整合营销传播》一书中强调，全球整合营销传播必须成为机构战略的源泉，而不仅仅是功能支持工具。而在传播内容繁复、营销环节众多、参与部门交织的城市营销实践中，整合的意义尤为重要。
城市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目的在于展现城市群体价值观，实现城市理念的售卖，获得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建立起城市的品牌声誉，进而促成大众参与城市品牌体验。城市品牌整合营销传播作为城市品牌战略的重要实现方式，需要在初期就对城市品牌进行合理规划与策划，同时针对其所涉及的受众、内容与渠道三大方面进行统筹布局，对内整合，对外传递，立足于传播，服务于营销，确保整合营销传播工作的一致性与系统性。
（四）城市品牌管理
在完成城市品牌定位、塑造与营销传播后，基于前期的工作积累，城市品牌建设理应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若缺乏后期的有效管理，前期的品牌成效可能付诸东流。城市品牌作为城市无形却极具价值的重要资产，需要有专业的人员、专职的队伍进行专注管理。城市品牌在合理的品牌战略指导下，如何形成品牌资产、如何保持品牌地位、如何实现品牌增值，这需要有长效的机制保障、也需要有专职的团队加以实现。
三、中国城市品牌化现状
中国城市，一来基于长久存续的历史，二来依托丰饶多样的物产，三来基于大量人口组成的庞大社会结构，普遍拥有一定有形与无形的城市资产，但过去由于缺乏品牌意识，大多还未对城市品牌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塑造与管理。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双重推进，促使国内一些城市觉醒，开始对城市品牌进行塑造与传播，目前一些城市在品牌塑造与营销传播方面已有所作为：有的邀请了国际知名机构或高校专业团队开展了前期的城市品牌定位与城市识别系统规划建设工作，但后期的整合营销传播未能持续跟进，城市品牌知名度仍较为有限;有的策划实施了大量新闻事件，或借助国际大型赛事、会议等开展了系列城市活动营销，取得了一定的媒体曝光，但由于未进行前期的城市品牌定位与识别系统规划，缺少城市整合营销传播的基本立足点，虽有一些营销传播动作，但由于零星、散乱，难以积累起有效的城市品牌声誉。
以国内目前在城市品牌整合营销领域成绩相对显著的成都市为例，2009年成都成为内陆投资标杆城市、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美食之都”称号，2011年获颁最具幸福感城市，2012年作为唯一的城市品牌入选当年中国市场十大增值品牌，同年“熊抱伦敦奥运”斩获国家文化贡献奖，2013年获颁中国形象最佳城市第一名，2014年在中国最具文化软实力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中双双夺魁。在国内城市的品牌营销传播工作中，成都取得的成绩可谓名列前茅，但是，成都虽然在营销传播方面成绩优异，其品牌建设却相对滞后，缺乏对自身品牌的明确定位与识别系统的规划建设。
与成都正好相反的，是去年年初由于“扫黄”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东莞。成都长于城市品牌营销传播，但缺乏城市品牌的明确定位与系统建设，而东莞于2011年即进行了城市品牌定位，并开展了系统的城市品牌建设工作。但是，虽然前期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规划，后期由于缺乏持续、有力的营销传播跟进，导致东莞知名度有限，其“篮球之城”、“华侨之城”、“音乐之城”、“科技之城”、“世界工厂”的城市名片都未能得以有效传播，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鲜明的城市品牌认知。由于城市品牌知名度有限，在面对负面信息曝光时，东莞的正面城市形象被忽视弱化，负面形象被放大强化。
上述案例涉及到的城市品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皆源于缺乏统一、合理的城市品牌化战略指导。城市品牌化战略缺失，一来会导致城市品牌建设工作缺乏科学规划、难以形成品牌影响力的有效积累;二来相关部门的城市品牌建设举措缺乏统筹、难以形成品牌合力。
目前中国城市品牌的相关工作主要由各城市对外宣传部门承担，他们负責城市总体形象营销传播，但城市延伸形象如旅游形象由旅游局负责、商务形象由商务局负责、城市空间形象由规划局、城建局负责，其间缺乏相关机构统筹整合，各个部门各自为阵进行城市品牌形象打造。如此不仅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品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消解城市品牌的清晰形象，多个面孔、多重声音、多种形象，反而容易令受众产生认知困惑，难以对城市有一清晰的品牌识别。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各个城市需要在品牌战略的统领下，形成高效联动的品牌发展机制，最好有专职部门负责城市品牌建设具体实施与统筹工作，由此，各部门对外传递的信息即便在内容与形式上大相径庭，但其传达的核心价值却能保持一致。
针对此问题，中国社科院刘彦平也曾提出“我国的城市营销应该在体制机制上做一些适应性的改变，应该考虑在外宣部门的基础上，整合旅游部门、文化部门、招商部门、规划部门等，成立城市营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城市营销协调局、城市营销指导局，这在国外普遍叫城市营销局。”[8]韩国首尔的城市品牌相关工作，就由专职负责城市品牌统筹的“城市营销担当官室”负责，该部门承担与首尔城市品牌相关的横向统筹、纵向实施工作，促成首尔城市品牌影响力最大程度的累积与扩大。
参考文献：
[1]《文化城市：基本理念与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高福民，花建主编，商务印书馆，2012.
[2]《文化造城》，张子康，罗怡，李海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城市文化》，[美]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5]《城市发展史》，[美]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6][7]《地方营销》，[美]菲利普·科特勒等著，翁瑾，张惠俊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8]《城市品牌营销的中国故事》，王威，《中国名牌》，2012年第17期.
（责任编辑：李利）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路径探析 篇7
1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表达
1.1 社区治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多年以来, 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目的是实现政府基层治理的需要。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运行惯性, 社区基层治理的模式受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模式的影响, “行政”色彩浓厚。基层治理的权力来源主要来自于上级的行政需要, 社区组织设置行政化、经济来源行政化、工作方式行政化、工作考核行政化。按照法律规定, 居委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居委会常常扮演的是“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没有明确的分工。承担了大量上级街道政府布置的行政工作, 社区管理因此而处于“多头、乱头、无头”状态。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大多由上级安排, 居民选举流于形式。居委会的角色错位, 本应是居民利益的维护者, 在实际的运行中演变成政府的行政事务的“代理人”, 处于“上面千根线、底下一根针”的境地, 作为自治组织大量的行政事务使居委会无暇顾及居民利益的实际需求。
1.2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关系困境
在社区治理结构中, 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其他组织等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三大主体间却存在着角色混乱、分工不明、权责利相互交叉的问题, 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不应有的麻烦。居委会集社区服务、行政管理于一身, 实际上无暇顾及社区居民的真正利益诉求。随着住房的商品化, 物业公司进驻社区。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 物业公司的职能是为业主提供有关社区治安、房屋保养、公共设施维修、小区保洁等相关的服务。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其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但是,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在实际运行中缺乏监管, 作为服务提供方的物业公司却因权力的非对称性而有机会且有能力凌驾于业主之上, 以致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使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经常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没有明确的权责利关系, 致使角色定位混乱, 导致三主体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 进而导致了社区治理的矛盾突出。居委会的行政化及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力量薄弱, 社区治理的大多数工作是以物业公司为主。而物业公司的经济属性决定了盈利是其主要目的, 对居民的服务也很难满足居民的真正利益诉求, 相反却激发了诸多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社区三大主体之间没有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 代表业主权益的业主委员会力量弱小, 无法与物业公司抗衡, 也并不能真正维护业主的权益。最终导致在社区治理体系中, 行政化的居委会终日疲于迎接上级行政部门的各种检查, 不受监督与制约的物业公司则只顾经济利益, 不顾业主的权益诉求。
1.3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
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 社区应该是表达居民利益与反映居民归属感的基本单元, 也是政府基层治理与基层社会整合的基本单位, 是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与基层整合的“共同体”。这些都是建立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对社区高度认同之上的。因此, 社区参与是有效社区治理的微观基础。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 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发挥监督作用, 使基层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但是在社区生活的现实中, 受多年计划经济惯性的制约, 居民普遍缺乏与现代治理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动力不足。对社区缺乏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很多居民对社区参与的形式流于“被动式”参与, 很多居民认为, 社区事务“参与”与“不参与”一个样, 不能发挥主人翁作用, 在社区事务中没有发言权与决策权。居民社区参与仅仅停留在参与一些举办文体性活动, 参与的居民大多是妇女或老人。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公共决策参与, 对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 最能代表社区的居民在社区治理体系中一直处于“失语”、“无语”的状态。
2 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探析
2.1 理顺社区治理三大主体的权责关系
根据社会治理的现代需求, 政府、社会、经济组织等对社区治理都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要创新社区治理体制, 完善对社区的有效治理, 必须理顺政府、市场、居民三大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面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变迁, 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解决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弊端, 政府改变对基层社会“管、控”的观念, 对社区治理实行宏观的指导与调控, 真正放权于社区的居民。在社区治理中, 必须明确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自治组织等各自的权责关系、对三者的角色进行详细划分与确定。要明确居委会的角色, 作为社区治理的主导者, 应强化居委会对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的监督作用。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管, 尤其对于关切居民利益的物业收费、服务等问题给予法律、法规的监管, 维护居民的利益与权利诉求, 对业主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要给予适当扶持, 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
2.2 加强对物业公司运作的监管
由于物业管理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并不长, 作为经济组织, 必须加强对物业公司运作的监管。从目前物业公司运作的实际情况看, 很多物业公司收支没有公开, 居民缴纳的物业费并没有用在小区的硬件维护、日常保洁上。物业公司以盈利为导向, 一些运作机制不完善, 对社区的责任感缺失。例如在某些城市社区, 一些高层住宅的物业费普遍比较高, 但是居民缴纳物业费以后, 很多物业服务并不到位, 如小区保洁应付了事, 治安条件比较差等, 这些问题即使向物业反映, 也并不能得到物业公司的及时解决。这直接影响了居民对物业公司的满意度, 在现实条件下, 社区居民对物业公司很无奈, 物业公司相对于居民来讲处于霸主地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强化政府、居民等对物业公司运作的监管, 在市场化的运作中, 强化对物业公司收费、服务、运作等一系列程序的公开化、法治化, 强化居民的监督作用, 在法律的框架下, 维护居民的权益。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社区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 社区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城市社会中, 社区治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关系不清、角色不明, 物业公司运作缺乏有效监管。创新社区治理体制, 必须理顺政府、市场、居民三大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厘清各自的角色定位。居委会要处理好自治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 强化对物业公司市场化运作的监管, 给予业主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 行使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功能, 发挥业主委员会维护居民权益的基本职责, 同时对居委会的管理结构进行改革, 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与社区凝聚力。在居民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多元化的今天, 必须从维护居民权益出发, 真正发挥居民作为社区主体的作用, 理顺社区治理架构, 使社区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与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 满足基层秩序整合的需要,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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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环保教育路径研究 篇8
当今社会, 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空气质量、饮用水安全、生态保护等问题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市民对环境问题保持关注的同时, 也意识到环境问题是与其生活习惯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对城市市民进行必要的环保教育, 是当前做好环保工作的重要任务。以德国、法国、英国为例, 这些国家的市民环保意识强, 与长期以来所进行的环保教育分不开。
1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现状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开展刚刚起步。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学、中学、大学进行环保教育;通过街道社区进行环保教育;通过环保部门开展专门活动进行环保教育;民间组织开展环保教育。
小学开展环保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小学专门聘请环保教育专家到校上课, 主要开展的讲座和课程为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环境问题等。中学开展环保教育主要注重对一些环保原理的讲授, 引发学生的思考, 如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大学环保教育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环保专业教育, 另一个是大学生环保教育。环保专业教育对环保专业知识的讲授非常全面, 是培养未来环保专业人员的教育形式。大学生环保教育是针对大学生开展的较为深入的环保理念、环保知识的教育, 目的在于将大学生培养成有环保意识、注重环保行为的人。
街道社区开展环保教育是我国对市民比较常见的教育方式。和计划生育、卫生常识等教育一样, 环保教育也列为街道社区开展教育的重要内容。街道社区开展环保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式。居民在街道社区居住, 通过耳濡目染、邻里关照, 大家对环保知识、环保理念都逐渐关注, 进而影响其日常行为。
环保部门开展专门活动进行环保教育成为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环保教育方式。环保部门专门成立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积极开展环保教育活动。环保部门通过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 如开展“地球一小时”、“世界环境日”等活动, 促进环保意识在市民心中扎根。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环保教育。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高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 对市民进行教育。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的环保教育有利有弊。有利在于环保教育能恰到好处地对市民的环保行为产生影响, 或对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有效阻止。弊端在于一些民间环保组织背后的势力复杂, 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2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目的
城市环保教育以促进市民环保意识为目的。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化时代, 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泛滥, 使环保问题日趋严重。从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 城市市民的环保意识需要得到提高。通过环保教育, 市民将爱护环境、节约能源。市民的环保意识高低能够直接影响城市的卫生、环境面貌。通过环保教育也可以使市民对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监督, 使城市中企业的污染行为没有藏身之处。
城市环保教育以开拓市民的环保视野为目的。开展环保教育, 不仅应该让市民知其然, 更应知其所以然。要使市民明白为什么一些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使一些错误的观念可以得到及时更正。拥有了较全面的环保知识, 市民会在思考中产生理性的环保行为。开拓视野需要将国外一些先进的环保理念和做法通过案例的形式开展教育, 如塑料瓶的回收、废电池的回收等等。市民掌握的环保知识越多, 视野越开阔, 城市的环境面貌就越好。
城市环保教育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时, 关注子孙后代的未来。通过环保教育, 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传播, 对市民的日常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可持续发展关注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通过对企业家进行环保教育, 会影响其投资行为, 使其较少开展资源枯竭型的生产活动。
城市环保教育以培养良好社会公民、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环境保护在于每一个市民的日常行为, 培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品行良好的社会公民是开展环保教育的重要目的。如果借助环保, 开展示威、打砸抢等不良行动, 不能称之为良性的环保教育。构建和谐社会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环保教育的开展对社会和谐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3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内容
城市环保教育以环保基本知识为内容。什么是环境、怎样保护环境、什么行为是污染环境的, 这些都是环保基本知识。环境污染主要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市民通过了解水、土壤和空气污染的原理, 影响其日常的生活习惯, 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发达国家在环境基本知识的教育方面做得很好, 如保护好河流就不能向河沟排污;不能过多使用塑料袋, 以免造成白色污染;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以避免大气污染;不在城市市区鸣笛以减少噪声污染。
城市环保教育以宣传绿色生活理念为内容。提高生活品质、绿色生活都是都市人向往的美好生活。什么是绿色生活理念?节约能源、减少排放是绿色生活理念。在生活中勤俭节约、循环利用是绿色生活理念。提倡有机, 减少污染是绿色生活理念。市民通过学习绿色生活理念, 倡导健康生活, 不仅提高生活质量, 还能保护环境、保护地球。
城市环保教育以防止企业的污染行为为内容。环保教育的一个重要对象, 就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一些企业唯利是图, 偷排污水、偷放有害气体, 对江河与空气造成很大污染。如2013年的“贺江事件”, 一些企业将含有重金属的污水排入贺江, 造成重金属超标, 严重影响了广西、广东等多个省份的饮用水安全。如果企业的负责人能够较多地接受到环保教育, 培养健康的企业发展理念, 这样的污染事件就能避免。
城市环保教育以宣传环境保护法为内容。环境保护受到法律保护, 一些企业、一些市民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14年4月,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公布, 这意味着我国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环保规划、污染防治等方面进一步明晰责任、加强惩治。企业和市民通过环境法制教育, 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 规范日常的生产行为和生活习惯。
4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存在的问题
城市环保教育存在各类学校不重视的问题。我国小学、中学、大学对环保教育不是特别重视, 没有将环保教育列为专门的课程来学习, 而是将环保教育加在思想品德课程、科学哲学课程中来学习。小学和中学将环保教育作为思想品德课程的一部分来讲授, 对环保知识、环保理念的深度和广度的教授都不够。大学中除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外, 并未将环保教育作为重要的课程来讲授, 而是将其放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和研究生科学哲学课程中。环境保护作为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应该专门设立一门课程来讲授, 使学生能够掌握环保知识。
城市环保教育存在方式、方法有待改进的问题。作为街道和社区, 进行环保教育的方式一般就是张贴海报、横幅等方式, 并未产生有实质影响力的教育行为。而对一些企业的环保教育, 环保部门往往采用发放宣传材料的方式, 像蜻蜓点水, 教育的深度需要加强。街道社区可以经常举办一些活动, 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针对企业的教育, 可以举办培训班也可以让企业到污染实地调研, 使其了解环境污染城市的原理及其对市民生活造成的危害, 或以案例示范, 加强其环保意识。
环保教育存在重现象轻原理的问题。在环保教育中, 只重视对现象的描述, 忽视对环境污染原理的讲述, 使学生和市民无法知道污染的原因。对环境污染的过程和原理的传授, 在现代环保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市民通过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 能加深刻地了解环保问题的复杂性, 能更规范合理地对环境污染行为做出判断和应对。
城市环保教育存在缺乏主导造成误导的问题。目前, 我国环保教育尚处于初级阶段, 政府对环保教育正逐渐加强, 而一些民间环保组织进行的环保教育不容忽视。这就造成环保教育缺乏主导, 以赞助性企业的利益为重, 容易对市民造成误导。一些企业项目, 究竟其对环境是否会造成极大危害, 需要一些权威人士和专家提供中肯的建议, 而不是凭感觉。如果能够政府部门或科学机构能进行主导, 市民就不会闻风而动,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群体性事件。
5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未来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 学校为主场, 街道社区、民间组织为辅助的格居。环保教育需要政府的主导, 首先环保管理部门有执法、监管、科研的优势, 可以全方位地对市民和企业进行环境法律、环保知识、环保原理的讲授。环保管理部门可以发挥其管理优势、人才优势对环保教育进行主导。环保教育离不开学校, 尤其是对青少年、大学生的教育, 需要将各级学校作为主场来开展, 学校需要有责任感, 培养好具有环保意识的下一代。街道和社区作为市民居住的领域, 需要做好卫生、环保的宣传工作, 使市民有意识地开展环保活动。民间组织尤其是一些环保NGO组织, 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 发挥好其第三方组织的作用, 公证、客观地做好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工作, 使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环保行动中来。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需要大学、科研机构等权威机构的参与。随着环保教育越来越深入, 市民对环境知识的要求更高, 对真相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如一些石化项目, 到底会不会对市民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个时候, 需要大学和科研机构发布权威的信息以正视听。如果权威科研机构不能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让市民信服, 将使市民对污染问题感到迷茫。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进行科普的同时, 还需要加强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关切, 不是冷冰冰地进行科学问题的解答。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地参与到环保教育中来, 将使环保教育更加深入。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要运用好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电视和广播是城市中最常见的媒体平台, 加强在电视、广播、网络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 对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培养、环保知识的增长很有帮助。传统的宣传册、横幅等宣传手段比较单一, 缺乏互动。在网络中开展环保教育的优势在于能增强互动, 如留言板、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 能增加市民对环保教育的关注度, 展开双向交流。
我国城市环保教育要加强公众参与的环保教育。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使环保教育更加印象深刻。如欧美国家, 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求孩子开始进行垃圾分类、用纸袋减少白色污染、节约能源。通过参与性的环保行为, 使市民切身受到环保教育。公众参与开展环保教育主要包括, 公众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听证、企业污染行为评估、参与环保立法等等。这不仅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建构, 更有利于推进城市环保教育。
摘要：本研究从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现状谈起, 对环保教育的目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为我国城市环保教育的未来提出建议。
关键词：城市,环保教育,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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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路径 篇9
1 对城市化范畴的观点
一个区域可以构成一座城市的概念, 历来学者的观点都有所不同, 他们的分歧点在于人口的多少和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来区别。人口数量激增, 例如说一个县城需要有30万人口的规模, 达到了这个数量才能称其为县城, 否则只能定义为城镇。大中城市的人口界定也是如此, 需要用百万人口甚至是千万人口的数量来衡量。城市应该是工业化的观点认为, 城市应该工业发达, 不应该总以人口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工业的规模往往指的是制造型生产型行业的规模, 工业的发达程度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或者说文明程度。
2 促进近代城市化的一些因素
近代城市化的形成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促成, 它的推动力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2.1 商品流通速度的影响
商业贸易的发展, 加大了商品的流通规模和流通速度。每年的丝绸对外出口的数量总额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还有一些农副产品的对外出口, 尤其是茶叶的对外出口。近代以来,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大举输送鸦片, 也打开了我们闭关锁国的旧模式, 这样对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
2.2 工业和交通业发展的促进
中国古老的大门是靠西方人的船坚炮利给打开的, 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影响深远。近代工业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一大诱因。纺织行业的发展, 工矿企业的发展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型工军工业的发展, 促使了近代中国形成了很多大城市, 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再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如航空业, 航运业, 汽车业的发展, 使交通变得更快捷, 世界变得相对更小, 这也成全了近代沿海城市的发展规模。内地人口向这些大城市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客观上造就了这些大城市的形成。
3 城市类型模式发展的不同
近代城市化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因此, 它的发展模式也是多样性的。在不同地域, 由于受到的各种政治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冲击不一样, 城市的类型必然不相同。有市镇城市, 大中城市, 还有正在转化为大城市的旧城市等。城市的不同, 决定了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形式也不相同。
3.1 对外开放形式的城市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 尤其是清朝末年, 更是腐朽不堪, 与外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屡屡失败。在国际争端中, 失败的代价往往是沉重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伤挥之不去。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很多沿海城市就这样沦为了通商口岸, 还有的形成了外国列强的租借地。但是这些通商口岸和租借地往往在后来成为了城市的中心。在通商口岸中有的城市受到外国列强的影响很大, 在城市土地管理方面也是如此。在西方式的土地管理权建设, 城市土地规划法案, 土地增值税收等都给我国的近代的土地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参照。
3.2 传统中心城市的发展
传统城市主要指并非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对外开放的城市, 这类城市在近代社会中的数量和规模还是可圈可点的。主要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清朝末年为了救亡图存所进行的一系列变法维修运动所导致的。如桂林, 它在城市的规划中就别具一格。由于风景秀美, 矿产丰富, 是清政府政策的受益城市。城市的建设、官府宅邸、城墙城壕、城市管道建设、清政府新式学堂的建立, 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其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在近代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统治时期, 城市建设基本上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如当时城市职能部门很多, 城市的土地建设用地方面管理的很严。桂林地区的茶也销往各地, 先后带动了民族加工行业和民族食品运输行业的发展。金融行业乃至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使桂林发展成为一个近代的大城市之一。
3.3 小城镇的近代转变
随着近代一些大中城市的不断涌现, 带动了很多原生型城市的发展。这种新型的小城镇城市与一些新型的大中城市并存的形式格局一直存在, 但并未最终转化为大城市。近代工业、航运业的发展刺激了所属的小城镇经济的发展, 给这些小城镇带去的经济刺激也是空前的。小城镇的发展也相应的刺激了政府的相应转型, 为了适应与之匹配与发展完善, 一些教育机构、大中小型医院也都纷至沓来, 这些小城镇的发展是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福音所致。
4 近代城市的发展对土地建设的要求
近代城市的发展对土地的建设要求主要也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纯粹的租借地的土地建设问题, 一个是租借地半租借地的土地建设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纯粹近代的中国政府自己管辖的土地建设问题。这三种土地的管理模式在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并存发展, 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土地管理模式。
4.1 租借地的土地管理模式
在租借地, 租借国有自己的土地管辖权和行政权, 相当于是自己的独立的王国。但是租借国在征用老百姓的土地时也会给予一定的补偿。在城市的规划和整个租借地土地管理制度的制定都是由租借国政府一手制定的。中国的在租借地的老百姓依然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租借国同时制定了很多土地政策来抑制土地投机。清朝末年, 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 老百姓流离失所, 居无定所的情况十分严重。租借国对当地的土地开发商制定了明确的使用土地的税收征收模式, 对城市建设也可以说有很大的成效。城市的管理基本上都是照抄西方的城市规划模式和制度来进行。
4.2 租借地半租借地的土地管理模式
这种租借模式一直处于华界、租界并存的状态, 两者的土地制度也不同, 但并相互影响。租借国在租借地的土地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国的传统的管理模式。不是单纯以税收为中心, 而是确立了包括土地所有权、房屋产权登记与转让及相对规范化的土地契证制度在内的土地建设管理制度, 明确土地的使用用途及土地开发模式。是商家使用、是民用还是官方占用都明确地制定了相应的补偿和管理标准。土地估价制度业得到了很好的实行。对于土地权益转让和手续流转的办理都有严格的要求, 并且都必须要有明确的备注, 以免带来管理上的混乱。如遇重大土地手续变更需要有领事馆签字并且盖章, 并且注册备案, 以防止土地的过分投机。这种规范性、有序性的控制土地模式对于租借地的土地管理具有极大的重要的影响。在租界模式影响下, 华界政府在很多地方也进行了大量的效仿。如《租买地亩章程》《土地局章程》《土地局不动产契约条例》等, 并且在土地开发中关于资金来源、拍卖承包的运营方式等租界的一些市场化土地开发模式也在华界开始运用。这样的并存状态, 对双方的管理都具有借鉴性意义。
4.3 纯粹的中国政府自己管辖的土地
一直受保守的清代统治者的控制, 中国的自有城市的发展相对非常缓慢。但是自主创立、自主建设的新型土地管理模式还是给一些城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工厂用地的建设经营, 带动了农工商的系统配套发展;水利的投资建设巩固了沿江城市的经济农业的发展, 兴建大中小型码头, 往来的货运船只非常之多, 商业也渐进繁荣发达。一些风景区的建设用地、军事用地也都上到了正常的土地规划日程。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地方政府的自治思想也非常浓厚, 尤其是在中国的军阀割据时期, 军阀们的统治带有很大的地方色彩, 这些地方性的特色是在城市的发展上的尝试与创新。
5 结语
西方的城市土地管理模式早已对近代中国传统的土地管理模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但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并一直未设为通商口岸的城市, 变革相对较少, 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建设的变革相对较多。土地的变革与思想的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先进思想决定了土地的变革模式。近代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土地管理制度变迁路径的多样性, 制度变迁模式主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从而使得在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中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模式的多样性。如果人们试图对当下的土地制度进行更好的改革, 那就不应当忽视近代社会的历史土地管理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深刻的教训, 还是因为其构成了当下制度发展的基础, 并规定了未来制度改革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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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路径 篇10
1 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两条腿”走路
目前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000年1.93∶1扩大至2005年2.08∶1,城乡环境面貌差距更加明显扩大。按照我市力争“两个率先”的时序目标,当前最大的重点和难点是广大农村能否同步实现这一目标,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在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为重点的城市化,适时适度地转移农村人口,缓解农村的资源压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建设好农民的家园,使留在农村的人生活更加美好,成为城市化的自然过程。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意义上,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正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两个方面,是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市要不失时机地在已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视农村城市化的作用。
2 增强重点中心镇的综合功能
在我市市区1 864 km2范围内,现有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100多平方千米,其余1 700多平方千米中散布着32个建制镇和645个行政村。我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急于全面铺开,而应从增强重点中心镇的综合功能入手。
根据我市“十一五”规划,市区将加快建设孟河、湟里、漕桥和卜弋4个重点中心城镇,按照每个中心城镇人口规模5万人～10万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清晰的要求,形成城乡产业对接、基础设施对接、生态环境对接和社会事业对接的新格局。基于这一目标要求,加快重点中心镇建设不仅仅是建设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突出生产、市场和服务等功能建设,增强重点中心镇的综合功能,使之达到现代化小城市的水平,成为现代城市因素向广大农村辐射的前沿阵地,提高中心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推进重点中心镇功能建设过程中要突出解决4个难点问题:
1)科学合理规划重点中心镇。在合理的范围内优化空间布局,为推进重点中心镇功能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切实执行“三集中”原则,解决建设用地指标少的困难。
3)逐年加大市、区两级政府财政对重点中心镇建设的投入,并确保这部分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
4)整合政策和资源,市、区各级政府部门合力扶持中心城镇城市化,改变以往“仅立试点,不抓试点”和“用力分散、资源浪费”的工作局面。
3 加快市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
1)在对外交通上,进一步构筑我市区位优势。干线公路,在已建成的沪宁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常澄高速公路、锡宜高速公路和市区公路大外环的基础上,建成常宁高速公路和西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市区绕城高速公路环,实现市区主要节点15 min内驶上高速公路、市域城镇30 min内到达中心城市的“1530”目标;轨道交通,按照国家和省建设计划,建成沪宁城际轨道,开工建设镇南铁路,配合做好沪宁铁路电气化改造、京沪高速铁路前期准备;水运,完成京杭运河市区段改线工程,继续推进常州港开发。2)在城市道路上,继续完善市区南北大通道建设,新建龙江路延伸段、长江路(怀德路—城北干道)、青洋路延伸段,确保市区形成5条以上南北向主通道,同时做好市区高架路网前期工作并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加速市区南北一体化。3)在公共交通上,市区城乡公交车实施“一卡通”,实现每一个城镇均有直通城市中心区的公交线、每一个行政村均通公交车。4)在供水上,继续加大市区农村供水管道的建设力度,确保至2010年市区(包括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100%,供水统一采用长江水源。5)在燃气上,扩大天然气的供气区域,至2010年,市区城市居民气化率达99%以上,农村居民气化率达85%以上。6)在环境整治上,坚持执行城乡联动整治的方针。河道整治:在深化城区河道整治的同时,对农村范围内的607条河道全部清淤一遍。污水处理:在建成一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同时,市区农村范围内建成横山桥、横林、漕桥、牛塘、焦溪、湟里和奔牛等一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并逐步扩大生活污水收集范围,而且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污泥全部实施焚烧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投运常州和武进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对市区城乡居民的生活垃圾实施100%的无害化处理,与之相配套实施城乡生活垃圾密闭运输。7)环境绿化:在市区城乡范围内,加快实施全市铁路、高速公路、环城大路、国道、省道和新运河等绿色通道和城市出入口绿化工程建设,重点完成“八路八口”绿色工程,尽快“面上”绿起来。
4 扎实开展村庄整治
从我市农村村庄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村庄数量大、分布散、规模小,资源投入有限;另一方面,随着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农村人口在逐步减少。在这一背景下,近几年来市区农村村庄的整治,除个别经济相对发达的试点村按规划进行建设改造之外,总体上在区域性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各类园区的建设带动下,实现部分村庄向现代化居住社区的跃迁。随着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和重点中心镇功能建设的日益推进,这一带动农村村庄跃迁的趋势还将继续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同时,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实现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转变也需要整理村庄,其中包括部分村庄向现代化居住社区的跃迁。基于以上城市(城镇)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村庄建设改造的作用,我市市区农村村庄的整治工作需要作出科学的、前瞻性的、合理的整体安排。
1)科学确定村庄整治的选点规划。
目前我市的镇、村布局规划还需作进一步的调整。另外,受资金投入有限的制约,村庄整治也不可能全面展开。为了避免盲目铺摊子、上工程,当前和今后几年内我市市区农村村庄整治只宜在科学预测农村人口和村庄演化的基础上,将拟保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村民整治意愿比较统一的村庄作为支持开展整治的候选对象,而且在继续抓好试点村的基础上,将其中的中心村列入优先整治的对象,分期分批地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2)突出村庄整治的重点内容。
列入整治对象的村庄,要结合农村新房建设和村镇建设重点打通乡村连通道路和硬化村内主要道路,配套建设供水设施、排水沟渠及垃圾集中堆放点,清理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私建乱搭房屋,建设村庄防灾设施与公共消防设施等方面。未列入整治对象的村庄,要全面继续实施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的“三清”工程,把搞好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作为实现“村容整洁”目标的最基本内容来抓,迅速让农民享受到村庄整治带来的益处。在治理生活污水上,要积极推广投入不多且见效快的简易治理方式;在治理生活垃圾上,要利用常州、武进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内建成投运的有利条件,抓紧建设简易的垃圾集中堆放点,实施“村收集、镇运输、市(区)处理”的无害化处理机制。
3)加大政府支持和帮扶力度。
要将村庄规划和整治试点纳入市、区和镇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要整合现有各种资金渠道,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在保持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以实物形式为主向整治村庄提供水泥、钢材作为奖励,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要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关心和投入村庄治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特别是工商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组织,教育和动员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主投工投劳参与村庄治理,改变农村家园的落后面貌。
5 加快实现城乡规划覆盖
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集约发展的目标,其首要环节就必须把城乡规划调控和管治范围从城市、城镇深化到整个城乡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为城乡建设和发展提供基本依据,为政府引导和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手段,从而避免出现新一轮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问题,确保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将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城乡规划全覆盖的工作更显重要和紧迫。否则的话,不是造成新的圈地就是阻碍新农村的建设。
为了把城乡规划全覆盖这项工作落到实处,有效发挥城乡规划的指导作用,在这里我们建议抓住当前机遇,积极推进新一轮镇、村合并,这不仅是其他兄弟城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也是前文所述我市增强重点中心镇功能、整治村庄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探讨 篇11
关键词：孝义；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
孝义市是一个典型的以煤立市的县域经济体，作为城市主导产业，煤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孝义市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地区生产总值，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煤炭产业发展所消耗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迅速提升，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孝义市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必须加快以产业结构转型为重点的城市转型步伐。
一、孝义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孝义市位于晋中盆地西南隅，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工业城市，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十一五”期间，该市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孝义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33.1647亿元，成为吕梁市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个超过百亿的县市；2007-2012年间，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百强县”；2012年，孝义市地区生产总值390.09亿元，占吕梁市地区生产总值的30.8%，其中第二产业占比74.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8.25亿元，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1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221.25亿元，占吕梁市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32.6%。
孝义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1）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煤焦产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居高不下，制造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结构偏重，不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2）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波动幅度较大，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由于煤炭市场价格下降、需求萎缩等因素的影响，煤焦产业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3）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与居民实际收入的缓慢增长并存，煤炭和炼焦产业发展迅猛，但能够共享所创财富的人是少数的。（4）煤炭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伴有煤炭的大量开采，采煤造成了大量的矿区土地裂缝、水土污染，给矿区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生产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5）孝义市在城市、城镇功能建设上还有很多问题，第一，城市职能结构模式落后，工矿职能过于突出，城市服务职能及为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均显不足；第二，区域中心城市规模小，矿区城市城市化水平低，难以发挥城市对周边乡镇农村的经济带动及辐射作用；第三，矿区生态环境严重影响到了孝义市作为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水平，环境污染严重。
二、孝义市转型发展机遇挑战分析
孝义市转型发展的主要机遇有：① “十二五”时期，全国资源型城市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对于促进转型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持续性；②2012年年初，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对辽宁阜新等12个城市（地区）为资源枯竭城市（地区）的决定，孝义市成为山西省唯一一个通过审查的城市，“十二五”期间得到国家资金及政策上的支持较多；③经济危机以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格局发生了变化，可以顺应市场取向，选择效率较高、发展较好的部分产业进行产业承接；④孝义市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生态环境的治理、教育水平的提升，為孝义市在“十二五”期间加大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
孝义转型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① 作为一个资源型县域经济体，其转型之路虽有共性之处，但也有其个性，需结合自身实际状况在探索中步步前进；② 孝义市同其他资源型城市一样，经济结构具有较大的稳态性，严重的路径依赖会成为转型的一个重大挑战；③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煤焦企业发展放缓，转型过程中招商引资难度也会加大。
总之，综合分析孝义市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及城市转型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要实现孝义市的可持续发展，虽然转型难度大、面临的挑战多，但也要抓住机遇、积极转型。
三、孝义转型路径探讨
根据上文的分析，孝义市的转型发展需要以煤炭产业和焦化产业转型为重点，进而分析其城市转型路径。孝义市的转型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煤炭产业的转型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孝义市要实现煤炭产业转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情况下，有节有度地进行煤炭开采工作，搞好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第二，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建立煤炭工业园区，扶持、培养一批高精尖项目。第三，继续实施煤炭改革，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实现煤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第四，要加强政府对煤炭产业部门的监管，根据价格波动的幅度调整煤炭部门的利润空间，通过征收类似存款准备金的部分来缓冲煤炭价格波动引起的经济增长波动。
2.焦化产业的转型
焦化产业作为一种接续产业，对包括孝义在内的煤炭城市都具有重要意义，孝义市焦化产业转型路径主要有：第一，用高新技术改造企业，大型焦化企业逐渐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及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第二，加大焦化产品的回收利用程度，延伸焦化生产产业链，做好“煤-焦化-精细化工”的产业链生产。第三，建立环境保护机制和补偿机制，一方面，严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交易原则，准确评估排污收费标准，另一方面，焦化企业应按照国家环保要求配套煤化工产品回收系统，减少污染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
3.其他方面
孝义市在转型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根据实际区位优势条件，找准市场方向，建立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继续拓宽市场，引进先进加工生产技术，做大做强孝义市的核桃等经济林产业。第二，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在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上，合理规划资源开采，注重“节流”；树立大资源的理念，综合利用当地人文社会资源，实现城市的突破性发展。第三，注重城市经济圈建设，积极融入介孝汾经济圈，加强区域联系，实现优势资源整合与互补，提高资源型城市的整体效益。第四，政府应加大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与产业转型的支持力度，引导矿区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中，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并鼓励煤炭部门收入向当地非煤产业的投入，政策上扶持制造业及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就业岗位。
总之，孝义在转型过程中要做到：第一，从实际出发选择和优化支柱产业，既要在原有结构上通过技术改进和制度创新做大、做优、做强城市支柱产业，又要利用已经积累的资金、劳动力等条件发展替代产业。第二，适应市场，调整产业深加工中的产品结构。一方面，坚持走“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道路，通过技术的引进是资源的利用有更多的层次，减少资源浪费，增加资源使用效益，使产业由初级产品向产品深加工转化；另一方面，要在技术的基础上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第三，适应时代，淘汰落后工艺，引进先进设备，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田霍卿.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
[2] 吴雨霏.浅谈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及三种转型模式[J].中国矿业，2010（19）：24-28.
[3] 李玲娥.略论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11（12）：45-47.
城市交通网络最佳路径分析 篇12
1 交通网络模型的建立
数据模型是指一组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实体和关系被用于创建真实现象的表示形式,而网络数据模型是真实世界中的网络系统(如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地下市政管网等)的抽象表示[2,3,4]。网络数据模型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后续分析工作的成功与否,它是整个工作能否正常进行的关键。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包含3种数据类型,即点、线和面。在交通网络构建中,其空间数据主要为点和线,表现在交通实体上分别对应的节点和路段称为结点和链[5],见表1。链是指网络中流动的管线,在交通网络模型中指路段;结点是网络中链的连接点,如车站、街道交叉口、港口等,其状态属性包括阻力和需求。结点又有以下几种常见类型:①障碍。禁止在网络链中流动的点,如交通路障。②拐角点。出现在网络链中所有的分割结点上状态属性的阻力,如拐弯的时间限制和交通规则限制(如不允许左转等)。③中心。它是接受或分配资源的位置,如商业中心、电站等,其状态属性包括资源总量、阻力限额等(如物流源、商业中心等)。④站点。在交通链中资源增减的点,如库房、汽车站点等[5]。在收集到交通路段和结点数据后,建立空间数据的属性结构,见表2。对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进行分析,在构建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基础之上建立交通网络数据模型,见图1。
2 交通网络拓扑分析
拓扑分析是对地理信息系统中地理要素之间空间位置关系的描述,而地理要素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可抽象为点、线(或弧)、面(多边形)互相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包括点与点、点与线、点与面、线与线、线与面和面与面等6种关系[6,7]。拓扑分析的主要功能就是将这6种空间关系有机地整合起来,对空间实体如点、线、面之间的邻接、包含、覆盖、相离和相接等空间位置关系进行描述。创建拓扑关系可真实地表示地理要素,更好地描述现实世界的地理现象,拓扑关系能清楚地反映地理实体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它比单纯的空间数据有更大的稳定性,不随地图投影的变化而变化[5]。在ArcGIS中进行空间数据的拓扑分析,必须注意参与拓扑创建的要素均要在同一数据集中,并且需要定义拓扑规则、拓扑等级和拓扑容限[8]。地理实体之间的主要拓扑关系见表3。拓扑分析在交通网络最佳路径分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网络分析的基础,具有拓扑关系的矢量数据是网络分析必要的数据来源。因此,在进行网络分析之前,必须对交通矢量数据进行拓扑分析,在ArcGIS中的拓扑分析工具见图2。交通网络的拓扑分析主要是节点和路段间的关系构建,具体表现为节点与路段的相互关系和路段与路段间的关系,如节点必须在路段之上,路段与路段之间的相交处必须剪断以及节点间的匹配相连等。通过ArcGIS的拓扑分析工具(图2)可方便地实现,进而完成交通网络数据的拓扑构建。
3 交通网络最佳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是GIS 网络分析研究的热点,是GIS软件中的基本空间分析方法之一,也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通常可理解为求解最佳路径。在对交通网络进行路径分析时,按其网络路径中所赋予权重的不同,可分为距离最短路径问题、时间最短路径问题、油耗最小路径问题、费用最小路径问题、安全舒适性最优路径问题等[9]。一般而言,时间最短路径是大多数出行者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面向最短时间的最佳路径分析也就成为GIS着重研究的问题之一。目前最常用的基于交通网络模型的路径分析应用模型一般是将实际的路段抽象为网络中的一条边,以边的权重值来表示两点间的连通费用,可以为行车时间、速度、路段长度等,从而求出交通网络上某点到其它任一点的连通费用总和最小的路径作为最佳路径[4,9]。从某种意义上讲,求解最佳路径实际上就是求解有条件的、带权重的最短路径。
在众多的最短路径算法中,Dijkstra算法因其能适应网络拓扑的变化,加之性能稳定,因此在GIS最短路径分析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10]。Dijkstra算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始发点X0为根节点,遍历所有距X0距离最短或时间最短的邻近节点,逐步遍历,逐步邻近,直至所有节点全部遍历一遍,直至目标点,这样每一个节点Xi距离X0均为距离最小或时间最少路径[11]。也就是寻找这样一个路径,使两点之间的距离最短或时间最少,即Dist=min{Dist(i,j)}。
描述该算法的实现过程为[10,11]:用带权的邻接矩阵Cost来表示带权的具有N个结点的有向图,Cost[i,j]表示弧
4 ArcGIS工具分析实例
以成都市市区街道略图为例,进行城市交通网络最佳路径分析研究。我们将成都市街道分为4个等级,首先为一环、二环和三环,在此路段上行车速度最快;其次为主干道,行车速度一般;第三为次干道,行车速度比主干道次之;最后为小道,行车速度最慢。根据这4种交通街道的等级,绘制成都市交通略图的专题图,并进行拓扑分析,为交通网络最佳路径分析做准备;然后,赋予不同的路段以不同的速度属性,并计算出在每一路段上行车的平均时间。数据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利用ArcGIS网络分析工具建立几何网络并进行最佳路径分析。如图3为A、B两点间不同类型的最佳路径分析结果。其中图3A表示距离最短的路径分析;图3B为用时最短路径分析;图3C为在某些路段上设置障碍从而得到带障碍的用时最短路径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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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杏元,马劲松,汤勤,等.地理信息系统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ESRI.ArcGIS Desktop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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